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此要弄清楚的是武士準則中最嚴格的教義。對武士來說，沒有什麽比卑鄙無恥陰險狡詐更令人憎惡了。義的觀念，也許錯了——它也許太狹隘了。一位著名的武士對它的定義是決斷力，他說：“義是在某項行動中堅定不移的作出決定的能力。要死的時候死，要攻擊的時候攻擊。”另一位則論述如下：“義就是人體的脊柱，沒有脊柱，頭就不能端正地處於上麵。手不能動，腳也不能立。因此，就算一個人才能學問俱全，無義照樣不能成為武士。有了義，即使有不足之處也足夠做武士了。”孟子說：“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並慨歎道：“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在此，我們“如同在一麵模糊的鏡子裏看到了”在他之後三百年出現於另一個國度裏的一位偉大的導師（基督）所說的，他的路是一條義路，通過這條路，迷途之人可以找到歸途。我說得偏離主題了，總之，照孟子看來，義是一條人們要重新獲得喪失了的樂園所應走的筆直而又狹窄的路。
甚至在封建社會的末期，由於長久的和平給武士階級帶來了閑暇的生活，隨之而產生了對各種娛樂活動和藝術的愛好。但是，就算這樣，“義士”這一稱號依然被認為遠遠高於任何擅長學問或藝術的名稱。四十七名忠臣的故事在我國國民的大眾教育中經常被引用，在民間他們被稱為四十七義士。
在一個以陰謀詭計為戰術、謊言欺騙為戰略的時代，這種坦率而真誠的男子漢的美德，是閃耀著最耀眼的光的鑽石，受到人們的最高讚譽。義和勇是一對孿生兄弟，同屬於軍事美德。但在談論勇以前，我還是先說說“義理”吧。它可以看作是義的派生詞，最初隻不過稍微偏離它的原型，然後漸漸遠離，直到在大眾接受的過程中背離願意。所謂“義理”，字麵意思是“正義的道理”，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竟變成了一種公眾輿論期望去履行的模糊的義務感。它原來的、純粹的意義是單純而樸素的義務——因此，指的是我們對父母、上級、下級、乃至社會所負的責任。這時候，義理就是義務。義務除了是“正義的道理”要求和命令我們去做某事之外，還會是別的嗎？難道“正義的道理”不該成為我們的絕對命令嗎？
義理的本意莫過於義務。或許我可以說它的出現源自以下事實，即我們的行為，比如對父母的行為，愛應該說是唯一的動機，但要是沒有愛的話，就必須有另一種權威來命令盡孝；於是人們就用義理來製定這個權威。人們用義理製定這個權威是極其正當的，因為如果愛失去了強烈刺激美德的作用，人們就隻能訴諸理智，說服他相信正確行事的必要性。其他的道德義務在道理上也是相同的。一旦義務成為重負，義理便馬上介入進來，以防我們逃避。這樣理解的話，義理就是個嚴厲的監督者，手握皮鞭去鞭打懶惰懈怠者去盡職盡責。它是道德上的第二位的力量，作為一種動機，它遠遜於基督教的愛的教義。愛理應是“律法”。在我看來，義理是人為的社會條件下的產物。在這個人為的社會裏，出生的偶然性和不合理的偏袒造成了階級差別，家庭是這個社會的單位，年長之人要比才華橫溢之人更受尊崇，自然的感情常常被迫屈服於人們恣意製定的習俗。正是由於這種人為性，義理在時間的推移中急速墮落，成為解釋這件事，承認那件事的含糊的優先權——例如，為什麽母親為了救長子就可以在必要時犧牲其他兒子？為什麽女兒必須出賣貞操為其父獲取資金以揮霍或還債，等等。照我看來，義理是從作為“正義的道理”出發的，但最終卻常常向詭辯屈服。它甚至墮落到膽怯地害怕譴責。我可以用司各特就愛國主義所寫的話來解釋義理，“因為它是最美的事物，因此常常也是最可疑的事物，是其他感情的虛假的麵具”。不管把“正義的道理”用的過度還是不足，義理都會成為一個可怕的詞語。在它的羽翼下，藏著形形色色的詭辯和虛偽。倘若武士道沒有敏銳而正確的勇氣、無畏、堅忍的精神，那麽義理就會輕而易舉地變成怯懦的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