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一、白河上的黑夜槍聲
在平日裏恰好像是一條金黃色軟帶蜿蜒不斷地漂向沙碧海中一般，用它那安閑而恬靜的金色晴波緣把那些大小不同、形色各異的船隻，從那左彎右拐的津沽獨特風味的黃土地縫中，源源不絕送到渤海灣中去的白河，今天晚間映入我的眼中，卻完全與往日大有不同，隻覺得那條淡淡融入在夜幕魔性般黑影中的蛇行流線，也不知是什麽緣故，已經不再是那樣幽靜、動人心弦、富有詩意，**漾金波像變成要吞噬掉一切的魔龍血口似的。因為，那天晚上在我來說，固然是正要走進多年渴望已久的罪惡迷夢世界，但是，與其說我是抱有一種孤注一擲的賭客心情，倒不如說是擁有一種說不出的渺茫哀愁滋味。
說是做賊心虛也可以，說是一種空虛心境也差不多，總而言之，在當時的那種又喜歡又懼怕被人察覺的無恥漢奸心理，真是複雜多端，不是用筆墨能夠形容得出來的。
不但是我，就是“老江湖”的鄭孝胥和他那青出於藍的兒子鄭垂，以及日本帝國的強盜們，也都是帶有一種極其緊張的顏色，大家都默默無言地坐在各自的座位上，隻能聽到那單調的船底劃浪聲音。
愈是緊張，愈覺得時間這個東西就好像是故意要專門和人作對似的，把每一秒鍾的長度，恨不得都要把它延長到一分鍾，甚至比一刻鍾還要長些。
這時，忽然聽到離船不遠的岸上，傳來了一聲低沉但是清晰有力的怒喝聲：“停船！”
這一晴天霹靂的喝令停船命令，是從守衛著自己祖國神聖領土的勇敢士兵口中，喊出來的正義呼聲。果然是邪難歸正，於是就在這艘賊船中，引起了種種的驚擾的反響。立時就有一種鬼鬼祟祟的零碎聲，打破了開船以來的沉悶空氣壓力。
我當然不必問，早被守衛自己祖國的同胞勇士的怒吼，給震得目瞪口呆，隻能是木然坐在那裏。鄭氏父子也並不比我強多少，也都是睜大了眼睛驚恐異常，有時又像是乞憐似的看一看這夥日本狗強盜。兩個日本浪人上角利一和工藤鐵三郎，也同樣現出了束手無策的驚惶樣子。隻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那群人，尚在他們的頭目的指揮下，從船艙上了船上甲板，彎著身軀東奔西走；有的架好了機槍伏在甲板上做著預備放的待機姿勢，也有的端起步槍做好了臥射的準備。這時船上的燈火忽然一齊熄滅，同時又聽得從岸上發出了一聲清脆的槍聲，於是這艘賊船便發出了一陣異樣的機器吼聲，隻覺船身一歪，便像是一陣風似的直掠岸邊向前急駛而過了。
這時這艘賊船的滿船賊匪，才都像是緩過一口氣來似的小聲談起話來。不久艙內的燈也亮了，也聽到了一陣陣空虛笑聲。當到了大沽，在等待換登日本商船“淡路丸”之前，他們把日本士兵所吃的醬湯、鹹白菜、雞蛋、日本酒和米飯端來分給大家吃，那個自誇自負已成固癖的鄭孝胥便在他的兒子鄭垂的翻譯下，擺出一副“脫險英雄”的神氣來，慷慨激昂地和日本帝國主義分子們哈哈大笑地幹了杯。上項所說的“滹沱麥飯”雲雲，就是從這裏發生的，就是因為鄭等和我在這隻賊船中吃了一頓日本侵略軍中的大麥和大米的混合飯，於是這位對封建舊曆史頗有心得的鄭孝胥，在後來偽滿漢奸政權成立不久的時候，他便親自寫出“滹沱麥飯”和“不忘在莒”的八個字，命人刻在兩枚木質圖章上送來給我，前者是套用東漢劉秀在兵敗之際渡滹沱河時，隻有他的部將馮異衛護著他，不獨給他烤幹了被雨水淋透的衣服，還親自炊了麥飯給他吃的故事，固然在表麵上是以“中興”漢代封建王朝統治的“光武”來比我，其實還更是自己暗暗以馮異自命，不但是稱頌了大樹將軍——馮異的所謂“功勞”，還暗暗啟示我：“可不要忘了你的勞苦功高的‘大樹將軍’鄭孝胥啊！”至於後者——“不忘在莒”的意義，則隻是聊作陪襯地以春秋時代魯昭公的奔莒來做警戒，叫我堅持反動立場所謂“安不忘危”而已。在這兩枚圖章的意義來說，前者是主，後者是賓，前者是主題，後者是陪襯。
