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人類一半的女性，往往被看作自相矛盾的典型。因為女性內心的直覺活動超出了男性的“算術的理解力”之上。意味著“神秘的”或“不可知的”漢字的“妙”字由兩部分組成，一邊是意味著“年青”的“少”字，一邊是意味著“女子”的“女”字。因為女性的身體的魅力和纖細的思想，以男性的粗獷的心理能力就無力去解釋清楚。
可是，在武士道中理想的女性卻沒有神秘之處，即使有矛盾也隻是表麵上的。我先前提到過它是悍婦的，但這不過是真理的一半。表示妻子的意思的漢字“婦”，意味著女人拿著掃帚——不過，這當然不是為了揮舞著它對婚姻進行進攻或防禦，也不是為了施展妖法，而隻是為了笤帚被發明之初的原始用途——這樣，它所包含的意思，是同英語的從紡織者（weaver）這個詞源發展而來的妻子（wife）這個詞，以及從擠奶女工（duhitar）這個詞源發展而來的女兒（daughter）這個詞一樣，都是家庭性的。德國皇帝說婦女的活動範圍是廚房（Küche）、教堂（Kirche）和孩子（Kinder），而武士道的理想婦女是絕對圍繞家庭的。這個乍一看來似乎是矛盾的——家庭性的與悍婦的性格，在武士道看來卻不是相對立的，下麵我們就來論證一下。
武士道主要是為男性而製定的教條，它所重視的婦女的美德當然是遠遠脫離女性的。溫克爾曼說：“希臘藝術的最高的美，與其說是女性的，不如說是男性的。”萊基對此補充說，這不僅適用於希臘人的道德觀念也適用於藝術方麵，千真萬確。同樣，武士道所最讚賞的婦女乃是“從性別的脆弱性中解放了自己，並且展示出男性般至強至勇的剛毅不屈”。因此，少女受到的訓練是抑製她的感情、強化她的神經，遇到意外事變時，用武器——特別是使用長柄刀來維護自身的尊嚴。不過，練習這種武藝的主要目的並不是用於戰場之上，而是用於自身和家庭。女子並沒有自己的主君，而是成為自己身體的衛士。女子用這個武器像丈夫熱忱的保護主君的安全那樣保護自己的貞潔。她的武藝在家庭上的用途就在於對孩子的教育上，下麵我們將提到這一點。
女子的劍術及其他武藝，即使在實際中很少運用，但卻對習慣跪坐的婦女的健康具有輔助效用。但是練習這些武術的目的並不僅僅出於健康，事到臨頭時完全可以使用。當女孩步入成年時便被授予短刀（懷劍），用它來刺進侵犯者的胸膛，或者必要時刺進自己的胸膛。實際上經常發生的是後者。但是，我並不想嚴厲地批評她們。如果看到即使厭惡自殺的基督徒的良心，也因為佩拉基婭和多明尼娜這兩個自殺的婦女的純潔和虔誠而將她們列為聖徒的話，也就不會對她們太過苛責了吧。當日本的處女看到自己的貞操麵臨危險時，她不會等待她父親的匕首，她自己的武器總是放在懷裏。不知道自殺的正確方法於她來說是一種恥辱，比如說，她雖然並沒有學過解剖學，但卻必須知道哪裏是刺喉的準確部位。為了死後肢體能夠表現出最大的端莊和表現得體，她必須在無論死的時候多麽痛苦的情況下都要知道用帶子縛好自己的膝蓋。這樣地注意儀容，難道不能與基督徒珀佩圖亞，或者聖童貞女科妮莉亞相媲美嗎？如果不是因為一些人根據洗澡的習慣和其他一些瑣事抱有偏見，認為我們的婦女沒有貞潔觀念，我是不會這樣直率地提出質問的。正好相反，貞操是武士婦女的突出美德，是被看得比生命還重的。一個年輕女子被敵人俘虜了，在粗暴的軍人手中麵臨暴行的危險時，她請求如果允許她先給因戰爭而失散的姐妹們寫封短信的話，她將任他們滿足欲望。她寫完信之後便衝向最近的水井，以投井來挽救她的名譽。遺書的結尾是一首詩：
