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偽協和會的一篇曆史罪惡縮影，也是日寇種種侵略陰謀中一個重要罪惡環節。唯其是有了這個“蠍虎會”，才給敵偽做了不少有力掩護，才給我東北人民越發增多了家賊難防的超額損害。今日回想起來，使我不能不更進一步認識到日本帝國主義的陰險狠毒，真是到了何等程度。同時，漢奸的罪惡——我的挑頭作惡的罪惡，也真是達到怎樣的地步。因此，我對此的結論是：
日寇的罪惡，就是漢奸偽組織的罪惡。
漢奸的罪惡，也就是偽協和會的罪惡。
偽協和會的罪惡，也就是我的罪惡。
因為我曾是萬惡的創始人，哪樣罪惡沒有我，便不會發展擴大。真是百身莫贖的滔天大罪。我越回想過去，便越發認清了過去的自己，便越發認清了自己的反動階級本質所在。這就是我對此所下的結論。
乙、得寸進尺
日本帝國主義對於我東北十四年的血腥侵略和殖民地罪惡統治，可以說沒有一樣不由於它的得寸進尺的由“蠶食”到“鯨吞”的一貫慣用手段而來。我在這裏所要特意說明的，固然僅僅局限在我耳目所能及的小小範圍內，但如果從這條線索去找其根源所在，也可以看出沒有一件事不出於日本帝國主義戰爭販子的“大本營”和當時偽滿漢奸政權之手。因此，我敢斷言：凡是吉岡安直對我所幹出來的種種得寸進尺、一步緊似一步的辦法，無一不是由於日寇關東軍的魔掌所操縱；而在關東軍後麵，更是有著日本法西斯匪首的操持。以下我想舉出幾項比較突出而且是使我終身難忘的實際事例，來作為對日本帝國主義分子所一貫采用的得寸進尺政策的一些旁證。
爬得越高範圍越窄。
在偽滿政權乍一成立時，像是臧式毅、袁金鎧、趙欣伯、張燕卿之類，尚有時到我這裏來，隨便和我談談話，或是在我這裏吃頓便飯。由北京遠來的宗族人等，也都可以隨隨便便在新年，或我生日時單獨來和我談談話。可是自從我當上了偽“皇帝”，吉岡安直也當上了我的“全權直接監督人”——所謂“帝室禦用掛”之後，對我接見人的事情，便一步緊似一步，一天緊似一天，逐步地把我擠到爬得越高，範圍越窄的小圈子裏。從此偽滿的大小官吏，便除了在所謂正式的“謁見”，完全不能像過去那樣隨隨便便來見我了。就連在北京的我的宗族人等，也都是除了被特別許可的極少數人，誰也不能隨便單獨地來見我。
不過是，這種越來越緊的局麵之所以形成，並不是沒有直接的近因。例如當我在一九三五年所謂第一次訪日之後，我因為在當時已被受寵若驚的奴才心情衝昏了頭腦，所以當我從日本回到長春之後，便抱著異常興奮的心情，覺得自己好像是怪不錯似的，召集了長春偽政權下的大小偽官吏，做了一次滿懷信心的吹嗙講話。當然在那次講話之中，並沒敢遺漏掉那些“日滿親善”之類的慣用護身咒文。也並沒敢省略那些漢奸常用的諛詞讚語，但是那些奸猾成性的日本帝國主義分子，是不會陶醉於我的拍捧言辭的，也不會被我所認為的華藻麗句迷惑，他們是善於從諛讚之中，去尋找不能合乎他們口味的言外含義的。特別是，我曾慷慨激昂所強調的“不利於偽滿洲國的日本人，就是不忠於日本天皇……”的那套濫調，更是使那些口是心非的日本帝國主義分子感到了老大的不受用，於是，從那次最初而且成為最後的“自由發表意誌”以後，便收縮了我對任何人隨便發表自己意見的範圍。“非正式不得見一般偽官吏”的“禁令”也高揭出來了，照條宣讀的“新製度”也製定出來了，吉岡安直陪坐見人的新規章也設置起來了。結果是拍既未成，反倒挨了馬踢。
但是那幫帝國主義分子，對於利用漢奸，也不是在某種程度上，沒有一套操縱之術。固然是從此以後，曾限製了我自由見人的範圍，也限製了我向人自由發表意見的範圍，然而當他們在需要我帶頭出嘴的時候，卻又會把他們的緊繃繃的麵孔一變，臨時放鬆了我的“銜轡鞍勒”而讓我做例外的自由發言。例如當需要我對偽國務總理或是偽總務廳長官等發表一些“積極”意見的時候，吉岡也會對我講，可以拿“皇帝”的身份，積極地鼓動鼓動他們。並且還說“怎樣說都可以，他們是能在皇帝的動員之下而去積極幹的”。所以每當到了這樣的時候，甚至連照條宣讀的發言範本都不必用，而隻把應說的大意告訴我，就叫我去做帶頭發言人。這就是日本帝國主義分子“緊中有鬆，鬆中又有緊”的操縱我的一種秘訣。
一方麵，固然是我爬得越高而自己的自由活動範圍越狹窄；同時也是我爬得越高，自由所受到日帝的侮辱也就越大；同時也是我爬得越高，就越患得患失地無恥屈從起來。
特別是由於這幾年的學習改造，才開始認識到帝國主義的本質，才逐漸認清了自己過去的本來麵目，同時還使我痛切感覺到：上記的兩項，不僅是次要又次要的末梢問題，也是尚未能脫出以自己為中心的舊立場觀點的範圍。最主要的問題，還是我爬得越高，自己的罪惡就越為嚴重。因為是如果從人民的立場觀點上來看待自己的過去，便不會專從自己個人的得失榮辱去看，而是要著重於自己的罪惡方麵去看。
所以，在最近我對這件事所得出的結論是：日寇欺侮，愚弄漢奸，並不可恨，因為這是漢奸應有的後果。日寇的禍害我國人民，才是我們和它的不共戴天之仇。這段介紹，隻是為要說明日帝的步步加緊政策，而不要認為這是漢奸的向人訴苦才好。
丙、我弟弟溥傑的結婚
溥傑自從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於一九三五年冬正式參加了偽軍之後，便在長春偽“禁衛隊步兵團”當偽排長。當時的那些日本帝國主義分子便別有用心地一心要使他和日本女性結婚。我和他也曾暗暗感到了他們這種陰謀企圖。於是有一天我便和他談到了這一問題。我對他講：你如果和日本女子結了婚，往後可不好辦了。我並說，我可以負責從北京給你找個適當的對象。我遂把婉容的一家親戚請到長春來，打算撮合我弟弟和她的女兒結婚。經過幾番磋商之後，雙方都同了意。不料吉岡安直聽到了這件事之後，便把我弟弟找去，竟自拿出公然幹涉個人家庭私事的豈有此理態度來，對他幹脆地說出：“現在關東軍方麵，很希望你能和日本女性結婚，因為這是有關日滿親善的重大問題。所以你得做一個關於此事的模範才行。並且這是軍方的意旨，最好現在你先不要忙於和中國女子訂婚。至於替你張羅日本人對象的事，由我來負完全責任，你隻管放心好了。”
溥傑與郭布羅潤麒夫妻
於是溥傑就屈服在吉岡的壓力下，而使已經有了相當眉目的結婚問題，歸於泡影。
