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這樣淒風苦雨彌漫了全東北的時候，我還在吉岡安直的牽線下，忍心害理地把偽國務總理張景惠、偽國務院總務長官武部六藏叫到偽宮，當麵給他們打氣，命令他們更要努一把勁，務必要從久已筋疲力盡的人民手中，擠出無可再擠的糧穀，以便從速運往日本去支援所謂“大東亞聖戰”。
當然，由於我的帶頭禍民利敵，那當仁不讓的張景惠和那紅了眼的餓狗——武部六藏，更要摩拳擦掌，振振有詞地去做積極布置了。於是就由他們傳知於當時正在長春開偽省長會議的各偽省長，由省而縣，由縣而各地方偽官吏、偽警察，更在各地方的村鎮頭目以及地主、惡霸、流氓、特務並當地偽協和會會員的諸惡共濟下，更進一步加強了劫掠糧穀、物資的廣泛罪惡活動。
就是這一瘋狂的最後掙紮，逼得多少東北人民懸梁覓井，多少東北農村家破人亡啊！
東北人民就是在這山窮水盡疑無路之際，忽然聽到了從北方傳來的一聲炮響。原來是在一九四五年的八月，蘇聯紅軍向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莊嚴地宣戰了。跟著就以泰山壓頂之勢，分成四路大軍，開始了解放我東北人民迅雷不及掩耳的軍事行動。
第一路蘇聯大軍從後貝加爾湖方麵直指長春及沈陽。十二天的工夫，就把敵偽的總巢穴長春和沈陽從十四年的淪陷苦海中解放出來了。
以承德、錦州為進軍目標的蘇聯第二路大軍，也以破竹之勢，節節掃**著日偽強弩之末的抵抗，做著怒濤般的迅速前進。
以解放吉林和哈爾濱為進軍目標的第三路大軍，以解放齊齊哈爾和哈爾濱為進軍目標的第四路大軍以及從事協同作戰的蘇聯太平洋艦隊等，在我國共產黨領導之下的人民抗日軍配合作戰中，各方麵都以雷霆萬鈞之勢，壓倒了日本帝國主義者所一向誇耀的關東軍，解放了淪陷十四年的全東北。
在敵偽那方麵說來，在這十幾天中，真可以說是猶如熱鍋上的螞蟻一般，個個都慌了手腳亂作一團。
那個曾在偽滿十四年中，作福作威達十年之久的吉岡安直，當聽到風聲不好，察覺到大勢已去的時候，於八月十一日前後的一天，帶著既緊張又倉皇的神情和神氣沮喪的關東軍司令官山田乙三、關東軍參謀長秦彥三郎曾先後來見我，對我說，日本由於“戰略上的關係”將退守“南滿”，再準備同蘇聯軍“決一死戰”。並叫我即日帶領家屬等移往通化大栗子溝（當時偽國務總理張景惠和各部、偽參議等差下多將全部移往通化，隻把其中的一小部分留在長春）。我因為和我同行的家屬以及用人並行李等物甚多，當天實在無法動身，便再三向他們做了下氣悲聲的苦苦哀求，結果是還沒有白白懇求，總算是好歹先得到緩限三天的“恩準”。但是吉岡安直卻已在心煩意亂之餘，現出了凶狠的顏色，惡狠狠地警告我道：
“你如果不走，蘇軍來了，一定會首先把你殺掉！”
但在當時，我內心裏最害怕的倒不是蘇聯，而的的確確是狠心辣手的日本。
因為在這個時候，我已確實感覺到，這回日本定會徹底失敗無疑，偽傀儡組織，這次也定非隨之垮台不可。但我同時也已認為這乃是當然無可避免的事，還有什麽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日寇在失敗之後，可能先消滅我來滅口的這件事。因為是，我正被人家完全握在手掌之中，叫我死我便不能活，可有什麽辦法可想？
為什麽當時在我主觀上，竟會發生這樣的想法呢？說起來話長，這倒不是一朝一夕突然產生出來的思想，而是由於我在日本帝國主義的長年操縱下，產生出來的奴化自卑感，同時，這也是在我那一貫疑懼叢生的心理下產生出來的東西。固然以常理來講，日寇和漢奸十四年相依為命的齷齪關係，並不是什麽偶然的事情，特別是對我這樣一貫為虎作倀的大漢奸來說，既不惜賣盡祖國東北的一切主權，更始終忠實地執行著日寇的侵略政策，而且是再接再厲地支持了它的侵略戰爭，死心塌地地當著它的忠誠幫凶，難道在它失敗的時候，立時便會殺害我嗎？可是我所以要這樣疑懼不安，也並不是沒有我的獨特見解：那就是由於我的絕對自私自利階級本能所產生出來的。同時，這也正正說明了我唯其是事事鼠目寸光地隻能看到自己一身的當前利益，同時另一方麵我又在空虛、孤獨、膽小多疑的本性下，成為一個貪生怕死的無骨懦夫。因此，在我當時的心理中，就發生了嚴重矛盾的幾個方麵。例如，既是專門靠貼日寇以圖維持自己的漢奸統治者地位，因而抱有崇日親日的思想，同時卻又存在著極端恐日的思想感情；而且又由於日寇經常在某些方麵，不能滿足我的意願——受它的約束限製，致不能達到我一貫朝思暮想的專製獨裁統治人民的迷夢，所以我就在“崇”“親”“恐”之外，還摻雜有相當的“怨”和“憤”的成分在內。特別是關東軍多年來對我實施的步步加緊政策，尤其是吉岡安直的對我種種限製和束縛等，更都是使我的疑神疑鬼心情逐步加深的推動力量，所以我在當時，就神經質地想：
“心毒手辣的日本鬼子，是充分可能在它垮台的時候，怕我落在別人手中而泄露了它多年來的陰謀詭計，而要先殺我來滅口的。”
所以，日寇的敗象越濃，我的疑懼也就隨之加深。越是害怕，我那套對日寇的奴顏婢膝逢迎諂媚的漢奸護身法寶，也就越發頻繁地使用出來。請看下舉各例，就可以知道我當時的心理狀態。
當蘇聯軍隊正以秋風掃落葉的威勢，進兵解放東北的時候，我還抱著“佞鬼免災”和“光棍不吃眼前虧”的心情，使出了封建統治階級的“家傳絕招”——也就是把極盡漢奸之能事的“絕技”全部使用出來。那就是當我正在收拾細軟準備逃命的時候，把和我同樣準備逃命的張景惠，武部六藏喚入偽宮，裝腔作勢地吩咐他們說：
“應竭盡全力以支持日本皇軍作戰，抗拒蘇聯到底！”
關東軍這群惡魔尚且在蘇聯大軍的正義進擊麵前，手忙腳亂地準備棄甲曳兵而走，叫那個昏聵糊塗的張景惠和那關東軍的腿子武部六藏，可有什麽抗拒蘇聯的辦法？
我在當時，當然又是別有用心地故意這樣做，總而言之，就是為了苟全自己而做出來的自欺欺人的醜劇。
這固然是我諂媚日寇的又一可恥罪惡醜態。但同時，這也就是日偽合作中帶有諷刺性的一個素描特寫。還可以由此看出所謂“日滿一德一心”的實質，究竟是個什麽東西。
我雖然使出了這一最後絕招，但仍舊覺得握在人家手中的自己這條生命不太保牢，於是我就在那幾天的六神無主生活中，每天不知要搖多少次金錢卦，翻多少次我那本對我能起麻醉作用的小冊子——“未來預知術”。同時在我那動**搖擺無片刻寧靜的心中，還經常念著佛，默求佛力的慈悲保佑呢。
