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9年，釣魚城一聲炮響，蒙古大汗蒙哥的死訊傳遍世界各地。
但蒙哥之死並沒有阻擋蒙古軍南下攻宋的腳步，由蒙哥四弟忽必烈率領的中路軍，來到鄂州（今湖北省武漢市武昌區）城外。
蒙哥一死，忽必烈就卷入汗位之爭。耐人尋味的是，他並沒有立刻班師，而是下令圍攻鄂州，說：“吾奉命南來，豈可無功遽還？”也許在他眼中，鄂州不過是囊中之物，拿下此城輕而易舉。
可等待忽必烈的是與釣魚城守將王堅一樣難纏的對手。這一仗，一打就是一百多天。
此人帶兵抵抗，堅守城池，不僅讓忽必烈威風掃地，還差點兒讓這個元朝開國皇帝錯失汗位。有人說他是庸才，沒有金剛鑽，偏要攬瓷器活；也有人說他是奸臣，禍國殃民，罪無可恕。
此人，是南宋最後的權相賈似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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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州是長江防線重鎮，與襄樊同為南宋門戶，事關全局。忽必烈十萬大軍“進圍鄂州，中外大震”。
南宋朝廷很慌，召集各路軍隊、各地義勇支援，前後出軍費“緡錢七千七百萬，銀、帛各一百六萬兩、匹”。有大臣請宋理宗遷都以避鋒芒，打不過咱就跑唄，當年南宋立國時不也是這麽幹的。
正在此時，賈似道臨危受命，被朝廷任命為製置使，派往鄂州主持軍務。
賈似道是名將孟珙推薦的軍事人才。此前，賈似道擔任地方官多年，曾在淮西築城防禦蒙古。晚年的孟珙得知其政績，便向宋理宗推薦賈似道接任自己京湖製置使一職。賈似道正好也是宋理宗的小舅子，他姐姐賈貴妃生前是皇帝最寵愛的妃子，多少算是關係戶。
是騾子是馬，拉出來遛遛就知道。
賈似道到達鄂州後，一夜之間就在城外修築了一道木牆。蒙古大軍來勢洶洶，望著鄂州城堅固的防禦工事，一時進退失據。忽必烈在城外生擒了兩個宋軍俘虜，一打聽，才知守城的是賈似道，且宋軍“事起倉促，皆非精銳”，城中多為老弱之兵。
此後百餘日，宋蒙攻防戰異常激烈，鄂州城死傷13000人，卻愈挫愈勇，將蒙古大軍拒之門外。到了當年冬天，蒙軍糧草匱乏，疾病流行，忽必烈仍未能攻克鄂州。他讚歎道：“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我為何沒有賈似道這樣的人才呢？
4個月內，蒙古十萬大軍竟然未能攻下鄂州。蒙古諸將心急如焚，士氣低落，把氣撒在忽必烈重用的南方士人身上，說，如果不是他們向老大建議不可屠城，鄂州早就拿下了。
忽必烈聽了破口大罵：“宋軍守城的隻有一個賈似道，你們帶領十萬之眾不能勝，打了幾個月也不能攻下這座城。這分明是你們的罪過，哪裏是士人之罪？”最著急的還是忽必烈，他要回北方與其弟阿裏不哥爭奪汗位，沒時間在鄂州耗，後方擁護他的蒙古大臣也都寫信催促他早日北還。
戰局在當年閏十一月發生轉變。
宋、元史書都記載，賈似道在此時欺君賣國，私自遣使者向蒙軍求和，以“割江為界，且歲奉銀二十萬兩，絹二十萬匹”為條件訂立城下之盟，解鄂州之圍。
忽必烈同意，撤離鄂州城，回家和弟弟爭奪汗位去了。
第二年，忽必烈即汗位，派大臣使宋，賈似道二話不說就把蒙古使臣扣押下來，在真州軍營中拘禁了16年。有人說，這是賈似道為了掩飾自己陣前屈辱求和。盡管所謂的鄂州議和並沒有形成書麵文字。
一個投降派的奸臣形象躍然紙上，與此前四個月，親臨前線與士兵同甘共苦、親率700精兵突圍至黃州指揮作戰的所作所為判若兩人。
此事蹊蹺之處在於，鄂州之圍中處於劣勢且急於議和的應該是忽必烈。有學者認為，鄂州議和的真實性有待商榷：“蒙軍以十萬之眾不能下一城，無功而返，這畢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如果將退兵之原因說成是南宋妥協投降，爾後蒙軍乃退，這樣就可以為失利的蒙軍開脫。”（《宋蒙（元）關係史》）
另外，史書中除了此次“請和”，賈似道的表現都不像是投降派。相反，他是一個堅定的主戰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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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州大捷”後，宋理宗大為感動，說：“吾民賴之而更生，王室有同於再造。”之後，賈似道升任右丞相兼樞密使，入朝執政。
