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國際國內形勢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在國際上，德、意、日法西斯聯盟已開始形成，並在世界許多地區加緊了它們的侵略行動；世界各國人民，也采取了各種形式來抵禦法西斯的侵略，一個廣泛的世界人民反法西斯陣線正開始形成起來。在國內，日寇繼占領我國東北四省以後，又不斷對我發動新的侵略，妄圖囊括平津、席卷華北，進而占領全中國。日本帝國主義在1935年製造的所謂“華北事件”其目的即在於此。中國的民族危機至此空前嚴重。國民黨反動政府對於日寇的新進攻，仍采取臭名昭著的不抵抗政策，節節退讓。1935年夏，它與日寇訂立了喪權辱國的“何梅協定”。接著，在日寇新的壓迫下，它又準備成立半傀儡性的所謂“冀察政務委員會”，想犧牲冀察兩省的主權，來滿足日本侵略者的胃口。但是，中國人民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行為和國民黨反動政府的賣國政策，決不答應，他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堅決展開了抗日救亡的鬥爭。一個新的愛國運動的**即將到來。
與此同時，紅軍在突破國民黨第五次“圍剿”後，中國共產黨於長征途中召開了著名的遵義會議，改變了“左”傾機會主義錯誤的領導，確立了以毛澤東同誌為首的黨中央的新領導，然後在毛澤東同誌的正確領導下，完成了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裏長征，於1935年10月，勝利地到達了陝北革命根據地。紅軍到達接近抗日前線的陝北，對華北人民的抗日鬥爭，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由於日寇侵略所引起的太平洋國際關係和中國內部階級關係的變化，中日民族矛盾已上升為主要矛盾。這種形勢，要求我黨采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聯合一切抗日人民和軍隊來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共產黨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於1935年8月1日發表了“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八一宣言”）。這個宣言，號召全國人民在亡國滅種迫在眉睫的關頭，“無論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政見和利害不同，無論各界同胞間有任何意見上或利益上的差異，無論各軍隊間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敵對行動，大家都應當有‘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的真誠覺悟，首先大家都應當停止內戰，以便集中一切國力（人力、物力、財力、武力等）去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鬥。”宣言並號召組織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和組織全中國統一的抗日聯軍。“八一宣言”傳到國民黨統治區以後，得到了各階層人民廣泛的同情，促進了抗日運動的發展。
1935年7月一8月，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第七次代表大會，季米特洛夫在會上作了一個著名的報告。這次大會根據當時的國際形勢，提出了在資本主義各國建立工人階級反法西斯的統一戰淺和各民主階層反法西斯的人民陣線，以及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建立反帝國主義侵略的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中國共產黨的“八一宣言”，就是根據這一新的方針發表的。
