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留心或搜索一下，會發現多位領導人在不同的講話中，都引用過同一句名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沒記錯的話，這短短22字名言並未進入義務教育的教材，但絕對是教材之外知名度最高的名言之一。隻要在某個場合聽過一次，下次保準張口就能背出來。
關於這22個字，學界有一個專稱，叫“橫渠四為”或“橫渠四句”。它的作者叫張載，“北宋五子”之一，生於1020年。因為長期在今陝西眉縣橫渠鎮生活和講學，故被後世稱為“橫渠先生”。
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橫渠四句”影響中國達千年。從它誕生之日起，就被各個時代的牛人當作立身和做事的最高標準，並以一生踐行之。
而且，它最有生命力的時刻，都是在曆史的緊要關頭：文天祥在南宋末年講過，黃宗羲在明清易代之際講過，馬一浮在抗戰時期講過……
有學者說，“橫渠四句”就是中國人的精神絕句。
千年來，如果有哪一句話自始至終激勵著一代代中國人為國為民而努力奮鬥，那一定是“橫渠四句”。
1
張載的祖籍是開封。1020年，因為父親張迪在長安做官，所以出生於長安。張載的名字，取《周易》中“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之意，彰顯了父親對他品格的一種期望。
15歲那年，父親在涪州（今重慶涪陵一帶）知州任上病逝。身為家中長子，張載帶著5歲的弟弟張戩，與母親一起護送父親的靈柩，欲歸葬祖籍開封。一家人跋山涉水走到了陝西橫渠鎮，因盤纏用光了，又聽說前方發生兵變，隻好滯留此地。張載和母親將父親靈柩落葬於當地一個叫迷狐嶺的地方。
或許是冥冥中注定，留住了眼前這名神情悲戚的少年，橫渠這個本不起眼的小地方，在日後的曆史中就將演變成中國版圖上一個值得特別標記的原點。
在三年守孝期間，張載做主賣掉了開封的祖宅，定居橫渠鎮。
史載，張載“少喜談兵”，是個熱血軍迷，跟著友人學習兵法，還一度想要組織民間武裝去收複洮西（今甘肅臨洮一帶）失地。
北宋重文輕武之風舉世聞名，武人沒啥社會地位，但朝中一幫士大夫很熱衷談兵。談來談去，無非紙上談兵，大多變成沒有實戰經驗的空談而已，而國家邊患此起彼伏，通常隻能花錢買平安。在時代風氣和個人愛好的影響下，張載長大後要麽變成一個武人，要麽變成一個隻會紙上談兵的士大夫。所幸，21歲那年，他遇上了一個改變他一生的人物。
1040年，三川口之戰，北宋敗於西夏。52歲的範仲淹被緊急任命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兼延州（今陝西延安）知州。範仲淹無論人品還是能力都是宋代第一流的人物。
年輕的張載聽說範仲淹來陝西了，立馬帶著他寫的《邊議九條》奔赴延州。
範仲淹應該與張載進行過一次深入的對談，隻是具體的情形曆史並無記載。我們隻知道，年長30來歲的範仲淹最後語重心長地對小張說：“儒家自有名教，何事於兵？”意思是，你作為一個讀書人，應該著力重振儒學，而不要想著從軍博取功名。沒說出來的一層意思可能是，唉，這已經過了建立軍功的時代了，年輕人。
臨別時，範仲淹送了張載一本《中庸》，勉勵他說，要下苦功夫。張載聽從了範仲淹的勸告，收拾行囊，回到橫渠家中，從此潛心苦讀儒家經典。
兩年後，剛在慶州（今甘肅慶陽）修完新城的範仲淹，惦念張載這個年輕人，遂請他到慶州相見。張載應邀寫了《慶州大順城記》，範仲淹自掏腰包，給了張載一筆錢當作稿費。實際上，這是範仲淹對當時貧寒交加的張載的變相救濟。
張載把這筆錢存起來。10年後，他弟弟張戩進京考進士，用的是這筆錢。又5年後，張載本人進京考進士，還是用這筆錢。