然後，我們這一群魑魅魍魎便在大沽口改搭了日本的商船“淡路丸”到營口去，而那批從天津一路上擔任“保鏢”的二十幾名日本帝國主義的嘍囉，便算是任務達成而回到天津複命去了。
二、對翠閣溫泉旅館
當時的這個大沽口，拿我回想過去的心情來說，它對我確像是舊社會中所慣於形容的“鬼門關”一個樣。自從我這個身子搭上了日本商船“淡路丸”後，更算是整個地把自己所有一切，都毫無保留地甘心交到日本狗強盜的手中。唐人的詩中有“無端更渡桑幹水，卻望並州是故鄉”這樣的詩句，固然在一九三一年的當時，我在那股子封建統治階級罪惡思想的邪氣籠罩下，不但根本不可能認為這正是自己的喪心病狂和要往絕路上走，反倒認為陳寶琛等人彼善於此的持重論點為消極，為老朽為無用，而認為鄭氏父子的魯莽滅裂、自速死亡的辦法為積極，為可取，於是就認為日寇的侵略行為是自己一個天與良機而興致勃勃地猶如盲人騎瞎馬一樣，從此便愈陷愈深地陷到漢奸的罪惡深淵中。
現在談一談在當時船中的一些醜態吧！例如：鄭孝胥在“淡路丸”上的那種自認為不可一世地侈談他的“治國平天下”的所謂“大抱負”的醜態，以及當聽到船長所說的“從望遠鏡中發現了幾隻船艇，大概是張學良派來的船隻，也未可知”的推測時，這幫各自心懷鬼胎的日本帝國主義分子以及我們這群走狗，便都慌作一團，特別是我更是沉不住氣，於是就把我所攜帶的幾支手槍交給日本浪人上角利一與工藤鐵三郎等，叫他們可以拿著我的凶器準備朝著自己同胞的身上去放。又如當這個“淡路丸”在營口入港時，因為海水退潮的關係，不能上岸，這時便有外國稅關人員要上來檢查，我就把攜在自己身旁的祖國人民寶貴血汗——珍寶之類，周章狼狽地交到日本帝國主義分子的手裏。一方麵上角利一出來和稅關人員聯絡，另一方麵又把日本的軍帽扣在我的頭上，把日本的軍人外套又給罩在我的身上說我是日本人，以便欺瞞稅關的人員……諸如此類的醜行醜聞是很多的。
第二天早晨，我和鄭氏父子便在日本帝國主義分子的擺布下，抱著盲目的“雄心”下了“淡路丸”，第一步登上了祖國東北土地——營口。這時，在碼頭上早有日本侵略者關東軍參謀板垣征四郎所派來的——曾經在日本大地震時殺害了日本共產黨鬥士大杉榮和他的幾歲幼子，因而博得反動統治階級極端喝彩的血腥殺人凶犯甘粕正彥，以及其他的很多的日本帝國主義分子，都在那裏鵠候著。我就和這幫強盜一窩蜂似的到了在湯崗子日本人經營的溫泉旅館對翠閣。
這時，早有素以親日聞名的羅振玉和給我當了多年嘍囉頭目的佟濟煦等也都在那裏等著我，在我當時的心情說來，是覺得我們這幫所謂“君臣”又在日本的勢力下，漸漸已薈萃到一起，因之也就給我更壯起了一些膽子，同時也給我增添了不少樂觀的情緒。
日本侵略者的軍隊，真如水泄不通一般，在旅館周圍，布下了戒嚴的嚴陣。旅館的樓上，完全被我和麇集在我身旁的人以及與此有關的一些日本帝國主義分子給包占，和外界完全斷絕了交往，不論是誰也不許隨便闖進來。
當我乍一到這家旅館時，滿心裏還以為在此也不過略洗一洗“征塵”之後，便可以直入當時的“奉天”省城，便可以在日寇的幫助下，一把便可以將東北的軍政大權毫不費力地抓到手裏，所以對於這個平生第一次嚐到的溫泉滋味和那別具風味的朝夕飲食也感到了相當的滿足。同時，在那裏也曾聽到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軍隊在附近從事演習的槍炮聲音，可是當時的我，並沒有對日本鬼子在自己祖國的神聖領土上，瘋狂地訓練侵略軍隊使他們好更多地去屠殺**自己祖國的兄弟姊妹，而生出一些民族應有的起碼良心，反認為自己現在的這座靠山確實是堅固可靠，因而也就認為自己的前途，也確是洋洋無限而大有可觀。
