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孝胥和其長子鄭垂二人，在當時“遺老”之中，是被稱為好大喜功盲進分子的。他們所堅持的反動方針是：積極地和帝國主義國家勾結，采取見縫就鑽的方式，以實際行動來策劃複辟的罪惡陰謀。
羅振玉則是獨樹一幟的始終一貫親日分子。他素來主張專門依靠日本帝國主義者，企圖依靠多方的拉攏、勾結，來達到想借日寇實力，來實現複辟的罪惡陰謀。
現在既是要把他們在當時的同床異夢派別關係搞清，我想再講一下他們彼此之間的複雜關係。
鄭孝胥的政治野心，在當時那些人之中，可以算是最大。並且他的狂妄自負，也是幾倍於一般“遺老”。他常自誇是個了不起的人物，甚至不獨羨慕意大利法西斯頭目墨索裏尼的為人，並且還以中國的墨索裏尼自居。
陳寶琛對鄭的個人感情，雖然尚不算壞，但對於鄭的狂妄自負，則大不以為然。他常說鄭所說的話，都是些大而無當的空話，也時常在鄭背後私下說：“蘇戡（鄭的字）倒不如改叫‘疏戡’（疏狂無用之意）還許恰當些。”
胡嗣瑗則是一個既偏激又頑固的食古不化的書呆子，因之和鄭氏父子的矛盾尤為深刻。他們之間，是經常互相輕蔑的。
羅振玉則是既和陳說不來，也和鄭合不到一起，對於胡也是芥蒂很深。後來他離開天津悄然回到旅順去住，不過卻從來未和我割斷聯係。他到旅順後和謝介石勾搭到一起，專和日本帝國主義分子去做勾結，繼續陰謀策動複辟的事情。羅對謝信任頗深，常拿出錢來接濟他。謝有時也到天津來和我要錢，我也給過他幾次旅費，叫他相機四出為我活動。
不過，陳、鄭兩派對於反對羅振玉這一點卻是一致的。他們都認為羅是一個隻圖私利的人，同時又是一個政治掮客。
至於我，對於上記諸人的看法，則是這樣的：
對於陳寶琛和胡嗣瑗我比較信任，特別是和陳有相當長的曆史關係，所以對於他的意見，一向都很尊重。但也有時由於他過於持重，特別是在和鄭孝胥的對比之下，總覺得他有些暮氣。
對於鄭氏父子，在當時的信任是較深的。特別是他們父子的那種劍拔弩張、唾沫橫飛的上下五千年、縱橫十萬裏談天論地態度，是頗有使我心折之處的。
對於羅振玉，雖然有時也很相信他，但因為經常聽到別人對他的閑話，總是免不了既想利用他又有疑心他的地方。
在這裏，我想附帶著引用一個關於羅的例子。
我在偽滿的時候，因為聽說羅在大連，開設了一家古玩鋪（墨緣堂），經常以販賣銅器、玉器、明器等等古董玩物賺了不少錢，有一天，便叫他把鋪中的漢玉拿來給我看看。當我看了之後，卻吃了一驚，因為他家的漢玉，竟沒有一塊真東西，完全是一些仿古贗造的假貨。從這件事，也就可以看出他的貪圖貨利的本色來。
在這裏，我還得再附帶聲明一下：我固然沒有專門考證古玉的知識，但因為我過去在清宮中，曾看到很多的古玉，並且也由於我曾經很喜愛它，所以一看到假東西，便會自然而然地辨別得出，也可以說是由長期觀摩而來的經驗吧。
六、東陵的挖掘事件
我記得大約是在一九二九年的時候，在河北省遵化縣馬蘭峪的清朝乾隆和慈禧的墳墓（都屬於京東馬蘭峪東陵的範圍內），被當時的地方軍閥孫殿英——即孫魁元指揮軍隊給挖掘了，並把墳內的殉葬物品全部劫掠一空。
我聽到這個消息之後，心裏悲憤異常。尤其是在那敬先崇祖的舊禮教環境中成長起來的我，更認為這乃一件和我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了。同時，住在天津的那些“前清遺老”，特別是在我身邊的那些封建殘餘分子，如陳寶琛、朱益藩、鄭孝胥、羅振玉、胡嗣瑗、萬繩栻、景方昶、袁勵準、楊鍾羲、鐵良、袁大化、升允等，全都悲憤填胸地對我做了猶如吊喪一般的吊慰。還有散居各地，靠過去做官時掠奪來的人民血汗來過富家翁生活的“遺老”等，也都紛紛給我寄來不少供我修補祖先墳塋之用的經費，我就是在這種火上澆油、煞有介事的緊迫而淒愴的空氣中，召集了可能出席的“遺老”等，開了一個應付這一事件的會議。結果是決定以全體的名義向當時國民黨政府，提出了對孫殿英的共同控訴，要求給孫以嚴厲的懲罰。
