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魯思·本尼迪克特 著一兵 譯
第一章 研究課題——日本
在美國曾竭盡全力與之戰鬥過的對手中，日本無疑是最為特殊的對手。我們要用不同於以往的任何一種思維方式與行動標準來麵對如此特殊的一個強敵。相比於之前1905年與沙俄作戰的情況，我們這次的對手同樣是一個全副武裝、訓練有素的民族，它們對於西方的文化傳統來說，都可以稱之為“異類”。日本人對戰爭規範的無視令已經視其為人類習性的西方人感到憤怒和困惑。這就使得太平洋戰爭麵臨的問題遠遠超過了從一個島到另一個島的灘頭登陸戰或者比較棘手的後勤供應問題。我們麵臨的一個最主要的問題是了解敵人的習性，兵法說：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我們必須理解我們的對手，以便在與他們的戰鬥中取得先機並獲得勝利。
可想而知，這困難重重。我們回頭看一下，在日本打破鎖國政策的75年中，人們普遍表現出了對日本人的好奇，以至於在描寫日本人的詞匯中反複使用“但是、又”這一類離奇的措詞，對比其他民族，日本人可以算是受到了特殊照顧。一位嚴肅的觀察家如果在觀察了日本以外的民族之後再觀察日本的話，他很有可能對自己的眼睛和思想產生各種各樣的懷疑，這懷疑來自於日本所表現出來的充斥整個日本民族的自相矛盾。比如說某個民族禮儀超群，便不會再加上“他們又目空一切，妄自尊大”這類的話；當說到某個民族行為舉止刻板時，他不會再補充說“但是他們也很善於適應激進的改革”；當說到某個民族馴順時，他不會再去說明一下“但是他們不習慣服從自上而下的控製”；當說他們忠實而又寬宏大度時，他不會再說“但是他們不可信賴，心懷叵測”；當他說他們本性勇敢時，他不會再去詳細描述他們的膽怯；當他說他們的行動不顧忌他人的評判時，他不會隨之又說他們確實具有強烈的內在良心；當他描繪他們的軍隊具有機器人一樣的紀律時，他不會接著又描述那支軍隊裏的士兵如何不服管束，甚至違抗上級；當他描寫一個民族熱衷於西方學問時，他不會再不厭其煩地敘述他們的強烈保守性；當一個人撰書描寫一個普遍愛美的民族，描寫他們如何崇拜演員和藝術家，在**栽培方麵如何講究藝術時，一般也不會再去寫另一部書來補充說明該民族是如何崇拜武士刀、崇尚武士的最高榮譽的。
而這樣一些矛盾的甚至看似荒謬的描述卻真實存在於日本的典籍中，從而構成一個真實與矛盾交織的日本曆史。正如日本最具象征意義的兩種事物**與刀一樣，日本就是這樣，左手**，右手刀。日本人既好鬥又和善，既崇尚武力又愛好美好，既蠻橫又文明，既刻板又富有適應性，既順從又不甘任人支配，既忠誠不二又會背信棄義，既勇敢又膽怯，既保守又善於接受新事物，而這種種的矛盾都是以極端的對立來體現的，而在這極端的對立中，卻又難以置信地保持了令人莫名其妙的統一。他們非常願意成為別人眼裏的天使，但是又會在別人忽略他們的過錯時投向罪惡的懷抱，化身魔鬼。他們的士兵非常守紀律，但是又桀驁不馴。
理解日本已經變得迫不及待，接踵而來的嚴峻局麵使得我們必須在呈現在我們麵前的情況之中找到日本人的真實思想，以便達到雙方意圖的互相理解。比如接下來的一係列戰爭計劃中我們將考慮的問題。日本人接下來的動作是什麽？能否做到不戰而屈？是否需要轟炸日本皇宮？日本戰俘能否發揮更多的作用？在對日宣傳中怎樣做到瓦解他們的決死之心和保護美國戰俘的生命？這些問題在第一流的日本通之間，也存在尖銳分歧。相應的還有和平來臨之際的其他問題，日本需不需要持久的軍管法來保持秩序？我們的軍隊用不用跟殘餘的死硬分子作戰到底？需不需要在日本發起一場徹底的類似法國或者俄國式的革命來實現國際和平以及來領導這樣的革命？是否該把日本人滅絕？我們對這些問題的判斷分歧極大。
