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書》五三《李衝傳》（《北史》一〇〇《序傳》同）略雲：
李衝，隴西人，敦煌公寶少子也。顯祖末為中書學生，高祖初以例遷秘書中散，典禁中文事，以修整敏惠，漸見寵待，遷內秘書令南部給事中。舊無三長，惟立宗主督護，所以民多隱冒，五十三十家方為一戶，衝以三正治民，所由來遠，於是創三長之製而上之。文明太後覽而稱善，遂立三長，公私便之。遷中書令，尋轉南部尚書。衝為文明太後所幸，恩寵日盛，賞賜月至數十萬，密致珍寶異物以充其第，外人莫得而知焉。衝家素清貧，於是始為富室，而謙以自牧，積而能散，近自姻族，逮於鄉閭，莫不分及，虛己接物，垂念羈寒，衰舊淪屈由之躋敘者亦以多矣。是時循舊王公重臣皆呼其名，高祖常謂衝為中書而不名之。文明太後崩後，高祖居喪，引見接待有加。及議禮儀律令，潤飾辭旨，刊定輕重，高祖雖自下筆，無不訪決焉。於是天下翕然，及殊方聽望鹹宗奇之。高祖亦深相仗信，親敬彌甚，君臣之間，情義莫二。及改置百司，開建五等，以衝參定典式，封滎陽郡開國侯，拜廷尉卿，尋遷侍中吏部尚書。詔曰：“明堂太廟已成於昔年，將以今春營改正殿，尚書衝可領將作大匠，司空長樂公〔穆〕亮可與大匠共監興繕。”定都洛陽以衝為鎮南將軍，委以營構之任，遷為尚書仆射。衝機敏有巧思，北京明堂圜丘太廟及洛都初基，安處郊兆，新起堂寢，皆資於衝。旦理文簿，兼營匠製，幾案盈積，剞劂在手，終不勞厭也。然顯貴門族，務益六姻，是其親者，雖複癡聾，無不超越官次。衝卒，高祖為舉哀於懸觚，發聲悲泣，不能自勝。詔曰：“太和之始早委機密，鴻漸瀍洛，升冠端右，可謂國之賢也，朝之望也。”贈司空公，有司奏諡曰文穆，葬於覆舟山，近杜預塚，高祖之意也。後車駕自鄴還洛，路經衝墓，高祖臥疾，望墳掩泣久之，詔曰：“可遣太牢之祭，以申吾懷。”與留京百官相見，皆敘衝亡沒之故，言及流淚。高祖得留台啟知衝患狀，謂宋弁曰：“仆射執我樞衡，總厘朝務，朕委以台司之寄，使我出境無後顧之憂，一朝忽有此患，朕甚愴慨。”其相痛惜如此。
同書三九《李寶傳》（《北史》一〇〇《李寶傳》同）略雲：
寶有六子：承、茂、輔、佐、公業、衝。
〔承〕長子韶，延興中補中書學生，襲爵姑臧侯，除儀曹令。時修改車服及羽儀製度，皆令韶典焉。高祖將創建都之計，詔引侍臣訪以古事。韶對洛陽九鼎舊所，七百攸基，地則土中，實均朝貢，惟王建國莫尚於此，高祖稱善。起兼將作大匠，敕參定朝儀。
同書八四《儒林傳·常爽傳》（《北史》四二《常爽傳》同）略雲：
常爽，河內溫人，魏太常林六世孫也。祖珍，苻堅南安太守，因世亂遂居涼州；父坦，乞伏世鎮遠將軍大夏鎮將顯美侯。〔爽〕篤誌好學，博聞強識，明習緯候，五經百家多所研綜，州郡禮命皆不就。世祖西征涼土，爽與兄仕國歸款軍門，世祖嘉之，賜仕國爵五品顯美男，爽為六品，拜宣威將軍。是時戎車屢駕，征伐為事，貴遊子弟，未遑學術，爽置館溫水之右，教授門徒七百餘人，京師學業翕然複興。爽立訓甚有勸罰之科，弟子事之若嚴君焉。尚書左仆射元讚、平原太守司馬真安、著作郎程靈虯皆是爽教所就，崔浩、高允並稱爽之嚴教，獎勵有方。允曰：“文翁柔勝，先生剛克，立教雖殊，成人一也。”其為通識歎服如此。因教授之暇，述《六經略注》以廣製作，甚有條貫，其《略注》行於世。爽不事王侯，獨守閑靜，講肄經典二十餘年，時人號為儒林先生，年六十三卒於家。子文通曆官至鎮西司馬南天水太守西翼校尉。文通子景別有傳。
同書八二《常景傳》（《北史》四二《常景傳》同）略雲：
景少聰敏，及長有才思，雅好文章，廷尉公孫良舉為律學博士，高祖親得其名，既而用之。後為門下錄事太常博士。正始初，詔尚書門下於金墉中書外省考論律令，敕景參議。先是太常劉芳與景等撰朝令，未及班行，別典儀注，多所草創，未成，芳卒，景纂成其事。及世宗崩，詔景〔自長安〕赴京，還修儀注，又敕撰太和之後朝儀已施行者，凡五十餘卷。永熙二年監議事（寅恪案：徐崇《補南北史藝文誌》“魏五禮”條雲：疑監議下脫去“五禮”二字）。
《隋書》三三《經籍誌（史部）儀注類》載：
《後魏儀注》五十卷。
《舊唐書》四六《經籍誌（史部）儀注類》載：
《後魏儀注》三（寅恪案：三疑五之誤）十二卷，常景撰。
《新唐書》五八《藝文誌·儀注類》載：
常景《後魏儀注》五十卷。
《魏書》四一《源賀傳》（《北史》二八《源賀傳》同）略雲：
源賀，自署河西王禿發傉檀之子也。傉檀為乞伏熾盤所滅，賀自樂都來奔，世祖素聞其名，謂賀曰：“卿與朕源同，因事分姓，今可為源氏。”長子延，延弟思禮後賜名懷，遷尚書令，參議律令。