不過是，這種不可告人的心中暗喜，並不能確確實實地繼續永存下去，因為一天的二十四個小時，在第一次第二次這樣地消磨下去時，還不覺得什麽，等到第三天、第四天也同樣地這樣平凡度過之後，才開始在我的心中感到有一些焦灼氣味了。特別是這種焦灼的氣味，更是隨著每一個二十四小時的平白消逝而相對地增大著，於是潛藏於內的所謂雄心和對前途的樂觀也就漸漸變成了一種空虛和可望而不可即的幻影，並且這種虛幻的感覺也是隨著一天天的消磨，而逐次加深著。因此我就不能不在焦急的衝擊下，向上角等去追問何日首途赴沈陽的消息，但結果總是在模棱兩可、不著邊際的回答下，例如以“去是一定去，不過一時還不能，因為……”之類的話來做搪塞。當時我聽到了這些口惠而實不至的空話答對後，固然也曾感到了相當的焦躁和某種程度的空虛哀愁，但仍是在熱衷和野心的支撐下，耐心地等而又等。我就是在這種心癢難熬的情勢中在那對翠閣裏住了一個星期左右。
有一天，上角和甘粕來對我說：現已接到板垣大佐的通知，叫我搬到旅順去住。
為什麽不叫我“長驅入沈陽”而偏偏叫我到那不是政局中心的旅順去住？當然，當聽到這種無有商量餘地而且無從了解理由的高壓式傳達後，我心中是感到有一種輕微的失望和本能上的狐疑。不過是，問上角或是問甘粕全都是等於白費，我隻能是像一頭被蒙上雙眼的磨驢一樣，在主人的吆喝和驅使下，昏天黑地地圍著磨盤瞎轉而已。全仗著那一點點自我安慰的盲目樂觀力量吸引著我，雖然在蒙頭轉向的環境中，仍然能夠本著曙光在即的信心，在日本帝國主義分子的架弄之下，疑喜參半地坐上火車前往旅順。
三、旅順
當我從湯崗子到了旅順之後，就被簇擁到市內某處的日本軍某機關的一間冰冷的空房舍內，在那春寒料峭的時期，我進入屋內以後，也未能把穿在身上的西式鬥篷脫下。該單位的負責人隻給我端來了一杯茶，便叫我在那裏等候了很長的時間。我這時的心情好像是和當時的寒度有關似的，覺得有些寒心的感覺。好容易那些日本帝國主義分子才和旅順的大和旅館接洽停當，於是我才搬到那裏去嚐“候缺皇帝”的滋味。當然，在這個大和旅館內也是和對翠閣的情形一樣，把整個樓上房間全部都給包占下來，劃定為自我以次的這幫原班人馬專門使用。不過鄭氏父子卻不被限製在這一小圈子內，因為他們是另有妙用之處，所以他們獨有隨意往返於旅大之間的“自主權利”。至於我則完全成了被隔離的對象，除了有時候在日本帝國主義分子別有用心的“招待”下，到過“日俄戰爭”當時的“二〇三高地”（所謂的“爾靈山”）、水師營等地，所謂“戰跡之處”去聽日本帝國主義分子對當年戰況的自吹自擂誇大宣傳，以及到其他地方，如參觀旅順博物館和星之浦大和旅館等處外，不但我一向沒有隨便出入大和旅館一步的自由，就是和我的妻子以及兩個妹妹並隨我多年的胡嗣瑗和我堂兄溥偉隨便見一麵，談談話，也都會受到日本帝國主義分子的多方限製和刁難，當然在其中也是有著裏裏外外的很多複雜內情的。
現在先從我妻子的到東北來說起。