果然，這個吉岡安直便自告奮勇地跑到北京去找早在三年前就和我弟弟離異，但在法律上尚未做正式解決的他他拉怡瑩（珍妃的侄女），打算借著關東軍的那張狗皮去嚇唬她，好迫使她放棄要求巨額贍養費的一貫主張，而宣布正式和我弟弟斷絕關係。同時，也想逼她寫出“自願離異”的甘結來，好使我弟弟和日本女性的結婚問題容易進行。不料那時怡瑩並未在北京，吉岡由於撲空，情急之下，便發揮出他的法西斯強盜本來麵目，進了怡瑩家門之後，便先來了一個下馬威，使他的隨身嘍囉——日本憲兵把住該家大門，禁止人們出入，然後就闖進內院，找到了她的兩名弟弟，逼問怡瑩的去向。因為他們說怡瑩早赴上海，並且他們姊弟之間，也因為她和溥傑的離異，已早和她斷絕了姊弟的關係。吉岡便蠻不講理地厲聲說：“你們斷絕姊弟關係與否，我全不管，你們既是她的弟弟，就得負責給我寫一張代表姊姊承認和溥傑正式脫離夫妻關係的字據！”不但在他這種強暴威迫之下，使這兩個魂不附體的弟弟，替姊姊立了非由情願的甘結，更荒唐的是，還把該地區的警察署長找來，也逼他在這張契約上簽上了固辭不獲的自己的姓名。於是吉岡便拿著這張“情願離婚，情願不要贍養費”的所謂證據，親自跑回日本去找那九一八事變中的罪魁本莊繁和在九一八事變中身任日帝陸軍大臣，後來又在朝鮮當上了殖民地總督的南次郎，托他們負責給我弟弟溥傑物色結婚的對象，結果是從若幹“候補對象”之中，溥傑和當時的日本華族——公、侯、伯、子、男在日本被叫作華族——嵯峨實勝侯爵的女兒嵯峨浩結了婚。
不但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充分利用了這一國際結婚，當作鼓吹“日滿親善”的宣傳材料；另外，還有一種最主要的毒惡陰謀，那就是，想要利用偷梁換柱的辦法，預備在溥傑和嵯峨浩之間，如果生了兒子之後，便可以利用這個未來的混血兒去繼承偽“皇帝”的地位。以便在將來，能從這個未來的混血兒偽皇帝的身上，去撈取更多的便宜。
因此，就在一九三七年四月，我弟弟結婚後不久，便由偽傀儡政府製定出一個偽“帝位繼承法”。其中主要的地方是：
大意說“……皇帝死後，由其子繼之。無子時，以其孫繼之。無子和孫時，以其弟繼之。無弟則以其弟之子繼之……”
總之一句話，不論是以弟繼也罷，或是以弟之子繼也好，還不是他們的最後目標就在於此？
為什麽我其他的弟弟和妹妹等在結婚後，誰都沒有從偽宮內府經費預算中，得到過任何物質上的補助？而單獨在溥傑結婚以後，特別從偽帝室財產中，撥給五十萬元的公債券以其利息作為他們夫婦生活之用？不但如此，就是他們二人結婚時的一切費用，也都是由偽宮內府給拿出，並且還派偽宮內府次長日本人入江貫一和偽宮內府日本人高級職員加藤某前往日本東京，去操辦他們婚禮的一切呢！
這就是日本帝國主義分子處心積慮無所不用其極的又一明確罪證。
自從我弟弟溥傑和嵯峨浩結婚之後，他便成為一個名符其實的親日家，致使我對於他也不能不加以警惕，不敢再像過去那樣盡情無隱地向他去吐露對於日寇的不平不滿了。固然也有時在某種限度內，曾對他談過一些對於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憎憤言辭，但每當說完之後，便諄諄囑咐他在回家後不要向妻子講。也曾警告過他：“日本人的反動教育，是比較徹底的。她雖然是你的妻子，但是她對於自己的國家，是會比對你要密切得多，說不定她就是日本政府的女間諜……”盡管我對他這樣諄囑，他總是不以為然。甚至在“八一五”蘇聯進兵解放東北以後，我弟弟幾乎用手槍替日寇做了殉葬品。足見日本帝國主義的毒謀辣手，是怎樣無孔不入和無所不至的了。
我記得大約是在一九四二年或是一九四五年的時候，日寇當時的首相東條英機曾到偽滿做過一次所謂閃電式的訪問——即突然來訪之意，在當時的報紙上，曾諛稱為“閃電訪問”，那時曾秘密地送給我弟弟一萬元日幣。這是為了什麽？還不是別有一種不可告人的用心？並且在當時，我弟弟為何也不對我講，到了蘇聯之後，才對我明言此事？足見我弟弟在當時，早已當上了所謂“美人計”的俘虜，完全無條件地當上了“日滿親善”的唯一實行者了！
丁、我未來兒子的問題
關於我未來兒子的問題，那更是日本帝國主義者日夜念念不忘的所謂一件重要大事情。就如同在前項中所述說過的那樣，它們是一方麵想要利用我如果沒有兒子的時候，便可以采取李代桃僵的方法，讓溥傑未來的混血兒子，來當將來的偽滿“皇帝”，那麽，它們便可以更進一步地使偽滿成為“日滿混血關係”的更為“親密”的關係。但同時，它們也並沒有忘掉，如果我有了兒子的話，它們也可以從中得到穩抓穩拿的辦法。那就是在植田謙吉當關東軍司令官的時候，他曾使那個吉岡安直對我講，如果我在將來有了兒子，那麽當他長到六七歲的時候，就必須使之赴日本去留學。絕對不能讓他繼續留在我的身旁，受我的撫養與教育。並且還煞費苦心地編出“美詞麗句”打著掩護說：日本天皇的兒子（所謂的“東宮太子”）也是從幼時便不在他父母身邊教養，而是派定專人擔任他的教育，以及生活起居的一切工作。並說，唯其是這樣，才會得到特別的教養而能夠成為將來繼承天皇的適任者。因此，“滿洲國”也必須效法日本皇室的辦法才行。
這些異想天開、專門想要坑害人的惡魔，竟自無中生有地對於尚在未知之數的我的未來的兒子，也給盤算在它們的如意算盤之內了！它們不但是把我將來的所有道路，都預先結結實實地逐條堵死，並且還怕口說無憑，更要讓我對於渺茫難期的未來，也要事先簽訂下事前承認的字據，來作為永世不能翻悔的確實憑證。於是，我也就隻能是對於我那完全尚在未知之數的兒子，在他有無尚未可知的那張未來賣身契上，老老實實地簽了名。
請想一想看！日本鬼子的坑人到底的壞辦法，可想得有多麽周到！並且是有多麽遠的遠見！
不過，幸虧是，偽滿垮台垮得早，並且我也沒有兒子。否則我一人當上了大漢奸還不夠，還得搭上我的兒子。還要把我的兒子，在他尚未出世以前，就由他的父親，事先預定好，也要把他拖到萬劫不複的罪惡泥坑中去！這種殘忍到了家的陰謀毒計，做得夠多麽徹底！因此，現在我很慶幸我幸而沒能再做出連自己兒子也都對不起的罪惡行為來！
不過是，日寇的這種想入非非的惡辣手段，也並不是由於植田或是吉岡的作惡“天才”，而是早在他們的老老前輩——伊藤博文等老牌帝國主義分子的時代，就曾經做過，並且是已經發生過相當罪惡效用的老辦法。例如，他們對於前朝鮮國王的兒子李垠，就曾經使用過這套辦法——並且是總括了上記的雙重辦法的：首先是拿日本皇族“梨本宮”的女兒，當作了釣取朝鮮國王的餌食，利用她當作了移花接木嫁接幼芽，終於使李垠的兒子成為一個半朝半日的混血兒。另一方麵，則是使李垠從小就遠遠離開他自己的生身祖國——朝鮮，日日夜夜在不懷善意的教育環境下，受著堅固確實的帝國主義奴化教育，同時，還使他在家庭環境的影響下，徹底變成為一個隻知日本、不知朝鮮的既不朝又不日的浮遊寄生動物，迫使他在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國主義投降，祖國朝鮮翻了身之後，成為一個有國難奔隻能老死異鄉的終身朝奸！