越是慌亂，時光就過得越快。在那心緒如麻、寢食不安的緊張氣氛中，三天的限期飄飄忽忽地消逝了，三天的時光真是如飛一般過去了。我隻好是像個夢遊病患者那樣，有意無識地帶了婉容、李玉琴和我弟弟妹妹以及偽宮內府的那幫日偽官吏並廚師用人等，成群結隊地離開了偽宮出發罷！
這時偽祭祀府的總裁——日本人橋本虎之助（過去曾當過日本關東軍參謀長、日本憲兵司令官、日本近衛師團長並陸軍次官等法西斯軍職的老家夥）以及專靠偽神來唬情形的偽神官等，仍然沒有扔掉他們的“飯碗”——所謂“天照大神”的三種“神器”，還是拿腔作勢地坐在頭一輛汽車裏，為的是好和我一道逃命。當然到了這樣的時候，吉岡安直更是不能、而且是不敢和我寸步相離的了。當我們這一長蛇之陣的逃亡汽車剛一開動，我所坐的那輛汽車剛一駛出偽宮內府大門的時候，就看到在偽宮左側猶如附骨之疽的偽“建國神廟”那裏，黑煙滾滾衝天而起，原來是偽神廟起了火，是被人放了一把火。真沒想到曾在偽滿**威風靡一時的日本裕仁的祖先——“天照大神”，現在也變成了無處容身的喪家之犬，而且那把火恰恰又是它的嫡係孝子賢孫的日本人偽神官親手所放。為了怕蘇聯軍進來之後，看到日本帝國主義者所幹出來的不可告人的卑鄙陰謀罪證，所以才企圖以一把火來消滅這一罪跡。不過是，日本帝國主義者所企圖以邪教、魔道來做思想奴化工具的罪惡實證，早已在全東北的廣大人民眼中，人民的心中，成為永久不可能磨滅的鐵一般罪證，絕不是這區區一把火所能毀滅得了的。當我親眼看到這一火化偽神廟的情景時，在表麵上固然是裝聾作啞地佯作視而不見的樣子，但當時我卻在心中暗暗點著頭，稱著快，認為我居然能夠親眼看到了偽“神”的末日！
吉岡安直當然不是個瞎子，當然也親自看到了這種偽廟末日的光景，對我卻仍在虛張聲勢的十足神氣下，嚴肅地吩咐說：
“無論在步行，或是在上、下車時，必須由橋本虎之助恭捧神體走在前麵！”並教導我，自我以下的列車中人，每逢上車、下車或是經過“神”的麵前時，都必須先向它行九十度鞠躬的“最敬禮”！
現在這個狗神，卻又搖身一變成為防範我、監視我另走別途的無言特務了。隻要是，有橋本虎之助捧著它給我帶路，隻要我能夠恭恭敬敬跟在它的後麵走，那麽，我便可以始終在“神”——日本帝國主義思想侵略工具的無言威懾下，毫不費事地和它一同走向死滅的道路。不過，日寇的這一個最後的如意算盤又打空了。因為蘇聯人民紅軍的力量，正如怒濤一般衝垮了日寇的最後掙紮夢想，在我還沒有被那偽神導往毀滅深淵之前，就把我這沾滿祖國人民鮮血和渾身罪惡泥汙的人，從千鈞一發的瞬間，給拯救出來了。
這樣的後話暫且慢提，我仍想把敵偽的最後醜劇繼續說下去。
當這列滿載妖魔鬼怪的南逃列車，走了不少彎路，靡費了多少倍的行車時間之後，才到了梅河口車站。看到在這車站的裏裏外外，有很多很多日本法西斯兵士，正在弓上弦刀出鞘地大戒其嚴。原來是那位鼎鼎大名的關東軍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將“閣下”，也被蘇聯軍的正義降魔寶劍，嚇得坐不穩他那政治外交和三軍司令三位一體的黃羅寶帳裏的虎皮交椅，而一陣風地登上了我們這列列車，對我還狂吹了最後一頓牛（事見前），吹完之後，他便神不守舍地下車去了。
我們的列車仍舊是以蝸牛爬行般的速度，從車窗裏眺望著滿載日本侵略軍士兵的兵車，一列列擦窗而過，好容易才算是到達了大栗子溝車站。下車之後，我遂住在一個當地鐵礦最高職員的家（早已給我騰出全部房舍來的空房子）中，過著一日數驚的不安生活。有一天，吉岡又來對我講，在長春的偽禁衛隊步兵團已起義反正，現在帶在身旁的一個連的該隊兵士，在這種情況下，也難免不會“變生肘腋”，已把他們遣回長春去了。並說已由日本法西斯部隊，接過了全部“保護”我的責任。我聽了還有什麽話可說，隻剩下向著帶來的佛像不住叩頭，和拿那個金錢卜當作唯一的麻藥注射劑。
十八、鬼把戲最後的一幕
在大栗子溝過了幾天驚弓之鳥的生活之後，日本法西斯強盜終於在蘇聯人民紅軍的強大鐵拳下，無條件地宣布投降了。在日本帝國主義頭號大戰犯裕仁發表了無條件降伏的廣播後，曾誇稱百萬神銳的關東軍，便立即支離破碎地紛紛放下了侵略武器，乖乖地當了蘇聯軍的俘虜。可是那個大勢已去的吉岡安直，卻還不甘心放棄他的所謂禦用掛的責任，還想繼續把我拽到給日本帝國主義做殉葬品的絕路上去，於是又來對我講：叫我準備過幾天向日本逃命，不過這次對我所發的命令，卻內容空虛異常，結果是，日本現已降服，即使逃到日本去，日本政府對於我的生命安全，也是難負完全保護的責任。
我這時本來就六神無主地過著草木皆兵的疑懼交並生活，又聽到了這樣的話，當然更是心亂如麻，而希望能從他的口中說出一些有抓弄的話來，可是所得到的結果，卻是他驀地變了臉，惡狠狠地對我說：
“挺起腰板來！挺起了腰板走！”
這樣的話，對我能發生什麽作用？我要是挺得起腰板，還當不上大漢奸呢。不過卻從這裏可以看出這便是當漢奸的下場，也是帝國主義者對於失去使用價值的奴才的最後對待態度。
在這以前，吉岡還曾和最後一天的偽國務總理張景惠，形同去勢野獸的偽國務院總務廳長官武部六藏，以及大樹已倒猶如將散猢猻一般的各偽大臣、偽參議等，無精打采地來見我。因為是尚有一幕將完而尚未演完的醜劇，須要完全演完才能散場。於是，就由曾在九一八事變後，不得不“擁戴”我當偽執政的老漢奸張景惠，又在這不得不“擁護”我“退位”的時勢壓迫下，由懷中掏出一篇早擬好的偽“滿洲國皇帝退位詔書”來，叫我照章來一次最後的宣讀，可是我這個奴才，就當這樣地被主人正式“解雇”之際，還曾在吉岡的麵前，不惜大做其賣國奴醜態說：
“我太對不起日本天皇了！盡管我現在退了位，我還是要始終如一地和日本一德一心到底的！”
我是真個地這樣熱愛日寇的嗎？
固然，我在那十四年的罪惡生活中，始終是日寇的一條馴順走狗，真是呼之則搖尾而來，即叱之是也搖尾而退，但是在我內心中，也有時候對它抱有一種所謂怨恨。然而在這裏必須指出，在我當時的所謂怨恨並不是、也絕對不可能是因為祖國廣大人民的共同利益遭到了日寇的侵略損害，而隻能是由於沒有達到我那妄想一嚐專製獨裁滋味的自私自利卑鄙政治野心。還有，我所以要“怨恨”它，也隻不過是因為我在當時的一舉一動，無時無地不在受著日本關東軍司令部所派來的大特務頭子吉岡的周密監視與種種的約束，也就如同魯迅先生所說的“忠順的奴仆，也有怨恨他主人的時候”一般無二，我在當時，的確就是這樣“怨恨”著日寇的。