在回朝擔任宰相的十五年中，賈似道大權獨攬，排除異己。若說他是權臣，這一點似乎毋庸置疑。若說賈似道是奸臣，則有必要了解其執政十五年，為抗蒙實行的種種改革。
南宋後期，戰事頻繁，需要付出沉重的軍費，財政壓力巨大。時人曾指出，軍費在國家財政支出中占比驚人，“東南民力，耗於軍費者十八”。
宋度宗即位後，宋蒙戰爭進一步升級。有大臣說：“強敵臨邊，將士之費視昔百倍。”
在蒙古軍隨時可能卷土重來的危機下，南宋主要是通過“和糴”征集糧餉。
所謂“和糴”，就是政府用現錢強製向民間收購糧食，所給的價格往往低於民間市價。如“民間米直大約七八百貫，官司秋糴，每米一石增支作第一料川引八十貫文，以京劵價揆之，亦隻比十八界八百文，僅是銅錢一百六十文足耳”。
當時，南宋軍餉“皆仰和糴”，於是政府不得不大量發行楮幣（紙幣），造成通貨膨脹，物價飛漲。地方官借和糴之機層層剝削，常將上級要求的數額成倍增加，致使下層民眾苦不堪言。
1262年，賈似道一黨提出了“公田法”，認為這一改革“可免和糴，可以住楮弊，可以餉軍，可平物價，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興”。公田法，是在南宋土地兼並嚴重的背景下實施的一項戰時經濟政策。
公田法規定“買官戶逾限之田”，也就是將官僚、地主占有土地超過規定的部分，抽三分之一買充公田，租賃給農民耕作，政府按原有租額收取田租，以此解決軍糧、物價、土地兼並等問題。一開始隻選取盛產糧食的浙西六郡（平江、江陰、吉安、嘉興、常州、鎮江）作為試點。
為查清隱藏田產，厘正賦稅隱漏，賈似道又推出了與公田法相輔相成的“推排法”。
公田法實施後，賈似道以身作則，帶頭將自己在浙西的萬畝良田捐出來，宋理宗的弟弟以及浙西官員趙孟奎等愛國好同誌也都獻出自己的土地。此後十四年間，公田法共為南宋回買田地350餘萬畝。
公田法一經推出，朝野上下一片反對。獲得軍餉來源的南宋政府當然是公田法的既得利益者，但官僚、地主都覺得政府買回公田，削減和糴，自己成了受害者，便想方設法反對公田法。
有一天，東方出現了彗星。士大夫們就紛紛上書天有異象，是不祥之兆，請求廢公田法。有人說：“彗，妖星也。所出形狀各異，其殃一也。”
有些士大夫不敢直言反對，就當“鍵盤俠”，對公田法進行輿論攻擊。有人寫詩，四處流傳，說：“自從買公田，豐年亦凶年，此何人哉，悠悠蒼天！”害百姓民不聊生的本來就是官僚、地主，在國家危難之際，他們也不願讓出自己的田地。
賈似道幾乎是以一人之力在挑戰封建土地私有製，以及整個南宋的大官僚、大地主。
公田法難以抑製經濟危機，賈似道幾次提出辭職要求，但宋度宗都盡力挽回，以“師相”待之，甚至“泣涕拜謝”。
舉步維艱的賈似道曾上書宋度宗：
臣獨念平時怙一是而眾嫉起，守公法而私怨叢。綿力不足以勝弊奸，血忱適足以來口語。熏心憂畏，無歲不疾，必指牖下以為歸……臣詎可偃然而不知天威之當懼乎！
身居相位的最後一年，賈似道寫道：“老臣無罪，何眾議之不容？”
公田法具體實施時也出現不少弊端，可賈似道好歹勇於任事。那些隻會打嘴炮的士大夫，未能為南宋危局建言獻策，後來卻抱上了蒙古統治者的大腿，比如曾經上疏論賈有十條可斬之罪的方虛穀，宋亡後就投降了元朝。
士大夫們掌握著話語權，自然對曾經得罪他們的賈似道口誅筆伐。國亡了，需要一個禍國的奸臣來承擔罪名，你賈似道辦事不力，就是最大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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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似道主要的改革措施，都是針對官僚、地主和武將，導致內部矛盾尖銳。這也是其被後世視為奸臣的原因之一。
他實施的另一項改革“打算法”，在不經意間改變了南宋的命運。
打算法，是對宋蒙戰爭過程中所用軍費的特別會計監察，主要是針對武將。對於其中不合法的支出，要求武將予以償還，並將獲罪的將領投獄治罪。打算法的初衷，是整治軍隊中的貪汙腐敗現象。
很多人認為，打算法是賈似道為打壓手握兵權的異己，扶持親信武將而采用的舉措。如曹世雄、向士璧等人都對賈似道不滿，拒絕其調遣，就被處以“侵盜官錢”之罪貶謫。
實際上，賈似道的親信犯法也一樣不被容赦，如史岩之是賈似道的恩人，還有親戚關係，照樣被判罪下獄（“史亦納錢而妻子下獄”）。
人心散了，隊伍就不好帶了。
