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想了解日本人的人都必須先了解他們的“各守本分”的意思。日本人對秩序和等級製的信仰如同美國人對自由和平等的依賴一樣，雖然這兩個事物看上去如同南北兩極一般對立。因此我們很難把等級製度看成現在社會機製的一部分。日本人的觀念是等級製構建了人與人之間以及人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並對其作用深信不疑。要理解他們的人生觀，隻有通過對諸如家族、國家、宗教生活和經濟生活這樣一些他們的國民製度的描述來實現。
日本人把他們看待本國問題的方法套用到看待國際問題當中去。在過去的十年間，他們以為他們正逐漸接近國際等級製度的頂端，而如今，在這個位置上的是西方各國。他們能接受現狀似乎也正是因為對等級製度的信念。日本的外交文件一再表述他們對這種製度的重視。1940年日本與德、意締結的“三國同盟”的前言寫道：“大日本帝國政府，德意誌政府和意大利政府認為讓各國各守本分是持久和平的前提……”天皇在該條約簽訂時頒布的詔書中也重申了這一點：
宣揚大義於八紘，統一乾坤為一宇，實乃皇祖皇宗之大訓，朕夙夜眷眷之所為。而今世局騷亂不止，人類亦將蒙受不測禍患。朕惟願早日勘定禍亂，克複平和……軫念極切茲三國間訂立條約，朕深感愉悅。
惟萬邦各守本分，兆民悉安其業，曠古大業，前途甚是遼遠……
就在襲擊珍珠港的當天，日本使節還向美國國務卿赫爾遞交了一份聲明，非常明確地陳述了這一點：
……萬邦各守本分乃日本帝國不可動搖之國策……維持現狀同萬邦各守本分之帝國根本國策完全背道而馳，帝國政府斷然不能容忍。
這份聲明是針對不久前赫爾的備忘錄而發的，赫爾的備忘錄強調了美國人的一些基本原則，這些原則在美國人心中的地位猶如等級製度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原則共四項：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可侵犯；互不幹涉內政；信賴國際合作與和解；各國平等。這些原則體現了美國人信奉平等及不可侵犯的權利的精神，而且我們認為不僅在國際關係中，在日常生活中也必須同樣遵這些準則。美國人認為平等是追求更美好的世界的基礎。對我們而言，它意味著擁有不受壓迫、不受幹涉、不受強製的自由；它意味著在法律麵前人人平等和每個人都有改善自己生活境遇的權利。它是當今世界實現和維護基本人權的基礎。即使我們有時觸犯了這些原則，但依然尊重和維護平等，我們將用滿腔的憤怒與等級製度作戰。
建國以來美國人看問題向來如此。傑佛遜把它寫進了《獨立宣言》，憲法重要組成部分之一的《權利法案》也是以此為基礎的。一個新誕生的國家在自己的公開文件裏正式地寫入這些原則的重要性在於，它們正好反映了這個大陸上的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所形成的一種生活方式，一種不同於歐洲人的生活方式。一位年輕的法國人阿列克斯·托克維爾在19世紀30年代初訪問美國後，寫了一部關於平等問題的書，這是一篇傑出的國際報道文獻。他是一個聰明豁達、富於同情心的觀察者，能夠看到陌生的美國這個異種的優點。托克維爾是在法國貴族社會中長大成人的，他的那個階層先後受到過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新法律的震撼和衝擊，他對很多事情記憶猶新。他高度評價了美國這種新奇的生活方式，並以一個法國貴族的獨特的視角預示了在歐洲舊大陸即將發生的事情。他認為，雖然會有所不同，但美國這裏發生的一切先進的變化，不久之後也會在歐洲發生。
因此對這個新世界的描寫頗為詳細。在這裏人們認為他們是真正地互相平等的。人們之間的交往非常輕鬆、自然。他們以平等的身份進行溝通。美國人不拘泥於禮節，既不要求別人遵守，也不強求自己做到。他們崇尚自我奮鬥而拒絕別人的恩惠。所有類似於羅馬貴族的等級製度在這裏都已經消失。美國人認為平等至上，甚至超過自由。美國人有可能無意間忽略自由，卻永遠都把平等當作生命的基礎。
托克維爾以一個異鄉人獨特的視角描述了一個多世紀以前的美國人的生活。許多美國人讀後都深有感觸。雖然之後我們的國家變化甚大，但是社會的基本輪廓沒有變。當我們閱讀這部著作的時候，我們認出了1830年的美國已經是今天我們所熟悉的美國了。在這個國家裏，不僅過去，甚至現在也仍然有像傑佛遜時代的漢密爾頓那樣的人物，他們支持一種更貴族化的社會秩序。但是即便是漢密爾頓也不得不承認在我們的國家貴族生活已經一去不複返了。
