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赤塔市郊的莫洛闊夫卡
我由通遼飛到蘇聯的赤塔以後，天氣差不多就要黑了。從東北起程時，所穿的衣服，當快到赤塔的時候，便覺得單薄起來，越往北飛就越覺得寒氣加重。這時蘇聯軍官便把皮外套借給我穿在身上，這才使我漸漸覺得有了一些暖意。當這架飛機飛到了赤塔機場之後，便在機場附近停留了兩三個小時，然後就坐上了給我們特意準備好了的小汽車，於是兩個人一輛車從赤塔市出發，這條小汽車的長蛇陣便馳向愈走愈荒涼的原野。這時，在我們這一行人之中，便有一位不大沉得住氣的人，半認真半開玩笑地說：
“是不是要把我們拉到無人之處去槍斃？”
固然這句話引起了車中同伴的笑聲，但是在這種比較沉得住氣的笑聲中，也是含有幾分不甚摸底的成分在其中的。等到這些汽車在黑暗中穿過了樹林，爬過了小山坡，駛過了平坦的汽車路，鑽過了曲曲折折的羊腸小道，渡過了木船擺渡之後，忽然一輛輛汽車，便一個挨著一個地停了下來。這時，忽然聽到一聲很清晰地道的中國話：
“想要解手的，可以下車在這兒小便！”
我不覺大吃一驚，不由得心中又忐忑不安起來，想道：
“莫非是蔣介石派人來接我的？這可要糟！”
後來才知道這隻是一場虛驚，原來那位說中國話的人姓李，是個蘇聯籍的中國人。軍隊中的階級是個中尉。這個人一直在赤塔照顧我們多少天，等到由莫斯科派來的專門負責人渥羅闊夫中校到來以後，他才離開我們。
解完手之後，又上了汽車，又繼續走了很長的時間，才開進了一個山環，從這裏又走了一段比較寬闊的路，才開到一幢明燈輝耀的樓房前停住。
這時我們這一行人中，又有人小聲地說：
“這是一家飯店啊！”
進了這所樓房之後，便有一位四十多歲身穿洋服的蘇聯人和不少身著軍裝的人在等著我們，我就想，這穿西裝的大概是這家飯店的大掌櫃。
這位大掌櫃便莊嚴地向我們宣布說：
“蘇聯政府命令：從現在起對你們進行拘留！”
然後又和和氣氣地告訴我們說，可以安心在這裏住，並指著桌上的一個盛有滿滿清水的玻璃瓶子說：
“這是這裏有名的礦泉，喝了可以增進人的身體健康。”說著就倒了一杯，一揚脖子喝了，並勸我也嚐嚐。我喝了一口，覺得它的味道和蘇打水差不多。乍喝有些不大受用，後來簡直愛喝得不得了。在這所風景幽美的莫洛闊夫卡療養所內，有兩種有名的礦泉，一個就是這個含有蘇打成分的，對於胃病很有益，另一個則是含有鐵質成分在內，說是常喝可以使身體健康。
經過了這位飯店掌櫃——赤塔市衛戍司令官少將某簡單對攜帶物品檢查後，便在深夜大約兩點鍾的時候，給我們準備了一頓極其豐美的俄國飯。我們是正在跋涉了好幾小時的夜路之後，正在饑腸轆轆的時候，忽然吃到了這樣美味，每一個人都像是把剛才的緊張不安以及疲乏等忘了個一幹二淨似的，而有說有笑地狼吞虎咽地吃起來。
吃完了這頓夜宵之後，便一個個地被分別領到預先準備好了的房間之中，立即躺到那平軟舒適的鐵**，鑽入到輕暖潔淨的俄國長毛毯子之中，入了夢鄉。
第二天差不多到了九點鍾以後，我們才一個個地睜開了眼睛。吃完早飯之後，又洗了一個痛快的淋浴，並換上了所內準備的新內衣，從這天起便開始了有規律的“療養生活”。
按照蘇聯當地的習慣，早晨十點多鍾吃早飯，下午一兩點鍾吃午飯，還有一頓午茶（牛油麵包等），到了八九點鍾還有一頓晚飯。
我們到了赤塔的第二天，因為在我們頭腦之中，是有一個“一天三頓飯”的影子，所以在吃完了那頓茶點之後，便認為一天的三餐已畢，所以到了八九點鍾的時候，就有不少人，脫衣上床睡下了。等到開晚飯的時候，那些照顧我們的蘇聯姑娘，便來叫我們吃飯，有不少人因為已經躺到**，甚至也有的已開始做著好夢，所以就紛紛說“我們不吃了”，當然這些姑娘很覺得奇怪並掃興的了。第二天李中尉聽到了此事，便笑著對我們說：
