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唐一代為吾國與外族接觸繁多，而甚有光榮之時期。近數十年來考古及異國文籍之發見移譯能補正唐代有關諸外族之史事者頗多，固非此篇之所能詳，亦非此篇之所欲論也。茲所欲論者隻二端：一曰外族盛衰之連環性，二曰外患與內政之關係，茲分別言之於下：
所謂外族盛衰之連環性者，即某甲外族不獨與唐室統治之中國接觸，同時亦與其他之外族有關，其他外族之崛起或強大可致某甲外族之滅亡或衰弱，其間相互之因果雖不易詳確分析，而唐室統治之中國遂受其興亡強弱之影響，及利用其機緣，或坐承其弊害，故觀察唐代中國與某甲外族之關係，其範圍不可限於某甲外族，必通覽諸外族相互之關係，然後三百年間中國與四夷更迭盛衰之故始得明了，時當唐室對外之措施亦可略知其意。蓋中國與其所接觸諸外族之盛衰興廢，常為多數外族間之連環性，而非中國與某甲外族間之單獨性也。《新唐書》二一五上《四夷傳總序》略雲：
唐興，蠻夷更盛衰，嚐與中國抗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鶻、雲南是也。凡突厥、吐蕃、回鶻以盛衰先後為次；東夷、西域又次之，跡用兵之輕重也；終之以南蠻，記唐所繇亡雲。
宋子京作《唐書·四夷傳》，其敘述次第一以盛衰先後，二跡用兵之輕重，三記唐所由亡。茲篇論述則依其所以更互盛衰之跡，列為次序，欲借以闡發其間之連環性。至唐亡由於南詔，乃屬於外患與內政關係之範圍，俟於篇末論之，茲先不涉及也。
又，唐代武功可稱為吾民族空前盛業，然詳究其所以與某甲外族競爭，卒致勝利之原因，實不僅由於吾民族自具之精神及物力，亦某甲外族本身之腐朽衰弱有以招致中國武力攻取之道，而為之先導者也。國人治史者於發揚讚美先民之功業時，往往忽略此點，是既有違學術探求真實之旨，且非史家陳述覆轍，以供鑒誡之意，故本篇於某外族因其本身先已衰弱，遂成中國勝利之本末，必特為標出之，以期近真實而供鑒誡，兼見其有以異乎誇誣之宣傳文字也。
《通典》一九七《邊防典》“突厥”條上（參《新唐書》二一五上《突厥傳》、《唐會要》九四“北突厥”條）雲：
及隋末亂離，中國人歸之者甚眾，又更強盛，勢陵中夏。迎蕭皇後，置於定襄。薛舉、竇建德、王世充、劉武周、梁師都、李軌、高開道之徒雖僭尊號，俱北麵稱臣。東自契丹，西盡吐穀渾、高昌諸國皆臣之，控弦百萬，戎狄之盛近代未有也。大唐起義太原，劉文靜聘其國，引以為援。
《舊唐書》六七《李靖傳》（參考《新唐書》二一五上《突厥傳》、《貞觀政要》二《任賢篇》、《大唐新語》七《容恕篇》）雲：
太宗初聞靖破頡利，大悅，謂侍臣曰：“朕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國家草創，太上皇（高祖）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未嚐不痛心疾首，誌滅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暫動偏師，無往不捷，單於款塞，恥其雪乎？”
寅恪案：隋末中國北部群雄並起，悉奉突厥為大君，李淵一人豈能例外？溫大雅《大唐創業起居注》所載唐初事最為實錄，而其紀劉文靜往突厥求援之本末，尚於高祖稱臣一節隱諱不書。逮頡利敗亡已後，太宗失喜之餘，史臣傳錄當時語言，始泄露此役之真相。然則隋末唐初之際，亞洲大部民族之主人是突厥，而非華夏也。但唐太宗僅於十年之後，能以屈辱破殘之中國一舉而覆滅突厥者，固由唐室君臣之發奮自強，遂得臻此，實亦突厥本身之腐敗及回紇之興起二端有以致之也。茲略引史文，以證明之於下。
《通典》一九七《邊防典》突厥上條（參考《舊唐書》一九四上、《新唐書》二一五上《突厥傳》，《唐會要》九四北突厥條等）雲：
貞觀元年，陰山以北薛廷陀、回紇、拔也古等十餘部皆相率叛之，擊走其欲穀設。頡利遣突利討之，師又敗績，奔還，頡利怒，拘之十餘日，突利由是怨憾，內欲背之。二年突利遣使奏言與頡利有隙，奏請擊之。詔秦武通以並州兵馬隨便接應。三年薛延陀自稱可汗於漠北，遣使來貢方物。頡利每委任諸胡，疏遠族類，胡人貪冒，性多翻覆，以故法令滋章，兵革歲動，國人患之，諸部攜二。頻年大雪，六畜多死，國中大餒。頡利用度不給，複重斂諸部，由是下不堪命，內外叛之。