因此，在珍珠港事件前夕，我們就真誠地向日本表明了我們的原則，也就清晰地表述了我們對太平洋周邊地區的態度。我們前進的方向就是根據我們的信念逐步完善這個不夠完善的世界。同理，當日本人推出他們“各守本分”的信念時，他們也是根據自身的社會經驗而製定出自己的生活準則。幾個世紀以來，不平等一直是日本社會正常運作的根本原則，它使生活容易預計，所以被廣泛接受。承認等級製度對他們來說就像呼吸那樣自然。但是，它並不是一種簡單的西方人理解的獨裁主義。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是遵守一種與我們的傳統不一樣的傳統來辦事的。現在日本人已承認了美國的權威地位在他們的等級之上，這就使我們更有必要深入探求這背後深藏的思想習慣。隻有這樣我們才能在自己的腦海中描繪出他們在現在的情況下會采取怎樣的行動。
日本盡管被顯著西化了，但依然是一個等級分明的社會。在同他人打招呼、同他人接觸時，都必須顯示出彼此間的親疏遠近以及雙方在社會地位上的差異。每當一個人對別人說“吃”（“eat”）或“坐”（“sitdown”）的時候，都必須按照對象與自己的親疏程度，或者是對下級還是上級而定，使用不同的詞句。
同樣一個“你”（“you”）字，在不同的場合要用不一樣的形式，動詞也一樣有不同的表達方式。也就是說，在日文中有很多“敬語”，這點與其他太平洋上的民族是一樣的，與之相對應的是很多鞠躬和下跪動作。所有這類動作都必須遵守細致的規則和慣例。向誰鞠躬，鞠躬到什麽程度都是必須要弄清楚的。同樣的舉動因為所致敬的對象不同而被看作有禮和無禮都是很正常的。鞠躬的方式也很多，從跪著把前額低俯到平放在地的雙手上的大禮，到隻是把頭和肩向前傾俯一下的簡單招呼，這些都是。所以日本人必須學會怎樣行禮以及在什麽場合行什麽樣的禮。
兩個人交往時，不僅要考慮彼此間等級的差別，同時還需考慮雙方在性別、年齡、家庭背景以及彼此過去的交情等其他因素，隻有這樣才能在待人接物上受到大家的好評。甚至在相同的兩個人之間，不同的場合就要求不同程度的尊敬：兩個平民朋友完全不必互相鞠躬，但是一旦其中一個穿上軍服，那位穿百姓服裝的朋友就要向他鞠躬了。適當地表現出對等級製度的尊重是一種藝術，這種藝術要求考慮並使用各種綜合因素的能力。而在各種特殊情況下，這些因素中有些可能互相抵消，有些反而得到增強。
當然有些人相互之間也沒有那麽多講究。在美國，這些同屬於一個家族圈子裏的人在回到自己家時，就會拋棄一切形式上的禮儀。而在日本，家庭恰恰是人們學習禮儀和遵守禮儀的地方。一位母親在她的嬰兒還被縛在她的背上時，她就開始用手按下嬰兒的頭教他學鞠躬了。一個小孩在他蹣跚學步時，他受到的初步教育就是要尊敬父兄。妻子向丈夫鞠躬，孩子向父親鞠躬，弟弟向哥哥鞠躬，女孩要向所有兄弟鞠躬——無論大小。這並非形式主義，而是具有深刻內涵的。比如一個人向另一個人鞠躬的話，那鞠躬的人的意思就是承認對自己正在處理的事，對方現在有權幹預；而受禮的一方也就知道自己承擔著與其地位相應的某些責任。日本家庭生活的等級製度就是以性別、輩份和長子繼承權等組成部分為基礎的。
當然，孝順是中日共有的傳統美德。早在六七世紀，日本人就在接受來自中國的那些佛教、儒教以及世俗文化的同時，也接受了中國的孝道。然而，為了適應日本的家族結構，他們對孝道有所修改。在中國，即使在今天，一個人也必須忠於家族。這個家族可以大到由數萬人組成，並對這數萬人具有約束力，家族興衰與個人息息相關。在龐大的中國雖然各地有所不同，但在大部分地區一個村落的所有居民都屬同一家族的成員。中國4.5億人當中隻有470個姓，所以同姓的人某種程度上會互相認為是同宗。某一地區的居民，可能全部同屬一個宗族，而且，雖然離得遠，但是城市裏也會有同宗。像廣東這類人口稠密的地區，宗族成員全部聯合起來，經營、維持著壯觀的氏族宗祠，在祭祖的日子，他們得向成千塊的祖宗牌位行禮祭拜，這些已故的宗族成員都源於同一位祖先。每個宗族擁有自己的產業、土地和寺院，並設有基金以資助有前途的宗族子弟學習。宗族還不時聯係那些流落在外的成員，負責刊印那些精心編寫的族譜，每隔十來年修訂一次，公布那些有權利分享本宗權利的人的名字。每個家族都有自己世代相傳的家規族規，如果家族與當局者意見不一致的話，甚至可以禁止把家族中的罪犯交給國家。在封建社會的帝製時代，這些半自治的龐大的宗族往往隻在名義上接受政府派來的官員的管理，實際上那些不斷調換的官員，完全被他們當作外人而已，沒有一點兒實權。
