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項內我已將如何受了我那英文教師莊士敦的影響，如何想要赴外國去留學，如何遭到了反對而作罷，如何竊運清宮古物，準備做他日留學經費的種種經過做了敘述，現在我想把在一九二二年我怎樣想要脫出“紫禁城”而赴英國留學的失敗經過記述於下。
當我和溥傑把那一批批的祖國人民文化結晶——書籍、繪畫和古玩等，從清宮中竊出到相當數目之後，我們便在協議之下，得出了一個結論：不如找個相當的機會，先脫出這座“紫禁城”再說。隻要能夠溜出了這座小小城圈，便可以求得當時駐北京的外國使館幫助，而“正正堂堂”地赴英國去留學了。到了這個時候，即使再有人出來反對，在這木已成舟的既成事實下，也就可以不怕他們了。
不過是，怎樣才能從這既有隨身太監經常守在身邊，又有宮中各單位的太監等把守著各個宮門，宮廷外圍更有“護軍”的處處崗哨，在神武門外邊，還有十六師的一團武裝兵士持槍守衛著的環境下，衝出這重重疊疊的嚴密“包圍網”呢？
在我和我弟弟這兩個充滿封建反動思想的腦袋裏，除了知道盲目依靠外國人，是再也想不出什麽另外方法的。於是就在那“三十六計”之中，把依存帝國主義勢力作為“上計”。
首先，當然是要和那唯一讚同我出洋留學——特別是赴英國留學的莊士敦做初步的“請教”了。當然他是表示了絕對讚成。於是，我更進一步地托他給想個具體可行的辦法，他遂想出了一個“求當時駐北京的外國首席公使——荷蘭公使歐登科”的辦法來。於是，除了先由莊士敦預做準備，我更不揣冒昧地親自給他打了電話求他幫忙，溥傑也是不熟假充熟地登門麵求他給予援助，結果是得到了他的應允。不過是，他的條件是：外國公使館的汽車無法開進宮中去，所以隻能派一輛汽車在宮外等候。隻要我能溜出“神武門”外，坐上了他的車，他便可負責使我能達到赴英國留學的希望，並且還把派車的日期、時間都約定好了。
因為得到了他這確有把握的答複，我便興高采烈地連忙收拾隨身應用的東西，預備到了約定的夜晚，就可以設法混出宮去。預定脫出的路徑是，打算臨時打開宮中西北部“延暉閣”附近的小角門，好從那裏逃出。因為從那裏走不幾步便是“神武門”。
第一步的工作重點，就是先須買通在我身邊的太監。買通的方法倒很簡單，隻要拿出錢來就行。於是我便拿出相當的金錢分給了他們，他們也都欣然地接受了。也不知道是誰給走漏了風聲，遂把這一計劃的概貌傳到我父親的耳中。我父親在當時是有支配內務府大臣以下權力的，而遍布在宮城內廊的“護軍”，又是在內務府大臣的直接統轄之下，於是就在我父親的一聲令下，登時紫禁城內外便全部臨時戒了嚴，斷絕了內外各門的出入。結果這一煞費苦心的脫逃計劃，便以完全失敗而告終。
在當時說來，這一失敗，確是對我的一個大打擊。就是在過了相當歲月之後，每一回想起來，還覺得相當遺憾哩。可是在現在，我已經認識到，那次的脫出如果成功，我當然是能夠到英國去留學，可是留學的結果呢？也隻不過是越發多染上一些崇拜帝國主義的思想，而使我成為一個進一步醉心西風的人物。固然是我也許因此而不至於當上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但是，焉知道不會給英帝乃至美帝當上走狗？因為我那封建統治階級的反動思想本質，早是被證實了要和帝國主義者勾結到一起而和人民為敵的。不管它是英帝也罷，抑或是日帝也好，結果它們還不同樣是個帝國主義？充其量，也不過是躲了一槍而挨上一刀罷了。結果，同樣是會走向背叛自己祖國人民而且毀害自己的道路的。
一、我幼時的好奇心
