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每一個受過九年義務教育的中國人，基本都能背誦一篇題為《愛蓮說》的短文：
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唐來，世人甚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後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眾矣！
此文僅有119個字，卻成為千年來的傳世經典，跟劉禹錫的《陋室銘》一樣，都是中國文學傳播史上的奇跡。
然而，很多人能對“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脫口而出，但對它的作者是誰卻要好好想一想。
很多人知道它的作者叫周敦頤，卻不知道周敦頤除了寫過《愛蓮說》還幹過什麽。
若生在當代，周敦頤絕對屬於“歌紅了人沒紅”的那種明星。
但周敦頤不是歌星，也不是文學家，他的真實身份是一個開山宗師，他的思想至今潛移默化影響著每一個中國人。
1
周敦頤是道州營道（今湖南道縣）人。他生於1017年，出生時並無任何祥瑞異象。在他出生的年代，北宋已立國逾半個世紀了，亟需重建一套新的思想體係，以應對新的曆史時期。
宋代之前是紛繁變亂的五代十國，那個亂世被宋人描述為人心離散，價值錯亂，道德崩潰。而亂世的出現，除了現實的政治、經濟等因素之外，思想坍塌並失去了維持社會穩定的功能，是更為根本的原因。
宋朝立國後，幾代士人都在尋找維持人心和社會平穩的思想資源。
周敦頤長大後加入了尋找的行列，並最終脫穎而出，成功構建了自己的思想體係。他的思想經過二程（程顥、程頤）和朱熹等人的發揚而成理學，成為此後近千年主導中國人精神生活的主流思想。
但周敦頤的一生並不如意。
他最早顯現出來跟別人不一樣之處，是在14歲那年。他征得父母同意，帶著簡單的生活必需品，以及許多書本，在一個仆人的陪同下，跑到了離家數十裏外的月岩，在孤冷的岩洞中讀書思考。這件事，後來被稱為“月岩悟道”，是周敦頤思想升華的濫觴。
一年後，周敦頤的父親病逝。15歲的少年隻能跟著母親投奔在京城開封做高官的舅舅鄭向。
鄭向很喜歡這個聰慧的外甥，指點他攻讀經史。後來，朝廷給予鄭向一個恩蔭子弟入仕的機會，鄭向沒有推薦自己的兒子，而是推薦了外甥周敦頤。
又五年後，舅舅和母親相繼病逝。
在為母親守喪期間，20歲出頭的周敦頤已經頗有名氣。比他大28歲的範仲淹專程到周敦頤讀書的鶴林寺，跟他交流思想。少年王安石則三次慕名前往拜會周敦頤。
這些人，還有歐陽修、蘇軾、曾鞏等，年齡跨度相差大約半個世紀，都是北宋第一流的人物。麵對時代的根本命題——如何重建一套安穩人心的思想體係，也各自作出了努力。最後卻是官職最為卑微的周敦頤，最好地完成了這項使命。
2
在古代，人們評價一個官員的標準，在於他的德行和作為，而不在於官職大小。因此，周敦頤雖然官職不大，但政聲很響。
他一生為官三十餘載，輾轉湖南、四川、江西、廣東等十來個州縣，留下為官的足跡。不過，跟範仲淹、歐陽修、王安石等官至宰執、有機會推行自身理念的大政治人物相比，周敦頤一生做的都是地方小官。最大的官職，也就是做到廣東的提點刑獄而已。
這可能跟周敦頤不是科舉出身，而是憑借恩蔭入仕有關。
盡管周敦頤在每個地方做官的口碑都極佳，但他的升遷極為困難。1040年，周敦頤服完母喪，被派往洪州分寧縣（今江西修水）任主簿，做一個低級的事務官。一到分寧，年輕的周敦頤就解決了一起陳年舊案，當地人很驚訝，交口稱讚：“老吏不如也。”
