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我十九歲的時候，正是直係軍閥曹錕、吳佩孚和奉係軍閥張作霖在打內戰——第二次奉直戰。這時，直係中的馮玉祥忽然發出了“停止內戰”的宣言，便班師回了北京，把當時的“賄選大總統”曹錕監禁在“延慶樓”內，徹底弄垮了吳佩孚的勢力，並在北京成立了以黃郛為首的臨時內閣。這時，駐在紫禁城外的“內城守備隊”（該部隊先為陸軍十六師的一部，在直係當權的時候，是否歸“少軍統領”抑或“衛戍司令”管轄，我現已記不清了），也被馮玉祥軍隊予以改編。這個消息是當時的內務府大臣紹英和榮源報告給我的。
如前所述，我曾內心暗自考慮過：這樣地住在宮中，遲早總會發生個人生命的危險。而現在，專門負責守衛紫禁城的部隊既被改編調走，不言而喻，第二步就會攤到我的身上。因此我就越發驚懼起來。我遂對我家中人說：“現在內城守備隊既被改編調走，可能在最近就會出事。我住在這裏很危險，還是設法到外國使館躲避躲避才好。”但大家仍是認為：中華民國和清室簽訂的“優待條件”是早為“國際”所公認的，中華民國又怎能片麵地來破棄它？同時，他們更極力安撫我，叫我安心。過了兩天，果然馮玉祥部下的鹿鍾麟就奉了馮將軍的命令到宮裏來了。
關於這段事，有一段很有趣的當時內幕話。
在將要令我退出紫禁城的前夕，當時的臨時內閣總理黃郛和警察總監張璧以及鹿鍾麟三個人，對於應當怎樣進行此事，曾做了一度協商。黃張兩人都主張交鹿去辦此事。於是鹿鍾麟就在心中盤算：“最好不要打草驚蛇，必須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才行。因為在清宮中還有相當護衛的人，如果把事情弄僵，在宮中真個動起手來，那些外國使館又將要‘借題發揮’來橫行幹涉……”在決定了這一方針之後，大家又談到需要多少兵力的問題。於是，鹿鍾麟就向他們二人伸出了兩個手指頭來。
黃郛就問：“要兩萬人？”
鹿鍾麟微笑著搖了搖頭。
黃又追問：“那麽，兩千人？”
鹿又搖搖頭。
“難道隻帶二百人？”黃又說。
鹿還是搖著頭，然後滿懷自信地向他們二人說：“隻需帶二十名手槍隊就行！”
在議定之後，第二天鹿鍾麟就率領著二十名手槍隊，自己也在身上塞上了兩顆手榴彈，和張璧一同進入清宮。
進入宮門後，他每遇到一個人便喝聲“不許動！”而把他“釘”在那裏，就這樣碰到一個人就“釘”住一個人地找到了當時的內務府大臣紹英，向他說明了這次的來意，並限定我須在二十分鍾以內離開紫禁城。
當然，這位官愈大膽愈小的紹英，忽然遇到了這樣一位武裝的“不速之客”，又聽到這樣斬釘截鐵的嚴厲要求，真不亞於忽然聽到晴天霹靂一般，立時手足無措起來。鹿鍾麟看透了這位內務府大臣的真正“本領”，於是就更進一步地威嚇說：“現在已經在景山上架好了大炮，預定過了二十分鍾之後，就要向宮中開炮轟擊了！”少停之後又說：“我可不能陪著你們一同犧牲在自己的炮火之下！”說著說著就猛然從懷裏把兩顆手榴彈掏出，啪的一下用力摔到紹英麵前的桌子上。紹英一直活到當時，從來就沒有見過這樣的陣勢，不由得立時震抖了一下，麵如死灰地吃吃說，當即報我知道，務請息怒稍待，同時又作著苦臉向鹿苦苦央求，希望再放寬一些時間，好給我留下收拾行李的工夫。鹿鍾麟看出他已完全屈服，便順水推舟地說：“嗯，好罷。再放寬你們二十分鍾！”一麵轉身吩咐手槍隊兵士說：“告訴弟兄們，再以二十分鍾為限！”
這時，我正和我妻子等在儲秀宮閑坐談話，忽然看見內務府大臣紹英、寶熙和榮源等神色倉皇地踉踉蹌蹌走了進來，氣喘籲籲地對我講：“馮玉祥現派鹿鍾麟、張璧來通知廢止‘優待條件’，並限令皇上本日下午須立即離開皇宮！”
而後我的老業師陳寶琛、朱益藩和我父親載灃也都先後慌慌張張地趕到宮裏來；莊士敦也聞訊趕來，但走到宮門外遭到哨兵阻止未能進來見我。陳寶琛、朱益藩對我講：將和莊士敦商議，設法求外國駐京公使館來營救我。當他們走後，我立即表示願意接受馮玉祥將軍的要求，在四十分鍾以內離開紫禁城。
