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諾羅薩從浮世繪版畫中，選出最上乘的四百件作品，並搭配研究版畫之時必須了解的版畫家肉筆畫作共五十件，按照製作年代依序排列，每一幅作品都有詳細的說明，並配合浮世繪的一般曆史，綜合論述。這種研究方法可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1910年再版的塞德利茨（W. von Seidlitz）《日本彩色版畫史》（A History of Japanese Colour-Prints）總論中，記載著歐美人研究浮世繪的沿革，十分詳細。茲將概要翻譯如下。
日本浮世繪首度引起歐洲社會一般人士的關注，始於1862年（文久二年），萬國博覽會於英國首都倫敦舉辦之際。該年，浮世繪經由英國哈佛港傳送至法國，史蒂文斯[1]、惠斯勒、迪亞茲[2]、福爾圖尼[3]、勒格羅[4]立刻注意到這些畫。馬奈[5]、迪索[6]、方丹-拉圖爾[7]、竇加、卡羅勒斯·杜蘭[8]、莫奈等各畫家持續搜集浮世繪。特別是巴黎的銅版畫家布拉克蒙[9]、雅克馬爾[10]及塞夫爾陶瓷工會的工藝家，對這項藝術界的新發現最為熱衷。這時恰好賽努奇[11]、杜雷特[12]、吉美[13]、雷加梅[14]等旅行家從日本返國，對日本風情及藝術讚不絕口。文學家則有龔古爾、尚弗勒裏[15]、柏提[16]、左拉[17]。出版商則有夏邦傑[18]，以及工藝家巴伯迪耶納[19]、克裏斯托弗[20]、法利茲[21]，叫得出名字的人幾乎都讚頌著日本藝術。在盧浮宮保存繪畫的維洛[22]，率先擬定收藏浮世繪的計劃。於是研究浮世繪的風氣逐漸成熟，直到1867年（慶應三年）巴黎舉辦萬國博覽會之時，已經確定日本藝術的勝利。巴黎的日本藝術愛好家組成尚格拉會[23]，每個月都會在郊外的塞夫爾召開一次晚會。
次年，1868年，幕府瓦解後，江戶更名為東京，日本藝術與日本國土一同在歐洲人麵前展現它的麵貌。然而，1873年（明治六年）在奧匈帝國（維也納）舉辦的萬國博覽會及1878年（明治十一年）的巴黎萬國博覽會，都沒能讓歐洲人理解日本藝術。（在巴黎博覽會中，若井某[24]的日本藝術介紹應該收獲最多。）
直到1870年代中期，日本政府終於在東京設立一座博物館[25]，開始收藏本國的古藝術品，由山高氏[26]出任首屆館長。1880年代中期，於奈良設立第二座博物館[27]，由山高氏負責管理，而九鬼子爵[28]接棒成為東京博物館長。京都的博物館[29]於1895年（明治二十八年）設立，仍然由山高氏接任館長。
列舉當今歐洲各國重點陳列、收藏日本藝術品的地方如下：
荷蘭萊頓（Leyden）的博物館[30]，這裏存放的日本藝術品是德國人西博爾德[31]的收藏品。西博爾德曾為荷屬東印度軍隊的醫官，自1823年（文政六年）至1830年（天保元年）間停留日本，據說帶回共八百件繪畫及掛軸。
1862年（文久二年）倫敦世界博覽會開幕之際，阿禮國[32]陳列了他搜集的木刻版畫。翌年五月一日，萊登[33]於皇家研究院（Royal Institution）試著說明阿禮國的收藏品。然而，這些全都是19世紀（文化以後）的木刻版畫。
1882年（明治十五年）德國布列斯勞[34]的吉爾克教授[35]於柏林裝飾藝術博物館（Kunstgewerbe Museum）展出所藏的兩百件日本畫。柏林的版畫室已在更早之前收藏一些日本版畫，借著展出吉爾克教授收藏品的機會，普魯士王國政府將它買下，移至版畫室。吉爾克教授則從事日本繪畫史的編纂作業，可惜在完成之前，於1880年代先行離世。
英國的大英博物館（The British Museum）於1882年（明治二十五年）投注3000英鎊（約三萬日元）[36]向當時東京帝國醫科大學的聘任教師安德森醫師[37]購買約兩千餘件日本及中國繪畫。
