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晚上，宋仁宗趙禎處理政務直到深夜，肚子很餓，很想吃羊肉。可他忍住了。
第二天，他跟左右近臣說，昨晚上特別想吃羊肉，可又不敢說。
近臣們覺得非常詫異，問，官家你貴為九五之尊，為啥不敢開口？官家，是宋代人對皇帝的非正式稱呼。
宋仁宗說，朕如果一開口，禦廚就會夜夜宰殺，一年下來得幾百隻羊，為了朕一碗飲食而開此惡例，就會造成濫殺和浪費，因此肚子再餓也隻能忍住。
實際上，不僅是想吃羊肉不敢說，有時候，即使口渴了，宋仁宗也不敢說。
有一次，宋仁宗外出，走不了一會兒就頻頻回頭，不知道在張望什麽，卻又什麽都不說。身邊人就覺得很奇怪，等回到宮中，宋仁宗才急不可耐地說，渴死我了，快幫我端碗水喝。
宮女就好奇地問：“官家在外麵既然口渴，為什麽不直接叫人拿來呢？”
宋仁宗緩了一會兒說：“朕回頭張望了好多次，都沒看到掌管茶水的當值侍吏，可又不敢問，怕我一問，那侍吏必然要受到處罰，所以才忍渴而歸。”
他如此自控克製，以致北宋皇宮中，時常冷清寂寞，宋人施德操就在《北窗炙輠錄》中寫道，有一天夜裏，宋仁宗聽到外麵有很熱鬧的絲竹歌笑之聲，就問宮人：“這是哪裏在作樂？”
宮人就回答說，這是皇宮外麵民間酒樓的喧鬧聲音。
緊接著，宮人就向宋仁宗訴苦說：“官家您聽，外麵民間是如此快活，哪似我們宮中如此冷冷落落啊。”
宋仁宗倒是看得開，他回答說：“你知道嗎，正是因為我宮中如此冷落，外麵人民才會如此快樂。我宮中若像外麵如此快樂，那麽民間就會冷冷落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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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別人眼裏，宋仁宗似乎一直都是個老好人，可24歲那年，他也曾暴怒流淚，甚至想殺人。
1022年，宋真宗駕崩，13歲的趙禎繼位為帝，是為宋仁宗。此後11年間，北宋朝政一直由宋真宗的皇後劉娥實行垂簾聽政進行控製，一直到1033年劉娥去世，24歲的宋仁宗才開始真正親政。
隨著太後劉娥的去世和皇帝的親政，北宋王朝一個驚天秘密隨之被揭開。
原來，趙禎的親生母親並非劉娥劉太後，而是本為劉娥婢女的李氏。當初，宋真宗無意中臨幸李氏，沒想到李氏竟然有了身孕，於是沒有生育的劉娥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將李氏所生的兒子掠為己有，對外則謊稱趙禎是自己的親生兒子。
至於李氏，則一直被劉娥控製。此後李氏一直到死，都沒有再見過自己的親生兒子趙禎，母子二人近在咫尺卻遠如天邊，終身不能相見。
劉娥在世時，趙禎的身世就已廣為人知。但懾於劉娥作為宋真宗的皇後，在宋真宗死後又垂簾聽政的不二權威，皇宮內外根本無人膽敢向宋仁宗提及此事。所以，一直到劉娥去世，這個秘密才首先被宋真宗的弟弟、荊王趙元儼所披露。
趙元儼，就是後世小說中經常提及的八賢王的原型之一。
不僅如此，荊王趙元儼還向宋仁宗爆料說，宋仁宗的母親李氏在被幽禁控製多年後，突然在劉娥去世的前一年蹊蹺離世，年僅46歲。而且，貧苦一生的李氏突然被劉太後宣布冊封為“宸妃”，然後，僅僅享受了一天妃子稱號就暴斃身亡。
從另外一個角度看，這是否有可能是劉太後知道自己行將不豫，擔心日後宋仁宗與母親相認報複反擊，所以才提前對李氏痛下殺手？
獲悉自己身世真相後，宛如五雷轟頂的宋仁宗在皇宮中痛哭流涕。24歲的他無法接受和難以相信的是，那個他叫了二十餘年“母後”的女人，不僅不是他的親生母親，相反，還可能是他的殺母仇人。
在皇宮內崩潰痛哭的宋仁宗很快還得知，一直潛伏在皇宮中，以劉太後的哥哥“劉美”身份對外的“國舅爺”，竟然是劉太後劉娥的前夫，其本名叫龔美。劉娥在改嫁給宋真宗後，龔美化名為劉美，此後就一直以“國舅爺”的身份住在皇宮中享受榮華富貴。
