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當汪精衛來看我的時候，吉岡安直自然是不肯放鬆他那旁坐監視之責的了。因此，我和汪彼此交談的內容，當然也就不會出於漢奸同行相互間的慣用術語——溜須捧盛的濫調之外。例如彼此都在無恥強調著“我們應該一致協力於日本的聖戰，好來完滿達成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的偉大曆史使命”之類的漢奸習用套語。
當汪正式訪問了我之後，我也曾到他住的寓所內回訪過他一次。而後還為他開了一個宴會。就連在那次的宴會席上，在這兩個漢奸頭子相遇之下，也自然都免不了要一同做出一番同床異夢的幹杯。當我們各自舉起酒杯時，當然也是要異口同音地“慶祝”一下所謂“日滿華合作萬歲”的了。從這裏不獨可以看出封建統治階級殘餘分子和官僚資產階級的同樣反人民的反動本質來，同時還可以充分看出天下的漢奸都是怎樣地異途同歸於賣國求榮的道路上來。特別是那種喪失民族起碼應有的良心，失去民族起碼應有的氣節，拚命去諂媚日本帝國主義的奴顏婢膝醜態，真是已經都到了異曲同工的化境地步了！
這種不謀而合的醜態，這種心照不宣的賣國奴心情，這種使人作嘔的卑鄙齷齪麵目，現在回想起來，豈但是無以自解，簡直是羞愧得無地自容！
八、第二次訪日的內幕
關於這次赴日迎接偽“天照大神”的事情，先就我所知道的這一陰謀的遠因來說。當那個曾在“諾門坎”事件中遭到慘重的失敗致被調回日本閉門待罪的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在他臨離偽滿以前到我處來辭行時，尚還沒有忘掉他在任中的未竟的陰謀毒計而含蓄頗深地對我說：
“現在日滿在這樣一體不可分的關係上，更應該在宗教信仰方麵，也能取得一致才對。”
在當時我聽了這番話，並未能悟到其中的含義，隻不過是姑妄聽之而已，也並沒有把它放在心上。
後來，當梅津美治郎繼植田之後做上了關東軍司令官，命吉岡安直告訴我說，應該親往日本去迎接偽“天照大神”時，我才恍然大悟：哦！原來如此！
於是我就思前想後地把一些遠因近因，都慢慢地想起來了。
在一九三九年的時候，有一天吉岡安直在我的住宅內看見供有佛像。他便意味深長地對我說：
“這乃是外國的宗教！現在日滿既有這樣的關係，在將來應當共同地信仰一個神，共同信仰一個宗教才是正理！”
我還聽說，關於關東軍主張偽滿應該祭祀偽“天照大神”這件事，絕不是什麽到一九四〇年才突然出現的偶然的事情，而是醞釀已久並曾經過相當曲折之後才逐漸出現的。我聽說那就是素以“中國通”自命的前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對此表示不讚成，日本關東軍參謀長飯村穰還為這件事親自到日本向各方麵做了疏通。但是我在這裏還要附加幾句話，本莊繁的不讚成，並不是本莊繁在替誰著想，更不是他真正從心裏不讚成這個借宗教來謀同化的惡辣陰謀。隻不過是對於進行侵略的具體方法手段，有著不同的想法罷了。因為這種宗教侵略，本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基本侵略方策之一，那個奉行日寇侵略政策，唯恐不及的本莊繁，又怎樣獨抱反對之見？結果還不是終於在關東軍的策動下，把偽“天照大神”弄到偽滿洲國內，來用作從事宗教侵略的有力工具。
關於以上所述各項實例，可見梅津美治郎的命令吉岡，吉岡的傳達給我，並不是偶然的，而這一陰謀，是早在日本軍部內部醞釀和蓄謀已久的事，隻是在這時到了瓜熟蒂落的時期而已。
對於日寇唯命是聽，對於喪權賣國早就積習成性的我，不但是無條件地接受了這一任何人皆難忍受的罪惡要求，並且還對於吉岡所吩咐的，既須表示出我是自動赴日本去見裕仁，更須在見到裕仁時，向他明白說出：這完全是出於我自己的衷心自願，甘願把他的祖宗——“天照大神”接到偽滿洲國來做隆重的祭祀。
於是，我就在這種牽線之下，發表了第二次訪日的消息，坐上了日本特意派遣來的軍艦，抱著又不甘心又不敢不去的矛盾心情，到了日本東京，見到那明明知道而故意裝聾作啞的裕仁。至於他怎樣到車站來接，怎樣到我寓所來訪問，我怎樣去回拜，他們怎樣接待我，我怎樣回請他們，以及怎樣去見裕仁的母親並旅行中的生活等，都和過去的第一次訪日如刻板文章一樣沒有什麽特別可記的價值，一概從略，不過我這裏特別指出的，就是在我這次訪問之中，他們並沒有給我定出遊覽的計劃來。因為我這次的訪日，是負有“莊嚴肅穆”任務而來；也就是說，我這次是為“迎神”而來，所以隻能是神氣十足地求神而來抱神而去。因此，我當然是隻有目不斜視、規規矩矩地來完成這“迎神”的唯一使命的了。
當我在日本皇宮正式會見裕仁時，我就按照日本帝國主義分子預先教導好了我的話，一字無訛地對裕仁講了一遍。這位明知故問的裕仁，真虧得他還能假惺惺地對我大打其官話說：
“既然陛下願意這樣做，我隻好從命了。”
被命的人，成了“自願”，創意的人，反成了“不得已而從命”，請問人類社會上，還有這樣顛倒黑白的事情？真是除了帝國主義，沒人會做出這樣的醜事，除了地道漢奸，也沒人會幹出這樣卑鄙可恥的事。這種場麵，這種把戲，真可以說不是局中人，是不會懂得其中滋味的。
裕仁講完了這篇口是心非的話之後，便站了起來，向著早就準備得妥妥當當，專等著我去接受的他祖先的“模製品”對我做了介紹。
他指著放在桌上的一個長方匣和所謂“三種神器”（即所謂象征“天照大神”的寶劍、勾玉和鏡）一一對我做了說明。
這些不倫不類的模造家什，就是後來曾在偽滿振過一時**威的所謂“天照大神”的本來麵目。
這次的“迎神”，也並不是白白地去迎，而是也曾帶去了一份禮物呢，內容是偽政權從東北人民手中掠奪來的各種東北土產品，如各種礦產，水產以及其他等等的各種標本，古玩和瓷器等。
我這次是在一九四〇年五月赴日本的，在東京住了八九天，歸途中，在京都的大宮禦所又住了幾天，六月回到東北。
於是就在“神體”的相伴下，仍搭乘日本的軍艦，回到了東北。