在巴黎方麵，日本畫絕大多數是私人收藏，如貢斯、薩穆爾·賓、韋華[38]、吉洛、曼齊[39]、拉奧特[40]、伽利瑪[41]，還有柯許林[42]、卡蒙多伯爵[43]都是有名的人士。這些日本藝術愛好家曾於1883年（明治十六年）辦理一場大型展覽，同時展出各自的收藏品，接著又於1890年（明治二十三年）舉辦浮世繪版畫的特別展覽。1893年（明治二十六年）於杜朗魯耶畫廊（Salle Durand Ruel）舉辦廣重的山水畫大展。
盡管巴黎盧浮宮古東方文物部門的收藏品不多，卻未忽視浮世繪版畫，吉美博物館（Musée Guimet）及國家圖書館（Bibliothèque Nationale）也有日本繪本類收藏。（國家圖書館的日本繪本由杜雷特負責搜集。）日本狂愛會（Sociétédes Japonisants）由五十名會員組成，如今仍然每月召開一次大會。此外，巴黎裝飾藝術博物館（Musée des Arts Décoratifs）自1909年（明治四十二年）起開始舉辦私人收藏的浮世繪展覽。
在英國方麵，1888年（明治二十一年）伯靈頓美術俱樂部（Burlington Fine Arts Club）舉行浮世繪版畫展覽，同好者也因此組織團體。在英國收藏家當中，最棒的據說是威爾森[44]的收藏品。然而，在數量方麵則是美國波士頓市的波士頓美術館（Museum of Fine Arts）拔得頭籌，屏風及隔板類有四百件、肉筆畫四千件、版畫類則多達一萬件。這全都是來自該美術館的費諾羅薩教授的收藏，教授曾獲日本帝國博物館[45]的聘請，在日本居住十二年之久。由於他終其一生都從事日本藝術的研究及分類，在他的私人收藏品中，有不少珍貴的藝術品。
至於美國知名的日本藝術收藏家，則有芝加哥的摩斯[46]、穀金[47]及紐約的範德堡[48]。據說萊斯羅普[49]（紐約人）就搜集了一百七十件鳥居清長的畫作。畢格羅教授[50]曾在波士頓舉辦北齋大展，展出大量的北齋畫作。
德國方麵，柏林有克平[51]及利伯曼[52]，慕尼黑則有施泰德[53]，法蘭克福有史特勞斯·涅格伯夫人[54]，其他還有格賴夫斯瓦爾德（Greifswald）的傑克爾[55]、萊比錫的莫斯勒[56]、杜塞爾多夫（Düsseldorf）的埃德爾[57]、弗萊堡（Freiburg im Breisgau）的格羅塞[58]，他們都是有名的浮世繪收藏家。前麵已經提及的柏林版畫室收藏品，該市的裝飾藝術博物館意欲成為日本浮世繪的寶庫，持續致力搜集。漢堡的工藝美術館（Museum für Kunst und Gewerbe）也有許多版畫，德累斯頓（Dresedn）的版畫室也展開搜集浮世繪的工作。
於是，大眾對浮世繪木刻版畫產生興趣，開始增長知識，相關著作也先後問世。1879年，由安德森著作的《日本藝術史》出版，正確論述了包含浮世繪版畫在內的日本繪畫一般曆史，是此類出版品的嚆矢。接著安德森也在1866年[59]撰寫精裝書（Edition du Luxe）《日本繪畫藝術》（The Pictorial Arts of Japan）上下冊，並在英國美術館的委托下，編纂中國及日本畫目錄，並配合詳細說明，1895年出版的《作品集五月號》中，在“日本的木刻版畫”（Japanese Wood-Engraving）單元裏，簡易地記述浮世繪的曆史概要。繼安德森之後，1882年，布列斯勞的吉爾克教授在柏林裝飾藝術博物館展出收藏品之際，也編纂作品目錄，吉爾克教授的著作相當簡短，對日本藝術卻提出獨特的見解，值得一看。次年，1883年，法國人貢斯出版巨作《日本美術》上下冊（L’ Art Japonais）。上冊關於日本畫及浮世繪，本著西方藝術家的觀點，評論、理解日本繪畫，作者的計劃走在時代尖端，也不算是失敗的嚐試。貢斯出版本書後，美國人費諾羅薩著作《重讀貢斯的〈日本美術〉》（ Review of the Chapter on Painting in Gonse’ s L’Art Japonais，最早在橫濱出版，1885年在波士頓重新出版），抨擊貢斯過度重視北齋在日本藝術的地位，這無疑是正確的判斷，另一方麵，針對貢斯明了、無誤地講解西方人不容易了解的光琳藝術，他對此則是讚譽有加。費諾羅薩在這篇針對貢斯的論文中，追溯了日本繪畫發展的淵源，並加以評論。因此，世人多半認為費諾羅薩對日本藝術的見解最博大精深。1885年，丹麥藝術家馬德森[60]著作小冊子《日本繪畫論》（Japansk Malerkunst），此書辭藻華麗、論鋒銳利，同時充滿豐富的藝術感情，是一本十分完美的作品，可惜全書以丹麥文撰寫，無法在世界普遍流傳。說不定有人會翻譯這本著作吧。毋庸置疑，即使在今日，它仍然是探索日本畫精神的大好機會。