植田等對於我，就是想套用這套坑人到底的老陰謀辦法，並且還“活用”了這套老辦法，才一方麵讓我給自己的未來兒子預先就填寫好賣身契；一方麵更想利用我弟弟溥傑來補填我的不足之處。固然是他們的這個法子是和對朝鮮李家的那套老法子，根本是同出一源，但是他的“活用之處”，也同樣是不能輕輕看過的。
從這裏，更可以清清楚楚看出：日本帝國主義分子的作惡“天才”，確是入骨三分而有餘。固屬是社會上的一切惡事，都有被它一概做盡之觀，然而他們的那些如意算盤，究竟是在社會發展客觀規律的嚴正科學論斷下、在世界人民的正義憤怒聲討下，始終是不會把算盤子撥得準確，而且結果也是“無一如意”而告終的。
戊、日本憲兵的“保護”
我自從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墮入北京日本公使館的帝國主義魔窟以後，便開始有日本使館的警察對我負起“保護”之責；到了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四日移到天津前日本租界之後，更由日本駐津領事館的警察，對我做更進一步的所謂“周至的保護”；到了一九三一年我從天津到了“九一八”以後的東北後，便由日本帝國主義的憲兵，代替了日本警察而對我做更前進一大步的所謂“保護”。例如，在旅順時，我就是曾在這種水泄不通的嚴密“保護”下，不獨和當時的社會離開，而且把我那所餘無幾的民族聯係也給完全割斷。就連我和我妻子之間的夫妻關係、和我妹妹的兄妹關係，以及和隨我多年的所謂“遺老”之間的長年關係，也統統被刀割斷了。就是後來，當我到了長春，爬上了偽執政的椅子，以及後來又爬上了偽皇帝的“寶座”之後，日本帝國主義的武裝爪牙——憲兵，不但沒有絲毫放鬆對於我的“保護”，而且反倒愈益加強起來。例如，在偽宮內府我所住的“緝熙樓”庭院外邊，就有幾名關東軍派來的憲兵，日夜不離地住在“勤民樓”旁的廂房內，脫下了他們的所謂虎皮——日本憲兵的正式軍裝，改穿上特製的一種製服，成立了一個偽“宮內府憲兵室”。凡是來見我的人，除了他有神話中的隱身法，是誰也逃不脫他們的監視雙眼。而他們的最高頭子，就是那位死盯住我決不鬆口的大特務頭子吉岡安直！
這些以吉岡為首的特務，不但是有誰來見我，他們都能一目了然，並且每個憲兵都抱定了一本“閻王賬”，而夜以繼日地從事於“有聞必錄”和“有見必報”的監視工作。
他們為了要做好對我更進一步的“保護”，有一天便在關東軍的指示、吉岡的傳達和這幫特務的炯炯目光下，不獨公然限製了我的自由接見偽滿的大小官吏——除偽宮內府的偽職員外——之權，就連對於我的宗族人等，吉岡也竟自擬出了一張嚴格限見的人名單。除了在偽滿的家族人員不在此例，譬如對於由北京到東北來的宗族本家，也限於我的叔父載濤和我的族兄溥忻、溥侗等極少數幾個人。至於其他的宗族人等，則是不分親疏遠近，一律限定隻能在向我公開祝壽等等的時候，排列在一般祝賀人員之中，遙遙向我行禮，而不許可他們隨便單獨來見我。吉岡在擬定了這一極端局限的人名單之後，便把它交到偽宮內府大臣熙洽之手，令他照單進行限製，並配合著偽宮內府日本憲兵的幾隻眼睛，對我做了得寸進尺的嚴密“保護”，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敵偽一齊垮台為止。不，就連當我從長春逃往通化大栗子溝更由大栗子溝逃往沈陽飛機場，以及在該處被蘇聯軍逮捕以後，我還是在吉岡和他手下的一名嘍囉——日本憲兵的四隻眼睛監視下，受著最後的“保護”。直到坐上蘇聯飛機，由沈陽飛到了通遼之後，由於蘇聯軍的偉大力量，才把我那塊猶如附骨之疽一般的吉岡等給分開了。從那時起，我才算是由曆時二十二年有餘的日本帝國主義分子的所謂“保護”下，得到了真正的解放。從那時起，我才長舒了一口氣，才脫離了惡魔的毒掌。
己、名符其實的“孤家寡人”
在偽滿當時，所謂我在政治上的地位，真可以說是孤高在上，毫無根底可言，隻能是仗著在反動封建末期社會中的空頭地位，利用這一點作為我在當時的唯一政治資本。也就是純粹靠著這一筆空虛的本錢，當上了專門供日本帝國主義盡情利用的罪惡工具的。
正如以前各項中所說的那樣，我在偽滿當時的一舉一動，甚至在個人家庭中的一顰一笑，也都是在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所派來的中將參謀吉岡安直的“杜漸防微”眈眈虎視下，受著周而且密的監視，以及其他種種有形的限製和無形的防範。
曾在我身旁多年，給我做過一貫幫凶工作的所謂“前清遺老”們，到了這個時候，已經是死的死，變的變，離的離，散的散。即或如胡嗣瑗、商衍瀛之輩，尚始終留在我的身邊，但是處在當時那種“時不利兮”的環境下，並且日寇的壓力更是有增無減地籠罩住當時的整個空間，所以那些久已過時的“老古董”，不但都成了強弩之末，並且是為了苟延殘喘，真是連一篇聊泄不平的文章都不敢寫，聊表寸心的詩句都不敢題，隻能是蜷集在我那有限陰影之下，過著委曲求全的失意生活。
鄭孝胥被關東軍給攆下偽國務總理的椅子，連回北京西城自己的故宅去住，也竟自遭到關東軍的多方刁難，終致悒悒而死。羅振玉也是在關東軍的“敬遠政策”下，了卻他的親日一生。胡嗣瑗則是因為當本莊繁惡事做盡被調歸國，武藤信義新來繼任之際，向我建議，叫我可趁武藤新官上任的機會，向其提出縮減偽總務廳長官政治上權限，而使各部偽大臣得以負責辦理各自部務的要求。我遂把這種意見寫出概要對武藤講了一遍，武藤對此並沒有表示什麽意見，隻是不動聲色地把這份意見節要拿了回去。我和胡還認為庶幾有望而做著殷切期待呢，可是一天天地過去了，這位“漢奸司令”的新主人，卻一直保持著緘默，既無任何征兆可見，又沒有什麽反響可聞，就如石沉大海一般，消息全無。結果是，這幫帝國主義分子，探知這一提議，是由胡的建議而來，於是胡便不能繼續在我身邊當那偽宮內府的秘書處長，而被明升暗降為偽參議府的參議了。但是這一偽參議的席位，也並沒有使他占據多久，便把他一抹到底而使他退出了偽滿的所謂政治界。還有，按照偽滿當時的慣例，凡是屬於高級的偽官吏，當去職以後，差不多總是在一些所謂的“會社”（公司）裏，給他們找一些不工作光拿錢的相當地位，讓他們享幾年變相資本家之福。可是對於胡卻不然了：在他去職以後，便立即失了業，以致專門靠我出錢來養他的餘生以及他的一家大小，直到偽滿垮台為止，才算完事。這說明了什麽？這就是由於日本帝國主義分子從一開始就不滿意胡的行為，所以才這樣對待他的。