這次我訪日的心情，則是和第一次的訪日大不一樣了。因為在上次，是我有生以來初次受到人家以“國賓”相待的滋味，所以對於裕仁以下的招待，心裏感到很滿意。至於這次的訪問，則是在我的心裏感到了一種有苦說不出的特別味道。首先是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陰謀招數，久已飽嚐，尤其是把裕仁的祖先接到自己的家裏去祭祀，並且還得強忍著滿腹的悶氣，口口聲聲說是“甘心情願”，特別是在封建的敬先崇祖觀點極深的我，更是覺得認人家祖宗乃是對於自己曆代祖先的一個大侮辱，同時也是對於我自己的一種最大的恥辱。但是誰叫我畏日如虎呢？誰叫我這樣怯懦怕死呢？既是在人家的凶焰之下，低首蜷伏下來，既是無條件地情願忍受人家的任意擺弄，結果是，除了敢怒而不敢言，還有什麽本事可使？
現在我想把我在當時的複雜心情，本著學習的態度加以分析。
這種心情之所以整個支配了我，可以說是又一次暴露了我那根深蒂固的封建統治階級的本質。還可以充分說明，我的那種自私自利思想，是已經發展到怎樣的程度。
首先，我對於日寇的侵占了我東北多少年，對於它的屠殺、鎮壓和奴役我東北人民，對於它**著我祖國大部分的神聖領土……都曾漠然無動於衷，並且還為虎作倀地幫助敵人，忠實地執行著它的血腥侵略政策，盡心竭力地助長著它的侵略凶焰，使我全東北人民，都淪為殖民地的悲慘奴隸，長年過著有今天沒有明天的悲慘生活。我並沒有因此而激發出一絲一毫的人類應有的良心來，而單單一碰到自己，一碰到封建統治者所獨具的痛癢之處，才開始感覺到是一種侮辱，這能說是出於自己的良心的正義感嗎？
其次，是這次更恬不知恥地把敵人的祖先迎接回來，作為“建國元神”加以崇敬，不但是自己把它當作“祖宗”般地來祭拜它，並且把它的壓力，強加在我全東北人民的頭上，強迫廣大人民去崇拜它，信仰它，並以偽法律為後盾，定出了“瀆神以大不敬論罪”的條款，以致更把東北進一步推入到日本帝國主義殖民奴化、奴役的黑暗深穀中去，而給自己的民族史上添上了亙古未有的奇恥大辱之一頁。但我對於這樣嚴重的事情，並未從民族榮辱民族利益著想，僅僅認為迎取別人的祖先到自己的家中來祭祀，是給自己祖先帶來了極大的恥辱，同時也是自己個人的極大恥辱而已。從這裏也可以充分暴露我真是隨時隨地僅僅是以自己一家一姓，甚至是一身的榮辱為榮辱，隻知有己，不知有人，隻顧自己，不顧民族、祖國與廣大人民的全體利害，這正是封建統治階級所獨有的本來麵目。相反地，如果是日本帝國主義者不這樣硬逼我迎祭“天照大神”而尊敬我的祖先，更讓我能在偽滿去做專製獨裁的君主而不加以任何限製與幹涉的話，我還不是將會歡欣鼓舞地衷心對日寇去表示歡迎和感激？先不用說別的，就以我第一次訪日為例，不就是曾經對於日寇的所謂“殷勤款待”表示過由衷感謝的麽，難道這還不足以說明我的反動階級本質？
若問反動階級本質所由來，我可以更具體地來做概要的說明：它的所由來，就是已在前麵所說的“一姓尊榮”思想和“敬先崇祖”思想兩下互相嚴密的結合。
我在當時，正是在這種階級烙印之下，受著反動思想絕對支配的。但是我既是自幼即被灌入了十足的“一姓尊榮”思想和“敬先崇祖”思想，為什麽卻這樣馴順地、無條件地聽任日寇的擺弄，而把它的祖先唾麵自幹地恭恭敬敬迎到自己的家中來祭祀呢？為什麽不設法加以拒絕呢？因為在當時既是一個習與性成的十足封建統治者，既是認為這乃是對於自己曆代祖先的一種奇恥大辱，難道不會拿出三國時代對劉諶哭祖廟的渾勁來，做一個徹底的愛新覺羅氏的孝子賢孫？因為這在我根深蒂固的宗法觀念極深的人來說，按常理說，並不是絕對辦不到的事情。可是為什麽沒有能做到這一點呢？
那就是另一方麵，封建統治階級所具有絕對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同時來作祟的結果。固然是就我當時的思想意識來說，“敬先崇祖”的思想，是在我的頭腦中占有絕大的支配力量，然而由於極端個人主義、絕對利己主義，在“敬祖”和“顧身”的比重上，就會在緊要關頭，因為貪生怕死的觀念起了異樣的增大作用，就在自我衡量之下，把個人一身的安危，給無條件地放在首要地位了。這就是說，正是以“個人至上”為基礎的封建社會製度下的極端自私自利觀點立場的緣故，才會在真正碰到自己個人的利害關頭的時候，就連平日無條件所絕對尊奉的祖先——根深蒂固的“敬先崇祖”宗法觀念，也會為了自己個人而把它拋棄不顧的。例如漢劉邦在項羽以他父親為要挾時，便會說出“如果一定要殺老頭子的話，請把他的肉羹分給我一杯嚐嚐”！又如他在追兵緊緊趕來的時候，也曾把他的兒女推下車去，而自己一人逃了出去。像是這種絕對自私不顧一切的作風，不也就是封建統治者們，所最擅長的拿手好戲嗎？
以上是我第二次訪日的內幕和我在當時的複雜心情。
九、奴化侵略政策與“天照大神”
我把偽“天照大神”帶回了東北以後，便在我所住的偽宮左側建立了一個偽神廟，名之為“建國神廟”以及它的“攝廟”（即副廟之意）——偽“建國忠靈廟”。
偽“建國神廟”的罪惡作用是，不但要以宗教的毒素，來麻痹當時的人心，並且是想用“認祖宗”的異想天開的思想侵略手段，達到同化的卑鄙野心。至於偽“建國忠靈廟”的作用，則是妄想套用日本的“靖國神社”老法子，來**給它當炮灰的人，借以達到它以中國人打中國人的罪惡目的。
日寇為了要達成它的上述不可告人的陰謀企圖，不獨把這個偽廟，當作同化我東北人民的有力工具，同時還把它的範圍擴大起來，由我帶頭擴展到整個東北地域。還規定出大、中、小祭的日期和儀式，每逢初一和十五，我都須前往祭拜。日寇的關東軍司令官以及偽滿的高級官吏，也同樣來做祭拜。各偽機關以及學校都須各自建立一個“神廟”，除了大、中、小祭皆須照章施行，還規定不但是須向它下馬下車，並且每在它麵前經過時，不論是誰，都得恭恭敬敬地向它行甚至九十度的鞠躬禮才行。同時還頒布了偽“國本奠定詔書”，以及對偽廟“不敬”的刑律，抬出“大不敬”的三個字，來作為嚇人的有力武器。更謅出了所謂“唯神之道”，作為漢奸政權對東北人民特別是青年學生等進行奴化教育的攻心手段。從此不論是偽滿的機關或是學校，便都被籠罩在這種偽神的烏煙瘴氣中。從這裏可以看出，我不但是曾在偽滿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方麵，一貫大力奉行了日寇的種種侵略政策，就是在思想意識上，宗教信仰上，也是無條件地推行了日寇陰險毒辣的“攻心”“同化”政策，企圖用這種無形的麻醉性的東西來麻痹、欺騙我祖國廣大的東北人民。因為這種宗教上的侵略，猶如以鴉片來毒害人一樣，特別是對於天真無垢的兒童青年來說，更是不可饒恕的一件重大罪行。像是這樣的可恥罪惡真可以說是在人類曆史上，空前玷汙了民族尊嚴。