在當時曾以日本女間諜身份大出風頭的金璧輝（即川島芳子），又號東珍的這個民族叛徒，她本是前清“肅忠親王”善耆的第十四女，由於日本浪人川島浪速和善耆相互勾搭利用的結果，這個金璧輝便當了川島浪速的幹女兒，從幼時便在日本受著毒化的教育，所以到了“九一八”事變爆發以後，她便在日本帝國主義軍閥的豢養之下，在當時的間諜特務幫中漸漸露出了頭角。當我到了東北之後，因為我的妻子婉容和我的二妹韞和與三妹韞穎尚留在天津，她便把婉容也當作她的“奇貨”，於是就把我的妻子和我的二妹三妹，也借著日本侵略軍方麵的“包運力量”給帶到了東北。到了大連之後，她就把她們安置在大連黃金台大和旅館的分館裏，當然我的妻子就要求前來見我了。可是在板垣征四郎的嚴令之下，竟不許可她們到旅順來和我相見。經過幾次的要求和碰釘子之後，我的妻子便疑了心，認為我已被日寇給暗害，於是就大鬧起來。結果，由這個女間諜把這種情形反映到日本侵略軍方麵去。也許是由於板垣之輩表示了讓步的關係吧，這幫圍繞在我的周圍的日本浪人特務，如上角和甘粕等便出來做轉圜，結果算是在日本帝國主義者派來的憲兵佯作不聞不見的網開一麵默許下，許可我的妻子到旅順來見我一麵，並且還限定隻能暫住一宵，下不為例。
川島芳子
其次把胡嗣瑗見我的情況談一談。有一次鄭氏父子曾來對我講，日本軍部方麵隻限定指名的幾個人（鄭氏父子、羅振玉、萬繩 等）可以隨便來見我，此外的人，不許任意出入，就連在日本人方麵也是隻限定於上角利一、工藤鐵三郎、甘粕正彥，以及擔任“警衛”的日本憲兵和“關東州”警察等有數的幾個人。
當那次婉容和我做離津以來初次的相見時，她曾告訴我說胡嗣瑗也來到了大連，很想前來見我，但由於日本軍方的限製，他無法到這裏來，於是我便使鄭孝胥轉告日寇方麵說，我很想和胡相見。經過鄭和上角、甘粕等的磋商結果，限令胡嗣瑗隻能到這裏見我一次，但絕不能許可他留在我的身邊，見完之後，須立即回大連去。我在當時聽到了這種咄咄逼人的意外回答，當然是感到了十分不自在，但處在這種權威之下，隻能是把不平不滿咽在肚裏，並未敢提出怎樣質問的意見來，僅僅是在滿腹疑團暗生悶氣的情勢中厚著臉皮，忍而又忍地強自忍耐而已！事後我才逐漸明白：這就是由於鄭氏父子和上角、甘粕互相勾結、勾通一氣，想要由他們幾個人來包辦我的一切，所以才會出現了這種情形。
當胡嗣瑗經過了無數挫折和刁難見到我的時候，竟自對我咧開大嘴哭了起來，我隻能是抱著空虛的心情向他做些空空如也的空頭安慰吧！他一方麵抹著眼淚傷心地對我訴說道：真想不到他在我身旁多年，到了今日，竟自連見我一麵，也居然受到這樣嚴格限製，同時也對鄭孝胥吐露了很多不滿意的話。盡管他的哭訴、我的疑憤交並，結果仍是抵不過日本帝國主義軍閥一道口頭吩咐。這個無限傷心和滿腹牢騷的胡嗣瑗，當然是隻能在見我一麵之後，便悄然地回到大連度那臨時寓公的生活去了。
不但胡嗣瑗如此，就連在當時曾和日本帝國主義分子做了不少勾結拉攏的我的堂兄清朝恭親王溥偉，也曾因為想要到這裏來見我而遭到日本帝國主義分子的阻撓而不能來。而我呢，也隻有厚著臉皮在忍受著這一切一切。
又過了些日子，這幫帝國主義分子便叫我搬到前清肅親王憲章（善耆早已死去）的樓房裏去住，這時我的妻子和我那兩個妹妹才被允許到旅順來和我住在一起。
有一天，上角利一說奉板垣參謀的命令，問問我認識馬占山不認識，我對他講：我和馬占山曾見過一麵。後來他們就讓我給馬占山寫信，勸他盡早放棄抗日的武裝鬥爭來共同建立將來的新政權。於是上角就把我的這封信拿出交到板垣之手，後來這封信被退回來了，因為已經用不著，但不管寄與未寄，我的那種甘心去給日寇當走狗和助長他們對我國東北進行侵略的凶焰，並想從內部來分化抗日力量的漢奸罪惡是不能稍有輕重之分的。因為，我不僅自己已經當了民族的萬惡不赦的叛徒，還恬不知恥地拚命替自己的民族敵人——日寇出力，還想要把正在從事抗日正義戰爭的人也拉到漢奸的罪惡深淵去，不論從哪一方麵想，也都是在自己的良心上絕對不可赦的罪惡。