因為我幼時在清宮中的生活，是建立在大家的“齊拍共捧”之上的，所以就把我弄得到了完全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的程度。我當時的日常生活，可以說是在完全“無軌道”的情況下，想什麽便幹什麽，想到哪裏就做到哪裏，既受不到起碼的正當批評，也看不到起碼正常的榜樣，所以我在那前半生中，經常是在“不可以常理論”的狀態中，保持著任情任性和從心所欲的態度、作風。
很多人常常說我幼時富於“好奇心”，但是我卻不敢以好奇自居。當然就某種程度來看，也未嚐不可以勉強附於好奇之列，不過我當時的那種“好奇”，卻還不能和一般人所謂的好奇同日而語。因為我在當時所好的“奇”，在今日看來，都是些有違一般邏輯的離奇之事——也可以說是一些無意義的事。總之，我的毛病都是被那種不近人情的離奇環境，也就是被那“與常人殊”的統治階級特殊環境給製造出來的。
我想舉出其中的幾個例子作為介紹。
二、我的西餐
我在宮中時，習慣把西餐叫作“洋飯”。固然在當時我也曾“習聞其名”，但沒有能夠嚐到它真正滋味的機會。有一天，我終於下定“一嚐異味”的決心，便叫太監到當時的六國飯店——現在的北京國際飯店去買。結果是連做西餐的廚師和大批材料並刀、叉、盆、碟之類，都應有盡有地帶到宮裏來了。於是就利用當時“禦膳房”的爐灶來做，一共做出了十幾種幾個人也吃不了的菜。做好之後，飯店裏的人說要到我吃飯的地方去擺設刀叉和布置餐桌等項，當即遭到了有關太監的嚴詞拒絕，搖頭擺手地向他們說：“那可不行，非由我們去辦不可，你們隻要把菜做好就行。”於是，太監們便把做好的湯和菜，大盆、大盤子地一齊往上端，足足擺滿了一大桌子。我雖然“好奇”心盛，頗想飽嚐一回外國的風味，但因為它是外國飯，又不能不“自我慎重”一下，於是就想起了“君吃臣嚐”的“保險”方法來，先叫太監們去嚐一嚐那一大盤子“黏糊糊、黃澄澄”的東西——黃油和那“幹巴巴、異味撲鼻”的東西——“忌斯”（奶酪）。太監們奉命各嚐了一口之後，都不約而同地做著鬼臉皺緊雙眉說：“啊！太難吃了，太難吃了！”我聽到了這樣回答，就使我的“好奇熱心”冷卻了一半。恰巧那次的湯，又是用烏龜做的，這在當時的宮中，連牛肉尚且被認為是“大五葷”中之一而不肯入口，現在居然把一大盆烏龜湯擺到食桌上麵，真是聽到了這“烏龜”兩個字，就會讓人食欲大減，甚至還會使人覺得有些惡心，何況要把它吞下去呢。所以我就根本沒敢嚐試。別看這次，雖說是我“破題第一遭”的西餐，我並沒有怎樣去吃，而且這第一個印象，對我又不怎樣佳妙，但由於菜肴的出奇豐盛和太監們的趁機中飽，那一頓西餐，竟至花費了數百元之多。
我這次的頭一遭吃西餐，雖然以我的徹頭徹尾不識貨而告終，但在後來，卻以我妻子婉容的從旁幫助，才終於得到了吃西餐的起碼知識。那就是在我們結婚之後，有一天我對我那一妻一妾——婉容和文繡提議道：“我們今天吃‘洋飯’好不好？”當然她們都是極端讚成的了。於是就如法炮製，和上次一樣，把多得驚人的西餐端來擺滿一大桌子。正要舉箸（因為我尚不習慣於使用刀叉）來吃時，婉容見狀似乎是吃了一驚，於是就撲哧一聲笑了出來說：“這樣吃法太‘老趕’了，應當每人一份地分盛在盤子裏吃！”於是她就由分盛湯菜起一直到怎樣使用刀叉等為止，都做了“技術”上極其生動的說明，並做出了極富自信的實際示範動作。我在當時，固然覺得被這種技術上的問題束縛得很是別扭，但從那次起，就逐次體會到了其中的“奧妙”，而學會了吃西餐的全套“本領”。
三、打電話的問題