大約600年後，明末大儒黃宗羲在《宋元學案》中說，範仲淹“一生粹然無疵，而導橫渠（張載）以入聖人之室，尤為有功”。
張載確實幸運，遇到“千古完人”範仲淹，不僅改變了自己的終生誌業選擇，還在經濟上獲得體貼的救助。而儒學也是幸運的，在11世紀遇到了範仲淹。
很多人知道11世紀中國文壇最大的伯樂是歐陽修，卻不知道當時思想界最大的伯樂是範仲淹。在宋初的儒學複興運動中，範仲淹不僅發掘並幫助了張載，還直接指導或關懷過“宋初三先生”中的胡瑗和孫複，以及理學開山宗師之一的周敦頤。這樣一個善於發現人才、愛護人才的坦**君子，舉世罕見，難怪黃宗羲說範仲淹一生沒有一點兒瑕疵。
2
在同時代的人看來，張載並不是天才。在11世紀璀璨的星空中，張載最終能夠成為照亮千年的那顆星，有一大半的功勞源於他的勤學苦讀——正如範仲淹當年叮囑他要下苦功夫一樣。
張載曾自撰一副對聯，“夜眠人靜後，早起鳥啼先”。貼在書房兩側，時刻激勵自己。他是苦讀熬出來的一代宗師，因為苦讀，還曾遭到二程的嘲笑。
張載比理學二程——程顥、程頤兄弟，年長十二三歲，是他們的表叔。但即便是晚輩，二程依舊批評張載有“苦心極力”之象，讀書太用力了，堪稱艱苦卓絕，跟其他理學家那種優遊的讀書方式不一樣。
1057年，嘉祐二年，張載參加科舉。考中了，登上了傳說中的“千年科舉龍虎榜”。那一榜中進士的人，除了張載，還有蘇軾兄弟、曾鞏兄弟、章惇、程顥等，一個個如雷貫耳，人中龍鳳。那一年，張載已經38歲，在上榜的牛人中屬於超大齡考生，僅比經曆更苦的曾鞏小一歲。
但苦讀出身的張載，總算熬出頭了。考完後，在宰相文彥博的支持下，張載在開封相國寺坐虎皮椅子，開壇講易經，名動京城。
也就是在這個時期，他第一次見到了他的兩個表侄——程顥、程頤兄弟。經過一番秉燭夜談，第二天，張載對他的聽眾說：“易學之道，吾不如二程。汝輩可師之。”此言一出，二程聲名大振。張載虛懷若穀，由此可見一斑。
1068年，登基不久的年輕皇帝宋神宗召見王安石，詢問治國之道。王安石直接說，唐太宗這種級別的帝王就不要學了，咱要幹就直接對標堯舜，“每事當以堯舜為法”。
第二年，1069年，禦史中丞呂公著向宋神宗推薦了張載，推薦理由是張載“學有本原”，“四方之學者皆宗之”。也就是說，在張載50歲這一年，他已在帝國思想界奠定了自己舉足輕重的地位。根據程頤的說法，張載“所居之鄉，學者不遠千裏而至，願一識其麵，一聞其言，以為楷模”。從接受範仲淹的勸告算起，至此時，曆經整整30年的苦讀，張載終於開山立派。他創立的門派，後來被稱為“關學”，與周敦頤的濂學、二程的洛學、朱熹的閩學，一起並稱為“濂洛關閩”，是宋代理學四大主流之一。
宋神宗聽說國家還有這號人物，趕緊召見。像問王安石一樣，皇帝也問了張載治國之道。
沒想到，張載的答案跟王安石的答案差不多，都要皇帝直接對標最高標準開始幹。張載的原話是：“為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皇帝聽完，像打了雞血一樣，很興奮。這說明當時國家最聰明的腦袋，想法都是一致的。
一年後，1070年，宋神宗任王安石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位同宰相，開始了大規模的變法運動。
新法推行後，王安石邀請張載加入協助，但最終兩人卻未能走到一起。根據張載弟子呂大臨的記述，王安石主動向張載發出邀請，張載答複說：“朝廷將大有為，天下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為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
啥意思？變法我是支持的，但你要與人為善，大家商量著來就沒問題；如果強迫我完全按照你的想法幹，那可不行。
可見，張載委婉地拒絕了王安石。
