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天津日本租界裏的所謂寓公生活
我從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一年在天津的這段生活中，真可以說是充滿了腐朽、墮落、陰謀詭計和反動透頂的罪惡氣息。生活的主要來源是靠著存在外國銀行裏的民脂民膏，靠著和當時的地方軍閥對“清室莊園”土地的“坐地分肥”，靠著房閥吃房租的資本主義剝削方式，靠著把我從宮中盜竊出來的祖國人民寶貴文化遺產中的一部分賣給外國人，另外一部分則是自從我到了日本公使館之後，散居在國內各處的封建餘孽——遺老等都曾紛紛給我寄來了不少的錢而補助我那不勞而食的坐吃寄生生活。
此外，在天津這一段的“寓公”生活中，也可以肯定地說，始終都是在日本帝國主義分子的所謂“保護”和卵翼之下，數年如一日地一貫受著他們的衡量、考察、拉攏和培育。例如，我在天津的整個時期內，簡直是沒有一天不在受著由日本總領事館派來的日本警察及其走狗——日本租界的“華捕”的周密“保護”。他們都住在我的院內，不論我每次見什麽人，出門到哪裏去，所有的一切行動，無一不被記錄在他們的日記本子上，無一不是他們向日本總領事館做匯報的材料。所以，每當我外出的時候，必定有一個便衣日本警察形影不離地跟著。因此，我平日的一舉一動，日本帝國主義分子都知道得巨細無遺。
那時我在張園裏的排場，還是相當不小。供我使喚的仆人仍有幾十名之多，還有一個專門給我辦事的“遺老薈萃”之處，叫作“清室辦事處”的存在，還有北京的宗族人等輪流交替地赴天津我這裏來“值班”；不論是日本官吏還是軍官等在見我時，差不多還都是稱我為“皇帝陛下”，在我身旁的那些所謂“遜清遺老”以及他們的“克紹箕裘”的所謂“遺少”，並那些所謂的“王公大臣”之類，更都是逢年按節地麇集到這個張園來給我排班叩拜的了。不但如此，這一大批大的、小的、老的、少的封建餘孽，還經常把我的移居天津，叫作“天子蒙塵”，把張園呼作“行在”哩！就連到了一九三一年的時候，還是關起門來，在我的那個小小範圍內，公然使用著“宣統二十三年”的私年號呢。而我呢，也就是在這塊“別有天地”的迷茫幻境中，仍然自命為清朝的“第十代皇帝”。不過是，連我在內的這群封建殘餘分子，並不甘心於這種解嘲式的有名無實生活，為了要變虛為實，便和那些時代落伍者的其他封建餘孽，以及那些已經喪失了政治生命的失意政客、下台軍閥，並包藏禍心唯恐中國好起來的帝國主義分子，勾勾搭搭地結下了不解的冤緣。我就是在這種內外反動影響的複雜錯綜關係中，把我的狹隘“民族主義”思想和恢複祖業的迷夢以及仇視一切進步新事物的反動情緒，都緊密地結合到一起。結果是，我在那“隻見餌來不見鉤”的盲從與盲動的實際行動中，最終愈陷愈深地當上了甘心出賣自己祖國人民的“天字第一號”大漢奸。若不是幸而遇到了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新中國，我不但早就成了帝國主義的“殉葬芻狗”，還得把那張漢奸皮一直披到棺材裏去呢！
現在我想記述一下，我在天津時代的一些驕奢腐朽生活的零星實例。
因為我從小就住在宮中，固然是服飾器具一切等類，都是奢華已極，但對商店內的種種新奇貨色，則是平生素未開過眼界，所以，到了天津之後，看到外國商店中五光十色的舶來商品，真是目眩神迷，看什麽都新奇可愛。又加上在當時的手中，“儻來”的金錢仍相當豐裕，於是我就見什麽愛什麽，愛什麽買什麽，而大買特買起來。如汽車、鋼琴、留聲機、廣播無線電匣、寶石、鑽石，等等，前後不知亂買了多少次。我的妻子婉容也是和我不肯相讓地大買一氣，如購買高級裝飾品和大批做衣服，等等，所花的錢也到了驚人的程度。