日本與中國有很大不同。直到19世紀中葉，隻有武士以上的階層才擁有姓氏。在中國，姓對於家族而言至關重要，沒有這些姓或者類似於姓的東西，家族就不能稱其為家族，更談不上發展。某些宗族製定的家譜實際上就起了相當於姓的作用。但是在日本隻有上層階級才製定家譜，像“美國革命婦女會”在美國所做的那樣，是從現在還活著的人往回追溯，而不是從古到今地把從始祖傳下來的每一個人都寫進去。這兩種方法有本質的區別。此外，日本是個封建性的國家。效忠的對象不是宗族，而是封建領主。在日本，重要的事情是一個人屬於薩摩藩還是屬於肥前藩。人與人之間是通過他們所屬的藩來建立聯係的。
使得氏族製度化的另一個途徑是在神社或祠堂裏拜遠古的祖先或氏族神。在日本，這對於沒有姓和家譜的日本“庶民”也能做的。日本沒有祭祀祖先的習慣。“庶民”舉行祭祀的神社裏，即使集中在一起也無須證明彼此存在血緣關係。他們被稱為該神的“孩子”（氏族之子），僅僅是因為他們住在祭神的領地內。這種祭祀同一氏神的村民當然同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村民一樣，是因為連續幾代定居在同一地方而形成了互相間的親戚關係，而不是他們出自同一個祖先的緣故。
與神社完全不同，祭祖是在家庭房間的神龕前進行的，神龕裏隻祭奠六七位近親。在日本的所有階層中，人們天天都要在神龕前祭奠那些至今仍記憶猶新的已故父母、祖父母或近親並為他們供奉食物，神龕裏供放著小墓碑似的牌位，代表被祭奠的人。甚至曾祖父母墓碑上的文字已經無法辨認，也不再有人去重新刻寫它們，導致三代以前的祖先的墓地迅速就被遺忘。日本的家族間的聯係薄得如同西方，很有點兒法國的味道。
因此，日本的“孝道”隻限於小範圍的家庭內部。最多包括父親、祖父、他們的兄弟及後代。在這個團體中，根據輩分、性別和年齡占據一個適合於自己身份的地位。即使那些大家庭也會分割成幾個小家庭，次子以下的男子都分家另起爐灶。在這種直接接觸的小家庭範圍內調節“適當位置”的規矩是詳細周密的。除非長者正式隱退（隱居），否則他的命令都必須嚴格服從。甚至今天，一個自己幾個兒子都已成年的男子，在他的父親還沒有隱退時，幹任何事都必須經過年邁的父親的認可。即使到了三四十歲，結婚和離婚依然要由父母說了算。父親作為一家的男主人，吃飯時是第一個，洗澡時也是第一個，全家人見了他都需要鞠躬而他隻需點頭回應。在日本有一個眾所周知的謎語，若譯成我們的謎語形式就是：“為什麽兒子向父母提意見就像要求和尚頭上蓄發一樣？”（佛教僧侶是剃光頭發的）回答是：“想到死你也做不到。”
“各守本分”不僅包含著輩分的差別，而且也包含著年齡的差異。當日本人想表述極端混亂狀態時，他們會說“非兄非弟”。這話類似我們所說的非魚非鳥。家中長子應嚴格保持他作為長兄的身份，才能在社會中如魚得水。長子是繼承人。訪問過日本的人曾談到過“在日本長子很早就表現得很負責任”。長子在很大程度上擁有類似於父親的特權。在過去，弟弟不可避免地總有一天得依靠長兄；現在，特別是在鄉下的集鎮和村子裏，長子按舊習繼承祖業，而他的弟弟們或許要闖向社會，接受更高的教育，賺更多錢。但是古老的等級觀念依然根深蒂固。
甚至在今天的政治評論中，在有關大東亞政策的討論中，也生動地表現出兄長的傳統特權。1942年春，陸軍省的發言人，一位中佐在談到“大東亞共榮圈”的事情時說過：“占領區的居民對此有充分的認識。對居民過多地表示體諒，會使他們產生一種利用日本仁慈的傾向，從而給日本統治帶來有害的影響。”換句話說，在作決定時，哥哥覺得怎樣對弟弟好就怎麽辦好了，在這件事上不必過分考慮弟弟的意見。
不論一個人的年齡如何，一個人在等級製度中的地位還和他的性別有關。日本婦女因為地位低一等，走路要永遠走在丈夫後麵。有時穿上西裝的婦女會與丈夫並肩而行，進出門時也會走在丈夫前麵。然而當她們換上和服，就又得走在後麵了。日本家庭裏的女孩子們要平靜地對待看到她們的兄弟得到禮物、關照和教育費這樣的事。即使有專為年青婦女設立的高等學校，但依然是以教授舉止禮儀為主。與男孩的智力教育更是相去甚遠。這類學校的一位校長主張對中上層階級出身的學生授以某種歐洲語言知識，可笑的是，他提這項建議的理由竟是希望這些學生以後在撣去丈夫藏書的灰塵後，不會在把這些書放回書架時搞顛倒了。
但是，與其他亞洲國家的女性相比日本女性享受著更多的自由，而這並非就是日本西化的表現。她們從不像中國上層婦女那樣纏足。相比於印度女性，她們能夠自由出入則讓後者羨慕不已。日本的妻子掌管全家經濟命脈，控製收入和支出。錢不夠用時她們會挑選某樣東西拿去當鋪。她們管理著傭人並且對兒子的婚姻有很大的發言權。而她一旦成為婆婆後就真正是家政大權獨攬，指手畫腳，好像生命中從未做過那個唯命是從的小媳婦。