《舊唐書》一九五《回紇傳》（《新唐書》二一七上《回鶻傳》同，又參《舊唐書》一九九下《鐵勒傳》、《新唐書》一一七下《薛延陀傳》、《唐會要》九六《薛延陀傳》、《通典》一九九《邊防典》“薛延陀”條等）雲：
初，有特健俟斤死，有子曰菩薩，部落以為賢而立之。初菩薩與薛延陀侵突厥北邊，突厥頡利可汗遣子欲穀設率萬騎討之。菩薩領騎五千與戰，破之於馬鬣山，因逐北至於天山，又進擊大破之，俘其部眾，回紇由是大振，因率其眾附於薛延陀，號菩薩為活頡利發，仍遣使朝貢。菩薩勁勇有膽氣，善籌策，每對敵臨陣，必身先士卒，以少製眾，常以射獵為務，其母烏羅渾主知爭訟之事，平反嚴明，部內齊肅，回紇之盛由菩薩之興焉。貞觀擒降突厥頡利等可汗之後，北虜唯菩薩、薛廷陀為盛。太宗冊北突厥莫賀咄為可汗，遣統回紇仆骨同羅思緒阿跌等部，回紇酋帥吐迷度與諸部大破薛延陀多彌可汗，遂並其部曲，奄有其地。
寅恪案：北突厥或東突厥之敗亡除與唐為敵外，其主因一為境內之天災及亂政，二為其他鄰接部族回紇薛延陀之興起兩端，故授中國以可乘之隙。否則雖以唐太宗之英武，亦未必能致如是之奇跡。斯外族盛衰連環性之一例證也。
《舊唐書》一九五《回紇傳》（《新唐書》二一七下《回鶻傳》同）雲：
《唐會要》九八“回紇”條雲：
連年饑疫，羊馬死者被地，又大雪為災。
《新唐書》二一七下《黠戛斯傳》略雲：
回鶻授其君長阿熱為毗伽頓頡斤。回鶻稍衰，阿熱即自稱可汗。回鶻遣宰相伐之，不勝，拏鬥二十年不解。阿熱恃勝四詈，回鶻不能討，其將句錄莫賀導阿熱破殺回鶻可汗，諸特勒（寅恪案：“勒”亦當作“勤”）皆潰。
寅恪案：回紇自唐肅宗以後最為雄大，中國受其害甚巨，至文宗之世天災黨亂擾其內，黠戛斯崛起侵其外，於是崩潰不振矣。然考之史籍，當日中國亦非盛強之時，而能成此攘夷之偉業者，雖以李文饒之才智，恐不易致此，其主因所在，無乃由堅昆之興起，遂致回紇之滅亡歟？斯又外族盛衰連環性之一例證也。
《新唐書》二一六下《吐蕃傳》論雲：
唐興，四夷有弗率者，皆利兵移之，蹶其牙，犁其庭而後已。唯吐蕃、回鶻號強雄，為中國患最久。讚普遂盡盜河湟，薄王畿為東境，犯京師，掠近輔，馘華人，謀夫虓帥環視共計，卒不得要領。晚節二姓自亡，而唐亦衰焉。
寅恪案：吐蕃之盛起於貞觀之世，至大中時，其部族瓦解衰弱，中國於是收複河湟，西北逐陲稍得安謐。計其終始，約二百年，唐代中國所受外族之患未有若斯之久且劇者也。迨吐蕃衰敗之後，其役屬之黨項別部複興起焉。此黨項部後裔西夏又為中國邊患，與北宋相終始。然則吐蕃一族之興廢關係吾國中古史者如是，其事跡茲篇固不能詳言，而其盛衰之樞機即與其他外族之連環性，及唐代中央政府肆應之對策即結合鄰接吐蕃諸外族，以行包圍之秘計，舊史雖亦載其概略，惜未有闡發解釋者，故不得不於此一論述之也。
李唐承襲宇文泰“關中本位政策”，全國重心本在西北一隅，而吐蕃盛強延及二百年之久。故當唐代中國極盛之時，已不能不於東北方麵采維持現狀之消極政略（見下論高麗事節），而竭全國之武力財力積極進取，以開拓西方邊境，統治中央亞細亞，借保關隴之安全為國策也。又唐資太宗、高宗兩朝全盛之勢，曆經艱困，始克高麗，既克之後，複不能守，雖天時地勢之艱阻有以致之（亦見下文論高麗事節），而吐蕃之盛強使唐無餘力顧及東北，要為最大原因。此東北消極政策不獨有關李唐一代之大局，即五代、趙宋數朝之國勢亦因以構成。由是言之，吐蕃一族與唐之競爭影響甚巨，更不能不為一論述之也。
《新唐書》八《宣宗紀》（參考《舊唐書》一八下《宣宗紀》、一九六下《吐蕃傳》、一九八《西戎傳·黨項傳》，《新唐書》二一六下《吐蕃傳》、二二一上《西域傳·黨項傳》，及《唐會要》九七“吐蕃”條、九八“黨項羌”條等）雲：
〔大中〕三年二月吐蕃以秦、原、安樂三州，石門、驛藏、木峽、製勝、六盤、石峽、蕭七關歸於有司。十月吐蕃以維州歸於有司。十二月吐蕃以扶州歸於有司。
〔大中〕四年十一月黨項寇邠寧。十二月鳳翔節度使李安業、河東節使李拭為招討黨項使。