這時，馮軍方麵已給我準備好汽車。第一輛坐的是鹿鍾麟，我坐了第二輛，婉容和文繡坐的是第三輛，張璧則是坐上第四輛，紹英等人則坐了第五輛。於是我們就“浩浩****”地到了我父親所住的地方——德勝門內什刹後海北河沿的“醇親王府”。
一、回到了醇親王府
當到了我父親家門口的時候，鹿鍾麟還走過來和我握了手，並問我：“今後還是打算自稱皇帝？還是要當個平民？”
我回答說：“我願意從今以後當一個平民。”他聽了這話以後，便對我講：
“好，那麽我們就保護你！”
張璧總監也和我握了手。然後他們更安慰我說，臨時政府絕不會對我有什麽不利的事情，還諄諄說明，現在既是中華民國，還同時存在著“清帝”稱號的不合理，並勉勵我仍可以以一個中國公民的身份而為祖國效力。張璧還著重地對我講：
醇親王府
“現在既是成為一個公民，就有選舉和被選舉權。如果將來能為國家出力，也可能被人民選為大總統呢！”
我在當時，也就迎合著他們的心理，說了一套言不由衷的話，大意是：我本來對於廢止優待條件和廢除帝號，就認為是當然的事情。並說，完全同意你們的說法，等等。在當時，還有許多兵士等為我的這篇話鼓掌哩！
這時陳寶琛、朱益藩也見到了莊士敦，在他們的協議之下，當然是除了哀求帝國主義國家的遠伸“貴手”，他們是再不會有其他高明辦法的。於是莊士敦便去見那位荷蘭公使歐登科，求他對我加以“援助”，結果是荷蘭公使歐登科、英國公使麻克類和日本公使芳澤謙吉等，就到當時的我國臨時政府外交部向外交總長王正廷提出了公然幹涉我國內政的無理要求，公然蠻橫無禮地要求必須保證我個人生命的安全等。從這裏也可以充分看出帝國主義國家對於那一小撮封建餘孽是怎樣地癡情未斷、藕斷絲連。同時，也可以充分看出封建殘餘分子對於帝國主義者如何串通勾結、相依為命的反動階級本質來。也可以由此認識到，在反人民方麵，他們彼此之間的“相需相求”關係，竟自到了怎樣程度！
從這以後，我就住在我父親家中。表麵上，固然是在馮玉祥軍隊的保護下過著“風平浪靜”的生活，不過那表麵上的平靜，並不等於真個地平靜無事。在那些位所謂“遺老”的庸人自擾的東奔西走中，在那帝國主義分子“見縫下蛆”的陰謀策動中，在我那惶惑不寧、疑心暗鬼的“閉門思過”生活中，種種反動因素都在不斷醞釀並四下匯積著極不平靜的暗流。並且潛伏著的各種毒素，還正在蘊積著一股含有爆發力的暗力——爆發罪惡的潛在力量，而這種力量正在日益活潑和表麵化。
當然，在斷絕了醇王府和外界一切交通的頭一兩天，是找不到什麽反動跡象的，但在恢複了和外界的聯係以後，我那幾位老師和鄭孝胥、羅振玉等便陸續趕來見我。有一天，鄭孝胥竟把日本駐北京公使館的一個換上了便衣的武官和一名日本醫生帶來見我。並叫我借口有病，以必須赴醫院就醫為名，第一步先脫離我父親的家，第二步便可以把我送到日本兵營內去住。並力說唯有如此，才能保障我的一身“安全”，才能免遭馮玉祥的“毒手”。但是自我父親以次的家屬人等，都反對我這樣做，認為這是一種盲目冒險的行為。他們的意見是：住宅周圍都有“馮軍”把守，各門口更是監視森嚴，另外在附近還有好幾道崗哨線，如果貿然出去，遭到阻止反為不美。特別是如果藏藏躲躲而被查出，那就越發自找苦吃了。還有一種意見是：如果在我脫出以後，馮玉祥向他們要人，他們又怎能負起這一重大責任？我也認為我家人的這種意見是穩妥的。盡管我在當時心中也很不安穩，但也認為這種“孤注一擲”的方法過於冒險，便沒有聽從他們的勸誘，而使鄭孝胥和日本帝國主義分子的陰謀計劃的第一步沒能立時實現。