至於在偽軍中的，我的那些家屬、宗族、親戚以及親信之類，也都是在日本人、偽軍官、日本軍事顧問和關東軍司令部的層層嚴密控製下，猶如大海漂豆一般，星星點點地分散在偽軍的各機關、各部隊裏。和我既不能有所聯係，他們彼此之間，也都處於互無聯絡的狀態。所以在當時的我，已經是除了在偽宮“內廷”的一畝三分地中，尚有我自由回翔之餘地，其他各方麵，完全是條條道路都走不通的了。
自從我到了長春以後，因為我和我的妻子婉容之間的感情已達到完全破裂的地步，於是便托我在北京的親戚，給介紹了譚玉齡，我們便結了婚。結婚以後，我們二人之間的感情尚不錯，過了幾年之後，她便患了重病。經中醫診治，認為是患傷寒，但屢次服藥總未見效。後來又使日本醫生給她治療，據日本醫生說，她是患著粒粒結核症。不料第二天她就死了。但我總疑心她是被日本人害死的。因為當日本大夫乍一來診時，還對她相當地熱心，並且還有護士給她輸了血，醫生也是頻繁地給她做了注射。可是當吉岡安直聞知此事親自趕來之後，便把這個大夫找去，和他談了很長時間的話。於是在這個大夫和吉岡談話回來之後，我便覺得醫生對於病人的診治便不像以前那樣的熱心，也不那樣頻頻給她注射了。同時這個吉岡安直還為了她的病，特意搬進偽宮內府來住，並命他手下的蝦兵蟹將——住在偽宮內府的日寇憲兵，時常給擔任看護病人的日本護士打電話。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過了一夜之後，到了第二天早晨她死去的。
綜合上記的各種情況來看，盡管我對於她的被謀害，並沒有什麽十分的證據，但在我的當時主觀判斷上，我總認為她的死，可能是日本人下的毒手！
在譚玉齡死後不多的日子，吉岡便屢次督促我非再找一個第四次結婚對象不可。我因譚才死去未久，心中悲痛異常，便不願再做第四次的新郎。但是，那個完全支配我的吉岡，卻死皮賴臉地拿來許多日本女子的照片，就像是硬按不想喝水的馬脖子，非讓它喝水不可一樣，非叫我從其中選擇出一個對象不可。那時我就在心中暗想：
我如果是和日本婦女結了婚，豈不等於給吉岡添上了一雙從內部來監視我的又一特務眼睛。
於是我就借口說：我必須選擇一個我認為最理想的對象才行。並推脫說：這些相片都使我不能感到滿意。
因為我在當時，不敢公然說出不願要日本婦女的那樣話來，所以隻能對吉岡委曲婉轉地找尋著一個借口說：
“結婚這個問題，乃是有關自己終身幸福的大事。唯一的條件，就是得完全適合我自己的理想條件。至於什麽民族，我是概不介意的。”
吉岡聽了，也沒有相當的話來反駁我，便又看風使舵地拿來一張飽受日本帝國主義奴化教育的旅大某中學女生的照片給我看，我遂把這張相片留下，說等我仔細看看之後再做決定。但這時，在我心中已看中了她。但我的二妹韞和卻不讚成，認為選中了這個人，又和選中了日本人有什麽區別？於是我也就托言沒有看中而做了拒絕。
過了些時候，吉岡又帶來一個在學校教書的中國女教師來，結果我又沒有看中她。
我看到吉岡這種不辭勞瘁而再接再厲的情形，於是我又在心中暗想：
“看情形是非讓我再結一次婚不可了，否則吉岡是不會‘善罷甘休’的。與其叫他糾纏不休地和我搗亂，夜長夢多，真說不定他更會弄出什麽可怕的新花樣來，倒不如一了百了地趕快找一個年歲小的中國女性作為我的結婚對象吧。這樣的人既不會受吉岡的什麽影響，並且還可以由於年歲小而能夠聽我的話，服從我的約束，任憑我怎樣‘教育’，她都有接受的可能，豈不比自動地給吉岡安上一條裏應外合的內線強得多。”當我打定了這樣的主意以後，便對吉岡說：
“不妨把小學生的照片，也給我拿來看看。”
過了一些日子，便在吉岡的魔力之下，果然給我拿來了六十多張偽滿當時的所謂“國民高等學校”——約等於現在的初級中學程度——的女學生照片供我恣意挑選。結果我選中了李玉琴。據說由於吉岡的這一大賣力氣，還曾逼哭了一位偽滿學校的校長哩。從這裏也可以知道，敵偽合流下的**威凶焰，曾是讓人怎樣不能活下去的啊！
這時，我遂對吉岡說：我希望先和她本人見麵談談話，等征取她的同意之後再做決定。而這個外國媒人也就立即把李玉琴帶到了偽宮和我見了麵，談了話，結果是以她的同意而結合。
但是這種搶親式的結婚，根本既不是根據著雙方的愛情，更不是基於什麽其他鞏固的條件，隻不過是由於為要應付吉岡對我的過分熱心，所以才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演出這幕等於搶親的醜劇。
先從我這方麵的理由說起。我隻是由於吉岡的不住糾纏，特別是為要躲避和日本婦女結婚的嚴重後果，所以才選中了在當時僅僅十五歲的李玉琴，來做我的第四個妻子的。並且在其中還摻雜有不少我的利己主義，那就是：打算把這個少不更事的天真爛漫少女，製造成為一個讓她方就方，讓她圓就圓的婉婉服順、任我擺布的家庭玩物。所以在當時，我隻是把她當作一個小孩子來看，並沒有什麽深厚的愛情可言；而在李玉琴這一方麵，則是在當時，她的年齡既那樣小，任何人情世故社會經驗也沒有，並且在那敵偽的殘酷無情壓力下，她又怎敢拒絕我的要求，怎能逃出這樣的魔爪？
這就是在當時我們二人之間的所謂結合的唯一基礎。
根據上述情況來看，當然我們二人之間的結婚必要基礎根本就不是鞏固的，不但談不到什麽鞏固，並且也是違反社會常態和極不人道的一種強迫膠合。因為我曾假借敵偽合流的罪惡政治壓力，來壓迫奴役並**一個天真純潔的女孩子。現在深深覺得我真是一百個對不住她，因為我曾毒害了她寶貴青春的前半生！
在我和她結婚以後，我不但經常拿她當作一個“不識不知”的小孩子來看待，並且我對於她，也曾經極端地發揮了封建專製透頂的家長威風和夫權高於一切的蠻橫惡劣作風。例如，當我高興的時候，就去搭理她，不高興時，就把她完全不放到眼內，甚至有時候，她還會受到我的嚴厲嗬斥。不但如此，後來我索性不和她同居在一起，因此，在我們二人之間，根本就談不到一般夫妻之間的情愛。換句話說，她和我的關係，也就是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關係，是用壓力給湊合到一起的。