“我昨天忘了對你們講，我們蘇聯是照例每天吃三頓飯的，你們因為不知道這種習慣，所以昨天晚上你們很多人都沒有吃晚飯……”
有的人便搶著插嘴問道：
“我們昨天不是已經都吃了三頓飯的嗎？加上晚上那一頓，不就是第四頓了嗎？”
李中尉越發笑了起來說：
“不是的，你們所說的那個第三頓那不是晚飯，是一頓在午飯和晚飯之間的吃茶……”
又有人在搶著說：
“我們不知道那是吃茶，所以就大吃了一頓麵包牛油，到了真正吃晚飯的時候，簡直是飽得吃不下去了。”
自從經過這次“老趕失敗”之後，才習慣了吃茶的事情。
在這兩個多月的莫洛闊夫卡的生活中，蘇聯當局真是對於我們這一幫人，給予了極溫暖的人道主義寬大待遇。先就精神食糧方麵來說，不但是急急忙忙就給我們安上了廣播收聽器，有時，還有蘇聯軍官把廣播中的事情消息擇要地譯給我們聽。此外，還經常給我們報紙和介紹蘇聯事情的小冊子看。在衣、食、住方麵，盡管蘇聯正當艱苦的衛國戰爭初告勝利，對日寇的正義戰爭甫告結束，人民一般的物質生活，還未脫離戰爭狀態的時候，卻對我們做了極其豐裕的待遇。不僅衣食住方麵如此，就是在醫療衛生方麵，也都是做了十二分的關懷，有醫生護士，經常和我們住在一個角落內，甚至連牙醫、專門治痔疾的大夫等，也都特意從遠處接到這裏來給我們醫治。洗澡理發等等方麵，真是專人專職地分別被派到這裏來。日用品以至紙煙等，更都是從來就沒有缺乏過一次。可是我呢？卻是在這種仁至義盡照顧下，仍舊麵從心違地懷著不可告人的鬼胎，做著專門替自己一身做打算的卑鄙事情。例如，我曾屢次上書於斯大林元帥，求允許我留住蘇聯，不願意回國；還在每次寫有關自己罪行材料時，不但經常避重就輕，並且一貫地抱定了推搪遮蓋的不老實態度，企圖用這種自欺欺人的辦法蒙混過關。
就拿我請求留住蘇聯這件事來說，難道我在那個時候，就已經對蘇聯有了相當正確認識，致願意永留蘇聯，而對於社會主義國家，貢獻出自己的一些力量？難道我在那個時候，就認識到反動國民黨的反動罪惡，而不願意回到它的勢力下麵來？難道是真個地不願意重回生身祖國的懷抱，而偏偏願意永住在在一個當時來說一無認識二無情感的蘇聯國土內？
當然不是的。我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書，厚著臉皮死乞白賴地去做苦苦哀求，簡單一句話，就是害怕回到祖國之後，會被治以叛國的重罪。所以既根本不是對於蘇聯在當時就有了什麽憧憬，尤其不是對於國民黨的反動有什麽在政治上的正確認識，更不是甘心情願永離祖國而葬身於外國土地之上。而隻是為了自己的這塊臭皮囊——這個無可原宥的萬惡大罪身子，才這樣違反恒情去做這樣請求的。乍一看似乎奇怪，為什麽願意留住蘇聯呢？其實是說破不值半文錢的事情。從這裏也可以看出封建統治者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不論怎樣違背本心的事情都能夠像是變幻術似的在人們麵前幹出來。除了當漢奸出賣自己可愛的祖國以外，還寧願在平素毫無認識甚至是一貫抱有階級反感的蘇聯內了此一生，不充分說明了我這是為了自己利益的私心嗎？另外，由於我那根深蒂固的剝削、寄生反動思想的嚴重存在，所以我對美、英資本主義的腐朽寄生驕奢**逸生活方式，總是有些留戀，所以在我當時的心中就曾這樣想過：
“如果能夠被允許留住蘇聯，首先我的這條命是可以平安保住的；還說不定有可能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內去住的哩。”這就是我要求留住蘇聯的終極目的。