同時，我每日還在家中，擺上了香案祭席，供上了乾隆和慈禧的牌位，每日要舉行早、午、晚三次祭奠，每天都有一幫封建餘孽前來拈香行禮，一直到把墳墓完全重新修複為止，共鬧了不少日子。每天真如同在辦喪事一樣，把整個“張園”都籠罩在悲哀淒慘的空氣之中。我還對我家裏人表示過，祖塋被掘，乃是我身為後世子孫的奇恥大辱，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誓必報此大仇，以慰祖先在天之靈！當我作戲般地關著家門發表了這篇聲明之後，就在我的家屬痛哭失聲的聲浪中，拿一把鼻涕一把淚的幫襯作用，把這種悲壯的氣氛越發加濃到飽和點的程度。還有人聲淚俱下地向著虛空立誓說“不報此仇，便不是愛新覺羅氏的子孫”哩。
不但在我這裏，每天這樣裝模作樣地鬧著，就是分住在全國各省的許許多多“遺老”，也都紛紛向蔣記國民黨政府，提出非嚴懲孫殿英不可的強硬要求。
清東陵
在當時，曾一度聽說蔣介石已派閻錫山查辦此事。還聽說即將對孫殿英進行審訊。不料過了些時候，這類的“喜訊”，又都一個一個地變成為使人感到幻滅失望的噩耗，因為聽說蔣對孫已決定不予追究了。
當這樣的消息傳來之後，我當然是更要咬牙切齒地痛恨著蔣介石的了。從此，就越發激起了我對於國民黨政權的仇視；一方麵，更由於日本帝國主義分子的“見縫下蛆”，時常借題發揮地進行挑撥離間漢滿民族感情的惡毒宣傳；再加上在我身旁那些封建殘餘分子——“遺老”等，更都是有枝添葉，變本加厲地紛紛噴放出仇視共和、醉心帝製的反動大道理來；同時，更加上我那平素潛在於心的夢想開倒車的狂妄政治野心。於是就在這內外夾攻、互相影響的連鎖綜合毒素作用下，我越發不由自主地一步步走向了甘心賣國投敵的罪惡深淵！
我認為，這次東陵的盜掘事件，確是越發使我加緊了步伐投入曆史罪惡泥坑裏去的極其重要的推動力量之一。
七、我的反動思想越發抬頭
在我的反動思想中，最為主要的是什麽？
像是在以前各項中所列舉出來的，如什麽“狹隘民族主義”思想，什麽夢想要“恢複祖業”的政治野心，以及自私自利、不擇手段的反動階級本質，等等，早已經一一做了擇尤的暴露和相應的自我分析與批判，並且也不想在這裏再去重複它。在這裏我所要說的，隻是想借著一樁比較突出的例子，證明一下我那始終以皇帝自居的反動病症，是隨著我的年齡增長和黑暗生活環境的向前發展而逐漸加劇的。
在別人看來，也許會覺得那種情形，隻是我個人的一段可笑材料而已，可是從我本身說來，那還是一段不忍回首的悲劇材料呢。
我在前半生中，共總隻聽過梅蘭芳先生的兩次戲。頭一次我記得大約是在一九二三年端康太妃辦五十歲整壽的那一天，我在清宮中看到的。第二次是在一九二七年的前後，我在天津的時候，到劇院去看的。
看一兩次梅先生的戲，這在一般中國人說來，當然不是一樁什麽有關思想立場的重大問題。可是在我說來，則不那麽簡單了。不但和我的思想立場大有關係，甚至和我前半生的罪惡根源，也是有著密切不可分的重要關係。
不信請看下述的事實。
按照清宮的舊例，在宮中演劇時，除“升平署”的太監擔任一部分演劇外，尚須把當時在社會上的有名演員，以名角的資格都找進宮中，使之各演其拿手的好戲。在當時，把這些被指名邀入宮中演劇的人，都叫作“內廷供奉”。像是曾在過去享有“戲劇大王”盛名的譚鑫培，被人稱作“老鄉親”或“孫處”的孫菊仙以及名青衣陳德霖、名武生楊小樓、名老旦龔雲甫和王瑤卿、王鳳卿、侯俊山、王長林、錢金福、朱素雲等，都是過去在宮中演劇時，必不可少的主要角色。至於梅蘭芳、餘叔岩、尚小雲等，則是由於我在當時的報紙、雜誌，久仰了他們的盛名，所以在那次臨時邀入清宮特別參加出演的。於是演完了戲以後，我更在養心殿特別接見了梅蘭芳、餘叔岩和楊小樓一次，並每人贈送了一隻鼻煙壺作為紀念。不料這件事傳到在我身旁的那些位封建禮教思想極其濃厚的老學究耳中之後，他們便對此說了不少閑話。例如說：“皇帝不應該親自接見優伶。特別是對於那些——他們所認為是在身份上‘大有問題’的人，竟賜以那樣破格的厚禮；尤其是那些鼻煙壺又都是乾隆年製的珍品，實在是太不像話了”，等等。所以我在平生第一次聽完了梅先生的戲以後，所得到的並不是什麽餘韻繞梁之類的快樂回憶，而恰恰是留下了一種懊惱的情緒。