一方麵我也時常同我父親、嶽父和弟弟妹妹等，到外國飯店大吃大喝。不過是，對於自己本國同胞所開的中國飯館，我則是連一次也沒有主動去過。在天津的那幾年中，隻有一次，還是由於我父親招待，我才在“福祿林飯店”內，破例地吃了一頓中國人做的西洋菜。
若問這是什麽緣故？一言以蔽之，就是怕人認出了我是誰，所以隻能在外國經營的飯鋪內活動，而從來未敢在自己祖國同胞所開的店鋪內露一露頭。
還有一次，我在德國人經營的“起士林”點心鋪內吃東西，看到店內坐滿了中國人，便悄悄向店內的工作人員打聽那些人都是誰。當聽到那些人都是北京故宮博物院內的工作人員時，我便連忙從木椅中站起，倉皇出門登上汽車趕緊離去。
我為什麽會這樣？不用問，因為我所特別害怕的，就是被我認為是革命甚至與革命沾邊的本國人民。這不是在我自己和人民之間，自己給挖了一條深深鴻溝是什麽？總之，這就是我在當時的立場上來看待一切的緣故。
二、和日本帝國主義的勾結
那個日本駐天津總領事吉田茂，果然是一個“了不起”的帝國主義分子，他不但能以“美酒佳肴”時常籠絡我們夫婦二人以及在當時堪稱為“主宰我靈魂”的陳寶琛、鄭孝胥和羅振玉等，還善於從精神方麵，來做陰謀的侵蝕。例如，有一次他曾特意招待我赴天津日僑小學校參觀，對我所做的殷勤接待和懇切說明等，一切都不用說，因為那些在當時的我看來，都自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事情。而在這裏所要特別提出的，就是下麵這件事。
我在參觀前後一往一返的沿途之上，都有日僑小學生，夾路手搖日本國旗，歡聲雷動地對我做了熱烈的迎送。我這個傻瓜，在當時竟為這種別具肺腸的行動所感動，不由得在心中暗想：“自己本國的人，竟自那樣對待我，不但硬把我從宮中攆出來，甚至還要對我做更進一步的迫害，可是人家日本人，卻對我這樣好，不但是日本政府救了我的性命，就連一般的日僑小學生也都這樣誠心誠意地尊重我和這樣熱心地歡迎歡送我……”越想就越發覺得自己本國人對自己的“冷酷無情”和日本人的“親切可感”。
當這位吉田茂總領事夫妻離任回國時，我和我妻子都親自到碼頭去送別。當臨行握手時，我還戀戀不舍地對他們流下了惜別熱淚呢！
以上所舉的隻是吉田茂的一個例子。至於在吉田走後，繼承他的曆任總領事之類，所謂日本的外交官，他們對我的拉攏手段，也都不比吉田茂差多少。因為他們都是給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政策忠實服務的“一蓮托生體”，所以對我的方法手段，並沒有什麽高下優劣之分。
不但日帝外交方麵是這樣，就是曆任的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官以下的軍官等，也都是和他們的外交官一個樣，也是時常地邀我和婉容以及我的那幫羽翼，吃飯喝酒地進行“聯歡”。當然，當時的我，也有時要趨之唯恐不及地還請他們的了。
每當新年或是我的生日，那些外交官和軍官之類，也都照例要來祝賀。在日本天皇的生日時，日本的駐津司令官還邀過我去參觀他們的營房。
我記得有一個日本的過去華族（水野子爵？）有一年到中國天津來見我，把日本在“南北朝”時代的一個所謂“忠臣”，在櫻花樹刮掉了的皮上所寫的兩句暗示忠誠的詩“天莫空勾踐，時非無範蠡”寫在一把日本扇子上送來給我。這豈不就是暗示我“你既然是能生在今天的世界裏，就不是平平白白地生長出來的，況且在你的身旁和周圍，也並不是沒有能夠對你拚出生命來‘盡忠’的‘忠臣’啊”的深遠意思嗎？這隻是在我記憶之中的一個顯著例子罷了。此外，還有很多的這樣的例子。總而言之，不論是日本帝國主義當時的所謂外交官，抑或是當時的所謂軍人和所謂政客，甚至是偶爾“慕名”來訪的日本人，既然是到我這裏來的，可以說是差不多都抱有一種什麽所謂使命和目的，所以總免不了或多或少要以抬捧、挑撥、煽動等不穩的言辭，來對我做一些火上澆油的、精神不得安定的逗引我的行動。像是這樣的隨時的煽動和**、暗中腐蝕和浸潤的外來的力量，對當時的我，確是起有很大壞作用的。