總之在那個時候，一言一笑，一舉一動，無一不是從為了自己不顧其他的一點自私自利觀點而來。當反動統治者失敗的時候，在外形上是看不出他的本性來的，即使是怎樣奇怪不可思議的舉動，他都會怡然地做得出來。不是在馬列主義科學分析眼光下，是不會也不可能洞燭其隱而把他的反動階級本質暴露出來的。我真是由於學習改造才真正認識了什麽是反動階級本質，才真正認識了我自己。
固然是由於我的反動階級本質，為了怕死而願意留住在蘇聯，而那幫偽大臣呢？他們也同樣由於他們的反動階級本質，認為他們的罪惡比較小，或者不至於回到國內受到最嚴厲的法律製裁，所以又產生了另一種看法來。那就是他們認為回國以後，不但不會有性命之憂，甚至還可以借著他們自己認為的“聲望地位”，說不定還可以鑽著“國共矛盾”的空子，能夠撈一把也未可知，於是張景惠、臧式毅、熙洽三人便代表著這幫偽大臣全體的意見，要求我向蘇聯當局替他們說說情，快些把他們放回去。不但我對於渥羅闊夫中校曾先後兩次把他們的意見反映過，就是他們自身也曾在臨離赤塔之前，於赤塔市衛戍司令官的晚餐招待會上，紛紛表示了願意早得釋放回國的心情。當然是蘇聯當局對於自我以次的這幫漢奸的利害不同而願望各異的意見，認為是一丘之貉般同樣肮髒的東西。既是我的請求永住在蘇聯是個不屑作答的齷齪事，當然對於他們的“別具慧心”的請求回國，也同樣是得不到人家理睬的。
這就是這幫漢奸由於自己的利害不同，而產生出來的不同意見。盡管反動本質——為了自己不顧其他的階級本性，是同出一源的貨色，可是在實際表現上則發生了兩個絕對相對的願望與要求，我認為這件事實中，也可以證明我在上麵所說的話：
當反動統治者失敗了的時候，在外形上是見不出他的本性來的。
那位渥羅闊夫中校，平日對於我們，當然是在階級感情方麵，把是非愛憎的界限，劃分得清清楚楚。例如，對於日本法西斯強盜，對於這幫偽滿的漢奸傀儡，即在他言談中，也能充分看出了這一點來。但是在對於我個人和這幫偽大臣則是極鮮明地表現出對事不對人的人道主義的溫暖情誼。例如，替我們準備各人的房間，布置家具，供給我們娛樂用的蘇聯棋、蘇聯牌以及鋼琴之類，還經常拿來各種的酒菜罐頭、糖果等物特別地招待我，還有時帶著我們到附近的高峰叢林中去散步，等等。真像是待客那樣地招待我們，使我在這段時期中，沒有感到過什麽不舒服不愉快的地方。特別是他那種豪邁誠懇公平無私的態度、作風，自然使我會對於他生出一種信賴的心情。
二、紅河子
到了十月初，赤塔早就變成了冰天雪地的世界。但是自從我們到了赤塔第二天的各個房間內，便都在早晚燒起了俄國式的火牆，一直在過著室暖如春的生活。到了十月底，渥羅闊夫中校就對我們宣布說：將要把你們送到離中國近的地方伯力地區去。於是我們這一行人，便又坐上了蘇聯當局特給準備的特別軟席帶各個單間的列車，攜帶著極其豐富的旅途食品，前往伯力。渥羅闊夫中校還親自送我們一直到了伯力市郊避暑別莊地帶的紅河子，把我們交到當地負責人員手中，才殷勤地和我們一一握手告別，我和我的侄子們，都情不自禁地和他做了擁抱。
在這個紅河子我們所住的房舍，是一所背臨烏蘇裏江江汊子的避暑風景地區。從我們所住的樓上，就可以在夏天遠眺那在浩**煙波之間，參差縱橫張開綠蔭遮蓋的群柳，以及翱翔在沙洲之畔往來於金波碧浪之中的釣艇和渡船。還時常可以聽到悅耳的黃鸝和蘇聯青年男女的手風琴和歌聲的抑揚合唱。每當明月當空，暮江如練的時候，還可以使人在那江風徐來的樓欄旁，去領略一下飽含詩意的境界。就是到了嚴冬的時候，也經常在那皚皚無垠、一望坦平的冰雪上去散步。我雖然不會滑冰，但也可以踏著積雪的地方緩步遊覽。這種生活，不但我在北京時，未曾遇到過，就是在天津以及長春時也是從未領略過的。特別是在夏天時，到江中去洗澡的快味，更是我平生未曾嚐到的一個難忘的回憶！
在當時我也曾自己懷疑過：
這就是拘押生活嗎？這就是蘇聯對於我的拘留嗎？