這時，日本方麵的機關報——《順天時報》也別具肺腸地寫出了一連串對我表示“支持”和“同情”的文字；還極力對馮玉祥將軍讓我“出宮”的這一事實做了歪曲。例如，故意使用“逼宮”之類的煽惑性字眼，並編造出“老太妃流血殉清朝”等的無稽謠言來。這都是日本帝國主義分子對我國一貫使用的陰謀毒計，為了要鑽一切可鑽的空子，便無孔不入地在等待著，並製造著往裏鑽的機會。他們是唯恐我國不亂，唯恐我國各族人民能夠團結，所以他們不論何時何地，決不肯輕易放過所有一切可乘之機，真是時時刻刻也沒有忘掉挑撥、離間、拉攏、**等的陰謀活動。特別是大力培植、利用民族叛徒這件事，更是他們處心積慮的重要目標之一。所以，在這個時候，他們的陰謀詭計的矛頭，整個地指向了我。
跟著羅振玉又走來告訴我，說他已到日本兵營見了竹本大佐，曾求他設法保護我一身的安全，並居功地得意揚揚對我說，竹本已經答應了他的這一要求。還說，竹本將派幾名日本憲兵，時常騎馬到我父親家門口附近巡哨，如果發生將對我有什麽不利的情勢時，他們便可以立即向日本軍隊長報告，他就可以臨時派兵出來幹涉，而把我接進日本兵營去。當我聽到了這一專門以外人為靠山的可恥消息後，還覺得“賴有此爾”而心安意得哩！
不但帝國主義分子曾對我這樣“熱心關切”，就是封建軍閥——奉係的張宗昌，也在醇王府的“大管事”喀拉莽阿（張文治）的掩護下，穿上便衣化名為“李大夫”來見我，表示了他對我的“關心”與“同情”。
不久，馮玉祥的軍隊便撤去了，隻留有警察在門外站崗。這時，陳寶琛、鄭孝胥、羅振玉以及莊士敦等更是爭先恐後地不斷到我這裏來，並極力對我講：住在這裏隨時都可能發生危險。並勸我不如趁馮玉祥軍隊撤去的機會，趕快先離開這個地方再說。結論是：唯有住在東交民巷的外國使館區域內才能“安全”。他們的這樣主張，當然是最能合我心意的，於是我便和陳、莊秘密商議，最好先要瞞住我父親和其他家屬而悄悄從這裏脫走。
脫走計劃的第一步，是借口赴麒麟碑胡同探望一下較我晚幾天出宮的敬懿和榮惠兩位太妃——這時莊和與端康兩太妃已故去——當見了她們之後，仍舊假裝鎮靜地回到醇王府來，為的是免人生疑且使對方越發對我放鬆了戒備。第二步便是在第二天利用前一天早出早歸的“信用”，以出門看房子為名，並揚言等找妥了房子之後，便搬出醇王府。於是我就和莊士敦同坐一輛汽車，先到東交民巷的一家鍾表店裏，假意看一陣表。目的是：因為那時我父親派來的大管事喀拉莽阿也乘車跟在後麵，為要先甩掉他，我就在看表之後聲稱身體不舒服，就和莊士敦一同去德國醫院看病，那位大管事雖然能陪同我看房，但卻沒有理由繼續跟蹤到德國醫院，於是，他就隻好甘居被“甩”之列，把車開回醇王府向我父親報告經過去了。當我到了德國醫院以後，陳寶琛緊跟著也趕到了。莊士敦便主張我可以到英國公使館去住，於是，他就赴英國公使館辦交涉去了。後來交涉的結果是：英國公使麻克類以館舍狹小難容我們多人去住為辭，因之投靠英帝的道路沒能走通。不久鄭孝胥也趕到，鄭遂主張我可以赴英國以外的另外一個帝國主義國家的公使館去求“庇護”，以免在英國方麵撲了空之後束手無策。於是，更由鄭出頭赴日本兵營找竹本大佐去交涉。交涉的結果，日帝方麵並沒有像英帝那樣“不開麵”，我遂和鄭孝胥由德國醫院後門溜出，上了馬車徑直向日本兵營駛去。
這次的赴日本兵營去進行交涉聯絡和日本方麵的“慨然應允”，都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而是早就由羅、鄭二人和日本帝國主義分子做好事先的勾結、拉攏。例如，前文中所說的羅振玉曾勾結日本武裝乘馬憲兵，使之橫行無忌地在我國首都內給我“尋風”，準備挑釁；鄭孝胥帶來日本軍官和醫生等，哪一樣不足以充分說明這一點而有餘？就以鄭孝胥在這一天——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即農曆的十一月初三日——所作的兩首詩和一段日記文來看，也就可以看出鄭、羅之流的真正心情來的。
兩首七言絕句的詩題為“十一月初三日奉乘興幸日本使館”。他還不怕麻煩地在題下加了注解：“陳寶琛、莊士敦從幸德國醫院。孝胥踵至遂入日本使館。”
詩如下：
乘日風兮載雲旗，縱橫無人神鬼馳。
手持帝子出虎穴，青史茫茫無此奇。