〔大中〕五年三月白敏中為司空，招討南山平夏黨項行營兵馬都統。四月赦平夏黨項羌。八月乙巳赦南山黨項羌。十月沙州人張義潮以瓜、沙、伊、肅、鄯、甘、河、西、蘭、岷、廓十一州歸於有司。
同書二一六下《吐蕃傳》（參考《通鑒》二四七“會昌二年”、二四八“會昌三年”、二四九“大中三年”諸條）略雲：
寅恪案：吐蕃之破敗由於天災及內亂，觀此可知也。吐蕃中央政權統治之力既弱，故其境內諸部族逐漸離邏逤之管製而獨立，黨項之興起，張義潮之來歸，皆其例也。宣宗初雖欲以兵力平定黨項，而終不得不遣白敏中施招撫之策，含混了之。則河湟之恢複實因吐蕃內部之衰亂，非中國自身武力所能致，抑又可見矣。
《新唐書》二一六上《吐蕃傳》略雲：
是歲（長壽元年）又詔王孝傑〔等〕擊吐蕃，大破其眾，更置安西都護府於龜茲，以兵鎮守，議者請廢四鎮勿有也。崔融獻議曰：“太宗文皇帝踐漢舊跡，並南山，抵蔥嶺，剖裂府鎮，煙火相望，吐蕃不敢內侮。高宗時有司無狀，棄四鎮不能有，而吐蕃遂張，入焉耆之西，長鼓右驅，逾高昌，曆車師，鈔常樂，絕莫賀延磧，以臨敦煌。今孝傑一舉而取四鎮，還先帝舊封，若又棄之，是自毀成功而破完策也。夫四鎮無守，胡兵必臨西域，西域震則威憺南羌，南羌連衡，河西必危。且莫賀延磧袤二千裏，無水草，若北接虜，唐兵不可度而北，則伊西北庭安西諸蕃悉亡。”議者乃格。〔開元〕十年攻小勃律國，其王沒謹忙詒書北庭節度使張孝嵩曰：“勃律唐西門，失之，則西方諸國皆墮吐蕃。”始勃律王來朝，父事帝（玄宗），還國，置綏速軍以捍吐蕃，故歲常戰。吐蕃每曰：“我非利若國，我假道攻四鎮爾。”
同書一三五《高仙芝傳》（參《舊唐書》一〇四《高仙芝傳》、《新唐書》二二一下《西域傳·小勃律傳》）略雲：
同書二二二上《南蠻傳·南詔傳》略雲：
時虜兵三萬攻鹽州，帝（德宗）以虜多詐，疑繼以大軍，詔皋深鈔賊鄙，分虜勢。皋表：賊精鎧多置南屯，今向鹽夏，非全軍，欲掠河曲黨項畜產耳。俄聞虜破麟州，皋督諸將分道出，或自西山，或由平夷，或下隴陀和石門，或徑神川、納川，與南詔會。是時回鶻、太原、邠寧、涇原軍獵其北，劍南、東川、山南兵震其東，鳳翔軍當其西，蜀南詔深入，克城七，焚堡百五十，所斬首萬級，獲鎧械十五萬，圍昆明、維州，不能克，乃班師。振武、靈武兵破虜二萬，涇原、鳳翔軍敗虜原州，惟南詔攻其腹心，俘獲最多。
《唐會要》一〇〇“大食”條（參《舊唐書》一九八《西戎傳·大食傳》、《新唐書》二二一下《西域傳·大食傳》）略雲：
又案：賈耽《四夷述》雲：貞元二年（寅恪案：舊傳作“貞元中”，新傳作“貞元時”，此“二年”兩字當有衍誤。）與吐蕃為勁敵，蕃兵大半西禦大食，故鮮為邊患，其力不足也。
寅恪案：唐關中乃王畿，故安西四鎮為防護國家重心之要地，而小勃律所以成唐之西門也。玄宗之世，華夏、吐蕃、大食三大民族皆稱盛強，中國欲保其腹心之關隴，不能不固守四鎮。欲固守四鎮，又不能不扼據小勃律，以製吐蕃，而斷絕其與大食通援之道。當時國際之大勢如此，則唐代之所以開拓西北，遠征蔥嶺，實亦有其不得已之故，未可專咎時主之黷武開邊也。夫中國與吐蕃既處於外族交互之複雜環境，而非中國與吐蕃一族單純之關係，故唐室君臣對於吐蕃施行之策略亦即利用此諸族相互之關係。易言之，即結合鄰接吐蕃諸外族，以為環攻包圍之計。據上引新書《南詔傳》，可知貞元十七年之大破吐蕃，乃略收包圍環攻之效者。而吐蕃與中亞及大食之關係，又韋南康以南詔製吐蕃之得策，均可於此傳窺見一二也。茲複別引史籍，以為證明於下：
《舊唐書》一四〇《韋皋傳》（《新唐書》一五八《韋皋傳》同）雲：
皋以雲南蠻眾數十萬，與吐蕃和好。蕃人入寇，必以蠻為前鋒。〔貞元〕四年，皋遣判官崔佐時入南詔蠻，說令向化，以離吐蕃之助。
《新唐書》二二二上《南蠻傳·南詔傳》略雲：
〔貞元〕五年，〔異牟尋〕遺〔韋〕皋書曰：願竭誠日新，歸款天子，請加戍劍南、涇原等州。安西鎮守揚兵四臨，委回鶻諸國所在侵掠，使吐蕃勢分力散，不能為強，此西南隅不煩天兵可以立功雲。
《舊唐書》一二九《韓滉傳》（《新唐書》一二六《韓休傳》附滉傳同）雲：