1944年6月，我奉命研究日本，作為一個文化人類學家竭盡所能地來說明日本是怎樣的一個民族。那年初夏，我國對日本的巨大攻勢初現威力，而在美國，人們卻一如既往地議論對日戰爭也許將延續310年甚至更長時間。與此相比，更驚人的說法在日本，他們甚至認為戰爭將延續100年。他們說美軍僅僅取得了局部的勝利，新幾內亞和所羅門群島離日本本島還有數千英裏。日本的正式公報從未承認過海軍的失敗，日本的國民依然沉浸在自己是勝利者的幻夢中。
但是，到了6月，形勢開始變化。歐洲第二戰場的開辟，使得過去最高統帥對歐洲戰場置於優先考慮的地位的做法變得沒有意義，對德戰爭已經勝利在望。在太平洋方麵，我軍已在塞班島登陸，這是一個預示日本最後戰敗的大戰役，此後我軍對日軍開始步步緊逼。而且，從新幾內亞的瓜達爾卡納爾島、緬甸的阿圖、塔瓜和比亞克的戰鬥經驗中，我們得知，我們的對手極為可怕。
因此，在1944年6月，回答敵國日本的問題就顯得尤為重要。無論問題來自軍事或者外交，也不論是由最高政策引起還是由投向日本後方的傳單引起，總之，每一種見解都極其重要。在這場和日本的戰爭中，我們不僅僅要知道東京高層的目的和動機，日本的悠久曆史，軍事和經濟的統計資料，我們更應該知道他們的政府可能得到多少國民的支持。我們必須試圖去理解日本人的思想感情、習慣和這些習慣的表現“模式”。我們必須知道在這行動和看法背後所隱藏的強製力量。我們必須將自己作為美國人的一麵拋開，盡可能不輕易下自以為是的結論，從而認為在某種特定情況下，他們的所作所為會與我們一樣。
這是一個棘手的課題。在美國和日本還處於戰爭狀態時，譴責對方是最容易的。但要看透敵人的思想就尤為困難了。但是，這恰恰是我必須做的。問題是，日本人該做何行動，而非我們在處於他們的境況時該做何行動。我必須把日本人在戰爭中的行動看作是一種有利於我理解他們的“本錢”而非“債務”。我必須觀察他們戰爭的方法，並且不能把它看作軍事問題而是要看作文化問題。因為，日本人戰時和和平時期一樣，都是按自己的秉性行事的。那麽，從他們處理戰爭的方法中我們可以看出哪些顯示其生活和思維方式的特點呢？日本統治者煽動好戰情緒的方法、安定民心的方法以及戰場用兵之法——所有這些都顯示出他們自以為可以利用的力量是什麽。我要看清日本人怎樣在戰爭中暴露自己，就要尋蹤於戰爭中的種種細節。
但是，美日交戰這一事實對我極為不利。這表明我必須放棄文化人類學家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實地調查。我無法到日本去，無法生活在日本人家裏觀察他們日常生活中的各種活動，好讓我親眼區別什麽是重要的，什麽是不重要的；我無法觀察他們在作出某一決定時的複雜過程；我也無法看到他們撫養孩子的過程。約翰·恩布裏的《須惠村》是一位人類學家對一個日本村莊進行實地研究的成果，非常有價值。但是，1944年我們已經麵臨的有關日本的許多問題在寫那部研究著作時還沒有成其為問題。
雖然有上述這些巨大的困難，但作為一個文化人類學家，我自信具備著某些可資利用的研究方法和必備條件。至少我可以利用人類學家非常重視的研究方法，即同被研究對象進行當麵接觸。我們國家有很多在日本長大的日本人，所以我完全可以在向他們詢問那些他們所經曆的具體事實時，從中發現他們如何對這些事實進行判斷，進而用他們的描述來填補我們知識中的許多空白。作為一個人類學家，我認為這是理解任何一種文化都不可或缺的。另外一些研究日本問題的社會科學家利用圖書館，分析過去的事件或統計、追蹤日本書麵和口頭宣傳中的變化。我相信他們所尋找的答案有許多是植根於日本文化的規則和價值之中的。因此，同那些真正生活在日本文化中的人一起來探討日本文化，我們就能更加完美地發現這些答案。