同時在另一方麵，我又充分表現了封建統治者所普遍具有的兩重性格——既能驕又會諂的反動階級本質。越當看到了日寇的沒落在即，便越發疑神怕鬼地唯恐日寇對我生疑，甚至因此或將不利於我。所以，也就越發變本加厲地做出了層出不窮能夠使人看著作嘔的可恥醜態。
不過是，在那些使人不耐煩的連台醜劇中，也曾摻雜有一場會使人在惡心之餘發出一陣笑聲的東西。那就是關於偽“退位詔書”的一件內幕趣聞。
當日本帝國主義分子，為要結束它那本侵略罪惡賬簿的總賬，便又掩耳盜鈴地替我擬出了這樣一個偽“詔書”。據說，當他們在執筆起草的時候，也許是多年以來把筆運用慣的緣故罷，在該偽“詔書”中，仍然不假思索地寫出了“仰承天照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之保佑……”之類的慣用套語。可是那位第一任，同時也是最末一任的偽“祭祀府總裁”橋本虎之助，卻還保持著一些比較清醒的頭腦，便苦笑著把“天照大神神庥”和“天皇陛下保佑”的字樣，用筆給勾去了。否則，一定會在這一“退位”的偽“詔書”中，出現“在神庥保佑之下，謹此宣告退位”的名文的。
和我出台這幕醜劇的同一天，吉岡安直便來見我，吩咐我準備逃往日本。張景惠和武部六藏也裝出一副貓哭老鼠的麵孔來，悲天憫人似的對我講：現在日本關東軍已經指命偽傀儡政權，把三億日元的巨款匯往日本，充當我逃到日本後的生活費用。
在身為漢奸的我來說，這固然是出於我那位法西斯殖民地主人——日寇的對我額外“照顧”，但卻仍然未能減輕我對於逃往日本後的種種憂慮不安。因為在當時最使我惴惴於心的，已經不再是皇帝不皇帝的問題，也不再是三億元或幾億元的問題，而是拚命地在懸念著“主人既是如此，奴才將何以堪”的這一切身的問題。更因為我已經看清了日寇的命運現正麵臨到最後階段，即使逃往日本，結果它還不得乖乖地把我交到蔣介石之手？反正是“死”字已經注定在等著我，因此，錢財反倒成為次要又次要的問題了。最主要的，就是這條命，這時已經到了有多少錢也保障不了我這條性命的時候了。
固然在當時，我對日寇的這筆毀我到底的賣命費，曾抱有上記的看法。可是在當時，我仍然是在口頭上接受了這一最後的“恩賜”。請想一想看，這筆巨大的贓款，是從哪裏來的？是日寇從它的腰包裏掏出來的嗎？不是的。是從偽傀儡政權那裏擠出來的嗎？尤其不是的。結果是，在這三億元的每張偽幣上，張張都沾滿了我東北廣大人民的熱汗、悲淚與通紅的鮮血！
禍害了東北人民達十四年之久還不算，等到惡事做盡賊運告終的時候，還從早被敵偽壓榨得無血可擠的廣大人民身上，來一個最後的“卷包會”……每當我想到這裏時，真是羞愧得不知道應該怎樣才好。尤其是我對於自己的這塊腐臭的瘡癤，竟自在多少次思想鬥爭之下，總未敢向祖國人民坦白這一肮髒透骨的罪行，直到一九五八年思想檢查時，才在同犯幫助之下，暴露了這件罪惡。現在捫心自問，這真是使我罪上加罪的一段可恥大罪。除了痛悔過去，痛恨自己，同時更是忘不了這毀人到底、而且是入骨三分的日本法西斯狗強盜！
十四年的幫凶報酬、出賣祖國人民的報酬，這不但是我當了十四年漢奸的賣國總賬中的最後一筆，也是我在精神上極感痛苦的一個大包袱。因為它不獨在我前半生的末尾一瞬之間，更加重了我掠奪祖國人民的一樁罪案，還曾在我的思想改造過程中，給我添加了額外思想負擔——添加了長期隱瞞罪惡的另一樁新的罪行。通盤想來，簡直是無以自解，而且是無法自恕！
固然從事體的全部過程來看，似乎我在偽滿末期的惡事，可以在這惡事推移經過當中告一段落，不過是，我對於日寇的餘悸，在這時更和我的反動階級本質結合起來，仍舊起著相當的“化學”作用，變為不惜對日寇的最後逢迎諂媚醜態。如果不在沈陽遭到蘇聯軍的逮捕，我的醜態，恐怕還會多耍幾次的。
例如，當吉岡對我講“日本現在已宣告投降，美國政府也表示將維持天皇的地位和生命安全”的時候，——也就是當我聽到這番“主子固然獲救，而奴仆尚在危險狀態之中”的時候，我便更進一步想從這生死未卜的險境中，來挽救一下自己的岌岌性命，於是就把我那堅持到最後五分鍾的逢迎諂媚拿手精神抖擻起來，連忙雙膝落地向著天藍色的空間——也就是所謂的蒼茫昊天大磕其頭。磕了頭還嫌做得不夠，還在口中像白癡一般地營營嗡嗡嘟囔著說：“我感謝上天的保佑日本天皇平安無事！”我這一取瑟而歌的醜惡造作，倒曾使那個吉岡將軍，也沉不住氣了，他也連忙陪著我跪在地上，大磕其日本式的頭，而同我合演了一出“敵偽叩天”的好戲。
在這裏，我認為倒是可以從“孔家店”的那堆陳穀子爛芝麻中，找出一段恰好可以說明我當時實際心理作用的適當材料。那就是“……既得之，又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的幾句慨歎式的尖銳分析。還可以說，從這一醜到極處的超醜態中，充分看出封建統治階級的那種委曲求活的反動階級本能來。同時也不難由此看出帝國主義者的忠實走狗——漢奸的勢所必至、理有固然的可恥末日情況。
“這就是我在偽滿當時最後一次的醜態了吧？”也許有人會對我這樣“關切”地問。
“不，還有呢！”我也可以這樣率直地來作答。
那就是：當我在日寇的挾持下，為了要赴自己的“宗主國”日本去受那保而不護的所謂不能保險的保險，而不得不丟下重病煙癮兼而有之，致步履維艱的婉容，也不敢不拋下煢煢無依的“孩子”——李玉琴和我的親愛的妹妹們，以及同我相依為命、既病且老的乳母等，而在那生離死別兩難逆睹的分手一刹那間，我居然還有餘裕更對那幫蛀魚般的偽宮內府漢奸職員和那批挾日寇以令偽滿的偽宮內府日本人官吏等，聚精會神地做出了最後一次細膩加工的醜態。
我曾向他們表示，我在“滿洲國”沒有把我應做的事情做好，實在萬分對不住日本“天皇”。我這次到了日本以後，也盼望你們都能在第二批中回到日本，那時我們再見吧！
說完了這篇違心又無恥的應酬詞後，當我要登上供我亡命的汽車之際，我又靈機一動，更痛快淋漓地做出了一次肉麻死人、可恨死人的尾聲醜態。
我竟和一個正在排隊送我，向我舉槍轉頭致最後一次軍禮的日本法西斯侵略軍排頭兵士，突然出其不意地來了一個奇襲式的擁抱，借以充分表達我對於日寇的最後忠誠。當然這一切一切，都是為要做給吉岡看的。雖然對我那種醜態久已司空見慣的刁黠的吉岡，對於我的加工細作似乎並沒有感到什麽興趣，可是那個頭腦簡單的日寇炮灰，卻被我感動得發出了嗚咽之聲。