時，兩河罷兵，中土寧乂。滉上言：“吐蕃盜有河湟，為日已久。大曆已前，中國多難，所以肆其侵軼。臣聞近歲已來，兵眾浸弱，西迫大食之強，北病回紇之眾，東有南詔之防，計其分鎮之外，戰兵在河隴五六萬而已。國家第令三數良將長驅十萬眾，於涼、鄯、洮、渭並修堅城，各置二萬人，足當守禦之要，臣請以當道（寅恪案：《舊唐書》一二《德宗紀上》貞元元年七月丙午，兩浙節度使韓滉檢校尚書左仆射江淮轉運使）所貯蓄財賦為饋運之資，以充三年之費；然後營田積粟，且耕且戰，收複河隴二十餘州，可翹足而待也。“上（德宗）甚納其言。滉之入朝也（寅恪案：《舊唐書》一二《德宗紀上》貞元二年十一月兩浙節度使韓滉來朝），路由汴州，厚結劉玄佐，將薦其可任邊事。玄佐納其賂，因許之。及來覲，上訪問焉，初頗稟命，及滉以疾歸第，玄佐意怠，遂辭邊任，盛陳犬戎未衰，不可輕進。滉貞元三年二月以疾薨，遂寢其事。
同書同卷《張延賞傳》（《新唐書》一二七《張嘉貞傳》附延賞傳同）雲：
〔延賞〕請減官員，收其俸祿，資幕職戰士，俾劉玄佐收複河湟，軍用不乏矣。上（德宗）然之。初韓滉入朝，至汴州，厚結劉玄佐，將薦其可委邊任，玄佐亦欲自效，初稟命，及滉卒，玄佐以疾辭，上遣中官勞問，臥以受命。延賞知不可用，奏用李抱真，抱真亦辭不行。
時抱真判官陳曇奏事京師，延賞俾曇勸抱真，竟拒絕之。蓋以延賞挾怨罷李晟兵柄，由是武臣不附。
《通鑒》二三二“貞元三年七月”條略雲：
〔李〕泌曰：“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上（德宗）曰：“計將安出？”對曰：“臣未敢言之。”上固問，不對。泌意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共圖吐蕃，令吐蕃所備者多。知上素恨回紇，故不肯言。
同書二三三“貞元三年九月”條略雲：
〔李泌〕對曰：“願陛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如此，則吐蕃自困。”上（德宗）曰：“三國當如卿言，至於回紇，則不可。”泌曰：“臣固知此，所以不敢早言。為今之計，當以回紇為先，三國差緩耳。”上曰：“所以招雲南、大食、天竺奈何？”對曰：“回紇和，則吐蕃已不敢輕犯塞矣。次招雲南，則是斷吐蕃之右臂也。大食在西域為最強，自蔥嶺盡西海，地幾半天下，與天竺皆慕中國，代與吐蕃為仇，臣故知其可招也。”
寅恪案：德宗、韋皋、韓滉、李泌等皆欲施用或略已實行包圍環攻吐蕃之政策，若非當日唐室君主及將相大臣深知諸外族相互之關係，不能致此，而李長源之論尤為明暢。《通鑒》所載當采自《鄴侯家傳》。李繁著書雖多誇大溢美之語（如劉玄佐之入朝，實出韓滉之勸促，而《鄴侯家傳》則歸功於李泌，司馬君實謂之掠美，即是其例也。見《通鑒考異》貞元二年十一月條），然校以同時關係諸史料，知其所述包環吐蕃之策要為有所依據，不盡屬浮詞也。
前言唐太宗、高宗二朝全盛之世，竭中國之力以取高麗，僅得之後，旋即退出，實由吐蕃熾盛，唐室為西北之強敵所牽製，不得已乃在東北方取消極退守之策略。然則吐蕃雖與高麗不接土壤，而二者間之連環關係，實影響於中夏數百年國運之隆替。今述吐蕃事竟，即續論高麗者，亦為此連環之關係，不獨敘述次第之便利也。
隋煬帝承文帝統一富盛之後，唐太宗借內安外攘之威，傾中夏全國之力，以攻高麗之小邦，終於退敗。煬帝竟坐是覆其宗社，而太宗亦遺恨無窮。自來史家於此既鮮卓識之議論，而唐高宗之所以暫得旋失之故複無一貫可通之解釋。鄙意高麗問題除前所謂外族盛衰之連環性外，尚別具天時、地理、人事三因素，與其他外族更有不同。其關於唐以前及以後之史事者，以非本篇範圍，不能涉及。因僅就唐代用兵高麗之本末，推論此三因素之關係，以明中國在唐以前經營東北成敗利鈍所以然之故，治史之君子儻亦有取於是歟？