我在當時，也不知道怎麽，不但沒有絲毫感到什麽奇奇怪怪的事——對於“額外同情”的奇奇怪怪的事情，反倒在我的心眼裏，生出了一種感激的心情。同時還使我對日本的所謂“天皇製”的反動製度，生出一種豔羨的心情，認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所謂“君臣道義”的行動非常徹底，所以它才會在所謂明治維新的偉大事業以後，以一個區區東洋三島的地方，做出了轟轟烈烈的事業來，一躍而變成為世界上“列強”之一，歸根到底，都是它把所謂“盡忠報國”和“忠君親上”的“道德精神”，一直始終地保持到現在的緣故，所以才一躍而成為“列強”，睥睨了世界……可是中國卻是怎樣呢？由於失去了帝製這一個中心，所以才群雄割據，各自爭取地盤，才一天不如一天地成了群龍無首、軍閥混戰的局麵。
這是一方麵。還有另一方麵，則是在我左右的那些飽讀孔孟之書的老古董，如鄭孝胥等老古董就曾對我說過：“你要知道，要想複辟，必須先有實力，可是我們現在呢？沒有一絲一毫的實力可言！得怎樣辦呢？那麽，就先必須依靠外援，借它們的實力才行。而列強中的日本，既是我們的近鄰，況且又是一個強大的君主製的國家，它的武裝力量，又是強大異常，特別是它平素又對我們抱有相當的好感，這是絕好的外援，我們不依靠它還有誰能依靠呢……”像是這種和日本帝國主義首相田中義一那篇臭氣衝天的所謂“上奏”有同樣格調的議論，在當時聽入我的耳中，卻是覺得言之有理而點頭稱讚的。於是，在我那充滿頭腦的反動統治思想中，既從日本帝國主義方麵，不時地送來別有用心的煽動言辭，更從我那些“左股右肱”之中，經常不斷地在我耳旁，吹出這樣的反動謬論，我於是一天一天地越發墮入到不可救藥的病勢當中了。
我還記得，在一九二八年日本帝國主義因為北伐革命戰爭的節節勝利，為要挽救北洋軍閥麵臨崩潰的命運，遂渾水摸魚地派出了侵略軍白占了我國的山東濟南。不久，駐天津的日本軍司令官借著這個機會，特意使司令部的參謀，到我這裏來，對我做了一陣胡吹亂嗙，如日本武裝力量的如何強大，中國軍隊的如何不值得一擊，等等。我在當時，並沒有對日寇侵占了我國的領土，屠殺奴役了我國的人民而感到一個中國人所應有的憤怒，反倒使我對日寇越發生出一種崇敬和畏懼的心情，認為日本軍國主義確是了不起，而我中國軍隊確是脆弱無能。這正是日本帝國主義者想要借機進一步向我做誇大宣傳，想要使我從思想上拜倒在“唯武器論”的壓力下的用意所在。
再拿當時的我說，正是由於我所中的封建專製毒素過深，更由於在我身邊的那幫老反動家夥經常在我耳邊嘀嘀咕咕地煽風縱火，再加上日本帝國主義分子的見縫便下蛆，所以我就完全當上了“唯武器論”的俘虜。起初是由於百年以來的祖傳民族自卑感，使我對帝國主義列強有一種先入為主的恐怖心理，於是就由盲目的恐怖變成了漠然的豔羨，更由於羨慕變成了崇拜，崇拜又變成了想要勾結利用它的政治野心。這種野心和我那朝思暮想的清朝複辟結合起來，於是養成了我那賣身投靠在所不惜的罪惡思想。從此便給我想要勾結日本和它想利用我的“同惡相濟”方麵打開了道路。
總而言之，封建統治者，確是和帝國主義有著“親戚”的關係，即使在封建末期和資本主義初期，曾有過尖銳的矛盾衝突，但是在封建勢力垮台，人民力量起來後，它們在反對社會曆史向前發展上，在這一點上是會聯合起來向人民進攻的。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是在所謂“天皇製”的罪惡龍骨上，架起來的罪惡溫床，所以對我這個封建餘孽頭子，更是有著易於互相吸引的地方，尤其是我在天津的這段時期，更是我加速往罪惡的泥沼裏爬的一段捷徑。