在這裏負責管理我們一切事務的是一位青年的少校，名叫節尼索夫。他雖然因為兼任著伯力市內第四十五特別收容所——專門收容日偽A級戰犯的一個收容所所長，不能經常住在紅河子，但也時常到這裏來看望我們。特別是到了蘇聯的十月革命節或是新年的時候，還有時從市內帶來酒糖果和種種的飯菜招待我們。日常對於我們的待遇，也是和在赤塔時差不多，後來還有一名中國人給我們做菜飯哩！
不過是，在這裏擔任屋中院內清潔整理和一切日常生活雜項工作的，已不是蘇聯的姑娘，而是十名內外的偽滿俘虜——大多數為偽滿兵士和偽警察等，所以在這裏的生活環境，日常空氣，便不能像在赤塔時那樣的寧謐平靜了。例如，有的俘虜則對蘇聯當局有不平不滿；有的甚至和蘇聯士兵動手打架；有的則企圖奪船脫逃；也有的則居然在江邊和蔣介石派來的代表——據說是一個姓董的中將，是為了交涉引渡我們而赴蘇聯的——私通了聲氣，致被蘇聯當局查知，因而對他們分別做了訊問和調動；還有的則裝出“跳大神”的樣子，來迷惑那些專門盼望回家的人……真是奇形怪狀，筆難盡述。
在這裏，不但有蘇聯的報紙經常可以看到，並且還有中文的“實話報”經常拿來給我看。此外，蘇聯當局還時常地把日帝關東軍俘虜在蘇聯所刊行的日文報紙送給我們看。因此，我對於國際國內的重要事項能隨時知道。
不過是在當時，盡管有這樣的人道主義溫暖好環境，然而我對於祖國正在進行著的人民解放戰爭，卻是一向漠不關心。因為在當時，我對於共產黨和蔣記反動國民黨同樣都是沒有什麽認識，當時使我最關心的問題，隻是自己前途一點而已。我曾認為無論是共產黨或是反動國民黨誰戰勝了誰，反正對我都是沒有什麽好處，隻要我一回到祖國，不問可知，都是對於我絕對不利的。由此而得出結論是：
“唯有留住蘇聯，才是我唯一平安的道路。”
這種隻顧自己不計其他的想法，簡單一句話，就是，從我那封建統治階級的反動本質而來，一切一切都是為了自己一身，至於祖國的前途如何，祖國人民命運如何，在我當時眼中看來，都是漠然不足以關心的東西。
還有在蘇聯的這段相當長的時期中，蘇聯當局也是本著啟發我挽救我的人道主義精神，總想由漸而入地使我以次的這一幫大大小小寄生蟲中比較年輕些的分子，能夠從事於自己生活環境內的輕微勞動，如刷飾屋宇，除草栽花之類的工作——當然這根本算不了什麽勞動，不過是在我這寄生蟲成習的眼中看來，那些不足稱為勞動的勞動簡直是一種“苦役”了——因此，我們之中的一些人，就在這種由淺入深的善誘善導下，逐漸地改變了一些一貫輕視勞動避忌勞動的舊思想觀念，而漸漸地幹起收容所小農場的耕種收獲工作來了。可是我呢？雖然也同樣受到了這樣溫暖耐心的啟發，但仍是由於自己的那種根深蒂固的茶來張手、飯來張口的舊習性，仍然是輕視著勞動和過著酷使自己帶去的侄子和用人的奉尊處優不勞而食的生活。總之，我在那個時候，成套的反動階級思想意識和紮根極深的“人上人”習慣，還是完全在支配著我的日常語言行動。所以，像是請求留在蘇聯，而不願回到自己的祖國，以及隨時隨地竭力替自己的罪行打掩護，並種種數不過來的欺人自欺的心勞日拙行為，等等，就整個概括了我在蘇聯那幾年的生活全部過程。
在這段時期內，我還把攜往蘇聯的一些民脂民膏——由偽滿帶去的封建統治者的賊贓，珠玉寶石之類，獻給蘇聯。但是這一“捐獻”的動機是不純的，是要想借此買好，達到投機取巧的目的，而把其中好一部分的東西悄悄藏到皮匣箱底，以備日後在蘇生活之需。但對於在箱底藏納不下的東西——許多珍珠，窮於處置，於是就在我弟弟的“深謀遠慮”建議下，把這些無法藏匿的餘贓珠子使我侄子投入火牆爐中燒毀掉。像是這種獻納動機不純和毀壞人民財產的罪惡行為，以及隱匿餘贓的欺騙行動，從今日回想起來，不僅覺得臉上發熱，而且是又一次加重了罪行。
