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渠是我最親密的同誌和戰友，我們同生死、共患難、肩並肩地在一起鬥爭達半個世紀以上，他的逝世，怎能不使我感到格外傷心！
回想辛亥革命失敗以後，同盟會隨即土崩瓦解。為了繼續革命，孫中山重組中華革命黨。鑒於同盟會的教訓，孫中山規定參加中華革命黨的人，要打手印，要宣誓效忠於他。這時，不獨妥協投降的京津同盟會如汪精衛、李石曾之流已脫離他而去，就是堅決反袁的國民黨南洋派如黃興、李烈鈞等人也對他表示反對。當然，打腳模手印並不是什麽先進的辦法，但孫中山在沒有學習到無產階級政黨的經驗以前，他隻能采取這類舊社會秘密結社的辦法以謀團結一致。那些出身高貴並已顯達的人物既不屑於順從孫中山，結果隻有廖仲凱和伯渠同誌等少數人能夠識大體，不拘小節，毅然地追隨孫中山左右。其實，這裏存在著一個原則問題，你是主張誌同道合、堅持革命鬥爭和團結一致、不怕犧牲的戰鬥呢，還是主張無組織、無紀律、無政府等虛無主義，或甚至墮落為投機取巧、官僚政客的一時結合呢？在這個重大的問題上，伯渠同誌是完全站在革命的正確的立場上。
十月革命給中國人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伯渠同誌就是中國首先接受馬列主義的先進分子之一。從1918年開始，李大釗同誌就不斷給伯渠同誌通信，研討馬列主義。到1921年，伯渠同誌就參加了光榮的中國共產黨。由於伯渠同誌和孫中山的密切關係，在推動孫中山的思想進步和促成國共合作方麵，他起了很大的作用。1921年共產國際的代表馬麟到桂林和孫中山會晤，就是由李大釗同誌寫信給伯渠同誌從中介紹的。其後凡·是孫中山和蘇聯代表的接談，都有伯渠同誌參與其間。正因為這種關係，所以在1924年國民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伯渠同誌被選為國民黨的中央執行委員，以後並擔任國民黨中央的農民部長。
1925年孫中山逝詛的前夕，我到北京又遇見了伯渠同誌。從此以後，由於政治觀點和奮鬥目標的完全一致，我們之間的戰鬥友誼就更為深厚了。
當1925年上海“五卅”慘案發生後、全國革命運動高漲、廣東省港罷工正在轟轟烈烈地進行的時候，我們又在廣州見麵了。那時的廣州充滿革命朝氣，到處欣欣向榮。我因要急於回四川工作，不能不和伯渠同誌分手，但我們的心裏都充滿無限的熱情和希望。
1926年初，國民黨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我又和伯渠同誌在一起工作。本來在這次大會上，我黨和國民黨左派占著絕對的優勢，但由於陳獨秀機會主義的領導，我們把領導權白白地放棄了。後來我和伯渠高誌談論及此，總覺非常痛心！這次大會之後，我又匆匆回川工作。不久之後就發生了3月20日的“中山艦事件”和5月15日的“黨務整理案”，蔣介石用陰謀詭計篡奪了革命的領導權。
“黨務整理案”以後，伯渠同誌不能在國民黨中央工作了，於是轉到第六軍去主持政治工作。本來，伯渠同誌過去就主張黨要掌握軍隊，並曾提出過要擴編第六軍。現在，他來到第六軍，就銳意加以整頓，把弱小的第六軍變為具有較強戰鬥力的部隊。在北伐戰爭中，第六軍曾立下不少的戰功，特別是1927年3月攻克南京之役，更使它的威名大震。帝國主義害怕中國革命勝利，它為了誘迫蔣介石投降，就在北伐軍攻克南京的當晚，用大炮製造了著名的南京事件。蔣介石憑著帝國主義的援助，屠殺上海工人，成立了南京反革命政府。他為了討好帝國主義，竟反誣共產黨人林祖涵為“寧案要犯”，和各帝國主義一起對伯渠同誌實行通緝。