三、和軍閥、政客的微妙關係
從前我國有一句“物以類聚，人以群居”的古話。就以我在天津時代，和那幫台上台下的軍閥政客互相往來的勾搭一事來看，就可以知道這句古老諺語，確是有它的一番邏輯的。
我在當時，本是一個人所共知的封建餘孽大頭目，自作自受的緣故，不敢再在自己生身故鄉的北京住下去，而成為一個藏在日本帝國主義陰影下的隱蔽人物，長年過著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和自己祖國同胞公然見麵的陰暗生活。照常理來想，前清的退位皇帝是應該和中華民國的軍閥政客有著“冰炭不能相容”的嚴重矛盾才對。固然那些軍閥和政客在其中也有的是已經被人打下擂台的“落魄好漢”，但其中也正有不少是在當時政治舞台上出名的角色，像是這樣的人物，怎能又和我發生微妙的關係呢？結論就是反動階級本質“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關係。
例如張作霖和我的“三角關係”。
在一天夜間，在我嶽父榮源和張作霖的親信——閻澤溥的介紹下，我曾到天津“曹家花園”去見張作霖。張當即走出房門來迎接我。當他走近我的時候，沒承想他居然跪在地上向我大磕其頭。對他的這種態度，在當時我還認為他是不肯忘舊，頗堪嘉許哩！進入屋內以後，我曾和他談了半天話。他不但對我當時的生活很表示關心的樣子，並且還對馮玉祥的令我出宮，表示了很不以為然。然後更用一種略帶責怪的口氣問我，在我出宮之後，他便帶兵到了北京，在那時已有足夠的力量可以保護我的安全，為什麽我還要逃到日本公使館去？還說，我如果願意到“奉天”（沈陽）去住的話，他可以負責保護我，並且是異常歡迎的。他還說可以讓我住在“奉天故宮”內，最後還贈給我數萬元，說是為了補充我的生活費用。
張作霖
我在當時，也隻能是點著頭聽他來說，並且也順口搭音地對他做了一番恭維。當我告辭時，他又親自送我出了大門。當我臨上車的時候，他還義形於色地對我說：
“在日本租界內，如果日本鬼子對您有什麽不好的地方，您隻管告訴我，我自會去對付他們！”
當他說出了這樣的話時，我更是隻能含糊其詞地唯唯答應而已，因為“保護”我前來的日本便衣警察就站在我的汽車門旁邊，張所說的話，當然全都聽到他的耳中。
當我回日本租界時，張還特意派出一些衛兵，分乘汽車護送我到了租界的邊緣才回去。
後來，果然當時的日本駐津總領事有田八郎便飽含“醋意”地對我這次訪問張作霖，提出了口頭抗議。當然他不能從正麵來責難我，隻能是表示：我到“中國地”去見張作霖，他對此不能滿意，並且還對準了我的弱點而威脅我說，如果今後再這樣隨隨便便到“中國地”去，他將無法再盡“保護”之責。
我還能有什麽話可說，隻能是向他道歉了事。
從這裏既可看出封建思想充滿腦袋的張作霖，對過去的最高封建統治者的衷心崇敬心理，同時也可以看出他恨日本人和怕日本人利用我的焦灼心情。
另一方麵，還可以看出日本帝國主義者怎樣想拿我當作他們的備用“奇貨”的野心，同時還可以從中看出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平日居心來。他們當然不能讓我還有一條能和張作霖接近的道路可走，當然不會讓我有一分一秒能夠回過頭來看一下的空閑和機會。
至於我呢，一來是想要從當時的實力派張作霖身上，能夠找出一些“奇跡”般的東西來；同時卻又扭扭捏捏地害怕日本帝國主義分子的嗔恚，所以隻能是，以受到張作霖三個頭，來作為“末代皇帝”的一種**資料而已。在當時，我的實際心情是：既想偷嘴吃，又怕燙了嘴。