於是，到了1889年，歐美的日本藝術研究出現更多新進作家，進一步擴展研究、搜尋的範圍。漢堡的布爾克曼[61]著作的第一本關於日本各種藝術及工藝的書籍，就是其中的代表。作者綜合肉筆畫及版畫，編纂了密不可分的藝術史巨作，書中對北齋更是大為讚賞，與其說是根據費諾羅薩的研究，反而更接近貢斯的觀點。巴黎的薩穆爾·賓編輯華美的月刊雜誌《日本美術》（Japon Artistique），輔以表現原畫旨趣的精致插圖，同時用英、法、德三語解說，致力於普及日本趣味[62]。1890年後，東京發行《國華》[63]。此期刊刊載的古畫複製品比薩穆爾·賓的更為美麗，然而，僅一小部分的人有緣得見。1890年，巴黎美術學院（école des Beaux-Arts）舉辦各收藏家的展覽會，同時出版含插圖的目錄（包含薩穆爾·賓的解說），並於次年1891年出版柏提收藏品的含插圖目錄（包含勒胡[64]的解說），毫無遺漏地展現巴黎業餘愛好家的浮世繪版畫研究過程。直到此時，巴黎的業餘愛好家中，隻有極少數人對浮世繪有深入的了解。這一年（明治二十四年），龔古爾的《歌麿傳》問世，這應該是歐洲第一本隻以一名日本畫家為主題的出版品，接著龔古爾又在1896年出版《北齋傳》，編纂時使用的全都是一名日本人為薩穆爾·賓搜集的資料，人們認為這個日本人訛詐薩穆爾·賓，一物二賣，將這份數據又賣給龔古爾，一時之間引發熱議。由於薩穆爾·賓出版《北齋傳》的計劃被龔古爾奪得先機，不得不中止計劃。穆勒[65]的著作《十九世紀繪畫史》（Geschichte der Malerei im XIX. Jahrhundert）在德國社會廣為流傳，書中也嚐試介紹日本浮世繪，然而插圖篇幅較小，解說又過於簡略，僅能窺知浮世繪的概念。相較之下，英國人安德森在《作品集》（1895）刊載的《日本木刻版畫》（Japanese Wood-Engraving）同樣采用通俗平易的介紹，還加上足以作為參考數據的插圖，更勝一籌。
到了1896年，浮世繪的相關著述終於有了最新的研究，恐怕也是最頂尖、最完美無缺的佳作。也就是費諾羅薩為了當年在紐約舉辦的浮世繪名家展覽，所編輯的目錄（《浮世繪傑作目錄》，Catalogue of the Masters of Ukiyoye）。作者的學識淵博，精選了豐富的題材，涉獵各領域的專門研究，研究得十分透徹。同時，他的文章也鏗鏘有力。費諾羅薩從浮世繪版畫中，選出最上乘的四百件作品，並搭配研究版畫之時必須了解的版畫家肉筆畫作共五十件，按照製作年代依序排列，每一幅作品都有詳細的說明，並配合浮世繪的一般曆史，綜合論述。這種研究方法可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看了他的作品後，我才能一目了然，得知各畫家的製作年限以及畫風的變化，同時能遍覽明和二年（1765）至嘉永三年（1850）間，浮世繪全盛期的各個時代。自從此書出版後，浮世繪研究除了第二次研究等針對一時局麵的綿密收藏之外，在主要的重點方麵，幾乎已經毫無可以補充的領地了。費諾羅薩的研究已經舉出浮世繪的各個流派，毫無缺漏，紮實又細膩。是不是能將這種研究方法用在歐洲藝術史上呢？不管是綜觀全史，或是針對特定的時代，無疑都是十分紮實的研究基礎。他在本書中，全麵回顧於19世紀後半（嘉永以後）輩出的多位浮世繪師，卻不偏重某派或某流的畫家，遍覽各流派的日常，隨後一如見博識廣的藝術史學家，列出各流派的代表人物，並選出少數值得注意的畫家。