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種文化傳統對戰爭的看法都是獨立存在的。西方各國卻在差異中存有某些共同的戰爭正統觀念。這些觀念在戰爭中的表現幾乎是相同的：當吹起號角的時候就是在動員大家要全民皆兵了；當局部戰役失敗後往往要鼓舞士兵的士氣；當戰死和傷亡人數達到一定比例時就應該考慮投降；以及和文化同源的其他西方國家作戰時，在對待戰俘問題上應遵循哪些公認的行動規則等等。
日本人對戰爭的看法完全表現在日本人的人生觀以及他們對人所應當承擔的責任的看法上。我們係統地研究日本人的文化和行為時，他們與我們的戰爭觀念所造成的差異無足輕重；相對於它們所提出的我們必需予以回答的有關日本人性格的問題來說，任何一種行為可能都是重要的。
日本和美國用來評判戰爭正義性的標準是截然不同的，同時它對國際形勢的判斷也就必然不同。美國認為軸心國的侵略行為是戰爭的罪魁禍首，德意日的征服行動恣意踐踏了國際和平。在“滿洲國”、埃塞俄比亞或波蘭，當軸心國攫取了那裏的權力時，他們就開始推行自己壓迫弱小民族的罪惡政策。他們違反了“共同生存”，或者至少是違反了自由企業“門戶開放”的國際準則。而日本的看法卻截然不同。他們認為，世界處於無政府狀態的根源在於各國擁有絕對的主權。日本必須為此建立一種等級製度——當然是在日本領導下，因為它是唯一真正徹底的等級國家，所以最理解“各守本分”的必要性。日本實現了國內的統一，平定了叛亂，並完成了公路、電力和鋼鐵等基礎設施建設。另據官方統計，日本的青少年進入公立學校接受教育的比例已達99.5%。因此，日本人認為到了幫他的中國兄弟一把的時候了。日本與“大東亞”各國屬同一人種，所以要把美國、英國和俄國從這一地區趕走，讓他們“滾回老家”。各國應統一於一個用國際等級製固定起來的世界中。在下一章裏，我們將考察這種等級思想在日本文化的深層含義。這是日本人最喜歡的幻想。不幸的是，被日本占領的各國並沒有這種幻想。但是，即使戰敗也未能使日本從道義上否定其“大東亞共榮圈”理想，就是那些最和平的士兵也很少有人去指責日本在大陸和西南太平洋地區的理想。在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日本必定還會保持它的某些與生俱來的思想，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們對等級製度的信仰和崇拜。這對於自由的美國人來說簡直不可理喻，但我們必須了解日本人所謂的等級製度對日本意味著什麽，日本人認為等級製度起到了哪些積極作用。
同樣，支撐日本取得勝利的基礎依然不同於美國的理解。日本叫囂著精神必然戰勝物質。他們認為美國隻是個有點兒軍備優勢的大國，僅此而已！日本人說，我們對這些早已明白，但從不在意。日本人經常讀的一份主要報紙《每日新聞》經常刊登這樣的話：“假如我們害怕那些數字就不會開戰，敵人的豐富資源並不是由這場戰爭創造出來的。”
即使是日本打勝仗的時候，日本的政治家、高級統帥以及他們的軍人也一再說，這場戰爭不是軍備間的較量，而是美日之間物質和精神兩種信仰之間的決鬥。當美國打了勝仗的時候，他們還在反複說，在這樣一場決戰中物質力量必敗。這個信條確實毫無疑問地成了日本在塞班島和硫黃島戰敗時刻的一種方便的托詞，但它並不是專門為失敗而製造出來借口。在日軍連戰連勝的數月間，這個信條是進軍號角，早在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前，它就已是一個盡人皆知的口號了。20世紀30年代，狂熱的軍國主義分子、前陸軍大臣荒木大將曾在《告日本國民書》的小冊子裏寫道：日本的“真正使命是弘揚和宣揚皇道以達於四海。力量懸殊不是我等介意之事，吾人何必憂慮物質”？