我在莫斯科參加了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以後，黨決定派我到法國巴黎去擴大正在那裏出版的《救國報》，以加強反法西斯和建立抗日民族統……戰線的宣傳。1935年10月，我由蘇聯動身去法國。
11月初，我秘密地到達巴黎。一到巴黎，我就按著原來的規定，到一家咖啡館去和約定的同誌（曾同過路，彼此認識）接頭。外國的啡咖館和中國的茶館差不多，隻要買點東西，呆上半天，主人也不幹涉。這天我到咖啡館的時候，裏麵人來人往，十分熱鬧，我也要了些咖啡、點心，又時而看看書報，以消磨時間，避人耳目。由於我的行動自然，並沒有引起旁人的注意。但是—直等了四個多鍾頭，還不見接頭的人來。這時咖啡館裏來去的人已變更多次，如果再呆下去，就會引起別人的懷疑。我非常著急。當時我想，來接頭的同誌怕引人注意也許在門外等候，便慢步出門尋視。不久，遠遠望見他走來了。在他的示意下，我便跟他走去。我們就這樣又接上了關係。接著，我們便開展了工作。但這時，法國政府在中國南京國民黨政府的要求下，忽令《救國報》停刊。為了反抗法國政府這道命令，使報紙繼續出版，我去找法國共產黨的同誌們商量，問他們是否可以通過起訴，爭取複刊。那時法國共產黨在共產國際的領導下，很有國際主義精神，對中國革命極力幫助。他們對我說：這不是什麽法律問題，而是政治問題，這次令《救國報》停刊，是法國政府為了外交關係由內閣決定的。起訴無用，抗議也無濟於事。並說：好在法國政府自來標榜言論、出版自由，如果把報頭的汶字和法文稍加修改（保持大意相同），仍可繼續出版。這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在開展，國內人民和國外華僑紛紛來函訂報，各方需要很急，而且報紙的紙版要從莫斯科航空寄來，如不趕快設法，很容易使報紙脫期，從而會引起各方麵的疑懼。因此，我急電領導請示，建議改稱《救國時報》。在得到回示同意後，我們趕忙把莫斯科寄來的紙版改了報頭，使報紙一期也不脫，《救國時報》居然在“一二·九”那天，又繼《救國報》而出版了。把漢字報頭增加一個“時”字，並不大引起人們的注意；而在法文報頭上，卻如同新出一家報紙似的，法國政府因此也就不再追問。
就在《救國時報》出版那一天，1935年12月9日，國內爆發了偉大的一二·九愛國運動。北平學生為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華北，反對“冀察政務委員會”半傀儡政權的建立，以挽救中國的危亡，他們突破了反動軍警的封鎖，不顧大刀水龍的襲擊，英勇地走上街頭，舉行了激昂悲壯的示威遊行。由北平學生掀起的抗日**，迅速席卷全國，打破了國民黨統治區多年來白色恐怖的反動局麵，使蔣介石經常誇耀的所謂“安內攘外”的賣國政策一天天地趨於破產。我們在國外聽到這個消息，當時興奮之情，真非言語所能形容。我們決心加緊工作，辦好《救國時報》，希望它能在日益高漲的抗日運動中發揮積極的作用。
還在我從莫斯科赴巴黎之前，為了擴大報紙的規模，我們就決定要在巴黎創辦印刷所。那時陳雲同誌也在莫斯科。由於他和商務印書館有長期的關係，他特為我給上海商務印書館寫了一封托買漢字銅模的介紹信。我到巴黎後即把信發出。“一二九”運動發生後，我們是多麽盼望這套銅模趕快到來啊！1936年3月，銅模果然運到了巴黎。經過大家緊張的籌備，印刷所建立起來了。印刷所的建立，不僅避免了由莫斯科航運紙版常因氣候關係致使報紙有脫期的危險，而且從此擴大了報紙印刷的規模，解決了國內外所需要的發行數量。
《救國時報》是我黨在國外從事抗日宣傳的機關報。它從1935年12月9日創刊到1938年2月10日終刊，曆時二年餘，共出版了152期。它的主要任務是宣傳我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從創刊號起，就明確地栺出，在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條件下，中國的唯一出路，就是全民族一致對外，建立全民救國的聯合戰線。它發表了許多論文；刊載了許多中共中央的文件和—毛澤東同誌的著作；不斷地報導國內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情況，特別是東北抗日聯軍的鬥爭情況；並經常揭露蔣介石進行反革命內戰和向日本帝國主義妥協投降的陰謀活動。它為推動中國抗戰，作了不少工作。此外，它還經常發表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等同誌的論文、演講詞，不斷報道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就，以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情況。這些，對於當時正處在苦難中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的中國人民說來，是很大的鼓舞。