此外，費諾羅薩在編纂的目錄中，為每一張浮世繪版畫標上出版年份，著實教人驚奇，他標示的年份猶如發現者現身說法。為古藝術品加上製作年份時，當然無法斷定數字絕對無誤，不過上麵記載的年份相當接近正確時間，值得該領域的研究者一瞧，並對費諾羅薩毫無謬誤的推斷驚訝萬分。乍看之下，想要分辨每一張浮世繪的出版年份，似乎很容易，然而，如果隻是漫不經心地比較各版畫的畫風、筆法，絕對無法分析年份。幸而浮世繪版畫大多都有畫匠的署名，費諾羅薩自然會參考畫匠的生卒年，至於版畫的出版年份，例如寶曆到寬政的浮世繪全盛期間，西村重長的是寬保三年（1743）製作、鈴木春信的是明和二年（1765）、鳥居清長的則是天明三年（1783），還有喜多川歌麿的則是在寬政七年（1795），能明確地得知年份的作品並不多。費諾羅薩在推斷這些年份時，最主要的依據是什麽呢？他隻能靠畫中人物的發型，利用這條線索，了解每一年流行的變化，應該不會出錯。尤其是日本的流行，並不像歐洲的流行，沒人記錄下每一年的變化。費諾羅薩著重畫中婦女的服裝及發型的變化，並與大部分記載出版年號的刻版印刷繪本的插圖交叉比對。對費諾羅薩來說，這些繪本才是他驚人發現的基礎。在紐約的展覽會展品及編纂的目錄中，他編列這些刻版印刷繪本，恰如他利用肉筆畫與浮世繪版畫對照一般，若是能對照這些刻版印刷繪本，即可快速了解他研究中的相互關係，我在欣賞各畫家的每一幅版畫時，也能從繪本描繪的人物流行及風俗的變化中找到提示，得到更多收獲，因此更能深刻地信服他的研究。
費諾羅薩在1908年9月21日，因心髒病逝於倫敦。實是可惜，他未能完成計劃中的日本繪畫及浮世繪版畫藝術史的完全版巨作，隻得畫下句點，除了前述紐約展覽目錄之外，還有1898年（明治三十一年）東京舉辦的展覽目錄。雖然是小冊子，卻是本領域不可或缺的研究書，除此之外，還有精裝的《浮世繪名家》（Masters of Ukiyoe）。
1897年（明治三十年）英國南肯辛頓博物館（South Kensington Museum）[66]的理事史特朗[67]出版簡淺的《日本版畫史》（History of Japanese Wood-Engraving）。這本書本來並未排除藝術評論，卻在浮世繪師的傳記、雅號、住處等，與繪畫沒什麽直接關係的部分多所著墨，關於必備的作品方麵，卻僅有寥寥幾行文字敘述。除了這個缺點外，本書在浮世繪的沿革方麵，提出完全錯誤的見解。作者可能隻認識19世紀（享和、文化以後）的浮世繪，完全以19世紀為主，反而忽略18世紀（元祿末期至寬政末年為止）的作品。然而，在浮世繪的曆史中，18世紀是最重要的時代，進入19世紀後，除了北齋、廣重兩家，幾乎已經沒有可看之處。書中完全無法引人思考作者的研究成果，顯然是為了名利而撰寫的文章。對於欲研究日本藝術的人而言，隻能說是有害無益的惡書。史特朗在著作本書時，完全沒參考浮世繪研究的重大基礎——費諾羅薩於1896年編纂的目錄。然而，他卻又在1904年，再度出版《日本彩色版畫》（Japanese Colour-Prints）一書。
1897年，塞德利茨出版《日本彩色版畫史》第一版。1900年，巴黎人杜雷特接受法國國家圖書館邀稿，編纂並出版繪本類目錄。1902年以後，陸續出版了許多浮世繪的競標目錄。它們都是研究的好材料。1904年後，德國人貝爾契斯基的著作相繼問世，盡管篇幅較短，每一篇都選定一名畫家為主題加以評論。同為德國人的庫爾特[68]於1907年，針對歌麿發表了淵博的研究結果。
據譯者表示，繼歌麿之後，庫爾特發表寫樂的研究。1905年，法國人特雷桑侯爵，以雅號亭山的名義著作《日本藝術史》（Notes sur l’ art japonais）上下冊。1912年，美國人阿姆斯登[69]發表《廣重的遺物》（The Heritage of Hiroshige）。在歐美各國有大量關於浮世繪及日本藝術的出版品，從原作者在本論文卷末舉出的書目中，我刪除曾刊載於各雜誌的論文，隻計曾出版成冊的作品，仍然多達七十餘種。法國人亭山在《日本藝術史》的序論中，有一節十分有趣，故一並翻譯後收錄如下。