唐承宇文氏“關中本位政策”，其武力重心即府兵偏置於西北一隅，去東北方之高麗甚遠。中國東北方冀遼之間其雨季在舊曆六七月間，而舊曆八九月至二三月又為寒凍之時期。故以關中遼遠距離之武力而欲製服高麗攻取遼東之地，必在凍期已過雨季未臨之短時間獲得全勝而後可。否則，雨潦泥濘冰雪寒凍皆於軍隊士馬之進攻餱糧之輸運已甚感困難，苟遇一堅持久守之勁敵，必致無功或覆敗之禍。唐以前中國對遼東、高麗進攻之策略為速戰速決者，其主因實在此。若由海道以取高麗，則其鄰國百濟、新羅為形勢所關之地，於不擅長海戰之華夏民族尤非先得百濟，以為根據，難以經略高麗。而百濟又與新羅關係密切，故百濟、新羅之盛衰直接影響於中國與高麗之爭競。唐代之中國連結新羅，製服百濟，借以攻克高麗，而國力分於西北吐蕃之勁敵，終亦不能自有，轉以為新羅強大之資，此實當日所不及料，因成為後來數百年世局轉折之樞紐者也。關於高麗問題，茲引史籍以供釋證，而此事於時日先後之記載最為重要，故節錄《通鑒》所紀唐太宗伐高麗之役於下，借作一例。其以幹支記日者悉注明數字及月建大小盡，庶幾讀者於時間之長短獲一明確印象。並略增刪胡注之文，附載陸路行軍出入遼東所經重要城邑距長安洛陽之遠近，讀者若取時日與道裏綜合推計，則不僅此役行軍運糧之困難得知實狀，而於國史上唐前之東北問題亦可具一正確之概念也。
《通鑒》一九七紀“唐太宗伐高麗事”略雲：
〔貞觀〕二十年二月（大盡）乙未（初二日）上發並州。三月（小盡）己巳（初七日）車駕還京師（寅恪案：即今西安市）。上謂李靖曰：“吾以天下之眾困於小夷，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上顧問江夏王道宗，具陳在駐蹕時乘虛取平壤之言。上悵然曰：“當時匆匆，吾不憶也！”
《新唐書》二二〇《東夷傳·高麗傳》（參《舊唐書》一九九上《東夷傳·高麗傳》、《唐會要》九五“高句麗”條）略雲：
《舊唐書》一九九上《東夷傳·新羅傳》（參《新唐書》二二〇上《東夷傳·新羅傳》、《唐會要》九五“新羅”條）略雲：
太宗將親伐高麗，詔新羅纂集士馬，應接大軍。新羅遣五萬人入高麗南界，攻水口城，降之。〔貞觀〕二十一年〔新羅王金〕善德卒，立其妹真德為王。永徽元年真德大破百濟之眾。三年真德卒，以春秋嗣立為新羅王。六年百濟與高麗、靺鞨率兵侵其北界，攻陷三十餘城，春秋遣使上表求救。顯慶五年命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為熊津道大總管，統水陸十萬，仍令春秋為嵎夷道行軍總管與定方討平百濟，俘其王扶餘義慈獻於闕下。龍朔元年法敏襲王。鹹亨五年納高麗叛眾，略百濟地，守之。帝（高宗）怒，以其弟仁問為新羅王，自京師歸國，詔劉仁軌〔等〕發兵窮討，破其眾於七重城。詔李謹行為安東鎮撫大使，屯買肖城，三戰，虜皆北，法敏遣使入朝謝罪，仁問乃還（自“龍朔元年”至“仁問乃還”一節為《新傳》之文）。自是新羅漸有高麗、百濟之地，其界益大，西至於海（寅恪案：《唐會要》雲：“既盡有百濟之地及高句麗南境，東西約九百裏，南北約一千八百裏”，語較明悉）。
《唐會要》九五“百濟”條（參考《舊唐書》一九九上、《新唐書》二二〇《百濟傳》）略雲：
百濟者，乃扶餘之別種，當馬韓之故地，大海之北，小海之南，東北至新羅，西至越州，南渡海至倭國，與新羅為仇讎。貞觀十六年與高麗通和，以絕新羅入朝之道。太宗親征高麗，百濟懷二，數年之間朝貢遂絕。顯慶五年八月十三日左衛大將軍蘇定方討平之，虜其王義慈及太子崇將校五十八人送於京師。其國分為五部，統郡三十七，城二百，戶七十六萬。至是以其地置熊津、馬韓、東明、金漣、德安等五都督府，各統州縣，立其酋長為都督刺史縣令，命左衛郎將王文度為都統，總兵以鎮之。〔舊將〕福信與浮屠道琛反，迎故王子扶餘豐於倭，立為王。龍朔元年〔劉〕仁軌發新羅兵往救，二年〔劉〕仁願遣劉仁軌破〔其眾〕，豐走，不知所在，諸城皆複。帝（高宗）以扶餘隆為熊津都督，俾歸國，平新羅故憾，招還遺人。麟德二年與新羅王會熊津，刑白馬以盟，仁願等還，隆畏眾攜散，亦歸京師。（自“福信與浮屠道琛反”至“亦歸京師”一節為《新傳》之文。）
《新唐書》二一六上《吐蕃傳》（參《舊唐書》一九六上《吐蕃傳》及《舊唐書》八三、《新唐書》一一一《薛仁貴傳》）略雲：
自是歲入邊，破有諸羌羈縻十二州。總章中，議徙吐穀渾於涼州，傍南山。帝（高宗）刈吐蕃之入，召宰相等議，先擊吐蕃，議不決，亦不克徙。鹹亨元年入殘羈縻十八州，率於闐取龜茲撥換城，於是安西四鎮並廢。詔薛仁貴為邏娑道行軍大總管，阿史那道真、郭待封副之，出討吐蕃，並護吐穀渾還國，師凡十餘萬，至大非川，為欽陵所拒，王師敗績，遂滅吐穀渾，而有其地。