例如，曾有一個偽軍官的兒子，有一次從學校回家後，便極力向其父母說要赴某處去參加“勤勞奉公”的義務勞動。他的父母不讓他去，他還聲淚俱下地非要去參加不可，並說這是為了支援“聖戰”。請想一想，像是這樣深深受到奴化教育的當時兒童和青年，在偽滿的強製灌輸毒素的教育下，可能不是少數個別人，曾在這種“惡疫”中，受到了種種慢性的毒害，這能不使我這個曾經以身作則的帶頭人，不僅覺得慚悚莫名和羞愧無地，而且實在是百死不足蔽其辜？
還有，在當時烏雲邪氣正籠罩著我國東北的祖國神聖領土時，也曾有過這樣的實際例子：
在當時凡是在偽“神廟”供職，或是與祭的偽官吏，按照“規定”都得穿戴一種特定的所謂“祭服”。帽子是和京劇中的“審頭刺湯”裏湯勤所戴的圓翅烏紗帽一個樣，衣服也是和京劇中的腰橫玉帶的文官袍差不多。並且還用紅黃等袍色來區別偽官職位的高低。聽說有一偽官吏某，就曾被選為偽“祭祀官”，當然每逢“祭祀”之日，他就得穿扮如儀前往與祭。有一天他的妻子女友某某，向其妻子打趣說：
你看你的那口子，穿戴上那套衣裝，簡直活像“小上墳”裏的“柳錄景”！她聽完了這番話，深以為恥，回家便向某偽官吏說：“在什麽地方還賺不了錢，何必還穿上那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衣服，活像戲裏頭的柳錄景，現這份活眼！”於是便說服了這個偽官吏，叫他辭了職。於是他們夫妻二人便手攜著手離開了偽滿的這塊淪陷區域，到關內另謀生計去了。
當然這個偽官吏是不值得讚揚的。他妻子勸他辭職的動機，也不見得怎樣十分純正。因為他辭去那個可恥的偽職，隻是由於他妻子的說服的力量，隻是由於一種外來的刺激，他才離開了這肮髒的敵偽巢穴，並不是由於自動的愛國心和什麽真正的民族氣節，而且是已經當上了幾年的偽官吏，並且還被“拔擢”為參與偽祭的偽“神官”，根本就談不到對他可以加以原諒的地方。
至於他的妻子，也並不是由於什麽真正熱愛祖國的民族良心，隻不過由於女朋友一番嘲弄話的刺激，才發出了潛在的知恥之念。就是在這廉恥尚存的一點上，才下定了脫離匪窩的決心，說服了她的丈夫，一同另尋生路去了。至於他們進入關內之後，是否走上了真正人民所應走的道路，則是無法知曉的事情，也用不著再去替他們再做無謂的推測，不過是，她和他確是由於知恥而脫掉偽滿漢奸的皮，則是一個可取的地方。
話雖如此。但是如果拿他們來和我們這批曾對日寇始終不變而幫凶到底的漢奸來做比較，那麽，我卻沒有任何資格來批評，不，連評論人家夫妻二人的資格都沒有。因為這個曾經做過偽官吏的人，畢竟是由於自己妻子的啟發，把已經僵硬了的人類良心，自動地複蘇過來，自動地辭去了罪惡的偽職，自動地脫棄了所謂“神官”的偽祭服，自動地脫離了敵偽魔爪，而重又回到自己的關內故鄉去。像是這種放下屠刀的勇氣和這種知恥立改的決心，像我這樣的祖國大罪人，又怎樣不對之自慚形穢呢？
十、偽滿建國十周年和“親邦”的名詞的出現
一九四二年這一年，正是偽滿的這個漢奸偽政權，不顧全世界人民的怒罵和訕笑，達到了罪惡統治十周年的一個年份。在這十年的歲月當中，由於這個偽組織的成立和成長，由於它的始終不渝地長期替日寇侵略政策忠實服務，我東北廣大人民，飽受了多少不堪忍受的飛災奇禍！使他們家敗人亡妻離子散的都是誰？使他們終年吃不飽，穿不暖，背井離鄉，走投無路，不是凍死道路，就是餓死溝壑的又是誰？使他們在敵偽的雙重殘酷統治下，在偽法律密如蛛網，偽監獄星羅棋布的血腥鎮壓下，在敵偽憲兵警察的嚴密監視和嚴刑濫罰下，在敵偽官吏地主惡霸的緊密勾結、流氓特務的肆行無忌的橫征暴斂、敲詐勒索下，在敵偽狼狽為奸的征丁抓夫奴役酷使的恐怖下，在“三光政策”“集家並屯”和“以中國人打中國人”的險狠毒辣政策下，在鴉片政策的亡國滅種罪惡陰謀下，十年如一日地都在過著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水深火熱的地獄般生活的又是誰？使他們的好父母、好兄弟、姊妹和兒女——抗日的同胞，救國的英雄們，日日夜夜在敵偽的鐵蹄包圍網中爬冰臥雪、吃草根、嚼樹皮、披麻袋、係草葉，出生入死，前仆後繼，受盡了千辛萬苦，冒盡了千危萬險，有的失去了寶貴的生命，又受盡了拷打非刑的又是誰呢……像是這種無可補贖的血腥罪惡真是已經做到罄竹難書的地步，豈但是死有餘辜而已，簡直是百身莫贖啊！
而這幫以我為首的大大小小漢奸，則是在這充滿罪惡的十年悠久歲月中，專門靠著給民族敵人去吹痰舐痔幫凶捧臭腳來達到賣國求榮的卑鄙向上爬的目的，專門靠著喝自己同胞的鮮血，吃自己同胞的肉，榨自己同胞的脂膏，來養肥自己的。
正當全東北人民大量流血、人人流淚的時候，正當祖國的大好山河，相繼被日寇鐵蹄**的時候，而這個狗彘不食的漢奸偽政權，卻又在它的主子——日寇的指使下，毫無人性地興高采烈大辦其所謂“建國十周年”慶祝“盛典”。這不但是替日寇的侵略政策大慶其“功”，而做了麻痹人欺騙人的罪惡宣傳，而且也給日寇侵略軍增添了不少無後顧之憂的安全錯覺，因而也鼓舞了它對我祖國人民進行瘋狂屠殺、掠奪、焚燒、**和統治的力量。同時也給一向蒙在鼓裏的一些被欺騙了的人，又打了一次麻痹愛國良心的麻醉藥針。
於是，就在當時的全東北淪陷區內，在敵偽強製下的城市鄉鎮，處處懸燈結彩，村巷裏閭，處處開會“慶祝”，機關、學校、部隊、團體是處處搖旗呐喊，報紙、雜誌、廣播、音樂、歌曲、圖畫、照片等，則是處處大吹大擂地做著昧心的欺騙宣傳。在這種一片漆黑的歪風邪氣中，大大誇耀了日寇侵略軍事基地的力量，作為當了十年漢奸的賣國紀念。更在那個時候，我還按照日寇的意圖錦上添花地帶頭呼它為“親邦”，來表示我對於主子的無限忠誠。關於“親邦”這一名詞的由來，經過情形如下。
在那所謂“建國十周年”的前夕，當時的偽滿國務院總務長官武部六藏，為了要使偽滿正式稱呼日本為“親邦”，便指使偽國務院總理張景惠召各部偽大臣到其辦公室，由武部六藏把偽滿必須稱日本為“親邦”的理由，加以說明；而另一方麵，則由吉岡安直更向我來闡釋應該呼日本為“親邦”的“必要”性。他的主要理由是：沒有日本便不會有“滿洲國”，所以應該把日本看成是父親一樣才對。並做結論說：這就是“滿洲國”對於日本須和對其他國家不同的緣故。也就是說稱“親邦”是為了要區別於稱盟邦或友邦的緣故。
這還不算，還頒發了一個“建國十周年詔書”，在該偽詔書中，更是恬不知恥地寫出了“明明之鑒如親，睦睦之愛如子……”之類的奴才話。