維新之前，除了荷蘭及葡萄牙人能在長崎出島，見識當地工匠製造的出口陶器及漆器，其他歐洲人完全無從認識日本的藝術。當時出口的陶器，大多仿照中國製品，都是長年來慣用的設計及圖案，也是最具代表的形式，稱不上珍貴。漆器則正好相反，總能使歐洲人驚豔，我們也得知它曾經於1600年代列入馬薩林[70]官邸的珍寶目錄。隨後，直到路易十五及十六的治世，日本漆器更是風靡一時。欣賞如今巴黎盧浮宮裏展出的瑪麗王後[71]收藏品，即可得知當時日本漆器極受尊崇，遠勝於陶器。然而，歐洲人至今仍然無從得知光琳的蒔繪、春信的錦繪、整瑉[72]的銅器、後藤[73]的目貫，維新的戰禍之際，這些藝術古董曾暫時外流，據傳龔古爾、邦提、貢斯、吉美、巴爾布托等法國業餘愛好家爭相收藏，熱心搜集及鑒賞。
撰於大正三年[74]
[1] 史蒂文斯（Alfred Stevens，1823─1906），比利時畫家。
[2] 迪亞茲（Narcisse Virgilio Díaz，1807─1876），法國畫家。
[3] 福爾圖尼（Mariano Fortuny y Marsal，1838─1874），西班牙畫家。
[4] 勒格羅（Alphonse Legros，1837─1911），法國畫家。
[5] 馬奈（édouard Manet，1832─1833），法國印象派畫家。
[6] 迪索（James Tissot，1836─1902），法國畫家。
[7] 方丹-拉圖爾（Henri Jean Théodore Fantin-Latour，1836─1904），法國畫家。
[8] 卡羅勒斯·杜蘭（Charles Auguste émile Durand，1837─1917），法國畫家。
[9] 布拉克蒙（Félix Bracquemond，1833─1914）。
[10] 雅克馬爾（Jules Ferdinand Jacquemart，1837─1880）。
[11] 賽努奇（Henri Cernuschi，1821─1896）。
[12] 杜雷特（Théodore Duret，1838─1927）。
[13] 吉美（émile Guimet，1836─1918）。
[14] 雷加梅（Félix Régamey，1844─1907）。
[15] 尚弗勒裏（J. F. Champfleury，1821─1889）。
[16] 柏提（Philippe Burty，1830─1890）。
[17] 左拉（émile Zola，1840─1902）。
[18] 夏邦傑（Georges Charpentier，1846─1905）。
[19] 巴伯迪耶納（Ferdinand Barbedienne，1810─1892）。
[20] 克裏斯托弗（Charles Christofle，1805─1863）。
[21] 法利茲（Lucien Falize，1839─1897）。
[22] 維洛（Marie-Joseph Frédéric Villot，1809─1875）。
[23] 尚格拉會（Société japonaise du Jinglar），Jinglar是日本酒品牌。
[24] 若井兼三郎，起立工商會社的副社長。
[25] 為東京國立博物館，於1872年創立。
[26] 山高信離（1842─1907）。
[27] 今奈良國立博物館，設立年份應為1895年。
[28] 九鬼隆一（1852─1931）。
[29] 為京都國立博物館，應為1897年設立。
[30] 國立民族學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31] 西博爾德（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1796─1866），德國醫生。
[32] 阿禮國（Sir John Rutherford Alcock，1809─1897），英國駐中國、日本領事。