很快，他被推薦做南安軍（今江西大餘）司理參軍。有個人犯了罪，但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是個酷吏，想將此人判死。所有人都不敢跟王逵爭辯，隻有周敦頤不怕，依法力爭。
王逵不聽，周敦頤當即決定棄官而去：“這樣的官有什麽可做的！殺人以媚上，我幹不了。”王逵這才領悟到自己的霸道，改正了作風，後來還推薦周敦頤做了郴縣縣令。
在南安，周敦頤有個上司叫程珦。程珦見周敦頤氣貌非凡，一交談，便知此人學問不得了，隨即讓自己的兩個兒子拜其為師。這兩兄弟便是後來的理學大儒程顥、程頤。
周敦頤每到一地，都勤勉為官，從不以官小而懈怠，而且，他為官清廉得驚人。
1054年，他任知州於洪州南昌，日夜操勞，終至大病一場，甚至“假死”過去。好友潘興嗣趕來為他料理後事，看到他整個家“服禦之物，止一敝篋，錢不滿百”，清貧得讓人掉淚。
好在周敦頤昏死了一日一夜後，又奇跡般地蘇醒過來，不然宋代的理學要怎麽發展還是個未知數，而我們也鐵定讀不到《愛蓮說》了。
3
通常認為，《愛蓮說》寫於公元1063年初夏，蓮花盛開之時。當時，47歲的周敦頤在虔州（今江西贛州）任通判。
《愛蓮說》篇幅很短，僅有119個字，寫出了蓮花可愛可敬的七種品質，成為托物言誌的小品名篇，傳誦至今。不過，很多人並不知道，周敦頤在這篇文章中流露了他的糾結，並給出了他糾結之後的答案。
關於古代士人最經典的人生命題——“仕”與“隱”的矛盾衝突，該如何抉擇？
在文章中，周敦頤以牡丹、**和蓮花三種意象，來指代這對矛盾以及它們的中間狀態。
而隻有一個在現實中遭遇磨難，卻又有社會責任感的人，才會如此糾結於自己的選擇。
1057年，在西南山區合州（今重慶合川）做判官的周敦頤迎來了他的長子出生，這一年他已41歲。
第二年，他的妻子病故了。
1059年，後來負責為宋神宗修起居注的蒲宗孟，在合州認識了周敦頤。兩人暢談了三天三夜後，蒲宗孟驚歎：“世間怎會有這般奇才？”
次年，蒲宗孟將自己的妹妹嫁給周敦頤。
1062年，在寫作《愛蓮說》的前一年，周敦頤的次子出生，此時他的長子僅有6歲。
他一生清廉，家無餘財，眼下還要撫養兩個兒子。盡管他十分羨慕陶淵明那種“采菊東籬下”的隱居生活，盡管他對自己卑微的官職並無留戀之情，但他不得不接受現實，與生計問題達成妥協：
久厭塵坌樂靜元，俸微猶乏買山錢。
徘徊真境不能去，且寄雲房一榻眠。
——周敦頤《題酆都觀》
說白了，想過陶淵明式的隱居生活，是需要資本打底的。任何時代，這都是一個極其現實的問題。在唐代，“佛係詩人”王維也曾遭遇類似的困境，他厭倦官場，卻隻能勉強支撐，因為弟、妹等人的生計都需要他操持。周敦頤也是如此，連他的親友、同事都知道他有意歸隱，他的妻兄蒲宗孟說他“生平襟懷飄灑，有高趣，常以仙翁隱者自許”。無奈缺乏“買山錢”——隱居山林的資本，他隻得繼續幹著流轉的小官。
對於《愛蓮說》的解讀，一些人認為周敦頤對以**代表的陶淵明及其隱逸文化采取了否定態度。其實並非如此。
周敦頤的親友都曾在詩文中將他比作陶淵明，兩人的區別在於現實的處境不同。周敦頤的生計壓力決定了他隻能在長期的仕宦生涯中沉浮，他隻能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蓮花，而不能是“花之隱逸者也”的**。在周敦頤筆下，與其說這是境界的高低之分，不如說是一種糾結的心態。
但周敦頤之所以是周敦頤，正是因為他在無奈的現實中尋找到了超脫之道。