世路何其難，烏雲滿青天。
山巔掛新月，飛身入山巒！
給讀者留下隻有具有男人氣質才是我國女性的最高理想的觀念，並不公平。事實遠遠不是這樣！她們需要具備藝術和雅致的生活的才能。她們沒有忽視音樂、舞蹈和文學。我國文學上若幹最優美的詩歌就是女性的感情表現。事實上，婦女在日本的純文學史上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教給她們舞蹈（我說的是武士的女兒而不是藝伎），是為了消滅她們動作中的生硬棱角，使動作輕柔起來。音樂是為了在父親和丈夫疲憊時給他們送去安慰；所以學習音樂不是為了掌握技巧、藝術之類，最終的目的是淨化心靈。因為心靈不平靜，表現出來的音樂當然也不會和諧。我們在前麵談到青年的教育時，曾說藝術對於道德價值而言是處於從屬地位的，音樂、舞蹈隻要能夠為生活增加雅致和明快就足夠了，絕不是為了培養虛榮和奢侈。波斯王在倫敦被領到一個舞會請他跳舞時，他率直生硬地回答說，在他們國家裏，特別準備有一群女子專門給別人進行跳舞表演。我對這位國王抱以同情。
我國婦女的才藝，並不是為了在人前表演、或在社會揚名而學習的。它是一種家庭的娛樂。即使在社交的宴席上去做表演，也是因為要盡到主婦的責任，換句話說，這是表示好客的款待客人的方法的一部分罷了。家庭生活是她們的教育的主導思想。舊日本婦女學習才藝的原因，不論是武藝還是文藝，主要還是為了家庭服務。無論她們走出多遠，都決不會忘記爐灶。她們任勞任怨，辛勤勞動，奉獻生命，就是為了保持家庭的榮譽和完整。她們日夜以堅毅而溫柔、勇敢而哀婉的音調，為自己的小家庭歌唱。她們作為女兒為了父親而犧牲了自己，作為妻子為了丈夫而犧牲了自己，作為母親為了兒女而犧牲了自己。因此，她們從幼年時起就被教導要否定自己。她的一生是附屬的奉獻的一生而非獨立的一生。作為男人的附屬，如果她的存在有用，就同丈夫一道站在前台，如果妨礙工作，就退到幕後。一個青年愛上了一個少女，少女也以同樣的熱戀來回報他的愛，但看到青年因迷戀自己而忘記責任時，少女為了減少魅力不惜毀容，這種事屢見不鮮。武士少女心中向往的理想的妻子——發現自己被丈夫的仇敵愛慕上了，她便假裝參與那人的陰謀，設法在暗中充當丈夫的替身，那愛慕她的刺客的劍便落在她忠貞於丈夫的頭上。一位年青的大名的妻子在自殺前寫下了如下的信，大概不需要什麽解釋吧：
“我聽說共結連理枝或者共飲一河之水，都是前生注定的緣分，自從前年發誓白頭偕老，我便想如影隨形地追隨於你。近來聽說你要迎接一場生死之戰，我暗中喜不自勝。聽說中國有個項王，是蓋世的勇猛武士，卻因與虞姬依依不舍而戰役失敗。木曾義仲與鬆殿訣別時也難分難舍，因此，就讓活著已經絕望的我至少向現還活著的您致以最後的問候吧，我在那所有凡人終將踏上的黃泉路上等候您。但願您千萬別忘了秀賴公多年來的對你如山高、似海深的大恩。”
女子為其夫、家庭以及家族而犧牲自己，就像男子為主君和國家而犧牲自己一樣，是自願而光榮的。沒有自我否定，就無法解決任何的人生之謎——就像男子對主君的忠義一樣，是女子的家庭性的基礎。她並不是丈夫的奴隸，正如她的丈夫並不是封建君主的奴隸一樣。女子所扮演的角色是內助，即“在內側的幫助”。站在逐級奉獻的階梯上，女人為了男人而舍棄自己，男人為主君而舍棄自己，主君也因此服從天命。我知道這種教誨的缺點，也知道基督教的優點最好地表現在要求所有人直接向造物主負責。盡管如此，僅就奉獻的教義而言，就是犧牲自我而服務於高於自我的目的，也就是基督的教導中最崇高的、構成他的使命基礎的神聖教義——從這一點上說，武士道是基於永恒真理之上的。