不久，日寇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又派他的參謀板垣征四郎到旅順來正式通知我，要我去當所謂新國家的執政，還對我斬釘截鐵地說明這次不意味著清朝的複辟，而是要建立一個包括有滿、漢、蒙古、日、朝鮮五個民族組成的新的“滿洲國”，還做了圖窮而匕首見式的露骨說明，說日本人同樣也要在這個“國家”裏當官吏，並把這個所謂新國家的首都也給指定了，就是長春，把它改名叫新京，同時也把所謂國旗給製定了出來，說是采用五色的圖彩，還把偽國旗的樣式也一同告訴了我。我聽了這一番話之後，真不亞於受到了滿瓢冷水的澆頭，覺得我這個已經夠渺茫和空虛的前途，盡管不斷有我那多年以來的熱衷複辟的欲火和那僥幸樂觀的心情給我鼓氣，然而現在到了這種地步，也不由得大泄其氣，而感到越發渺茫和空虛了。當時我心中就暗想：這樣一來，我那多年的處心積慮、朝思暮想、勾結拉攏，豈不是一朝付諸流水？不由得想到這個口蜜腹劍的土肥原，他竟撒那種口是心非的大謊，使我最終上了套，而出了天津，真是使我越覺得土肥原可恨，日本關東軍可恨。尤其是像這種事事擅作主張、處處肆行支配的蠻橫態度，不僅根本不是來幫助我複辟清朝，而且連我個人的自主權利都不承認。這種自食前言的欺騙行為，使我無法忍受下去。於是我就在這種失望、懊惱和怨憤之下，把心一橫拒絕了板垣的要求。他看我這樣，最終憤憤而去。
到了晚間，我還在隱忍自重的不愉快心情下，勉強地宴請了板垣一次。好個“胸有鱗甲”的板垣，在這次宴會上對於白天那件事，好像忘了似的一句話也沒有提及，隻是拿一些風花雪月的談話資料毫無芥蒂地東拉西扯地談著。我也是苦在心頭笑在麵上和他做著貌合神離的應酬。可是這個笑裏藏刀的日本狗強盜——板垣就在第二天擺出陣勢，把鄭孝胥、羅振玉、鄭垂、萬繩 都叫到大和旅館，嚴命鄭孝胥等向我傳達他對我發出的所謂最後通牒。它的內容大致是：如果我不接受軍方的要求，我就是他們的敵人，他們就要采取對待敵人的手段……
同時，我的所謂心腹鄭孝胥現已在“新國家”未來“國務總理”的好餌下紅了眼睛，於是便對我拿出了自從在北京清宮內和我初次見麵那天起經過天津時代迄今為止，多少年來也沒有拿出過一次的勇氣做了向來所無的強烈脅迫。不過是，脅迫的方法，因為專對我的關係倒也簡單得很，就是他看準了他所熟知我身上的一處弱點，狠狠地給我一下子，向我堅決地表示了：如果我拒絕了板垣的要求，他便扔下我一走。在這句話表麵上來看，可以說是對我“尚不失其詩人敦厚之旨”，但是隱藏在這句“敦厚言辭”骨子裏的東西，對我來說，確實藏有相當的恐嚇性的成分在內，因為這就等於暗示我說，如果你不肯乖乖地聽話，那麽今後你的生死安危，我“禿翁”就都不管了！在那千古艱難唯一死，貪生怕死的我說來，這種丟下不管的恐嚇，自然是我最怕的一種威嚇。
除了這位鄭老先生對準我的要害，給了我這樣一個從正麵猛攻，他的那位“克紹箕裘”的鄭垂公子也配合著他父親的中央突破戰法，同時又從我的側麵向我做了一次架秧子式的牢籠戰術。他是用表示深深理解我和同情我的自家人麵孔對我做了譬解，他的大意是：我們中國不是有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古諺語嗎？我們現在是完全被攥在日本軍部的掌握之中，我們現在如果違抗他們的政治意圖就一定鬧得彼此決裂不可，真是一旦決裂之後，我們的安全又怎能保得住呢？依我看，不如本著通權達變、見機行事的靈活方針，第一不要討眼前虧吃，我們不妨將計就計，我們現在不如先答應下日本方麵的要求，等到將來我們掌握了政權，把我們的實力培養起來之後，那時不但再也不用怕他們，又焉知我們不能另想法子去對待他們呢？所以現在最好是先答應下他們的要求，將來的事情到將來我們自會有辦法的。