寅恪案：高麗時代高宗獲勝之重要原因在乘高麗之內亂及據新羅、百濟之形勢。然既得其國，而終不能有，則以吐蕃熾盛，西北危急，更無餘力經營東北。觀其徙新克高麗勝將薛仁貴以討吐蕃，而致大敗之事可知也。自此以後，高麗廢而新羅、渤海興，唐室對於東北遂消極采退守維持現狀之政策。唯大同江以南之地實際雖不能有，而名義尚欲保留，及至玄宗開元全盛之時，即此虛名亦予放棄，斯誠可謂唐代對外之一大事。茲特移錄關係史料全文於下，治吾國中古史者讀之，不能不為之驚心怵目，感歎不已也。
《冊府元龜》九七一《外臣部朝貢門》雲：
南詔與其他外族盛衰之連環性，觀前引關於吐蕃諸條，其概略已可推知。吐蕃之國勢自貞元時開始衰弱，文宗以後愈見不振，中國自韋皋帥蜀，定與南詔合攻吐蕃之策，南詔屢得勝利，而中國未能增強，大和三年南詔遂陷邛、戎、嶲三州，入掠成都（見《舊唐書》一九七、《新唐書》二二二中《南蠻傳·南詔傳》，及《舊唐書》一九三《杜元穎傳》、《新唐書》九六《杜如晦傳》附元穎傳），西川大困。《通鑒》二四九“大中十二年六月”條略雲：
初，安南都護李琢為政貪暴，群蠻怨怒，導南詔侵盜邊境，自是安南始有蠻患。
同書同卷“大中十三年末”條略雲：
初，韋皋在西川開青溪道以通群蠻，使由蜀入貢。又選群蠻子弟，聚之成都教以書數，欲慰悅羈縻之。如是五十年，群蠻子弟學於成都者，殆以千數，軍府頗厭於廩給。又蠻使入貢，利於賜與，所從傔策人浸多，杜悰為西川節度使，奏請節減其數，詔從之。南詔豐祐怒，自是入貢不時，頗擾邊境。會宣宗崩，中使告哀，豐祐亦卒，子酋龍立，禮遇〔使者〕甚薄。上（懿宗）以酋龍不遣使來告喪，又名近玄宗諱，遂不行冊禮。酋龍乃自稱皇帝，遣兵陷播州。
胡《注》雲：
為南詔攻蜀攻交趾張本。
然則，宣宗末世南詔始大為邊患。其強盛之原因則緣吐蕃及中國既衰，其鄰接諸國俱無力足與為敵之故，此所謂外族盛衰連環性也。至中國內政所受之影響直關唐室之覆亡，不僅邊境之患而已，當別於後述之，茲暫不涉及。又凡唐代中國與外族之關係今已論其重要者，其餘雖從略，然可以前所言之義例推之也。
中國無論何代，即當堅持閉關政策之時，而實際終難免不與其他民族接觸，李唐一代其與外族和平及戰爭互相接觸之頻繁，尤甚於以前諸朝，故其所受外族影響之深且巨，自不待言。但關於宗教文化者，固非今所論之範圍，即直接有關內部政治者，亦隻能舉一二大事，以為例證，未遑詳盡論述之也。
《鄴侯家傳》論府兵廢止之原因，其一為長期兵役，取劉仁軌任洮河鎮守使為例證（見《玉海》一三八《兵製》三所引，《通鑒》二三二“貞元二年八月”條亦采自《鄴侯家傳》也）。蓋唐代府兵之製其特異於西魏、北周之時期者，實在設置軍府地域內兵農之合一。吐蕃強盛之長久，為與唐代接觸諸外族之所不及，其疆土又延包中國西北之邊境，故不能不有長期久戍之“長征健兒”，而非從事農業之更番衛士所得勝任。然則《鄴侯家傳》所述誠可謂一語破的，此吐蕃之強盛所給予唐代中國內政上最大之影響也。（關於府兵製前期問題，詳見拙著《隋唐製度淵源略論稿》兵製章，茲可不論，唯唐代府兵為兵農合一製一點，恐讀者尚持葉水心兵農分離說而不之信，請略舉一二例證，以祛其疑焉。
一為《通典》六《食貨典·賦稅下》載唐高宗龍朔三年七月製“衛士八等已下每年放還，令出軍，仍免庸調”，此製之前載〔高祖武德〕九年三月詔“天下戶立三等，未盡升降，宜為九等”之文。故可據以推定龍朔三年七月製中“八等”之“等”乃指戶籍等第而言，然則此製與其初期僅籍六等以上豪戶者不同，即此製已推廣普及於設置軍府地域內全部人民之確證也。二為戈本《貞觀政要》二《直諫類》“貞觀三年詔關中租稅免二年”條（參《唐會要》八五《團貌雜錄》條及《魏鄭公諫錄》）略雲：
右仆射封德彝等並欲中男十八已上簡點入軍，敕三四出。
〔魏〕征奏以為不可。太宗怒，乃出敕：“中男已上雖未十八，身形壯大，亦取！”征又不從。太宗曰：“中男若實小，自不點入軍，若實大，亦可簡取。”征曰：“若次男已上盡點入軍，租賦雜徭將何取給？且比年國家衛士不堪攻戰豈為其少？若精簡壯健，人百其勇，何必在多？”