當然，日本人其實像其他從事戰爭的國家一樣擔憂。在整個20世紀30年代，日本稅收中用於軍備的錢的比例以天文數字的速度增長著。偷襲珍珠港時，日本全國稅收的將近一半被用於陸海軍，而用於民用的財政支出隻占政府總支出的17%。由此可見，日本與西方各國的不同並不在於日本對物質軍備漠不關心。但是，日本人認為：軍艦與大炮不過是不滅的“日本精神”的外部表現。它們是一種象征，猶如武士的刀是武士道的象征。
和美國一貫對實力的崇拜一樣，日本在宣揚非物質資源方麵也是一貫不變的。日本和美國一樣，也要開展全民增產運動，但是這種運動的前提在於它獨特的思想基礎。日本人認為精神就是一切，是永恒的。物質性的東西雖然必要，但那卻是次要的、短暫的。日本人的無線電廣播曾叫嚷：“物質資源是有限度的。沒有永不改變的物質，這是永恒的真理。”在戰爭中這種對精神的信賴得到了充分體現。日本的軍人問答手冊使用的口號是“以我戰士之精銳對敵人數之眾多，以我血肉之軀對敵裝備之精良”，這是軍隊傳統的指導思想，而不是專為這場戰爭提出來的。日本軍事手冊第一頁就用大字印著“閱之必勝”的句子。那些對我們美國軍艦進行自殺性攻擊的飛行員是說明精神優於物質的現實例子。日本稱這一部隊為“神風特攻隊”，“神風”的叫法來源於13世紀曾使日本免遭成吉思汗入侵的那股海風，那陣突然而起的大風刮散了成吉思汗的部隊，掀翻了他的船隻，那股“神風”拯救了日本。
日本的精英階層即使對民間也宣揚崇拜精神優於物質條件這一信條。例如，當國民在工廠連續幹了12小時，又被徹夜的轟炸搞得筋疲力盡的時候，他們就說，“身體越累，意誌、精神就越昂揚。”“越是疲憊，越能鍛煉人。”當國民冬天在防空洞裏挨凍時，大日本體育會就在無線電廣播中號召人們做禦寒體操，並說這種體操不僅可以用來代替供暖設備和被褥，並且還可以取代已經不再能夠維持國民正常體力且非常缺乏的食物，“當然恐怕會有人說，飯都吃不上了，還做什麽體操。不！越是吃不上飯，越要用其他方法來增強我們的體力。”也就是說，我們要通過額外的消耗體力來增強體力。以美國人看待體力的標準，當計算一個人有多少體力可供利用時，要看這個人昨天睡了8小時還是5小時，飲食是否符合標準，是否寒冷等因素。日本人根本不相信體力的積蓄，正好相反，在他們看來，那是物質至上主義。
在戰爭中，日本的廣播更加極端，居然說在戰鬥中精神甚至戰勝了死亡這個自然現象。有家電台曾播放過一位英雄的飛行員征服死亡的奇跡時這樣說道：
“空戰結束後，日機以小編隊返回基地。一個上尉在最先回來的一批中。上尉跳下座機後，用望遠鏡觀察著天空。他一架一架地數著，部下陸續返回。他臉色極其蒼白，卻又非常鎮靜。直到看到最後一架著陸後，他立即寫了一份報告，接著就向司令部走去。到司令部後他即向司令官作了報告。但是，剛報告完，他就突然倒在地上。在場的軍官們立即跑過去幫忙，但是，啊呀，他死了。檢查時發現他的軀體已經涼了，致命傷是一顆擊中其胸部的子彈造成的。剛斷氣的人軀體是不會涼的。而上尉的身體卻像冰一樣涼。上尉必定早就死了，支持他作報告的是他的精神。可以肯定的是，上尉所具有的強烈責任感創造出這種奇跡般的事實。”
美國人理所當然地認為這隻是荒謬的笑話，可是受過教育的日本人並沒有對這則廣播付之一笑。他們首先指出上尉的英雄事跡確實是“奇跡般的事實”。為什麽不能出現奇跡？精神是可以訓練的。很明顯，這位上尉是精神訓練的高手。如果說全日本都知道“完美的精神永垂不朽”，那麽在一位以“責任”為其全部生命的空軍上尉的軀體中，這種精神怎麽就不能夠停留數小時呢？日本人相信，人可以通過特殊的修行達到精神上至高無上的境界。很顯然上尉正是學了此道，並且卓有成效。