但是還嫌奴才相做得不夠，偽總務廳還指使偽國務院利用了我的手，寫出了給裕仁的所謂“親書”，表示了漢奸偽政權對於日寇十年以來的扶助和豢養的掬誠致謝。還要派遣偽國務總理張景惠為偽“謝恩大使”到日本去做肉麻死人、憎恨死人的可恥諂媚行為。
我不但是甘心在日本帝國主義分子的盡情玩弄下，扮上了始作俑者的可恥角色，愣把敵偽狼狽為奸的盜夥關係，更進一步地上升為父與子之間的關係，並且還在弦外餘音中，也把偽神的所謂“府佑”，無限界地抬高起來。像是這種異想天開的怪事與醜態，這種自欺欺人的渾到家的卑鄙可恥行徑，日寇居然會想得出，說得出；而我呢，也就居然恬然地喊得出和做得出！像是這種事情再不算是奇恥大辱和彌天大罪的話，那麽，在世上還有什麽奇恥大辱和彌天大罪之可言？
十一、“謝恩大使”和“慰問大使”
派“謝恩大使”已經是夠瞧又夠瞧的醜惡罪行，可是還有比這個更醜惡、更卑鄙可恥的罪行哩！
那就是一九四五年，當日本法西斯強盜垮台前夕，以我為首的這些不知死的鬼——對日寇盡忠到底的漢奸，還嫌自己的惡事做得尚未盡興，還有追加補充的必要，還有繼長增高的餘地，所以便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已奄奄一息時，還要賣弄賣弄禍國殃民的餘力，除了更做一次對饑疲不堪的廣大東北人民的傾囊倒篋搜索，在顆粒不留的所謂“糧穀出荷”並“報恩出荷”的名目下把人民賴以活著的大批糧食劫掠一空，陸續送到民族公敵日寇之手，供它對自己祖國同胞和太平洋沿岸各國人民更多地進行瘋狂屠殺劫掠，還在敵偽已到了雙雙山窮水盡的最後一瞬間，更從早就陷到凍餓死邊緣上的東北人民手中，擠出了無可再擠的一滴膏血——食鹽七千擔，大米三十萬噸，而且在美國飛機大轟大炸下，還派專人冒著生命危險送往日本。
光是無聲無臭地用船送去，還嫌罪惡的影響不大，於是更在敵偽合謀，由我派偽國務總理張景惠扛上所謂“慰問大使”的頭銜，堂而皇之地偕同一批由偽機關混合編成的偽官吏，帶了這份最後一次的“孝敬”，冒空中襲擊的直接危險，戰戰兢兢地坐上了主人特派來迎的飛機，抱著忠仆殉主的“悲壯心情”，去做那送終式的慰問去了。
這當然是一出使人不能不作嘔的醜劇了。但是，即使在這出招人惡心的舞台內幕中，也是仍然有著隻有局中人才能得知的敵偽雙方互相鉤心鬥角的複雜微妙心情。那就是，在預定要選派適任的殉主義仆之先，日寇關東軍方麵，本來是曾看中了我，於是大狗腿子吉岡安直便到我這裏來，對我先講了一篇說服動員的大道理，最後才書歸正傳地說出了我應該到日本去親見裕仁，麵致“慰問”的意圖。我固然在那十幾年的傀儡罪惡生活中，對於日寇的吩咐指示，一貫是唯唯諾諾忠順不違的，不過是，到了這位主人已將麵臨毀家的階段，我這個多年的忠仆也就不能不把“愛自己身子甚於愛主人”的封建統治階級本質拿了出來，本著“廿四孝”的曾參的“小杖則受，大杖則走”的邏輯，想一個金蟬脫殼的好借口了。
於是我就在心中暗暗盤算了。
日本之命，固不敢違，但自己之命，尤其要緊。現在日本東京是日日夜夜飽受著轟炸，不但我到了東京之後，立時就會有身遭池魚之殃的可能，就是在赴日空中沿途上，也免不掉會隨時受到美機的“洗禮”，我可犯不上去冒這種毫無代價可言的生命危險。
大主意雖然已經拿定，但不敢絲毫流露出不願去的意思，於是就在竭慮苦思之下，情急智生地想出一篇比較冠冕堂皇的脫身妙論來。於是我就對吉岡說：“當然我是應當並且衷心願意到東京向天皇麵致慰問之忱的。不過是，在現在這樣時局情勢之下，這個‘北方鎮護’的重任，更是重要異常，我又怎敢輕易離開這滿洲國土一步呢？”
我想吉岡對於我當時的這種推托的心情，當然不會是個盲目者，然而他卻在“容把尊意轉達於關東軍”的結論下，和關東軍部做研究去了。
至於他們對於此事，都曾做了怎樣的研討，我當然是不會，而且不可能知道。不過是，一直經過了許多日子，並未向我做任何回答，足見他們對此事的計議，並不是怎樣簡單，而是曾經大費腦汁無疑的了。
後來有一天，吉岡又來對我講，說是關東軍當局認為我不必親自赴日“慰問”，並說可以派張景惠去做“慰問大使”。
我聽了這番話，真不亞如得到了“九天綸音赦旨”一樣，又仿佛是喝到了“延命仙丹”一般，登時覺得遍體輕鬆已極。於是就想：反正是自己不去冒險就行。至於派誰去做替死鬼，和由於這次的訪問，會發生怎樣的罪惡後果，等等，則全是與我無關的事情了。
真是在那一九四五年的時候，由於日本帝國主義分子的明搶暗奪、瘋狂鎮壓、拚命掙紮，我東北的絕大多數善良人民，都正在怎樣悲慘的環境中呻吟著？他們不都是身披麻袋，有的甚至赤身露體，連麻袋也遮不上身，全家男女老少都裸臥在稻草之中，忍受著零下幾十度的東北酷寒？吃的東西也不是人類所能下咽的橡子麵，甚至有的把草根樹皮也都掘盡剝光。更在日本帝國主義分子的刺刀皮鞭之下，或是在折磨摧殘暗無天日的監獄之中，徘徊於不是凍餓而死，就是刑獄而亡，要不然，就是在受盡苦役之後而喪失生命的種種絕路之上的嗎？可是我們這幫喪盡天良的漢奸走狗，還從這樣朝不保夕的廣大人民手中忍心滅性地搶去他們的最後一粒米，或是他們賴以苟延殘喘的最後救命物資，來作為甘心幫凶到底，最後還向敵人獻媚的邀寵工具。這真是漢奸對其主子的卑鄙無恥和對自國同胞的殘忍毒辣，可以說是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
至於在日寇這一方麵，它們是不是因為要尊重我的意見，而免除了我這次“親行”呢？不是的，絕對不是的。因為漢奸既是有漢奸自己的個人打算，那麽，日本帝國主義分子，他們也會有自己的打算，據我所聽說的他們的打算是：
如果讓我親赴東京走一趟，固然是要比張景惠的罪惡影響大得多，可是我一去，勢必得使裕仁由防空洞裏爬出來親自迎接我和招待我。在那美國飛機不分晝夜輪流大炸特炸的日本東京，又怎能讓那“既人而神”的天字第一號大戰犯裕仁，親冒那種無情炸彈的危險呢？反正是能把漢奸親自送上門來的賊贓接到手，能用這個義仆殉主的“美談”作為宣傳的資料，能利用這件事作為鼓舞沮喪士氣的強心劑，也就於願已足。就是因為打了這樣的算盤，所以才在尊重我意誌的騙人偽裝下，允許張景惠替換了我。