第二次我聽梅先生的戲，則既不是身在清宮，又不是什麽皇帝和供奉的關係，而隻是以一個普通市民的資格，平平常常地和妻子在一起，抱著輕鬆欣快的心情到普通戲院去觀賞的。而後來所得的結果，卻同樣是使我沒有得到什麽賞心悅耳的回憶，仍然是和第一次一樣，給我留下了一種有苦說不出的難過心情。
為什麽會這樣？那麽請看一下這次的事實經過吧。
我的妻子在和我結婚以前，就沒短看過戲，所以她也是一個很喜愛京劇的“戲迷”。在和我結婚以後，在那和普通社會完全隔離的宮廷生活中，當然是不可能有隨隨便便看戲的自由，但她仍在不得已而求其次的通融辦法中，時常利用留聲機來過她的戲癮。及至到了天津之後，因為已經沒有那四四方方小“皇城”的從中隔閡——盡管“張園”裏的生活，還不免仍有“與常人殊”的許多地方，但比起當日的宮中禮教束縛來，則確是會使人有一種鳥雀出籠之感。所以，就在她的煞費苦心的布置下，動員了她的姨夫等，使其招請我們二人到日本租界的某戲院內，去看了一次好不容易才得以一飽眼福的梅蘭芳先生的拿手好戲。不料偏巧冤家路窄，正當我們高高興興來欣賞梅先生的美妙藝術的時候，恰好在樓下池座裏，那位道貌岸然的胡嗣瑗老先生，也正在自得其樂地聽著戲呢。當他偶然一回頭，看見了我和我的妻子等都坐在樓上包廂中也在看戲的時候，他便忘了孔老二“推己及人”“人亦樂其樂”的“恕道”，而把“隻許我樂，不許他們樂”的獨特片麵大道理湧上頭來。固然在當時，他並沒有套用張飛的“闖帳”而來一個“闖樓”，但在第二天見我時，卻對我大發其脾氣。理由是：“以‘皇帝’而雜坐於眾人之中觀劇，實在有損‘天子’的尊嚴。”最後並對此自下結論說：現在我既是這樣“有失君德”，足見這完全是他——所謂這幫“輔弼之臣”有虧“職守”之所致，所以他唯有對我引責求退，卷鋪蓋回家。尤其最令我難堪的是：他還提出了“應該對請我們聽戲的——按他的話來說，就是對‘致吾君於不義’的‘罪魁禍首’嚴加申斥以儆效尤”的難題來。請想一想，由於我妻子的請求，人家才既搭工夫又花錢地請我們去看戲，我又怎能在看完戲之後，忽然板起臉來反向人家大興問罪之師呢？像是這種違反人情的瘋子舉動，即使我在當時，尚是一個與常人隔離有十萬八千裏，罹有極濃厚“皇帝迷”的重症患者，但也拉不下臉來做那在人情道理上絕對說不出去的事情啊！我不得已，隻好是低三下四地向那盛怒之下的胡老頭“賠不是”吧。除了賠禮認錯，為了要徹底打消他的掛冠而去的那股牛勁，我就拿出了一件貂皮筒子來，作為旌表他“直言敢諫”之功的賞品。於是他才在名利雙收、“回嗔作喜”的心情轉換下，開始又來稱讚我是一個“納諫如流”的“明君”。於是這出平地風波的“辭朝”好戲，才無事閉幕。
自從我接到了這一次的嚴厲“教訓”之後，一直到了現在，我還是“拳拳服膺”地保持著平生隻看過梅蘭芳先生兩次戲的多年舊紀錄呢。
至於我的妻子婉容，則是一直到她死時為止，也沒有再看過一次京劇。
這固然是胡嗣瑗的反動封建舊禮教思想給鬧出來的使人笑不得的大笑話，但是，從這件事情的經過中，卻仍然可以明了看出，當時在我頭腦中的封建統治階級思想是何等嚴重。如果在當時，我根本沒有以皇帝自居的心，便根本不會去理睬胡的那一套封建書呆子見解，也就絕對不會把這樣一樁根本平凡的小事情，變成為一件嚴重得使人透不過氣來的無理取鬧。足見這件事是應該怪他，但同時更是仍然要怪我自己才是正理。
關於聽戲的事，固然隻能介紹到此為止，但是這一餘波，卻並不能到此算完，因為這種反動的毒素，一直是在支配著我的頭腦。
有一年，當時的瑞典國皇太子曾到我國來遊曆，在北京的時候，他曾拜訪了他所向慕已久的梅蘭芳先生。而後他路過天津時，也曾說要到“張園”來見我。不料那第二次看梅先生戲所得到的“教訓”，仍然深深印在我的腦海之中，所以我便把這種“來自師父”的封建量人尺度，從梅先生身上又量到這個瑞典皇儲身上來。我就想，他以一國皇太子之“尊”，而親身去訪問北京的一個“伶人”，實屬不知自愛已極。而這種不愛身份的人，現在又要來訪問我，我若見了他，豈不是也會貶損了我的“聲價”？結果是賞他以一頓閉門羹完事。