讀者大概不會對我這個抱有在意誌上讚揚奴隸般的服從的、不正當的偏見的人進行指責吧？我大體上接受學識淵博、思想深邃的黑格爾所主張和辯護的觀點：曆史是自由地逐漸展開和實現的。我想要指出的是，武士道的全部教誨都完完全全地充滿了自我犧牲精神，不僅要求女人有自我犧牲精神，也同樣這樣要求男人。因此，直到完全消除武士道的影響之前，我國社會應該不會接受，那位美國女權主義倡導者所呼籲的“所有日本女人站起來反抗舊習慣吧”的輕率見解。這樣的反抗能夠成功嗎？它能改善女性的地位嗎？她們今天所繼承的柔和的性格、溫存的舉止將會消失，她們從這種輕舉妄動所獲得的權利能補償她們的損失嗎？羅馬的主婦喪失了家庭性之後，隨之而來的是道德的淪喪，這種巨大的損失不是難以言表的嗎？那位美國改革家敢肯定我國女性的反抗是曆史的必經之路嗎？這些都是重大的問題。變化必然會到來的，但不是通過反抗的辦法。現在我們來看一看，在武士道製度下的女性的地位是不是真的糟糕到必須要發生一場起義的地步？
關於歐洲騎士獻給“上帝和女士們”許多表麵上的讚美，我們聽到了許多。——這兩個詞的不協調曾使得吉本為之臉紅，此外，哈勒姆也曾經說過，騎士精神的道德是粗野的，它對婦女的過分殷勤包含著不正當的愛。騎士精神帶給女性的影響，給哲學家提供了思維的營養。基佐先生論證封建製度及騎士精神帶來了有益的影響，相反，斯賓塞先生卻說在尚武的社會中（不尚武又算什麽封建社會呢？）婦女的地位必然是低下的，隻有社會的產業化發展了它才能隨之發展。那麽，就日本而言，基佐和斯賓塞的說法到底誰的更正確呢？我可以肯定地說，都正確。日本的軍人階層隻限於人數約200萬人的武士。其上就是軍事貴族的大名和宮廷貴族的公卿——這些身份尊貴、安閑舒適的貴族隻是名義上的軍人。在武士之下則是眾多平民——農、工、商，這些人的生活是專門從事和平業務，因此，赫伯特·斯賓塞所說的軍事性社會的特點，僅限於武士階級，與此相反，產業型社會的特點在這個階級之上和之下都可以通用。這正好可以通過婦女的地位而加以解釋。就是說，在武士中，婦女所享有的自由最少。奇怪的是，社會地位越低——例如在手藝人中——夫妻雙方的地位越平等。在身份高的貴族中，兩性之間的差別也不明顯。這主要是因為閑適的貴族已經非常女性化了，所以很少有機會去突出性別上的差別。這樣，斯賓塞的說法在舊日本就有了充分的例證。至於基佐的說法，讀過他的封建社會觀的讀者大概會記得，他是專門以高層貴族為考察對象的。因此，他的結論可以適用於大名和公卿。
如果我的話使人們就武士道下的婦女地位評價過低的話，那我就對曆史真理犯下了極不公正的罪。我毫不猶豫地認定：女性並沒有得到與男性平等的待遇。但是，隻要我們學不會差別與不平等的區別，對這個問題就會經常產生誤解。
如果想到男人之間隻是在法庭或者在選舉投票等極少數情況下才是相互平等的，那麽，進行一場有關男女平等的辯論就隻是徒勞地自尋煩惱罷了。美國的《獨立宣言》說，所有人生而平等，這並不是指任何精神上或肉體上的能力，它不過是重複了古代阿爾平所說的法律麵前人人平等罷了。在這種場合，法律的權利就是平等的尺度。如果說法律是衡量婦女在社會中的地位的唯一標尺，那麽告訴她的地位是高是低就很容易了，就像用磅、盎斯來告訴她的體重一樣。然而，問題是存在這麽一個衡量男女之間相對的社會地位的正確標準嗎？把銀子的價值同金子的價值相比較，用數字算出它的比率來，照此去對比男女之間的地位會正確嗎？