在周敦頤筆下，菊、牡丹和蓮都是觀照人生的隱喻，分別暗指了隱逸之樂、富貴之樂和君子之樂。更進一步分析，還可發現，菊代表儒家所稱的“內聖”，牡丹代指“外王”，而蓮則是“內聖外王”的結合。這樣，悲催的處境就變成了周敦頤的修煉之路，一方麵做官是為了造福百姓，另一方麵隱居是為了參悟哲理，它們共同塑造了一個愛蓮、似蓮的周敦頤。
1071年冬天，周敦頤終於辭官，實現了歸隱的夙願。他定居在江西廬山的蓮花峰下，將門前的小溪命名為家鄉的“濂溪”，他的書堂就是濂溪書堂。雖然身體有病，生活亦不寬裕，但他心情愉悅。
兩年後，1073年，周敦頤病逝，終年57歲。
4
隻有追溯周敦頤一生的經曆與思想，才能深刻理解這一點：篇幅僅相當於一條微博的《愛蓮說》，為什麽是他最重要的傳世文獻之一？
事實上，作為一名極具思想原創性的開山宗師，周敦頤留下來的文字極其有限，總共不過6000多字。後世研讀他的思想，基本上離不開他的《太極圖說》《通書》和《愛蓮說》。《愛蓮說》內涵深刻，但哪怕是一個初中生，也能讀懂一二，至於其他兩篇文章，對不起，一般人如讀天書。
然而，後世構建理學體係，都離不開周敦頤在這些文章中運用的概念，比如無極、太極、陰陽、動靜、性命、善惡，等等。
毫不誇張地說，儒學的第二次生命，是由周敦頤開創的“濂學”賦予的。
唐代號稱盛世，但盛世的思想是貧乏的。整個唐代，儒家沒有出現大思想家。反倒是佛教和道教，尤其是佛教本土化產生的禪宗，誕生了不少哲學家，一開始影響有影響力的人，繼而以“接地氣”的理論，介入世俗人群。這也就是唐代至五代，儒家知識分子屢次主張滅佛的思想根源。
韓愈是一個堅定的排佛主義者（盡管他本人深受佛學影響），但他所能做的，也隻是抬出傳統儒家“修齊治平”的理念來對抗佛教的“出世主義”，在思想深度上難以撼動佛教的地位。
到了宋代，被譽為“宋初三先生”的孫複、石介和胡瑗，繼續以儒學排斥佛教。但他們仍然沿用韓愈的批判套路，無非是罵佛教為“夷狄之法”“悖亂王道”，這種隻有偏見、沒有力度的論調顯然無法服眾。
宋代的儒家知識分子亟須構建一種更有力度的思想體係，奪回被占領的思想高地，並穩定人心和社會。
周敦頤的出現適逢其時，與他同時或比他稍後的邵雍、張載、程顥、程頤，這五人後來被稱為“五星聚奎”，是儒學複興的征兆。
周敦頤首次提出要學顏回，“誌伊尹之所誌，學顏子之所學”。伊尹是儒家“外王”的榜樣，自唐代以來就被推崇。但周敦頤專門強調，顏回也是士人學習的榜樣，是“內聖”的典範。
在儒家經典中，顏回是生活極窮、內心極樂的形象。周敦頤說，富貴，人所愛也，為什麽顏回卻不愛不求而樂乎窮也？無欲則靜。
由於宋明理學在後世的宣傳中，刻板地認為人的欲望是應當被消滅的，導致理學被“汙名化”至今。實際上，周敦頤提倡的顏回式的“無欲”，並不是否定人的自然欲望，而是說，一個人一旦有更高的追求，他就能控製和去除不合理的欲望。明清之際大儒黃宗羲在闡釋周敦頤這一思想時，專門指出：“學者須要識得靜字分曉，不是不動是靜，不妄動方是靜。”
靜不是不動，而是不妄動；無欲不是不要欲，而是不要妄欲。
周敦頤第一次提出，普通人也可以成為聖賢，倡導聖人平民化。在此之前，漫長的曆史中，聖人的頭銜僅授予堯、舜、孔子這些遙不可及的偶像，現實中的人與聖人似乎處在平行世界中。周敦頤希望打破這種區隔，在他的理論體係中，普通人通往聖人的過程，共分為三層修煉階梯：士—賢—聖。
具體的修煉方法，他也提供了，主要就是做到一個字——誠。正如黃宗羲在《宋元學案》中說，“周子（周敦頤）之學，以誠為本”。
周敦頤把“誠”字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欲，遷善改過而後至”。一個人通過內心的修煉，做到“懲忿窒欲”和“遷善改過”，就能達到聖人“誠”的境界。他把這個過程稱作“立人極”。