再談一下李景林、張宗昌、畢庶澄等奉係軍閥和我的一些關係。
我到天津之後不久，當地的奉係軍閥李景林——當時任直隸督辦——便來訪問我，除了對馮玉祥的讓我出宮加以詆毀，並著重地把叫我離開紫禁城這樁事，特別冠以“逼宮”的字樣，而表示對我的同情與支持。他還手拍胸膛對我說：到了天津，便可一切放心，他可以對我盡保護之責。我聽了這番話，當然猶如久旱逢甘雨一樣，對他很是感激。不獨他在任時期內，我們曾做了多次來往，就在他下台以後，也還曾和他見過好幾次麵呢。
其次是張宗昌。不但我在天津曾和他見過多次麵，就是當張作霖被日本帝國主義分子炸死，張宗昌率領“直魯聯軍”殘部和張學良軍隊開了火，在山海關附近受到了張學良和白崇禧軍隊的前後夾攻，張宗昌隻身坐漁船逃往旅大的時候，他還使他的部下金卓（滿族，“九一八”後曾任偽滿中將）把給我的密信，用油紙包好藏在醬鹹菜簍內，秘密送來天津交到我手。這固然是被稱為“長腿將軍”的張宗昌在走投無路的時候，忽然想到了我，而想要從我這裏得到一些什麽援助，可是身為天津日本租界寓公的我，又有什麽方法可以幫助他呢？但我又不願失去他的歡心，便由胡嗣瑗寫了一封“敕詔”式的空口慰問信，交金卓帶回。我固然不是說，我的那封無補實際的空頭信，在當時曾起了什麽作用，隻是想要借此來證明一下我在當時的不肯過安分生活的實際心情而已。
還有，曾在青島一帶顯耀一時的“直魯聯軍係”的畢庶澄和曾繼李景林之後為直隸督辦的褚玉璞並徐源泉等人，也都和我見過麵。特別是畢和我更為熟悉。每當他到天津來的時候，差不多總要來看望我，我也有時約他一同吃飯，等等。有一次他還約我到他指揮下的軍艦去參觀……他和我的感情是相當不錯的。後來當我聽到他被張宗昌槍決的時候，我還為他難過了許多日子呢。
張宗昌
寫到這裏，使我又想起關於他的一個可笑傳說來。這一傳說是和“漢玉”有關的。
先說一說所謂的“漢玉”。漢玉並不是漢朝的玉，其實就是舊玉的一個總稱，就是曾經被裝入棺中，經過長年的土蝕、血浸以及其他的浸蝕作用，而成為紅色或土色以及黑色的舊玉，在舊社會中，有錢的人差不多都喜歡用高價購買，當作古董來看。
就是因為我在當時，手中尚藏有不少塊漢玉，並且我也很喜歡這類東西，所以我平日不論是穿中裝或是西服，照例都要掛上幾塊漢玉。關於漢玉，過去還有一種迷信傳說，說如果人在身上掛有真正漢玉，萬一跌倒，或是碰到什麽危險的事情，那麽，在漢玉上便會出現一條裂痕，而人便可不致受傷。上麵所說的那個畢庶澄就是很喜歡漢玉的，我也送過他幾塊。後來當他被槍斃之後，曾聽到一種可笑的謠傳：說他在中彈倒地之後，多時尚未斷氣。有人發現了他身上掛有漢玉，便悟到他沒有立即斷氣的原因。等到把那塊漢玉取下之後，他才瞑目而逝。
其次我想談一談下台軍閥和失意的政客。
因為我在當時，曾始終不斷做著妄想使封建清朝複辟的迷夢，就如同病急亂投醫一樣，所以對解甲軍人和窮途政客，做了不少勾結拉攏，因為那些人，和正在台上的人物不同。他們既可以信口開河亂說不負責任的“好聽”的話，並且還可以肆行一係列不負責任的行為。因此，我便可以多從他們口中，聽到一些自己所想聽的話。盡管他們的話，差不多都是靠不住的居多，但是，我在當時卻可以從其中得到一些望梅止渴，也可以說是飲鴆止渴的自我安慰。
例如奉係的下台老軍閥許蘭洲（過去曾是張勳的部下），就曾和我有過往來。後來由於他的介紹，我認識了他的一個舊部下，叫作劉鳳池的失意小軍閥。因為許蘭洲曾向我誇獎過他的才能，所以我就先入為主地和劉親密地結識了。不但我們談得很投機，他也表示願為我盡力。
於是他就開始替我“盡起力”來了：他曾向我建議，叫我拿出一些古玩、玉器和金表之類交給他，他可以拿這些東西四處給我聯絡一些軍界人物，以便使他們共同“襄讚複辟大業”。這樣的“香餌”，我又怎能不吞？他既是拿這種悅耳的好話來打動我的心，我又怎能不把藏在我手中的一些人民血汗結晶，大大方方地拿出來，求他替我做這一本萬利的“好買賣”？像是這樣的“釣魚妙法”，他對我並不僅僅這一次，而是照方抓藥地做了好幾次之多。每次當他對我聲明要替我“盡力”時，我總是慷慨解囊，從無吝色的。