固然在這出扮演“義仆”的醜角中，免了我的出台現醜，但是，這並不等於我對主人的不忠不義。因為所謂的“忠義”和“不忠義”，隻是在外形表現上的一種差別。如果本著誅心之論來做分析審定，那麽，我的不去，並不等於我比張景惠少犯了一件罪惡，而張的親往“慰問”，同樣也並不比我多增加了一樁罪案。因為這群漢奸既同屬於一丘之貉，這幫人的整個活動，自然也就是從同一來源而來。何況張的赴日，又是在奉我命令而去的情況下，當上了“慰問大使”的。所以我認為既是由於“一蓮托生”的整體而犯下的罪惡，就如同右手持刀殺了人，不能認為和左手無關一個樣，尤其是不能認為右手的持刀殺人，不是由於腦中樞神經的整個支配。歸根到底一句話，我的罪責是遠遠超過了張，絕對不會較張為小的。
從這裏，不唯可以清楚看出，日寇的最後拚命掙紮，已經是到了怎樣的程度。同時還可以由此看出，漢奸的奴才本相和蓄意賣國到底的行為，已經到了怎樣的程度。還可以從這裏看出以個人私利為基礎的主與仆之間的所謂結合關係，究竟是個怎樣的東西了。
並且也可以從這個“謝恩大使”和“慰問大使”的兩個不同階段的兩個場麵中，看出敵偽的一天天走向窮途末日的情形來。
十二、“獻納”金屬的帶頭人
當日本帝國主義殖民統治勢力麵臨崩潰的前夕，它是越發做出了瘋狂掙紮不擇手段的行為來的。到了這樣的時候，它就越發要把整個獸性暴露無遺。這就如同一個將要溺死的人，見到一根草莖也要用手去抓一樣。真可以說是這時的日寇，已經是由表麵行劫，變成公然大搶了。這是一方麵。
另一方麵，則是我們這幫萬惡的賣國求榮的漢奸，也因為坍台在即而感到了走投無路，因此，便也配合著主子的招數已亂的搶法，跟隨著主人的踉蹌腳步，倒行逆施地做出了公然死不要臉的忠實幫凶行為。不論是日寇抑或這幫漢奸走狗，到了這個時候，不但是把在一起初所戴的自欺欺人假麵具摘了下來，隨著下坡路的傾斜麵加劇，而把起碼裝人的偽裝，也一並撕毀。這時已經是把喪心病狂的程度發展到不擇手段的末期階段。
拿一九四四年以後的敵偽末期的猙獰麵目來看，就可以完全證明這一點而有餘。
例如，在一九四四年前後，也就是說到了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軍在各個戰場上，有的遭到覆滅，有的被大陸土地吸幹，有了變成了絕島上的困獸的時候，有一天，那個無惡不作的大特務吉岡，又溜到我這裏來，一本正經並且是拐彎抹角地替我出主意道：
“現在正是‘東亞大聖戰’的最緊要關頭，日本皇帝為了‘建立東亞新秩序’，為了‘大東亞共榮圈’各國的‘共存共榮’而在遼闊的前線上，做了奮不顧身的正義戰爭，當然在這種條件下，自必須要求後方有充分及時的大量物資供應才行。”於是就在他自以為漂亮異常的口頭禪式前提下，談到了金、銀、銅、鐵等金屬對於軍需的重要性。然後更“彬彬有禮”地拿出開門見山的結論來，如“陛下如果能率先垂範親自表現出日滿一體的偉大精神……”的鬼話等，作為代替對我下命令的“啟發”和“動員”。
而我這毫無一根硬骨頭的大漢奸，便立即奉命唯謹地首先把偽宮中的銅鐵器具和門窗上麵的各種銅環、各式金屬掛鉤以及一些裝飾品之類，拿出作為支援“親邦聖戰”的掬誠貢獻。這還不算，第二次又自動拿出了許多白金、鑽石等首飾和銀器等交與吉岡，轉遞關東軍，作為我對侵略戰爭的支援。
後來我又聽到吉岡說關東軍司令部把地毯也都捐獻出來之類的話，我為了逢迎日寇的意旨，便又自動地把偽宮中所有的地毯，不論是存儲備用的，或是正當鋪在地板上的，全部拿了出來交與吉岡。
另外，我還自動地——也可以說是更進一步地把我的數百件衣服，也都一並交與吉岡，托他轉送於當時的司令官山田乙三。
當然，我的這一“帶頭示範”行為，再加上當時報紙等的大力宣傳以及揄揚，便替日寇在我東北的劫掠物資，敞開了可以肆無忌憚的方便之門。於是，日本帝國主義分子的大規模公然搜刮搶劫，便成為有口可借和正正堂堂的公開罪惡活動了。
聽說在當時，竟致有些小學校的教員，在漢奸政府的威逼之下，公然在課堂之上，硬逼在學的兒童限期從各自家中拿一些金屬之類的東西，來完成他們的任務。因此就形成了風靡一時的既愛偽國又大力支援敵人的廣大範圍罪惡活動。有的兒童因為家中的一切金屬早被劫掠一空，致無物可“獻”；有的則因家中父兄不願拿出致不得已而偷竊家中什物來做“捐獻”；也有的實在無法完成教師所分配的“任務”，因而遭到由教師領頭的全堂“鳴鼓而攻”；甚或還有的竟至受到教師的不法體罰……像是這種暗無天日的邪風毒氣，對於當時全東北人民所給予的災難痛苦，特別是對那些遭盡淪陷之苦的天真無垢可憐兒童所給予的毒熏惡染，簡直是使我無法，而且也不忍再說下去。足見漢奸的賣國“示範”工作，曾是起了怎樣嚴重的罪惡作用。
還有那個應運而生的偽“金屬回收法”，也同樣是以我的名義頒布出去的。日寇關東軍之所以要叫我做那“捐獻”金屬的帶頭人，就是為要對於這一禍國殃民的偽法令的大力推行，尋找一個所謂說得出的借口。這就是要在我的帶頭之下，來強迫我全東北人民，讓他們把所有屬於金屬之類的東西，都盡數拿出交到日本侵略者之手。俾使這幫法西斯強盜，可以在“以中國人打中國人”的狠毒政策之外，還能更進一步達到利用中國人的金屬物資來屠殺中國人的罪惡企圖。
我認為光就我的第一次的所謂“捐獻”來說，如果是想來自做解脫，還可以勉強用後退一百步的自己原諒自己的方法，把它說成是由於吉岡安直奉了日寇關東軍司令官的命令逼我拿出來的，作為自解。同時還可以歸咎於自己平素的膽小如鼠，致不敢違忤關東軍的意旨來做自我掩護。可是在這以後，所做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捐獻”，並且是由於自動而做的不逼而獻的媚敵禍國行為，這能拿什麽來做自辯呢？真是百喙難解啊！
還有關於那次的“捐獻”貴重裝飾品的問題，也許可以這樣自解“我所拿出來的東西，並不是竊據我手中民脂民膏裏麵的最精華部分，隻是一些我所認為不太貴重的東西啊”。但是這也不能作為自解的真正理由。因為，誰都知道，釣魚用的釣餌，根本不會用高貴的燕窩、銀耳之類的去誘魚的。我所拿出用作釣取日本帝國主義分子歡心的金鋼鑽等，當然也不會用我手中上好的東西。但這又怎能用來標榜自己對於日寇的不忠實？同時我還認為，也用不著對於自己當時的卑鄙心情，來做浪費筆墨的詳細分析，因為誰也能夠察覺得出，我之所以不肯把上好的精品拿出充作“捐獻”，絕對不是我不肯盡忠到底，隻是由於我的反動階級本質——就是自私之上還要更自私。總的說來，如是而已。
也許從某方麵來著眼，對於敵人的自私，要比對於敵人的無條件忠誠強得多些。不過我在這裏所要說的，並不是這個問題，而是要從“媚敵”“利敵”和“自私”的兩個並行而不悖的反動本質中，來分析這一問題中的複雜關係。有人說：“諂媚永遠是自私的孿生兄弟。”我認為這一鐵錘，確是擊中了我的要害。
