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張勳[14]複辟
是的，當張勳背叛中華民國實行複辟罪惡勾當的時候，是在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正當我十二歲的時候。
固然在當時，我還是個小孩子，並且也確是被那個臭名千載的“辮子兵統帥”——張勳，重把我抱上了皇帝的寶座；固然是在那場見不得人的醜劇之後，也曾聽到陳寶琛對我說：“段祺瑞認為這次的複辟，都是由張勳一個人給製造出來的。是他來逼迫‘清室’的孤兒寡婦，並非出自‘清室’的本意。因此對‘清室’的‘優待條件’，仍可一仍其舊。”但是平心來說，我這個小孩子，雖然不是自己要往“寶座”上去爬，但在當時，我對張勳那次所製造出來的既成事實，卻並不是無動於衷，更不是未曾欣然色喜，總之，在當時的我，早已經成為一個“半拉子”的封建統治者了。
張勳
大約是在張勳叛國的前一年吧？年月日我現在雖然已記不清，但是我還記得，當他那次到北京來時，曾到清宮見了我一次。那時我因為要接見陌生人，不知應該說些什麽話才好，於是我那陳寶琛老業師便教導我在見他的時候，應該說什麽樣的話。當張勳見我時，仍然是跪拜稱臣，我也就按照老師的傳授，一五一十地向他說了幾句慰勞的寒暄語。果然張勳聽了很覺高興，並對我的這種慰勞表示了感激之意。為什麽張勳會如此呢？因為他自從到了民國之後，依然沒有把他的那條辮發剪掉，借以表示他始終忠於一姓的決心。不過是，當袁世凱在世的時候，他確曾一貫忠心耿耿地替袁來效力，自從袁死之後，他才毫無顧忌地要拉下臉皮陰謀複辟的。
關於複辟的陰謀這件事，張勳曾在過去的所謂“督軍團代表會議”上就已經秘密做出了決定。到了一九一七年，因為當時的大總統黎元洪和國務總理段祺瑞在政治勢力上的尖銳摩擦，衝突已形成表麵化，張勳遂趁此機會以調停黎、段之間的紛爭為借口，別有用心地率領著他部下的一部分軍隊來到北京。過了幾天之後，他便出人意料地宣布了清朝的複辟。於是那些自命為前清遺老、專門夢想開倒車的封建餘孽，如康有為、劉廷琛之輩，都紛紛麇集到張勳的周圍，打算渾水摸魚地討個重要職位，重溫一下尚未過足的封建官癮。當時給張勳當參謀長的萬繩 ，也是主張複辟最有力的一個，這就更給這幫獵官的“遺老”，打開了一個“方便之門”。
在七月一日那天，張勳突然氣勢洶洶地帶兵進入清宮，並糾合了很多“逐臭之夫”聲言要見我。我這時正在毓慶宮讀書，不過陳寶琛卻是早已與聞其事，便胸有成竹地告訴我說，張勳的來意，就是打算實行清朝複辟，並且還反複地囑咐我，須立即應允他的要求。我在當時雖然還是一個十二歲的孩子，但聽到這樣的話，心裏也覺得很高興。因為我從小時起，一直在受著封建統治的專製毒素教育，再加上宮中的一切生活環境和物質條件的影響，所以我一向就是把國家看成是愛新覺羅氏祖祖代代傳留下來的一姓私有物。何況那反動階級本質的烙印，在當時已經深深在我頭腦中起了相當的作用，所以盡管我在當時還是個小孩子，但對“清朝複辟”這四個字的意義，已能從心裏感到有一種不由自主的歡欣激動。
於是我就回到了“養心殿”，見到了張勳。他見了我之後，便像是逢場作戲似的伏地向我叩頭，並大言不慚地對我說明了來意。大意是，由於中國近幾年來的政局混亂，民不聊生久矣，所以人心現已傾向於恢複大清，實行帝製。並說：“隻有這樣，才能重拯斯民於水火之中，而使之重登於衽席之上。”並著重表示：他代表各省官民一致擁護我重登“大寶”。又說：當他在徐州召開會議時，各省督軍都已表示讚成複辟。於是我也就表示答應了這一要求。據說，張勳還見了宮中的四位太妃，對她們也曾重複了這一篇話，當然，那四位太妃更都是求之不得地表示了認可。