1926年的9月，我又到了廣州。何香凝極其傷感地向我談起蔣介石的專橫和不法。我們於是召開了國民黨的執監聯席會議，通過了提高黨權、反對獨裁、發展工農運動、二五減租等決議。在這個會議上，我和伯渠等同誌對蔣介石的黨羽張靜江、葉楚傖輩展開了堅決的鬥爭。
1927年武漢政府時期，我和伯渠同誌的關係更為密切。在這年3月的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上，我們一齊展開了反蔣鬥爭。會上，我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常委兼秘書，他當選為軍委秘書長。我們幾乎天天見麵，隨時用電話磋商。南京攻克後，武漢政府看到蔣介石逆跡更張，決定派伯渠同誌到南京去截獲蔣介石歸案法辦。但狡猾的蔣介石從南昌趕赴上海時，並未在南京登岸，這一罪大惡極的叛賊竟未落入人民法網，實在是很大的遺憾！
4月初，武漢政府曾決定派第四軍東下去援助南京的二、六兩軍和剛剛得到解放的上海工人，伯渠同誌對此異常興奮，但機會主義者害怕帝國主義，把希望寄托在汪精衛身上，因此臨時取消了原來的決定。接著，汪精衛和陳獨秀於4月5日在上海發表汪陳宣言後，一同到了漢口，一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很快地就被他們斷送了。
7月14日的晚上，風聲已經很緊了。我深夜還在伯渠同誌家裏。一會兒，彭澤民來給我們報告了汪精衛當晚召開分共會議的情況，我們知道反革命的浪潮襲來了，決定分別離開漢口。隨後，我們都到南昌參加了“八一”起義，我任革命委員會秘書長，伯渠同誌任財政經濟委員會主席。
南昌起義由於沒有去和湘贛的農民運動相結合，因而於溽暑遠征中在潮汕遭到失敗。記得在流沙開會決定非軍事上必要人員分散活動以後，我即和伯渠同誌分別。當時雖遭失敗，我們卻並不灰心，我們互相鼓勵，決定繼續鬥爭，堅持革命到底。伯渠同誌是同賀龍同誌、劉伯承同誌一路到香港的，但我到香港去看他們的時候，卻沒有見到伯渠同誌，因為他是“國際犯”，到香港後立即避居日本，準備經日本再到蘇聯。我於1927年末與伯承等同誌到了莫斯科。
1928年夏，伯渠同誌也到了莫斯科，異國重逢，我們是多麽感慨而又興奮啊！隨後，我們一同入中山大學（後改為中國勞動共產主義大學）研究院，從此我們同吃同住，開始了有趣的學習生活。在研究院的時候，我們兩人合寫了一篇有關中國土地問題的論文，目的是要駁斥托洛茨基派拉基卡爾說中國土地可以自由買賣沒有封建主義的胡說。我們每天一齊到列寧圖書館去看書，然後反複討論，執筆為文。次年2月，為了進一步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又入這個學校的特別班學習。這時何叔衡、徐特立等同誌也來了，我們幾個“老學生”聚在一起，實在難得。在學校，我們不但學到了馬列主義的偉大理論，而且參加了反對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派的實際鬥爭。我們一直同學到1930年畢業的時候。這段學習生活，給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現在想起來仍然是津津有味的。
學校畢業後，伯渠同誌和我又相繼都到海參威遠東工人列寧主義學校教書。這時，為了在華工中掃除文盲，我們以瞿秋白等人研究的成果作基礎，和一些蘇聯語言學家一起製訂了中國北方話拉丁化方案。在1931—1932年，我們曾兩次召開新文字代表大會，對原方案加以不斷的改進。這一方案，對華工的掃盲和普及教育工作，確曾起過良好的作用。伯渠同誌為這一工作付出了很大的勞動。