在偽滿的十四年罪惡生活中，不獨我在當時的政治上，是一個獨夫，就是在家庭環境之中，也如同有千年不化積雪的高峰一樣，永遠矗立在冰冷的大氣中，連絲毫的溫暖氣息也感覺不到。
我說這些話，並不是我想要向誰來訴苦，尤其不是我自認為過去的處境堪憐。因為我自己深深知道，我會受到這樣冷清淒涼的家庭風味，一切都是由我自己給親手造成，也可以說是完全由於我的自作自受！
我所以這樣不怕絮煩地來羅列這些個人家庭瑣事，就是想借著這些在現今新社會中已絕對不能再遇到的舊社會中的一些醜惡殘酷實際事例，來暴露一下封建腐朽製度的罪惡，以及我既曾坑了人，也更害了自己前半生的“前因後果”而已。
庚、曆任的日寇關東軍司令官和我
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對於當時的全東北人民，既曾拚命地進行了慘無人道的屠殺、奴役和壓榨，同時也進行了與此相輔而行，並且是無孔不入的欺騙宣傳和奴化教育。就是對於當時的所有大小偽官吏、偽軍人等，也同樣是用威壓與利誘雙管齊下的辦法，做出了徹頭徹尾的實際奴化訓練，以及誌在“攻心”的種種毒素灌輸。那麽，對於我這個頭號大漢奸——偽“皇帝”，當然更不能例外了。豈但不能例外而已，簡直是費盡苦心地非把我的身心都完全掌握到它的魔掌之中不可的。就以當時的日本關東軍曆任司令官對我的種種“異常關心”和周而且至的“培育、**”來看，就可以充分看出：他們對於我，曾是怎樣大費苦心的了。
除了那個“皇室禦用掛”的吉岡安直參謀中將，是十年如一日地如影隨形一般死盯住我不放，就是那些身居偽滿“太上統治者”實際地位的曆任關東軍司令官，也都是曾以徹底掌握我、完全支配我和確實奴化我為己任的。所以他們都給我定出了一個定期輸毒的正式計劃來。那就是在每月的一日、十一日和二十一日的三個逢一的日子裏，他們都必須在所謂百忙之中，分出身子到我那裏去，和我做風雨無阻的定期會晤。
固然是曆任的傀儡戲操線人——關東軍司令官們的態度、作風、心理和論點，猶如他們彼此之間相貌各自不同一樣，而各有一套所謂神通；並且他們的方針、政策等等也都是經常會隨著時局的推移變化，也曾有輕重、軟硬、鬆緊和緩急的臨時不同，但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一貫傳統侵略政策，特別是對於我的既防範，又利用，既限製，也抬捧的根本方針，卻是始終無有絲毫變化的。所以我想：如果是撮其要而記其事地把他們在十四年間，對我所做過的“訓育培植”工作，加以輪廓概貌的記述，也並不是一件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現在我就擇尤括總地來做敘述。
（1）風花雪月的寒暄與口是心非、別具肺腸的談笑酬對。
（2）強調日偽的“親善”和“日滿一體不可分”的所謂“輔車唇齒”關係。
（3）宣傳日寇的侵略行為是百分之百的“正義”，引經據典地強調日本軍的強大無敵，並援引在侵略戰爭中的暫時優勢，來做擴大宣傳的唯一材料。
（4）宣傳日本法西斯強盜所狂妄叫囂的“大東亞聖戰”的意義和“大東亞共榮圈”的意義。特別是對於以日本為中心的所謂“日、滿、華同心協力”以及“共存共榮”之類的必要性，加以生拉硬湊的注解，與矛盾百出的結合。
（5）對於這個身為漢奸頭子的我，加以別有用心的揄揚稱讚。例如誇獎我對於“日滿親善”，對於所謂“神道”的努力帶頭以及事事“率先垂範”等。同時也沒有忘掉勉勵我和“鼓舞”我，還須更進一步去忠實執行日寇的侵略政策。越是到了末期拚命掙紮階段，便越發故意對於我的“以全東北的人力、物力、財力支援它們從事毫無希望的罪惡的侵略戰爭”所做的種種努力，表示了嘉勉感謝之意。
（6）本著“防微杜漸”的賊心，經常對我來強調：偽滿的政治，乃是采取了“總理負責”的製度。特別強調著偽皇帝隻能是高高在上，垂拱無為，絕對不應該以“察察為明”去幹涉或是駁改偽國務院、參議府所決定和通過了的議案或法令等。並說，這樣，正是所以“培養君德”的地方。就以菱刈隆為例：
有一次他曾這樣對我講過，越是“身為人上”的人，便越發應該保持有裝聾作啞的“雅量”才行。能夠這樣，才能做到“無為而治”的地步。他說到這裏時，並做了實際表演：以他的雙手做蔽目、掩耳的姿勢。更說，他現為三軍司令的關東軍司令官，就是一貫采取了這種不聞不問、聽之任之的態度，所以才能使他的部下，都能展開放手去幹和負責去幹的“積極”工作作風。然後更把話歸入本題，以教訓的口吻強調說：
“皇帝更是應該采取這種‘垂拱無為而天下治’的態度作風，才能夠把國家大事搞好。”並同時自做結語道：
“這就是‘為君之德’，也就是身為皇帝所必須具有的最高政治道德和品質。”
（7）對於我家庭之內的個人私事，也做了露骨的幹涉。如菱刈隆反對我的離婚。當譚玉齡由北京來到長春和我見了麵，彼此都同意了結婚之後，也遭到了植田謙吉的幹涉——幹涉的理由是：必須由他先派吉岡安直赴北京到譚家做詳細調查，認為“合格”之後，經過植田的正式許可才行。結果是在令出如山倒的情勢下，經吉岡赴北京調查認為“合格”，並和植田見了一麵之後，才允許我們結婚的。
後來我和李玉琴的結婚也是如此。盡管李玉琴是由吉岡的直接介紹，還是先在所謂的“正式手續”上，經過了梅津美治郎的點頭，並和梅津見了一麵之後，我才和李結了婚。
這也就是吉岡安直所說的“……關東軍是代表日本天皇的，所以你得事事聽從它的話”。
（8）日本侵略者在製造出所謂的“張鼓峰”和“諾門坎”事件當時和事後，曾極力吹噓日本侵略軍的武裝威力，同時也大力詆毀蘇聯軍的“脆弱無能”。等到日寇在蘇聯和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正義反擊下，被揍得頭破血流之後，還不惜對我打腫了臉來充胖子，反複解釋日本軍的力量“強大”。
現在就以曾經吹炸了豬尿泡的植田大將為例，介紹一下日本帝國主義者的自欺欺人、丟人現事的醜態吧：