《北史》二八《源賀傳》附玄孫師傳（參考《北齊書》五〇《恩幸傳·高阿那肱傳》，又《隋書》六六《源師傳》刪略“漢兒”語殊失其真）略雲：
師少知名，仕齊為尚書左外兵郎中，又攝祠部。後屬孟夏，以龍見請雩。時高阿那肱為錄尚書事，謂為真龍出見，大驚喜，問龍所在，雲作何顏色。師整容雲：“此是龍星初見，依禮當雩祭郊壇，非謂真龍別有所降。”阿那肱忿然作色曰：“漢兒多事，強知星宿，祭事不行。”師出歎曰：“國家大事，在祀與戎，禮既廢也，其能久乎？齊亡無日矣。”尋周武平齊。
《通鑒》一七一《陳紀》“太建五年夏四月”載此事，胡《注》雲：
諸源本出於鮮卑禿發，高氏生長於鮮卑，自命為鮮卑，未嚐以為諱，鮮卑遂自謂貴種，率謂華人為漢兒，率侮詬之。諸源世仕魏朝貴顯，習知典禮，遂有雩祭之請，冀以取重，乃以取詬。《通鑒》詳書之，又一慨也。
同書一二三《宋紀》元嘉十六年十二月，涼州自張氏以來號為多士條，胡《注》雲：
永嘉之亂，中州之人士避地河西，張氏禮而用之。子孫相承，衣冠不墜，故涼州號為多士。
《宋書》六五《杜驥傳》（《南史》七〇《循吏傳·杜驥傳》同）略雲：
杜驥，京兆杜陵人也。高祖預晉征南將軍，曾祖耽避地河西，因仕張氏，苻堅平涼州，父祖始還關中。兄坦頗涉史傳，高祖征長安席卷隨從南還，太祖元嘉中任遇甚厚。晚度北人朝廷常以傖荒遇之，雖複人才可施，每為清途所隔，坦以此慨然，嚐與太祖言曰：“臣本中華高族，亡曾祖晉氏喪亂播遷涼土，世業相承，不殞其舊，直以南度不早，便以荒傖賜隔。”（寅恪案：杜坦所言，亦可與《晉書》八四《楊佺期傳》參證。）
《魏書》三八《袁式傳》（《北史》二七《袁式傳》同）略雲：
袁式，陳郡陽夏人。父淵司馬昌明侍中。式在南曆武陵王遵谘議參軍，與司馬文思等歸姚興。泰常二年歸國，為上客，賜爵陽夏子。與司徒崔浩一麵便盡國士之交。是時朝儀典章悉出於浩，浩以式博於古事，每所草創，恒顧訪之。式沈靖樂道，周覽《書傳》，至於訓詁《倉》《雅》偏所留懷，作《字釋》未就。
寅恪案：《崔浩傳》所謂外國遠方名士，當即指河西諸學者或袁式而言。其以《左傳》卦解《易》，張湛、宗欽、段承根俱主其說，實為漢儒舊誼，今日得尚秉和先生《易林解詁》一書，愈可證明者也。蓋當日中原古誼，久已失傳，崔浩之解，或出其家學之僅存者，然在河西則遺說猶在，其地學者，類能言之。此浩所以喜其與家學冥會，而於河西學者所以特多薦拔之故歟？劉昞之注《人物誌》，乃承曹魏才性之說者，此亦當日中州絕響之談也。若非河西保存其說，則今日亦無以窺見其一斑矣。程駿與劉昞之言，乃周孔名教與老莊自然合一之論，此說為晉代清談之焦點，王阮之問答（《世說新語·文學篇》阮宣子有令問條，以為阮修答王衍之言，《晉書》四九《阮瞻傳》則以為阮瞻對王戎之語，其他史料關於此者亦有歧異，初視之似難定其是非。其實此問若乃代表當時通性之真實，其個性之真實雖難確定，然不足致疑也。又此問題當時有實際政治及社會之關係，不僅限於玄談理論，寅恪別有文考之，茲不詳論），所謂“將無同”三語，即實同之意，乃此問題之結論，而袁宏《後漢紀》之議論，多為此問題之詳釋也（《後漢紀》二二延嘉九年及二三建寧二年之所論乃其最顯著者，其餘散見諸卷，不可悉舉）。自晉室南渡之後，過江名士尚能沿述西朝舊說，而中原舊壤久已不聞此論，斯又河西一隅之地尚能保存典午中朝遺說之一證也。至李衝者，西涼李暠之曾孫，雖以得幸文明太後遂致貴顯，然孝文既非庸暗之主，且為酷慕漢化之君，其付衝以端揆重任，凡製定禮儀律令，及營建都邑宮廟諸役，以及其他有關變革夷風摹擬漢化之事，無不使衝參決監令者，蓋幾以待王肅者待衝，則衝之為人必非庸碌凡流，實能保持其河西家世遺傳之舊學無疑也。魏初宗主督護之製（參考《魏書》一一〇《食貨誌》），蓋與道武時離散部落為編戶一事有關，實本胡部之遺跡（參考《魏書》一一三《官氏誌》，及《北史》八〇《外戚傳·賀訥傳》、九八《高車傳》等，茲不詳論。《魏書·賀訥傳》《高車傳》皆取之《北史》），不僅普通豪族之兼並已也。李衝請改宗主督護製為三長製，亦用夏變夷之政策，為北魏漢化曆程之一重要階段，其事發於李衝，豈偶然哉！又史言衝以過於篤厚親舊見譏，如《北史》一六《廣陽王建附深（淵）傳》所言：
深（淵）上書曰：“及太和在曆，仆射李衝當官任事，涼州土人悉免廝役，豐沛舊門仍防邊戍。”