十三、偽時局詔書
當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帝國主義者更在東太平洋沿岸點起了侵略魔火的時候，那個吉岡安直又來見我，說裕仁現已發出詔書宣布對美英宣戰。跟著就把偽滿支援日寇侵略的所謂“時局詔書”草稿給我看，並說當日晚間就須在偽“宮內府”中召開的“禦前會議”上，決定這篇偽“詔書”的發表。並希望我能在開會時親自宣讀，而且還必須表示一下偽“滿洲國”應竭盡全力支援日本“聖戰”的決心。
而後，偽國務總理張景惠更在形式上把這篇偽詔書的稿子拿來讓我“正式”看了一遍，於是這個所謂“禦前會議”，就在偽宮中的“勤民樓”開始了。除由我扮演了召開這個會議的主角之外，當然偽國務總理張景惠、偽國務院總務長官武部六藏以及各偽部大臣，也都“濟濟鏘鏘”地出了席。此外，如偽參議府議長臧式毅，同偽副議長橋本虎之助以及各偽參議等，也都在這一會議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
於是就由我首先說明原委大意，接著更表示了決心——偽滿定要竭盡全力支援“親邦聖戰”的決心。然後我就一字一句地把這篇偽詔書像背台詞一般照文宣讀了一遍，這個會議便算是“開幕如儀，並無事閉幕”。在該偽詔書中最卑鄙無恥的“警句”是：
“舉國人而盡奉公之誠，舉國力而援盟邦之戰。”另外還有“死生存亡，斷弗分攜”等奴才濫調，充分表現了漢奸走狗甘心從賊至死不悟的頑固賣國意誌。
這充分說明我喪心病狂，甘心自絕於人民的醜惡本質。隻為了要向日寇獻媚，好維持自己的頭號大漢奸地位，便膽敢把當時我國全東北人民的一切物資財富，一切人民的幸福，甚至把他們全部生命都雙手拱獻於民族公敵——日本帝國主義者，大力支援它殘害自己祖國同胞以及亞洲各國人民的血腥侵略戰爭。由此可以斷言，這次日本帝國主義者所犯下的滔天大罪，哪一件不是都和我這個漢奸頭子的罪惡分不開的？因此對於這一嚴重罪責，完全應該由我來負。同時由於這一偽詔書的出現，隨後更產生一連串禍害人民的偽法令和罪惡政策。這也是我應負完全罪責的。
十四、給“肉彈”餞行
什麽叫作肉彈？
這“肉彈”兩個字，當然不是我們中華民族現在通用的語言。隻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在它一貫施行的侵略戰爭中，為了要使它的炮灰能夠高高興興地獻出他們自己的肉體，向交戰對方的堅強堡壘以及坦克大炮等，做舍命的肉搏進攻，所以就費盡苦心地創造出“肉彈”這兩個字的血淋淋的名詞來，那就是以人肉製成的彈丸的意思。
這一名詞的誕生，是遠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大陸侵略政策”開始邁出了第一步的時候，也就是日帝和沙俄在我國的東北神聖領土上，從事狗爭食式的帝國主義戰爭的時候。自從那些嗜血成性的日本帝國主義分子，創造出這樣一個帶有**性的欺騙人去做那所謂“殉國英雄”的罪惡名詞以來，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法西斯的統治勢力完全崩潰為止，總是在它的報紙、書刊雜誌和廣播等的反動宣傳之中，經常拿這“肉彈”兩個字，作為鼓動——蠱惑別人替它賣命的有力工具。
後來當日寇在進行太平洋侵略戰爭時，因為它在各個戰線上逐漸出現了總崩潰的征兆，那幫專靠侵略戰爭來顯身揚名和發家致富的戰爭販子，就越發做出了毫無希望可言的瘋狂掙紮。單就所謂振奮士氣這一方麵來說，因為他們也在實際的教訓下，逐漸清楚認識到，僅僅依靠明治時代所給創造出來的“肉彈”的老名詞，到了這個時候已經是作用不大，**性成分一天天減退下來，於是更搜索枯腸陸續製造出一些能夠給當時炮灰繼續打氣的騙人賣命的新名堂來。例如，對於在侵略戰爭中，能夠在法西斯軍官命令指揮下，拚命殘酷屠殺被侵略國家人民，能夠豁出死命侵占人家國土，因而遭到正義誅殛的法西斯炮灰，則把他們尊為“軍神”，甚至還應乎如意算盤的需要，特別替其中某些人設立專祠，借以大肆進行反動宣傳，來玩弄拜死人給活人看的騙人把戲。又如，為了鼓勵侵略軍中的渾小子拿肉體去和坦克摔跤，或是鼓勵他們用自己的飛機以急降下的方法等和軍艦做同歸於盡的衝撞，或是鼓勵他們拿落伍的舊式殲擊機和對方的新式強大轟炸機做“空中碰頭會”，等等。於是便又製造出所謂的“體當”——就是舍身撞擊之意——之類的新名詞來。不言而喻，日本帝國主義分子就是這樣地想利用法西斯侵略軍士兵不值錢的肉體與生命，去和交戰對方價值不貲的軍艦、飛機、坦克等進行所費無幾的不等價交換的戰場買賣。
在一九四五年，當日本帝國主義的全麵土崩瓦解已漸次迫近眼前的時候，在關東軍內，當然也無例外地分批培養了許許多多專供廉價“肉彈”之用的候補犧牲者，準備在他們受訓結業之後，便把他們運到別人的國土上，去做那代價有限的“體當”之用。
有一次，日本關東軍司令部，竟會在智竭力殫之餘，忽然妙想天開地想起利用我這個漢奸偽皇帝給那些炮灰打氣的新方法來。於是吉岡安直便來告訴我說：這批預備運往南洋一帶去送死的炮灰，在他們臨登上死路以前，將要到偽宮來見我。並叮囑我說：我也應該對他們加以鼓勵。
當這批被迫從事所謂“體當”的“肉彈”如約來到之後，我也就忘記了自己究竟是哪國人，便裝模作樣地向他們說出了一篇“替民族敵人鼓舞士氣”的無恥鬼話。大意我還記得是：
“希望你們要為‘大東亞聖戰’貢獻出全部力量——包括性命在內——來完滿達成所謂‘聖戰’的最後勝利。”同時還盲目地讚美了他們的“忠義勇敢”和“不怕犧牲”的日本“武士道”精神。
盡管我口口聲聲說出了日本法西斯分子所極端悅耳的所謂“好話”，但是那些受欺騙逼迫即將去打那有死無生犧牲仗的“肉彈”，在他們的每個人臉上，卻是完全充滿了悲慘淒涼有苦說不出的異樣神情。還有的一邊在做著立正的姿勢，一邊在落著有損於“大和魂”（日本“武士精神”）的眼淚。再加上當天的天氣，陰沉得像一片用死鉛塊鑄成的灰色喪幕一個樣，還猛烈吼叫著好像是無數魔鬼正在齊聲悲哨著似的大風，致使那灰黃色的沙塵，彌漫起來塞滿了整個的宇宙空間，形成了天昏地暗的光景。同時在偽宮“同德殿”的大門旁，更堆有一堆堆防範空襲的沙袋與土囊，這就越發助長了末日將臨的沉重空氣。我想，不但是那幫已在“勾魂牌”上被注了冊的炮灰，會觸景生情地生出一種隻有個人才能知道的會心感覺，就連我這身居偽宮，不至有生命之虞的嘴皮上的勇士，以第三者說便宜話的心情，來扮演這出送人死的醜劇時，也暗暗感到有一種說不出的沉重空氣在壓迫著我。