總的看起來，在這件事的起始時，首先是由於胡老先生的這一頓吵鬧，不但是把我在當時好容易剛要漸次走近普通人那邊去的一條道路，給一下子完全堵死；繼而也可以說是，對於我那愈來愈和人民距離遠的反動思想，確是由於胡的所賜，而起了火上澆油的效用；就是由於這種自視與人殊的反動思想逐漸抬起頭來的結果，所以才使我最終走上了甘心去給日寇當“兒皇帝”的那條絕路的。
總而言之，從這件事例中，不但可以充分看出“遺老”們對我的絕對壞影響來，同時也可以清清楚楚看出我那反動罪惡思想意識的逐漸抬頭和向前發展的經過概貌。
當我乍一回想此事時，還覺得自己過去的那種繩紮索綁式日常生活，未免有些可憐，但經過自我反省和分析之後，過去的種種，哪一樣不是由於咎由自取，豈但毫無可憐之處，而且是著著實實地可鄙可恨哩！
八、“九一八”事變和“天津事件”
自從日本的所謂“明治維新”以來，其國內即由封建社會時代開始過渡到資產階級的革命時代。不過，日本由於當時國內的種種實際條件，才使那逐漸抬起頭來的資產階級勢力，在這一社會革命中，僅僅采取了和封建統治勢力同流合汙的妥協辦法，而未能起有掃除封建殘餘的積極作用，於是就把那封建大地主“天皇”以次的封建餘孽，也都一股腦兒地包容在資產階級新興勢力下，所以就換湯不換藥地在封建割據的遺址上，換上了“天皇製”的老招牌，而大踏步地走上了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道路。
在一八六八年，之所以要把一個十六歲的睦仁（即明治）抬出來利用為“明治維新”的招牌，就是因為舊有的、由封建藩閥——諸侯所操縱的地方分權割據的社會，它的經濟製度已經成了限製並阻礙當時日本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障礙物；同時，在當時國內資本主義前期的商業資本，已經在當時國內漸次抬了頭。而當時商業資本所要求的則是自由貿易、發展生產和謀取高額的利潤。所以阻礙這一前途的地方割據勢力、重重疊疊的關稅和封建鎖國政策下的限禁對外貿易，則形成為當時新興勢力的死對頭。更由於一八五三年美國艦隊的侵入日本，打破了日本的封建鎖國政策，所以，日本的政治、經濟就不得不向現代的中央集權的資本主義國家製度方麵，做大踏步地前進了。
所以說，“明治維新”這一新製度，是建立在資產階級與封建貴族聯盟基礎上的一種東西。因此貴族才仍舊保留下巨大的土地權，仍舊維持著舊日特權階級統治的所謂秩序。至於農民的革命力量，反倒為資產階級和封建貴族的聯合勢力所壓抑。對廣大農民的封建剝削，不但未因“革新”而消除，而且更把這種剝削方式和資本主義的剝削方式互相結合在一起，致使這種雙重的壓榨力量，一齊落在日本勞動人民的身上。而且是更把當時所標榜的所謂“尊王攘夷”政治口號，也變成為以“天皇”為首的中央集權專製統治——“天皇”製和向外進行帝國主義侵略的代用名詞了。
例如，當“明治維新”的氣勢，剛一籠罩住日本全國的時候，代表封建殘餘勢力的西鄉隆盛，便第一個暴露出帝國主義者的本質，放出了“征韓論”的侵略第一炮，但最終在代表新興資產階級的巨大壓力下，不得不暫時收起他的凶惡鋒芒。於是資本主義第一階段的初步資本積累和國內自由競爭便搞起來了。
但是，日本的由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的這段過程，是比較短促的。因為它是在英美兩大帝國主義國家的操縱和大力援助下，既擊敗了腐朽透頂的清王朝，又戰勝了處在人民革命邊緣的沙俄，並且又吞並了我國的台灣和朝鮮全土，更借著清政府的龐大賠款以及對我國的物資掠奪等，越發有了對我國大陸進行擴大侵略的可能性。像是那臭名千載的《廿一條》和那狗爭食式地鑽進我國青島，以及那受盡世人唾罵的《田中奏折》等等，都曾是給日本帝國主義的所謂“滿蒙政策”與後來更進一步的所謂大陸侵略計劃預先打下罪惡基礎的清晰藍圖。