賈似道對地方武將的大清洗，最終逼反了南宋將領劉整。劉整越發感到難以自保，於是叛宋降蒙，點燃了襄陽之戰的導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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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在鄂州之戰吃過虧的忽必烈，正不知該對南宋從何處“下口”。劉整一來，就向忽必烈進言：“宋主弱臣悖，立國一隅，今天啟混一之機。臣願效犬馬勞，先攻襄陽，撤其扞蔽。”他認為，蒙古要滅宋，先打襄陽，然後順江而下，取鄂州，陷江淮，攻下臨安。
宋蒙再度展開大戰。
蒙古大軍為襄陽之戰投入了過半的國庫收入（“以國家每歲經費計之，襄樊殆居其半”），築起塹壘圍困襄陽，用回回炮攻城，孱弱無力的南宋軍隊屢戰屢敗。
一些史書杜撰了賈似道蒙蔽皇帝，“朝中實無援襄事也”的謊言。實際上，襄陽之戰曆時六年，其間南宋朝廷所花費軍資超過兩千萬，還多次派兵支援襄陽戰事，下詔表彰前線將士，賈似道本人也多次請求到前線指揮。
1273年，襄陽兵盡糧絕，守城的呂文煥率軍投降元朝。襄陽失利後不久，賈似道曾經拚死保衛的鄂州也隨之陷落，長江沿岸主要防衛據點十二府州相繼投降。
國難當頭之際，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受命奔赴前線。
賈似道自知此行凶多吉少，在出兵前特意囑咐大臣，在江麵上準備好出海船隻，一旦發生變故，可請趙宋皇室逃到海上，再圖複興：“或江上之師設有蹉跌，即邀車駕航海至慶元，吾當帥師至海上迎駕，庶異時可以入關，以圖興複。”
在路上，賈似道再次寫信回朝，說：“但得趙家一點血，即有興複之望。”
此戰，賈似道輸光了一生的名聲。
1275年，丁家洲之戰，上下離心的南宋軍隊還未與蒙軍交戰就全部瓦解，兵敗如山倒。南宋十三萬大軍大敗而歸，賈似道敗走魯港，在部下的掩護下逃走。
從此，南宋再難組織起抵抗蒙古的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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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賈似道擅權的文天祥感慨：“己未鄂州之戰何勇也，魯港之遁何哀也。”當年鄂州的英雄，成了人人喊打的罪人。
賈似道不怕死，他在鄂州與忽必烈交戰時說過：“死矣，惜不光明俊偉耳！”他怕的是死得不光彩，曆史偏偏就和他開了個玩笑。
丁家洲之戰後，士大夫紛紛要求，殺賈似道以謝天下。趙宋皇室不忍殺三朝老臣，隻是下詔將其罷官，貶到循州（在今廣東）。會稽縣尉鄭虎臣與賈似道有仇，主動要求押解賈似道到貶所。一路上，他對賈似道百般羞辱，諷刺其為何不自殺。
到了漳州木綿庵，鄭虎臣忍無可忍，決定自己動手，將賈似道活活勒死，還說：“吾為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
賈似道死了，南宋最後的主戰派，無論是曾經反對他，還是支持他的人，仍然在絕境中奮戰。
樊城城破時，守將範天順寧死不屈，自縊而死。其部將牛富率百餘人巷戰，殺元兵甚多，最終飲血水解渴，頭觸火柱而死。
池州陷落，知州趙卯發夫婦自盡，留下遺書：“君不可叛，城不可降，夫妻同死，節義成雙。”
崖山海戰，宰相陸秀夫背著小皇帝趙昺跳海自盡，海上浮屍無數。
釣魚城被迫投降後，三十餘名守將棄城後集體自刎殉國。
當然還有我們最熟悉的文天祥。
然而，大部分士大夫在宋亡後就隻管享受歲月靜好，現世安穩，最多如當年反對賈似道執政時打打嘴炮，喊喊口號而已。
賈似道和文天祥，就像硬幣的兩麵，缺一不可。一個王朝滅亡，有人扮演奸臣，有人扮演忠臣；有人背負罵名，有人接受讚美；有人臭名昭著，有人流芳百世。最後，隻有那些降元的士大夫活了下來，他們執筆記錄這段曆史時，可以讚歎文天祥做了許多人不敢為的大義之舉，也可以將亡國責任全部推到掌權的賈似道一人身上。
元軍攻陷臨安的第二年，忽必烈召集投降元朝的南宋將領，問道：“爾等為何投降得這麽快啊？”降將們都把鍋甩給了賈似道，說：“還不是因為賈似道擅權，重文輕武，臣等心中不平。”
忽必烈不以為然地說，就算如此，也是賈似道一人之過，你們的主子沒有虧待你們，你們這樣說話，難怪會被賈似道看不起。
人家賈似道好歹至死都是一個理想主義的主戰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