此外，我這次從長春臨行之前，還曾命我的侄子，把我在偽滿當時的日記全部燒毀。因為在那些東西裏麵，也有不少忠順奴仆抱怨主子的話，我怕被主人發見，所以就周周到到地把應有盡有的心勞日拙辦法都想盡了。還有，在長春臨行之前，還曾命我的用人，在我所住的“緝熙樓”地窖內，把我所有的記錄影片和相片加以燒毀，這倒不是為了日寇，而是為了對祖國人民湮滅自己的罪證。因此，致險些把“緝熙樓”付之一炬。殊不知我的一切罪證，早已在全東北，不，早在祖國廣大的人民胸臆深處，早在亞洲各國人民的切身嚐受中，存下了絕對不可能湮滅的鐵一般的罪證，這種心勞日拙的徒勞辦法，也隻有當過漢奸的人，才能懂得和嚐到的妙味。
十九、被蘇聯軍逮捕
我就在當夜上了火車，次晨才到達通化車站，這時站上的工作員便邀請我到車站的辦公室去吃早飯。不料這一殷勤招待，卻觸怒了吉岡，他於是就怒容滿麵地厲聲吩咐他手下現存的唯一武裝腿子——日本憲兵說：
“嚴厲地注意他們，今後要請皇帝下車到什麽地方去之前，必須先和我商議好才行。剛才皇帝下車，就沒有在事先得到我的同意。今後再這樣亂七八糟地搞可絕對不行！”
當然在我這次從站內辦公室出來又登上這列火車之後，便沒有誰敢再來和我隨便打交道了。我們這一行人就像是被運的豬羊一樣，誰也不知道今後的命運如何，往何處去，何時才能從這裏出發。隻能是呆呆坐在車廂中聽候吩咐罷！於是就在呆候了幾小時之後，才由吉岡宣布了向通化機場出發的臨時指示。我們便又分乘了幾輛小汽車，穿過通化城到了通化機場。我遂和吉岡、橋本和另一名偽“祭祀府”日本人“神官”以及我的弟弟溥傑搭乘了前頭第一架日本軍用的八人座小飛機。另外還有兩架速度既慢、形式又陳舊不堪的民航小飛機，分載了我的三個侄子、兩個妹夫、一名用人、一名醫生和一名已成喪家犬的日本憲兵。
據吉岡說，用人由這裏須先飛往沈陽，等在沈陽換乘大型飛機之後，再赴日本。
反正是由他說了算，叫我到哪裏，我就乖乖地到哪裏罷！
不過我卻沒有想到，當我們這三架飛機先後到達沈陽機場之後，我剛下了飛機，被引到一幢機場內小樓房的樓上客廳裏稍事休息的時候，我便從玻璃窗內看到蘇聯的軍用飛機連續不斷地著了陸。跟著一隊隊手持衝鋒槍的蘇軍空降部隊，便一個一個從飛機上下來，不久便開始解除了在機場的日本侵略軍的武裝。站在樓梯旁走廊口的日寇步哨，也不知在什麽時候，就換上了蘇聯軍的戰士。不過是，我在當時並沒有感到什麽畏懼，因為我在當時想：
“這樣一來，就可以不往日本去了！”而產生出一種渺茫的安心之感。
不過是，當蘇聯軍兵士尚沒有進入室內之前，膽小多疑的我，也曾產生了一種額外的顧慮，那就是我怕日本軍還沒有完全被繳械；同時，蘇聯軍也還未能把它的勢力伸入到我的身旁來，而在這青黃不接的時刻裏，如果日本帝國主義分子不願我落到蘇聯軍隊之手，想要做殺我滅口之計，那麽真說不定從窗外就可能放槍暗害我。於是我就瘋子一般地掏出手槍預做防備。這時我的家屬見我這樣，以為我企圖自殺，遂慌忙走過來攔阻我。我還命令我的侄子等持手槍專門站在樓上窗口向外監視，一直到日寇完全被繳械，蘇聯軍進入屋中我被繳械為止。
在這裏，我還附帶著說一下當蘇聯軍尚未上樓以前，在我這間房間內所發生的醜劇吧。
那位在平素一貫是“肅穆端莊”神氣活現的偽祭祀府總裁橋本虎之助，便也隨著時間的向前推移，而一點一點地把他那副靠神吃飯的假麵具摘了下來。於是就一反其平日鴨步鵝行的老習慣，張皇失措地走進我的房間內。一句話也沒有說，便對於曾在一分鍾以前，尚須在出門入闥之際，必定要向之恭恭敬敬行九十度鞠躬大禮的偽“天照大神”的所謂“神體”伸出手來，打開了包裹它的錦緞包袍，現出它的並不神秘的原形。這還不算，這位偽總裁簡直像是做賊一般，左顧右盼地把這塊鏡子，匆匆塞入衣服內，就步履倉皇地溜下樓去了。
不大的工夫，吉岡、橋本便同著蘇聯軍的一位空軍中將走進我的房間內。這時僅有我和我弟弟坐在這裏。這位蘇聯的將軍，完全和我平日所看慣的日本將官不同，並沒有一點點戰勝將軍的可怕威風，而是很和藹地在橋本的介紹之下和我握了手。於是大家就圍著一張圓桌子都坐下了。
二十、在偽滿十四年的滔天罪惡
在偽滿以我為首的漢奸集團罪惡統治的十四年間，從全盤來看，可以把它分為三個時期。
在第一個時期之先，還有一段時期，乃是構成而後一切嚴重罪惡的根基，亦即萬惡來源所自，所以我首先要把它列舉出來。
首先是一九三二年三月，我和本莊繁所簽訂的賣國秘約。因為這個秘約，是我出賣東北一切領土主權，斷送東北人民所有利益的一切總出發點，也就是開始使我東北完全變成為日寇殖民地的根本原因。其次隨之而來的，則是在同年九月十五日，由我公布的“日滿議定書”，其具體內容分為兩項：第一項，主要是承認了在偽滿洲國內，以前日本國及日本人，所謂中日間協定的條約或其他公私契約的一切權利和利益完全有效；第二項，主要是以日滿共同防衛名義的要求承認了日本國軍隊駐屯在偽滿洲國內。這樣一來，不但把整個東北變成為日本帝國主義培養侵略勢力的軍事基地，並且在名義上也使日寇的無限期駐兵東北，成為所謂合法化的行為。不但使我東北飽受到十四年的殘酷**，也使日寇能夠隨心所欲地利用這一軍事基地，把侵略魔爪更伸張到我祖國的幾乎全部領土，甚至蘇聯也受到了嚴重的威脅，太平洋沿岸，亞洲各國人民也普遍遭到了嚴重災害。因為，這個造成罪惡的議定書，就是更進一步地把一九三二年三月，我和本莊繁所簽訂的賣國秘約加以合法化，使我的罪惡行為更具體化了。
根據以上的罪惡基礎，於是我就當上了偽滿的皇帝，而第一次訪日罪惡的第一個時期便開始了。因為用我的名義發表了所謂“回鑾訓民詔書”，由於這個詔書所招來的種種嚴重的罪惡後果，才形成了日寇侵略政策步步加緊的局麵。
第二個時期，則是從我的第二次訪日後開始的，也就是說，我發布了所謂“國本奠定詔書”之後，所引起的一切對於祖國人民的禍害，並不是偶然的東西，而是一步一步發展起來的。
第三個時期，則是當日寇在一九四一年發動了太平洋侵略戰爭的同時，我又發表了甘心從賊到底的所謂“時局詔書”，更進一步幫助日寇的法西斯侵略勢力，把禍害人民的罪行範圍，越發擴大起來，一直到日偽垮台為止。
總之，從以上所分出的三個時期看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步驟是步步加緊的。而以我為首的漢奸偽政權賣國求榮的醜惡嘴臉，以及種種實際罪惡活動，也是隨著日寇的垂死瘋狂掙紮，而一天一天地厲害起來。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日偽一齊垮台，才算是把那十四年的血腥罪惡統治，最後做了終結。