因為《救國時報》的言論代表了廣大人民的要求，所以它在國內外擁有廣泛的讀者，成為當時國內外同胞特別是進步青年很喜讀的報刊之一。它的發行數量增長很快，在創刊時僅銷行五千份；不到一年，就增至兩萬份，而且還遠不能滿足讀者的需要。在銷行的兩萬份中，國內約一萬餘份，不僅北京、上海、廣州、重慶等大城市，就是西康、新疆等邊遠地區和若幹小縣城內也有它的讀者，而且幾乎是每份報紙都是許多讀者傳閱；它在國外的發行範圍，遍及四十三個國家，擁有九千六百餘訂戶，歐洲華僑中有它的讀者，美洲華僑也很喜歡它，南洋一帶和澳洲、非洲、印度等地也都有它的讀者。
也正因為《救國時報》反映了人民的要求，所以它得到國內外廣大群眾的支持。1936年2月11日，一個新加坡的讀者來信說：“這邊——馬來亞的華僑對於貴報的態度表示很擁護，凡是讀過貴報的人，都憤恨日本和一切賣國賊漢奸，而且爭先恐後地要先讀貴報。記得有一友人帶《救國時報》—張往馬六甲，該報由僑胞互相傳遞，直至破爛不堪，字跡模糊，還是不肯放手。這個事實，正是說明貴報的態度正確。”1936年8月12日，東北抗日聯軍第一軍總司令楊靖宇同誌來信說：“貴報之內容精彩，議論正確，固不必說，而所標出宗旨為‘不分黨派，不問信仰，團結全民，抗日救國’正與敝軍之宗旨相合。我們的口號也是不分黨派，不問信仰，隻要是抗日救國的，都一致聯合起來。正因為如此，故貴報甚得敝軍全體士兵的歡迎。我們應該更感謝貴報的，就是你們關於東北義勇軍抗日的消息登載獨多，使我們全體士兵看到，抗日殺賊的意誌愈益堅決興奮。”1958年我到哈爾濱參觀革命博物館時，就看到東北抗日聯軍保存下來的《救國時報有些還是烈士們的遺物。據說明員同誌說：該報在當時東北抗日聯軍中廣為流傳，深受廣大官兵熱愛，對於他們堅持東北遊擊戰爭，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各地讀者不僅在精神上支持我們，而且在經濟上也援助我們，例如在有一段時期內，我們收到讀者自動匯來的捐款即達六千餘法朗，其中有楊靖宇同誌和全體將士捐輸的，也有國內外同胞捐輸的。這些，都給了我們《救國時報》的同誌們以很大的鼓舞。
《救國時報》在它的發展過程中，也曾邁到過許多困難，其中最主要的是經濟上和發行上的困難。它雖然有《救國報》的資金作基礎，也得到各地同胞解囊支援，但因它並非營業組織，收入有限，而各種費用支出頗巨，兩者相較，常常不足。雖然同誌們節衣縮食，甚至繼以典質，即使“羅掘俱窮”，也還是難以為繼。因此後來有時不能按期出版，或出版後又無錢付郵。在發行上，由於國內外反動派的檢查，報紙常被扣留，訂戶及代派處往往收不到。那時國民黨反動政府對報刊入口檢查最嚴，我們的報紙往國內發行極不容易。為此，我們不得不想更多的辦法。記得1936年初，上海生活書店的一位同誌到了巴黎，他手頭上有《新生周刊》的訂戶名單及住址，那時《新生周刊》已被查封，我們便利用它的訂戶名單及住址來寄《救國時報》，使我們的報紙得以在國內廣為流傳。總之，《救國時報》雖然遭遇到許多困難，但由於得’到廣大群眾的支援，再加上報社全體人員同心同德地艱苦奮鬥，終於克服了一切困難，堅持了兩年多的鬥爭，完成了它所負的光榮的曆史使命。
我在巴黎辦《救國時報》的時候，為了加強在歐洲各國的中共黨員的聯係，交換情況和交流工作經驗，於1936年1月，在巴黎召開了一次旅歐黨員代表會議，到有在英國、德國、比利時、荷蘭、法國等國工作的黨員代表十餘人。我在會上作了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黨的新政策的報告。會議討論了組織各國華僑抗日救國聯合會的問題，並製訂了籌備計劃。這些長期散居在國外的同誌，由於客觀環境很難與黨的領導組織聯係，而各兄弟黨領導他們也有困難，因此，他們的工作不能很好地開展，情緒也有些沉悶。於是，大家建議成立一個統一的領導機構來加強對旅歐各國黨員的領導和聯係。這個問題雖然未能得到解決，但通過這次會議，大家聽了我的報告和討論了今後的工作，覺得有了黨的新政策可以遵循，都非常高興地返回了各自的工作崗位，生氣勃勃地展開了工作，比起從前來總算進了一步。