我因為羨慕人家在家中安置電話，便在我所住的“養心殿”裏也安裝上了。是在哪年哪月安裝的，現已記不清，反正我記得是在我結婚以前的事情。在我正式安裝以前，在我身邊的那些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法行不敢行”的老古董人物，也曾對此史無前例的“新事”做了大力反對。在他們說來，也是自認為滿有理由而振振有詞的。他們的第一個理由是：宮中從來就沒有安裝過這樣的東西。因此，不獨現在不應該安，就是在將來也不應該有。其次的理由是：以皇帝之尊，而隨便和外界用電話交談，殊非“君人者所以自重之道”，所以電話是不應該安裝的。不過我在那時年歲已不算小，並且是好奇心切，所以任憑他們怎樣咬文嚼字地給我扣帽子，我也是決心已定，概不再聽他們的那一套了。結果，他們究竟沒能拗過我，我終於安上了電話。
我安上電話之後，心中不由得高興異常，當然是要以“先打為快”了。第一個掠入我頭腦中的通話對象，就是在當時北京頗負盛名的“雜耍”演員徐狗子。於是連忙翻開電話簿來查，等接通了號碼之後，果然聽到一個男人的聲音前來答話，這時我心中突覺慌亂起來，也不管對方答話的人是否是我所要找的通話對象——徐狗子，更不管對方聽到了沒有，便匆匆忙忙叫了一聲“徐狗子”，趕緊把電話機掛上了。
自從嚐到電話的這種滋味之後，我便開始和我的家屬大通電話。既不管是深夜或清晨，也不顧慮對方的討厭與否，一談話就得談一兩個鍾頭。有時還在電話中放送“八音盒”等的音樂，以供他們欣賞。當時這個“養心殿”，簡直有些像有線廣播站了。
還有一次，我又想起了當時在北京劇界，被譽稱“武生泰鬥”的楊小樓，便又往他家掛了電話。這次我已不像上次給徐狗子打電話時那樣心中無底，已經到了能夠鎮定心神而開玩笑的程度，於是便模仿京劇中念白的聲調向對方問道：“你是楊小樓嗎？”這時聽到對方也在笑著回答道：“哈哈……您是哪位呀？哈哈……”我於是更用京劇白口說了幾句什麽話，便在對方哈哈大笑之中把電話機掛上了。
這兩次的利用電話開玩笑，還算是“不失其為天真”的胡鬧。但還有一次則是完全越出了開玩笑的範圍，而成為欺騙人的惡作劇了。有一天，我給一家大飯館打電話，向它訂了一桌酒席，並讓它給送到一個捏造的地方去。當然這家倒黴的飯館，一定是上當無疑的了。後來因為聽人說，捏造別人名義打電話，電話局是能夠調查出來的，所以我就不敢再這樣隨便濫用電話了。
還有一次，則是我忽然靈機一動，想起了當時在北京曾以“魚目混珠”享名的胡適。我要給他打電話的理由，既不是仰慕他在當時的“盛名”，尤其不是要向他討什麽教，簡單一句話，還是為了“好奇”，也完全和給楊小樓老板、徐狗子師傅打電話一個樣，這次也隻是想要看一看這位胡適之博士究竟是個什麽樣的人而已。所不同者，隻是在上兩次曾以“無名氏”的資格出現在電話機口，而這次則是以真名實姓來“自報字號”罷了。因為我在當時的大多數報紙上，也曾再三看到他的“尊姓大名”——僅僅是他的姓名而已——同時也曾聽到那些老先生對他的不滿和譏笑，甚至就連我那個英文老師莊士敦也曾說過：“胡適就是‘胡說’。”我還記得有一天莊士敦曾把一本胡適的詩集拿來給我看，並指著他所作的“匹克尼克來江邊”的那句“新詩”大加訕笑說：“何必非把中國現有的‘野餐’二字，說成英文的‘匹克尼克’不可呢……”所以我也就想要親眼“瞻仰”一下這位新詩人的豐采光華如何了。那次我打電話時，恰巧是由他本人親自來接，當他問我是誰，我就回答說：“我是宮裏……宣統。”接著我就向他說明了想要見他一麵的意思。後來，他果然到我這裏來了。在當時我還想，他也許不會來的吧？可是他居然真來了。尤其是使我覺得新奇的，就是他不但爽爽快快地到清宮中來見我，並且當他一和我見麵時，竟毫不遲澀地稱我為“皇上”。我當然對於這位新文學家也以先生二字來相呼了。至於在那次我和他談話的內容，現已記不清楚，不過，我隻記得那次談話的時間並不算長而已。