從一九三五年我第一次訪日起，這種幫凶的麵目，就越發暴露出來，因為在這段時期內，主要的幫凶目標，就是開始有計劃、有步驟地拿所謂“日滿一德一心”的這副騙人的罪惡幌子，去給日寇殖民統治有效地開始服務了。到一九四〇年的第二個時期，那就更明顯不過，是又更進一步地把已夠瞧了的“一德一心”騙人政策，變本加厲地擴展為替日寇忠實去推行“民族精神趨勢的同化”和徹底奴化政策的主動力量。最可恨的是，這種喪心病狂的罪惡勾當，不但是為了我自己的地位，便不惜把自己的民族出賣到亡國滅種的萬劫不複的地步，而且還想要從這一極力出賣民族的罪惡行為中，給自己的一家一姓，不，簡直是為了自己個人的一身去找些糞渣尿滴來養肥自己。至於到了一九四一年的第三個時期，也就是，偽滿政權的罪惡統治的最後階段，那就更是越陷越深地把認賊作父的漢奸本色，越發發揮得有聲有色，達到了頂點的地步，真是一心一意地想去當那殉主的奴仆，大有至死不悔，情願毀滅自己到底的所謂漢奸氣概。
現在，我就把在這三個時期中，日寇對當時淪陷下的東北，所實行的政治、經濟、軍事、文教、司法，以及其他方麵，步步加緊的侵略統治的全盤概貌，引一些實際事例，加以概要敘述，為的是好從我的罪惡行為中看一看，日偽對祖國東北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的輪廓。
（一）偽滿的製度和機構以及法令的製定
在偽執政時期，從表麵看來，偽滿洲國似共和政體，對於偽執政側近的機關，把它稱為偽“執政府”。自從帝製實施後，硬說是改為立憲君主國，公布了所謂“組織法”，改變了政體，廢止了“執政府”，新設了偽宮內府和偽尚書府，作為偽皇帝側近的機關。它們擔負著“輔弼帝室事務”的責任，並根據“組織法”的規定，有偽皇帝的谘詢機關，即偽恭議府和偽軍事谘議院。
偽恭議府是以偽恭議長、恭議和秘書局長組成的。關於法律、帝室令、敕令、預算和對外國協定的條約，對外宣言以及其他重要“國務”事項，對偽皇帝的谘詢，得“上奏”其意見。
偽軍事谘議院，是以偽議長、谘議官和幹事長組成的。關於重要軍務應有偽皇帝的谘詢。
偽恭議府的會議：從全般來看，偽恭議府是對於偽滿一切政策法令的一個最高審議機關。會議是在每星期五舉行一次，會議的成員，是偽恭議長、副恭議長和恭議，偽恭議長是會議的主席。在會議的成員以外，有偽恭議府秘書局長列席，還有偽國務總理大臣，偽總務長官（代表國務院），以及提出議案的有關部門的偽大臣出席。審議的方法是，先由有關部門的偽大臣，對於所提出的議案進行說明，以後便由各偽恭議對此進行審議。有質疑的時候，由提案的偽部大臣，或是由偽總務長官做解答。當審議終結時，照例是由偽恭議長取得副恭議長的同意，做最後的決定。然後由偽恭議長把這些決定的條件、附加意見送到偽宮內府，由我裁可。更由偽尚書府把裁可後的案件送到偽國務院公布實行。
再者，這個對於罪惡政策法令加工的偽恭議府，在偽組織中的地位是特殊的，因為它既是偽皇帝的所謂谘詢機關，同時，它對於偽國務院所屬各局、部、院、廳所提出的偽法令案件等，又是一個最後決定機關。也就是，它有向偽皇帝進行建議的權力，又有對偽國務院所提出的法令案件等作修改、通過或拒否的權力，它的特殊地位主要就在這裏。
偽軍事谘議院的會議，同“恭議府會議”的本質是這樣的：恭議府會議是偽皇帝對於政治方麵做谘詢，軍事谘議院的會議則是偽皇帝對於重要軍務方麵去做谘詢。
我再說一下，在偽滿時期，為我策劃、製定各種政策法令的組織機構和執行機關。
中央機構：偽國務院、監察院、立法院。
地方機關：偽省公署、市縣、旗公署。
偽國務院是統治偽滿洲國政治經濟的中樞機關。在偽國務院內一開始就設有偽總務廳，掌管偽國務總理大臣的職務和實行有關的政務。在偽帝製實施前後，偽國務院分民政、軍政、財政、實業、外交、司法、交通、文教等八部。到一九三七年七月一日，日本帝國主義為了加強殖民地統治，偽滿政府實行了所謂機構大改革，擴大了偽總務廳的權限，實行中央集權製。在這時，偽國務院直屬的機關，有內務局、外務局、興安局三個局和治安、民生、司法、產業、經濟、交通等六個部，以及各偽省公署。
偽總務廳權限的擴大，首先由偽國務院的統轄機構來看，主要是在偽總務廳長改為偽總務長官。偽總務廳長是偽國務總理大臣的直屬部下，而偽總務長官則是偽國務總理大臣的唯一輔佐者，他有權代行院務。由於偽國務總理大臣，是唯一的國務輔弼大臣，又兼有監督和統轄各偽部和各地方官廳的最高行政大臣的地位，自然偽總務長官就具有這些權限，也就自然具有強力的中央集權實力。
其次，從所謂國務院會議的經過過程來看，在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五年國務院會議，是由偽國務總理和八個偽部總長組成的。在這時，偽總務廳長尚不算是一個出席會議的成員，隻是列席，並沒有議決權。在一九三五年又增設了一個偽蒙政部，會議的成員，成為一共十個人。在這個時候，偽總務廳長仍然是屬於列席的資格。到了一九三七年七月一日，偽總務廳長改為偽總務長官，於是便一躍而為該會議的主要成員——首席成員了。這時，會議的組成人數，是由偽總務長官和六個偽部大臣並偽興安局總裁一共九名來組成。到了一九四三年以後，又增設了偽文教和勤勞兩部，會議組成人數增到十一名。一直到偽滿垮台為止，偽總務長官都是居於這個會議中的首席地位。
“國務會議”是審議偽政府各部、廳、局、院（指偽法院而言）所提出的種種禍害東北人民的反動政策和血腥法令的一個同惡相濟的犯罪會議。會議是由偽國務總理大臣做主席，偽總務長官和各偽部大臣以及偽興安局總裁，必須全部出席，如果偽部大臣不在，則由該偽部次長代理出席。此外，有偽總務廳的法製局長（在一個時期改為處長，最後又改為局長）和偽總務廳文書科長列席，但他們沒有發言權和議決權。還有翻譯一名列席。會議在每星期三舉行一次，也有時召開臨時會議，但次數不多。議案是由提出部的偽大臣來做說明，經過審議後，由偽國務總理大臣做最後的裁決。
在“國務院會議”席上，對於所有被提出的案件都是經過說明以後，照例予以通過的，偶爾有人對於議案的條文、詞句等有些意見時，便會聽到偽總務長官正顏厲色的“這是國策”，或是“這是由關東軍決定好的不能變更”的命令式的答複。