此外，我在當時，還曾費了不少日子，每天從紅河子到伯力市內蘇聯的內務局去，暴露了不少日寇在偽滿十幾年來的重大罪行。固然在當時，對於自己應負的罪責做了不少的推諉逃避，但總的說來，那些日子的揭發和暴露，也是曾給我後來到日本在東京國際軍事法庭做證——為和日本法西斯戰犯首魁的當麵對質提供了條件並開辟了道路的。因此，我認為對我說來，確是一種值得感到痛快的事情。
在紅河子住了約九個月之後，就移到伯力市內的第四十五收容所去了。
三、伯力市內的第四十五收容所
到了伯力市內的第四十五收容所以後，雖然在那裏收容著有日本侵略軍少將以上的法西斯戰犯（日寇最後一任的關東軍司令官山田乙三、參謀長秦彥三郎等都在內）和偽滿的那批偽大臣等將及二百餘名之多，但是在一起初，仍是讓我和我的弟弟妹夫侄子等，另住在樓下的一角內，不和他們混在一起，我就是在院中散步時，也是在另一角落內，過著別有天地的生活。就連我每日三餐也是從不到大飯廳去吃，而是由我侄子等給我端到我所住的房間裏來獨自享用。因此，在關起我住的房門後，在我的那間居室中仍是由我說了算，我仍然是過著與眾不同的生活。
而後，收容所當局更指名我弟弟溥傑和我五妹夫萬嘉熙二人，輪流給我們這批人講一些蘇聯的布爾什維克黨曆史簡明教程和列寧主義問題等的文件。在那個時候，講的人隻是照本宣讀，口是心非地在講；這些聽講的人差不多也都是身在而心不在地聽著。雖然這樣地學習了有一年以上，但是我們卻並沒有得到什麽新的認識和收獲。
我在當時的每日生活概況是：除了三餐之外，時常靜靜地念念佛，或是悠然地在院中散散步，有時也有蘇聯軍官等人來到我居室內和我閑談，後來我也學了最簡單的蘇聯語，有時候，所方當局還特讓張景惠的兒子張紹紀把蘇聯的有名小說等講給我聽。
而那些偽大臣呢，差不多也是在每日三餐之後，不是在院中散步，就是在走廊上擺好桌椅打牌和下棋，甚至還有的在房間內大開其寶局，用紙煙當作賭注來賭。
固然日寇的那些俘虜軍官，都是另外住在樓上，但是在院中散步時，則是和這些偽大臣混在一起。所以在庭院中，經常可以聽到我國的西皮二簧，乃至昆曲和日本的歌聲混合在一起，成為一種莫可名狀的騷音；同時也可以看到我國的太極拳、八段錦之類和日本的體操或西式健康法的氣功運動，等等。匯合成為一種千奇百怪的人身動態。真是使人大有歎為觀止矣之感。
可是，蘇聯當局對待這批日偽的反動分子，卻是始終一貫極其人道的而且溫暖的。在這段時期中，我們不獨經常有俄文報紙可看，後來還特意給我們訂了旅大蘇聯軍發行的中文報紙——“實話報”。每月還給我們多次電影看，廣播也是差不多每天都能收聽得到，後來還曾組織我們逛公園，看足球運動，或是到附近江邊洗澡。後來還領我到市內電影院看過電影，也到市內劇場聽過音樂和歌唱，還參觀過市內的兒童文化宮。那些偽大臣當然也不例外，有的曾參觀了博物館，有的參觀了七年級的學校，甚至還有的去看了馬戲雜技等。
蘇聯當局每月還發給我和偽大臣們三十盧布，為的是讓我們可以隨便購買一些日用的東西，如鉛筆、針線、維生素、各種食品等之類，每月差不多還把市內的雜貨售賣員叫到收容所內，專門給我們開一個臨時的販賣所。糖果、罐頭、牛油、麵包、香腸、酒類，甚至連冰激淩等真是應有盡有，隨心所欲，購買方便。總之蘇聯當局對於我們這幫人的待遇，真可以說是至矣盡矣無微不至的了。
盡管如此，可是在我臨回國之前不久，我還欺騙了蘇聯當局，例如，我曾和我的侄子們商議，把私藏在手未做捐獻的一些珠寶首飾，為了銷贓起見，竟命我侄子把它塞到暖氣筒裏邊，不料在修理暖氣筒時發見了這些東西，蘇聯當局就把它拿出逼問我們這批人，是誰藏的。問到我的時候，我又把死不承認的窮餘之策使了出來，給它來一個矢口否認。不過是，在那金銀首飾上還打有北京某某首飾店的店號呢，雖然蘇聯當局也明明知道是怎樣一回事，但也未予深究而以不問了之。後來我還使我的用人，把幾件首飾扔到房上煙筒內，才算是把那些餘贓消滅掉。
這些都說明什麽？