從與宋神宗的問答來看，張載也屬於變法派，但他為什麽要拒絕加入王安石的隊伍呢？一個主要原因是，張載認為王安石的措施太急了，過於激進，這違背了他本人作為一個溫和變法派的初衷。
最終兩人“語多不合”，王安石“默然”“不悅”。
沒多久，張載突然被派去浙東審理一起貪汙案。針對這次人事安排，當時就有人提出異議，張載向來以道德學問見長，為何要安排他去處理案件呢？王安石引經據典回答說，張載這麽厲害的人，讓他去斷案就跟囊中探物一般，有何不可？言外之意卻對張載含有譏諷和輕蔑。
等到張載辦完案子回朝廷，新舊兩黨已經因為變法措施撕破了臉皮，舊黨代表人物都被貶出了京城，其中就包括張載的弟弟張戩。
看到此種局麵，張載辭官，返回橫渠講學。
從某種意義上說，張載和王安石都是範仲淹的“學生”，他們分別是範仲淹一部分“遺產”的優秀繼承人。具體來說，王安石繼承了範仲淹變法革新的部分，熙寧變法本質上是範仲淹主導的慶曆新政的延續和深化；而張載更多的是繼承了範仲淹複興儒學的部分，思想的繼承遠遠超過政治的繼承。
這跟張載和王安石二人的身份地位也有關係。王安石在大宋政壇摸爬滾打多年，一度是整個國家的二號人物，是一個握有實權的激進變法派，可以根據自己的意願實踐他的改革主張。而張載雖然在學術上名氣很大，兩次獲得皇帝召見，也做過一些地方的官員，但從未進入過國家的權力核心，屬於沒有權力的溫和變法派。
王安石在變法的艱難推行與內訌中，最後罷相歸隱南京鍾山，絕口不談國事，一心研究佛學。張載呢，盡管沒有權力和舞台，仍然孜孜於自己的變法理念。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叫作“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
辭官回到橫渠後，他和學生買地數百畝，依照《周禮》的記載，劃成井田，中間留一塊公田，四周八塊私田分給無地農民耕種。他還組織當地民眾興修水利，使近千畝田地得到灌溉。這些效仿三代、帶有烏托邦色彩的改革試驗，基本都沒有取得成果，不過，張載的較真兒和實幹精神還是值得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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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一個人的執著和毅力，不應看他順風順水的時候，而要看他飽受挫折之後的表現。
張載在仕途上並不如意，這跟他的理想追求有所出入——他不是那種隻躲在書齋講學傳道之人，他的終極追求是他苦讀、冥想、徹悟得來的東西，要有利於百姓。在他眼裏，“利於民則可謂利，利於身利於國皆非利也”，對百姓有好處，這才是意義所在，對自己有好處，甚至對國家有好處，都意義不大。
但他一生得不到更大的機會去實踐和推行他的理念。隻能在自己當官或者講學的地方，一點一滴去做。他沒有抱怨，沒有放棄，在重建社會秩序上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他的一些弟子正是得到他畢生力行的真傳，陸續開始做鄉規民約的工作，可以說是中國最早一批注重基層社會治理的士大夫。
張載的思想很深邃，但落腳點很細微，格局高遠，又很接地氣。
聽到他這些鄉村治理的事跡，你可能很難想象，他的主要成就是在探索宇宙本體的基礎上形成的，並被譽為北宋諸儒中“對儒學真能登堂入室並能發展出一個新係統”（韋政通語）的大師。
我在關於周敦頤的文章中，提到過“北宋五子”（邵雍、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以及整個北宋社會麵臨的思想困境。那就是佛教和道教分別構建了一套解釋世界和萬物的係統，在中華文化圈內的影響力越來越大，而儒家在意識形態和哲學層麵，則是遭到了巨大打擊。所以當時的士大夫都有一種普遍的焦慮，用他們的說法叫“道喪千年不得傳”，至晚在西漢以後，儒家的理論發展就停滯了，大量的學者在對儒家經典做訓詁解釋的工作，在思想上不斷重複孔孟之說。好不容易到8世紀出了一個韓愈，在思想上“反佛”，結果，由於儒家思想資源有限，在辯論深度上連他的學生都坦言難以為老師護短。