為什麽偽總務長官這樣說呢？因為所有提到“國務院會議”的議案都是在事前由偽總務廳主持和有關各偽部參與策劃製定出來，經過日寇關東軍認可後，並由偽總務廳“火曜會議”（這個會議在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六年稱為總務廳會議，一九三七年改為“水曜會議”，以後改為“火曜會議”。這個會議，也稱為次長會議）審議通過。不過在“火曜會議”以前還有由偽總務廳各處和有關各部局院的有關人員，舉行一次所謂“打合會”（即聯絡會議）做成草案提出“火曜會議”。
這個“火曜會議”，在偽政府官製中並沒有明文規定每星期二開一次會議。由偽總務長官做主席，偽總務廳次長（在一九三七年以後偽總務廳設中國人次長一名）和各偽部次長，以及偽總務廳企劃處長、法製處長、主計處長等作為會議的成員。有時還召集其他有關部門人員，如偽協和會中央本部長、偽警務總局長等參加會議。但是每次會議，必須有日寇關東軍第四課長或者第四課參謀列席才能開會。審議的案件，有由日寇關東軍交來的，有由偽總務廳企劃處提出的，有由各偽部提出的。經過這個會議決定的法令和案件，再經過偽總務廳法製處加以“法律化”、條文化以後，即由偽總務廳文書科譯成漢文，加封，在封麵上蓋有“極秘”的戳記，直接送交各偽部大臣，作為“國務院會議”的提案。因此，在“國務院會議”席上，偽總務長官一定要堅持通過這些提出的議案。
由以上的“參議府會議”“國務院會議”和“火曜會議”的情況可以看出，我奉行日本帝國主義對於東北殖民統治政策所製定出來的各種政策法令，就是這樣的加以“合法化”，用來壓迫、奴役東北人民和欺騙世界人民的。也就是偽滿政府的每一件法令，從策劃、製定到公布實行的程序，是必須經過這三個會議之後，再由我加以裁可實施。
至於偽立法院、監察院，雖然是在偽滿政府成立的同時成立的，采取了立法、監察、國務所謂三權分治的形式，到一九三四年實行偽帝製以後，便將偽立法監察兩院取消。也就是，根本廢止了“三權分治”這個形式。日本帝國主義的目的，是為了把事權集中在一起，由偽國務院來統治，也就是加強偽總務廳的權限，以達到日寇對東北的殘酷統治野心。
伴隨中央集權，對於地方機關的行政機構，也做了改革，在一九三四年，把原來東北的四個省劃分為十個偽省，最後達到十七個偽省和一百五十九個偽市縣，目的是為了使地方分權，用以加強偽中央的統治，好為實行掠奪經濟服務。
（二）所謂偽滿的三大國策
日本帝國主義為了對東北人民進行榨取和掠奪資源，實行了所謂產業開發、北邊振興和開拓移民三大罪惡政策。
1.產業開發，實行全麵的經濟統治
在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六年，這五年期間，日本帝國主義在東北的侵略行動，主要是：一方麵建立和充實偽滿政府的各種機構，另一方麵，驅使這個機構的各個組織，如偽國務院的總務廳和各偽部等權力機關，製定出各種血腥的法令來對東北地區實行產業掠奪。
到一九三七年，偽滿政府為了適應全麵的經濟統製的要求，又實行了所謂偽政府的機構大改革。在這次大改革中實現和鞏固了偽中央集權製度，就是擴大和加強了偽國務院總務廳的機構和職權，縮小和調整了地方行政的權限，也就是，集中力量在政治上加強對東北人民的壓迫和奴役，在經濟上加緊搜刮東北人民的物資財富，積累資金，為實施所謂由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一年的“第一個產業開發五年計劃”製造條件。這個產業開發實施的目的，並不是為了民用生產，而是為了盡量掠奪東北的物資，來進行軍需生產，以供應日本帝國主義對於我國大陸的侵略戰爭。
在實行所謂“第一個產業開發五年計劃”的同時，偽政府總務廳企劃處又製定公布了所謂“重要產業統製法”，對主要的鋼鐵工礦企業以及農產品加工工業等二十一種產業，實行了統製。也就是，對於這些物資的生產和消費實行了有準備、有計劃的掠奪。
（1）關於生產方麵的統製
在一九三三年三月，由我裁可公布了所謂“經濟建設綱要”，對於各種重要事業，偽滿政府得命令設立“組合”和“統製公司”（公司以後改稱會社）。到一九三七年以後，偽滿政府為了加強經濟的統製政策，建立了許多生產會社。在開始實行所謂“第一個產業開發五年計劃”時，新成立的會社和在這以前成立的會社，共有大、中、小九十餘個。在一九三七年以後新成立的會社中，主要的有“滿洲重工業會社”“農產公社”“滿洲電業會社”等。在這以前，已經成立的主要會社，有“滿洲炭礦會社”“礦業開發會社”“電信電話會社”等。這些會社都屬於“特殊會社”，至於其他如“纖維會社”“棉花會社”“化學工業會社”“鹽業會社”等，是屬於一般的大會社。所謂特殊會社，是由日寇壟斷組織的輸出資本和偽滿政府以現物作為出資共同經營的。這些特殊會社，雖然是在偽滿洲國內設立的，但不受偽滿政府“會社法”的約束，而是由日偽雙方組成的“日滿經濟共同委員會”來統轄的。
所謂“日滿經濟共同委員會”，是日本帝國主義掠奪東北資源財富的總樞紐。這個委員會是根據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五日，由我公布的所謂“日滿議定書”，即我和日寇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在長春簽訂的“賣國秘約”化身的協定。這個委員會是由委員長一名、委員八名（在必要時得設日、偽同數的臨時委員）和幹事若幹名組成的。日寇方麵的委員，是關東軍參謀長、關東局總長、日本駐滿大使館參事官、關東軍經濟顧問；偽滿方麵的委員，是偽總務長官、偽外交部大臣、偽經濟部大臣、偽產業部大臣。幹事是由日寇關東軍第四課長，偽總務廳次長，偽產業、經濟部次長和各“特殊會社”幹部，以及其他有關部門人員擔任。在開會時，由日寇關東軍參謀長做主席，在每年末以關東軍參謀長的名義召開一次報告會。
日本帝國主義通過這個委員會，好像是經過正式的外交手續似的來進行雙方在經濟上的共同經營和互相交流，但實質上則是以這個委員會做掩護，實行對於東北物資財富的掠奪。同時，這個委員會，是壟斷會社的壟斷組織核心，用以進行對東北資源的掠奪和對東北輸入它的剩餘物資。這正是帝國主義對殖民地經濟壟斷的一種手段。
