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業之死300年後，一直到今天，隨著楊家將係列小說、戲劇、影視的廣泛流傳，知道大宋開國名將潘美的人越來越少，而知道大奸臣潘仁美的人卻越來越多。
曆史講究蓋棺論定，可是當人們將曆史演義中的原型潘美附會為潘仁美的時候，諷刺的事情發生了：他的名字雖然多了個“仁”字，但關於他的評價卻走向了“不仁不義不忠不孝”的極端。
我們的曆史傳統向來同情和推崇悲情英雄，而在悲情英雄的對立麵，一定要有一個襯托英雄形象的反麵典型。這樣的曆史，黑白分明，愛憎分明，是非分明。沒有人性的糾結，沒有對錯的兩難，沒有灰色的中間地帶，尤其適合直來直去的人的口味。
楊業是史上罕見的悲情英雄，那麽，對他的戰死負有責任的潘美，就必須是同樣罕見的大奸臣。這就是典型的“英雄陪襯定律”。
然而，這樣的曆史，對於那個為了凸顯英雄形象而被犧牲掉的反麵典型，公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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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的潘美（925—991），是北宋開國的大功臣，也是宣布宋朝成立的第一人。
公元960年，陳橋兵變後，趙匡胤雖黃袍加身，但仍需回兵開封，得到後周朝中文武百官，尤其是小皇帝柴宗訓和太後的承認才行。他想要兵不血刃，平穩得位，於是派出一個得力的助手先行回朝，去傳達他的命令。
這個人就是潘美。
潘美與趙匡胤私交甚好，平時也以仁義出名，是“和平使者”的最佳人選。但對潘美而言，這件事情卻頗有風險，萬一朝中有人被趙匡胤“篡位”的做法激怒，大家一慫恿，第一個被開刀的人就是他潘美呀。
從最後的結果來看，潘美確實是個人才。他沒有辜負使命，穩定了朝局，協助趙匡胤在一片祥和的氛圍中完成改朝換代。
宋朝建立後，潘美成為宋朝兩任皇帝打江山、統一天下的左膀右臂，是宋初數一數二的功勳名將。
眾所周知，趙匡胤得位後，為了防止黃袍加身的事情在自己的朝代重演，搞了一出“杯酒釋兵權”，解除禁軍首領的軍權。後來，又罷去掌握重兵的節度使之權，加強中央對軍隊的直接控製。但史書說“諸節度皆解兵柄，獨潘美不解”。
為什麽唯獨潘美沒被解除兵權？一方麵是他當時尚未掌握重兵，另一方麵則是趙匡胤對他充分信任。每次領兵打仗，潘美都把妻兒留在京城，以示忠心。這樣，潘美的軍權越來越大，在統一天下的數場硬仗中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
根據史書記載，潘美在宋初主要建立了以下功業：
不帶一兵一馬，隻身勸服了意欲起兵反宋的節度使袁彥，使袁彥歸順宋朝，趙匡胤為此十分高興，曾說潘美“不殺袁彥，能令來覲，成我誌矣”；
作為副帥隨趙匡胤征後周太祖郭威的外甥、淮南節度使李重進，並在平定淮南後，鎮守揚州，用3年時間把淮南治理得井井有條；
又在湖南治理了8年，為後來平定南漢政權做好了準備；
作為主帥，平定南漢，並在統一兩廣後兼任廣州知州、兩廣轉運使，幹了3年，穩定了當地的社會和生產秩序，“嶺表遂安”；
作為副帥，平定南唐，整個南方至此基本納入大宋版圖；
隨宋太宗趙光義平定北漢，兵伐太原，完成中原統一大業；
和手下副將楊業一起，兩次擊潰遼軍南下的軍隊，取得雁門關大捷；
……
在986年雍熙北伐之前，潘美為大宋南征北戰二十多年。不論是平定南方各政權，還是抵抗遼軍，他幾乎沒有敗績，被趙匡胤和趙光義兩任皇帝稱為“柱國太師”。他的職位，也隨著一場場的勝仗而飆升，從最初的行營兵馬都監（出征軍隊的副帥），一直做到雍熙北伐前的忠武軍節度使，晉封韓國公。
難能可貴的是，潘美不僅打仗在行，治國也拿手。基本上宋朝每拿下一個地方，潘美都是當仁不讓的地方“一把手”，充當了促進該地區秩序和生產恢複的重要官員。“上馬治軍，下馬安民”，他是宋初難得一見的全能型人才。
雖然戰功赫赫，但潘美在正史中幾乎沒有劣跡，沒有飛揚跋扈、濫殺無辜或者奸詐凶狠等記載。相反，他是一個頗有仁義之心的戰將。史載，趙匡胤代周自立後，一些人主張把後周世宗柴榮的一個小兒子殺掉，隻有潘美把那個可憐的孩子帶回家，收為養子。在平定各地政權後，他也不曾妄殺一人，甚至拿出自己的薪俸，買了酒肉給潰散的敵人吃，對他們進行安撫。