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在一九二七年春季，爆發了嚴重的經濟恐慌，從台灣銀行起，一連串倒閉了十幾家大銀行。在這一危機剛剛過去之後，一九二九年的世界資本主義國家的普遍經濟危機，又襲擊了日本全國，致使工商業的相繼倒閉、破產，工人的大批失業，農民的大量挨餓受凍，成為席卷東瀛三島的猛烈風暴。因此勞動人民反抗日本統治階級的鬥爭日趨激烈，而當時日本帝國主義的法西斯統治者，便越發加緊了對我國的瘋狂侵略。到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便硬給製造出一個“柳條溝爆破事件”，出動了待機已久的侵略軍隊，襲擊了我國沈陽。這時，因為蔣介石反動政權對內采取了集中力量來實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惡政策，對外就采取了“不抵抗主義”的賣國政策，所以日本帝國主義者，才如同進入無人之境一般，一方麵使用武力，一方麵大力扶植、利用漢奸賣國賊，把長春、吉林等各重要地點，都相繼踏在他們血腥的侵略泥靴之下，而開始侵占我東北的整個神聖領土。這時，美英等帝國主義國家，也都采取了暗中和日本帝國主義做討價還價的互相妥協，以便縱使這條專門咬人的瘋狗，去咬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不可告人的國際陰謀政策，所以就一方麵派出以李頓為首的“國際聯盟代表調查團”，到東北來做“實地調查”，企圖把這塊土地由日本獨占變為國際共管；一方麵又在默認暗許之下，容許了日寇對我國的肆無忌憚瘋狂侵略行為。於是，當時的東三省以及熱河省的全部，便都相繼淪陷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正式殖民地了。
在“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不久，在天津也發生了由日本帝國主義如法炮製出來的所謂“天津中日衝突”事件。據我在天津時所使用的人——祁繼忠的目睹：在所謂“事件”發生的那天早晨，他在日本租界內，曾看見一個身穿中國便衣的日本人——仿佛像是土肥原賢二的模樣——在大街上集合了一大批甘心給日寇當禍害自己祖國的漢奸，發給他們以買取民族良心的鈔票和屠殺自己兄弟姊妹用的槍械子彈呢！
固然那次的陰謀顛覆活動，曾在當地軍警的大力壓製下，日寇未能得逞，但是處心積慮已久的日本帝國主義分子，並沒有甘心於那次的失敗，仍在不斷計劃和鼓動著層出不窮的毒惡陰謀。
九、接二連三的所謂“恐怖事件”
當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軍占據了我沈陽等地之後不久，當時在天津的“日本駐屯軍”司令官香椎浩平中將便派人約我到他的住處去談話。當我進門之後，看到屋中坐有一個和我素不相識的日本人和羅振玉在一起，經過香椎的介紹，才知道那個日本人叫上角利一，是板垣征四郎的私人親信。這時羅振玉便把原為吉林省省長，在那時已經投降了日寇的大漢奸熙洽的一封信拿出來遞給我看。內容大意是“勸我速赴東北主持大計”之類的無恥濫調。我正在持信沉吟之際，羅振玉便從旁極力慫恿我速下決心，答應熙洽的這一“為人民設想”的要求。並說，我可以不必多顧慮，如果我願意赴東北的話，日本可以用軍艦來接我，敢保萬無一失等。香椎也趁勢從旁勸我，應該赴東北去做主持。我遂向他們表示，容我回去好好考慮之後再做決定。
說實在話，在當時我聽了這樣的消息，並看到了這樣的信，這本是我曾經寤寐以求尚且求之不得的“好事”，我又怎能不願意去幹呢？隻是因為這樣的事，乃是有關自己前途命運的緊要關頭，所以才想在回去之後，好好思量一下，再和我的那些“智囊”細細斟酌商榷一番，然後再定行止。所以，我就匆匆回到“靜園”（也是在日本租界內。我在此時已由“張園”遷到安福係親日派——漢奸陸宗輿的租房內去住），趕緊請來陳寶琛和胡嗣瑗商議此事。結果是陳、胡二人都對此表示反對，認為這樣的事，來得未免過於突兀；並且輕易應允，也未免過於輕率冒險。特別是他們二人都不相信羅所說的“日本將派軍艦來接我”的話。陳寶琛的主要論點是，首先應該注重到我一身的安全，並且還沉痛地說：“去時容易，要回來時可就難了！”我遂聽從了陳、胡二人的意見，拒絕了香椎等的要求。雖然這個香椎浩平曾又一次對我做了重申前談的勸告，我仍然沒有答應，再度加以拒絕。