所謂各特殊會社和許多一般的大、中、小會社，是互相聯係，縱橫交織，形成為一個廣範圍的會社網，用以統製全偽滿的生產。這個會社網就是以一些大的會社做網的綱領，以中、小會社做網的經緯。所謂大的會社，就是指“滿洲重工業會社”“滿洲炭礦會社”“滿洲電業會社”“農產公社”等二十餘個會社而言。這些大會社，不僅互相聯係，還與其他有關會社互相關聯。例如：在“滿洲重工業會社”之下，有“鞍山鋼鐵會社”“本溪製鐵會社”等。由這九個會社生產出來的鋼鐵，除了大部分運往日寇國內進行加工，製造殺人武器和鋼軌供應“滿鐵會社”修築鐵路使用，還將一部分在當地加工交由“滿洲電線會社”，製造電訊器材。這個“滿洲電線會社”就是屬於“重工業會社”的子會社。又例如：各種工業會社關於原料和食糧等，是和“農產公社”有著密切聯係的。“農產公社”供給各會社以食糧和工業原料。
在各會社成立後，偽滿政府就以行政命令來完成這些會社直接和間接掠奪東北地上和地下的資源。例如：特許“重工業會社”霸占臨江地區大栗子溝等地以開采鐵礦，特許“炭礦會社”霸占密山地區雞西以開采煤礦等。偽滿政府還特許一些會社占有原料產地，例如把遼陽、海城等地的農田，規定為產棉區，劃歸“棉花會社”控製，不準該地區農民種植其他農作物。在這些地方生產出來的棉花，全部歸會社壟斷。因此，它可以在收購棉花時，任意評等壓價，使棉農遭受極大的損失。不僅如此，由於生產出來的棉花必須盡數交給“棉花會社”，棉農就是做自己穿的棉衣，也不準用自己生產出來的棉花。結果，棉農到冬天沒有棉衣穿，還得挨冷受凍。並且由於植棉區不準種植其他農作物，所有棉農的食糧，須由產糧地區運來配給。等到糧食運來後，價格很高，數量不足，棉農賣棉花的錢，買不來足夠的食糧，一年辛苦到頭還得忍饑挨餓。不但“棉花會社”是這樣，就是其他會社，如“製糖會社”對於種植糖蘿卜地區的措施，也和產棉地區一樣，農民缺乏食糧，經常挨餓。在這時，如果農民私自買賣，就被認為是違反了“糧穀統製法”，就要被當作“經濟犯”受到嚴罰。
從以上可以看出，由我裁可公布實施的統製經濟的各種法令，完全是為了給日本帝國主義的經濟掠奪服務的。日本帝國主義在一九三七年以前，對於東北的經濟主要是實行產業的強搶，所采取的手段，首先是使用軍事占領，占領各地方的廠礦和各大企業。其次是使用偽滿政府公布的各種法令，其中如“會社法”“會社登記法”“礦業登記法”等，來成立各種會社，就利用這些會社來掠奪物質資源，到一九三七年以後，日本帝國主義更進一步對東北地區全麵實行了經濟統製政策，以偽滿政府公布實行的所謂“重要產業統製法”“礦業統製法”“糧穀統製法”以及“動員法”等，來進行掠奪，以供應日寇的侵略戰爭。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偽滿政府實行所謂“第一個產業開發五年計劃”的同時，日本帝國主義就在我祖國大陸上發動了“七七”事變。這很明顯地暴露出，日本帝國主義是以東北地區作為它侵犯中國大陸的軍事基地。而偽滿政權，則是以東北的人力、物力、財力供應日本帝國主義進行侵略。
更從各大會社的投資來看，在偽滿政府方麵，許多是以現物出資。這個現物，也就是把東北的礦山、農產、森林等資源和勞動人民的勞動力，供給日本帝國主義壟斷資本去經營管理和奴役。而在日本帝國主義壟斷資本，則是把東北地區作為軍事生產的投資場所，來榨取高額利潤。這就足以說明，在偽滿成立的各特殊會社和一般會社完全是掠奪東北資源的強盜組織。
更嚴重的是，這些特殊會社的資金，在日寇方麵出資的股份，不管會社的賠賺，必須由偽滿政府保證每年給予八厘的股息。這就是說，如果會社營業虧損時，必須由偽滿政府的“國庫”補償，並且還得支付股息八厘；如果會社賺錢有了利潤，除一部分留作積立金（公積金）以外，其餘則按股均分。也就是，股息的最小限度規定為八厘，而最大限度是沒有規定的限製。例如：“滿洲采金會社”，自從成立以後，年年虧損，在一九四二年結算時，共虧損偽幣五千餘萬元之多，完全由偽滿政府一九四三年度支出預算中的準備金項下支出了。對於該會社的股份，仍然按照股票記載的金額，股息完全做了支付。這種虧損和股息的支付，完全是由偽滿政府用征稅的方法來做彌補。其結果，這個重擔，是完全落在東北人民的身上。
（2）關於消費方麵的統製
消費統製也和統製生產一樣，在一九三九年，由我裁可公布了設立“滿洲生活必需品會社法”，根據這個法令成立了“滿洲生活必需品會社”（以下簡稱生必會社）。這個會社，主要是統製人民的消費品，特別是對於食品和日常生活必需的物質，全麵地加以統製。“生必會社”是和其他許多生產會社密切聯係著的。例如“滿洲罐頭會社”“水產會社”“畜產會社”“糖果會社”等，所有這些生產出來的產品，都是交由“生必會社”來分配給各地組合和販賣商零星出售。“生必會社”還統製著各地方各種各樣的組合，例如“餜子組合”“水果組合”“菜蔬組合”“肉類組合”“海產組合”“鮮魚組合”等，甚至買賣零星雞蛋的也成立了組合，歸它統製。在一九四○年，在偽滿的大都市裏，都有六七十種組合。所有這些組合，主要是以農村的農民和城市居民作為剝削對象。產品的收購價格和出售價格，是由各地“生必會社”支店和各該地組合臨時規定。在收購產品時，利用“隻此一家別無分號”的手段，來壟斷壓價。在當時，農民雖然不願把產品出賣給組合，可是又沒有另外銷售的出路。如果私自買賣，就成為“經濟犯”，不但產品被沒收，還得坐牢和挨罰。可是在各組合出售商品時，卻任意抬高價格，因此在消費者方麵，不僅要出高價才能買到所需要的東西，而且還必須搶購，特別是鮮貨之類，不然，就會在一轉眼的工夫漲價。
不僅如此，“生必會社”和各組合，在收購農產品時，還采用了不等價交換辦法，實行雙層的剝削。例如，種植果樹的農民，許多是缺乏食糧的，而“水果組合”，則利用低價收購產品，用高價配給食糧，在這個交換過程中，農民就遭到雙層的損失。
還有，“水果組合”在各地代理“生必會社”收購產品，不但是壓等、壓秤、壓價，而且還對農民百般地刁難。例如“水果組合”叫農民把水果送到火車站去，等待“生必會社”去人驗收，而“生必會社”卻不按時前往，在這個時間，如果水果遭受損失，仍然要歸農民來負擔。
這樣一來，所有種植果樹的農民，在一年中辛勤勞苦所得的果實，不但不能糊口，而且還要欠債，結果是一年不如一年。因而經營果樹園的農民，有的把果樹砍掉改種別的作物，用以避免和“生必會社”以及組合打交道。可是在改業之後，又要受到另一種組合的統製。總之，在偽政權下，逼得他們走投無路，無法脫離經濟上的掠奪和壓迫，因為那麵經濟掠奪的大網，已成為一麵無所不罩的吸血羅網了！