宋仁宗暴怒。他一邊遣派軍隊包圍劉太後的“奸夫”龔美的府邸，一邊下令向全國發出罪己詔，指出自己對親生母親不孝，沒當好皇帝，也沒做好兒子。
罪己詔一發，事情由此鬧得舉國皆知。
不僅如此，宋仁宗還親自前往李氏停靈的洪福院，堅持要開棺驗屍以查母親的死因。事情至此，似乎已經難以收場，一場帝國的驚天風雨將席卷而來。所幸的是，在李氏去世後，宰相呂夷簡非常有遠見，建議劉太後做了一些秘密安排。
原來，李氏暴斃後，當時宰相呂夷簡就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存在的嚴重隱患。清楚宋仁宗真實身世的呂夷簡於是私下對劉太後建議說，太後您終有老去的一天，如果那天宋仁宗親政獲悉自己的身世，那麽太後您整個家族勢必將遭遇狂風暴雨，甚至可能會被宋仁宗報複，遭遇滅門之禍，“如果太後您還顧念劉家的未來，那麽對李氏的喪禮，就應該從厚”！
本來打算將李氏草草埋葬了事的劉太後，隻得下令以“一品禮”殮葬那位隻享一天榮譽稱號的李氏李宸妃。呂夷簡私下還特地跟辦理李氏後事的太監羅崇勳說：“李宸妃應該以皇後的規格入殮，並用水銀灌注保護屍身，否則以後出了事，別說我呂夷簡沒有提醒你！”太監們最終照著呂夷簡的吩咐殮葬了李氏。
當宋仁宗下令開棺驗屍，看到被灌注水銀、以太後之禮殯葬的母親李氏“玉色如生”時，宋仁宗感慨道，看來母親李氏還是受到了善待的，“人言豈可盡信”。至於如何對待劉太後和劉氏家族，名臣範仲淹建議宋仁宗，對待劉太後應該“掩其小故，以全後德”。
宋仁宗接受了範仲淹的建議。他下令撤去準備緝拿龔美的軍隊，還是以原來的禮節，對待劉太後所謂的“兄長”龔美一家老小。而為了追悼自己的親生母親，宋仁宗則下令將生母李氏追諡為“章懿皇後”，並與劉太後一齊供奉在太廟祭祀。為了彌補自己的缺憾，他又優待母親李氏的弟弟、自己真正的舅舅李用和，封他做了彰信軍節度使、檢校侍中，對他的恩寵和賞賜都非常豐厚。
後來，宋仁宗的身世之謎被廣泛傳說，並被後世改編成了雜劇《抱妝盒》，到了明朝，宋仁宗的身世之謎被改編成“狸貓換太子”的故事。清朝中葉，這個故事又被小說家石玉昆寫進了《三俠五義》，由此傳遍了大江南北。
盡管在親政之初，就遇到了涉及自己身世之謎的政壇劇震，但宋仁宗最終還是憑借寬恕仁和的性格，挺過了常人所難忍的巨變，這也將是他此後政治生涯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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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看似懦弱平和，缺乏殺伐獨斷，但讀史者在宋仁宗多個傳世的史實“段子”中，卻看到了皇權在宋代的革命性漸變——皇權的自我克製和與士大夫的共治天下。
宋仁宗去世後，曆經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三朝的元老、曾經官拜參知政事的張方平就曾經對宋神宗說：“天下不能由陛下一人獨治，天下隻能由陛下和臣等共治。”
借由張方平之口可以看出，北宋從建國之初開始執行的崇文抑武政策，為大宋帝國培養出了一個冉冉升起、充滿道德和政治自信的知識分子群體，這些知識分子借由科舉製進入文官集團，然後又開始集體聯合製衡皇權，甚至提出了與皇權共治天下的理念。
這種理念，在宋以前沒有，在宋以後則逐漸泯滅。而北宋帝國的帝王們，則在自我克製中，巧妙維持著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均衡理念。
當然，皇權之下，始終是一個人治社會，這本質上仍然依賴於帝王的高度自製。