一來可以說明我那冥頑不知恩的本質，還可以說明我那怙惡不悛抵賴到底的反動階級本能，同時還可以看出蘇聯當局對於我的人道主義待遇。我思前想後，越發認識到自己過去的卑鄙可恥麵目，在相形之下更感到蘇聯對我優厚待遇的恩情。如果是蘇聯不逮捕了我，我一定會被日本帝國主義殘餘分子給架到匪巢——東京去，不用問，結果是非得落到蔣介石之手不可。漢奸陳公博、周佛海等人的結果，當然也就是我在當時的下場。當然像我這樣賣國投敵的罪魁，是死不足惜並且也是死也不足蔽其辜的。不過是拿我這段人生說起來，再和當前事實兩下加以比較對照，那麽，我當然不願意和漢奸陳公博等同走那條把漢奸皮帶到棺材裏去的毀滅之途，而是深自慶幸能夠趕上了新中國的曆史上從來所無的千載難遇的好時代，深自慶幸遇到了共產黨和毛主席。不然像我這樣早就應該不複存在的人類曆史上的腐臭垃圾物還能活得到今天——活得到能夠有學習改造而爭取重新做人的今天？
我敢這樣斷定說：
沒有共產黨和毛主席是絕對不會有今日的我。
同時沒有蘇聯的拯救也是絕對遇不到這種唯一無二的重生機緣的。
喝水絕對不能忘掉打井的人，我之被蘇聯逮捕，是我和日本法西斯強盜永斷葛藤的開始。我之在蘇五年是我湔滌罪惡開始新生的起點。
沒有這一開始的起點，我便不會有這樣的今天。我既然感謝祖國人民、共產黨和毛主席，我就得同樣地感謝蘇聯。
共產黨和毛主席既是我的重生父母，那麽，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便是使我能夠重生的慈善“收生婆婆”。所以我對於在蘇聯五年來的生活，是我永遠也忘不了，並且是使我抱有無窮懷戀之情的。
四、在東京國際軍事法庭上我和日寇甲級戰犯的初次“對壘”
我的前半生真是整個地被日本帝國主義者給完全毀掉了。當然，我決不是想把我前半生的全部罪惡都推到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的身上，而是因為我現在既能在祖國人民的無比寬大恩情，共產黨和毛主席改造人類改造社會的溫暖無私陽光下有了這樣的今天，我怎能不痛定思痛地痛恨那自己在十四年中忠實地幫助日寇殘害了東北廣大人民的罪惡，同時也痛恨那幾乎把我一毀到底的日寇！並且還因為現在我既是認清了日本法西斯強盜不獨是中國人民唯一的死敵，也是我前半生中的唯一的大對頭。所以我就越發對於在蘇聯的降魔正義寶劍下，曾經得到了起死回生的機會，並且還能得到在日本東京的國際軍事法庭上，和我前半生的死對頭做了真刀真槍的對壘，不論是在贖罪上，抑或是在發泄自己的私憤上，都是使我感到了既感激又痛快的千載難逢唯一的好機會。
在一九四六年的八月，蘇聯政府答應了日本東京國際軍事法庭的要求，讓我往日本去出席國際軍事法庭，給日寇侵略我東北的戰犯裁判做證。於是伯力地區內務局的一位上校和另外二名蘇聯軍官，一位蘇聯翻譯員便偕同我從伯力市乘飛機出發。
飛到半途中，忽然遇到一陣大雨，我從機艙玻璃窗口往下一看，隻見山峰接連著山峰好像是大興安嶺的模樣，那時因為我不懂蘇聯話，再加上對於蘇聯的政策，尚未能十分信賴，於是我的老毛病——狐疑症便又犯了：
不是要飛往東京嗎？怎麽飛了這半天還看不到海？
特別是在飛機中蘇聯軍官彼此之間的談話，我又聽不懂，隻好是默然坐在一旁，一邊在心裏打著鼓，一邊有意無意地聽著，不料在他們談話之中，我忽然聽到了我僅能聽懂的哈爾濱三個字，於是立即把這僅能聽懂的三個字，又結合到我的疑心病上，因而不由得又在心中暗想道：
“難道這是往哈爾濱飛而不是去日本？……也許是蘇聯當局要把我送交蔣介石之手，怕我害怕，所以才故意說是要讓我赴日本東京去做證……這樣一來，可就糟了，這不等於前往送死嗎……”
就在我這遐思萬裏、疑慮橫生的時候，這架飛機也在空中輕快地飛翔著。
當我這胡思亂想尚未有絲毫頭緒的時候，這架飛機卻毫不猶豫地在一個機場上開始降落下來。