《通鑒》一九二“武德九年十二月”亦載此事，胡《注》雲：
唐製民年十六為中男，十八始成丁，二十一為丁，充力役。
據魏征“租賦雜徭將何取給”之語推之，則當日人民未充衛士時亦須擔負租賦雜徭之義務，是一人之身兼充兵務農之二業也，豈非唐代府兵製兵農合一之明證乎？（斯事今不能詳論，僅略述大意，附注於此。）
回紇與中國摩尼教之關係，論者頗眾，又不屬本書範圍，自可不言。其族類與中國接觸，而影響及戰時之財政經濟者，亦非所欲論，茲僅略述回紇與中國在和平時期財政經濟之關係於下：
《新唐書》五〇《兵誌》雲：
乾元後回紇恃功，歲入馬取繒，馬皆病弱不可用。
同書五一《食貨誌》雲：
回紇有助收西京功，代宗厚遇之，與中國婚姻，歲送馬十萬匹，酬以縑帛百餘萬匹，而中國財力屈竭，歲負馬價。
《舊唐書》一二七《源休傳》略雲：
〔回紇〕可汗使謂休曰：“所欠吾馬直絹一百八十萬匹，當速歸之！”
同書一九五《回紇傳》（參《新唐書》二一七上《回鶻傳》）略雲：
回紇恃功，自乾元之後屢遣使以馬和市繒帛，仍歲來市，以馬一匹易絹四十匹（《新傳》“絹”作“縑”）。動至數萬馬，其使候遣，繼留於鴻臚寺者非一。蕃得帛無厭，我得馬無用，朝廷甚苦之。是時特詔厚賜遣之，示以廣恩，且俾知愧也。是月（大曆八年十一月）回紇使使赤心領馬一萬匹來求市，代宗以馬價出於租賦，不欲重困於民，命有司量入計，許市六千匹。〔貞元〕八年七月，以回紇藥羅葛靈檢校右仆射，仍給市馬絹七萬匹。回鶻請和親，憲宗使有司計之，禮費約五百萬貫，方內有誅討，未任其親。
《新唐書》二一七上《回鶻傳》（參考《李相國論事集》）略雲：
《白氏長慶集》四《新樂府》雲：
陰山道。疾貪虜也。
陰山道，陰山道，紇邏敦肥水泉好。每歲戎人送馬時，道旁千裏無纖草。草盡泉枯馬病羸，飛龍但印骨與皮。五十匹縑易一匹，縑去馬來無了日。養無所用去非宜，每歲死傷十六七。縑絲不足女工苦，疏織短截充匹數。藕絲蛛網三丈餘，回紇訴稱無用處。鹹安公主號可敦，遠為可汗頻奏論。元和二年下新敕，內出金帛酬馬直。仍詔江淮馬價縑，從此不令疏短織。合羅將軍呼萬歲，捧受金銀與繒彩。誰知黠虜啟貪心，明年馬來多一倍。縑漸好，馬漸多。陰山虜，奈爾何！
寅恪案：唐與回紇在和平時之關係中，馬價為國家財政之一大問題，深可注意。李絳所言許昏回紇之利，憲宗豈是不知？而終不聽者，實以中國財力有所不及，故寧可吝惜昏費，而僥幸其不來侵邊境也。白香山《新樂府》之《陰山道》一詩即寫當日之實狀者，據《舊唐書》四八《食貨誌》（《通典》六《食貨典·租稅下》同）雲：
開元八年正月敕：“頃者以庸調無憑，好惡須準，故遣作樣，以頒諸州，令其好不得過精，惡不得至濫，任土作貢，防源斯在。而諸州送物，作巧生端，苟欲副於斤兩，遂則加其丈尺，至有五丈為匹者，理甚不然。闊一尺八寸，長四丈，同文共軌，其事久行，立樣之時，亦載此數，若求兩而加尺，甚暮四而朝三，宜令有司簡閱，有逾於比年常例，丈尺過多，奏聞！”
然則唐代定製，絲織品以四丈為一匹，而回紇馬價縑一匹長止三丈餘，且疏織，宜召回紇之怨訴。唐室之應付此項財政困難問題，計出於無聊，抑又可知矣。
又回紇在和平時期，與唐代中國政府財政關係既如上述之例，其與中國人民經濟關係亦有可略言者。《冊府元龜》九七九《外臣部·和親門》（參考《舊唐書》一三三《李晟傳》附惎傳）雲：
大和五年六月有龍武大將軍李惎之子某借回紇錢一萬一千二百貫不償，為回紇所訴，貶惎宣州別駕。下詔戒飭曰：“如聞頃來京城內衣冠子弟及諸軍使並商人百姓等多有舉諸蕃客本錢，歲月稍深，征索不得，致蕃客停滯，市易不合及時。自今已後，諸色人宜準敕互市外，不得輒與蕃客交關，委禦史台及京兆府切加捉搦，仍即作件聞奏，其今日已前所欠負委府縣速與懲理處分！”
又《新唐書》二一七上《回鶻傳》（參考《舊唐書》一二七《張光晟傳》及《通鑒》二二六“建中元年八月甲午”條）雲：
始回紇至中國，常參以九姓胡，往往留京師，至千人，居貲殖產甚厚。（上篇已引）
據《新唐書》二二一下《西域傳·康國傳》（上篇已引），九姓胡即中亞昭武九姓族類，所謂西域賈胡者是也。其假借回紇勢力僑居中國，居貲殖產，殆如今日猶太商人假借歐美列強勢力來華通商致富之比耶？斯亦唐代中國在和平時期人民所受外族影響之一例也。