“北宋五子”的使命，就是再造儒學。說得直白點，就是在儒家指導國家和個人日常生活的實用功能之外，賦予它更高的格局。
在這個大背景下，“北宋五子”，還有後來的朱熹、陸九淵等人，都在努力構建自己的儒家理論體係，不僅用於解釋社會，還用於解釋宇宙。他們的儒家理論體係，被統稱為理學。
按照宇宙本源的不同解釋，他們之間又有了氣、理、心的哲學分野。
我們知道，二程和朱熹主張“理生萬物”，這一派後來被官方接納而成為正統，形成狹義的理學，影響到了近代，才被口誅筆伐；陸九淵和明代的王陽明主張“心即理也”，這一派形成心學，同樣擁有一大批粉絲，直到現在依然很受推崇。
而張載，則是“氣”的理論創始人。他以“太虛—氣”為最高範疇，把萬物的本原看作客觀存在的物質實體——氣。用現在的話說，張載就是一個堅定的唯物主義者。他的思想體係很嚴整，理學、心學的重要命題，在他那裏已經都顯現端倪。尤其是他闡發的“民胞物與”和“橫渠四句”，達到了宋代理學最高峰的境界，受到宋明諸儒的集體膜拜。
但可惜的是，思想門派類似於武林江湖，有兩點對於門派的發揚光大至為重要：一是開宗立派得生逢其時，還得能熬，要活得夠久，不然打下半邊天，最終全為他人做了嫁衣裳；二是門派要有源源不斷的新人加入，顯得師門熱鬧，聲勢壯大，萬一門人中再出一個大牛人，這就更穩了。
所以說，張載跟周敦頤一樣，都吃虧在生得早，走得早。他們開創的關學和濂學，為宋代理學作出了篳路藍縷的貢獻，然而，兩人都隻活了五十七八歲，還沒等到理學的黃金時代到來就走了。相較而言，二程就好命了，他們出生晚一些，尤其是程頤活到了75歲，從11世紀熬到了12世紀，洛學在他手上就發揚光大了。
而因為張載走得早，他的一些弟子比如呂大臨，在老師逝世後轉投到了二程門下。此消彼長，門派的影響力差距，無形中又拉大了。
以至於後來出現什麽情況？二程洛學聲勢浩大，程門弟子養成一個壞毛病，喜歡貶低其他門派，來神化洛學的正統地位。他們甚至要“吞並”其他門派，公開宣稱張載之學源於二程，張載這個表叔都是跟他兩個表侄學的。搞得一生自負的程頤都不好意思，要出來說一句：“表叔平生議論，謂頤兄弟有同處則可，若謂學於頤兄弟則無是事。”徒兒們，別過火了，都散了吧。
而實際上，二程師門倒是經常從張載這裏汲取營養。
張載寫有一篇奇文，叫《西銘》，全文僅253字，卻被視為千古名篇。在《西銘》中，張載把整個世界看作一個大家庭，“乾稱父，坤稱母”，社會中的所有成員，都是這個大家庭的一分子。以前說“君父君父”，以皇帝為父，張載在文中卻說，皇帝隻是這個大家庭的長子，即所有人無論賢愚、不管地位高低，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著名的“民胞物與”的思想，也出自這篇文章。
明朝人說：讀《西銘》，有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之氣象。
有學者分析，張載此文將家庭關係推廣到整個世界，意味著賦予世界以普遍的倫理之序。這一觀念為後來的理學家所反複確認，從二程到王陽明，都一再肯定“仁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這種一體，便可以視為“民胞物與”說的引申。
二程兄弟很喜歡張載的《西銘》，認為此文所說“擴前聖所未發”。他們把此文列為洛學的基本教材，要求每個弟子必須研讀。
由於關學本身的傳承沒有洛學強盛，張載的很多思想借助其他門派得以流傳。這也是一個有意思的現象。直到20世紀初，近代革命先驅在發展新人、培養誌士時，還會將《西銘》當作訓詞。