又北魏之取涼州，士人年老者如劉昞之流，始聽其一子留鄉裏侍養，似河西文化當亦隨之而衰歇。但其鄰近地域若關隴之區，既承繼姚秦之文化，複享受北魏長期之治安，其士族家世相傳之學術必未盡淪廢，故西北一隅偏塞之區，值周隋兩朝開創之際，終有蘇氏父子及牛辛諸賢者，以其舊學，出佐興王，卒能再傳而成楊隋一代之製，以傳之有唐，頗與北魏河西學者及南朝舊族俱以其鄉土家世之學術助長北魏之文化，凝鑄混和，而成高齊一代之製度，為北朝最美備之結果以傳於隋唐者，甚相類也。至其例證，非本章所能盡具，當於論職官、刑律諸章更詳言之。
上文已將隋唐製度三源中之（西）魏、周一源及南朝河西文化之影響約略述之矣。茲於（北）魏、（北）齊一源之中，除去關涉南朝及河西文化者不重複論述外，專就元魏孝文以後，迄於高齊之末，洛陽鄴都文化之影響於隋唐製度者考證之。
夫拓跋部族自道武帝入居中原，逐漸漢化，至孝文帝遷都洛陽後，其漢化之程度雖較前愈深，然孝文之所施為，實亦不過代表此曆代進行之途徑，益加速加甚而已。在孝文同時，其鮮卑舊族如穆泰等（見《魏書》二七、《北史》二〇《穆崇傳》）其對於漢化政策固不同意，即孝文親子如廢太子恂（見《魏書》二二、《北史》一九《廢太子恂傳》）亦“謀召牧馬，輕騎奔代”，則鮮卑族對漢化政策反抗力之強大，略可窺見，因以愈知孝文之假辭南侵，遂成遷都之計者（見《魏書》五三《李衝傳》、《北史》一〇〇《序傳》），誠為不得已也。故自宣武以後，洛陽之漢化愈深，而腐化乃愈甚，其同時之代北六鎮保守胡化亦愈固，即反抗洛陽之漢化腐化力因隨之而益強，故魏末六鎮之亂，雖有諸原因，如饑饉虐政及府戶待遇不平之類，然間接促成武泰元年四月十三日爾朱榮河陰之大屠殺實胡族對漢化政策有意無意中之一大表示，非僅爾朱榮、費穆等一時之權略所致也（見《魏書》七四、《北史》四八《爾朱榮傳》及《洛陽伽藍記》一《永寧寺像》）。其後高歡得六鎮流民之大部，賀拔嶽、宇文泰得其少數（見《北齊書》一《神武紀》、《北史》六《齊本紀》、《隋書》二四《食貨誌》等），東西兩國俱以六鎮流民創業，初自表麵觀察，可謂魏孝文遷都洛陽以後之漢化政策遭一大打擊，而逆轉為胡化，誠北朝政治社會之一大變也。
元象元年攝吏部尚書。魏自崔亮以後選人常以年勞為製，文襄乃厘改前式，銓擢唯在得人，又沙汰尚書郎，妙選人地以充之。至於才名之士鹹被薦擢，假有未居顯位者，皆致之門下，以為賓客，每山園遊燕，必見招攜，執射賦詩，各盡其所長，以為娛適。
夫當時所謂“妙選人地”，即“選用漢化士族”之意義，故高氏父子既執魏政，楊（愔）、王（昕及晞）既因才幹柄用，而邢（邵）、魏（收）亦以文采收錄（見《北齊書》三四《楊愔傳》，《北史》四一《楊播傳》；《北齊書》三一《王昕傳》，《北史》二四《王憲傳》；《北齊書》三六《邢邵傳》，《北史》四三《邢巒傳》；《北齊書》三七《魏收傳》，《北史》五六《魏收傳》）。洛陽文物人才雖經契胡之殘毀，其遺燼再由高氏父子之收掇，更得以恢複熾盛於鄴都。魏孝文以來，文化之正統仍在山東，遙與江左南朝並為衣冠禮樂之所萃，故宇文泰所不得不深相畏忌，而輿蘇綽之徒別以關隴為文化本位，虛飾周官舊文以適鮮卑野俗，非驢非馬，借用欺籠一時之人心，所以至其子（武帝）並齊之後，成陵之鬼餒，而開國製度已漸為仇讎敵國之所染化（見下章論職官、刑律、兵製諸書）。然則當日山東鄴都文化勢力之廣大可以推知也。《隋書》二《高祖紀下》仁壽二年十月己醜詔書所命修撰五禮之薛道衡、王劭及與製禮有關之人如裴矩、劉焯、劉炫、李百藥等，其本身或家世皆出自北齊，以廣義言，俱可謂之齊人也。茲節引史傳證之如下：
《隋書》五七《薛道衡傳》（《北史》三六《薛辯傳》同）略雲：
薛道衡，河東汾陰人也。（齊後主）武平初詔與諸儒修定五禮，除尚書左外兵郎。待詔文林館，與範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齊名友善。複以本官直中書省，尋拜中書侍郎。後主之時漸見親用，頗有附會之譏，後與斛律孝卿參預政事。及齊亡，周武引為禦史二命士，後歸鄉裏。高祖作相，從元帥梁睿擊王謙，攝陵州刺史。高祖受禪，坐事除名。河間王弘北征突厥，召典軍書，還除內史舍人。除吏部侍郎，坐黨蘇威除名，配防嶺表。尋有詔征還，直內史省，後數歲授內史侍郎。
寅恪案：道衡家世本出北齊，其本身於北齊又修定五禮，參預政事，及齊亡曆周入隋，複久當樞要，隋文命其修定隋禮，自為適宜，而道衡依其舊習，効力新朝，史言隋禮之修“悉用東齊儀注以為準”，自所當然也。
《隋書》六九《王劭傳》（《北史》三五《王慧龍傳》同）略雲：
王劭，太原晉陽人也。父鬆年齊通直散騎侍郎。齊尚書仆射魏收辟〔劭〕參開府軍事，累遷太子舍人，待詔文林館，後遷中書舍人。齊滅入周，不得調，高祖受禪，授著作佐郎。
《北史》三八《裴佗》附矩傳（《隋書》六七《裴矩傳》略同）略雲：