在日本，由輩份、性別和年齡的關係而造成了極大的特權。但是行使這些特權的人並不像一個專橫的獨裁者，而倒像一個受托人。父親或兄長對家庭全體成員負責，無論是活著，死了，還是即將出生。關鍵事物由他決定並負責貫徹執行。而他的權力並非絕對的。他的行為關乎全家的榮譽。他必須讓他的兒子和弟弟記住他們家族的傳統，包括物質和精神兩方麵的傳統，並要求他們與之相配。即使身為農民，他也是祈求祖先能夠保佑他的崇高事業。地位越高責任越重。有時為了家庭利益他們必須要放棄個人要求。
遇到任何重大事情，無論地位高低，家長都會召集所有成員參與討論。例如，有關訂婚的會議，家族的成員會從很遠的地方趕來參加。在作結論的過程中，地位低的人的意見也不會被無視，一位弟弟或一位妻子的意見很有可能就是該事件的定論。家長如果無視眾人的意見而一意孤行，自己也會很難堪。當然當事人對這種家庭會議的決定可能無法接受。不過，那些作為“過來人”的長輩會堅決讓他們走和自己當年一樣的路。與普魯士傳統中那種男子對妻子和小孩的專橫權利比起來，日本人這種做法的合理性在法律上和習慣上都與普魯士的不同。這並不意味著日本人的權利小，而是表現方式不同而已。日本人在其家庭生活中並不故意教孩子們尊重專製，也不培養他們輕易對權力屈服的習慣，而是以家族全體成員都休戚相關的最高價值的名義來要求人們服從家庭意誌，不管要求他們做的事有多麽艱難，都以共同忠誠的名義來要求服從家庭意誌。
兒時在家庭內部等級製度下學到的東西和養成的習慣，在他成人後用於經濟和政治等更廣闊的領域。他早已習慣對那些在特定的“適當位置”上的人表示充分敬意，而不管他們在這個圈子裏是否擁有實權。即使一位受妻子支配的丈夫，或一位受弟弟支配的兄長，在正式場合依然會受到尊重。特權的表麵形式並不會因為背後操縱而被破壞。同樣，等級製規定的各種禮節儀式也不會為了迎合眼前當權者而有所改變。等級製依然是不可侵犯的。這些習慣，有時候會讓那些不在乎正式身份而樂於幕後掌權的人行動自如，因為該情況下，他很少會引人注意。讓家族的全體成員確信這是維護家門名譽的事，是讓全體家庭成員作出最有力的支持的根本，這一點，日本人在家庭生活中得到了確認。這種決定並不是某些專製家長的心血**，也不是通過鐵腕強加於人的。日本的家長更近似於是一位物質與精神產業的受托管理人，這種產業對家族所有人都至關重要，所以要求人人服從。日本人反對在家庭中使用暴力，但這並不意味著不服從家庭，不尊重長輩。家族中的長者很少是強勢人物，但家族等級製依然運轉良好。
與日本人對人際關係的理解不同，美國人對上述關於日本家庭等級製度的描述難以接受，當然更不能正確理解日本家庭內部的強有力的、公認的感情紐帶。日本家庭裏有一種非常明顯的休戚與共精神，這正是本書重點研究的課題之一。同時，要想理解等級製度在政治和經濟生活等更廣闊的領域裏對他們的影響，其前提就是先認識到他們怎麽在家庭生活裏養成的這種習慣。
等級製在日本人階級關係上的體現一如等級製在家庭生活中的體現。整個日本曆史，就是一個嚴密的等級製度曆史。一個有數世紀等級製習慣的民族，存在重大長處的同時也存在重大短處。等級製一直是日本有文字曆史以來生活中的準則，甚至可以追溯到7世紀，在那時，日本就把從沒有等級製度的中國借用過來的生活方式作了修改，使之與日本的等級製度相融合。在7世紀和8世紀時期，日本的天皇及官員們都被中華民族的絢爛文化深深吸引，因而他們決定要用中國的那種高度文明來充實日本的文化事業。他們為此傾注了極大熱情。此前日本並沒有正式的文字，7世紀時，日本采用了中國的象形文字，來記述他們那種與中國截然不同的語言。日本曾經有過一種有四萬個神的宗教，它保佑山林和村落，並賜福於人們。這種民間宗教曆經變遷延續至今，發展成了現代的神道教。7世紀時，日本從中國大舉引入佛教，並逐步使其成為國教。此前的日本並無永久性的建築，無論官方的還是私人的，這時天皇仿照中國首都的模式建造了一座新的奈良城，同時在日本各地還根據中國式樣建立了很多宏偉壯麗的佛寺和僧院。天皇也采用了其使節從中國介紹過來的官職、品級製度和律令。在世界曆史上，能如此有計劃地成功吸取其他國家的文化的國家，除日本外，別無他例。
但是，從一開始日本就沒有複製出中國那種沒有等級的社會結構組織。不同之處在於，在中國要通過科舉製獲得的官職，在日本都授予了那些世襲的封建領主。這是日本等級製度的主要組成部分。日本被分成許多半獨立的藩，各藩領主總是互相忌憚對方的勢力，因而許多當地的社會習俗都是與領主、家臣及侍從的特權緊密相關的。無論日本怎樣認真地複製中國文明，它依然沒有能夠采納中國官僚行政製度或中國的大宗族製的生活方式，從而取代日本的等級製度。日本也沒有接受中國關於世俗皇帝的觀念。日本人稱皇室為“高居雲端的人們”，隻有這一族的人才能登上皇位。在中國頻繁改朝換代的事，在日本是一次也不可能發生的。天皇是神聖而不可侵犯的。將中國文化引入日本的天皇及其宮廷無疑根本就沒有想象過世俗皇帝給人下馬這種事，更不會明白中國為什麽會發生這樣的事。