可是，就是這樣一個仁人戰將，後來卻被徹底黑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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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86年的雍熙北伐，更具體來說，是那一年的楊業之死，使得潘美背負了生命與名聲難以承受之重。
那一年，遼國政局不穩，宋太宗趙光義想趁機收複燕雲十六州，命三路大軍北伐，分別由曹彬領東路軍，田重進領中路軍，潘美領西路軍。北漢降將、人送外號“楊無敵”的楊業，則做潘美的副將。
這次北伐是兩宋300年裏最有希望收複燕雲十六州的一次機會。三路大軍一開始旗開得勝，潘美、楊業的西路軍出雁門關，很快就收複了四個州。然而，由於曹彬率領的主力突遭遼軍重創，戰局隨即逆轉，趙光義隻得命令各路大軍撤退。
潘美、楊業接到命令後，率軍掩護雲、寰、應、朔四個州的百姓撤退。打仗時如何安全撤退本身就是難事，還要帶著百姓一起撤退，就更是難上加難。楊業於是建議用調虎離山計，派兵佯攻，吸引遼軍主力，然後在撤退路上預先埋伏精兵，掩護軍民撤離。
楊業剛說完，就遭到監軍王侁的激烈反對：“領數萬精兵而畏懦如此？但趨雁門北川中，鼓行而往。”
王侁主張，宋軍不但要直麵遼軍主力，還要“鼓行而往”，製造聲勢，唯恐不能與遼軍決戰。但在當時攻防形勢轉移、遼軍兵力超過宋軍三倍多的情況下，這一作戰方案簡直是飛蛾撲火。所以楊業說：“不可，此必敗之勢也。”
王侁則幽幽地說：“君侯素號‘無敵’，今見敵逗撓不戰，得非有他誌乎？”
眾所周知，楊業是北漢降將，最怕別人懷疑他有二心。王侁故意激將他，說他有“他誌”，暗指楊業可能要投降遼國。這就逼得楊業隻得表態說：“業非避死，蓋時有未利，徒令殺傷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責業以不死，當為諸公先。”
詭異的是，在這場關乎全軍戰術的重要爭論中，史書沒有記下主帥潘美的表態。從結果來看，潘美並未阻止王侁逼迫楊業出兵，這是潘美犯下的一大錯誤。
當然，潘美有他的苦衷。宋朝在軍隊中設監軍，代表皇帝的意誌，並被賦予極大的權限和尊貴的地位，使其可以鉗製軍中主帥。監軍的最終目的是防止軍中主帥裹挾兵力作亂，這是宋朝立國不正所以處處擔憂的後遺症。釀成的結果就是，當監軍和主帥的意見不一致時，主帥往往為了自保，或免除不必要的麻煩，而選擇沉默或附和監軍的意見。
62歲的潘美，一生征戰抵達的權位，讓他在監軍王侁的麵前患得患失，最終隻能看著合作多年的副將楊業冒險出兵。
楊業出兵前，含淚交代潘美，一定要在陳家穀布置步兵接應，否則將全軍覆沒。
當日，潘美和王侁的確如約在陳家穀布陣，等待接應楊業。然而剛等到中午，王侁便等不及了。他派人登高眺望。不知道望者看到了什麽，王侁就以為楊業已經打敗了遼軍。
為了爭功，王侁帶著將士們紛紛離開陳家穀。身為一軍主帥的潘美“不能製”。史書中潘美“不能製”幾個字，道出了宋朝武將的無奈，在皇帝的代表——監軍麵前，主帥的話語權和控製力大打折扣。
在王侁帶兵離開陳家穀後，傳來了楊業戰敗的消息，此時，潘美又犯了一個致命錯誤——他也跟從王侁的步調，撤離了陳家穀。
當天傍晚，楊業戰至陳家穀，看到原本約定在穀口設伏的宋軍竟然沒有留下一兵一卒，不禁“拊膺大慟”。楊業對手下將士說：“汝等各有父母妻子，無須與我一起戰死，各自逃命去吧。等到敵軍退後，還有人可上報天子此戰經過。”
眾將士都不願逃走，誓與之同生共死。最後一戰，楊業負傷十餘處，手刃多名遼兵，墜馬被擒，其手下將士幾乎全部戰死。楊業沒有投降遼朝，絕食三日而死。
事後，趙光義追究釀成楊業之死的責任人，認定潘美的過錯是“不能申明斥候，謹設堤防，陷此生民，失吾驍將”，監軍王侁、劉文裕二人的責任是“墮撓軍謀，窘辱將領，無公忠之節，有狠戾之愆”。最終潘美被降職三級，監軍王侁被罷官，流放金州（今甘肅榆中），其他責任人也都受到了相應的處置。
從朝廷的處置來看，北宋官方認定，王侁在楊業之死上負有主要責任，而潘美則負有領導責任。應該說，皇帝也知道，監軍鉗製主帥的製度設計，才是造成潘美眼睜睜看著楊業去送死的主要原因，所以在處置潘美時特別從寬處理。