是日何來蒙古風？天傾地坼見共工。
休嗟猛士不可得，猶有人間一禿翁！
從這兩首詩中，充分可以看穿這個鄭孝胥，究竟是一個怎樣頑固、反動和如何狂妄自負的民族叛徒來的。同時，封建統治者的一姓家奴形象，也可以從這兩首詩中看得清清楚楚。如果把他的這兩首詩，用現代語言加以“意譯”的話，那麽，就是這樣的：
趁著黃塵滾滾的狂風，
和“皇帝”坐上一部車子。
在那飛沙走石、路少行人的街道中，
飛快地“逃”了出去。
我居然把一位“皇帝”，
用手從“龍潭虎穴”中“搭救”出來。
在那悠久綿長的過去曆史中，
恐怕沒有這樣“動人”的“奇事”吧！
那一天的蒙古風，
到底是從哪裏來的？
“共工”這個古人，
曾把天都給碰塌，
把地都給弄裂。
不要像漢劉邦那樣，
在自作的《大風歌》中，
徒然地歎息著
——得不到猛士吧！
要知道：
現在還有我這個“禿頭老翁”哩！
他還在這一天的日記裏，記了一大段自吹自捧的無恥文字。因為他的那段“佶屈聱牙”的“古文”已被潘際垌先生給譯成“活靈活現”的現代語言了，我就把它抄錄在下麵吧：
“十一月初一，共產黨散布傳單和平民自治歌，又發了反對帝國主義的傳單各幾萬張。初二，西方報紙說，馮玉祥將要采取第三次圍攻北京的行動。皇帝召我去談話，而且叫我趕緊另找房子搬出來。初三，陳寶琛和羅振玉來，秘密地談了一些情況。陳說：‘非常緊張！’於是我們就決定請皇帝住進德國醫院。當日午飯後，我到什刹海的醇親王府去，在鼓樓遇見陳的馬車，車上的人告訴我：‘皇帝已經到蘇州胡同去啦！’這樣我就趕到蘇州胡同，沒有見著人，因此我又到德國醫院。上了樓，我看見皇帝在窗下徘徊，隻有陳寶琛一個人陪著。陳對我說：‘莊士敦已經到荷蘭使館、英國使館接洽去了；張文治也趕緊報告醇親王去了，都還要回來的。’我就請皇帝住進日本使館。皇帝命我先跟日本使館方麵的人談一談，於是我去拜訪竹本，告訴他皇帝已經出來了，就要來啦。竹本跟他們的公使芳澤謙吉一談之後，對我說：‘請皇帝自己決定他的行動吧！’這時候，突然刮起了大風，黃沙蔽天，幾步以外，就什麽都看不見了。我回到德國醫院，恐怕用汽車不聽使喚，商議請皇帝坐馬車；又怕醫院門前人多嘴雜，於是叫人把馬車拉到後門口，一個德國人拿了鑰匙跟了去開門，一個護士領著皇帝下樓，開後門，上馬車。由我和一個童仆陪著皇帝乘坐。原來從德國醫院到日本使館有兩條路，都有一裏多長。一條是從東交民巷東口往北走，一條是往北先經過東長安街，再往南走。我大聲關照馬車夫道：‘再到日本使館去！’馬車夫貪圖往北走的那條路近一些，於是趕著馬車過了東長安街。這時皇帝嚇得叫了起來：‘街上很多中國警察啊！你們為什麽要走這條路呢？’可是馬車正在飛快地奔馳著，已經來不及掉頭。我說：‘沒有多遠的路，誰能知道馬車裏會有皇帝呢？請皇帝放心吧！’等到馬車從東長安街往南拐，我又對皇帝說：‘這裏已經是使館地界了！’這樣我們就進入日本使館。竹本、中平兩個日本人，把皇帝迎進日本兵營；跟著陳寶琛也來了。當我們的馬車走過東長安街的時候，大風又刮起來了，飛沙走石，馬車幾乎都沒有辦法前進一步了。我們在昏暗的光線下走進了屋子裏，休息了一會兒。皇帝說：‘醇親王府隻知道我是去德國醫院的，莊士敦、張文治一定會到醫院找我的，最好通知他們一聲。’我於是又到醫院，這時醇親王載灃等人都已經到了那裏，就請他們一同去日本使館。來探望皇帝的大臣也有幾個人。皇帝命我去通知段祺瑞，又命張文治去通知張作霖。於是我回家寫了一封信給段，叫我的兒子鄭禹親自送去。到了夜晚，風停了，滿天星鬥。我的兒子鄭垂、鄭禹帶著點心、水果到日本使館去，獻給皇帝享用。日本公使芳澤謙吉把他自住的三間房子，作為皇帝的寢室。這次侍候皇帝的童仆是李體育，十四歲。馬車夫是王永江，助手名叫王小龍。”