不過，盡管日本從中國引進了各種各樣的文化，但這些文明隻是為世襲領主與諸侯間的衝突掃清了道路。8世紀末，貴族藤氏掌握了統治權，把天皇趕到後宮。後來，藤氏的統治遭到封建領主的抵製，整個國家陷入了內亂。此時著名的封建領主源賴朝征服了所有對手，以“將軍”這個古老的軍人稱號成了日本實際的統治者，“將軍”的全稱是“征夷大將軍”。與日本其他慣例一樣，將軍成為世襲——源賴朝的子孫對其他封建領主具有控製權。天皇有名無實，沒有任何行政權力，他僅有的重要性就是為將軍舉行授職禮。實際權力掌握在所謂的幕府手裏，為確保其統治，他們對那些不肯服從的領主以武力征服。每一個封建領主，即大名，都有其自己的武裝家臣，即武士。這些武士完全聽命於大名，動亂時，這些武士隨時準備挑戰敵對的大名或最高統治者將軍的“地位”和權威。
16世紀內戰遍地。經過幾十年動亂，偉大的德川家康戰勝了所有的對手，在1603年成為德川幕府的第一代將軍，隨後德川家族世襲將軍的位置260多年。直到1868年天皇和將軍的“雙重統治”被廢為止。近代曆史的帷幕從此揭開。漫長的德川時代在許多方麵都是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直到它的末期，它在國內維持了一種武力下的和平，並有效地執行了為德川幕府政治目的服務的中央集權製度。
德川家康曾麵臨一個極為棘手的問題，而他一直沒有找到一個有效的解決方法。在內亂中一些最強大的藩的領主與他為敵，隻是在被打敗之後才勉強歸順。這就是所謂的“外樣”（即旁係）大名。德川家康讓這些大名繼續擁有他們的土地和家臣，並在自己領地享有高度自治權。但是，這些大名不能享有成為德川家臣的榮譽，不能在幕府擔任要職。這些要職都留給“譜代”（即嫡係）大名，即內戰中德川家康的支持者們。為了使這種困難的政治局麵能夠維持下去，德川家康首先采取的政策是，不讓封建領主，即大名，積蓄力量，阻止其中可能威脅將軍統治的大名聯合起來。為了維持日本的和平以及德川家族的統治地位，德川家康不僅沒有廢除封建體製，反而進一步強化它，使它更為堅固。
日本封建社會是複雜的等級社會，每個人的身份是世襲固定的。德川家族鞏固了這個製度，並對各個階層的日常行為作了詳細規定。每戶人家必須在門口張貼明示自己階層地位和世襲身份的標誌。他的衣服、食物，以及能夠合法居住的房屋的種類，都是根據這種世襲身份規定的。皇族和宮廷貴族（宮卿）之下，日本有四個世襲等級，次序如下：武士、農民、工人、商人。再往下是賤民。賤民階級當中人數最多，最著名的是“穢多”，即那些從事各種汙穢職業的人。他們是拾垃圾的人、埋葬死刑犯屍體的人、剝死獸皮的人和製造皮革的人。他們是日本的不可接觸者，或者更正確地說，是根本不被看作是人，甚至穿過他們村落的那一段道路也是不可計入裏程中的，仿佛這塊土地及其居民根本不存在。這些人極度貧困。除了被批準的這些職業他們不能做其他任何事，所有的正式組織和社會活動都將他們排除在外。
商人僅比賤民高一級。這絕對令美國人難以置信，可這確實是事實。商人階級本身就是封建製度的破壞者。因為商業活動越頻繁越發達，封建製度就越有衰落的危險。德川家族在17世紀頒布了世界上任何國家都前所未有的嚴峻的鎖國令，想要從根本上鏟除商人存在的基礎。日本曾在中國和朝鮮沿岸一帶進行過繁榮的海上貿易，並因此使商人階級得以發展。德川家族於是宣布建造或駕駛超過某種尺寸的船隻都要處以極刑，從而阻止了這一切貿易。準許建造或駕駛的船隻，小到既不能航行到大陸，也不能運載商品。由於各個藩的邊境上都設有關卡嚴格限製商品進出，所以國內貿易也受到了嚴重限製。另有一些法律直接強調商人的社會地位低下。《奢侈取締令》規定了他們的穿戴、雨傘以及他們在婚葬時的費用限製。武士區禁止他們居住。在享有特權的武士的刀麵前，他們得不到法律的保護。德川家族試圖永遠把商人置於卑賤的地位，而在早已步入貨幣經濟時代的日本，這一行為無疑是要失敗的。
德川幕府把武士和農民這兩個最適合於穩定的封建製度的階級凍結起來，在德川家康最終結束內戰之前，名將豐臣秀吉已經用其著名的《繳刀令》完成了這兩個階級的分離。他收繳了農民的武器，隻給武士以帶刀的權利，但武士不可以兼做農民、工匠或商人。即使身份最低的武士也不能成為合法的生產者，他成了從農民交納的租米中取得每年俸祿的寄生階級的一員。大名把征收的穀米按份額作為俸祿分配給每一個家臣——武士。武士完全衣食無憂，因為他可以依賴大名。在日本曆史的早些時期，在各藩國之間兵連禍結的戰爭中大名和武士就結成了牢固的紐帶關係。在德川時代的和平背景下這種聯係變成經濟性的了。日本的武士既不是一個像中世紀歐洲的騎上那樣擁有自己領地和農奴的小領主，也不是一個有錢的士兵。他是依靠一份固定俸祿為生的人，這份俸祿並不高，日本學者估計所有武士的平均俸祿與農民的收入相差無幾，僅能勉強維生而已。對武士的家族來說，最頭疼的事情就是由幾個繼承者來分割這份俸祿，因此武士限製其家庭的人口數。他們最討厭的事情是財富和聲望與威儀扯上關係，於是他們給自己立下的信條就是：簡樸為最高尚的美德。