當然我並非拒絕閱讀，也不是說我未曾受惠於那些在日本生活過的西方人。相反我從大量論述日本人的文獻中和曾經在日本生活過的許多優秀西方觀察家那裏得到很多有利的條件，這是其他前往亞馬遜河發源地和新幾內亞高地研究沒有文字的部落的人類學家求之不得的，那種沒有文字的部落是不會在紙上留下自己的生存的印記的，西方人不過是一鱗半爪的浮光掠影的評論，事實上沒有人知道他們過去的曆史。進行實地考查的研究者必須在沒有前輩學者任何幫助的情況下，去發現他們的經濟生活的活動方式，去發現他們的社會劃分為哪些階層、他們宗教生活中至高無上的是什麽。研究日本，我可以繼承前輩成就，可以在研究文物的文獻中找到包含著對生活細節的描寫，可以借鑒來自歐美的人們記下的他們生動的經曆。日本人自己也寫下了非常令人驚訝的自我剖析的文字。相對於其他東方人，日本人有強烈的不可控製的情感，會淋漓盡致地刻畫自己。他們大到寫自己進行世界性擴張的計劃，小到寫自己的日常生活瑣事。他們坦率的程度實在令人驚歎。當然他們對自己的描寫並不是全麵而完整的，事實上沒有人能夠做到這一點。一個日本人在描述日本時，往往會忽視掉真正重要的東西，他對這些東西熟悉到了就好像對他所呼吸的空氣一樣，以至於習以為常，視而不見。美國人寫美國時恐怕也會如此。盡管如此，應該說日本人還是喜歡剖析自己的。
我閱讀這類文獻時，就像達爾文所說的他在最後完成物種起源理論時所做的那樣，將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沒有辦法理解的事情上。為了弄懂國會演說中那些犬牙交錯的意見，事先我該作何了解？對於似乎是微不足道的行動他們是那樣大加指責，卻心平氣和地默認看似罪大惡極的行為。隱藏在這種態度背後的究竟是什麽呢？閱讀文獻時我不斷地向自己提出問題，“這幅畫毛病何在？”“我該為了理解這幅畫而掌握什麽呢？”
我也去看那些在日本創作與拍攝的電影，無論是宣傳性的、曆史性的、抑或描寫東京和農村當代生活的，我都去看。後來，我還同那些在日本看過其中某些電影的日本人一起重看了這些電影，無論在何種情況下，這些日本人對電影中的男女英雄人物和壞人完全是按日本人固有的眼光來看的，同我對這些人物的看法完全不同。很明顯，當我因為看不懂情節而茫然無措時，他們卻沒有這種感覺；當我對電影的情節和動機感到匪夷所思時，他們卻能從整部電影的結構來加以理解。這就好像看小說，看到的是同樣的字，我們之間的體會卻很不一樣。某些日本人馬上會為日本人的習慣辯護，另一些人則憎恨日本的每一件事。我很難講清楚我從哪一部分人那兒學到了更多的東西。在這幅親切生動的畫麵中，他們告訴了你在日本人們是如何安排他們的生活的，不管他們是欣然接受，還是深惡痛絕。
一個文化人類學家如果隻是直接到他所研究的文化的人民中間去收集材料，實地觀察，那麽實際上他做的那些事情是與在日本生活過的傑出的西方觀察家所做過的事情是雷同的。如果一位文化人類學家的作為僅此而已，那他就不能指望對已有的有價值的研究再添建樹，在日本居留的外國人已對日本人作過這種研究。但是，一個文化人類學家由於其所受的訓練而具有某種能力，使他感到能在這學者和觀察家濟濟一堂的研究領域裏作出自己的貢獻是非常有價值的。
從人類學家知道的亞洲和太平洋的許多文化中不難發現，日本的社會結構和生活習慣有許多甚至是與太平洋島嶼上的原始部落很相似的。某些與馬來西亞的相似，某些與新幾內亞的相似，有的與波利尼西亞的類似。探究這些類似之處是否反映了古代的人口遷移和交往，那倒不失為一件趣事，知道這些文化上的類似性對我來說是頗有價值的，但這並不是因為在他們之間或許有著曆史淵源的緣故。恰恰相反，從我所發現的異同之處找到理解日本人生活的線索，正是因為我曉得這些風俗習慣是怎樣在這些比較單純的文化中發揮作用的緣故。