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記住股神沃倫·巴菲特的投資鐵律：第一條是保住本金，第二條是保住本金，第三條是記住前兩條。
人生本身就是一場投資，生命是最重要的本金。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理財不能徹底改變命運的轉盤，同樣不能避免風險，卻可以降低風險的傷害。所以，理財最重要的事不是優先考慮賺多少錢，而是如何降低死亡帶來的傷害。在為財富的數字增添更多“0”奮鬥時，如何保住零前麵的“1”才是關鍵。
再強調一遍，理財如人生，最重要的第一要務不是賺多少錢，而是防範風險。
人生最大的風險是什麽？
借用劉慈欣的一句話：你在平原上走著走著，突然迎麵遇到一堵牆，這牆向上無限高，向下無限深，向左無限遠，向右無限遠。這牆是什麽？是死亡。
按我們的文化，每一個人都希望壽終正寢，非常忌諱談論死亡這樣的話題，尤其忌諱提及親人和自己非正常死亡。
不得好死是對人最大的詛咒，是最難聽的罵人語言。
可不提這事兒，非正常死亡就不存在了嗎？
交通事故、醫療事故、觸電、過勞死……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中國每年非正常死亡人數超過300萬人，平均每天有8000人死亡，平均每6分鍾就有一人死亡。死亡看似很遠，其實如影隨形。當然，也包括作者和每一位讀者。更精細一點，每一天、每一個人的死亡概率大概在萬分之一左右。
站在統計學的角度，概率低於5%的事情在現實中不可能發生，萬分之幾、千分之幾的概率幾乎可以忽略不計，普通人非正常死亡的概率比中千萬大樂透的概率還低，既然不相信兩元的大樂透中頭獎，為什麽相信非正常死亡會降臨到自己頭上？
買兩元的大樂透不中頭獎沒事，但萬分之一的死亡發生在自己身上，就是晴天霹靂。非正常死亡真實存在於整個世界，存在於我們每個人的身邊，萬分之一的概率落到具體個人頭上，就是百分百的現實。人生最大的悲哀並不是錢還在，人卻沒了，而應該是，命不在了，錢不在了，家人還在。
死神會剝奪一個人的生命，逝者已逝，不再受凡塵之事的羈絆，生者的明天卻要繼續。如果是家庭主要收入者失去生命，生者則淪入更悲慘的境地——生無所依。在家庭主要成員遭遇死亡麵前，任何人的堅強都不堪一擊，無論貧困、小康還是大富大貴之家，都會迅速淪陷。
一家權威的國際頂尖期刊曾給出這樣的研究結論：家庭主要收入來源者的死亡將導致家庭收入永久性減少，會使家庭的消費水平急劇下降；當家庭中丈夫死亡後，消費水平下降超過25%的家庭占比在三分之一以上。
家庭消費水平降低，直至從富裕、小康陷入赤貧，即所謂“家庭脆弱性”。
麵對死亡，生活水平下降的現象在全世界都十分普遍。這不是聳人聽聞，發生在身邊的這種事例並不少。
2018年曾經有一條社會新聞一度讓網絡躁動——一位名企的程序員某甲，被解聘後自殺身亡。
人們關注到了中年壓力，關注到了勞資關係，唯獨沒有關注到主人公如何才能避免走到山窮水盡的地步。
某甲本科、碩士均畢業於985、211名校，又是 IT 這樣炙手可熱的專業，此後履曆依然為絕大多數人遙不可及，名企十幾年工作經曆，在深圳有房、有車……
這樣的人生經曆是一個標準的勵誌故事，主人公屬於社會精英人物。然而，社會精英做了一個人生急停，隨後故事的結局在網絡被爆炒。
據稱，某甲的夫人是全職太太，父母則是沒有養老金的農民。某甲一跳了之，留下親人何以處之？
兩個孩子不僅失去了父親，家庭也失去了經濟來源，還有兩對無人奉養的老人，每個月壓力山大的房貸留給孤兒寡母還是年邁的老人？妻子當然悲痛欲絕，悲痛讓人欲絕，未來的生活卻真的成了……
兩個孩子、一個家庭的人生軌跡從此改變，所以某甲事件才如此刺目。細細想一想，身邊這樣的事兒少嗎？
某甲是不幸的，不幸的又豈止某甲一個？
在交通事故麵前，在惡性疾病麵前，在自然災害麵前，個人又有多少抵抗能力？倏忽間一個人、一個家庭便喪失了一切。
明天和死亡，有時候真的不知道哪個先來。
不要以為自己是例外，死亡看似離我們很遠，實際就在我們身邊。生於此危世，命危如晨露，所有人都像生活在峭壁邊緣，必須思考一件事——如果一旦不幸墜崖，家人該怎麽辦呢？