武士與農民、工匠、商人之間的最大鴻溝在於：後三者是庶民，而他不是。佩刀不僅僅是裝飾，更重要的是特權和身份的象征。他們有權對庶民動刀。這在德川時代之前就已經成為傳統了。德川家康頒布的法令規定：“對武士無禮或對上級不敬的庶民，可就地斬首。”不過，這也隻不過是舊的規定罷了，它根本沒有考慮到要在平民與武士階級間的一種相互依存的關係。他的政策立足於嚴格的等級製度的規定。庶民階級與武士階級都由大名統率，各自直接隸屬大名。這兩個階級各處在不同的社會階梯上，每個階梯從上到下又各有一套自己的法律、法規、統治權限以及相互間權利義務的具體規定。兩個階梯之間的人有不可逾越的距離。有時也會因為形勢所迫兩者之間架起一座溝通的橋梁，但這溝通本身不是這種體製的固有組成部分。
德川時代武士已不僅僅隻是與刀劍為伍。他們逐漸成為其領主的財產的管理人，成為像能樂、茶道這樣一些高雅藝術的專家。他們處理所有文字工作，並通過巧妙的手腕來實現藩主的意圖。在200年漫長的和平歲月裏，幾乎沒有顯示自身武力的機會。就如商人不顧嚴格的等級規定而致力於追求高雅舒適的城市生活方式一樣，武士雖然也隨時準備浴血奮戰，但在此期間依然學會了各種高雅藝術。
農民在武士麵前完全沒有法律保障可言，而且他們還要交納沉重的賦稅，又要承受各種各樣的限製，但他們還是能夠得到某種安全的保障。比如他們對土地具有擁有權，而在日本，土地就等於聲望。德川幕府統治時期禁止土地永久轉讓，與歐洲封建製度不同的是，這保護的是耕作者的利益，那兒保護的是封建領主的利益。農民對土地的永久擁有權非常重視，他們子子孫孫都在這塊土地上耕作、不辭辛苦、無怨無悔。但是，他像阿特斯（希臘神話中巨神，比喻身負重任的人）一樣支撐著大約二百萬人的寄生階級，其中包括將軍的政治機構，大名的各種機構和武士等等。他們要交實物稅，即他將其收獲物按一定的百分比交給大名。以同樣是水稻生產國的泰國相比，傳統的賦稅是10%，而在德川時代的日本卻是40%，而實際上比這個比例還要高。在有些藩，賦稅甚至高達80%，並且還常常強製農民服勞役或其他無償勞動。農民也要像武士一樣的限製家庭人口，於是在德川時代的幾個世紀中，全日本的人口數字幾乎停滯不前。對一個長期處於和平時期的亞洲國家來說，幾乎靜止的人口數字，很能說明這種統治製度的狀況。這兒存在著斯巴達式的限製，無論是寄生階級還是勞動階級。但在相互依存的人之間也存在一種相互信賴的關係，每個人知道他自己的義務、權利和地位，如果這些受到破壞，即使最貧窮的人也可以提出抗議。
極度貧困會使農民起來反抗。不僅要反抗封建領主，而且還要反抗幕府當局。在德川幕府統治的256年中，這種反抗的行動至少有1000起。他們並不認為40%的賦稅是重稅，他們反對的是額外附加的橫征暴斂。當他們忍無可忍的時候，農民成群結隊前往其領主處表示抗議，但是請願和談判的過程卻是井然有序的。農民寫好要求廢除苛政的請願書，交給大名的內臣。如果請願書被攔截，或者大名置之不理，他們就派代表前往首都（江戶）把訴狀遞交幕府。在一些有名的案例中，都是農民在江戶城內的大道上攔截幕府高官的車子，直接呈遞狀子以保證折子不被扣壓。盡管此種行為風險極大，但此後幕府當局會對訴狀進行調查並且進行判決，而且大約半數的判決是有利於農民的。
但是，這樣的做法是與日本的法律與秩序相悖的，哪怕幕府作出了對農民有利的判決，農民的領袖也難逃一死，無論怎麽正確都難逃一死，因為他違反了整個等級製度作為基礎的忠貞這一基本標準。這是不能寬恕的。他們正確的動機與此毫無關係。甚至農民也認可這個不可避免的命運。被判處死刑的人雖然被他們視為英雄，但處刑那天，當人們聚集刑場，親眼目睹起義的領袖們被投入油鍋、砍頭或是被釘上木架時，在場農民們卻沒有進行暴動。這就是法令，這就是秩序。事後他們為死者建立祠堂，把死者作為殉道者來崇敬，但是他們承認處刑本身是他們賴以生存的等級製法律的核心。