我本來對日寇又崇又怕，尤其是他們的狠心辣手，像是對張作霖的往事，對我來說，更是殷鑒不遠的一麵好鏡子。這次我之所以敢於拿出這樣堅決的態度做了拒絕，也不過是由於我的徹底失望和受騙後的懊喪以及怨憤的衝動，所以才敢於拿出外強中幹的勇氣，做了一次自忘其身的一朝之憤，等到日寇板垣提出了最後要求，更配合著鄭孝胥拿出的對我的最後法寶——一去就來擊中了我的致命弱點後，那時，我已經是成了一個以疑懼不安代替了“勇氣”的虛空架子，尤其是如果鄭禿翁——我的這個靈魂真要從我的軀體裏飛去的話，我豈不是就要變成為一隻茫漠無依的失路羔羊？
就在我這方寸無主、進退維穀的緊要關口，那個鄭垂又用軟功夫扯了我一把，於是我就在前有日寇軍部，後有鄭氏父子的分進合擊下完全敗北，遂無條件地應允了日本帝國主義的這一要求，而當上了大漢奸——偽滿執政。
四、所謂的“四巨頭會議”
在偽滿當時——提起這個罪惡的始作俑者——“四巨頭會議”來，人們就會清清楚楚地知道所謂“四巨頭”雲者，就是指著漢奸張景惠、臧式毅、熙洽和馬占山而言，也就是張代表著“哈爾濱特別區”，臧代表著“奉天省”，熙代表著“吉林省”，馬代表著“黑龍江省”的四個地方，在當時能夠作為一個地區的“代表”當然是稱得起夠得上所謂“巨頭”了。
可是在當時的事實呢？
在當時的事實是這樣的：
在一九三二年二月的中旬左右，在沈陽市舊教育會裏，曾開了一次所謂第一次“四巨頭會議”，別看這個“四巨頭”在字麵上好像是四個了不起的人物，其實說穿了，簡直是不值半文錢的昏頭昏腦既肮髒又膽怯的一些見不了人的東西。
當時參加了這一會議的人，除了上述的張、臧、熙、馬，還有一個趙欣伯，一共五個人。
為什麽有五個人參加而偏偏把它叫作“四巨頭會議”呢？
因為那個趙欣伯並不代表當時東北的某一個地方的實力派，隻是因為他和日本帝國主義分子有著一貫的腐臭關係，所以他也就以一個無地可代表的“代表”資格，在漢奸和日寇之間，起了罪惡的橋梁作用。
不但在那四個所謂“巨頭”之外，有了一個姓趙的“準巨頭”，並且在那“巨頭”之上還有一個“超巨頭”的存在哩！那就是“九一八”事變中重要罪魁禍首之一的當時的關東軍參謀板垣征四郎。
據說當時的會議，是采用合乎這幫舊官僚舊軍閥口味的不拘形式的“嘮嗑”方式，因為在那個會場裏，甚至連鴉片煙具也都準備得齊齊全全，讓這幫賣國賊不但可以坐著計議，就是躺著協商，也未必不可。即使願意一邊吸著鴉片噴雲吐霧地來磋商“國家大事”，也是悉聽尊便毋庸客氣的。反正是隻要能聽從會場主人——板垣的吩咐就行。所以那個在當時被稱為“中國通”的板垣真是無日無夜形影不離地和這些“巨頭”鬼混在一起。不但是全般會務都得由他一人把持，就連應該討論的議題也都是由板垣給準備得既完全，又周到。隻要是到會的各“巨頭”能夠本著識時務者為俊傑的訣竅，在應讚成時讚成，應鼓掌的鼓掌，便算是不失其“巨頭”的身份，而能夠有沾得上名利雙收的好機會。
當正式開會時，在每個“巨頭”麵前，都放有由板垣預先給準備好的黃牛皮紙口袋，袋內裝有用鉛字油印好的議題文件。這次被列在議程之上的議題內容，是關於東北“獨立”的問題，和組織“東北最高政務委員會”的問題，以及用這個偽最高政務委員會的名義通電宣布東北“獨立”，並和南京國民黨政府脫離關係的問題。這次會議的結果，當然是第一步先決定了成立這個“東北最高政務委員會”，跟著就把這個“官大望重”的張景惠抬上了“委員長”的地位，然後那餘下的三個“巨頭”，也都各自當了“副委員長”，於是就立即以這些“委員會委員長”等的名義宣布了“獨立”和通電脫離南京政府。