[33] 萊登（John Leighton，1822─1912）。
[34] 布列斯勞（Breslau），現已納入波蘭境內，並改名為弗羅茨瓦夫（Wroctaw）。
[35] 吉爾克（Hans Paul Bernhard Gierke，1847─1886），德國解剖學家。
[36] 6 安德森（William Anderson，1842─1900）。
[37] 7 為當時的數據。
[38] 韋華（Henri Vever，1854─1942），巴黎珠寶商。
[39] 曼齊（Michel Manzi，1849─1915），法國出版商。
[40] 拉奧特（Henri Rouart，1833─1912），法國畫家、收藏家。
[41] 伽利瑪（Paul Gallimard，1850─1929），法國收藏家。
[42] 柯許林（Raymond Koechlin，1860─1931），法國收藏家。
[43] 卡蒙多伯爵（Moise de Camondo，1860─1935），銀行家。
[44] 威爾森（Edgar Wilson，1861─1915）。
[45] 日本帝國博物館為1889至1900年間東京國立博物館的名稱。
[46] 摩斯（Charles J. Morse，1852─1911）。
[47] 穀金（Frederick William Gookin，1853─1936）。
[48] 範德堡（George W. Vanderbilt，1862─1914）。
[49] 萊斯羅普（Francis Lathrop，1849─1909）。
[50] 畢格羅（William Sturgis Bigelow，1850─1962）。
[51] 克平（Karl K?pping，1848─1914）。
[52] 利伯曼（Max Liebermann，1847─1935）。
[53] 施泰德（Hans Johann Stadler，1848─1916）。
[54] 史特勞斯·涅格伯夫人（生年不詳、卒於1942年）。
[55] 傑克爾（Otto Jaekel，1863─1929）。
[56] 莫斯勒（Alexander Georg Moslé，1862─1949）。
[57] 埃德爾（Georg Oeder，1846─1931）。
[58] 格羅塞（Ernst Grosse，1862─1927）。
[59] 正確年份應為1886年。
[60] 馬德森（Karl Madsen，1855─1938）。
[61] 布爾克曼（Justus Brinckmann，1843─1915）。
[62] 日本趣味（Japonaiserie），由梵穀發明的字，表示日本傳統風格及藝術。
[63] 《國華》於1889年創刊，為研究日本、東方古代藝術的研究刊物，目前仍持續發行。
[64] 勒胡（Ernest Leroux，1845─1917）。
[65] 穆勒（Richard Muther，1860─1909）。
[66] 南肯辛頓博物館現更名為維多利亞和艾伯特博物館（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67] 史特朗（Edward Fairbrother Strange，1862─1929）。
[68] 庫爾特（Julius Kurth，1870─1949）。
[69] 阿姆斯登（Dora Amsden，生於1858年、卒年不詳）。
[70] 馬薩林（Jules Mazarin，1602─1661），路易十四的樞機主教。
[71] 瑪麗王後（Marie Antoinette，1755─1793），路易十六的王後。
[72] 村田整瑉（1761─1837），擅長脫蠟鑄造。
[73] 日本刀的零件，用途是防止固定刀身與刀柄的目釘鬆脫。
[74] 19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