身為美國人，我們完全可以把日本人的無稽之談看作貧窮國家的自我安慰，或者是受虐者的幼稚妄想，而對它不屑一顧。但是，如果我們這樣做了，在戰時或平時同日本人打交道的時候我們就會難以應付。日本人的信條是通過一定的鼓勵，用特定的訓練方法使其植根於心中的。這些信條絕非神經病。隻有了解這些，才能明白日本人的一些“瘋話”，比如在戰敗時承認的“光憑精神力量是不夠的；用‘竹槍’來守衛陣地完全是一種妄想”這句話所包含的內在含義。尤為重要的是當他們承認日本人精神上的失敗，是在戰場上同時還在工廠裏都敗給了美國人的精神時，我們就能夠真正領悟了。正如他們戰敗後所說：在戰爭中他們“陷入了主觀性”。
除了日本人關於等級製度的必要性和精神至上的說法，日本人在戰爭期間對各種事情的其他說法對那些日本研究者來說也都是富有啟迪性的。日本人經常說隻要有思想準備，安全與士氣就有保障。無論麵臨怎樣的災難——城市被炸，塞班島戰敗，菲律賓失守，政府對其國民的解釋始終如一：不必擔心，這是意料之中的事。大概他們相信通過告訴日本國民，他們依然居住在一個安排妥當的世界裏，就能夠給日本國民一種安全感，所以電台依然誇張地廣播說，“由於基斯卡島被美軍占領，日本已置於美國轟炸機的行動半徑之內。但是，對此我們早有預料，並且已做好相應準備。”“敵人肯定會陸海空三軍一起發動聯合攻勢，但我們對此早有對策。”戰俘，甚至那些希望日本在這場毫無希望的戰爭中盡早失敗的戰俘也都確信轟炸不能挫滅日本本土的士氣，“因為他們對此早有了精神準備”。就在美軍開始轟炸日本城市的時候，飛機製造業者會副會長曾在無線電廣播中說過“敵機終於來了。但是，我們這些飛機製造業商一直預料這種情況將會發生，並早已做好萬無一失的準備，所以無須擔憂”。隻有假想成“一切都在我們的預料之中，我們已做了萬無一失的準備”，日本人才能繼續大肆宣揚說一切都像他們預料的那樣，即一切都是他們自己積極希望的，而決不是他人強加的；“我們不能認為是被動挨打，而應該認為正是我們自己積極地把敵人吸引過來的”；“敵人！如果你們想來的話，那就來吧！我們與其說‘要來的終於來了’，不如說‘我們等待的良機終於來到了，我歡迎它的到來’。”海軍大臣在議會的演講中引用了19世紀70年代的偉大武士西鄉隆盛的一段格言說：“有兩種機會，一種是偶然碰上的，另一種是我們創造的。當麵臨困難的時候，必須自己去創造機會。”另外據電台廣播說，山下將軍在美軍突入馬尼市中心時“微微地笑著說，敵人現在的行動正中我下懷”“敵人在仁牙固登陸後不久，馬尼就迅速失陷，事情的發展與將軍的部署正相吻合。山下將軍的軍事行動目前正在繼續進展之中。”換言之，戰事越慘，越是成功。
同樣地，隻是美國人走向另一個極端。他們強調自己是被動參加的戰爭。試圖安定民心的美國發言人在講到珍珠港和巴丹失敗時沒有一位會說，“這些都是我們在計劃中已充分考慮到的”。恰恰相反，我們的官員會說，“我們遭到了攻擊，所以就應該給敵人點兒顏色看看。”美國把自己的生活調節到經常應付挑戰上，並隨時準備應戰。但是，日本人的安全感來自一種事先計劃好並確定好進退之路的生活方式，對他們來說最大的威脅莫過於無法預知。
日本人作戰時的另一個主題也突出顯示了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他們常說“全世界的目光聚集在我們身上”，因此他們必須充分發揚日本精神。當美軍在瓜達爾卡納爾島登陸時，日本人向其部隊下達的命令是，全世界都在注視我們，我們必須顯示男兒本色。日本的海軍官兵則被告誡，一旦遭到魚雷攻擊而必須棄艦時，要盡可能地以最體麵的姿態登上救生艇，否則“將遭到全世界的恥笑。美國人會把你們的醜態拍成電影在紐約放映”。日本人非常在乎他們給世界其他民族的人留下的印象，而他們對這一點的關心正是源於日本文化的影響。