我也知道某些有關亞洲大陸上的泰國、緬甸和中國的情況，因而我能夠把日本和其他一些同屬於一種偉大文化傳統的國家進行比較。人類學家在對原始人類的研究中曾反複證明這種文化比較的巨大價值。一個部落與其相鄰的部落在正式的習俗方麵也許會有90%的相似之處，但它可能已把這些習俗改造過了，以適應其獨特的生活方式和價值體係。在這個過程中，它也許不得不放棄一些基本的東西，這些東西不管在整體中所占的比例多麽微不足道，卻使該部落未來的發展進程轉向一個獨特的方向。對一個人類學家來說，最有益的事莫過於研究就整體來說有著許多共同特征的諸民族之間他所發現的一些個體差異。
人類學家使自己習慣於其自身的文化與另一種文化之間的巨大差異的同時，還必須使自己的研究方法精益求精，以適用於這種特殊的問題。人類學家從經驗中知道，處於不同文化之中的人所遇到的事態以及不同的部落和民族理解與處置這些事態的方式都是極其不同的。在某個北極村落或熱帶沙漠裏，人類學家所遇到的那種血緣責任或經濟交換的部落體製，是無論怎樣大膽地想象也想象不出來的。所以，僅僅調查血緣關係或交換關係的詳情是不夠的，必須還要調查這種結構在部落的行為中產生的後果是什麽，部落的每一代人是怎樣從孩提時代起就像其祖先那樣養成繼承傳統製度的習慣的，這才是最重要的。
對差異及其製約性和後果的這種職業性的關注也可充分地運用到對日本的研究中去。眾所周知，美日之間存在著根深蒂固的文化差異。甚至民間說，不管我們怎麽幹，他們總是幹與我們相反的事。如果研究者僅僅停留在簡單地宣稱這些差異是如何稀奇古怪，以至於認為這是一個不可理解的民族，並因此承認差異的存在，這是危險的。人類學家據其經驗證明任何一種怪異的行為都是可以理解的。按其職業性質而言，相對於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更多地把差異作為一種積極因素而不是消極因素來加以利用。沒有任何其他東西更能引起他對這些製度和民族的密切注意。人類學家研究部落的生活方式時，沒有一件東西可以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所以他著眼的是全部事實而非特定事實。在對西方諸民族的研究中，一個沒有受過比較文化研究訓練的人會忽視整個行為領域。他把那麽多的東西都視為理所當然，因此他對一係列日常生活中的瑣細習慣和家常事務中一切公認的判斷，當然也就不會再去深究了。但是，當這些最不引人注目的東西被投射在全民族的屏幕上時，它們對一個民族的未來的影響要遠遠大於外交家們簽署的條約的影響。
人類學家在研究平凡事物時應該完善方法。因為在他所研究的部落裏，同樣平凡的事物在不同的國家之間是不盡相同的。當他試圖理解某個部落醜態畢露的行為或另一個部落怯懦至極的行為時，當他試圖搞清他們在一定情況下的行為方式時，他發現自己需要極力地憑借那些在研究文明民族時不大引人注意的考察報告資料和詳盡的細節。人類學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這些東西是極為重要的，而且他也懂得發掘此類資料的方法。
在對日本的研究中不妨嚐試運用一下這種方法。因為隻有當一個人注意到某一民族的最平常的人和事的時候，他才能充分理解人類學家的這一研究前提，即在任何一個原始部落或任何一個處於文明最前列的民族中，其人民的行為都是從日常生活中學會的。不管他的行為和觀點是多麽離奇，一個人的感想和思維方式必然離不開他的日常生活習慣。因此，當我對某種行為越是感到迷惑不解時，我就越是認為在日本人生活的某個方麵存在著導致這種怪異現象的製約因素。如果這種探索能讓我深入到日常交往的瑣事中去，那就再好不過。因為這正是人們學會生活的地方。