然而日本帝國主義分子，他們是有“辦法”的。於是便在我的身旁，接二連三地發生了一連串所謂“恐怖事件”。
首先是：有一天，有一個人手裏拿著漢奸趙欣伯——在當時我和趙尚不認識——的名片，給我送來了兩筐水果。那位“送禮”的人把那兩筐“禮物”交到我家用人的手中之後，便匆匆地走了。後來打開筐子一看，竟發現在其中藏有兩顆炸彈。我當時恐慌已極，便連忙把此事告訴住在我家中的日本警官知道。他便立即用電話把這件“非常之事”報告給日本警察署，於是就跑來幾名日本警察和日本陸軍軍官，把這兩顆炸彈拿去，說是將進行試驗和調查。後來日本方麵正式通知我說：
“據調查研究的結果，那兩顆炸彈都是由‘東三省製造’出來的東西。”
“趙欣伯的名片”和“東三省製造的炸彈”，真是引起了我滿腹的疑團：“這是和張學良方麵的陰謀有關；這是和國民黨方麵要對我進行暗害有關……”疑懼交並的結果，除了越發依靠日本人，我認為實無其他出路可走。
其次是：過了幾天之後，在我常去吃西餐的英國租界內，“維多利亞飯店”裏的一個服務員，忽然給我家來了電話，忠告我今後再不要到這家飯店來吃飯，理由是：
最近曾有人到該飯店內四處詢問：“溥儀到這裏來了沒有？”
這位對我頗有“好心腸”的飯店服務員，還“親切”地附有“注解”道：“曾看到在這個人的衣服內，還帶有手槍和短刀等凶器。”
在這篇觀察盡致並形容得怕人的注釋之後，他還不惜使用畫龍點睛的藝術方法，斬釘截鐵地把結論告訴我說：“這個人是從張學良那裏來的！”
我接到了這一“好意的警告”——也許應該說是“熱情的忠告”之後，當然要嚇得發抖了，當然又得求救於日本警察了。因為我在當時，既沒有冷靜考慮這一消息真偽的精神餘裕，更不會有對此等事的起碼常識，隻是認定了這是張學良派人來暗殺我無疑。再把這件事和上次的“炸彈事件”結合起來看，我越發覺得張學良是不會容我再活下去的了。
現在回想起來，世界上哪裏會有這樣進行暗殺的笨蛋？首先，那樣氣勢洶洶、滿臉威風殺氣地逢人便大聲喝問某某人到這裏來過沒有？這豈不等於安心要打草驚蛇？其次是把殺人的暗藏凶器，放在使旁人一望而知的地方，豈不等於把一個大木牌掛在自己胸前，並且還在上麵用大字標明“我就是奉命前來暗殺某某人的，敬請提防”一個樣？恐怕在古今中外暗殺史上，絕對不會找出這樣笨的凶手來的。還有，這件事的最後“傑作”之處，則是“那個人是從張學良那裏派來的”那句結語，那更是笨得出奇和蠢得有趣的一個斷語。我常想，恐怕這種超藝術的畫龍點睛法，不但不會使被點上眼睛的紙上畫龍破壁飛去，一定還會把那條被畫得栩栩如生的龍，給點成一條瞎了眼睛的死龍不可。
最後的所謂“恐怖事件”，就是那幾封耍無賴的恐嚇信了。內容也用不著我來介紹，反正是一些嚇唬人的流氓語罷了。
總之一句話，這些所謂“恐怖”的來源，絕不是由張學良那方麵而來，的的確確都是由日本帝國主義分子，給一手造成的恐嚇、威脅我的奸計。目的更是不問可知，隻是為了要使我自動地感到天津不利於我的所謂危險性，而能俯首帖耳地早日離開天津，前往東北去跳火坑而已。
綜觀以上所述，日本帝國主義分子所施展出來的種種陰謀詭計，固然是夠得上陰險得可怕和狡猾得可恨的程度，但是在事後的今日回想起來，他們的那幾套奸謀毒計，同時也拙笨得到了相當的高度。
不過是，對此再往下分析一下的話，請想一想看：固然是日本帝國主義分子的蠢笨愚劣，已經到了相當的程度，可是這個曾經被他們給玩弄於股掌之上的我呢？居然竟會被他們的那幾套拙笨的狡計給嚇得骨軟筋酥、屎滾尿流，最終無條件地整個上了他們的陰謀圈套，認為張學良真個對我要下毒手，我真是愚不可及的了！
歸根到底，還是由於我自己的階級立場的問題。
人隻要立場一歪，爾後的一切行動，便都會隨之坍倒下去。
當時的我，最主要的就是壞在這一點上！
十、土肥原賢二和我的互相勾結利用