他那兩首詩和這一篇日記中，處處都表現了他的一貫敵視祖國人民的反動思想意識，也充分表現了他和日本帝國主義互相狼狽為奸的內幕概況，還表現了他那迷信天命的頑固思想和甘為“一姓家奴”的封建統治階級的反動本質；同時，也把我在當時的害怕祖國人民群眾和依靠帝國主義國家的卑賤醜穢嘴臉，一齊暴露無遺。就是後來到了天津，以及最後到了東北當了漢奸後，我和他們的賣國奴嘴臉，也都是可以由此類推，看得一清二白。所以，我認為抄錄上記這些東西，正可以拿它們當作一麵“照妖鏡”來看，可以讓那副在過去見不得人的嘴臉，從這些自供中，自己把自己刻畫出來。
我還認為，從我出宮的這段記述中，還可以清楚看出馮玉祥將軍的這次行動，是完全符合我國廣大人民的普遍意誌的。就拿鹿鍾麟先生在當時所說的“宣統太不安分了！”這句話來說，再拿我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以後的種種罪行來看，就足以充分證明馮將軍的這一行動，是出於為民除害的本心，是百分之百的正確。因為我的確是太不安分了！
此外，從這一整個事實過程中，既可以清楚看出帝國主義者的種種陰謀詭計和那幫所謂遺老的一貫反動本質；也能夠清楚看出帝國主義分子和反動封建殘餘分子之間的一些勾勾搭搭情形；還可以看出北洋軍閥和清朝反動統治殘餘勢力的“一蓮托生”本來麵貌；特別是資產階級革命不能徹底的根本原因，也可以從這些事實中約略看得出來。歸根到底一句話：馮玉祥將軍的這次行動，確是大快當代人心，確是能夠符合我國人民大眾長遠利益的一件事。這就是我從撫今追昔的反躬自省中，得出來的結論。
二、日本開始對我伸出魔手來了
固然在以前，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魔爪，便想伺機抓住我，並且我也曾通過那些遺老的媒介，向他們做過一些無言的意會心照，而和他們發生了“一點通心”的“靈犀”作用。不過是我在那個時候，仍是可以“東家食、西家宿”地自由徘徊於日、英兩個帝國主義者之間的一個身子，還沒有把自己的身軀，一頭倒在單方麵的懷裏，所以日本帝國主義分子對我還得保持著相當“客氣”的態度、相當的距離。例如，在我尚未決定赴日本公使館以前，芳澤謙吉曾裝模作樣地對鄭孝胥表示過：“請‘皇帝’自己決定他的行動吧！”像是這樣的語氣，可見他們那時對於我，還隻是第一步想要把我當作他們“藥籠”中的“預備物品”，所以還得做出表麵上的遮遮蓋蓋。如果是從芳澤的語氣中去做分析，可以看出：他分明是滿心期望著我能夠投到日本公使館裏去，但為了要在表麵上站穩日帝在國際外交上的立場，所以才故意扭扭捏捏地說出“讓你自己決定行止”的話來，這正是日本帝國主義一貫擅長的狡猾外交辭令。他們是唯恐我國不亂的，所以才有縫就鑽地盡量施行他們對民族感情的挑撥離間奸策，甚至還公然物色、培育和收容我國的一切反動分子，以供他們在將來所謂必要時選擇與利用。例如，當我到了日本公使館之後，還曾親眼看到曹錕的心腹王毓芝（蘭亭）就在日本的“保護”下，過著亡命政客的使館寄生生活，而這僅是我所能看到的一個例子而已。至於在所謂公使館界內、租界區域內和“附屬地”內專門做“寓公”的人，在當時真是指不勝屈，到處皆是。總之，這些帝國主義在我國內的勢力圈子，正是形成了一連片藏垢納汙的大大小小“逋逃藪”。從這些曆史廢物垃圾箱中，經常放出種種的毒素來毒害自己的祖國人民。帝國主義者就是這樣地利用他們在我國的特殊權力，來搜羅、製造一批批能供他們驅策的利用工具。而我則是在封建殘餘和帝國主義的互相吸引作用中，自投羅網地滾到他們的魔掌中來。從此，我不但開始變成了他們所豢飼的“籠中鳥”和任其宰割烹調的“俎上肉”，並且還愈陷愈深地成為罪惡泥沼中的“中心人物”。古來曾有“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民族諺語，我就是在那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開始“馬失前蹄”的。以下我想從我的這一初入“魔穴”說起。