在“諾門坎”事件發生後，日本關東軍不但把偽國務總理張景惠和偽治安部大臣於琛徵等，都給架弄到第一線陣地，使他們飽嚐了幾天蘇聯軍飛機大炮毫不客氣的“歡迎”，就是對於我，也沒有忘記進行所謂的實際教育。有一次，植田謙吉便特意邀我到他們的軍用飛機場去參觀，並把“掠獲”的一架蘇聯飛機擺在那裏。於是植田的幻術表演便開始了：他使日本製的一架軍用飛機和這架蘇聯製的飛機一起飛上天空，對我說，是要比較一下這兩架飛機的速度性能如何。當然是在這種別具深心的“比賽”下，他們是絕對不會讓蘇聯製飛機盡量發揮它的固有能力的了。於是這“大有問題”的“比賽”，結果是以蘇聯製飛機的失敗而告終。但是，我在當時，卻對於這場勢所必至，理有固然的結果，尚未能悟到是日寇故意弄出來的騙人鬼把戲，居然也就信以為真，認為日本的科學技術成就，確比蘇聯“高明”得多，而老老實實地向這位誌在騙人的“幻術大師”貢獻了入耳不煩的諛詞。
不管植田謙吉以次的法西斯盜魁們，怎樣能欺騙、愚弄像我這樣昏天黑地的“傻瓜”，怎樣擅長於內心空虛而表麵炫耀的欺人幻術，但毫不留情、鐵一般的現實，卻不是靠空口大話所能混淆和掩蓋得住的。果然過此不久，那位大言壯語不可一世的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大將閣下，便在“諾門坎”事件剛剛以日寇的求饒而告一段落的瞬間，立即遭到撤職而匆匆回國了。據說，按照日本帝國主義政府每次接待戰罷歸來將領的慣例，隻要不是棄甲曳兵而回的高級軍官，總要以“凱旋將軍”之禮相待，除了裕仁特派專使和使一般高官顯宦都到東京車站排列歡迎，還得替他們準備一輛皇宮專用的敞篷儀仗馬車，用金飾滿身的禦者，把那位所謂“凱旋將軍”載到裕仁所住的皇宮裏，最小限度也得請他大吃一頓“禦廚”的西餐。如果是這位劊子手身上沾染的他國人民的鮮血越多，那麽，還得賞給他一筆錢，名之為“賜金”。甚至還有的會得到高級勳章或是公、侯、伯、子、男之類的爵位封贈。可是這位能吹善嗙的植田將軍，卻沒能得到這種照例的“光榮恩禮”，隻是悄悄地在東京車站下了火車，更悄悄地回到了自己的家中，便算是解甲歸田無聲無臭了。
不但是曾經在由他所給製造出來的“諾門坎”事件初起時，也曾叱吒風雲、劍拔弩張地鬧了一大氣的植田關東軍司令官，是以虎頭蛇尾而告終，就連曾在當時輔佐著植田而運籌帷幄的關東軍參謀長磯穀廉介中將，也同樣是沒有受到“凱旋”的迎接，而陪伴著植田，從日本陸軍省的現役名簿中，被勾去了他自己的尊姓大名，而冷冷清清地去嚐閉門思過的滋味去了。
除了上記的“司令官教育課程”，還有關東軍曆任參謀長的“加班臨時教育”。這雖然沒有定期可言，但也是對我的一種“輔助教育”。內容是：
在“軍事介紹”的名目下，以吹噓日本帝國主義法西斯軍隊的“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所謂“威力”，做主要項目，更配合一些誇大和贗造的自我陶醉的所謂“戰績”，以及日本的“總動員體製”等，來嚇唬並奴化我。
還有，當日寇正在大力推廣它的思想侵略——宗教奴化政策時，更特意替我從日本聘來以專門給日本神道捧臭腳為職業的——專門給裕仁母親講授神道的筧克彥，給我灌輸自欺欺人的“唯神之道”。固然是他那迷信唯心達到瘋狂程度的夢囈，會使人聽著忍俊不禁，但在當時的我，是不敢不強忍笑容而始終正襟危坐去敬聽的。本來那些“神道專門權威者”，隻是一些指佛穿衣，靠佛吃飯之流，所以從他們口中說出來的東西，簡直是離奇荒誕得出乎古代神話以外，隻要不是一個真正瘋子或是傻子，我認為是絕不會信以為真的。
可是當時的我，在實質上卻成為這種罪惡的“唯神之道”在我東北的創始者和推廣者。真是叫我每一想到這裏，就覺得我對於祖國人民沒有任何話可說，沒有抬起頭來開口的餘地。
以上所列舉的，僅隻是日本關東軍司令官等，對我所進行的欺騙宣傳和奴化教育的一斑而已，至於我所引用的菱刈隆與植田謙吉的例子，也隻不過是在他們的自我暴露軍閥政治的腐朽性和他們在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中一些比較清楚的實例和比較清脆而響亮的一巴掌罷了。像是在日寇麵臨完蛋時的末代關東軍司令官山田乙三，也曾在日寇無條件投降的前夕——在我已經登上了遁往通化大栗子溝的途中，還老著臉皮在梅河口車站，外強中幹地登上了我的列車，向我做最後一次欺騙說：
“日本關東軍的空軍部隊，已對於蘇聯軍的大機械化部隊，予以潰滅性的徹底大打擊。”
其實，這時日寇早已把東北的全部製空權，乖乖地交到蘇聯空軍手裏。諸如此類不攻自破的謊言，在我說來，也早不是一件新鮮事體，因為我已經在這十四年的罪惡歲月中，在我的耳中，不知聽有過多少次，把耳朵都聽得長了繭子了！
這就是日本關東軍司令官長年以來和我的腐臭關係。同時，也是他們在十四年間，始終如一、從未間斷過的奴化教育與欺騙宣傳概略經過情形。
六、吉岡安直
一提起這個吉岡來，便不由得把我的牙根恨得發癢。他不但是在偽滿時代，從中佐一直升到中將，一連十年多，總是纏在我的身邊，就是我在天津的時候，就開始認識了他，但總是越來越厲害地糾纏著我，影響著我，還不住地把我往罪惡深淵中推。就在他一貫和我狼狽為奸的情況下，真不知禍害了多少祖國東北人民！一直到了一九四五年“八一五”以後，才在蘇聯軍隊的偉大降魔寶劍下，把我和他的這種難解的怨緣給痛快地一刀兩斷了。
關於天津時代的事情，由於已在第二章中說過一些，現在不再贅述。此外，還因為他的魔影，已經是十數年如一日地不住貼上了我，特別是在偽滿的那段時期，他更和我成為每當有我時，必定少不了他的情形，真如同形影相隨一般，所以關於他的可恨的回憶——在我則成為可恥的回憶、可怖的回憶——多得猶如一部廿四史不知當從何處說起。因此，我想隻就較為突出和比較嚴重的實例舉出若幹來，作為我對他的沒齒難忘的紀念吧！
（1）從日本鹿兒島來的“好消息”
他由日本天津駐屯軍司令部被調回日本之後，便在日本鹿兒島某聯隊內任大隊長。那時我弟弟溥傑正在日本東京的“學習院”讀書。大約是一九三一年夏季的事情吧，當他正打算利用暑假回國時，吉岡便去信邀他借回國之便，可先繞道到鹿兒島盤桓幾日。當住在吉岡家中玩了幾天之後，臨行的時候，吉岡便神秘已極地對我弟弟說：“你回到天津之後，請對令兄說：現在張學良搞得實在太不像話了，也許就會發生什麽事情也未可知。請令兄多加保重罷！他不是沒有前途的！”我弟弟聽了這種頗富含蓄的弦外餘音之後，因為這種話，也正合乎他平素的口胃，他就認為這確是一個“好消息”，於是便興致勃勃地把這幾句充滿日本帝國主義侵略陰謀的自供狀，謹記在心。到天津之後，便立即一五一十地告訴了我。有這樣的難弟一定也有這樣的難兄，我聽了這番話後，也認為這確是“好機會”即將到來，而不覺喜出望外。