簡單地說，德川幕府曆代的領導人都在力圖鞏固、強化各藩的等級結構，以便使每一個階級對封建領主產生深深的依靠感。大名在各個藩裏位居等級製度的頂點，並且他對屬下可以行使特權。將軍最主要的政務就是控製大名。將軍運用一切手段防止大名結成同盟或實行侵略計劃。各藩藩界上也設有哨所關卡，對過往行人嚴格查驗，嚴禁“出女入炮”，以防止大名私運婦女出境或偷運武器入境。為了防止聯姻導致的政治同盟，大名之間沒有將軍的允許都不能通婚。藩與藩之間的通商也受到嚴格限製，甚至彼此之間不能架橋。將軍派密探嚴密監視大名的財政狀況，一旦某個大名金庫充盈，將軍就會派這個大名承擔一項耗資巨大的建築工程，使大名重新回複到合適的經濟水平。所有的規則中最有名的一條是大名每年要有一半時間住在首都，並且當他回自己的領地時，必須把妻子留在江戶（東京）作為將軍的人質。通過這些方式，幕府努力維持著他的權威並加強了他在等級製中的統治地位。
當然，將軍不是這個拱形結構的等級製度的頂層，因為他是受天皇之命來執掌政權的。天皇及其世襲貴族（公卿）組成的宮廷駐在京都，與世隔絕，沒有實權。天皇的收入甚至不如最小的大名，宮廷中的一切儀式也要嚴格地遵守幕府的規定。但是，即使最有權勢的德川將軍也沒有采取任何手段去廢除這種天皇與實際統治者的雙重統治。雙重統治由來已久。自12世紀起，將軍就代天皇之名統治國家了。曾有一個時期，雙重統治的現象突出到如此程度。以至於天皇把實權托付給一位世襲的世俗首領，而這個世俗首領又將權力的行使權交給了自己的政治顧問。這種權利的重複委托相當普遍。甚至於在德川幕府即將垮台的日子裏，佩裏海軍準將也沒有注意到在將軍的背後還存在一個天皇。我們美國的第一任駐日公使，1858年與日本談判第一個通商條約的湯辛德·哈裏斯也必須通過自己的努力去發現天皇的存在。
事實是，日本對天皇所抱的觀念就是在太平洋諸島上一再被發現的那種觀念。他是一個參不參與政治兩可的神聖首領。在太平洋的一些島嶼上，有的皇帝自己行使權力，有的委托別人行使權力。但是他的人身始終是神聖的。在新西蘭的諸部族中，神聖首領是如此神聖不可侵犯，以致他不可以自己進食而要由專人喂食，甚至連湯匙都不能觸碰到他的神聖的牙齒。當他外出的時候，他必須由人抬著，因為他神聖的腳踏過的任何土地將自動地成為聖地，而為神聖首領所有。他的頭部尤其神聖，任何人不可觸摸。他可以與部落諸神對話。在某些太平洋島嶼上，如薩摩亞和湯加，神聖首領與世俗生活毫無關係。世俗首領掌管一切政務。18世紀末訪問過東太平洋上的湯加島的詹姆斯·威爾遜寫道，湯加的政治體製“最像日本的政治體製，那兒神聖的皇帝倒像是軍事首領的一個政治犯”。湯加的神聖首領們不參與政務，隻負責主持宗教儀式。他親自摘下果園中的第一顆果實並主持祭典的全過程，之後人們才可以吃果園裏的其他果實。當神聖首領死去時，人們用“天堂空虛了”這樣的詞句來公布他的死亡。他在莊嚴的儀式中被埋葬在巨大的王室陵墓中。但是他完全不參與政治。
雖然在政治上處於無權地位，並且有時還被稱為“政治犯”，但在日本人的思想中，天皇在等級製中是應該占有“一席之地”的。日本人並不是以政治業績來看待天皇的。在將軍統治日本的幾個世紀中，日本人始終如一的珍視著他們的天皇和宮廷。不過以西方的觀點來看，天皇的存在純屬多餘。而早已習慣於等級製度的日本人對此的觀點完全不同。日本封建製度的消亡不過是75年前的事而已，而封建製度的深刻痕跡在上至天皇下至賤民的心中依然無法消除。根深蒂固的民族習性會伴隨人一生。就像我們在下一章中將要看到的那樣，雖然國家的目標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但近代日本的政治家們仍竭盡全力地謀劃保存了等級製度的大部分內容。日本人比任何其他擁有主權的民族都更加習慣於對自己的生活細節和地位進行準確地計劃和定位。在這樣一個世界裏，法律和秩序靠鐵腕和強權維持了兩個世紀。他們深信，細致和煩瑣的等級製度就意味著安全和穩定，隻要在規定的範圍內，嚴格履行自己的義務，這個世界就值得他們信賴。盜匪被打擊，內亂被製止，人們能為自己受到的侵犯而申訴，就像農民們遭受橫征暴斂時代所做的那樣，這對個人是有危險的，但都是得到公認的。德川幕府統治時期甚至曾有一位開明的將軍設置了“控訴箱”，任何市民都可以把他的抗議書投入這個箱子，隻有將軍有開箱子的鑰匙。日本倒是真的有人身保障的，如果侵犯行為是不被現存行為規範所允許的話，被侵犯人會受到全力的保護。一個人信賴並遵守這些“準則”的時候，他才是安全的。對於顯示其勇氣和正直的秉性，是要在服從這些準則方麵，而非企圖修改或反抗這些準則這一方麵。日本人在這規則的範圍內看世界，世界就是可靠和安全的。它的規則不是像十戒那樣抽象的道德準則，而是具體的細則規定，說明在某種場合該怎麽做，在另一種場合又該怎麽做，武士該如何，庶民該如何，兄長該如何，弟弟該如何等等。