作為一個文化人類學家，我也是以此為前提去做研究的，即無論怎麽孤立的行動彼此之間都會有某種內在聯係。如何把數百個互不相關的瑣碎現象歸納為一個綜合性的模式是我非常重視的。人類社會存在對自己的生活作出某種設計的必然性，與此同時，它會讚成某些事態的處理方式和某些估量事態的方式。在此基礎上生存的人們視該方法為整個世界的基礎。困難再大，他們都把這些納為一個整體。已經接受並賴以生活在某種價值體係下的人不可能對周圍紛繁複雜的世界不聞不問，一心為自己設計一個與世隔絕的領域並身居其中遵循一套相反的價值觀來思考和行動的。他們總是試圖最大限度地適應環境，從而為自己的行動提供盡量多的共同依據和共同動機。假如沒有某種程度的一致性，整個體係就會土崩瓦解**然無存。
因此，經濟行為、家庭組織、宗教儀式和政治目標彼此都變得環環相扣了。一個領域可能比其他領域的變化快一些，從而對其他領域產生巨大壓力，不過這種壓力本身也是由於保持一致性的需要引起的。在力圖駕馭他人的尚未開化的社會裏，權力欲在宗教實踐中的表現不亞於在經濟交往中和同其他部落的關係中的表現。有無書麵典籍的民族和部落是完全不同的，有書麵典籍的民族，教會必然把過去數百年間流傳下來的成語格言保存下來，而在公眾對經濟和政治權力有發言權的要求日益強烈的情況下，教會不得不在某些相抵觸的領域讓出權力。但保存下來的成語格言卻變得麵目全非。宗教信條、經濟活動和政治並不是靜止於各自分隔開的清澈小池中的一潭死水，而是會溢出各自假定的界限而彼此交融混流的一股活水。由於這是永恒的真理，所以研究者越是把他的調查研究擴大到經濟活動、兩性關係、宗教生活和撫育兒童這樣一些領域，他就越能夠了解在他所研究的社會中正在發生什麽事情。在任何一個領域裏，他都可以提出有益的假設和收集材料。他會把任何一個民族提出的不管是政治的、經濟的、或者道德的要求看成是表達他們從其社會經曆中學來的思想習慣和方式。因此，本書不是一本專業論述日本宗教、政治、經濟或家庭的著作。它考察的是日本人關於生活方式的臆想。這些臆想在現實中的種種表現是它的描述目標。是什麽東西使日本成為這樣一個日本人的國家是它所要講清楚的。
我們有許多相當模糊並帶有深刻偏見的觀念，這是20世紀的一個主要障礙，我們不僅沒有弄清究竟是什麽東西使日本成為這麽一種日本人的國家，而且也沒有搞清楚什麽東西使美國成為這麽一個美國人、法國成為這麽一個法國人、俄國成為這麽一個俄國人的國家。缺乏這種認識，國家之間就會產生誤解。當彼此的麻煩微不足道時，我們卻擔心存在著不可調和的巨大分歧；而當我們談論共同的目標時，一個民族卻因其全部經曆和價值觀的影響而與我們期望的行動方針背道而馳。我們沒有讓自己有機會去發現什麽是他們的習慣和價值觀念。如果我們這樣做，那麽我們也許就會發現某種與我們熟知的行動方式的不同之處，而這種不同之處未必是邪惡的。
完全依靠一個民族自己講清楚他們自己的行動習慣和思想，這是不可能的。每個民族的民族作家都試圖對自己民族作個估價，但是這比較難以實現。不同民族不會以同樣的透鏡去觀察生活。人們也不會意識到他們是以何種眼光觀察事物的。每個國家都認為他觀察事物的眼光是理所當然的，一個民族的焦距和透視法使該民族獲得一種全民的人生觀，而在這一民族的人民看來他們通過這種焦距和透視法看到的景色是上帝安排就緒的。無論何種眼鏡，我們不會指望戴那種眼鏡的人知道鏡片的配方，同樣我們也不能指望各民族分析其自己的世界觀。假如我們想知道有關眼鏡的知識的話，我們不如培養一位眼鏡專家，並期望他能為任何一副拿到他那裏去的眼鏡寫出配方。社會科學家的任務就是為當今世界各民族研究出他們的“眼鏡”的“配方”，這一點總有一天我們會認識到。