關於日本人的思維方式，最著名的是有關天皇的問題。天皇對其臣民到底有多大的控製力呢？一些美國權威人士指出，在日本整個700年的封建時代裏，天皇一直是有名無實的。各人直接效忠的對象是他們的領主——大名，以及大名之上的軍事統帥——將軍。無所謂對天皇的盡忠。天皇被幽禁在孤立的宮廷中與世隔絕，所有活動受到將軍嚴格限製。即便是一個封建大領主向天皇表示敬意，也會因此遭受審判。對一般的民眾來說，天皇幾乎不存在。這些美國學者認為，曆史中的日本才是真實的日本；如今的天皇隻是一個模糊的概念，他怎麽可能成為日本這樣保守的國民的真正精神支柱呢？這些美國學者說，那些反複強調天皇對其臣民有永久統治權的日本評論家完全是誇大其詞。那些日本政論家們的堅持隻是證明他們的論據的脆弱。因此美國的戰時政策絕對不會優待天皇。恰恰相反，我們有充分的理由把最猛烈的攻擊矛頭指向這個日本最近才捏造出來的邪惡的“元首”觀念。天皇正是日本當前全民性的神道教的核心，如果我們對天皇的神聖進行挑戰，將他推下神壇，那麽我們的敵國日本的整個價值體係結構就會坍塌。
許多聰明的、到過日本、看過來自前線和日本的報告的美國人卻持相反意見。曾經在日本生活過的人都知道，沒有什麽事情比侮辱天皇更容易激起日本人的士氣了。他們絕不相信日本人把我們攻擊天皇看作是在攻擊軍國主義。一戰後，盡管那時“德謨克西”（民主）已成了一個偉大的口號，軍國主義也不得人心，軍人上東京街頭還得謹慎地換上便服，但日本人對天皇的崇敬仍像以往那樣地熱烈。這些曾經在日本居住過的人認為，不能將日本人的這種對天皇的崇拜與德國的“盲目崇拜希特勒”混為一談。對希特勒的崇拜是測量納粹黨盛衰的晴雨表，是與一切法西斯計劃的罪惡聯係在一起的。
日本戰俘的供詞證實了上述觀點。不同於西方士兵，日本戰俘沒有受過保密訓練，因此他們對各種問題的回答明顯各不相同。這種情況的根本原因當然就是日本人奉行不投降主義。直到戰爭的最後幾個月這種情況才發生了變化，然而也隻有某些軍團或個別地方部隊這麽做了。這些戰俘的供詞值得注意的原因是他們代表了日本軍隊一個方麵的意見。他們當中除少數人之外，全都是在已不能抵抗、身負重傷或失去知覺的時候被俘的。所以他們的說法誠實可靠，有足夠的代表性。
頑抗到底的日本戰俘把他們的極端軍國主義的根源歸於天皇，他們不過是“尊奉聖意”“安慰聖上的憂慮”和“為天皇而獻身”以及“天皇領導國民進行戰爭，服從是我的義務”等等。然而，那些反對這場戰爭以及反對日本整個征服計劃的人們，也同樣把他們的和平主義信念歸於天皇。天皇對他們所有人來說意味著一切。反對戰爭的那些人稱天皇為“熱愛和平的陛下”，“天皇始終是一個自由主義者，是反對戰爭的”，“天皇陛下被東條欺騙了”。“在滿洲事變中，陛下表明他是反對軍部的。”“戰爭是在天皇不知道，並且未經批準的情況下開始的。天皇不喜歡戰爭，也不允許把國民卷入戰爭。天皇不知道他的士兵受到了怎樣的殘酷虐待。”這些證詞和德國戰俘完全不同。德國戰俘雖然對希特勒麾下的將軍和最高司令部背叛希特勒的行徑是那麽不滿，但他們仍然認為戰爭的主要責任必須由戰爭的最高唆使者希特勒來承擔。日本戰俘堅持認為，對皇室的崇敬同軍國主義以及侵略的戰爭完全是兩碼事。
天皇和日本是不可分割的，“沒有天皇的日本不是日本”。“沒有天皇的日本是難以想象的”。“天皇是日本國民的象征，是國民宗教生活的中心。天皇是個超越宗教的信仰對象。”即使日本戰敗，天皇也不會因此而受到譴責。“國民並不認為天皇應負戰爭責任”。“如若戰敗，責任也在內閣和軍部而非天皇。”“即使日本失敗了，日本人仍會百分之百的崇拜天皇。”
美國人並不認為天皇可以免於受批判，因為美國人認為隻要是人就不能免於被懷疑和被批判。但是事實上，即使戰敗的時候，日本對天皇的態度也沒有改變。那些審問戰俘最有經驗的人也說，他們認為沒有必要在審問記錄上一一寫上“拒絕譴責天皇”，因為幾乎所有戰俘都拒絕這樣做，就連那些與盟軍合作並承擔對日本軍隊廣播的人也是如此。在眾多戰俘的供詞中隻有三份表達了略微不同的看法。其中一份最激烈的言辭不過是說“讓天皇繼續在位是錯誤的”。第二份談到，天皇是“性格軟弱的傀儡”。第三份則隻是推測地說，或許天皇遜位，可以使日本的年輕婦女獲得她們羨慕已久的美國婦女那樣的自由。