我在巴黎除了辦《救國時報》以外，為了宣傳抗日和爭取實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還作了一些其他的工作。1936年春，聽說胡漢民到了法國，住在宜斯海邊休養，我想他在國難當頭的時期，思想或許有所轉變，便派我的兒子（震寰）持函往見，想約他見麵，對他談談我黨的統一戰線政策。誰知這位在大革命時代就著名的右派分子，這時仍然頑固不化，見我的信後竟不敢作答。我知其行將就木，已經不可救藥了，便沒有再去理他。後來胡愈之等來巴黎，我和他們暢談，頗為投契。他們要求到蘇聯，我為他們聯係，並代辦了入境手續。
1936年3月，世界學生聯合會為援助中國學生的抗日救國運動在倫敦召開大會。在這以前不久，曾在比利時首都開過一次國際青年代表大會。在會上，我們的代表為了擴大統一戰線，把表麵看來似乎左傾一點和比較與我們接近一點的國民黨分子王海鏡推入大會主席團，誰知這位王海鏡後來竟反對我們的代表在會上講話。鑒於這一教訓，我想這次倫敦大會，再不能蹈覆轍，便寫信給德國我黨支部負責人王炳南同誌，力說我們一方麵要顧到統一戰線方麵要保持我黨的獨立性、鬥爭性，斷不能因為統一戰線而把自己的手足束縛起來，並要我們的代表去倫敦後找侯雨民同誌好好籌商辦法。因時間緊迫，稍緩即要誤事，我們又沒有預定秘密通訊方法，怎麽辦呢？考慮到以前幾封信都沒有失誤過，想來這一次也不一定會出問題，便大膽地寫了一封指示信，急忙掛號寄出。誰知這時王炳南同誌已另調工作，新接任的劉光德（劉鹹一）同誌又搬了家，他兩天後到舊房東那裏取得我的信，已被人拆過了。後來，當大會開始的時候，出乎我們代表的意料，國民黨特務忽在會場上散發以“民族先鋒社”名義影印的我那封信，並大嚷什麽大會是共產黨所召集和操縱的。他們還以“留德中國學生會”名義致電大會，反對我們的代表出席會議。我們的代表都很驚訝。但是國民黨特務這一無理取鬧，在我黨代表的有力駁斥下，並沒有得到多少同情。大會執行主席柯樂滿當場駁斥了他們，大會籌備委員會也回信駁斥了他們的來電。這次大會並沒有被他們所破壞，終於獲得了成功。我們的代表返巴黎後，說起這件事，並把影印的信給我看，果然是我用假名“平洋”寫的那封信。我這時深深地感到：自己的警惕性還不夠高，考慮問題還不夠周密，在反動統治下做革命工作，必須隨時警惕啊！後來查明，這件事原來是國民黨政府駐德國大使館的人幹的。他們經常派出特務跟蹤共產黨人，竊取機密。就是他們把我那封信秘密偷去影印後又送回了原處。他們不僅把影印的信在大會會場上散發，而且遍寄國內外，企圖以此來挑撥離間，破壞我們進行的統一戰線工作。接著，國民黨政府駐德大使程天放，就串通德國法西斯組織“衝鋒隊”對我們施加迫害，逮捕了劉光德同誌和反帝同盟的許德瑗等人。為了反抗反動派的迫害，我們發動了許多團體向德國政府抗議，並要求國民黨大使館將人保出。程天放自然是不會答應的，我們對他也並不存在什麽幻想，這樣做隻不過是為了更加暴露他的嘴臉而已。由於許多團體的抗議，加上德國和國際輿論的譴責，德國政府不得不將許德瑗等釋放，但劉光德同誌卻被無理驅逐出境。這一消息傳出後，黨組織惟恐我也發生危險，便急電要我返回莫斯科，並派人來接替我的工作。
原來我到法國去是非法居住的，沒有居留證，是經不得檢查的。剛到巴黎時，報社又被查封，同誌們怕有危險，不要我到報館去，但我每天總要設法去一次。我還常約同誌們到咖啡館商量工作，有時風聲很緊，大家都為我擔心。當時法共的同誌們給了我根大的幫助，極力設法掩護我。我一到巴黎，他們就把我送到一個同情分子開的旅館裏，住約十月之久，未出問題。這固然是由於法共同誌們和旅館主人的掩護，同時也由於我自己小心謹慎，舉止大方，和自己裝扮的身分相稱，並注意保守秘密。主人一家因此都很喜歡我。1937年，我再到巴黎進行抗日戰爭的國際宣傳工作時，曾去看他們，並告以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已經形成，抗戰勝利有望，他們一家人都非常高興。直到如今，對於法共同誌們和法國朋友們的幫助，我仍感激不忘。正是由於他們的國際主義的援助，才使《救國時報》勝利出版，並使我勝利地完成了黨所交給我的任務。
1936年7月，我把報社的工作交代以後，返回莫斯科，又走上了新的工作崗位。
（196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