我到了日本兵營見了竹本以後，不大的工夫，日本公使芳澤就來了，於是就把我“殷勤”地接到日本公使館去住。芳澤還對我故弄玄虛地說，對於我住在日本公使館，必須向他的政府拍電報告之後，聽候正式指示。過了幾天之後，他又故意鄭重其事地對我買好道：“現在日本政府已經對你避居日本公使館的事情，正式予以認可，並承擔對你的‘保護’。”其實，這件事，早已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一個公開的秘密。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國的一貫包藏禍心誰不知道？它那種假惺惺的態度和它那既得便宜還賣乖的行為，誰還能看不出？況且我國當時各種報紙，真可以說幾乎沒有一家不對日帝的野心與陰謀，做義憤填胸的筆誅墨伐和痛快淋漓的揭發暴露。隻是我和那些遺老之類，由於始終是站在反動的階級立場上，所以才在“痰迷心竅”的不治症狀中，不但根本看不出它的毒謀辣手，聽不進祖國人民的齊聲怒斥和大力警告，而且還處處害怕人民，和人民相遠，而專門想認賊作父，和自己祖國人民作對到底。這就是隻顧自己眼前的所謂一己私利而置一切於不顧的反動階級本質在作祟。足見這種反動階級本質，它是怎樣能夠毀滅一切的可怕東西，可恨東西！
三、日本公使館裏的“小朝廷”
那個芳澤公使不但是義形於色，他把他自己所住的三間房子騰出讓給我住，他的妻子也為我拋棄了她那公使夫人的架子，親自出來照料一切，並“彬彬有禮”地接待我。
芳澤謙吉也和《順天時報》采取了一致的論點，對我表示了充分的“同情”和“支持”，還另具深心地對馮玉祥將軍的這一站在人民立場的正當行為，做了歪曲。他的目的是什麽？不問可知，挑撥、拉攏、買好、賣乖樣樣俱全。可是在當時，這個早被反動階級本質給支配得服服帖帖的我，不用問，當然是認為唯有日本帝國主義者，才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後來，芳澤把另外一所小樓房整個騰出來供我和我的家屬住。於是在日本公使館中，又逐漸具備起具體而微的“小朝廷”麵貌來了。在那所小樓房中，既有過去曾在“清宮小朝廷”內當過“侍衛”之職的宗族人等輪流“值班”的專用房間；也有特為那幫遺老——陳寶琛、鄭孝胥、羅振玉、王國維、楊鍾羲、袁勵準、朱汝珍、柯劭忞、商衍瀛等做聚議協商之用的特設房間。此外，還有男仆十餘名，太監三四名，老媽、使女並廚房工作人員等的居室……“小朝廷”的空架子，又算是在日帝勢力範圍內重新搭起來了。
既然在日本公使館中，許可我“開疆辟土”成立了一個又小了一號的“小朝廷”，那麽，所謂的皇帝排場，自然更需要努力恢複並繼續保持下去的了。而日本帝國主義分子對於這一點，倒是頗能“體貼入微”和多方“趕來湊趣”的。他們也居然都板著麵孔，同樣“皇帝”和“皇後”地叫著。
日本帝國主義者尚且對我如此，那些王公、大臣、遺老，自然更是不肯落後而感奮興起地麇集在我的周圍了。他們依然是和在清宮時一樣，“臣”和“奴才”不絕於口，磕頭禮拜不絕於目，“小朝廷”的威風煞氣依然如故地存在著。所不同的，隻是把紫禁城的地點，移到東交民巷的日本公使館裏罷了。
在一九二五年的元旦（春節）那天，我還是在我當時所住的樓上小客廳內，緊靠著南牆——因為房間雖小，還要保持“天子南麵而立，臣庶北麵而朝”的體統——擺上了一個“略式寶座”——普通的洋式椅子，而高坐其上受著曾經一度中斷現又恢複過來的三跪九叩的“大禮”。雖然房小人多，不免使多猶過江之鯽的袞袞諸公暫受些擁擠之苦，而且也把“咫尺天顏”弄得更縮近了不少，但也因時製宜地采用了“多分批，少擠人”的權宜之計，解決了當時“朝賀”上的技術安排困難。不過是，在那“依稀風景似當年”的、差強人意的“元旦慶典”之中，卻發生了一件使唯心論者皺眉搖首的——所謂“小煞風景”的“幹號事件”。