這項工作要求同時具備堅持不懈的精神和寬宏大量的胸懷。這項工作需要一種被人誤解時堅持不懈的精神。這些倡導世界大同的人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說服地球上每一個角落裏的人都相信：東方與西方、黑人與白人之間的一切差異都隻是表麵現象，人類的心靈是相通的。有些人稱這種觀點為“四海之內皆兄弟”。我不明白為什麽信了四海之內皆兄弟的說法，就不應該再說日本人有他們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觀念，美國人有美國人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觀念。似乎有時候如果世界不是由如同同一張底片印出來的麵目相同的各族人民所組成，那些善良的人的親善教義就沒有容身之地似的。但是，如用這種一致性來作為尊重其他民族的條件的話，那麽這與一個神經失常的人要求他的妻子和孩子同他容貌一致性格無異又有什麽區別。事實上有些人不在乎存在差別，因為他們是具有堅持不懈精神的人。所以他們尊重差別。他們的目標是求同存異，在世界安全的前提下保持差別，隻要它不威脅世界和平，美國可以是徹頭徹尾的美國。在這同樣的前提下，法國可以就是法國，日本可以就是日本。任何一個學者，隻要不固執地相信差異必定就是一把懸在世界上空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源出希臘神話，表示隨時會大禍臨頭的意思），那麽在他看來，用外部幹涉的辦法來阻止人們形成無論何種人生觀的人，都一定是不道德的。他也不必擔憂，他會因為采取這樣的態度，成為使世界凝固起來永遠保持現狀的幫凶。對保持文化的差異來說，鼓勵並非意味著要世界維持靜止。英國的本色並未因為在伊麗莎白時代以後隨之又來了一個安妮女王時代和維多利亞時代而失去。不同時代人們能有各不相同的標準和各不相同的國民氣質，隻因為英國人仍然是英國人。
對民族差異進行係統地研究，同時需要具備堅持不懈的精神和某種程度的寬宏大量。比較宗教研究的繁榮興旺是隻有當人們自身的信仰受到充分保障，因而對人能夠非常寬宏大度的時候才會實現的。比較文化研究不會繁榮的時候正是當人們對他們自己的生活方式是那樣堅定不移地予以捍衛，以致認為唯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才是世界上最理想方式的時候，這種時候的這些人決不會懂得了解其他類型的生活方式，將會使他們對自己的文化更加熱愛。他們故意拒絕的經驗實際上能讓自己頗為愉快且又會豐富自己。他們固步自封到了除了要求其他民族接受其獨特的處世方式之外，便再也沒有其他選擇了。如果他們是美國人，他們就會把美國人所喜愛的信條強行要求所有的民族都來接受。好比我們不可能學著用十二進位來代替十進位的演算方法，或者好比我們學不會某些東非土著人用一條腿站著休息一樣，其他民族是決不可能接受他們不願接受的生活方式的。
因此，本書所要敘述的就是那些在日本被認為是可以接受並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習慣。本書涉及的內容還有日本人在何種情況下能否得到禮遇、恥辱、窘迫以及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對自己的要求。任何一位普通老百姓都是對本書中任何一句話能作出評論的理想權威。但這並不意味著這位普通百姓得親自置身於每一個特殊的場合。不過這確實意味著任何一個人都會承認在那種場合事情確是那樣。這種研究的目標是描寫出根深蒂固的思維與行為方式。即使達不到這一目標，作者的理想也不會改變。
在這種研究中，工作進展到一定程度後，就沒有了進一步搜集證據的必要。例如，在何時向誰行了一個禮的事根本就不需要再進行統計研究。日本人好行禮是公認的習慣，對此都能夠予以說明，若再得到二三人的確認後，完全沒必要再去進行廣泛論證。