裴佗字元化，河東聞喜人也。六世祖詵仕晉，位太常卿，因晉亂，避地涼州，苻堅平河西，東歸，因居解縣，世以文學顯（寅恪案：此亦河西文化世家也）。〔孫〕矩仕齊為高平王文學，齊亡不得調。隋文帝為定州總管，補記室，甚親近之，以母憂去職。及帝作相，遣使馳召之，參相府記室事。受禪，遷給事郎，奏舍人事，除戶部侍郎，遷內史侍郎。上以啟人可汗初附，令矩撫慰之，還為尚書左丞。其年（仁壽二年）文獻皇後崩，太常舊無儀注，矩與牛弘、李百藥（《隋書·裴矩傳》不載李百藥名）等據齊禮參定（此條大部前已征引，並附論證，見上文）。
《隋書》七五《儒林傳·劉焯傳》（《北史》八二《儒林傳下·劉焯傳》同）略雲：
劉焯，信都昌亭人也。父洽郡功曹。少與河間劉炫結盟為友，以儒學知名，為州博士，舉秀才，射策甲科，與著作郎王劭同修國史，兼參議律曆。劉炫聰明博學，名亞於焯，故時人稱二劉焉。天下名儒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裏而至者，不可勝數。論者以為數百年已來博學通儒無能出其右者，焯又與諸儒修定禮律。
同書同卷《劉炫傳》（《北史》八二《儒林傳·劉炫傳》同）略雲：
劉炫，河間景城人也。少以聰敏見稱，與信都劉焯閉戶讀書，十年不出。周武帝平齊，瀛州刺史宇文亢引為戶曹從事，後奉敕與著作郎王劭同修國史，又與諸術者修天文律曆，又與諸儒修定五禮，授旅騎尉。吏部尚書牛弘建議，以為禮諸侯絕旁期，大夫降一等，今之上柱國雖不同古諸侯，比大夫可也，官在第二品宜降旁親一等，議者多以為然。炫駁之曰：“古之仕者，宗一人而已，庶子不得進，由是先王重嫡，其宗子有分祿之義，族人與宗子雖疏遠，猶服縗三月，良由受其恩也。今之仕者位以才升，不限嫡庶，與古既異，何降之有？”遂寢其事。煬帝即位，牛弘引炫修律令。高祖之世以刀筆吏類多小人，年久長奸，勢使然也，又以風俗陵遲，婦人無節，於是立格，州縣佐吏三年而代之，九品妻無得再醮。炫著論以為不可，弘竟從之。諸郡置學官及流外給廩皆發於炫。
同書四二《李德林傳》（《北史》七二《李德林傳》同）略雲：
李德林，博陵安平人也。齊主留情文雅，召入文林館，又令與黃門侍郎顏之推同判文林館事。及周武帝克齊，入鄴之日敕小司馬唐道和就宅宣旨慰喻雲：“平齊之利，唯在於爾，朕本畏爾逐齊主東走，今聞猶在，大以慰懷，宜即入相見。”道和引之入內，遣內史宇文昂訪問齊朝風俗政教人物善惡，即留內省，三宿乃歸，仍遣從駕，至長安，授內史上士，自此以後詔誥格式及用山東人物一以委之。開皇元年敕令與太尉任國公於翼、高熲等同修律令，事訖奏聞，別賜九環金帶一腰、駿馬一匹，賞損益之多也。
《舊唐書》七二《李百藥傳》（《新唐書》一〇二《李百藥傳》同）略雲：
李百藥，定州安平人。隋內史令安平公德林子也。開皇初授東宮通事舍人，遷太子舍人，兼東宮學士。或嫉其才而毀之者，乃謝病免去，十九年追赴仁壽宮令襲父爵。左仆射楊素、吏部尚書牛弘雅愛其才，奏授禮部員外郎。皇太子勇又召為東宮學士，詔令修五禮，定律令，撰《陰陽書》。〔唐太宗〕貞觀元年召拜中書舍人，賜爵安平縣男，受詔修定五禮及律令，撰《齊書》。
寅恪案：王劭、劉焯、劉炫皆北齊儒學之士，而二劉尤為北朝數百年間之大儒。觀炫駁牛弘二品官降旁親服一等之議，則知山東禮學遠勝於關隴也。裴矩用東齊《儀注》以佐牛弘定獨孤後喪禮，已於前文論之。李德林為齊代文宗，周武得之，特加獎擢。百藥承其家學，既參定隋文獻皇後喪議，複於唐貞觀世修定五禮，則隋唐禮製與北齊人士有密切關係，於此可見也。
論隋唐製度（北）魏、（北）齊之源既竟，茲略考其梁陳之源，凡隋高祖仁壽二年閏十月己醜詔書所命修定五禮諸臣中如許善心、虞世基，以及其名不見於此詔書中而亦預聞修定禮儀製度之明克讓、裴政、袁朗等，俱屬於梁陳係統者也。以後略依時代先後，節錄史傳之文，證之如下：
《隋書》五八《明克讓傳》（《北史》八三《文苑傳·明克讓傳》同）略雲：
明克讓，平原鬲人也，父山賓梁侍中。克讓博涉書史，所覽將萬卷，三禮禮論尤所研精。釋褐湘東王法曹參軍，仕曆司徒祭酒、尚書都官郎中、散騎侍郎、國子博士、中書侍郎。梁滅，歸於長安，周明帝引為麟趾殿學士。〔隋〕高祖受禪，拜太子內舍人。轉率更令，太子以師道處之，恩禮甚厚。於時東宮盛征天下才學之士，至於博物洽聞，皆出其下。詔與太常牛弘等修禮議樂，當朝典故多所裁正。開皇十四年以疾去官，卒年七十。
寅恪案：《梁書》二七《明山賓傳》（《南史》五〇《明僧紹附山賓傳》同）略雲：