嘉祐六年（1061），蘇軾、蘇轍兄弟一起參加了“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考試，宋仁宗親自坐鎮殿試。結果，23歲的蘇轍當場洋洋灑灑寫了六千多言，並且攻擊指責宋仁宗“宮中貴姬至以千數，歌舞飲酒，歡樂失節……婦人之情，無有厭足，迭相誇尚，爭為侈靡”。主考官們看到卷子後，許多人都認為蘇轍道聽途說、言過其實，主考官胡宿更是堅持要將蘇轍除名，反倒是宋仁宗很坦誠地說：“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人將怎麽說我？”
當時，蘇軾、蘇轍兩兄弟的答卷都很精彩，宋仁宗為此非常歡喜，認為蘇氏兩兄弟都是宰相之才。
在宋仁宗的提拔下，蘇軾、蘇轍兄弟步入政壇，到了宋神宗時期，因為蘇軾涉嫌卷入諷刺變法的烏台詩案，宋神宗一度想將其殺死，但此時宋仁宗的妻子、太皇太後曹氏挺身而出保護蘇軾說：“我還記得當年仁宗皇帝在殿試後曾經對我說過：‘朕今日又為子孫得太平宰相二人，這二人同為兄弟，一個是蘇軾，一個是蘇轍，我年紀大了，擔心用不了他們，但這種人才也是遺留給子孫的財富。’”
由於太皇太後曹氏的力保，蘇軾最終得以保全不死，改被貶黜黃州。實際上，宋仁宗慧眼識英的，絕不僅僅限於蘇軾、蘇轍兄弟。在中國曆史上，許多被後世傳頌千年的著名人物，都是在宋仁宗朝被提拔或培養的。
在文學上，以明朝人評選的“唐宋八大家”為例，除唐代的韓愈和柳宗元外，其他六位全是北宋人，並且全部是在宋仁宗朝開始被提拔任用的，他們分別是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王安石、曾鞏六人。
另外，柳永、梅堯臣等詩詞大家，以及“北宋五子”（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等哲學家，還有範仲淹、富弼、韓琦、王安石、章惇、呂惠卿、司馬光、呂公著、包拯、文彥博、種世衡、曾布、狄青等政治家和著名戰將，其他如書法家蔡襄、科學家沈括、發明家畢昇等影響後世千年的英傑，全都是在宋仁宗時期被提拔任用或是創下成就。
也正是如此，宋仁宗在位的1022年至1063年共42年的統治時期，其人才爆發程度堪稱空前絕後，超越了此後千年間封建帝國的任何一個帝王統治時期。
對於在任內提拔重用各類人才，宋仁宗曾經在《賜劉輝及第》中表示，他對俊傑輩出的局麵頗為滿足：
治世求才重，公朝校藝精。
臨軒升造士，入彀得群英。
這頗有點當初唐太宗李世民感慨“天下英雄皆入吾彀中”的感覺。
在北宋崇文抑武、推崇科舉的時代大背景下，宋仁宗朝出現了人才井噴局麵，在這種寬和的時代背景下，統治者對民間的輿論也頗為寬鬆，當時，四川有位讀書人獻詩給成都太守，提出“把斷劍門燒棧閣，成都別是一乾坤”的割據想法。
當時的成都太守自然急了，於是將這位讀書人綁了送到京城，沒想到宋仁宗卻說：“老秀才是急著想做官吧？他寫寫詩泄泄憤也無傷大雅，又怎能治罪呢？不如賞個官給他當當。”在宋仁宗的授意下，老秀才因禍得福，被提拔為司戶參軍。
而這，尤其是在後世例如文字獄盛行，僅僅因為詩人無意中寫下“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就可以將作者梟首滅族的清朝，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由此可見，假如沒有宋仁宗時期寬恕仁和的政治環境，所謂的北宋人才大爆發，也就成了無源之水和無本之木。
3
盡管宋仁宗朝文治興盛，但北宋發展到當時，邊境的安全問題也越來越突出。
在經曆宋太宗時期雍熙北伐（986）的失敗後，宋真宗時期，北宋和遼國經過澶淵之盟（1005），終於奠定了此後長達百年的和平局麵。盡管東北方向的契丹之患得到緩解，但在西北方向，宋仁宗寶元元年（1038），黨項的李元昊正式在西北稱帝建立西夏，此後從1040年到1042年，西夏連續在三川口戰役、好水川之戰、定川寨之戰中大破宋軍，以致西夏軍隊兵鋒直逼長安。宋廷為此大震，宰相呂夷簡更是驚呼道：“一戰不及一戰，可駭也！”