爾後，他更逐漸把他所要“盡力”之處擴大起來，不但要東西，並且有時還張口向我要替我“盡力”的旅費。後來，他索性開門見山地對我大哭其窮。他說他家境很是“清貧”，並且是“清貧如洗”，需要我予以接濟，並且是需要經常的接濟。在當時，因為我的政治野心，已經到了深入膏肓的程度，所以對他的這種貪而無厭的要求，沒有一樣不是在“心甘情願”的心情下，對他進行盡我可能的接濟的。即使在我手中金錢異常吃緊的時候，也總是想盡辦法，甚至不惜用剜肉補瘡的方式來討他的歡心。
當然，他也並未白白接受我的物質援助，也曾給我介紹了一位他的“同行”——失意軍官畢翰章。這位“畢老總”也是從一開始，便沿襲了劉鳳池的平日工作作風，時常以讚助複辟的甘言，來向我換取物質上的好處。後來劉鳳池又進一步給我出了“高招”，教我可以給一個素昧平生的“準中國軍人”——張學良部下的日本人中國軍官“黃慕”送一些禮品。理由是：為了拉攏他。我在當時固然覺得這種高見未免有些過高，但由於這是出於自己身旁謀士的獻策，隻好抱著不妨一試的心情，任他去做擺布。
不料那位黃慕先生居然也在收了我那份既唐突又冒昧的禮物之後，到我家中來了一次，不過他並沒有和我談到什麽有關實際的問題，便寒暄而去。當然這一炮所放出的結果，又是以一顆不炸之彈而告終。
雖然，劉鳳池一向並沒能拿出什麽實際成績給我看過一次，而隻是無止境地、再接再厲地光向我伸手既要東西又要錢；雖然我也漸漸覺得這個人似乎有些蹊蹺，但仍是抱著放長線釣大魚的耐心，並沒有對他露出一絲什麽顏色。可是這事卻被陳寶琛聽到，於是便緊皺雙眉苦勸我不要再搭理這個騙子，我這才下定決心和劉斷了來往。
後來聽說，這個騙子由於不安分過了度，終於在當時的黑龍江，死於大軍閥萬福麟之手。
不久，我又認識了胡毓坤，也曾和馬占山見過一麵。不過他們對我，卻從未談過關於所謂複辟的事。
後來，帝俄敗殘軍官——白匪頭子謝苗諾夫也曾到天津見過我。鄭孝胥很是器重他，於是對我又來獻策，說他現仍有很大潛在勢力，可以趁此機會好好加以聯絡，將來“有事”之際，當能獲得他一臂之助也未可知。我當然對這種富有蠱惑性的“遠見”，是不會不言聽計從的了，就把存在銀行生息的六萬元慷慨取出，交鄭轉交於謝苗諾夫之手，作為接濟他伺機招兵買馬幫助清朝“反把”之用。那個老白匪，自然是對這種意外的收入無有拒絕之理，不過是，自從他這次歪打正著雀躍而歸之後，結果卻如同大石投海，以後消息全無。
還有一次，陝西發生了嚴重旱災。為了救濟受災人民而四處奔走的朱慶瀾曾到天津來見我。我除拿出一些珍珠和不少貂皮、狐皮外，還賣了一所坐落在日本租界裏的小樓房，把錢交朱充作賑濟之用。鄭孝胥對我的這種做法，曾表示極端地讚同。這也難怪，本來我這樣做的目的，並不是對自己祖國的罹災同胞，抱有任何真正同情，而是抱有一種不堪告人的卑鄙目的，那就是為了要沽名釣譽，而給自己將來的政治野心預先打下基礎，所以才肯這樣大破慳囊而毫無吝色的。要不然，我為什麽在當時看到報紙上登載了稱讚我的“樂善好施”記事，便揚揚自得地做著會心的微笑；為什麽聽到朱慶瀾誇獎我比張學良捐助得還多的時候，我就會內心暗喜而欣然**呢？