他不反對符合道義的富貴，正如他不想別人跟他一樣，為了“買山錢”苦苦掙紮，但他在社會上標懸更高的價值。而這種價值跟世俗的財富和地位毫無關係，你是富豪也好，你是高官也好，對不起，這些都不值得崇拜。除非你是一個超越外在身份、修煉成具有顏回一般魄力的人，才值得尊敬和推崇，才有資格進階於賢人、聖人之列。
他也不是一個思想狹隘之人，相反，他能夠構建起濂學體係，並成為“理學鼻祖”，正是源於他的開放與包容。不像前輩士人對待佛教或道教的仇視態度，他不設藩籬，兼用三教，“太極”概念主要來自道教，“蓮花”意象主要來自佛教……隻有這種胸襟的人，才能真正為儒學開辟出一條新路。
拋開我們對待理學的“成見”，周敦頤是把儒學拉回人間的第一人。他的最大貢獻是恢複儒學中斷了近千年的道統，具有革命性的意義。
宋代四大學派——濂洛關閩，他開創的濂學是居於第一位的。
5
今天，在理學被公眾簡單理解為“滅人欲”的“殺人之學”的時候，我之所以要重提周敦頤作為理學宗師的身份，主要是想普及一下理學的常識，至少在它誕生的時候，並不像後世所理解的那麽反動和狹隘。
作為理學的創立者之一，周敦頤本人也修煉成為人格幾乎完美的“聖人”。他並不以之要求他人，他用自己的理論要求自己。
他思想不保守，認同並同情王安石變法。反倒是他的兩個學生，程顥和程頤，因為囿於“新舊黨爭”，竟然羞於承認周敦頤是他們的老師。
他影響了同時代的很多大人物，曾鞏、王安石、蘇軾等人，盡管立場不同，但均以周敦頤的私淑弟子自稱。隻是周敦頤胸懷灑落，不願以師道自居，而隻願把他們當作朋友。
他的人品得到所有人的稱讚。北宋名臣、“鐵麵禦史”趙抃一度認為周敦頤是奸惡之人，周敦頤並不申辯，直到兩人共事，周敦頤在趙抃底下做事，趙抃才知道自己太糊塗，從此引為知己。另一個名臣呂公著聽聞周敦頤之名，以身家性命擔保推薦他：如果周敦頤日後收贓納賄，“甘當同罪”。
他的思想影響深遠。南宋朱熹是周敦頤的鐵粉，吸納了周敦頤的學說，而成理學大儒。明代王陽明是心學集大成者，但他曾寫詩說自己其實也是私淑周敦頤。
兩宋之際的著名學者、湖湘學派奠基者胡宏說，周敦頤“一回萬古之光明”“其功蓋在孔、孟之間矣”。這一觀點得到後世的認可，如今仍有許多學者提出，周敦頤是儒家繼孔、孟之後的第三位聖人。
不過，周敦頤的價值真正被發掘，不是在他生前，而是在他病故整整100多年後。
1220年，周敦頤死後約150年，朝廷追賜諡號“元”，後世稱其為“元公”。
1241年，周敦頤死後約170年，朝廷追封其為“汝南伯”，從祀孔廟。
至此，周敦頤作為“理學鼻祖”的地位得以確立。這就叫“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直到新文化運動以後，這名儒學宗師的真正身份才被漸漸淡忘。
好在人們始終記得他的《愛蓮說》。
事冗不知筋力倦，官清贏得夢魂安。
故人欲問吾何況，為道舂陵隻一般。
——周敦頤《任所寄鄉關故舊》
1073年，周敦頤病逝前，他原來的上司兼好友趙抃得知他辭官歸隱，便想再起用他。然而，朝廷的詔書到達時，周敦頤已經離開了人世。
盡管他一生在出仕與歸隱之間糾結，但他自始至終追求的是安頓自己的生命，安頓眾人的生命。他的悲情源於他的格局和抱負。
他的一生，在崇尚英雄傳說的人們眼裏，顯得太過平淡——沒有生死考驗，沒有大起大落。但他如此真實地存在於我們的曆史之中，如此深刻地構建起我們的精神底色。
隻是，我們不曾覺察。
這或許才是“聖人”的力量：我們以為將他遺忘，他卻不曾離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