據說，在這個所謂會場的樓下，還有日本人三宅福馬、駒井德三、宇佐美勝夫和阪穀希一等，從事一些偽政府組織法和其他有關法令的起草。這頭一次會議的大致情況就是如此。
至於所謂第二次的會議，據說是在沈陽張景惠的家裏召開的。在這次的會議上決定了籌備偽國家機關房舍和其他的問題等。
這是所謂第二次會議。
到了晚上，忽然又由板垣臨時通知說召開第三次會議，這次的會場是在趙欣伯的沈陽家裏。
當這幾個所謂巨頭匆匆趕來，各自就了議席之後，又由這位板垣參謀好像是變幻術似的發表說：上午所決定的事情，現在可以立即著手準備，然後又奇峰突起地叫他們討論一下關於“新國家”的國號、首都的地點，以及製定偽國旗的問題。
與其說是板垣叫他們討論，到不如說是板垣在做逐次的說明，而讓他們來聽一次課而已，因為偽滿洲國的所謂國號和以“新京”（長春）作為首都全部是板垣所決定好的名稱，隻不過是叫這些“巨頭”給做一個形式上的承認手續而已，不過是在議定所謂偽國旗時，卻意外地發生了一些所謂“範圍以內”的小小波動。那就是當有人主張仍舊使用五色旗時，板垣搖了搖頭。又有人主張複活清朝時代的黃龍旗時，板垣又皺了皺眉，結果，仍舊是板垣由軍服兜掏出了一個小旗子的樣品來，在桌上把它左疊右折地做了說明，於是這個樣品便在大家讚同之下，變成了受人切齒和唾罵達十四年之久的所謂偽滿洲國的國旗。
此外，熙洽等大漢奸對偽滿洲國的政體問題也曾有過一場“範圍之內”的直言爭論。
張景惠是企圖把自己的這把頭號椅子繼續維持下去，因而便竭力主張應該維持現狀地幹下去；熙洽則是在他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等級製度思想毒素的支配下和他的“狹隘民族主義思想”的作怪下，便極力主張帝製；臧式毅則是自己才從日寇憲兵隊的鐵籠中被放釋出來，而餘悸猶存的緣故，便沒敢表示自己究竟的意見，隻是不即不離地保持著首鼠兩端的態度；而馬占山則是由於舊軍閥老朋友關係，所以附和了張景惠的意見。
最後仍是由於日寇關東軍的裁可，采用了偽執政製度，然後並指定了專人，從事偽建國宣言的起草，據說當時還準備了三項法令——即所謂“人權保障令”和“運用舊刑律的臨時法令”以及“大赦令”，決定和偽建國宣言一同發布，更決定由熙洽指派張燕卿等前往長春籌備各偽傀儡政權一切工作，這便是所謂第三次“四巨頭會議”。
總之，這三次的所謂“四巨頭會議”，因為都是在板垣的緊緊操持一切的情況下，把刺刀和日元的力量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同時更以牧人趕羊的方式，更雜以變幻術的手法，所以一切問題，便都直截了當地通過了所謂每個“巨頭”的點頭，巧妙地把日本帝國主義的如意算盤變成盜用三千萬民眾意識的實際侵略行動了。盡管這些“巨頭”素來有著水火不能相容的深刻內心利害矛盾，但是最終在這個板垣的手掌中，把這些不同的曆史階段中的封建餘孽，都給變成為同惡相濟的漢奸集團了。並且這三次的所謂會議，哪一次都不超過兩小時以上的時間，便都把日寇的侵略意圖，給超速度地完成下來，同時也可以認為這些漢奸都是在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鞭轡鞍勒之下，發揮出超速度的力量，把這個賣國利敵的大任務給完成下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