當我朗誦了那篇既空虛又鬼氣逼人的勸人送死文後，還像是和死人做訣別儀式似的一同和他們幹了杯，並厚著臉皮喪廉寡恥地和他們一同發聲喊了三聲“日本天皇陛下萬歲”，然後這幕醜劇才算是閉了幕。
而這個把專門騙人逼人赴死當作家常便飯的吉岡，這個專門把說昧心話當作唯一拿手的吉岡，大約是怕我看到了“肉彈”的兩目流淚而致產生對於皇軍勇士的懷疑，便裝出一副感慨無量的神氣，對我說：
“他們是因為聽到了‘滿洲國皇帝’的親口鼓勵，所以才被感動得流出了日本男子的眼淚的……”
真是鬼曉得這種打腫了臉充胖子的遮羞語，就是一個幾歲的孩子，也會覺得他這種目動而言肆的空法螺中，也是蘊蓄有相當的話難出口的空虛悲哀的。
真虧他這樣口是心非地說得出！
而我也居然會對他這樣的鬼話，聲入心通地點首者再。
像我這樣忠實替敵人服務——給敵人的炮灰注射強心劑的利敵行為，並不隻這一次，前後一共恬不知恥地同樣做了兩三次之多哩！
總的說來，我不但是把漢奸所獨具的忠順奴才相，在那十四年的賣國求榮罪惡生活中，毫無遺恨地做到了滿點的程度，並且還在敵人瀕臨垮台之前別開生麵地做了幾次如上所述的超越了國際界限的特別出力幫忙。這不是一個出色的空前大漢奸是什麽？
回想一下，十四年以來，我對日寇一貫地千依百隨，從無厭色，豈但把東北廣大人民的利益全部賣盡典光，把我東北的一切主權都毫無吝惜地雙手斷送罄盡，並且還助紂為虐地替日寇的一係列侵略政策，帶頭鋪平了道路。致使日本帝國主義分子的凶焰，越來越囂張地逐次覆遍了我祖國的大半國土，毀滅了多少祖國同胞的寶貴生命。至於人民的血汗財富，更是不知曾經遭到怎樣的嚴重損害，即以這一件事而論我的罪惡就足夠又足夠了。
何況是當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勢力的覆滅迫近眼前的時候，我更超出了過去曆史上賣國利敵的範圍，竟自發展到教育敵人，鼓勵敵人，使之更進一步向亞洲各國人民去做更瘋狂的血腥侵略。這豈不等於當上了偽滿傀儡皇帝還不算，更兼上了鼓勵日本法西斯強盜賣命的“義務軍事教官”嗎？最小限度，日寇潰滅命運的延緩，也是與我有重大關係的。
十五、所謂“巡幸”的後果
日本帝國主義者，固然是處處謹小慎微地防範我，隨時杜漸防微地限製我，不讓我有直接接近任何方麵的機會，不使我在當時的所謂政治上，有任何幹預的機會，但是有時卻又想利用我當作一麵幌子，使我隻能成為一個僅能受香火祭供而不能說話的泥胎偶像，而不允許我在實際上發揮什麽作用和影響。就以當時的所謂“巡幸”為例，便足以充分證明這一點。
我在偽滿的十四年罪惡生活中，也曾到沈陽、吉林、哈爾濱、鞍山、本溪湖、安東、延吉、牡丹江、齊齊哈爾、錦州、佳木斯、間島、紮蘭屯、王爺廟（烏蘭浩特）、海拉爾等處，做過“視察”。當然這都是在日寇關東軍的“妙用”下，我才被打發去走一趟的。
所謂的“妙用”是什麽？那就是想拿我當作羊頭，而由關東軍去賣狗肉。例如，為了要麻痹一下當時抗日救國的激昂民氣，便把我抬出來到吉林、間島一帶“巡”了一趟。因為我聽張海鵬告訴我在哈爾巴嶺一帶時有抗日部隊出現，我便害了怕，結果是調動了六個團的偽軍，在該處築了兩邊人牆，我所坐的那趟列車，才平安無事地從“人垣”當中鑽了過去。
既然是想拿我當作城隍出巡式的一個傳播迷信的偶像，當然每當我一出偽宮內府的大門，那種大吹大擂的排場，那種水泄不通的警衛，那種人為的太平景象，等等，便都到了既可恨又滑稽的地步。例如說，我所到之處，按照當時慣例，除了偽政軍各機關單位等必須在指定地點排列迎送，當地的偽婦女團體、偽學生團體、市民以及宗教團體等，也都在敵偽警察憲兵的協同強迫下，被騙往指定好的地點去迎送我。不管是嚴寒酷暑，也不管是風雨雪雹，一個個都得在敵偽軍警的嚴密警戒網前，排成夾路而立的兩層“人垣”，當我通過時，還得一個一個地把頭垂到小腹之前，雙眼直視著各自的腳尖，一齊向著連影子也無法看到的我，恭恭敬敬地來行上述那樣的九十度鞠躬禮。這就是所謂對於我的送往迎來。
對於那些被驅來趕去的各偽團體來說，這當然是一種不願去又不敢不去的義務了。但是由於所謂“巡幸”而生出來的後果，則尚不隻此。最可恨的就是企圖利用這種馴奴式的方法，去奴化當時的東北人民。特別是對那些天真爛漫無邪無垢的青年、兒童，簡直是一種不可饒恕的嚴重犯罪行為，因為這種封建殘餘的麻醉毒素，越是對於純真可愛的兒童和思想純簡的青年越是最危險的東西。它可以拿這慢性的劇毒，深深腐蝕他們的純潔靈魂，可以麻痹他們民族應有的神聖意誌。就以我那幾次的“巡視”後果來看，因此而受到毒害的人，我相信是會指不勝屈的。
例如，我有一次到沈陽去的時候，那些偽校的校長教師，便在敵偽統治者的指令之下，大幹其奴化靈魂的汙染工作。不但曾迫使那些兒童青年荒課費時地排列迎送我，事後更迫使他們在課堂內必須寫一篇迎送我的感想，為的是要達到進一步奴化的卑鄙目的。然後就把這些飽受思想毒害的可憐犧牲者所寫出來的奴化成績——奴化感想文貼到一冊一冊的貼相片簿內，大批給我送來。我在當時，又怎能對此有什麽捫心自問的可能？隻不過是稍稍打開一兩冊偶爾看了一下之後，就丟開了。但是到了今日，我卻不能不努力在那淡忘已久的渺茫回憶中，去找一些可能僅存的當時印象。我概略還記得，那些所謂的“感想文”，固然可能是由於偽校教師的生逼硬迫而製造出來的，其內容都是千篇一律地在“歌頌”著我。然而我總是覺得在那異口同音的諛詞中，仍然是含有一種說不出的中華民族愛國熱忱在潛流著。因為什麽？因為是，那些奴顏婢膝般的連篇諛詞佞句，絕對不會是兒童從心裏所能寫出來的話。這一點我認為是無可置疑的。同時也無可置疑，那樣的奴化毒素，當然是曾經汙染了多少淪陷中的祖國人民可愛的後一代。
不但是對於兒童青年是這樣，就是在迷惑當日彷徨不定的人心上，當然也曾起過很大的罪惡作用。
由於所謂“巡幸”而受到的有形禍害，自然還不限於這一點，特別是對於廣大的勞動貧苦人民，更是曾經給予了直接或間接的切身災害。
我聽說，當我每次出門的時候，我所到的地區不用說，就是沿途之上的一帶居民，也都是遠從一個月以前，就會經常受到偽警察等的調查，限製和囉唕。真是所到之處，無處不出現孩子哭、大人喊和雞飛狗跳牆的騷擾情景。