死亡定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有人忽視了通過理財配置對衝死亡風險的重要性。請一定要記住，死亡風險帶來的財務衝擊可以規避。
美國高收入家庭一般也具有很高的財富積累，由於財富的對衝作用，死亡風險對於高收入家庭影響並不嚴重。遺憾的是，中國家庭財富積累與有效對衝死亡風險的相關性很差，在很大程度上財富無法對衝死亡風險 【 郭振華，《上海保險》，2018年10月20日。】。
財富不能對衝死亡風險（可以忽略家庭淨資產在3000萬人民幣以上的家庭），這顯然是一個有悖於常識的結論。知其然，方知其所以然。財富，尤其是存量財富並不能解決一切問題。
首先我們要知道：到底非正常死亡的概率有多高，哪個群體風險最高？
與網絡報道相比，曾有學者做過相對嚴謹的估算。很遺憾，這個數字可能誰都想不到。2018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當年我國死亡人口為993萬人，死亡率為7.13‰，這意味著每天有2.72 萬人離開人世。
無法有效應對非正常死亡風險，很大程度是源自一個眾所周知的理由，所有人都需要通過儲蓄應對未來醫療、養老等高額度支出。但是，並不是所有人都有這樣的儲蓄能力，更何況財富會貶值。
對普通家庭來說，“4-2-1”或者“4-2-2”的家庭結構特征，要麵對的問題是：五年內，每一個家庭都麵臨著不確定的收入變動；另一方麵，五年內任何家庭的支出都是確定的。
經濟學理論上，居民消費要有良好的平滑性，有錢慢慢花，細水長流；現實卻是另外一個樣子，消費根本沒有任何平滑性，積攢一輩子就為了突擊完成幾件事：購房、子女教育、子女結婚、父母養老、自己養老。收入增幅未必大，降幅卻未必小。唯獨兩點確定無疑，一是未來確定性支出是大筆的，30—60歲，哪一年都逃不掉；二是如今多收了三五鬥，不必三十年後，等真用這筆錢的時候就能覺得三五鬥無濟於事。
正是上述原因讓人們根本沒有能力麵臨死亡風險的對衝。在這個問題上，千萬不要自以為是，認為自己的家庭、自己的收入足以支撐一切。
再看一組數據，可能會顛覆人的三觀，尤其是不相信自己處在峭壁邊緣的人。當然，若幹個“小目標”的成功人士家庭，不在我們討論範圍之內。
表2-1 不同特征家庭的經濟脆弱性程度及分解
顛覆常識的第一個結論是：富裕人家和普通人家，哪一個更難對抗意外死亡風險？人們往往認為賺錢越多的家庭更容易麵對家庭成員意外死亡，就算出現這種情況，隻要有錢一切都好辦。
很遺憾，真實的答案與此正好相反。
總體看來，國內各收入水平家庭由死亡風險引發的家庭經濟脆弱性均很嚴重。隨著收入的增加，經濟脆弱性程度越高。換句話說，賺得越多，一旦出現家庭主要成員死亡，回到原有生活水平的概率就越低。道理很簡單，賺得越多，相應消費就越高，負債就越多，一旦出現風險事件，後果不堪設想。
更糟糕的是，高收入家庭收入來源往往集中在一個人身上。道理也很簡單，賺錢和養家不能一人兼顧，一個人顧家，賺錢的擔子自然落到另一個人肩上。這樣的家庭，收入越高就越難抵抗意外死亡帶來的風險，君不見一場流感就能折疊一個一線城市中產家庭。意外出現，消費水平直線下降幾乎成為板上釘釘的事實。
令人不安的第二個結論是家庭成員數量。一般情況下，家庭主要收入來源如果是3—4個人，將相當穩定，單一成員死亡風險將不構成重大衝擊。很遺憾，在全世界任何一個中等收入以上國家，這都不可能實現。隨著收入水平提高，一國勞動力進入市場的年齡會延後，家庭規模也會逐步縮小。
國內家庭脆弱性與家庭規模呈現倒 U 型相關，3人和4人家庭的經濟脆弱性程度最高，可能的解釋是家庭中孩子支出占家庭總支出的比例很大。一旦戶主或配偶死亡，會嚴重影響家庭消費。5人以上家庭經濟脆弱性程度較低，表明家庭規模效應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經濟脆弱性 【 唐玉生，《現代教育管理》，2020年1月15日。】。