請想一想吉岡所說的這番話是什麽意思？
這豈不是等於說，不久日本帝國主義，就要對我東北來進行什麽陰謀活動？並且，這豈不是意在言外地說，日寇已經準備好要利用我的嗎？隻要是稍有一些起碼的民族氣節和起碼人心的話，誰還能不滿懷憤怒地立即向祖國人民大聲疾呼而盡力揭發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這一卑鄙陰謀！而我則是由於有了甘願供敵人利用的不良居心，所以不但是絲毫沒有作為一個中國人所應有的義憤，反倒別有會心地認為良機即將到來，真是越回想此事，越覺得日本帝國主義的萬惡，吉岡的萬惡和我以及我弟弟的萬惡！
他是這樣來到我身旁的：
在偽漢奸政權成立後，也正是我弟弟溥傑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學習法西斯軍事教育的時候。偏偏冤家路窄，這個吉岡安直也被調到該校，當上了教授戰史的教官。吉岡為了要從我的身上去找他自己的立身出世道路，便拚命地對我弟弟進行了一係列的套頭、拉攏。例如每到星期日或是學校放假的時候，他總是死乞白賴地非把溥傑拉到他家去玩不可。當然不用說，每次都是好酒好菜地殷勤招待的了。有一天他忽然對我弟弟說：“我不久或許能到滿洲國令兄那裏去工作也未可知。不過是，在那裏工作也不很容易。如果沒有關東軍軍部的力量來做後盾的話，簡直是一步也行不通。如果日本陸軍省方麵一定非要我去不可，那麽，我就非得先和他們約法三章不可。否則我寧可不去，也不能到那裏去找罪受！我的主要要求是：得讓我兼上關東軍司令部參謀的名義才行。”他說到這裏，深深地籲了一口氣，感慨無量地繼續說：“像是中島比多吉、石丸誌都麿等，就是因為在關東軍裏沒有根子可紮，所以他們才都一個一個地失了腳……”
過了些日子，他又對我弟弟說：“現在日本陸軍當局，已經決定要派我到新京——長春——去了。請你先給令兄寫封信，就說吉岡要到他那裏去工作。隻要有我在那裏工作的話，拿咱們的關係來說，還有什麽不好辦的事情？！不過得求令兄先給我準備一間辦公的房子。你可以告訴令兄：我是不能和他們（指偽宮內府的偽官吏而言）成天際在一起鬼混的！”
於是，我弟弟就忠實地替他給我寫了一封信，替他做了“先容”。
事後，我才恍然大悟：原來吉岡是為了要用兩麵討好、兩麵取巧的所謂兩麵光的辦法，來製造並鞏固他自己的地位。
他為什麽非要兼關東軍司令部的參謀不可？
那就是為要在日本法西斯軍隊的狗皮之上，再掛上一副金黃黃的參謀帶，好來嚇唬我以及偽滿當時的所謂大官們，好使這些走狗在那明晃晃刺刀的背景下，服服帖帖地聽憑他的任意擺弄。
為什麽要通過溥傑之手，要求我事先替他準備好一間辦公房間呢？
那就是為要使日本陸軍省以及關東軍看一看，他確是我的一個“老朋友”——也可以說是“好朋友”，好使日本軍方認為除了他，便不會再有這樣“勝任的”、能夠操縱我的“適當人才”。他就是使用了這樣的手段，因而得到並鞏固了他在當時的重要地位。所以，他才能從一九三四年前後，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日偽雙雙垮台為止，總在擔任著支配我一切的特務——也就是操線工作。凡是日寇有什麽陰謀企圖，需要我去做開路先鋒的時候，便由他口頭命令，或是用什麽紙條子台詞的辦法，讓我去做傳聲筒，或是帶頭人。
總而言之，他在一起初，就是用這種兩麵取巧、兩麵挾以自重的方法，混到我的身邊，並由於他能隨時隨地執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於是就把他的聲望和地位，逐漸抬高和鞏固起來了。
溥傑是在他的完全利用之下，替他忠實地鋪平了十幾年的為非作歹的道路。
我則是在他的整個操縱下，做出了無數禍國殃民的罪惡行為。
以上所列舉的，隻不過是他的魔爪才伸出來時的概略情景，至於以後，他更是變本加厲地逐漸發展到肆無忌憚的地步，看到後麵就可明白。
他是這樣替自己增加騙人“政治資本”的。
吉岡安直很喜歡繪畫。如果從嚴格的藝術眼光來看，他的所謂“繪畫天才”也隻是曾把他過去在小學時代所學到的技能，更在幾十年後的腦海深處，重新撈取上來的程度而已。他不但是拿他這種自以為了不起的“特技”，曾唬住了那幫滿腦袋大和魂與滿肚子法西斯精神的日寇軍官，他也曾把他的所謂“文彩風流”的“寫生畫筆”，當作他向上爬的階梯呢！
他就是這樣地自己把自己吹捧起來的。
有一次他畫了一幅墨竹。他認為即使自己花多少錢把這張畫裝裱得多麽富麗堂皇，依然不會喚起一般人的驚奇讚賞，所以就拿這幅畫去求在偽滿當時既有“大書家”之名，又有偽國務總理之位的鄭孝胥，給題上一首詩。當然鄭孝胥是不能而且不敢吝嗇自己的筆墨了。於是他又把這張既畫且詩的畫拿到我這裏來，要求我也在上麵給他題幾個字。當然我也不能例外，隻有點頭遵命的“自由”，而不敢搖首拒絕的。於是他又把這幅既有偽“皇帝”題字，更有偽國務總理題詩的畫，拿回日本，獻給裕仁的母親——“日本皇太後”。
因此在當時日本的社會中，就喧騰起“彩筆軍人”的“國際佳話”來了。
他的“畫名”，一瞬間被抬高了。同時他在敵偽間的所謂國際個人地位，也抬高起來了。
（2）敵偽雙方上層人物之間的一座橋梁
這個吉岡安直，雖在我和日本帝國主義軍部之間，鞏固了他個人的所謂初步地盤基礎，但他又怎能以此為滿足？仍是時常找個題目回日本到陸軍省等方麵，去做“事務上”的聯絡。不過，他哪次也不肯空手來去，總是絞盡了腦汁想一些可以顯示一下自己才能的方法，作為他衣錦還鄉的裝飾。
例如他經常在臨行時，動輒來教導我說：“可以做些點心，或是找些東西，交我給日本皇太後送去！”等到他從日本回來的時候，就把一些日本點心和禮品等帶回來，說是裕仁母親親自交他送給我的。
還有一次，在他臨赴日本之先，又來啟發我說：“你這裏，不是有唱片錄音的機械麽，我教給你幾句日本話，你可以把它灌入唱片中，交我給日本天皇帶去！”我現在還約略記得他所教給我的那幾句日本話，就是：“我謹祝天皇陛下身體健康！”
不過，這次他卻沒有把裕仁祝我健康的“回禮唱片”帶回來，因為裕仁是不會像我那樣低三下四地問候的。
他是專門往我臉上塗泥的。