山賓，年十三博通經傳。梁台建，為尚書駕部郎，遷治書侍禦史右軍記室參軍，掌治吉禮。時，初置五經博士，山賓首膺其選，所著《吉禮儀注》二百二十四卷、《禮儀》二十卷、《孝經喪禮服儀》十五卷。（參上文所引《隋書》三三《經籍誌（史部）儀注類》“梁吉禮儀注”條。）
據此，山賓為梁代修定儀注之人，以禮學名世；克讓承其父學，據梁朝之故事，修隋室之新儀；牛弘製定五禮，欲取資於蕭梁，而求共事之人，則克讓實其上選無疑也。
《隋書》八《禮儀誌》略雲：
開皇中，詔太常牛弘、太子庶子裴政，撰宣露布禮。
《梁書》二八《裴邃傳附之禮傳》（《南史》五八《裴邃傳》同）雲：
子政承聖中官至給事黃門侍郎，江陵陷，隨例入西魏。
《隋書》六六《裴政傳》（《北史》七七《裴政傳》同）略雲：
裴政，河東聞喜人也。高祖壽孫從宋武帝家於壽陽，祖邃梁侍中左衛將軍豫州大都督，父之禮廷尉卿。政博聞強記，達於時政，為當時所稱。江陵陷，與城中朝士俱送於京師，授員外散騎侍郎，引事相府，命與盧辯依《周禮》建六卿設公卿大夫士，並撰次朝儀車服器用，多遵古禮，革漢魏之法，事並施行。尋授刑部下大夫。政明習故事，參定周律，用法寬平，無有冤濫，又善鍾律。宣帝時以忤旨免職，高祖攝政，召複本官。開皇元年轉率更令，詔與蘇威等修定律令。政采魏晉刑典，下至齊梁，沿革輕重取其折衷，同撰著者十有餘人，凡疑滯不通，皆取決於政。
寅恪案：裴政為南朝將門及刑律世家，其與盧辯之摹仿《周禮》，為宇文泰文飾胡製，童牛角馬，貽譏通識，殆由亡國俘囚受命為此，諒非其所長及本心也。故一入隋代，乃能與蘇威等為新朝創製律令，上采魏晉，下迄齊梁，是乃真能用南朝之文化及己身之學業，以佐成北朝完善之製度者，與其在西魏北周時迥不相同，今以其屬於刑律範圍，俟於後《刑律》章論之。
《隋書》五八《許善心傳》（《北史》八三《文苑傳·許善心傳》同）略雲：
許善心，高陽北新城人也。祖茂，父亨。善心家有舊書萬餘卷，皆遍通涉。貞明二年聘於隋，遇高祖伐陳，禮成而不獲反命，累表請辭，上不許，留縶賓館。及陳亡，高祖敕以本官直門下省。（開皇）十七年除秘書丞。（仁壽）二年加攝太常少卿，與牛弘等議定禮樂。
寅恪案：《梁書》四〇《許懋傳》（《南史》六〇《許懋傳》同）略雲：
尤曉故事，稱為儀注之學。天監初，吏部尚書範雲舉懋參詳五禮。時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高祖雅好禮，因集儒學之士草封禪儀，將欲行焉，懋以為不可，因建議，高祖嘉納之，因推演懋議，稱製旨以答請者，由是遂停。宋齊舊儀郊天祀帝皆用袞冕，至天監七年，懋始請造大裘，至是有事於明堂，儀注猶雲服袞冕。懋駁雲：“《禮》雲：大裘而冕，祀昊天上帝亦如之，良由天神尊遠，須貴誠質，今泛祭五帝，理不容文。”改服大裘，自此始也。又降敕問：“凡求陰陽，應各從其類，今雩祭燔柴以火祈水，意以為疑。”懋答曰：“雩祭燔柴經無其文，良由先儒不思故也，請停用柴，其牲牢等物悉從坎瘞，以符周宣雲漢之說。”詔並從之。凡諸禮儀多所刊正。
據此，許懋尤曉故事，以儀注之學著名梁時，又參詳五禮，凡諸禮儀多刊正，則善心之預修隋禮，其梁陳故事，足供采擇者，乃其家世顓門之業也。
《隋書》六七《虞世基傳》（《北史》八三《文苑傳·虞世基傳》同）略雲：
虞世基，會稽餘姚人也。父荔，陳太子中庶子。世基博學有高才，兼善草隸。陳中書令孔奐見而歎曰：“南金之貴屬在斯人。”少傅徐陵一見而奇之，顧謂朝士曰：“當今潘陸也。”因以弟女妻焉。仕陳釋褐建安王法曹參軍，遷中庶子散騎常侍尚書左丞。及陳滅歸國，為通直郎，直內史省，未幾拜內史舍人。
《舊唐書》一九〇上《文苑傳·袁朗傳》（《新唐書》二〇一《文藝傳上·袁朗傳》同）略雲：
袁朗，陳尚書左仆射樞之子。其先自陳郡仕江左，世為冠族，陳亡，徙關中。朗勤學好屬文，在陳釋褐秘書郎，甚為尚書令江總所重。嚐製《千字詩》，當時以為盛作。陳後主聞而召入禁中，使為《月賦》，朗染翰立成。後主曰：“觀此賦，謝希逸不能獨美於前矣。”又使為《芝草》《嘉蓮》二頌，深見優賞，遷秘書丞。陳亡，仕隋為尚書儀曹郎。
寅恪案：明克讓、裴政俱以江陵俘虜入西魏，許善心以陳末聘使值國滅而不歸，其身世與庾信相似，虞世基、袁朗在陳時即有才名，因見收擢，皆為南朝之名士，而家世以學業顯於梁陳之時者也。隋修五禮，欲采梁陳以後江東發展之新跡，則茲數子者，亦猶北魏孝文帝之王肅、劉芳，然則史所謂隋“采梁儀注以為五禮”者，必經由此諸人所輸入，無疑也。（袁朗參預製定衣冠事見《隋書》一二《禮儀誌》大業元年詔，《兩唐書》朗本傳未載。）