（3）關於農產物的掠奪
偽滿政府對於農產物的統製，是極其殘酷並且是逐步加強的。在一九三七年以前，對於農民生產出來的糧穀，是由“糧棧”“大興公司”（是偽興業銀行的附屬營業）和日寇“國際運輸會社”，組成一個糧穀“共同販賣”網，主要是在黑龍江、吉林的糧穀交易市場上，以廉價收購農民的大部分農產物，去做出口貿易，而把一部分運到城市，以高價出售給居民。就是他們以廉價收買而以貴價出售，把農民一年間的血汗勞動果實攫為己有，這個“共同販賣”等到偽滿政府成立了“農事合作社”之後，才取消。到一九三八年，因為日寇國內實行了“物資動員計劃”，要求偽滿政府擔當供應日寇國內糧食的任務，就由偽興農部製定出由我裁可公布的所謂“糧穀統製法”，同時，成立了所謂“糧穀會社”。這個會社主要是嚴格地統製食糧和雜穀。不久以後，又公布了“特產物專管法”，同時成立了“特產物專管會社”。這個會社，主要是嚴格地統製“大豆三品”（即大豆、豆餅、豆油）以及其他油料作物。到一九四〇年，又由我裁可公布了“興農合作社法”，在偽滿各地成立了“興農合作社”。把原來的“農事合作社”也都改為“興農合作社”了。
以上這些組織，對於東北各地農村的糧穀實行了全麵的統製。在一九三九年，偽滿政府計劃征收糧穀的數量為五百萬噸，由於征購的價格過低，隻征收到約三百萬噸，未能達到預期的掠奪數量。到一九四〇年，就加緊了糧穀的統製，由偽滿政府命令各省調查農產物的產量，並按照日寇的“物動計劃”由偽滿國務院總務廳企劃處，做出所謂“出荷量”（即征收數量），向農民強製征收。同年計劃的征收量為六百萬噸，當即命令各省分攤這六百萬噸糧穀征收量。到一九四一年七月，帝國主義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一開始，日本帝國主義也就進入了“戰時體製”，更要求偽滿政府加強食糧和工業原料的統製。這時，偽滿政府製定公布了“農產公社法”，根據這個法令把“糧穀會社”“特產物專管會社”“麵粉管理會社”合並為“農產公社”，加入日本帝國主義壟斷資本，作為統製全東北農產物的一個特殊組織。這個“農產公社”，不僅是收購農產物的一個壟斷組織，而且是農產物輸出的一個壟斷組織。
由於這種糧穀征收數量的分攤，在現地征收中，就出現了一個極不均衡的狀態。對於官僚、豪紳、地主階級，不但未使他們感到什麽困難，而且還因此得到了所謂“出荷獎勵”的棉布和生活必需品等的配給。而在大多數貧雇農中，不僅食糧都被征收出去，而且有的為“出荷”出賣了土地，或欠了債，遭受到毀家破產、妻離子散的災禍。
這種糧穀統製政策，是年年加緊的。所謂“出荷量”的年年增加，就是這種罪惡政策的實際表現。到一九四四年就達到了七百多萬噸。這些征收來的糧穀除了每年必須供給日寇關東軍七十萬噸，每年約把征收量的半數運往日寇國內。這就使東北人民食糧感到缺乏，供不應求。因此，在偽滿政府公布禁止糧穀運出縣境和個人攜帶不準超過三斤的命令下，人民為了要活下去，就出現了私運、私買、私賣的現象，結果是成為“經濟犯”，被逼得家破人亡。根據偽警務總局發表的數字，在一九三九年，所謂違反經濟統製的案件即有九千四百餘件，人數達一萬人。到一九四〇年，這種案件更增加到二萬五千餘件，人數增加到三萬人以上。這還是“農產公社”“產業統製法”未公布前的數字。以後，由於“農產公社”“產業統製法”的公布，案件的增加更是直線上升，人民的生活就越發陷入於悲慘的深淵裏麵了！
（4）關於“配給製度”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太平洋侵略戰爭。偽滿政府為了供應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略物資，在一九四二年，又開始實行了所謂“第二個產業開發五年計劃”，更進一步掠奪東北的物資財富，來擴大它的軍事生產。同時，為了加強經濟統製，由偽經濟部製定出所謂“產業統製法”，由我裁可公布了。根據這個掠奪性的法令把一九三七年公布實施的“重要產業統製法”中所統製的二十一種產業，擴大到八十一種，幾乎將所有的生產和消費全部投用在統製的範圍以內。這時，在各城市裏和農村中，關於日常生活必需的物資，普遍是極度缺乏。於是，偽政府又加緊了物資的配給製度。在開始實行配給製的時候，對於糧食的配給數量，規定成年人每人每月為二十公斤，未成年人酌減。實際在各城市都未按照這個數量實行。到一九四二年以後，配給的數量年年縮減。例如，長春市的配給數量，在偽滿當時，尚是比較最多的地方，每人每月隻能領到糧食十九公斤，最後縮減到十四公斤。沈陽市在一開始就規定為十七公斤，最後縮減到十一公斤。
不僅配給量不斷地縮減，而且都是粗糧，由粗糧變為橡子麵。可是日本人的配給數量則是始終不變，有時還增加品種和數量，並且都是細糧。
（5）關於金融財政的統製
從一九三七年起，偽滿政府為了供應日寇軍需物資，實行了“第一個產業開發五年計劃”，對於各大會社投入了巨額資金。這些資金，主要是由偽滿歲出預算開支的，因而在同年，偽政府的年度預算就有了很大的增加。例如，在一九三六年偽政府的預算僅為偽幣二億七千萬元，到一九三七年就增到六億餘元，約增加了一倍以上。偽政府的歲入預算來源，主要是依靠橫征暴斂和濫發偽紙幣。在一九三七年，由偽經濟部修改了“征稅法”，由我裁可公布實行後，即進行了增加捐稅的暴舉，在舊有的“征稅法”中，增添了許多新的稅目和提高了稅率。例如，新添了印花稅和營業稅等稅目，提高煙酒稅等稅率，並提高食鹽的專賣價格，同時還擴大加強了專賣製度。
就是這樣，預算仍不敷開支，每年不斷發生赤字。為了填補這些預算赤字，在一九三七年，由偽中央銀行濫發了約五億元以上的偽紙幣。從此以後，偽政府的預算年年增加，稅收也年年加征，偽中央銀行發行的偽紙幣也是年年增加。僅從偽中央銀行發行的偽幣額數來看，到一九四一年，就達到偽幣十六億元以上，到一九四三年偽幣發行到三十五億元，到一九四四年偽幣發行到六十億元以上。隨著增加捐稅而來的，是加重了人民的負擔，生活日益陷入窮困。尤其是濫發偽紙幣，致造成通貨膨脹，更引起物價不斷上漲，使窮苦的勞動人民生活愈加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