西夏由於國小人少，雖然接連取得大勝，但殺敵一千自損八百，加上資源匱乏，所以也無力再向宋朝發起進攻，在此情況下，宋夏雙方最終於宋仁宗慶曆四年（1044）達成和約：雙方約定，西夏向北宋稱臣，北宋每年則賜予西夏“絹十三萬匹、銀五萬兩、茶二萬斤，並開放邊境貿易”，史稱“慶曆和議”。
盡管對遼國、對西夏的和約讓後世許多人詬病不已，但實際上，通過這種“贖買”式的和約，北宋反而因禍得福，賺得盆滿缽滿。
由於契丹、西夏等草原遊牧民族或是半農耕半遊牧民族，根本沒有建立豐富的產業，所以在與北宋實現和解後，在雙方邊境貿易的帶動下，北宋反而實現了巨額的貿易順差，以宋遼和議為例，澶淵之盟後，北宋每年都要向遼國進貢“歲幣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但北宋通過開放與遼國的邊境貿易，每年僅僅河北一地，稅收就達“四十萬貫”。
對此，宋徽宗宣和四年（1122），北宋臣子宋昭就曾經透露說，北宋政府給予西夏、遼國等少數民族政權的賠款“歲賜”，名義上是賠錢，但實際上通過開放雙邊貿易，北宋反而還賺了錢：“蓋祖宗朝賜予之費，皆出於榷場歲得之息。取之於虜而複以予虜，中國初無毫發損也。”
再次審視北宋、南宋與契丹、西夏、女真的和約可以發現，這種和約背後所隱藏的貿易戰術，比鐵與血的戰爭來得隱秘高明。對此，宋仁宗總是說：“好戰者亡，忘戰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
通過以柔克剛的和約，北宋與遼國、西夏達成了長期的和平局麵，但這始終無法消除北宋建國以後潛藏的政權隱憂。
當時，北宋由於長期的崇文抑武，導致軍隊作戰係統效率低下，為了拱衛中央和鞏固邊防，軍隊不斷膨脹。宋仁宗時期，軍隊規模達到了125.9萬人的高峰，軍事開支占據全國年收入的70%以上。與“冗兵”相對的，則是北宋的官僚隊伍不斷擴張，使得“冗官”和“冗費”等問題也不斷積累加深。
為了維持龐大的開支，到了宋仁宗時期，根據主管財政的官員張方平的匯報，慶曆五年（1045）北宋國內的鹽、酒等商業稅收，比宋真宗時期的景德年間（1004—1007）激增了3倍以上。宋真宗時期商業稅收僅僅450多萬貫，但是到了宋仁宗時期，不到40年間，商業稅收就激增到了1975萬貫，由此可見民間賦稅之重。
盡管百姓負擔日益加重，但在階級上層，當時國內的公卿大臣很多人卻占地達千頃以上，以致“富者有彌望之田，貧者無立錐之地”。在土地兼並日益嚴重的局麵下，北宋農民開始大量逃亡，小型起義則屢屢發生，以致歐陽修說民變“一年多於一年，一夥強於一夥”。
麵對這種內憂外患的局麵，憂心忡忡的宋仁宗在宋夏達成“慶曆和議”（1044）前，便急匆匆地將範仲淹從對西夏的作戰前線召回朝中問對策。
1043年農曆八月，在範仲淹、富弼等人的推動下，轟轟烈烈的“慶曆新政”開始了，範仲淹等人試圖通過澄清吏治、富國強兵，從根本上解決北宋的根基孱弱問題。
為了澄清吏治，當時範仲淹等人在處理不稱職官員時非常嚴厲，有時經常是將不稱職官員直接開除，對此輔助變法的富弼憂心忡忡地說：“這輕輕一劃，焉知一家哭矣！”範仲淹秉持公正、心如鐵石，幾乎毫不猶豫地回答說：“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在宋代，“路”是最高的一級監察區，其行政區域甚至比今天的省還要廣闊。
但改革越是鐵麵無私，遭遇的阻力就越巨大。
由於改革的最高領導是宋仁宗，守舊派官僚不敢攻擊最上層，因此隻能從執行層麵的範仲淹等人尋找攻擊的縫隙，作為守舊派官僚頭頭，夏竦等人實在找不到什麽攻擊的理由，就上書宋仁宗說，範仲淹、富弼、歐陽修等人拉幫結派，到處在搞“朋黨”。