今已略據史傳，以考隋製五禮之三源，請更舉《隋書·禮儀誌》之文，以為例證。主旨在闡明隋文帝雖受周禪，其禮製多不上襲北周，而轉仿北齊或更采江左蕭梁之舊典，與其政權之授受，王業之繼承，迥然別為一事，而與後來李唐之繼楊隋者不同。此本極顯著之常識，但近世之論史者，仍頗有誤會，故不憚煩瑣，重為申證，惟前文已征引者，則從略焉。
《隋書》六《禮儀誌》略雲：
後周憲章姬周，祭祀之式多依《儀禮》。〔隋〕高祖受命，欲新製度，乃命國子祭酒辛彥之議定祀典。
寅恪案：此隋祀典不襲北周之例證也。
又同書同卷略雲：
明堂在國之陽，梁初依宋齊，其祀之法，猶依齊製，禮有不通者，武帝更與學者議之。
寅恪案：此梁更易齊製，乃南朝後期與其前期演變不同之例證。隋製五禮既用代表南朝前期之（北）魏、（北）齊製，又不得不采代表南朝後期之梁製，以臻完備也。
又同書七《禮儀誌》略雲：
隋初因周製，定令亦以孟冬下亥蠟百神，臘宗廟，祭社稷，其方不熟，則闕其方之蠟焉。開皇四年十一月詔曰：“古稱臘者接也，取新故交接。前周歲首今之仲冬，建冬之月稱蠟可也。後周用夏後之時，行姬氏之蠟，考諸先代，其義有違，其十月行蠟者停，可以十二月為臘。”於是始革前製。
寅恪案：此隋祀典不襲北周製之例證也。
又同書八《禮儀誌》略雲：
後魏每攻戰克捷，欲天下聞知，乃書帛建於竿上，名為露布，其後相因施行。開皇中乃詔太常卿牛弘、太子庶子裴政撰宣露布禮。及九年平陳，元帥晉王以驛上露布，兵部奏請依新禮宣行。
寅恪案：此為隋代修禮，承襲北魏遺產，而更與南朝專家考定之一例證。裴政本江陵陷後朝士被俘之一人，而以律學顯名者也。詳上文所引史傳，茲不備述。
又同書一〇《禮儀誌》略雲：
輿輦之別，蓋先王之所以列等威也。然隨時而變，代有不同。梁初尚遵其製，其後武帝既議定禮儀，乃漸有變革。
陳承梁末，王琳縱火，延燒車府。至天嘉元年，敕守都官尚書寶安侯到仲舉議造玉、金、象、革、木等五輅及五色副車。此後漸修，具依梁製。
寅恪案：此南朝後期文物發展變遷，梁創其製而陳因之之例證也。
又同書同卷略雲：
後魏天興初詔議曹郎董謐撰《朝饗儀》，始製軒冕，未知古式，多違舊章。孝文帝時，儀曹令李韶更奏詳定，討論經籍，議改正之，唯備五輅，各依方色，猶未能具。至熙平九年，明帝又詔侍中崔光與安豐王延明、博士崔瓚采其議，大造車服。自斯以後，條章粗備，北齊鹹取用焉。其後因而著令，並無增損。
寅恪案：李韶、崔光傳文前已征引，韶之家世代表河西文化，光之家世代表南朝前期文化，據此可知魏初之製多違舊章，得河西南朝前期之文化代表人物，始能製定一代新禮，足資後來師法。故北齊鹹取用焉，其後因而著令，並無增損，是北齊文物即河西及南朝前期之遺產，得此為證，其事益明顯矣。
又同書同卷略雲：
及〔周〕平齊，得其輿輅，藏於中府，盡不施用，至大象初，遣鄭譯閱視武庫，得魏舊物，取尤異者，並加雕飾，分給六宮，合十餘乘，皆魏天興中之所製也。周宣帝至是鹹複禦之。開皇元年，內史令李德林奏：“周魏輿輦乖製，請皆廢毀。”高祖從之，唯留魏太和李韶所製五輅，齊天保所遵用者，又留魏〔肅宗〕熙平中太常卿穆紹議皇後之輅。
寅恪案：周襲魏天興舊製，雖加雕飾，仍不合華夏文化正式係統也。李德林本北齊舊臣，當時禮製典章，尤所諳練（見前文所引），故請毀廢而用魏太和熙平齊天保之製度，而此製度即魏孝文及其後嗣所采用南朝前期之文物，經北齊遂成為一係統結集者。此隋在文物上不繼周而因齊之例證也。
又同書同卷略雲：
象輅已下旒及就數各依爵品，雖依禮製名，未及創造，開皇三年閏十二月並詔停造，而盡用舊物。至九年平陳，又得輿輦，舊著令者，以付有司，所不載者，並皆毀棄，雖從儉省，而於禮多闕。十四年，詔又以見所乘車輅因循近代，事非經典，於是命有司詳考故實，改造五輅及副。
大業元年，更製車輦，五輅之外設副車，詔尚書令楚公楊素、吏部尚書奇章公牛弘、工部尚書安平公宇文愷、內史侍郎虞世基、禮部侍郎許善心、太府少卿何稠、朝請郎閻毗等詳議奏決，於是審擇前朝故事，定其取舍雲。
寅恪案：輿輦之製，隋文帝受禪不襲周而因齊，即因襲南朝前期之文物，經過魏太和、齊天保之結集者，而製度尚有所未備者，則南朝後期梁陳之文物未能采用故也。開皇九年平陳，初持保守主義，其乘用以限於舊令所著，是以於禮多闕，蓋欲求備禮，非更以南朝後期即梁陳二代之發展者增補之不可，此開皇十四年所以有更議之詔也。又大業元年所命議製車輦諸臣，其中大部分前已論及，而虞世基、許善心則南朝後期文物即梁陳文化之代表者，可為鄙說之例證也。至宇文愷、何稠、閻毗三人，俱特以工巧知名，其參與此役，蓋由於此，將於下文附論都城建築節中考證之，茲姑不涉及，以免枝蔓淆混焉。