這時候才知道，這裏並不是什麽哈爾濱，而是離海參崴八十裏地的一個地方。
這時我才化憂為喜地下了飛機，進入了當地海空軍人俱樂部的軍官宿舍，一共在這裏住了幾天之後，才開始動身前往海參崴。
從這裏赴海參崴的途中，差不多隨處都能看到優美風景，我們所坐的這輛汽車不是從濱海的山道上迂回盤行，就是從奇岩怪石圖畫般的地方鑽出鑽進。同時，車中的蘇聯軍官等還用手指著一所一所建築規模巨大而寬闊的療養院和美麗堂皇的文化宮等介紹給我。到了海參崴之後，風景就越發優美可愛起來。一幢幢的樓房，都是層次井然地排列在山腳和山腰上，這種風景，真是我平生第一次所看到的。
我所住的地方是個六層樓的大建築物，從那裏走到相當的地方，便可以看到碧綠的海波，有規律地翻騰著，此伏彼起的白沫，好像是從那無邊的綠色中隨時吐出了一團團白雪似的。這時我的種種疑團冰消雲散了。尤其是每當想到我這次到日本東京，正是要和那幫日本法西斯頭號戰犯去做千載難遇的當麵對質的唯一良機，因此，我的這顆心也就和擺在麵前的大自然風景一個樣，覺得真有一種海闊天空的心情。
和我住在一起的，一共有五個人，這裏對於我的招待，也都是異常親切和優厚的。但遺憾的是，在這裏每天早晨都經常有濃厚的朝霧，加之天氣又不好，所以每天隻能在下午到海邊去散散步。我真是每天都眼巴巴地盼望著能夠快些到東京去。可是這個壞天氣仍是一天天地在繼續著，於是就在這焦躁心情之中白白空過去了。一直過了七八天之後，才由海參崴出發又回到來時所住的海空軍人俱樂部住了一夜，次日才到附近的機場搭乘了一架水上飛機，從這裏起飛了。
由中午起飛，到了下午五點鍾左右就飛到了日本橫濱附近的某機場。
當我們這架飛機還沒有降落的時候，立時就有幾架美帝的驅逐機像是蒼蠅一般圍著我們飛翔，不問可知那是來做監視的。當我們下了飛機之後，美帝的警察就來對我們做了不少可厭的盤問，並且對於我們的前後左右照了不少張相片，光是辦這樣所謂“手續”，就花費了很多時間。在機場一個多小時，然後才由蘇聯駐東京使館武官把我們接走。於是我們就住在蘇聯使館附近的一所樓房內，一切待遇都是很好的。過了幾天之後，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內從事工作的蘇聯檢察長和美國檢察長以及蔣記國民黨反動政府的副檢察長曾在我住的地方，關於我當證人的事，對我進行了事務上的訊問，像是我國現在著名的法學家梅汝璈先生，就曾在這個法庭內，擔任了法官的職務。
我一共出庭二十多天，每天都是由上午九點到正午十二點，下午由一點到四點才算完事。
這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訊，是從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開始，直到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才告終結。費時共達兩年半之久，開庭次數共計達八百一十八次，出庭做證和書麵做證的人近一千二百名，審判記錄多達四萬八千四百一十二頁，判決書的頁數也長達一千二百一十三頁之多。我就是專門對於日本法西斯強盜的侵略東北罪行去做證的。
不論是從哪方麵來看，這個國際軍事法庭規模都是遠遠超過了審判納粹德國戰犯的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的，真可以說是有史以來第一次這樣大規模的國際戰犯裁判。固然是在處理戰犯的時候，曾受到美帝國主義別有用心的拖延和包庇等，但是它確是不失為國際法律事業上的一種正義莊嚴大舉動。