《新唐書》一四八《康日知傳》附承訓傳（參考《舊唐書》一九上《懿宗紀》鹹通四年、五年、九年、十年諸條，及《新唐書》一一四《崔融傳》附彥曾傳等）略雲：
鹹通中南詔複盜邊，武寧兵七百戍桂州（寅恪案：《新唐書》六五《方鎮表》武寧軍節度使治徐州），六歲不得代。列校許佶、趙可立因眾怒，殺都將，詣監軍使丐糧鎧北還，不許，即擅斧庫，劫戰械，推糧料判官龐勳為長，勒眾上道。懿宗遣中人張敬思部送，詔本道觀察使崔彥曾尉安之，次潭州，監軍詭奪其兵，勳畏必誅，篡舟循江下，益裒兵，招亡命，遂入徐州，據之。帝遣中人康道隱宣慰徐州，道隱還，固求節度。帝乃拜承訓檢校尚書右仆射義成軍節度使徐泗行營都招討使，率魏博、鄜延、義武、鳳翔、沙陀吐渾兵二十萬討之。勳以〔其父〕舉直守徐州（承訓使降將張玄稔破徐州），勳聞徐已拔，自石山而西，所在焚掠。承訓悉兵八萬逐北，沙陀將朱邪赤衷急追。至宋州，勳焚南城，為刺史鄭處衝所破，將南趨亳。承訓兵循渙而東，賊走蘄縣，官兵斷橋，不及濟，承訓乃縱擊之，斬首萬級，餘皆溺死，閱三日，得勳屍。
《舊唐書》一九下《僖宗紀》（參考《舊唐書》一六一《李光顏傳》，《新唐書》一六五《鄭餘慶傳》附從讜傳、一六七《王播傳》附式傳、一七一《李光顏傳》、一八八《楊行密傳》、一八九《高仁厚傳》、二〇八《宦者傳下·田令孜傳》、二一四《藩鎮澤潞·劉悟傳》，又同書四三下《地理誌》“羈縻州回紇州雞田州”條、六四《方鎮表》“興鳳隴欄大中五年”條等）略雲：
〔乾符四年〕十二月賊（黃巢）陷江陵之郛，〔荊南節度使楊〕知溫求援於襄陽，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福悉其師援之。時沙陀軍五百騎在襄陽，軍次荊門，騎軍擊賊，敗之，賊盡焚荊南郛郭而去。
〔中和三年〕四月庚辰收複京城，天下行營兵馬都監楊複光上章告捷曰：“雁門節度使李克用殺賊無非手刃，入陣率以身先，忠武黃頭軍使龐從等三十二都隨李克用自光泰門入京師，力摧凶逆。伏自收平京國，三麵皆立大功，若破敵摧鋒，雁門實居其首。”五月王鐸罷行營都統。時中尉田令孜用事，自負帷幄之功，以鐸用兵無功，而由楊複光建策召沙陀，成破賊之效，欲權歸北司，乃黜王鐸，而悅複光也。（“中和三年五月”條中篇已引。）
寅恪案：唐中央政府戰勝龐勳、黃巢，實賴沙陀部落之助，蓋府兵製度破壞已久之後，舍胡兵外，殆不易得其他可用之武力也。至黃頭軍疑出自回紇，與沙陀同為胡族。茲以其問題複雜，史料闕少，未能於此詳論。總之，觀於唐季朝廷之忍恥曲宥沙陀，終收破滅黃巢之效，則外族與內政關係之密切可以推知也。
又《新唐書》二二二中《南蠻傳·南詔傳》（參《通鑒》二五三“廣明元年”條及胡《注》）雲：
會西川節度使陳敬瑄重申和議，時盧攜複輔政，與豆盧瑑皆厚〔主和之高〕駢，乃譎說帝（僖宗）曰：“宣宗皇帝收三州七關，平江嶺以南，至大中十四年內庫貲積如山，戶部延資充滿，故宰相〔白〕敏中領西川，庫錢至三百萬緡，諸道亦然。鹹通以來，蠻始叛命，再入安南邕管，一破黔州，四盜西川，遂圍盧耽，召兵東方，戍海門，天下**，十有五年，賦輸不內京師者過半，中藏空虛，士死瘴癘，燎骨傳灰，人不念家，亡命為盜，可為痛心！”
自鹹通以後，南詔侵邊，影響唐財政及內亂頗與明季之“遼餉”及流寇相類，此誠外患與內亂互相關係之顯著例證也。夫黃巢既破壞東南諸道財富之區（見上篇所引《舊唐書》一四《憲宗紀上》“元和二年十二月己卯史官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條），時溥複斷絕南北運輸之汴路（詳見崔致遠《桂苑筆耕集》及拙著《秦婦吟校箋》），借東南經濟力量及科舉文化以維持之李唐皇室，遂不得不傾覆矣。史家推跡龐勳之作亂，由於南詔之侵邊，而勳之根據所在適為汴路之咽喉，故宋子京曰：“唐亡於黃巢，而禍基於桂林。”（《新唐書·南詔傳》論）。嗚呼！世之讀史者儻亦有感於斯言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