又同書同卷略雲：
屬車秦為八十一乘，漢遵不改，法駕三十六乘，小駕十二乘，開皇中大駕十二乘，法駕減半。大業初屬車備八十一乘，三年二月帝嫌其多，問起部郎閻毗。毗曰：“臣共宇文愷參詳故實，此起於秦，遂為後式；又據宋孝建時有司奏議，晉遷江左，唯設五乘。尚書令建平王宏曰：‘八十一乘無所準憑，江左五乘儉不中禮，宜設十二乘。’開皇平陳，因以為法令，憲章往古，大駕依秦，法駕依漢，小駕依宋。”帝曰：“大駕宜用三十六，法駕十二，小駕除之可也。”
皇後屬車三十六乘。初宇文愷、閻毗奏定請減乘輿之半。禮部侍郎許善心奏駁曰：“宋孝建時議定輿輦，天子屬車十有二乘，至大明元年九月有司奏皇後副車未有定式，詔下禮官議正其數，博士王燮之議謂十二乘通關為允，宋帝從之，遂為後式，今請依乘輿，不須差降。”製曰：“可。”
寅恪案：屬車之數，晉遷江左為五乘，宋改十二乘，開皇平陳，因以為法令，雖曰依宋，實因平陳之故得以效法。至許善心駁皇後屬車之數不應差降，請從宋製為準，則南朝舊臣以其所習為隋代製度之準憑，於此可見。此隋文製禮兼采南朝文物之例證也。又同書一一《禮儀誌》略雲：
自晉遷江左，中原禮儀多缺。後魏天興六年，詔有司始製冠冕，各依品秩，以示等差，然未能皆得舊製。至太和中方考故實，正定前謬，更造衣冠，尚不能周洽。及至熙平二年太傅清河王懌、黃門侍郎韋廷祥等奏定五時朝服，準漢故事，五郊衣幘，各如方色焉。及後齊因之，河清中改易舊物，著令定製雲。
後周設司服之官，掌皇帝十二服。〔又〕諸公侯伯子男三公三孤公卿上中下大夫士之服。〔又〕皇後衣十二等。
〔周〕宣帝即位，受朝於路門，初服通天冠絳紗袍，群臣皆服漢魏衣冠。
寅恪案：周宣帝即位當時已服漢魏衣冠。所謂漢魏衣冠，即自北魏太和迄北齊河清時期北朝所輸入之晉南遷以後江左之文物也。周滅齊不久，即已采用齊之製度，然則隋之采用齊製，不過隨順當日之趨勢，更加以普遍化而已。此點當於後論府兵製時詳之，茲即就禮製言，亦最顯之例證也。
又《通鑒》一七三《陳紀》，太建十一年春正月癸巳周主受朝於露門，始與群臣服漢魏衣冠條，胡《注》雲：
以此知後周之君臣，前此皆胡服也。
寅恪案：前此後周之君臣平時常服或雜胡製，而元旦朝賀，即服有摹擬《禮經》古製之衣冠，《隋書》一一《禮儀誌》文，後周設司服之官下所列君臣衣冠諸製是也。此種摹仿古製之衣冠，當然於正式典禮如元旦朝賀時服用之。史載宣帝君臣服用漢魏衣冠者，乃不依後周先例服用摹仿《禮經》古製之衣冠，而改用東齊所承襲南朝北魏製度之意。舊史論官製時往往以《周官》與漢魏對文亦此意也。若依胡氏之說，豈後周既仿古製定衣冠，而不於正式典禮時用之，更將於何時用之乎？梅磵本通人，於此尚偶有未照，然則此書之分析係統，追溯淵源，其語似甚繁，其事似甚瑣，而終不能不為之者，蓋有所不得已也。
又《隋書》一二《禮儀誌》略雲：
〔隋〕高祖初即位，將改周製，乃下詔曰：“祭祀之服須合《禮經》，宜集通儒，更可詳議！”太子庶子攝太常少卿裴正（寅恪案：正疑當作政，但《隋書》《北史》“裴政傳”俱言“政”，轉左庶子，而未載其攝太常少卿，俟考）奏曰：“竊見後周製冕，加為十二，既與前禮數乃不同，而色應五行，又非典故，且後魏以來製度鹹闕，天興之歲草創繕修，所造車服多參胡製，故魏收論之，稱為違古是也。周氏因襲，將為故事，大象承統，鹹取用之，輿輦衣冠甚多迂怪。今皇隋革命，憲章前代，其魏周輦輅不合製者，已敕有司盡令除廢。然衣冠禮器尚且兼行，乃有立夏袞衣以赤為質，迎秋平冕用白成形，既越典章，須革其謬。謹案《續漢書·禮儀誌》雲，立春之日京都皆著青衣，秋夏悉如其色。逮於魏晉迎氣五郊，行禮之人皆同此製，考尋故事，唯幘從衣色。今請冠及冕色並用玄，唯應著幘者任依漢晉。”製曰：“可！”於是定令采用東齊之法。
寅恪案：此隋製禮服不襲周而因齊之例證也。齊又襲魏太和以來所采用南朝前期之製，而江左之製源出自晉，上溯於漢，故曰漢晉，其引《續漢書·禮儀誌》以為依據，尤其明征也。至其目北周車服為迂怪，乃以古禮文飾胡俗所必致，大抵宇文泰之製作皆可以迂怪目之，豈僅車服而已，後之論史者往往稱羨宇文氏之製度，若聞裴氏之言，當知其誤矣。
又同書同卷略雲：
寅恪案：史言隋高祖平陳，得其器物，衣冠法物，始依禮具，然則南朝後期文物之發展與隋代製度之關係密切如此。故梁陳舊人若虞世基、許善心、袁朗等尤為製定衣冠不可少之人，此隋製禮兼資梁陳之例證也。
又同書同卷略雲：
通天冠之製，《晉起居注》成帝鹹和五年製詔殿內曰：“平天通天冠並不能佳，可更修理之。”雖在《禮》無文，故知天子所冠其來久矣。