然後便由張勳和他的羽翼以及那群蒼蠅般的遺老，就像分贓一般，用超快速度決定了偽內閣的名單。經我草草過目之後便公布出去了。我記得其大致內容是：張勳任偽內閣首席議政大臣兼領北洋大臣。其他如王士珍、袁大化、陳寶琛、雷震春、張鎮芳、劉廷琛和梁敦彥等人，也都當上了偽議政大臣等職位。不料正在那短短十一天的開倒車迷夢方酣之際，段祺瑞就在馬廠誓師進兵討逆。而這出複辟的曆史醜劇，也就在討逆的幾聲炮響中匆匆地閉了幕。
張勳雖然也曾調兵遣將地做了一連串的困獸之鬥，但在那邪正相爭大勢所趨之下，隻能是節節敗退，縮入到北京城內。
這時在南苑的空軍，也起來協力於對張勳的討伐，並且還先聲奪人地在清宮投下了三顆炸彈。一顆落在禦花園內水池中，將池子炸毀了一小部分；一顆落在西長安街的“隆福寺”外——“儲秀宮”東牆附近，未炸裂；一顆落在“乾清門”外，炸傷轎夫一名。
盡管在這次轟炸時，據說是因受到段祺瑞的勸阻，未繼續大肆轟炸，但是，對於當時的清室，以及所謂的王公大臣，確是給予了精神上的一個大打擊。
當聽到炸彈聲時，我正在書房和老師談話，我當時心中非常害怕，太監們便簇擁著我急忙回到“養心殿”寢室內隱蔽。在當時，既沒有防空的設備可言，更沒有關於防空的起碼知識，隻是把窗外遮太陽用的長竹簾（宮中叫作“雨搭”）放了下來，以防炸碎玻璃傷人而已。那四位太妃，也都在各自的宮殿裏，被太監扶掖著藏在寢室深處。據說榮惠太妃竟躲匿在桌子底下。至於所謂的各王公大臣，也都在事後變顏變色地陸續跑到宮中，向我和太妃遙致問候之後，便又都一籌莫展地各自回家。
不到幾天之後，段祺瑞指揮下的討伐軍便乘勝攻入北京。當那些叛軍縮到南池子張逆住宅附近，做最後掙紮的巷戰時，我和四位太妃也都在各自寢室中，為拂曉攻擊的槍炮聲所驚醒。於是我們便又各自在太監或宮女等亂作一團的情況下，再把掛在窗外堪稱唯一“防禦武器”的“雨搭”放了下來，據說這次是為了防禦流彈。這時，宮中的內外各門都緊緊關閉，以至外麵的消息也一概杜絕。隻仗著當時的“護軍統領”毓逖，經常通過“奏事處”太監，把一些贗造戰況傳了進來。其實，當時的真正情況，毓逖也同樣無從得知，隻是為了“安定人心以防意外”起見，特意謅出一些迎合當時反動心理的假消息而已。例如，他報告說：“張勳獲得全勝，段祺瑞的軍隊全被殲滅。”果然我和太妃聽到這樣“喜訊”之後，便都高興異常。於是那幫見縫就鑽的太監，便又造出一些應運而生的“神話”來。例如說：“怪不得在今天早晨槍炮還沒響以前，就聽到有兩隻烏鴉在養心殿房脊上，一問一答地叫喚著。原來它們是給‘報喜’來的。”又說：“今天早晨，聽到在‘養心殿’的‘西暖閣’後麵，有叮叮當當盔甲的聲音。”接著更自圓其說地繼續自加注釋道：“這就是‘關老爺’（在‘西暖閣’內供有關羽像和‘青龍偃月刀’）出來‘顯聖’，是為了要保護‘萬歲爺’和四位‘老主子’的！”等到下午外麵槍聲漸次平息下來之後，太監們便又傳出了新的謠言說：“在禦花園欽安殿內所供的‘關帝’和‘赤兔馬’身上都出了汗，這也是出來‘顯聖’，四處奔馳保護累出來的。”當然我和四位太妃，是不會相信這種暗合心意的神話的了，於是就在驚魂甫定之下，又從各自的“避難掩蔽”下鑽了出來，都不約而同地先後到欽安殿去叩頭致謝。到了第二天，我們才正式得到了“內務府”的報告，說張勳業已一敗塗地，逃到荷蘭公使館去了。這時大家才都如夢初醒地把腦袋耷拉下來默不作聲。