還有一個“安福係”的小政客費玉楷，也是同劉鳳池一類的人物。他也是經常拿“策動複辟”來作為混入“張園”的入門票的。我既然對於過去的劉曾做過一擲千金的所謂豪舉，那麽對於這次的費胖子，也當然會同樣地慷慨大方，並且是予取予求，從無拒絕的了。費還時常去找我弟弟溥傑，並拉他下館子，等等，也想利用他作為向我替他說好話的人。有一次也不知道他使用了什麽法術，居然把“安福係”的大頭子段祺瑞領到當時英國租界戈登路我父親的寓所裏去。我和我父親、弟弟一同和段見了麵。那時我和段倒沒有什麽話可說；我的父親和弟弟更都是木然坐在那裏；隻有費一個人，就好像是舊社會中的媒婆似的大掉其天花亂墜的廣長舌，替我和段口沫亂飛地撮合了一大陣。結果是段祺瑞倚老賣老地自吹自捧一頓，並以“收拾殘局、舍我其誰”作為結論。於是這次的意外會見遂告終了。
又有一次，費玉楷忽然來對我說，他已和炸死張作霖的日本帝國主義劊子手河本大作大佐取得了聯係，將對張學良的衛隊進行陰謀策動，等到他們嘩變以後，就可以把這一騷亂擴大起來，變成為實行複辟的武裝政變等語。但這事又被陳寶琛、鄭孝胥、胡嗣瑗等聽到，紛紛對費的招謠生事加以非難，並勸我再不要見費的麵。我也覺得這個胖子的隨便胡搞對我不利，便一刀兩斷和他斷絕了往來。
不料費玉楷卻老羞成怒，對榮源進行威嚇說：“我賣了這麽大的力氣，現在竟不再理睬我，我非到國民政府去控訴他——指我而言——陰謀顛覆中華民國的罪行不可！”
榮源也未肯示弱，向他反擊道：“你又何必扯這套呢？我勸你算了吧！你要知道，你給‘張園’的那份自告奮勇的親筆信，現正握在‘皇上’手裏，你控告不也是白費麽！”
在這以毒攻毒的一番反駁下，費也泄了氣，從此便不再來糾纏我了。
四、和各帝國主義國家的眉來眼去
在天津的那段時期內，我固然完全失身在日本帝國的魔掌之中，但也並未斷絕和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眉目傳情的關係。同時它們對我也還是繼續著不即不離的挑逗行為。例如美、英、法、意等各帝國主義國家的駐軍司令官以及各國總領事、領事等，也都經常和我保持著頻繁交際往來。特別是英國司令官，由於莊士敦的關係，和我的交往更比較多些。像是英國的曆任司令官和一般軍官等，都時常和我進行酒宴酬酢。每年當“第一次歐戰勝利紀念日”那天，當舉行公祭“無名戰士紀念碑”和閱兵時，他們也曾約我前往參觀。還有，當時英國國王喬治五世的第三子，當訪問我國，路過天津時，也曾特意訪問過我，我也曾舉行茶會招待了他，並一同攝影留念。後來，當他回國時，我還托他把我的照片帶給他父親——英國國王。不久他父親也來信向我致謝，並經過英國駐天津領事館把他的相片送給我。還有，每年當我生日時，英、美、法、日等各國司令官等，也都要到“張園”向我致賀。當英國國王生日時，英國司令官也曾邀我參加過他們的一次慶祝宴會。
不但英國人如此，美國司令官也曾在新年時，約我參加過他們的酒會，也曾約我參觀過他們的飛機。
還有一年，當意大利駐天津軍隊司令官離任回國時，鄭孝胥又見有機可乘，便勸我可鑽這個空子給法西斯匪首墨索裏尼寫一塊“舉世無雙”的匾額，交其帶回表示一下同氣相求的拉攏之忱。我遂欣然如法照辦，並把我的兩張照片也托其攜回分送與意大利皇帝和那個墨索裏尼呢。
為什麽鄭要這樣勸我呢？
這也是不足為奇的一件事：因為鄭在平日是異常欽仰墨索裏尼的為人，並常常向我誇獎“墨首相”的“非凡”反動才能。認為像他那樣的人，才的確夠得上一個“世界上的英雄”人物。但同時他也沒有忘掉自誇。他常說“他就是我的墨索裏尼”。可是，我在當時也並沒有對他的這種“自況”，表示過什麽異議，因為我在當時，也曾把這個血腥的法西斯盜魁，看成是一個不世出的“傑物”哩。
後來，當繼任的意大利司令官走馬上任時，也把意大利國王和墨索裏尼給我的相片帶來，作為對我的回敬。這個新司令官還錦上添花地特意招待我在他們的司令部內檢閱了軍隊的分列式，並設宴招待了我。
從這些實例中，我那一貫不肯老實安分，經常和那些帝國主義分子勾勾搭搭的主要概略輪廓，是充分可以看出來的。我為什麽能和他們相處得來？他們又為什麽能那樣看重我？還不是在群分類聚的原則下，彼此都在同一反動階級立場中，各懷心意地在做著盡在不言中的互相勾搭卑鄙打算。