可是，我和這位胡適博士的見麵，卻又在我的左右人們中間，引起了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不過是在這場“風波”中，也表現出兩種不同的看法和截然相異的結論來。
一種意見是對此表示不滿的。他們說：“皇上怎能把這樣的‘新文學家’找到宮裏來呢？尤其是這樣和他‘破格’談了話，豈不是於‘體統’有礙？”
還有另一種意見，則是和前者純粹相反，表示了“往自己臉上貼金”的揚揚得意神色。他們說：“看看！連胡適這樣的人，都讓咱們皇上給‘化’過來了！”
其實，這兩種說法都是胡說八道。不過胡適這個人，卻實實在在有愧這“新文學家”四個字。因為在他的靈魂深處，不但有一種和封建殘餘反動勢力異途同歸的共同之點，同時，還有和資本主義反動階級思想同流合汙的另一麵。不管他在當時嘴裏怎樣說著假開明的誘人詞句，他的整個立場根本就是和廣大人民的利益相反的。他隻不過是利用當時新舊思想尚在混沌時期，披上了一件“五四革命運動”的外衣，一時迷惑了當時一大部分渴望新空氣的青年，在實際上他卻是和帝國主義者在一個鼻孔出氣。看他後來竟自完全滾入美帝的懷抱之中，終於甘心自絕於祖國人民這件事，就可以知道這個胡適博士，究竟是個怎樣角色了。
當一九二四年，我從清宮出來住在我父親家中時，他還親自到過當時的醇親王府見了我一麵。也許是為要表示一下“博士”對“皇帝”的關心吧？但隻是對我談了一些普通客套話之後便辭去了。
後來，當我住在日本公使館時，有一天，我在樓上看到有一輛小汽車開到我的樓前停住，從車中走下來一個人。我定睛一看，原來又是那位胡博士駕到。這時因為我對他的“奇”已經“好夠”了，便借口沒有工夫而擋了他的“大駕”。從此之後我遂沒有再看到他。
四、金齒和大帽子、大鞋
我在宮中時，因為很羨慕人家鑲金牙，便讓牙醫也給我特製了一口金牙。不過我的這副金牙，是和一般人的不同，而是名實相符的滿口金牙。也許是這種鑲牙法在技術上有困難的吧，我的那副金牙卻總未能舒舒服服地套到我那上下兩槽牙齒上，因此隻能是把它當作是藏在匣子裏的“特製義齒模型”來供自我觀賞。
此外，我還在鞋帽鋪裏定製了一頂用兩隻胳膊尚不易圍攏的“大口徑”的瓜皮小帽，和一雙能容一個兩歲前後的孩子睡在裏麵的“特大單臉棉毛窩”。若問我為什麽要定製這樣的東西？我也沒有什麽充足的理由可做答複，而隻能這樣地回答：一來是因為“有錢無處花”，二來是為了“偶爾興之所至”，姑且做出來看看而已。
後來我在出宮以後，聽人說那頂出奇的大帽子和那雙特製大鞋，還被陳列在建福宮燒跡上的小玻璃亭子內，並對此附有說明，說這兩種東西，都是過去在清宮中祭神時所用的“儀器”哩！
五、大便的“遊戲三昧”
有一天，我忽然來了“興會”，便派一名太監，送一個大包裹到醇王府，說是“賜”給我弟弟溥傑的東西，按照當時的慣例，我所派去的太監一到“王公”之家，他們便須把這個太監當作“天使”（天子所派出的使者）來看待。當“天使”進入屋中時，照例先得把我所“賜”的東西擺在堂屋中央桌子上，領受“賜物”的人，這時須站在桌子右方和“天使”相對（他站在桌左方）而立，然後這位“天使”便正顏肅目地宣布這是“皇上賞給誰的東西”。於是“受賜”的人便向著放在桌中央的東西磕三個頭，這樣才算是“受授之禮”全部演完。然後這位“天使”便以太監的身份向“王公”請安。在請完安退出時，“受賜”者仍須把他送到院中之後才算完事。