有一次，吉岡又畫了一麵山水屏風，拿來給我看，說這是為慶祝日本侵略軍司令官山下奉文侵占了新加坡，而畫出的精心殫力之作。並要求我在屏風上題上幾句歌頌“皇軍”戰勝的詩。因為像是這樣的事情，都是他在平日最擅長的本領，也用不著怎樣去多分析它，我在這裏所要說的，就是他怎樣經常往我臉上塗泥的事情。
既然對我這樣地吩咐下來，我當然也就不能珍惜自己的腦力與時間——尤其是喪盡作為一個中國人的起碼應有的良心，而必須嘔心嘔肝地給他題上幾句讚頌“皇軍赫赫戰果”的昧心詩了。
不用問，這張有畫有詩的屏風，不但可以滿足了吉岡“閣下”的“畫以詩重”的——向他上官獻媚基本目的，同時也可以在無形中煽起這個法西斯匪首的凶心殺氣，並且也可使我進一步完成當漢奸的卑鄙無恥差事，於是我這久已沾滿了泥汙的臉，又被他給厚厚地再塗上一層新汙泥。
還有，每當日本帝國主義者在它所製造出來的侵略戰爭中，偶爾獲得了一次暫時的所謂勝利的時候，這個萬惡的吉岡安直，哪一次也未曾忘掉往我臉上一層一層地來塗泥。他總是一方麵叫我給裕仁拍電報去祝賀“皇軍的大捷”；一方麵更是定而不可移地叫我到偽“建國神廟”那裏，向所謂“天照大神”致祭，用來表示一下對“神佑”的“由衷感謝”和默禱日寇的“連戰連勝”。
像是這樣地蓄意往我臉上塗泥，並不隻是一次或兩次，而是接二連三，並且是塗得越來越不像話。特別是後來當日本帝國主義敗色越來越濃的時候——也就是當敵偽報紙上，也不得不越發頻繁地登載“皇軍”大批“玉碎”消息的時候，吉岡讓我赴所謂“神廟”去哀求“皇軍戰捷”的次數，也就日益增加起來。像是這種不是人幹的醜事，這種不堪寓目的漢奸醜態，一直到“八一五”敵偽一齊垮台，才算是給畫上了一個終止符號。
（3）不同時期的不同態度
吉岡在剛來到長春時，尚不似後來那樣囂張，還懂得什麽叫作客氣。那時他曾對人吹嗙過他和我的關係是怎樣的“密切”。他曾說溥傑和我是手足的關係，他和我雖還不夠手足一般，但也可以算是“腳指頭”的關係吧，等等。
等到他逐漸把自己的地位鞏固起來的時候，也就是他在關東軍中的階級地位又高了一些，對於自己權勢的自信又大了一些的時候，他的言語、態度也就如同水漲船高一般，跟著就有了變化。他曾對我說：“日本天皇陛下就是你的父親。關東軍是代表日本天皇的，所以你得事事聽從它的話！”像是這種論理學“三段論法”式的不科學言辭，真是使人聽了比刀紮還難過。但是，既然當上了漢奸，隻能是雖然不愛聽，也得聽下去。聽了難過，又當得了什麽？
再過些時候，由於他的勢力又加大了些，於是對人便不再自居於我的腳指頭的地位了，並且還飛躍一步超過了我的手足的地位，居然說出我像是他的孩子一類的話來了。
等到日本帝國主義已經宣布無條件投降，我這個漢奸“皇帝”也奉命退了位的時候，他在通化大栗子溝，當要“攜”我起程時，對我的態度，更是有了顯著的變化，連對於普通一般人起碼應有的禮貌也不見了，簡直是變成了一副凶手的形象。當我正在那惶惑不定的時候，他曾聲色俱厲地對我說：
“挺起腰板來！挺起了腰板走！”
七、蒙奸德穆楚克棟魯普和汪逆精衛
這個曾經勾結日寇禍害祖國人民的蒙奸元凶巨魁德穆楚克棟魯普和我的關係，並不是在偽滿時代才開始，而是遠在一九二二年前後在北京開始的。乍一起初，他是和我弟弟溥傑有了相當的來往。那時每當他從西蘇尼特旗到北京去的時候，必定先要到“醇王府”找我弟弟玩，有一次還特地從蒙旗親自帶來一匹好馬送給我弟弟。在我結婚的時候，也曾特派專人給我送過厚禮。當我到了天津以後，他還在溥傑的寫信介紹下，到天津見過我，並送了我一萬元。而後雖然一度斷絕了聯係，但到了一九二七年，因為他勾結了日寇在西蘇尼特揚起甘心賣國的叛旗，致被傅作義軍隊給打得落花流水，致把他的巢穴——百靈廟也丟掉了的時候，他曾向日本帝國主義當局，發出了乞憐哀鳴：
“如果日本再不來幫助”，他便“將到滿洲國來逃命”！後來他更配合著日本法西斯侵略勢力的向察綏地區擴張，他才又回到百靈廟老巢，成立了人人唾罵的偽蒙疆政權。後來，他有一次到偽滿來見我，我就在當時我所住的“緝熙樓”寢室外的小客廳裏接待了他。他和我談話的時候，因為並無旁人在座，便對我發出了對日寇在內蒙古的種種驕橫跋扈行為的牢騷不平。不料第二天，吉岡安直便來問我：
“昨天你和德王曾談了些什麽話？”
“僅僅是些閑談而已。”我不安地回答說。
他更追問我：“你們在昨天的談話中，曾談到對於日本人的不平不滿問題沒有？”
我沒敢承認這一點。隻能是對他施展出封建統治階級一貫使用的自保其身的秘招，推個幹淨說：
“那一定是德王故意歪曲事實。編造出來的假話！”
雖然吉岡安直並沒有拿出憲兵問案的神氣，向我趕盡殺絕地窮究，但是從此以後，德穆楚克棟魯普便不能再單獨地來見我了。隻能是在所謂正式見麵或是在公式宴會上和我做一些儀式上的酬酢交談，並且就連在這種所謂公式場麵上，也總有吉岡緊緊貼在我的身邊，做著毫不放鬆的監視，還美其名曰“侍立”或“陪宴”呢。
自從這一“侍立”之風興開以後，無論我見任何外國人，就連見日本人也不例外——當然不用說，日本關東軍司令官和與關東軍有關方麵的軍官以及在偽滿的日本人偽官吏等，是不在此限的了——便都有這個吉岡，以偽“宮內府禦用掛”的名義，寸步不離地在我身旁，做著“侍立”或“陪宴”的差事。
現在再談談關於汪逆精衛的事情。
在一九四一年，當漢奸汪精衛登了偽南京政府的“大寶”，訪問了他的日本主子之後，也曾以後輩漢奸的資格和“睦鄰”的名義，訪問了偽滿。當他決定要到長春來的時候，吉岡安直便來告訴我，並說我應該親到“新京”車站去迎接他。理由是：他也是“一國的元首”。我為了獻媚取悅日寇起見，便厚顏無恥地對吉岡說：
“日本天皇所派來的秩父宮（雍仁）殿下到滿洲國來的時候，這當然我根本應該親自到車站去恭迎，但不願意同樣去迎接汪精衛。我怎能把汪精衛和日本天皇陛下的‘禦名代’——即代表之意——同樣看待？”
說實在話，我所以要表示這種態度和發表這樣談話，除了為要取得日本鬼子的歡心而產生的卑鄙諂諛念頭，當時在我內心深處，還有一個不甘親到車站去迎汪的另一原因。那就是汪過去在辛亥革命當時曾一度潛入北京，悄悄在北城銀澱橋畔埋下了炸彈，想要暗殺我父親載灃。這也就是我在這反動階級本質的本能作用下，對於汪一貫心懷仇恨的唯一原因。
如果是對於我上述的兩種心理——諂媚日寇和仇視汪的雙重心情加以細密分析的話，那就可以立時清楚看出：
前者是我身為漢奸的本色；後者則是我的封建統治階級的“家天下”一貫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