參加了這次審判的共有十一個國家，這些國家曾在不同程度上，受過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而直接間接受害的。就是中國、蘇聯、美國、英國、法國、荷蘭、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度和菲律賓。
因為在這個法庭上，按照法庭憲章第九條第三項的規定，所以，每個被告的戰犯都各自有自己選定的美國籍律師，以及日本籍律師替他們進行辯護。
而美國籍的某些律師當中，我認為他們是抱有一種別具深心的工作目的來替日寇戰犯做著辯護的。
我出庭作證時，是把工作分為下列幾個階段：
（1）首先我自己先介紹一遍我的履曆。
（2）然後由法官發問，我做證言，對於日本戰犯的罪行進行控訴。
（3）而後則是日、美籍律師替日本戰犯做辯護；並對於我的證言控訴進行質問。
在當時我對於日本戰犯所做的證言，主要是控訴日本帝國主義戰犯們如何侵略了我東北，如何操縱著偽滿傀儡政權去統治、奴役、鎮壓和掠奪東北人民來進行他們的侵略戰爭，並利用偽“神道”作為思想上的侵略以及我在偽滿當時如何受到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所派的吉岡安直的種種監視和限製，等等，用來證明東條英機以下的日本帝國主義法西斯強盜確是罪大惡極的戰爭犯罪人。
於是美國籍的某些律師便露骨地袒護著日本戰犯而向我做了猛烈的回擊。所以在我做證的後半段時期就成為我和美、日籍律師每天做著猛烈的辯論的時期。我記得有一次，有一個美國籍的律師，曾大發雷霆地對我咆哮道：
“你說日本戰犯犯了罪，可是，你不也是對於中國犯下了大罪的嗎？你將來回國後，也還是要受到中國法庭製裁的！”
當時的檢察長，因為他所說的話，已經超出了問題的範圍以外，並且態度粗暴，遂製止了他的繼續發言。
在日本戰犯方麵，卻拚命地把罪行責任往我身上推個不已，而那些日美籍律師就是曾為此而特別大賣力氣的。
現當我回想起來，最使我感到遺恨的，就是我在當時為什麽不利用這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在東京國際軍事法庭上擒賊先擒王地把頭號大戰犯裕仁的曆史上一貫罪惡，加以盡情地揭發，而舍本逐末地隻以東條英機以下的戰犯，作為揭發的唯一對象。
固然東條英機以下各戰犯，都是血淋淋的大劊子手，但是，在日寇所謂大本營中發號施令操縱全盤的中樞神經是誰？並且窮本溯源，那臭名昭著的“田中義一上奏”一文，是向誰奏上的？而且批準了這一罪惡計劃的又是誰？不都是這個頭號大戰犯裕仁嗎？
使我東北人民受盡十四年淪陷之苦的就是他！使我祖國大陸飽受八年餘鐵蹄**之災，使我全國人民倍遭燒殺**掠無窮禍害的也是他！同樣這個裕仁，也使亞洲各國人民都遭受了侵略戰爭的災難，不但如此，就是日本人民，也飽受戰爭慘禍，無數青年也因為他才當了侵略炮灰，並使日本現在成為美帝戰車上的利用工具！
然而裕仁卻靠著發侵略戰爭財，養肥了自己。他所以能夠成為日本第一的大資本家和封建大地主，都是由於他曆次的侵略戰爭和一貫榨取殖民地人民的血汗而來。我真後悔為什麽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地沒有拿裕仁做主要揭露對象，而僅僅把東條英機以下的戰犯，作為控訴的目標。
固然我在法庭做證以後尚未離開東京時，也曾想起了這件事，而在會見外國記者時，對裕仁的罪惡做了揭發，但由於日美反動派的狼狽為奸，未把我這篇談話在當時報紙上發表。後來我又利用和法國記者會見的機會，也曾做了同上的揭發，至於發表與否，我因又回蘇聯便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