盡管後來潘美官複原職，但他生命的最後幾年，或許是受楊業之死的影響，已經無所作為，直至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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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熙三年的楊業之死，成了後世整體汙名化潘美的起點。在這起事件中，潘美的確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他不敢站出來反對監軍王侁，不敢站出來支持自己的副將楊業。在楊業兵敗於陳家穀時，他也未能如約應援，而是追隨王侁撤兵。這樣一個南征北戰的開國名將，在監軍的麵前，變得如此謹小慎微，亦步亦趨，實在難以想象。
我相信他是為了保全晚節，留戀權位，而變得懦弱的。
人不是不可以給自己留後路，但光想著給自己留後路，遲早會遭到曆史的懲罰。潘美在後世被詆毀成宋朝的大奸臣，讒害忠良，裏通遼國，雖然很冤，但或許正是這句話的最佳注腳。
兩宋時期，由於離這段曆史還不遠，官方和民間對潘美的實際形象和評價，基本上是公允的。991年，他死後，獲諡號“武惠”。8年後，配饗太宗廟庭，這是很高的榮譽。宋真宗時，他又被追封為鄭王。
但是，到了元代以後，時間久遠，真相淡忘，潘美在虛構的曆史創作中便成了一心害死楊業，“誓要殺盡楊家父子”的大奸臣。明代中後期，隨著《楊家將演義》的成型，潘美被進一步醜化成勾結遼國的賣國賊。這對一生堅定抗遼的真實的潘美而言，無疑是最大的詆毀和諷刺。
可是由於小說、戲曲，乃至當代的影視劇，受眾要遠遠比史書多得多，真實的潘美，那個為大宋南征北戰、建功立業的開國名將，知道的人越來越少了，而被黑化的潘美，那個心胸狹隘、殘忍狡詐、裏通外國的奸佞之臣，卻日漸深入人心。
明清兩代，小說反過來影響正史。一些著名文人在寫史書時，提到潘美，竟然會寫作“潘仁美”，這很明顯是受到了小說和戲曲的影響。清初，有禦史上奏，提出罷免潘美從祀帝王廟的資格，獲準執行，可見潘美的官方形象已經嚴重走低。
這對潘美而言，當然是大冤案。曆史的書寫者，當然也有義務為潘美翻案。他是一個什麽樣的人，有什麽功績，有什麽過錯，都應該厘清。而不是不分青紅皂白，憑著簡單的情緒衝動，就給人家扣帽子，抹殺他的功績，放大他的過錯。
我們在現實生活中都曾被人冤枉過，都知道被冤枉的滋味不好受。更何況是以曆史的名義，用時間之筆去冤枉一個忠臣為奸臣，這絕對是比竇娥還冤的冤案。
隻是，當我們意識到冤案會被不斷製造出來，並持續得到傳播的時候，或許才知道“客觀公正，實事求是”這幾個字，真的很難寫好。
置身曆史的長時段之中，我們會發現潘美被黑化，其實有其必然性。
我們的曆史文化傳統，向來同情和推崇悲情英雄。想想看，每個受到人們最廣泛祭拜、獲得最高知名度的英雄，是不是都是悲劇性人物？關羽死後成了神，嶽飛死後有了廟，文天祥、陸秀夫、於謙、張煌言……每一個有紀念祠的人物，都有一個悲劇的人生結局。楊業之死，同樣是一個悲情英雄的結局，他在後世的演義、戲曲中得到同情和推崇，也就在情理之中。
正如我在文章開頭所說，悲情英雄的塑造需要對立麵的陪襯，有忠就有奸，有奸才有忠。所以，在楊業之死上負有責任、本人卻得到善終的潘美，不管一生有多大的功業，注定不會獲得同情，還會因此被無限醜化。
我們的曆史文化傳統，還極其膜拜道德完美主義者。這原本是好事，樹立和塑造完美人物，彰顯了我們對完美人格的追求；但也有負麵影響，就是導致我們對道德瑕疵的容忍度很低。尤其是在對曆史人物的評判上，容易用道德去代替其他一切價值尺度。
典型的例子有很多。比如，曹操是東漢末年相當有作為的一個人物，對盡快結束戰亂、恢複統一做出了巨大的曆史貢獻，但由於其本人的一些道德瑕疵，導致在曆史上長時間被詆毀和醜化。武則天也是如此。
潘美在楊業之死一事上，正好暴露了他為了自保而未出手相救的道德缺陷，而這一點足以招致他淹死於口水。至於他為宋朝一統天下做出的貢獻，在道德麵前已變得毫無分量。
古人追求的理想是“三不朽”，即立德、立言、立功。實際上，立德永遠是第一位的，一旦被認為個人的道德立不起來，立言、立功就失去了支撐，人們可以因人廢言，也可以因人廢功。
這也導致了自古以來，我們的一切爭論，都容易陷入道德爭議的泥淖。我們要阻止一個人擔任什麽職務，很少說這個人能力不行，而是說這個人人品不行。反過來，我們要推崇一個人，也很少說這個人能力很強，而是說這個人品格高尚。
一個社會不能沒有道德，但道德如果淩駕於一切之上，社會就會陷入空談的境地。
潘美被後世無限苛責，正是道德完美主義盛行的結果。
希望將道德的還給道德，功業的還給功業，曆史的還給曆史，人性的還給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