特別是我預定住宿或是“巡視”的重要地區，更是在一個月，或是比一個月還要以前的期間內，就有敵偽雙方的警、憲、特務之類，接二連三地對於各旅店、娛樂場所以及各人民公共場所，尤其是對於所謂的貧民窟等處大肆搜查，遇到沒有職業或是衣服襤褸以及他們認為形跡可疑的人，便不分青紅皂白，押往偽警察署進行盤查審訊，除其中絕少數認為可保無虞的個別人物外，其餘便都得等到我平安回宮為止，飽嚐半月或是一個月的囹圄之災。
總之，在敵偽的殘酷統治下，失業就是你的“罪”，窮困也就是你的“罪”。誰來保障你的起碼人權？誰來尊重你的起碼人格？你既是在弱肉強食的反動統治下，沒有賺錢的“本領”而失了業，既是你沒有損人利己，或是不能和敵偽同流合汙而成為窮人，那麽警察憲兵的鎮壓對象就是你，平白無故就可以讓你飽嚐牢獄風味。甚至還可以隨隨便便給你安上一個“形跡可疑”的“罪名”而審訊你，盤問你，搜查你，拷問你和判你的“罪”，甚至還可以隨隨便便地要了你的命。這就是在敵偽統治下，東北廣大勞動人民的命運！這也就是因為我，東北廣大勞動人民所遭到的淪陷之苦！
就是因為這樣，凡是我所經之路，所到之處，各偽警察署的拘留所內，每次都是人滿之患。
看一看罷！偽滿漢奸頭子的**威大不大？
敵偽的殘酷統治惡不惡？
一言以蔽之，這都是我的緣故，才會使當時東北廣大人民日日夜夜都在過著心驚膽戰的悲慘淪陷生活。而這種暗無天日的殖民統治，竟長達十四年之久。先不用說由於我的大筆一揮隨隨便便寫出的“可”字，或是由於我的圖章一捺所頒布出去的偽政策、法令等，曾使多少人民受到走、死、逃、亡、殺、燒、**、擄的嚴重災害，就是我的一出門，一經過，也同樣會使無數人民，飽受到種種意想不到的天外飛災。
回想起來，我那十四年的生活，的確是完全建立在當時全東北人民的痛苦血淚之上。這是毫無疑問的。
我真不敢回憶那些，也不願意回憶那些。但在同時，我卻不能不好好地回憶，也不敢不時時地好好回顧。
因為我不能不深深悔恨我的種種過去，不能不好好地懺悔我自己的罪惡過去。
十六、偽侍從武官
偽“皇帝”既是一個低眉合眼、高高蹲坐在上、徒享香火而全無一點人性的泥胎木偶，那麽，在那空備華藻而無絲毫意義的“蓮台正龕”兩旁，塑造一些麵目猙獰而實際毫無作用的牛頭馬麵之類，倒也可以助長一些正座本尊的所謂威信。那些飽食終日、日日夜夜在偽宮內府的一隅之地，長期過著“優哉遊哉”幹拿錢而無須辦事的閑適生活的偽侍從武官，也並不是光知道在有什麽“大事小情”的時候，站在偽“皇帝”的兩旁，軍服、馬靴、佩勳章、掛軍刀、雁行排列著來做站腳助威的徒然裝飾品。也不是僅限在偽“皇帝”出門的時候，隻在車前馬後做亦步亦趨的保鏢者。而是在所謂必要的時候，既可以搖身一變成為偽“皇帝”的分身者，又可以成為以實際行動幫助日寇推行殖民地奴化政策的有用工具。例如，當我派偽侍從武官代表我赴某地區，對日本侵略軍醫院中的傷病兵將進行慰問時，他便立時成為偽“皇帝”的一個化身，神氣活現地對那些法西斯分子，去做精神上的鼓勵和物質上的撫慰。也就是因此助長了他們在養足了氣力之後，再來加倍地荼毒我祖國人民的所謂“士氣”。又如，當我派偽侍從武官代表我到某偽軍區去做什麽傳達，或是參加什麽部隊典禮的時候，那麽他便是整個代表著我直接去奴化偽軍的士兵、偽軍官等，使他們在那種封建毒素的有形、無形麻痹下，忘卻他們自己也都是中國人，而去拚命鎮壓自己的同胞——父母兄弟和姊妹，來幫助日本帝國主義分子實行它的血腥統治政策。又如，在代表我赴某偽軍事學校去參加什麽畢業、結業典禮時，或是到某偽軍事機關去頒發什麽獎品，或是去傳達什麽偽“詔敕”等的時候，那便是直接替日寇去製造忠誠奴隸和去毒化那些偽軍中的骨幹分子。更如當代表我到某地去做那別有用心的所謂“賑濟”，或是視察災區，以及參加一些特定地方儀式時，那便是想要把奴化的毒素，更進一步擴大到偽軍範圍以外的各地方團體、單位去，擴大到汙染一般人的地方去。諸如此類的事，不問可知，偽侍從武官的罪惡作用，絕對不是僅限於站腳助威和車前馬後的程度。
所以，在當時，偽侍從武官代表著偽“皇帝”到什麽地方去的時候，當地的各偽機關、團體等單位，照例都是以迎送偽“皇帝”略略具體而微的隆重排場去接待他們。例如，在沿途必經之路的森嚴警衛，所到之處的恭敬對待，所見到的人，都是以順從的態度來做應酬，等等，都是不以他們個人的官等和本人的身份來作為待遇的差別，哪怕偽侍從武官是個校級偽軍官，接待他的是個偽將級身份的人，那麽那個偽校級的侍從武官，便可以高高在上地生受著偽將級軍官的恭敬行禮。因為偽侍從武官是代表了我，所以他的一舉一動，也就被神聖化起來，於是由他這代表我的身份所引起的壞影響與惡作用，也就和古時封建時代的如朕親臨的欽差大臣差不多。盡管在偽滿時代，已經根本不可能再有先斬後奏的尚方劍製度的存在，但是它在奴化汙染方麵的罪惡影響，以及在幫助日本帝國主義興風作浪的壞作用方麵所起的效力，則是大有可觀和無可估量的。
這就是偽侍從武官所以在當時被一般人相當重視的主要原因，也就是他所以能夠成為偽“皇帝”分身者的一個原因。
十七、日偽垮台前夕的尾聲
當日寇的血淋淋侵略矛頭越來越鈍，日本帝國主義的法西斯旗色日趨暗淡失彩的時候，日本侵略者便也越發變成了瘋狗一般，不但是見人便咬，而且是東撞一頭、西伸一腳地亂鬧起來。而那些繞樹藤蘿般的漢奸走狗，也就在這風前之燭的餘焰中，越發把幫凶到底的惡奴形象，日益鮮明地顯現了出來。
例如，眼看著當時的東北廣大人民，已經是在十四年的敲骨吸髓壓榨下，給毀得奄奄一息，從糧食不夠吃到了無糧可吃，由衣不能蔽體到了無衣蔽體，由橡子麵、糠和豆餅到了草根、樹皮和觀音土，由挨餓受凍到了凍餒而死的悲慘絕路。而這些從賊不貳的祖國人民叛逆者反倒越發像是瞎了眼和橫了心一樣，豈但是熟視無睹地無所動心而已，居然還想從骨髓全幹的枯骨中，去榨取那最後一滴餘膏，還想借此來向大勢已去的萬惡主人——日本帝國主義者邀寵競媚。因此，不但是翻箱倒櫃已成為搜括餘糧的常用手段；就連掘田刨壟、拆炕毀牆也早成為數見不鮮的慣用方法；甚至詈罵、毆打、關押、判“罪”；甚至縱火燒房、逼人投河上吊的惡辣手段，也都早成為對廣大農民的常套手段。把窮苦農家賴以苟延殘命的僅有藏糧，顆粒不留地搶走還不算，就連準備來年下地的微許種子，也是概不留情地席卷幹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