從這一意義上說，張載的影響力已經超越了門派，超越了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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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載寫過一首詠芭蕉的詩。28個字用了7個“新”字，很好玩，又飽含哲思：
芭蕉心盡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隨。
願學新心養新德，旋隨新葉起新知。
有人說，這是張載對改革變法的支持。也有人說，這是張載對創新的執念。他確實從未停止對新知的追尋。即便在他成名之後，仍“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讀仰思。冥心妙契，雖中夜必取燭疾書”。
張載教導學生說：“夜間自不合睡，隻為無可應接，他人皆睡了，己不得不睡。”當然，他夜裏不睡，或說不想睡，不是想起來嗨，而是要下苦功夫讀書悟道。朱熹很佩服張載終生用苦功，說他這是“勇”，沒有勇氣打底，誰也下不了這麽大的苦功。
他講了很多道理，但從不用於苛求他人，而是用來要求自己。麵對問題，總是反躬自問，從不指責別人。包括他最為著名的“橫渠四句”，也是用於自律，不是用於他律。
盡管我們在無數的場合聽過“橫渠四句”，但要知道，它隨時指向的是我們自己的內心。
馬一浮說，張載為什麽說“為萬世開太平”，不說“為萬世致太平”？很簡單，“致”是實現的意思，“開”則是一種期待，張載“有德而無位”，他根本無法像範仲淹、王安石那樣有機會去“致太平”，所以隻能說“開太平”，垂法於後世，以待聖賢致太平。
但從張載的“無力”，不正說明他講的道理，都是對自己的約束和要求嗎？
根據他的學生回憶，張載是聽到災荒、百姓沒飯吃，就自己也吃不下飯的那種人。他無能為力的時候，隻好要求自己“感同身受”。
張載一生過著清貧的生活，但財富的有無和多少，從未影響他修煉成為一個顏回式的大儒。
在公道大義麵前，他從不畏懼。而對於自己，則了無所求。他願意為理想獻身，但當理想不能實現時，他也絕不苟且，辭官，回鄉下，講學，種地……富貴於他如浮雲。
無論讀曆史，還是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經常碰到用道德大棒指揮別人的人。千萬記住了，一個人一旦要求別人高尚，他自己已不高尚了。你要拿著“橫渠四句”去要求他人，張載聽到了也會不高興，真的。
1077年，張載獲推薦再次回京任禮部副職。因為不能按照他的理想來，很快，他再次辭官。
同年冬天，在返回橫渠的路上，行至臨潼，58歲的張載安然辭世。
他去世時，身邊僅有一個外甥。在長安的學生聞訊後趕來，籌資將老師的靈柩送回橫渠安葬。
大雪紛飛，聖人無聲離去。
但千百年來，他的理學思想，他的“橫渠四句”，成為一代代中國人的座右銘，象征著最高的理想境界和精神坐標：
張載死後大約180年，一個江西人在殿試時，一字一畫寫下了“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他成為那一年的狀元，最後也成為一個朝代最後的脊梁；
又大約400年後，一個浙江人在書中擊賞張載，擊賞“橫渠四句”，他最終活成了榜樣的模樣，少年刺奸，中年抗清，晚年鴻儒，抨擊君主專製，成為千年一遇的大思想家；
又大約280年後，一個現代思想家在抗戰烽火中，向大學生們普及了“橫渠四句”，寄希望於抗戰的勝利，國族的複興……
或許，張載並未真的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