因此，日軍軍部利用全體日本人對天皇的崇拜心理，把“欽賜”香煙分發給部下官兵，在天皇誕辰日帶領部下向東方三鞠躬並高呼“萬歲”，“甚至在部隊晝夜受到轟炸時”，他們仍與全軍上下一起早晚吟誦天皇在《軍人敕諭》中親致軍人的“神聖語錄”，讓“吟誦聲傳遍森林”。軍國主義者用盡手段利用人們對天皇的效忠精神。他們號召部下官兵“實現陛下的希望”，“安慰聖上的憂慮”，“向陛下的仁慈表示你們的崇敬之念”，“為天皇捐軀”。但是，對天皇的意誌遵從本身就是一柄雙刃劍。正如許多戰俘所說的，日本人“若天皇有令，即使隻有一枝竹槍也會毫不猶豫地投入戰鬥，相反，也會同樣迅速停止戰鬥”。“如果天皇那樣命令的話，日本明天就會放下武器。”“即使是最好戰的滿洲的關東軍也會放下他們的武器。”“天皇的詔書是日本接受戰敗事實，為戰後家園重建而活下去的唯一理由。”
對天皇毫無保留地無限忠誠與對其他所有人和集團橫加指責的行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對政府和軍隊領導人的批判可以見於很多日本的報刊雜誌或者戰俘的供詞中。戰俘們對他們的直屬指揮官，尤其是對那些不與部下共患難的家夥深惡痛絕。他們對那些拋下部隊自己逃跑的指揮官們最為痛恨。一般情況下他們常常稱讚某些軍官，也經常嚴厲地譴責另一些軍官。這表明他們完全具備分辨是非曲直的能力。甚至日本國內的報紙和雜誌也指責“政府”沒有做到更有力的領導和更嚴密的戰爭協調，於是他們指出，他們沒有從政府那兒得到必要的東西。甚至他們開始抨擊政府限製言論自由。1944年7月，東京一家報紙刊載的由新聞記者、前國會議員和日本極右政黨大政翼讚會領導人參加的座談記錄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座談會上，有人發言說，“我認為讓國民振奮的方法雖多，但言論自由無疑是最重要的。近年來，日本國民不能暢所欲言。他們害怕因言獲罪。他們滿腹狐疑，對任何事情都敷衍塞責的同時，變得縮手縮腳。在這種情況下再談發揮全體國民的力量簡直是天方夜譚。”另一位發言人順勢發揮道，“我幾乎每天都和同選區選民徹夜長談，就各種情況向他們征求意見，但總是無人開口。否定言論自由，對激發國民戰鬥意誌來說無疑是錯誤的。在所謂的戰時特別刑法和治安維持法的嚴厲限製下，國民都變得像封建時代的人那樣怯懦畏縮。如此一來，該發揮的戰鬥力至今沒有發揮出來。”
看來，即使在戰爭時期日本人也批判政府、高層和他們各自的頂頭上司。所以，他們對整個等級製度並不是無條件的承認的。然而，唯獨天皇不能批判。天皇在近代才得到至高無上的地位，為什麽會受到如此尊崇？日本人性格中的哪一因素使天皇得以確保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日本人可以根據天皇的命令或者“用竹槍”戰鬥至死，或者心甘情願地和平接受戰敗和占領。這些荒誕的現象是把我們的研究帶入歧途呢，還是引領我們剖開事實的真相？
日本人的這些關於戰爭的看法不僅影響了日本國內人們的態度，而且也影響了前線軍人的思想。比如一般的日本人共有的反物質主義的傾向和對天皇的虔誠崇拜。除此以外一些觀念深深影響了日本軍隊的戰鬥風格，其中之一就是對日軍兵員損耗的態度。當美國把海軍勳章授給台灣海峽危機總指揮喬治·愛斯·麥肯因將軍時，日本媒體的宣傳口徑與美國人的態度是截然不同的。報道是這樣寫的：