還有當叛軍的敗相日益濃厚時，那些烏合麇聚到偽內閣當上偽閣僚的各位“大臣”等，便如同“樹倒猢猻散”一般，紛紛狼狽辭職鼠竄而去。最後隻剩下罪魁禍首的張勳和三朝元老的王士珍以及我那老師陳寶琛等尚未辭職。有一天，陳寶琛急急忙忙來見我，要求趕緊拿出皇帝辦事的小印來捺用，為的是要把一張公文交張勳轉交張海鵬（當時東北軍閥中的馮德麟、張海鵬、湯玉麟等都參加了這次的叛變），使其悄悄脫出急歸東北，任命張作霖為東三省總督，好求援於他協助複辟，以挽救當前的危局。而這顆小印，照例是放在一個方形木匣內。匣子盡管在我身邊，但開匣的鑰匙，則一向是歸我父親載灃掌管，每次開匣取印捺用時，都得由宮中“奏事處”的太監從我這裏拿去木匣交我父親開匣用印，用完之後，仍由我父親親自把匣鎖好，再經過“奏事處”太監之手，送回我這裏保存。但在這垂死掙紮之際，已再沒有工夫做那種煩瑣的手續，於是我那位陳老夫子便“情急智生”，采取了“通權達變”的“非常手段”，砸毀了木匣子的鎖，在張勳所擬定的那張所謂“諭旨”上蓋了印，便由陳寶琛把這張“病急亂投醫”的陰謀文件，匆匆交到張勳手中去了。不過後來張作霖對此始終並未做出什麽表示來，總之，這件事又是以枉費心機而告終。
幾天之後，就以張勳的逃入荷蘭公使館，而使這段複辟的罪惡迷夢結束了。但是我在這出醜劇的尾聲中，還串演了一場醜劇中的醜劇哩。
那就是當張勳徹底失敗之後，我的父親和陳寶琛等，把預先早就準備停當的再度退位“詔書”拿了出來，做了一個關上宮門自欺欺人的頒布手續。在我聽了那篇老著臉皮嘵嘵分辯言辭中所著重表明的如“……這完全罪在張勳而與清室無關。現在自己仍願還政於中華民國……”等無恥謊言時，我居然被那句“還政於中華民國”的話給刺激得哭了出來。於是在我身旁的太監們，也有人隨聲附和地哭了起來。這就是我在十二歲時所幹出來的事情。足見在當時，我的年歲雖小，可是我那與人民為敵的反動階級罪惡本質，卻是不能和我的年齡做相對比較的！
二、盜竊了人民的寶貴文化遺產
在一九二二到一九二三年之間，我因為受了莊士敦的影響，以及我對於當時宮中生活方式的不滿，又加上我對於“小朝廷”爾後命運的不安，所以便產生了要到歐洲去留學的念頭。當我把這種心情和希望向當時有關人士透露出來時，不料卻遭到我老師以及家屬中“權威人士”的極力反對。對此表示讚同的，隻有莊士敦一人。
他們反對的主要理由是：
中華民國對於“清室”的“優待條件”，早為國際上所公認，中華民國又怎能單方擅自廢止？
其實，他們反對的本意卻不在此。
請想一想，為什麽在張勳複辟時，他們卻誰都沒有想到“優待條件”的事？再者，在那“優待條件”中，有沒有“許可背叛中華民國”的一項條款？為什麽在複辟時，早把“優待條件”中明文規定的義務，完全忘個幹幹淨淨，而到了現在的時候，卻又把中華民國無權從片麵加以廢止為唯一理由？並且還滿懷信心，厚顏無恥地拿這種不值一駁的歪理來，作為反對我自動辭去這種優待而出國留學的有力借口？
他們也不想一想“優待條件”和我出國留學，可又有什麽關係？更不想一想，既是發生了像張勳複辟那樣的事件，明明是先從受優待的“清室”這一方麵，違背了人家之所以要“優待”的本意。在複辟失敗之後，之所以尚未廢止“優待條件”，隻是因為當時的北洋軍閥政權，根本就不是真能給人民辦事、對人民負責的革命政府，並且那些位政治“巨頭”，也是和過去的清朝有過相當瓜葛的舊曆史人物，所以才讓“清室”鑽了這個空子而撿了幾年的“優待便宜”。按正理說，能繼續受著“優待”，已經是一件意外的奇事了，怎麽還能居然自覺滿有理地公然揚言中華民國沒有取消“優待條件”的權力呢？