會充分嗎？這種算法是把人類最重要的價值，即內在價值，放到考察之外了。考慮到男女各自為了完成各自在世上的使命，必須有各方麵的資格，那麽用來測量兩者的相對地位的標準就必須擁有綜合性質。如果借用經濟學術語來說明就是，那必須是複本位的。武士道就有它自己的標準，那是雙本位。即女子的價值要通過戰場及爐灶來測量。女性在前者所得的評價極少，但在後者卻極為完善。對應這個雙重評價，她也得到了相應的待遇：社會的、政治的單位，對她們的評價並不高，但作為妻子和母親則受到了最高的尊敬與最深的愛戴。在像羅馬人那樣的軍事國家裏，婦女何以受到高度尊敬？這難道不是因為她們是 Matronae 即母親嗎？不是因為她們是戰士或立法者，而是因為她們是母親，使羅馬人在婦女麵前低下了頭。對我們來說也是這樣。當父親和丈夫離家走向戰場或地裏的時候，所有家事就由母親或妻子全權處理。孩子的教育，甚至對孩子的保護，都托付給她們了。前麵我曾提及的女子的軍事訓練，主要目的就是為了能夠賢明地指導、教育子女。
在一知半解的外國人中間，流行著日本人輕視、不尊重妻子的膚淺見解，因為他們看到日本人通常稱自己的妻子為“拙荊”等等。如果告訴他還有“愚父”“犬子”“拙己”等等日常使用的謙辭，那麽答案不就十分清楚了嗎？
我認為，我們的婚姻觀在某些方麵要比所謂基督教徒更加深刻。“男女應合為一體。”盎格魯·撒克遜的個人主義從未消除夫與妻是兩個人的觀念。所以，他們在產生分歧時，就承認各自的權利，而在和好如初時，則用盡了各種各樣的昵稱和甜言蜜語，夫或妻對別人說他的另一半——好壞暫且不論——是可愛啦、聰明啦、親切啦、這個那個啦，在我們聽來非常不理智。用“聰明的我”“我的可愛的性格”這樣的話自我誇耀，難道是有品位的表現？我們認為誇耀自己的妻子就是誇耀自己本身，而我們至少把這種誇耀看成是沒有品位的表現——而且我也希望，在基督教國家中也應該如此！因為合乎禮貌地貶稱自己的配偶，是武士中的慣例，所以我才稍稍偏題來論述一番。
條頓民族開始其種族生活之初對女性懷著近乎迷信的敬畏（這點在德國實際上正在消滅中！），而美國人則是在社會建立之初痛感女性數量上的不足（我擔心，美國的婦女人口現在增加了，殖民時代的母性所享有的特權是否在迅速喪失呢？）。因此，在西方文明中，男子對女子表示尊敬，就成了衡量道德的主要標準。然而，在武士道的武士倫理中，善惡的主要分水嶺是在其他事情上體現出來的。它沿著職責前進，而職責將男人和他自身神聖的靈魂以及我在前文提到的五倫中的其他靈魂緊緊相連。在這五倫中，我請讀者注意的是忠誠，即臣下與主君的關係。關於其他方麵，隻不過是略有提及罷了，因為這些並不是武士道所特有的東西。它們作為基於自然的感情的東西，當然是全人類所共有的。但是在有些細節方麵，由於是從武士道的教導中導出的關係，所以有的可能特別強調一下。與此相關聯，我想起了男人之間的友誼所展現的特殊的力與美。它們常常給結拜為兄弟的盟約增加一份浪漫，而這份浪漫由於青年時代的男女隔絕的習慣，無疑變得更加強烈。因為這種隔絕，不允許男女之間有情感的自然交流。我可以用日本版的第蒙與皮西厄斯或阿基裏斯與帕特洛克羅斯的故事來拚湊篇幅，也可以在武士道的故事中來敘述不亞於大衛與約納丹結交那樣感人的友誼。
然而，武士道所特有的道德與教誨，並不局限於武士階級，這不足為怪。這個事實就使我們要趕緊考察一下武士道對整個國家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