世界上有很多國家實行過等級製度，與之不同的是日本人並沒有像其他國家的國民那樣變得溫良順從。關鍵是各個階級的利益被承認並得以保障。即使是賤民也要保證他對自身行業的壟斷性，並且當局還要承認他們的自治團體。雖然各階級所受限製很多，但也因此而得到了保護。
日本的等級製度具有的某種靈活性與印度有所不同。在不破壞這種體製的前提下，日本人可以通過一些小手段對這種製度進行微調。一個人有幾種辦法能改變其身份等級。在貨幣經濟下，高利貸者和商人必然會先富裕起來。然後他們就使用一些合乎傳統的方法來躋身上流社會。比如他們扣押那些還不起債的農民的土地使自己成為“地主”。確實，有明文禁止買賣農民的土地，但是，讓農民繼續留在自己的土地上種地，而他們收取地租無疑是最有利的，因為日本的地租非常高。高利貸者就這樣定居在某個地方，依靠土地而名利雙收。然後他們的子女與武士通婚，進而順利地步入貴族階層。
另外一種手段就是收養。這使武士身份的購買成為可能。德川幕府的百般限製也無法阻止商人階層富裕起來，然後他們千方百計讓自己的兒子成為武士家的養子。在日本，普遍的做法是招女婿而非收養子。招來的女婿可以成為嶽父的繼承人。而為此付出的高昂代價就是放棄來的身份而轉入妻子家的戶籍並隨妻子的姓氏。高代價的回報是高利益。這樣一來富商的子孫成了武士，而貧窮的武士則有了財富。等級製度毫發無損。而通過對這種製度的巧妙利用，富人成功躋身上層階級。
日本的等級製度對不同階層之間自由通婚的準許使得階層之間血緣的相互滲透成為可能。伴隨經濟的發展，商人大量滲入武士階層。這讓日本和西歐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歐洲封建製崩潰的根本因是一個迅速壯大的中產階級的產生統治了整個現代工業。日本卻沒有這樣強大的中產階級，商人和高利貸者都通過合法手段進入了上層社會，自然就結成了同盟。最讓人驚異的事情出現了：同樣是垂死掙紮的封建社會，日本與歐洲大陸比較倒是在更大程度上允許階級的流動。對此最有說服力的就是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在貴族與中產階級之間存在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
可以看出這兩個階級擁有共同利益。同樣的狀況在法國以及其他個別西歐國家也同樣出現過。不過，總的來說，歐洲的階級性是固定的，因此階級鬥爭發生在法國的結果就是貴族的財產被完全剝奪。而在日本，這兩個階級竟能互相聯合。推翻衰老的幕府的同盟是一個商人與金融家同武士之間的同盟。日本即使到了近代也仍然保存著貴族製度，但如果日本沒有允許自由的階級流通，那麽這種情況發生的概率幾乎為零。
日本人有相信那些細致的行為規範和等級製度的理由並且喜歡那些東西。因為在遵守規則這個前提下，它能保證人們的安全。它允許對非法侵犯行為進行抗議，這可以用來維護一個人的切身利益。它要求相互之間履行義務。19世紀下半葉德川幕府崩潰的時候，日本沒有任何集團讚成破壞這些規則。那兒沒有發生“法國大革命”，甚至“1848式的革命”也沒有發生。然而事已至此，任何人都無能為力。從庶民到幕府將軍，每個階級都背了高利貸者和商人的債。人數眾多的寄生階級與經常性的政府財政支出的規模已難以維持。囊中羞澀的大名已無力為其武士支付固定的俸祿，整個封建紐帶的網絡已有名無實了。他們用加重賦稅來試圖改變自己即將滅亡的命運。他們甚至提前征收好幾年的租稅，而這更使農民貧困到了極點。幕府也瀕臨破產，無力維持。1853年佩裏海軍準將與他的士兵們來到日本時，日本國內危機已達極至。繼佩裏強行進入之後，在1858年，日本無力抗拒，不得不同美國簽定“通商條約”。
但響徹日本的口號卻是：“一新”——即複辟，恢複王權。這非但不是革命，甚至連進步也說不上。與“尊王”的呼聲相呼應的是同樣得人心的“攘夷”口號。國民支持回到鎖國的黃金時代去的政治綱領。少數認識到這一錯誤路線的領導人卻為此而遭暗殺。似乎毫無跡象表明：日本這麽一個沒有一點兒革命氣質的國家，竟會進行大規模的變革，去順應西方的模式。更難以想象50年後日本竟會在西方各國的碗裏奪食。但是，這一切已經成為事實。日本發揮了不同於西方各國的自身長處，達到了甚至連精英集團和激進分子的最高要求都難以企及的目標。19世紀60年代的西方人即使能在水晶球裏看到日本的未來，他們也不會相信，似乎在地平線上並沒有巴掌那麽大的一塊烏雲曾預示此後數十年間會有一場暴風雨席卷日本。但是不可能的事竟成真了。在等級製度下被桎梏的落後民眾毅然選擇了一條嶄新的道路，並且堅持走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