不過這次卻與一向慣例頗有出入：我弟弟溥傑因為忽然得到了這種“禮物”甚是高興，便在做完“拜受”之禮後，在“天使”麵前連忙把那大包裹打開來看。不料打開了一層布包之後，又是一層布包……一層一層地開了十幾次，才露出一個大紙包來。誰知這個紙包，也是左一層、右一層地用紙包裹著。等他費盡了好大力氣剝到最後一層紙包時，這固然是聽溥傑在事後所說的：“用手一拿，覺得裏麵軟乎乎的，等到打開了這最後一層紙包時，隻覺得一種臭氣撲鼻……”於是他就“哎呀”一聲，當著“天使”麵前把“賜物”摜在地上，也忘了“恭送天使”就轉身洗手去了。原來紙包裏是我拉的一根“大屎橛子”。
我這一大開玩笑不要緊，我那位素日“持家謹嚴”的祖母劉佳氏還因此有了一點小小誤會，她認為這是我對我弟弟的一種不滿的表示，於是就責備我弟弟道：“這都是因為你常常借口有事不愛到宮裏去，所以才給你送這樣東西來的！”
六、牛和狗
我從幼時起，就愛飼養一些動物之類。這固然也是和普通一般的孩子一樣，並沒有什麽特異之處。不過，與一般不同之點，就是我所飼養過的東西，都是一大批、一大批地飼養著，並且還委派專人來管理，我隻是在高興的時候拿這些東西作為一種消遣而已。更嚴格些說，也就是奴役別人來供自己開心罷了。例如，我曾養過成屋子的各種各樣的鳥，大批的貓，大群的狗，滿院子的缸裏金魚，駱駝、牛和猴子等也都飼養過。我甚至還在玻璃盆中養過螞蟻，大瓦缸中養過蚯蚓，至於蟋蟀、蟈蟈之類，更是應有盡有，提不到話下的了。不過是，那些被我喂養的對象，也隻是某一時期、某一階段中的一時對象而已。在我來說，也隻是“興之所至”的一種嗜愛，過了那一陣子熱氣，便又見異思遷而去另找其他的消遣東西。現在我想談一下關於其中“牛和狗”以及其他的一段回憶。
“牛和狗”的問題，也是在我結婚前的事情。那時我很喜歡看牛和狗打架。當我看到牛見了狗，便把它的頭低伸到地麵上，用那兩隻角對準了狗的方向而左右搖擺從事防禦的姿態，以及狗見了牛便矯捷地圍著牛連吠帶跳而伺隙進攻的情形，便興味津津地大有百看不厭之感。所以，我就時常讓人把牛牽出來，把狗也放出來看它們的爭鬥作為消遣。有一次，那牛因為遭到狗群的四麵襲擊，便掉轉牛頭向西長安街狂奔而去。那群狗當然不肯放鬆也就乘勝急追，跟蹤不舍，就是因為這樣，差一點兒沒有鬧出傷人的危險來。不料我的這種遊戲取樂情形傳到了榮惠太妃耳中，她既不是珍惜牛，也不是為了狗，尤其不是怕傷了人，而是引起了她的一種另有深心的憂慮。在她看來，狗欺負牛，乃是有關整個愛新覺羅氏子孫前途運命的非常重大而又深刻的事情。但她又不願意直接向我勸阻，於是就在幾天幾夜的深籌苦慮之後，想出了一條用牛刀割雞的“妙策”來。她遂在某一天，利用我弟弟溥傑每日伴我讀書的機會，悄悄派太監把溥傑叫到她所住的重華宮那裏去，做出一種悲天憫人的表情，並用沉痛已極的聲調對他歎息道：“唉！我聽說‘你們皇上’（即是‘你們的皇上’之意）這些日子常讓狗來咬牛，把牛的身上都咬成了傷。你知道在《推背圖》（預言朝代興廢的迷信書籍）裏，不是拿牛來象征咱們清朝的嘛！這樣讓狗來咬牛，我想這不是一個好兆頭，這件事關係可大啦！可是我自己又不願意直接去勸阻。我思前想後地想了好幾天，我想還是你在今天回家後，把這件事好好地對‘老福晉’——指我的祖母——說一說，叫她到宮裏來一趟，想法子勸一勸。因為這件事關係太大，我不能睜眼白看著不想個法子呀……”溥傑聽了這番期待殷切的諄囑，便回家對我祖母做了傳達。我祖母聽了這樣的話，也認為這乃是有關全族前途運命的大事，便自告奮勇地把這一“重要任務”擔當下來。果然不久宮中太妃便正式召我祖母進宮，於是她便在見我之後，翻來覆去繞了一大陣彎子，就把狗不可咬牛的大道理，用暗示的方法對我做了煞費苦心的勸阻。後來我對於看“狗牛相鬥”的興趣逐漸減退，便沒有再因此而惹起老太太們的焦灼和懊惱。