“司令部向喬治·愛斯·麥肯因授勳的公開理由不是因為他擊退了日軍，雖然我們不明白為什麽不以此為理由，因為那是尼米茲公報中所聲稱的……授予麥肯海軍上將勳章的理由是他能夠成功地救助兩艘受傷的美國軍艦，並且安全地把它們護送回基地。這則報道的重要性就在於它不是虛構的，而是一個事實……所以我們並非對這一事實表示懷疑。而是想要告訴大家這樣一個奇怪的事實——在美國救了兩艘軍艦就可以授勳！”
美國人感動於一切救援行動，一切救助走投無路的人的行為。美國人認為英雄行為就是成功地救人。而日本人則排斥這種救援。甚至我們在B－29型轟炸機和戰鬥機上裝置救生設備也被他們斥之為“膽小鬼”。日本的報紙和廣播反複宣傳這一論調：視死如歸是高尚的行為，是美德；小心謹慎是可恥的並且毫無作用。這在對待傷員和瘧疾患者的態度上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在他們看來這些士兵不過是廢物而已，而軍中提供的醫療服務連維持正常的戰鬥力都不夠用。時間一長，各種補給都陷入了困境，這就加劇了醫護的不足，但這還不是事情的全部原因。日本人反物質的觀念在這裏起了重要作用。日本士兵被灌輸的思想說：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勝利。美國人那樣細心照顧病人是對英雄主義的幹擾與破壞，就像在轟炸機上配備救生裝置一樣。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也很少像美國人那樣常常光顧內外科醫生。美國人對傷病員的關注遠遠勝過對其他福利事業的關注，這一點就是在和平時期也常常被那些來自歐洲國家的旅遊者所談論。日本人對此無動於衷。總之，在戰爭中，日本軍隊裏沒有一支訓練有素的救護隊，以便從炮火下救援傷員，並進行急救；也沒有一個由前線收容所、後方野戰醫院和遠離戰地的綜合療養院組成的醫療係統。對醫療用品補給更是無法保障。緊急情況下，他們會為了避免麻煩而殺死傷員。特別是在新幾內亞和菲律賓，由於欠缺考慮，日軍往往在傷病員還沒被轉移的情況下，就不得不從還有醫院的陣地上撤退了。日軍進行所謂的“有計劃撤退”基本上是敵人正在占領陣地時才會出現，而這時負責的醫官對傷員作出的處理手段常常是在他離開之前用槍將他們射殺，或讓他們自己用手榴彈自殺。
如果日本以對待廢品的態度對待本國傷員，那麽他們對待美國戰俘的態度也就可想而知。按我們的標準看，日本人何止對戰俘，甚至對他們的同胞也犯了虐待罪。前菲律賓首席軍醫哈羅魯得·格特裏上校講述他作為一個戰俘在台灣的三年拘留生活時說道：“美軍戰俘所享受的醫療待遇要比日軍好。因為盟軍有軍醫照顧戰俘，日本則一個沒有。有段時間唯一的一個給他們治病的是一個下士，後來換成了巡官。”在一年中，上校隻看到過一兩次日本軍醫。
日本人這方麵最極端的表現就是他們的不投降主義。西方軍隊拚盡全力後依然無能為力時就會向敵軍投降。而此時他們依然覺得自己是光榮的，根據國際條約規定他們的名字得通知其本國好讓他們的家屬知道他們還活著。無論是作為一個軍人或者公民，抑或作為一個家庭成員，他們都不會因此而受辱。但是日本人的態度截然相反，真正的榮譽是戰鬥到死。日本軍人在絕境中的正確做法是用手榴彈自殺，或者赤手空拳衝入敵陣進行自殺式進攻，而決不能投降。萬一因受傷後失去知覺成了俘虜，那麽他“在日本就再也抬不起頭來”，他就會名譽掃地。對於從前的生活來說，他已經“死”了。
日本對此有正式的軍規，顯然就不必在前線對此進行專門教育。日軍對此軍規的踐行是如此徹底，以致在北緬會戰中被俘與戰死者的比例是142∶17166，即1∶120。且這142人中，除少數之外，他們被俘時都已受傷或者昏迷。主動投降的人約等於無。在西方各國的軍隊裏，陣亡人數如果達到該部隊總兵力的1/4或1/3時，該部隊幾乎肯定就會投降。投降者同陣亡者的比例大約是4∶1。然而，在荷蘭迪亞第一次發生了日軍大批投降的事情，當時投降與陣亡的比例是1∶5。這與北緬的 1∶120的相比無疑是個驚人的進步。