寅恪案：雖在《禮》無文，而為東晉南朝所習用者，即為典據，蓋與北周製法服之泥執《周官》者不同。此隋製禮徑據江東習俗為典據，而不泥經典舊文以承北周製度之例證也。
又同書同卷略雲：
始後周采用《周禮》，皇太子朝賀皆袞冕九章服。開皇初自非助祭皆冠遠遊冠。至此，牛弘奏雲：“皇太子冬正大朝請服袞冕。”帝問給事郎許善心曰：“太子朝謁著遠遊冠，有何典故？”對曰：“晉令皇太子給五時朝服遠遊冠。至宋泰始六年更議《儀注》，儀曹郎丘仲起議：‘案《周禮》公自袞冕已下至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之服也。謂宜式遵盛典，服袞朝賀。’兼左丞陸澄議：‘服冕以朝，實著經典，自秦除六冕之製，後漢始備，魏晉以來非祀宗廟不欲令臣下服於袞冕，故太子入朝因亦不著。宜遵前王之令典，革近代之陋製，皇太子朝請服冕。’自宋以下始定此儀，至梁簡文之為太子，嫌於上逼，還冠遠遊，下及於陳，皆依此法，後周之時亦言服袞入朝，至於開皇，複遵魏晉故事。臣謂皇太子著遠遊謙不逼尊，於禮為允。”帝曰：“善！”竟用開皇舊式。
寅恪案：此節可取作例以為證明者，即隋代製禮實兼采梁陳之製，雖北周之製合於經典，牛弘亦所同意，然煬帝從許善心之言，依魏晉故事，不改開皇舊式。蓋不欲泥經典舊文，而以江東後期較近之故事為典據，可知北齊間接承襲南朝前期之文物尚有所不足，不得不用梁陳舊人以佐參定也。
又同書同卷略雲：
梁武受禪於齊，侍衛多循其製，陳氏承梁，亦無改革。
齊文宣受禪之後，警衛多循後魏之儀，及河清定令，宮衛之製雲雲。（從略）
後周警衛之製置左右宮伯，掌侍衛之禁，各更直於內。
〔隋〕高祖受命，因周齊宮衛微有變革。
寅恪案：宮衛之製關涉兵製，當於後《兵製》章詳之，茲姑置不論。但史述隋宮衛之製謂因於周齊而微有變革，絕與南朝梁陳無涉，此為論隋唐兵製之要見，亦隋兼襲齊製之例證也。
隋修五禮，其所據之三源已略考證之矣。李唐承隋禮製，亦因其舊，此者所共知，無待詳考，今惟略引一二舊文，以備佐證雲爾。《唐會要》三七《五禮篇目門》（《舊唐書》二一《禮儀誌》略同）雲：
武德初，朝廷草創，未遑製作，郊祀享宴，悉用隋代舊製。至貞觀初，詔中書令房玄齡、秘書監魏征、禮官學士備考舊禮，著《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六篇、《國恤禮》五篇，總一百三十八篇，分為一百卷。初玄齡與禮官建議，以為月令蠟法唯祭天宗，謂日月以下，近代蠟，五天帝、五人帝、五地祇皆非古典，今並除之。神州者國之所托，餘八州則義不相及，近代通祭九州，今唯祭皇地祇及神州，以正祀典。又皇太子入學及太常行山陵、天子大射合朔、陳五兵於太社、農隙講武、納皇後行六禮、四孟月讀時令、天子上陵朝廟、養老於辟雍之禮，皆周隋所闕，凡增二十九條，餘並依古禮。七年正月二十四日獻之，詔行用焉。
《新唐書》一一《禮樂誌》雲：
唐初即用隋禮，至太宗時中書令房玄齡、秘書監魏征與禮官學士等，因隋之禮，增以天子上陵朝廟、養老、大射講武、讀時令、納皇後、太子入學、太常行陵、合朔、陳兵太社等為《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十一篇，是為《貞觀禮》。高宗又詔太尉長孫無忌等增之為一百三十卷，是為《顯慶禮》。玄宗開元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岩上疏請刪去禮記舊文，而益以今事，詔付集賢院議。學士張說以為唐《貞觀》《顯慶禮儀注》前後不同，宜加折衷，以為《唐禮》。乃詔集賢院學士右散騎常侍徐堅、左拾遺李銳及太常博士施敬本撰述，曆年未就，而銳卒，蕭嵩代銳為學士，奏起居舍人王仲丘撰定一百五十卷，是為《大唐開元禮》。由是五禮之文始備，而後世用之，雖時小有損益，不能過也。
寅恪案：《唐會要》及《舊唐書》之所謂古禮，參以《新唐書》之文，足知即為隋禮。然則唐高祖時固全襲隋禮，太宗時製定之《貞觀禮》，即據隋禮略有增省，其後高宗時製定之顯慶禮，亦不能脫此範圍，玄宗時製定之《開元禮》，乃折中《貞觀》《顯慶》二禮者，故亦仍間接襲用隋禮也。既“後世用之不能大過”，是唐禮不亡即隋禮猶存，其所從出之三源者，亦俱托唐禮而長存也。然則治李唐一代之文物製度者，於上所列舉之三源，究其所出，窮其所變，而後其嬗蛻演化之跡象始有係統可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