足見這幫寄生於當時“小朝廷”內的大人先生，是善於睜著眼睛說夢話，並且是隻知依賴著外國——所謂國際上的力量，認為外國可以，並且應該幹涉自己國家的內政，同時他們也確是在希望著帝國主義列強來幹涉自己國家的內政。這種喪失民族氣節、隻知自顧自的反動醜惡奴才嘴臉，這種封建餘孽的反動階級本質，真可以說是已經到了喪心病狂的程度。所以我認為，他們之所以竭力反對我的出國留學，並不是真個地在重視著這一項類似空文的“優待條件”，而隻是要拿“優待條件萬萬歲”來安我的心。尤其是對於我打算在出國同時，自動辭退“優待條件”這件事，感到了十分驚慌，所以才拿這樣的話來作為借口。總之，他們最害怕的，就是有關他們的吃飯問題。因為像我這樣的“飯東”一走，他們的祖傳“鐵飯碗”，就有立時被打破之虞，所以才會做出這種“齊心戮力，眾謀僉同”的反對。
至於在我這方麵呢，也有我自己的一個如意算盤。因為，我在當時曾認為到外國去留學，不但可以避免日後可能發生的生命危險；自動辭退那篇逐漸名存實亡的“優待條件”紙麵文章，還可以博得一個“開明”的美名；並且到了外國，多多少少總能得到一些“新知識”；還可以在將來學成回國之後，拿這種“留學外國”的新政治資本，來做“伺機觀變”之用；同時，到了所謂必要之際，也可以依靠外國——帝國主義國家的“奧援”，一方麵再糾合那幫所謂遺老之類，來恢複過去自己的“祖業”。
他們的內心實話既不能對我做公開的闡述；我的潛在私圖當然也不便對他們做無保留的傾敘，所以，在我和他們之間，是有一段無形的牆壁在隔著，隻能在同床異夢的心情下，各自懷著不可告人的鬼胎，而各自做著自家的打算。
雙方的意見既不能合拍，我那有利於我而不利於他們的留學計劃，當然就得擱淺。但是我卻沒有甘心於這次的碰壁，於是就想起了一個“做好準備，徐為後圖”的辦法來。
我的同母弟溥傑是非常讚成我出國留學的。因為他自幼也是一個徹頭徹尾具備了封建統治反動思想的野心家。他不但無條件地讚同了我的那種如意算盤，並且還變本加厲地向我提出了“須要立即積極進行”的具體建議，並自告奮勇，表示願意負責這一竊運的實際罪惡行動，同時還表示了要和我一同出國留學的決心。
於是，盜竊祖國人民寶貴文化遺產的罪行便開始了。
我們兄弟二人就狼狽為奸地首先求我叔父載濤，在天津舊英國租界戈登路，為我購買一幢樓房。然後就由溥傑利用他每天在上午陪我讀書的機會，每天一包袱、一包袱地把宮中由明、清兩代不斷從人民手中掠取來的我國民族藝術文化結晶，都擇尤地陸續盜運出去，一直這樣地幹了半年之久。
在那次所竊運出去的寶貴人民遺產中，現在想起來最使我覺得痛心和不勝內疚的，都是些出類拔萃、精中取精的唯一珍品。現在所列舉的，隻不過是其中的九牛一毛程度。例如，在墨跡方麵，有晉代王羲之的《曹娥碑》和《二謝帖》的手卷；有他兒子王獻之的真跡；鍾繇的字；僧懷素的草書；唐歐陽詢的墨跡；宋趙構（高宗）的字；司馬光的《資治通鑒》親筆原稿；米芾和董其昌的字等。至於元代趙孟 的字，那就更多了。在繪畫方麵，有唐王維的人物；閻立本的真跡；宋徽宗的畫；宋馬遠和夏珪以及馬麟各自畫的《長江萬裏圖》；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等等。手卷、冊頁和掛軸等共計起來，達千幾百件之多。在古版書籍方麵，則是把“乾清宮”西側“昭仁殿”內所藏的宋版、明版的珍貴書籍全部盜運出去。至於書籍的名稱，早已記不清楚。現在抄錄一下潘際坰先生所引用的《故宮已佚書籍書畫目錄四種》——“一九三四年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印行”——中的一段便可知其概略：