從以上所列舉的一連串蛛絲馬跡中，完全可以看出日寇曾是怎樣處心積慮和一心一意想要把我拖入背叛自己祖國人民的罪惡泥沼的一貫陰謀詭計的。我現在，當然要痛恨那些不把我坑害到底不肯罷手的日本帝國主義戰犯；也當然要痛恨那些曾經多少年如一日，自幼即大力培育我的封建統治階級罪惡思想和不斷極力慫恿我往那萬劫不複罪惡泥坑中去跳的“前清遺老”；同時，我當然也不能不特別痛恨我自己——甘心自投絕路的過去的我。唯其是我從小時起，就把一心想做皇帝的反動罪惡元素充滿了自己的腦袋，所以才會最終使我經常利令智昏，所以才會讓我這樣不擇手段地做事，所以才會令我竟致每況愈下地甘心當上了人所不齒的大漢奸，背叛了自己的生身祖國，禍害了自己祖國的廣大人民。幹脆一句話，都是那些封建統治的反動階級本質，毒害了我前半生的所有一切。
就在我身邊所連續發生的“恐怖事件”前後，那個曾以一貫陰謀顛覆以至臭名四溢的日寇大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大佐，便到天津來見我，正式來拉我下水。在當時，他和我之間，主要的談話內容大致是這樣。
首先，仍是第一步要求我先赴東北，等將來成立了“新國家”之後，就可以由我去主持一切。並以甜言蜜語向我做保證說：“日本一定會尊重這個國家的領土主權，一切都可以由你自主。”並說，如果有任何外來的力量，膽敢對這個“新國家”進行幹涉，或是使用武力的時候，日本一定會對此進行積極援助而和它做共同“防禦”。最後並說，諸事請我安心，等等。
他就是用這種花言巧語來對我做了對症下藥的**的。而這個毫無民族氣節的我，竟在這種私利衝昏了頭腦的情況下，完全相信了他的騙人鬼話，居然認為這乃是“恢複清朝祖業”的千載一時良機，同時還認為這個土肥原賢二，乃是在當時關東軍中大名鼎鼎的重要人物之一，所以就完全相信了他的話，無條件地應允了他的要求。
固然我在當時所受到的愚弄欺騙，就如同是“周瑜打黃蓋”一樣，完全出於我的心甘情願和自作自受，但是卻使我從這一無可補贖的罪惡教訓中，更清清楚楚地認識到帝國主義者和漢奸之間的關係，那就是“以利合，以利分”六個字足以盡之。因為，日本帝國主義是想利用我來實現它的侵略統治野心，而我則是想利用日本帝國主義來達成我使清朝封建統治複活的迷夢。於是二者之間，便生出這樣的結果來。就是說日寇用“利”字來作為釣取漢奸的香餌，漢奸則是為了這一“利”字，才自願地上了鉤。所以我對此的結論是：漢奸應該恨帝國主義者的禍害自己祖國與同胞，應該恨他的徹底坑害了自己，而不應該恨他在當時為什麽要欺騙、玩弄自己。這純粹是立場的問題。如果不這樣對待這一問題，那就等於說，日寇如果沒有欺弄我而真正幫助我複了辟（當然帝國主義者是不會這樣幹的）的話，那麽，難道就應該感謝它嗎？因為我聯想到立場的重要，所以拉拉雜雜地做了以上的心理分析。
還有，當一九四六年，我從蘇聯赴日本東京，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對日本帝國主義戰犯受審作證時，曾聽說土肥原戰犯當時在天津得到了我答應赴東北的諾言後，他曾立刻把這一消息用電報報告到日本的陸軍省。從這裏也可以完全看出日本的要利用我，本是早就預定好的一貫陰謀計劃——早就決定好了的既定計劃。同時還可以看出，我之所以走上背叛祖國、給日寇當走狗的這條罪惡道路，也是由於我的多年處心積慮，才會產生出來的罪惡後果。
十一、汽車廂底的“奇貨”
當我會見了這個血腥大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答應了這一萬劫不複的賣身契約之後，我並沒有把這件“機密大事”告訴我自幼的業師陳寶琛和一貫與陳做同樣主張的胡嗣瑗，因為他們的持重審慎的主張，這時在我耳中聽來，已經不再像以前那樣悅耳了。我隻是極秘密地把這件事告訴了一貫熱衷冒險、不顧一切的鄭孝胥和他的兒子鄭垂。足見我本是從心裏願意潛赴東北去幹那賣國求榮的罪惡勾當的。因為恐怕陳、胡二人從中阻撓，所以我才向那和我誌同道合的鄭氏父子去披心瀝膽而悄悄協商“大計”。果然他們父子二位並沒有辜負我的所謂“知人善任之明”，立時對我表示了完全讚成，於是就決定令鄭氏父子和我一同潛赴東北。陰謀甫定，果然日本駐津部隊司令部的翻譯官吉田忠太郎便跑來和我商洽赴東北的具體辦法。當協議妥當之後，他更諄諄地叮囑我：
“此事千萬不要讓日本領事館方麵知道，因此必須首先瞞過院中日本警察的眼目才行！”