同時，我也由於這些帝國主義分子，都經常異口同音地呼我為“前中國皇帝”或是呼我為“滿洲皇帝”以及什麽“陛下”之類，所以衝昏了頭腦，所以越是常常聽到這些別有用心的常識以外的恭維，便越發加深了我那儼然自居的阿Q心情，於是我那“再坐一次金龍寶座”的癡心妄想，也就越發熾烈起來。我的罪惡念頭，和這些帝國主義分子的相輔而成的作用，確實有著密不可分的一脈聯係。
還有，當我未赴天津之前，羅振玉雖然也曾主張將來我可赴日本留學，但我自從到了天津之後，因為已經嚐到寓公之樂，便又產生了安土重遷的心情。同時我的家族人等也反對我出國留學，我遂不願再離開天津遠赴日本。後來我便又想出一個“我既可以安居天津來享‘清福’，同時又可以給我培植‘人才’的一舉兩得的新辦法”來。特別是我的“難弟”溥傑也不肯老實安分地待在家裏，非要嚐一嚐當軍閥的滋味不可，於是就決定讓他和我的內弟潤麒一同投考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專門學習軍事技術。因此，我就替他們聘請了在天津日僑學校充當中國語教師的遠山猛雄教他們日本語。當他們二人學習了約半年之後，便由我給他們拿出了旅費、學費，叫遠山把他們領到日本去了。不料當時的日本士官學校方麵，忽然板起臉來，以“無有地方實力者的保送”為理由，拒絕了他們投考；同時他們三人在日本東京大吃大喝了幾個月，把旅費和預定的學費全部花光，最後則是由遠山四處奔走，終於鑽上了日本財閥大倉喜七郎的門子。在大倉“慷慨”負責了他們的全部學費和生活費的新情況下，他們就放棄了想當軍閥的初衷，改入了當時日本東京的所謂“貴族學校”——“學習院”高等文科。一直到“九一八”以後，我當上了偽執政為止，他們都是在和我素昧平生的大倉財閥的幫助下，畢了業的。
我呢，不用問，當然是想把他們二人培育成能幫助我在搞不堪告人的野心工作時的股肱心膂，而他們二人呢，也都是和我一樣，野心勃勃地想從日本軍國主義的“軍閥育成所”——日本士官學校中，抓弄一些作惡的本領回來。我們就是在這種卑鄙的罪惡企圖下，做出了這段事來的。
於是溥傑便改名為“金秉藩”，潤麒也更名為“郭繼英”。這都是我給想出來的。若問“秉藩”二字的意義？那就是暗示在將來想要秉承著清朝末季曾國藩的遺誌，而中興清朝的意思。“繼英”二字的意義則是意味著將繼承明朝開國元勳沐英之後，而致力於“複我山河”的意思。
至於他們二人考入日本士官學校，則是在我當上了偽滿執政以後的事情，在此不再多敘。
總之，就拿這件事來看，也可以充分看出我想要設法勾結日本帝國主義，和大力給自己製造背叛自己祖國人民的罪惡工具的野心的。
五、“遺老”的包圍
在北京清宮時，在我身旁所謂的“遺老”，主要還隻是我的幾位師父，並且在那時，還有自我父親載灃以次的“王公大臣”等，分掌著小朝廷中的所謂一些權勢，所以在那時，“遺老”對我的包圍陣勢，還未完成“合圍”的局勢。等我到了天津之後，我那裏不但形成了“遺老清一色”的天下，並且“遺老”們也完成了對我的包圍圈。這時，他們對我的影響，真可以說是到了無所不包的程度。
固然說，在天津時代，那些“遺老”之流確曾包圍了我，然而在那所謂的清一色局麵中，他們相互間也並不是沒有彼此的意見衝突和思想矛盾，並且他們之間的摩擦，也是極其深刻的。因此在他們那僅僅幾個人之中，不但發生了嚴重宗派之別，甚至還經常發生互相詆毀和彼此傾軋的事情呢。
陳寶琛、朱益藩、胡嗣瑗和景方昶，是當時在津“遺老”之中的所謂“保守派”。他們的政見是：不可輕舉妄動，應以注意自身安全為第一要務。也就是要“伺機觀變，靜以俟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