李唐傳世將三百年，而楊隋享國為日至短，兩朝之典章製度傳授因襲幾無不同，故可視為一體，並舉合論，此不待煩言而解者。獨其典章製度之資料今日得以依據以討論者，僅傳世之舊籍。而其文頗多重複，近歲雖有新出遺文，足資補證，然其關係，重要者實亦至少。故欲為詳確創獲之研究甚非易事。夫隋唐兩朝為吾國中古極盛之世，其文物製度流傳廣播，北逾大漢，南暨交趾，東至日本，西極中亞，而迄鮮通論其淵源流變之專書，則吾國史學之缺憾也。茲綜合舊籍所載及新出遺文之有關隋唐兩朝製度者，分析其因子，推論其源流，成此一書，聊供初學之參考，匪敢言能補正前賢之闕失也。
隋唐之製度雖極廣博紛複，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齊，二曰梁、陳，三曰（西）魏、周。所謂（北）魏、（北）齊之源者，凡江左承襲漢、魏、西晉之禮樂政刑典章文物，自東晉至南齊其間所發展變遷，而為北魏孝文帝及其子孫模仿采用，傳至北齊成一大結集者是也。其在舊史往往以“漢魏”製度目之，實則其流變所及，不止限於漢魏，而東晉南朝前半期俱包括在內。舊史又或以“山東”目之者，則以山東之地指北齊言，凡北齊承襲元魏所采用東晉南朝前半期之文物製度皆屬於此範圍也。又西晉永嘉之亂，中原魏晉以降之文化轉移保存於涼州一隅，至北魏取涼州，而河西文化遂輸入於魏。其後北魏孝文、宣武兩代所製定之典章製度遂深受其影響，故此（北）魏、（北）齊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斯則前人所未深措意，而今日不可不詳論者也。所謂梁陳之源者，凡梁代繼承創作陳氏因襲無改之製度，迄楊隋統一中國吸收采用，而傳之於李唐者，易言之，即南朝後半期內其文物製度之變遷發展乃王肅等輸入之所不及，故魏孝文及其子孫未能采用，而北齊之一大結集中遂無此因素者也。舊史所稱之“梁製”實可兼該陳製，蓋陳之繼梁，其典章製度多因仍不改，其事舊史言之詳矣。所謂（西）魏、周之源者，凡西魏、北周之創作有異於山東及江左之舊製，或陰為六鎮鮮卑之野俗，或遠承魏、（西）晉之遺風，若就地域言之，乃關隴區內保存之舊時漢族文化，以適應鮮卑六鎮勢力之環境，而產生之混合品。所有舊史中關隴之新創設及依托《周官》諸製度皆屬此類，其影響及於隋唐製度者，實較微末。故在三源之中，此（西）魏、周之源遠不如其他二源之重要。然後世史家以隋唐繼承（西）魏、周之遺業，遂不能辨析名實真偽，往往於李唐之法製誤認為（西）魏、周之遺物，如府兵製即其一例也。
此書本為供初學讀史者參考而作，其體裁若與舊史附麗，則於事尤便，故分別事類，序次先後，約略參酌隋唐史誌及《通典》《唐會要》諸書，而稍為增省分合，庶幾不致盡易舊籍之規模，亦可表見新知之創獲，博識通人幸勿以童牛角馬見責也。
又此書微仿天竺佛教釋經論之例，首章備致詳悉，後章則多所闕略（見僧祐書《三藏記集》一〇《僧叡大智度論》序及《大智度論記》。寅恪案：鳩摩羅什譯經雖有刪煩，然於《大智度論》實未十分略九，蓋天竺著述體例固如是也，後人於此殊多誤解，以其事非本書範圍，故不詳論）。故於前《禮儀章》已論證者，如三源中諸人之家世地域等，則於後諸章不複詳及，實則後章所討論仍與之有關也。謹附識於《敘論》之末，以見此書之體製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