固然吉田並沒有把非隱瞞不可的理由對我明講；我在當時也未多問，但我現在想來，大約當不會超出下述的這一原因：
這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者所慣用的一套手段。為了顧慮他的政府立場，逃避世界人民的正義指責，所以才想出這種掩耳盜鈴、自欺欺人的愚蠢辦法來。請想我自離開清宮以來，不論是在日本公使館裏，抑或是在天津的日本租界內，他們不都是一向把我放在手掌之內！甚至從北京到天津的脫逃，也是在他們的陰謀策劃下實現出來的！他們這些年以來的處心積慮，甚至不惜搭工費力地把我當作他們的“藥籠中物”，為的都是什麽？還能說日本軍部想把我從天津偷運到東北去，日本的當地總領事館等機關單位會不讚成？這就和日本政府的堂堂內閣首相田中義一在一九二七年公然地嗾使部下炸死了鄰國的地方首領張作霖之後，隻歸罪於少數執行政府秘令而實際下手的負責凶手便算是了事一個樣。所以我認為他們這次也隻是為了先放出“日本領事館根本未曾與聞此事”的煙幕來，好給他們在事機敗露時，預先站好了腳步。足見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陰毒狡猾手段，是怎樣可恨和如何可怕。
我於是就在吉田忠太郎辭去以後，更十萬火急地把鄭氏父子這一狼一狽找來，說日本軍部現已和我約定好，今晚即派出一隻小運輸船，停泊在白河岸邊等我。還讓他們父子二人屆時先到那裏等候。然後我就在當天晚上，秘密溜進自己院內的汽車庫，把那輛天藍色敞篷小汽車的頂棚卸下，把自己的身子塞進頂棚和座位之間的後方空隙內，屏氣息聲地蜷伏著。於是就命人把這輛“空車”開出家門。因為這次幹的乃是不可告人的事情，所以連平日自家用的司機也不敢使用，並且還是在我先把身子藏在車底之後，才叫粗通此道的用人把車開出的。據說由於這位二流子司機的駕駛技術欠佳，幾乎把這輛潛藏“奇貨”的車子撞到大門之外的電杆上。當然伏縮在車中的我，在那顛簸震**之下，是需要相當忍耐的了。不過是，由於對此後前途的危懼不安已和癡心妄想錯綜交織在一起，也就顧不了許多，總算是尚未被誰發現，而把我——這個車廂底的“帝國主義奇貨”載運到走向罪惡道路的頭一個關口——日本人經營的飯館“敷島料理店”。
這時，這個吉田忠太郎也鬼頭鬼腦地溜到“靜園”大門口來巡風，當他看到這輛車子已經開出了大門之後，便跟在汽車後麵“盯梢”。因為那些日子，正是日寇駐津的侵略軍隊無事生非地向我國當地駐軍瘋狂挑釁，發生了雙方之間的局部武裝衝突之後，所以雙方都在嚴密地做著戒備。當日寇的侵略軍兵士攔住了這輛汽車要進行檢查時，吉田忠太郎便跑了過來，製止了這個兵士，並打開了堆在路口的障礙物，把這輛“空車”放了過去。
當這輛汽車開到那家日本飯館之後，仍然是第一步先把這位技術不甚高明的臨時司機支開，然後才把我從車底小天地裏“解放”出來。在這家日本飯館內，除了跟蹤而來的吉田忠太郎，還有日本陸軍軍官真方勳大尉。他們二人便連忙給我罩上了一件日本軍的軍服外套，並把日本軍的一頂軍帽給我扣在頭上。於是我這個喬裝的日寇便和那兩個日本帝國主義分子有恃無恐地坐上汽車，到了白河的約定地點。
到了那裏，果然看到有一隻小汽船在停著。當我忐忑不安地走進艙中一看，看到鄭氏父子以及上次在香椎浩平處曾經和我有過一麵之識的上角利一並工藤鐵三郎——即後來的“工藤忠”，日本浪人，清末時曾在當時的陝甘總督升允處當過“部下”，這次據說是由羅振玉打電報把他從日本特意約來參加這一陰謀活動的——另外還有大穀以及日本兵士二十餘名和叫諏訪績的一名帶隊軍士，都在那裏等候著。我看到鄭氏父子之後，心情才覺得稍稍安穩些。後來聽說，在該艙內尚暗放有一大桶汽油，據說是日寇當局準備在事情敗露無法脫身時，便在這桶汽油上點火，以便連人帶船同歸於盡，做消滅陰謀罪證之用。我在當時，是絲毫不知死的魔影已是暗暗貼在我的身後，尚和鄭孝胥做著“滹沱麥飯”的幻夢呢！
關於“滹沱麥飯”的醜惡故事，容在下邊再說，這一段“汽車廂底的奇貨”醜史，暫且說到這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