伯渠同誌於1932年回國。他在中央革命根據地先後擔任中央工農民主政府的經濟部長和財政部長。伯渠同誌素來就善於理財，所以他能在財經中發揮卓越的才能。由於第三次左傾路線的錯誤招致了第五次反圍攻的失敗，紅軍不得不開始長征。在長征途中伯渠同誌又擔負了總供給部長的重任。我雖然沒有參加長征，但我對創造人類奇跡的長征英雄特別是象伯渠同誌這樣的老英雄實在衷心地敬佩！
西安事變以後，伯渠同誌在西安從事統一戰線的工作。自1937年起，他又擔任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這時他不斷往返於西安和延安之間，工作十分忙碌。在統一戰線工作中，他利用了過去的國民黨的關係特別是和程潛的關係，擴大了黨的影響和力量，保護了不少的幹部。
1938年我們又在武漢見麵了！為了抗日救國，我們又和當年捉拿我們的敵人合作。但是，我們的黨，在毛澤東同誌的領導下已經成熟了。在國民黨召集的國民參政會的活動中，我們不但要同汪精衛投降派作鬥爭，而且要同蔣介石頑固派作鬥爭。伯渠同誌在這些鬥爭中善於正確地運用戰略和策略，同時他還向黨揭發了右傾投降主義分子的錯誤。
我1939年回到延安後，和伯渠同誌見麵的機會又多了。1940年，在毛澤東同誌的支持下，由伯渠同誌領銜發起了新文字協會。此後，伯渠同誌在他所領導的陝甘寧邊區內大力推行拉丁化新文字。一時邊區的新文字報刊，新文字學校，風起雲湧，收到很大的成績。
1942年整風運動開始後，我們又在一起學習。伯渠同誌在整風運動中所表現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精神，非常令人感動。經過整風以後，我們全黨更加認識到毛澤東同誌的正確和偉大。
當國民黨戰場1944年在豫湘桂戰役中遭到慘敗的時候，全國人民更加把他們的希望寄托在中國共產黨身上。這時，伯渠同誌在國民參政會的講壇上，代表黨提出了立即召開緊急國是會議、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從此聯合政府便成為全國人民一致的要求。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不顧全國人民的和平願望，悍然發動了大規模的反動內戰。當我由重慶撤返鮭安時，正碰上伯渠等同誌在那裏動員邊區人民迎擊胡宗南匪幫的進攻。以後伯渠同誌—直在毛澤東同誌的直接領導下，和陝甘寧邊區的人民在一起，堅持著艱苦的對敵鬥爭，直到勝利。
1949年10月1白，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同誌在天安門廣場上升起了一麵光輝燦爛的五星紅旗。這時伯渠同誌榮任中央人民政府的秘書長，站在毛澤東同誌的旁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伯渠同誌由於積勞成疾，身體漸漸衰弱了，但他仍力疾從公，發奮工作。他曾不斷地到廣東、寧夏回族自治區等地視察，對當地工作提出過許多寶貴的指示。1956年他曾一度病危，後來身體又逐漸好轉，今年春天，他還去訪問蒙古人民共和國，我們大家都為他的康複而慶幸。後來，他又病了，但並不嚴童。
我5月初到山西視察以前還看見他很健康。我到山西萬榮一帶，看到了許多令人鼓舞的景象。我想回來告訴他，他一定十分高興，很可能因此而減輕他的宿疾。誰知在回京的途中——鄭州，竟聽到他逝世的消息！
我五十餘年的戰友逝世了！但是，他給後輩青年留下一個足資學習的共產黨員的榜樣。我相信青年同誌們定能學習伯渠同誌的精神，學習他忠於黨、忠於人民、忠於馬克思列寧主義、忠於毛澤東思想的精神，繼承他的遺誌，把偉大的共產主義理想早日在中國實現。
（196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