想當初，宋太祖趙匡胤正是通過在軍隊中拉幫結派，依靠“義社十兄弟”等軍中錯綜複雜的關係，最終得以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因此趙宋建國後，最忌諱的就是拉幫結派搞朋黨。宋仁宗聽說後，就找來範仲淹問話說：“我聽說隻有小人才搞朋黨，難道君子也需要搞朋黨嗎？”
耿直的範仲淹不能理解宋仁宗內心深處的憂慮，隻是從自己的見解闡述說：“人以類聚，物以群分，自古以來，正邪兩麵都是各自樹黨，臣我在西北前線時，看到勇敢善戰的人喜歡聚在一起，怯懦怕戰的人又結成一派，其實在朝廷中，也是一個道理。如果朋黨是為了向善，那麽於國家又有何害呢？”
對於範仲淹的解釋，宋仁宗暫且放下了狐疑。但此事過後，夏竦又使人偽造文書，稱改革派計劃廢掉宋仁宗，另立新君。這種駭人聽聞的謠言傳開後，盡管宋仁宗並未下令調查此事，但範仲淹等變法派清楚，此事絕不簡單了。
於是，範仲淹主動上疏宋仁宗，聲稱西北邊塞再次告急，他請求外出巡邊以避開猜疑。在範仲淹看來，此舉無疑是以退為進，試探宋仁宗的真實想法——宋仁宗如果真的想把變法進行下去，那麽勢必會挽留範仲淹；如果不挽留，那就說明宋仁宗心中，確實是有了想法。
結果是，宋仁宗“爽快”地批準了範仲淹的請求，任命範仲淹為陝西、河東宣撫使，隻是仍然保留著參知政事的頭銜。不久，同樣作為改革派中堅力量的富弼，也被外放為河北宣撫使，隻是仍然保留樞密副使（類似國防部副部長）的官職。
優柔寡斷的宋仁宗最終一手停止了自己所發起的“慶曆新政”。這次改革，從慶曆三年（1043）八月開始，到慶曆五年（1045）正月以範仲淹被外放陝西為標誌，曆時僅僅16個月。
但這次北宋改革的先聲，卻極大激勵了時任鄞縣（今浙江省寧波市鄞州區）知縣的王安石。當時，遠在浙江任職的王安石也在鄞縣進行了小規模的改革試點。二十多年後，這位在宋仁宗朝成長起來的小知縣，也將在宋神宗的支持下，進行轟轟烈烈的王安石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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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曆新政”改革的失敗，除了導致文官範仲淹被外放，武將狄青也成為改革失敗的犧牲品。
宋仁宗時期，北宋在麵對西夏的作戰中經常敗北，意外的是，在這種大環境下，普通軍士出身的狄青卻逐漸殺出重圍。由於作戰勇敢，西夏軍隊每次見到狄青都相當畏懼。鑒於狄青的英勇，當時還在西北守邊的範仲淹，甚至還教導狄青讀《左氏春秋》。範仲淹曾經語重心長地對狄青說：“將帥不知古今曆史，就隻是匹夫之勇。”
在範仲淹等人的提攜下，狄青更加刻苦研讀，後來又帶兵平定了兩廣地區的儂智高之亂，出於對狄青的賞識，宋仁宗將狄青逐步升遷至樞密使（類似國防部部長），並在京城賞賜給他一套住宅。
北宋立國後，對於從唐代中期以來的武人幹政局麵心存忌憚，因此從建國開始，北宋就樹立了崇文抑武的基本國策，看到狄青從一個普通軍士，竟然因為軍功被一路提拔至樞密使的高職，宋仁宗朝內的文人自然坐不住了。
於是，狄青的家人在住宅內焚燒祭祀的紙錢，就有人向宋仁宗匯報說，狄青家裏“貌似有帝王之氣”，更有甚者，一些無聊人說，狄青家裏的狗都長出了兩隻角，這怕是有作亂稱帝之兆。到了後來，甚至連歐陽修都出麵說，狄青以武將身份掌管軍國要職，恐怕不是國家之利。
大家都知道，宋太祖趙匡胤可就是武將出身的。為了本集團利益，經常組團攻擊武將群體的文官集團明白，狄青的存在雖然是個異類，但作為北宋崇文抑武政策的最大獲利者，文官集團根本無法容忍任何一位武將來打破北宋崇文抑武的潛規則。
從這個層麵來說，狄青必須貶，而後來的嶽飛也必須死。
在人言洶湧的可怕浪潮下，宋仁宗終於抵擋不住人言可畏，他被迫將狄青免去樞密使職務，外放擔任陳州知州。在子虛烏有的罪名攻擊下，1057年，狄青在憂憤中去世。