七、“古董房”的“秘密”
在宮中東北角，有一個叫“古董房”的殿堂。我小時聽說在那裏有幾間從來就沒有人敢進去的空房，一向都是鎖上加封地密閉著。我仍是在“好奇心”的驅使下，便想探求一下它的秘密，打開那多少年來一直沒有人打開過的門。當時在宮中任“四十八處督總管”的老太監張德安，多少年來他就住在這個“古董房”的東配殿（廂房）內，當他聽說我要打開那他所認為萬萬打開不得的神秘房門時，便嚇得魂不附體一般而向我痛陳萬不可開的理由。理由是什麽？就是：“這幾間房子絕對開不得。因為多少年來就沒有人開過一次，並且這是‘口口相傳’的相沿舊例，如果是把它打開，一定會發生最可怕的不祥事件……”他愈是這樣空洞而籠統地講理由，愈是這樣擔憂害怕，就越發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於是我就越發非要打開看看不可。這次他被我逼得實在沒有辦法了，便把太監們平日最擅長的“絕招”向我施展了出來：跪在地上向我苦苦地哀求。我最終在他的“最後絕招”下敗了北，同時也是我為他的“神秘危言”所懾服，才沒有固執我那非打開看看不可的所謂最初決心。
八、強盜與鬼火
我在天津時，因為聽人說在南開大學附近，時有綁架勒贖的盜幫出沒，我為了要滿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便以多為勝地帶了一大群荷槍實彈的仆從，分乘了幾輛汽車，等到天黑之後，特到那裏一帶找強盜去。在當時，不論我到什麽地方去，一向都有一名由日帝駐津總領事館派來的日本人便衣警察跟在後麵。這次因為他不知我的用意所在，也隻得疑團滿腹地一同去了。結果是在往返徒勞下，什麽也沒有遇到，最終敗興而返。
不久，我又聽說在天津“牆子河”附近時有“鬼火”出現，於是又引起了我想要見識見識“鬼火”的熱情，遂坐上汽車前往“觀賞”。結果也是在黑夜之間的凸凹不平道路上，顛簸了好幾個小時，然後一無所見地頹然歸來。
如此說來，在當時的我，真是有要和“剪徑強人”一較身手的膽量嗎？特別是像我過去那樣既佞神又信鬼的人，真有想看一看“鬼火”的“勇氣”的嗎？
不是的。我隻是靠著人多勢眾，想來滿足一下自己的所謂好奇心罷了。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的那種“既害怕，還想看”“又膽小，複好奇”的矛盾心理，正是和過去舊社會中的王孫公子的所作所為一般無二。拿過去的曆史上突出實例來說，像是明朝的正德（武宗），不就是在十六歲時，曾用自己的名義封自己為大將軍，並特意使用“分身術”的辦法，給大將軍的自己，另起個“朱壽”的名字，而帶領著軍隊奉著皇帝——另一個自己的名義而做出了“凱旋”的滑稽戲的嗎？這能說他是勇敢？這絕不是什麽勇敢，而隻是萬變不離其宗地在封建統治階級的反動本質——慣於“強淩弱，眾暴寡”的階級本質支配下，也就是魯迅先生所給一語道破的“見狼現羊相，見羊現凶手相”的階級本能下，更把它和自己的“無軌道”生活方式互相結合起來，所以就產生出“龍種自與常人殊”的特殊行徑了。
我認為像是這種“奇妙”而複雜的“貴族心理”，可以說是古今一樣、中外相同的。
所以唯有同一階級出身的人，才會深切感到古往今來彼此之間的共同心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