一位學者所麵臨的任務如果隻是用統計數字證實某種說法，那麽試圖揭示日本人的生活方式賴以建立的假設前提，相比之下就困難得多。他要做的艱巨工作是報告那些公認的習慣和見解是怎樣變成日本人觀察生活的透鏡的。他必須說明日本人的假設是如何影響他們在觀察生活時所選用的焦距和透視法的。他必須讓用完全不同的焦距觀察人生的美國人也能夠理解這一點。在這種分析工作中，權威的裁判未必就是“田中”，意即平凡普通的日本人。認為沒有必要向美國人作解釋的“田中”自然不會把“假設”表達清楚。
美國人研究社會時通常都假定文明文化這些前提是不言而喻的，因此並不打算去研究他們所賴以建立的前提。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隻是用統計方法關心輿論和行為的“擴散”狀況。他們利用大量的數據資料、受詢者的大批答話或其所提出的問題，以及心理測試的結果等，進而作統計學的分析，試圖從中推論出某些獨立的要素和相互依存關係。在公眾輿論調查領域，則利用相當完善人口抽樣的方法進行全國性的民意測驗。運用這種手段可以知道有多少人支持或反對某一位公職候選人或某一項政策。還可以分別列出支持和反對者的城鄉比例貧富比例和黨派比例。在一個實行普選製的國家裏，法律實際上是由人民代表草擬和製訂的，這樣的調查具有現實的重要意義。
美國人進行民意測驗，並能夠理解測驗的結果的前提是：美國人了解美國生活方式，並把它視為理所當然。理解其他國家的前提是先對該國國民的習慣和假設係統地進行定性分析，然後民意調查才能起有益的作用。慎重抽樣是保證民意測驗能夠發現支持和反對政府的人各有多少這一結果準確性的重要手段。但是，民意測驗的結果是建立在對國家觀念非常了解的基礎之上，否則這樣的測驗毫無意義。隻有了解了該國國民對國家的觀念後，我們才能懂得該國國民所爭論的是些什麽內容。一個國家的國民關於政府的設想所具有的普遍和持久性的意義要遠遠超過表示政黨勢力的統計數字的意義。在美國，無論是對共和黨人還是民主黨人來說，政府幾乎總是一個必不可少的惡魔，因為對人身自由的限製使得人們除了在戰時有可能獲得些許地位之外，在其他時候即使受雇於政府也不會使人獲得他從私人企業的相應工作中獲得的地位。美國人的這種國家觀甚至同許多歐洲國家國民的國家觀也相去甚遠，那麽同日本人的國家觀相比更是天差地別。我們最先需要了解的正是他們的國家觀。我們要從他們的社會習俗、對成功者的評價、民族曆史神話和在民族節日發表的演說中的間接表現來研究他們的觀點。但這要求係統地研究。
如果我們傾注於查明一次選舉中投讚成票或反對票的居民比例時的注意力與細致心可以與調查其他國家一樣，那麽任何一個民族對生活所具有的基本設想以及他們的處世態度都是可以研究出來的。日本就是這樣一個頗值得探討的國家。我確實發現，一旦我弄清了我的西方觀念與日本人的生活觀念的相悖之處，一旦我對日本人所使用的範疇及符號多少有點兒理解，我便理解了日本人的種種矛盾。我開始明白日本人怎麽會把他們行為的某種急劇改變竟視為是首尾一致的一個體係中的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我還能夠試著對其做出解釋。在我同日本人一起工作的時候，最初發現他們使用許多奇怪的措詞和概念，在後來也明白了其具有的豐富的含義，充滿著年代久遠的曆史情感。西方人和日本人對於德與惡的理解的是大不相同的。這是一個既不屬佛教也不屬儒教的獨特體係。它是一個日本體係——既是日本的力量所在，也是日本的弱點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