至此，從短命的慶曆新政，到被迫貶黜狄青，性格本來就柔弱反複的宋仁宗，終於耗盡了作為政治家的雄心。
眼看大宋帝國在太平盛世中貌似蒸蒸日上卻暗藏隱患，嘉祐三年（1058），年僅38歲、被調任度支判官的王安石向宋仁宗獻上了長達萬字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王安石在奏折中係統性地提出了變法主張，以作為他後來領導變法的先聲。
但仁宗皇帝卻無動於衷。
王安石上萬言書這一年，宋仁宗已經49歲了。從慶曆新政夭折，到此前一年（1057）狄青病逝，仁宗皇帝心中充滿了無限感慨，從13歲即位登基，到24歲親政，他四分之三的生命，都在這帝王的寶座之上度過。
而在文官集團的集體製衡下，作為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趙宋天子，他雖然身為九五之尊，但所能做的事情和所信賴的人，要麽夭折，要麽病逝，要麽沒有魄力去執行，要麽沒有決心去進行到底。
所以，他雖然是皇帝，但所能做的事，隨著時間的推移，確實越來越少。
皇祐六年（1054），當時，宋仁宗寵愛的張貴妃去世，宋仁宗深受打擊，加上晚年一直求子卻無子，使得宋仁宗愈加落寞。
宋仁宗一生中，先後有過3個兒子和13個女兒。但3個兒子全部夭折，13個女兒也僅有5人長到成年，這使他內心非常哀傷，因此每次一到父親宋真宗的忌日，大臣們總會聽見宋仁宗“慟哭，其聲甚哀”。從內心深處，他或許是哀傷於在父親麵前，一直沒有一個兒子作為繼承人，來承繼父親和自己的血脈。
到了嘉祐五年（1060），新任諫官王陶就看到宋仁宗“寡於語言，群臣奏事，頷之而已”。除了點點頭或搖搖頭，他經常連話都懶得說了。
其實，早在至和三年（1056）正月，當時年僅47歲的宋仁宗有一次接受百官參拜時，就突然精神失常、手舞足蹈、語無倫次。後來，他病情越來越重，天天大聲呼叫說：“皇後等人要害我！皇後等人要害我！”宋仁宗這種瘋癲狀況在持續一個多月後，才逐漸康複。
嘉祐七年（1062）八月，一直無子的宋仁宗最終拗不過臣子的請求，從皇族中選拔了趙曙作為皇子。趙曙，就是日後的宋英宗。趙曙被立為皇子後7個月，嘉祐八年（1063）三月，宋仁宗最終在開封皇宮中去世，享年54歲。
宋仁宗去世的消息傳出後，首都開封城的商戶自發罷市停止營業，街頭巷尾到處可見為了仁宗皇帝痛哭的人，即使是乞丐和小孩子，也自發在皇宮前焚燒紙錢哭泣落淚。
老皇帝去世的消息傳到洛陽後，商戶也自發停止營業進行哀悼。悼念宋仁宗的人們到處焚燒紙錢，以致煙霧籠罩了整個洛陽城，使得“天日無光”。
宋仁宗去世的消息傳到遼國後，宋遼交界的燕雲十六州的人們“遠近皆哭”，遼道宗耶律洪基則緊緊抓著宋朝使者的手，哀痛流淚說：“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
一位看似中庸平常的皇帝，卻在他死後，贏得了百姓和他的對手最崇高和最真摯的評價。
他確實不似秦皇漢武，也不似唐太宗和後來的明成祖一般，擁有非凡的武功和絕世的功績。但就是這樣一位貌似平平無奇的帝王，卻在死後聲名越發顯著，以致後來有一種說法是，宋仁宗統治的42年（1022—1063），是中國古代史上最好的年代。
對此，北宋有人在宋仁宗落葬的永昭陵題詩寫道：
農桑不擾歲常登，邊將無功吏不能。
四十二年如夢覺，東風吹淚過昭陵。
相比於秦皇漢武等進取型的帝王，他作為一位守成之君，治下的老百姓常年五穀豐登，邊疆相對安定無事，42年恍如一夢。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幾千年中國史，確實太缺這樣的守成之君了。
盡管，他並不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