現實中我們絕大多數家庭都是3—4人，城市基本沒有5人的家庭。80後獨生子女這一代尤其如此，一二線城市絕大多數家庭隻有一個高收入成員，穩定但存在一定問題；三四線城市的小康之家的家庭成員工作都在體製內，收入也談不上高，更不用說應對非正常死亡風險。
至於四個錢包，靠的是多年積蓄為下一代家庭添把柴火，哪怕是最高的額度，每月退休金也不可能超過1萬元，這點錢能維持自身生活、應對個人健康風險就不錯了。更糟糕的是，老年喪子曆來被視為人生最大的悲哀，下一代非正常死亡風險帶來的打擊無論從感情上，還是從經濟上都無法接受，在家庭內部不可能共禦風險。
第三個考慮的因素是家庭成員年齡。通常來說，戶主年齡為25—35歲的家庭經濟脆弱性程度最高，戶主年齡為35—44歲的家庭經濟脆弱性程度略有降低，其餘年齡段的家庭經濟脆弱性程度明顯較低 【 《中國廣告》，2015年5月15日。】。
實際上並非如此。
25—35歲屬於青壯年，收入一般呈增長趨勢，即使家庭遇到非正常死亡的威脅也能有時間恢複。最簡單的，生者會重新組織家庭，生活也將重新開始。
35歲之後工作和收入趨於穩定，家庭積累理論上也越來越多。很遺憾，上述論斷在很多情況下隻停留在理論上，35歲是家庭負債剛剛開始，近年來，隨著家庭杠杆率不斷增長，雖然家庭資產變得逐漸豐厚，但另一方麵是負債以更高的速度增加，積蓄反而變得極少或者根本沒有積蓄。
第四個因素是教育水平，結論也與大眾認知正好相反。
戶主受教育水平與家庭經濟脆弱性程度呈正相關，也就是說，受的教育越高，死亡對家庭的打擊就越大。
更糟糕的是，這一趨勢基於教育水平單一家庭特征。如果不同家庭特征指標之間交互影響、交叉考慮，比如，受教育程度高的家庭其收入可能也相對較高，又是獨生子女 【 曹凱，《中國醫院院長》，2019年1月1日。】，這樣就有可能產生遮掩效應，也就是說，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家庭可能收入更高，在兩個因素疊加之下，這樣的家庭時刻危如累卵。
尤其對社會精英層來說，985大學畢業，找份好工作，有份穩定收入，更需要關注非正常死亡風險，為自己和家人做好保障。
最後說一下，表中數據顯示出不同收入水平、家庭規模、戶主年齡和戶主教育水平等家庭特征分類下，死亡風險給家庭消費水平帶來的波動性非常高 【 盛濤，楊靜逸，《教育現代化》，2019年12月31日。】，任何一個分類下該比例均高於85%。
換句話說，在任何一個群組，一旦出現死亡風險，人均消費能力會急速下滑，家庭幾乎可以說肯定被折疊。
理財，首先就要關注第一個問題——如果我死了，家人怎麽辦？
畢竟死亡對全世界任何一個人來說都是最公平的事兒，意外死亡則是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都必須麵對的問題，無分貴賤良莠。風險管理雖然不可能降低非正常死亡概率，卻能夠讓生者獲得生活的保障與安慰。
應對死亡，最常用的工具有兩個，儲蓄和壽險。
儲蓄這裏就不說了，各個家庭就算收入相同，但有很多原因會導致存儲能力不一致。兩對夫妻，都在同一個公司，都是同一個職位，都有同樣的收入，但是，一對夫妻是從農村走入城市，一對夫妻父母就是本地小康之家，兩者儲蓄能力就根本無法比較，很難去定量測度。
這裏隻說壽險。先來告訴大家，壽險是對衝死亡風險的重要金融工具，也是應對死亡風險最大的保護傘。壽險雖然不能打破那堵向上無限高、向下無限深、向左無限遠、向右無限遠的死亡之牆，但可以通過做空身體狀況和死亡，以小成本、高杠杆獲得巨額賠償，當損害發生時，將傷害降低至最小。
平時積攢一點力，難時收獲眾人幫。保險通過集中個體的力量，完全可以彌補死亡帶來的巨大衝擊。
很遺憾，國內城市居民家庭壽險保障的擁有率僅為15%（農村沒有調查數據，可想而知，肯定更低），遠低於美國家庭的84%。
這樣的數據起碼說明，85%的人非但未能通過壽險對衝死亡風險，就連壽險的其他功能也未享受。出現這樣的結果，很大程度上源自投資者對保險的誤解。請摒棄這些誤解，給自己一份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