曾經當過中華民國成立多年之後的清室內務府大臣的金梁，當然在這“遺老大至，王公鹹集”的“小朝廷慶典”中，絕對不會少了他的這一份的。不過是在他隨眾跪拜如儀，禮成退下之後，他卻不甘於在磕完一頓頭之後便平平凡凡地登車回家，而想要特別顯露一下他的“出類拔萃，不同凡響”的地方，於是便在那擠得透不過氣來的樓下小會客室中，放聲幹號了幾聲之後，分開了目瞪口呆的王公大臣，掩麵匆匆走去。如果是表演到此便算是閉幕的話，那麽，這位金大臣所扮演的這出“哭朝”好戲，也隻能算是演了一半而有“功虧一簣”之嫌，所以他就在過了一兩天之後，把這出“哭廟”的始末緣由和自己的“肝腸肺腑”，都在《順天時報》的文藝欄中，以金梁的真名實姓，投了一篇“五言古”的詩稿。詩的原題現已不能記憶，隻清清楚楚記得其開首的四句：
元旦朝故主，不覺哭失聲。慮眾或駭怪，急歸掩麵行……
雖然這四句，隻能算是這首詩的一個冒頭，未能以“一斑”而概“全豹”，但我認為在這四句一共二十個字中，也已經足夠描繪出這位金息侯老先生的整個反人民而甘為一姓家奴的沒有出息的形象了。他不但沒有出息，而且還很卑鄙與狡猾。因為他那首登在日本帝國主義機關報上的詩，不但可以給他的“哭朝”好戲，添補上一段帶有所謂“藝術”性的“很好”尾聲，還可以把他的“耿耿孤忠”傳遍他們的“士林”，甚至海外瀛寰哩！
此外，我認為特別值得一提的，就是在我二十歲整生日的時候，芳澤夫婦和日本公使館參讚以及武官等都曾來向我致賀。這還不算數，芳澤還“慷慨”地把他樓下自己專用的大客廳騰出，臨時借給我做“坐朝受賀”之用。雖然在該大廳中央，也不是“寶座”，仍是以一把普通椅子暫供我坐，但是這並沒有妨礙我高踞其上，坐受那幫封建餘孽的“排班羅拜”。
日本帝國主義分子對我既是這樣“體貼照顧”；而列位王公大臣對我又是如此“未能忘舊”，那麽那位曾給英國公使“拉纖”未成，致使我成為日本公使館中“嘉賓上客”，而悒悒於心的莊士敦先生，當然也決不肯示弱於人而甘拜下風的了。於是他便大掏自己腰包買來了不少西洋點心和洋酒之類，而且還替我邀請了當時在北京各帝國主義國家的公使、館員以及他們的家屬等，在日帝的魔窟中，為我大辦“二旬正壽”。不但是杯盤狼藉地鬧了大半天，我還收到他們很多的壽禮呢。
就是在平日，我在日本公使館中的“寓公”生活，也並不感到怎樣淒清與寂寞。除了和近水樓台的日本人時做往還，莊士敦也曾帶我到其他各帝國主義公使館去做訪問。英國公使也曾招待過我和婉容以及陳寶琛、鄭孝胥等共進午餐，等等。在當時，我還覺得這種火山口上的生活，比起紫禁城內的宮中生活，還怪不錯的哩。
四、在日帝魔窟中的一些零星回憶
我從三歲起，就一直過著“深居九重”的宮廷生活，根本就不可能有隨便走出警衛森嚴的紫禁城，而到市街上去開開眼界的機會。最大限度，也隻能是在我十七八歲以後，偶爾在車隊魚貫跟隨的大排場下，到我父親、嶽父、老師或叔父家中，或是到頤和園之類的地方，去做那難得的訪問和難得的遊覽。至於北京的市容是怎樣，北京街道是土馬路還是瀝青路，什麽店鋪在賣著什麽東西等，我一向是隻有耳聞並未目睹。因此我就常想：如果有機會的話，我非得到北京市內各處看一看不可。
到了日本公使館以後，我認為這正是大開眼界的良機已到，於是就在某一日的深夜十二點鍾以後，等住在樓下的日本警察睡熟的時候，我悄悄帶上一兩名用人，各自騎上腳踏車，躡手躡腳地溜出了日本公使館的大門，偷偷到市內各處去做“無人之境”的黑夜車上觀光。不過，當時在我心中，是存有一種互相矛盾的感覺：一方麵是抱有“多年夙願一旦實現”的快感；一方麵則是抱有“如果被市內巡警識破了我的‘廬山真麵’那就糟了”的害怕心情。所以每當“溜號”的時候，我總是在頭上戴上一頂獵帽，身上穿上運動用短衣褲，提心吊膽地對市容做“車上的觀花”。因此每當我經過警察的崗位時，總是要兩足緊蹬車輪，俯首急馳而過。