“這本隻為少數人所留意的書，原是由‘清室善後委員會’在一九二六年第一次出版的。‘弁言’的全文如下：
“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九日，點查毓慶宮至‘餘字九六四號分號五十四’時，發現題名‘諸位大人借去書籍字畫玩物等糙賬’一冊，內有‘宣統庚申年三日記’等字樣。當時頗訝其可隨意借取，繼又於是年七月三十一日點查養心殿至‘呂字五二四號’，更發現‘賞溥傑單’一束，又‘收到單’一束。二者大致符合。內計宋、元、明版書籍二百餘種，唐、宋、元、明、清五朝字畫一千餘件，皆屬琳琅秘籍，縹湘精品，天祿書目所載，寶笈三編所收，擇其精華，大都移運宮外。國寶散失，至堪痛惜。茲將三種目錄印行，用告海內關心國粹文化者。”
潘先生更繼續記述說：“從‘賞溥傑書畫目’看來，自‘宣統十四年’（一九二二年）七月十三日‘賞’起，一直‘賞’到同年十二月十二日，足有五個月之久，這與溥儀所說的‘大約有半年’是符合的。
“第一天‘賞’的是十種宋版書：
宋版毛詩 四冊
宋版韻語陽秋 一套
宋版玉台新詠 一套
宋版盧戶部詩集 一套
宋版五經 一匣四套
宋版纂圖互注南華真經 一套
宋版和靖先生文集 一套
禦題宋版尚書詳節（解） 一套
宋版帝學 一套
宋版孫可之文集 一套
最後一天‘賞’的是三十卷畫，這裏麵有：
唐寅野航雨景。周之冕花卉真跡。趙孟 樂誌論書畫合璧。
馬遠山居秋爽圖。趙伯駒蓬瀛仙館。文徵明赤壁賦圖。
宋人摹顧愷之聽琴圖。仇英畫五百羅漢。
黃公望溪山無盡圖……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共‘賞’掉了兩卷：一在一九二二年農曆十一月十八日；一在十二月初八日。
“從這份目錄還可以發現‘賞賜’的單位大多用十，最常見的是三十，偶爾也用五做單位，如十一月初九日就‘心硬’了一點，隻讓溥傑開了一份共收到二十五件的清單。僅僅‘賞’一部書的時候也不是沒有，但那不是十幾套，就是四匣、八匣，而且是極其珍貴的善本。如九月二十八日，溥傑收到宋版《資治通鑒》一部，十八套……”
總之，被我們偷竊出去的這些無價可估的祖國人民寶貴文化遺產，就是這樣一批批地到了天津的，目的是為了在將來如果離開了北京就可以依靠出賣這些東西過活；並可靠它充作赴帝國主義國家留學的費用，同時還可借之做依靠外敵力量，好再騎在祖國人民頭上。我現在痛切感覺到，盜竊祖國的珍貴民族文化遺產，當然是一件無可補贖的嚴重罪行，但是想以此來達成自己的一姓尊榮野望，那更是罪大惡極無可寬宥的。
至於那些人民寶貴遺產的最後命運是，在天津的時候，我曾從其中拿出幾十件將它們變賣。其餘的全部，則是當我在偽滿時，有一天負責監視和支配我的日本關東軍司令部中將參謀吉岡安直忽然對我講：“務希把那一大批書畫文物從天津運到新京（長春）的‘宮內府’來。否則將會有人這樣想：‘滿洲國皇帝為什麽不把他的東西存放在滿洲國內，而偏偏要放在滿洲國土之外的天津？’這很可能使人懷疑你仍想要回天津去住！”我聽了他這語中帶刺的說法，隻得托他設法把這些東西從天津運到長春來。後來在日寇將要垮台時，我曾把其中的一部分帶到通化大栗子溝，這些東西的下落，我就不知道了。
這便是我盜竊人民寶貴文化遺產的經過，也是我的反動思想在過去的行動中，又一罪惡的事實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