因此，美國人的投降對日本人來說簡直丟臉至極。甚至一旦負傷或染上瘧疾、赤痢就被從“正常人”中除名而扔進“廢物”的隊列中。許多美國人都描述過，在戰俘營裏，美國人笑一笑都成了很危險的事，因為這會讓看守們勃然大怒。日本人認為做俘虜是可恥的，而美國人卻不以為恥，這令他們無法容忍。美國戰俘發現日軍軍官經常讓看守與戰俘遵守同樣的規矩。急行軍和擁擠在運輸船裏轉移都是司空見慣的事。美國戰俘曾說過這樣一件事，日本哨兵要求他們隱瞞違章行為卻不能公開違章，因為公開違章是最大的犯罪。戰俘們白天外出修路或上工廠做工時，按規定是禁止從外邊把食物帶回來的，但這個規定常常是一紙空文。因為隻要把水果、蔬菜偷偷地包起來，不讓上頭發現就行了。但不能被發現，否則那將被看是作蔑視哨兵權威的重大犯罪。“頂嘴”都會受到嚴厲的懲罰，更不必說公然挑戰權威。日本人在生活中和軍隊中都嚴禁此種行為。俘虜營中存在著虐待，這些因為文化習性所產生的暴行和虐待與恣意妄為的虐待相比是自然而然的行為，當然我們並非為他們辯護。
尤其在戰爭初期，日本人深信敵軍會虐待並殺掉所有戰俘，使他們更加以投降為恥。有一個謠言曾在日本廣為流傳，美軍把瓜達爾卡納爾被俘的日軍士兵全部用坦克碾死了。雖然有些日本士兵打算投降，但我們懷疑他們是詐降，為了安全起見隻好把他們槍殺了。但問題是這種懷疑往往是正確的。一個將死的日本士兵的最大驕傲就是與敵同歸於盡。被俘並不會阻止他這樣幹。正如某日本戰俘所說，“既已決心赴死，更以苟活為恥。”此種可能使我軍不得不加倍警惕，由此，也導致了投降人數的減少。
被俘可恥在日本人的頭腦裏已經根深蒂固。他們在戰爭中所采用的行為準則與美軍截然不同。而我們的行為在他們看來也是不可思議的。他們非常驚訝並蔑視地說，居然會有些美軍戰俘要求把自己姓名通知本國政府以便讓自己的家屬知道自己是否還活著，這簡直太不可思議了。對普通的日本士兵來說，美軍沒有跟他們一樣選擇戰死而是選擇投降這一件事讓他們覺得匪夷所思。他們實在無法理解美國人這種不以投降為恥的行為。
最富戲劇性的不同無疑是日本士兵會與敵人合作而西方士兵卻不會。日本戰俘不知道戰俘生活的行為準則。失去名譽就等於失去了生命。直到戰爭結束前的最後幾個月，才有極少數人說，不管戰爭的結果如何，他們都希望能夠回國。有些人在請求處死自己的同時表示，“但是，如果你們的習慣不允許這樣做的話，那麽我就做一名模範戰俘吧。”結果他們簡直成了模範中的模範。這些老兵和長期的極端國家主義者們詳細地把彈藥庫的位置、日本兵力配備情況告訴我們，並為我軍寫宣傳稿，與我軍轟炸機的飛行員一起轟炸指定的軍事目標。好像他們生命中揭開了新的一頁似的，雖然在新的一頁上寫的東西同過去寫的截然不同，但他們同樣全力以赴。
當然，不可能每個戰俘都是這樣的。也有少數人同我們誓不兩立。總之，不管怎樣我們都要給他們點兒好處促進他們改善。可以理解有些美軍指揮官不敢接受日本人的幫助是因為固有的警惕和對敵人的不信任。但是成功的先例使得疑慮被逐步打消了，他們越來越相信日軍戰俘。
美國人對此始料未及。這同我們的信念是不一致的。日本人的行為準則是：選定一條道路全力以赴去做，如若失敗，就自然而然地換條道路從頭再來。我們能從其中學到管理戰後日本的方法嗎？還是說這是個別戰俘的個別行為？如同我們對戰時日本人的其他特殊行為所不得不做的思考一樣，它們不僅涉及到日本人民賴以生存的環境、各種機製運行的方式，還涉及到日本人的思維方式和行為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