有一次，我騎車到了東安市場、紫禁城外和地安門外的一帶地方，在東安市場那裏，早已是客散攤空場門緊閉的狀態，因此我隻能是在那路燈暗影下，抬頭瞻仰瞻仰我向往已久的東安市場概略輪廓而已。再當我到了住過十七年之久的紫禁城外時，不由得把我那滿腦袋的反動階級本能——滿心想要恢複“祖業”、複辟清朝的迷妄政治野心和對馮玉祥將軍的仇恨都緊緊結合到一起，於是我就像是瘋子似的下了自行車，向那座已經深深融入夜幕之中的黑魆魆的紫禁城北門——神武門拿出“悲愴激烈”的蚊子般聲調，說了一聲意味深長的“再見”。當我把那股“無限**”發泄完了之後，登時又覺得心中空虛起來，然後就像是做賊一般，賊頭賊腦地趕緊跳上了腳踏車，抱著感慨無量的心情，急急忙忙離開那裏，繞過了景山，順著寬闊平坦一直向北的馬路，穿過了地安門，經過鼓樓西側，往西向著什刹後海我父親的家門口馳去。到了那裏之後，很想出其不意地跑進去看一看我父親和我祖母，但又轉念一想：“這可不得了，這事情如果被馮玉祥將軍得知，那還了得！”於是又把心一橫，連忙扭轉車頭，頭也不敢回地一溜煙離開了什刹後海。
我還如法炮製地到過聞名已久的前門和大柵欄等處。
這種擔驚害怕的“深夜遊覽”，一連偷偷做了好幾次。最後的一次是，當我遊興闌珊回到日本公使館的大門口時，忽見那扇一向通宵不閉的大門，這次卻緊緊關閉起來。我無法，遂繞到後邊的小角門那裏，不料那小角門也同樣關閉著。最終不得不硬著頭皮去叫門，這才由看門的中國人給我們開門放我們進去。後來聽我的用人對我講：公使館的人，已經知道了我夜間私自外出的事，並且對此也有了防備。我聽了這話之後，從此便再也不敢黑夜私溜了。
[1] 福晉是滿族對親王、郡王等的妻子的稱呼。正房稱嫡福晉，側室稱側福晉。
[2] “義和團”事件是19世紀末中國發生的一場以“扶清滅洋”為口號的農民運動。
[3] 清朝皇室的輩分排序：胤、弘、永、綿、奕、載、溥、毓、恒、啟、燾、闓、增。
[4] 鈕祜祿氏即孝貞顯皇後，她是鹹豐帝的皇後，也就是後來的東太後——慈安太後。
[5] 敬事房主要負責管理太監和宮女的獎懲事務，隸屬內務府。
[6] 清宮中後妃等級是：皇後、皇貴妃、貴妃、妃、嬪、貴人、答應、常在等。
[7] “慎刑司”隸屬內務府，專門用來拘禁人的監獄。
[8] “垂簾聽政”指太後臨朝管理國家政事。始於漢朝。漢惠帝劉盈，是劉邦與呂後之子，為西漢第二位皇帝。漢惠帝不理政事，呂後臨朝。
[9] 袁世凱（1859年9月16日－1916年6月6日），字慰庭，號容庵，河南省項城人，中國近代著名政治家、軍事家，北洋新軍的創始人。清末新政期間推動近代化改革，辛亥革命期間逼清帝溥儀退位，以和平的方式推翻清朝，統一國家，並當選為第一任中華民國大總統。曾短暫稱帝。後因尿毒症不治而死，歸葬於河南安陽，享年57歲。
[10] 戊戌政變，是在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發生在清政府統治集團內部的一場血腥政變，是以慈禧太後為首的守舊派勢力向以光緒帝為首的改良派勢力發動的。最終以慈禧獲勝，光緒帝被軟禁而告終。
[11] 郭布羅·婉容(1906年11月13日—1946年6月20日)，字慕鴻，號植蓮，滿洲正白旗(達斡爾族)。清朝遜帝溥儀的妻子，清朝與中國的末代皇後，後為偽滿洲國皇後。
[12] 即《易經》《尚書》《詩經》《周禮》《儀禮》《禮記》《左傳》《公羊傳》《穀粱傳》《孝經》《論語》《孟子》《爾雅》。
[13] 三綱五常是中國儒家倫理文化中的重要思想。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仁、義、禮、智、信。
[14] 張勳（1854—1923），原名張和，江西省奉新人，中國近代北洋軍閥勢力之一。清朝覆亡後，為表示效忠清室，張勳禁止部下剪辮子，故稱“辮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