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從商鞅變法以來，以法家路線治理國家，逐步走上富國強兵之路，最終滅六國而成一統。大一統政權建立之初，迫切需要確立與封建政治製度相適應的統治思想。當時的人們對這樣的根本性問題進行了思考，是堅持商鞅以來的既定方針，嚴刑峻法以治國馭民，還是改變政策，行德教以收民心？秦朝君臣就此展開了激烈的爭論。這個爭論，主要表現為儒法之爭。爭論的結果是沿用法家路線的思想占了上風。秦始皇不懂得剛柔相濟，一張一弛的為治之理。他認為明法是統一天下和建立大一統秩序的關鍵，當天下已定，民眾渴望休養生息之時，他用暴政把民眾推進深淵，也把新生的大一統政權送入火海。

法家認為學識才智是貧弱敗亂的根源，不希望被統治者有獨立的思考，特別欣賞愚民政策，而民眾掌握曆史知識，對於他們來說尤其感到不能容忍。從商鞅所雲“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無外交則勉農而不偷”[1]，韓非所雲“事智者眾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所以亂也。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2]等言語中，可以清楚看出法家對知識傳播的恐懼。儒家則把教育民眾看成政府最重要的職能，看作決定社會治亂安危的關鍵環節。認為隻有人人懂得禮義廉恥，自覺約束自己的行為，才會由民安導致國治，強硬手段隻能使人畏懼，不能使人心服，而民心的向背決定著政權的興亡。

法家的社會主張是“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在建立和整頓社會秩序時樹立“尊主卑臣”，“分職不得相逾越”[3]之勢，用嚴刑峻法保證社會機製的運行，確實有顯著的作用，法家的主張有合理性的一麵。當秦麵對六國初平，天下擾攘的混亂局勢時采用強製手段以建立統一的秩序，應該說是一種必然的曆史選擇。但在統治秩序建立之後，要想解決長治久安問題，就必須改變政策，施仁政以休養民力，通過思想教育調動起民眾的熱情，同心同德地參與新生政權的建設。在這方麵儒家思想顯示出它特有的長處。

為推行社會改良主張，掃清舊的思想障礙，法家一般強調今勝於古，曆史是在變化中發展的曆史觀，思想具有進步性。對於曆史和現實，他們采取的都是實用主義的態度。他們常能從曆史中找到為自己所用的東西，而絕不背上曆史包袱。他們對現實問題往往有相當深入的考察，采取的措施則堅定有力，像快刀斬亂麻，能收到顯著的效果。儒家在這方麵就顯得迂腐一些，他們習慣於在以往的社會中尋找寄托，非常注意從曆史中吸取經驗教訓，對於現實則有意無意地視而不見。可是，儒家的法先王，是在樹立奮鬥的理想目標，在師古中他們關注的是將來，他們具有遠大的政治抱負，抓住的也往往是關乎長遠利益的根本問題。

第一次重大爭論發生於剛剛統一的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丞相王綰等人提出仿效周製，將秦始皇的諸子分封到燕、齊、楚等地為王，以鞏固秦朝的統治。當時的多數大臣都讚成這一主張，但李斯對此堅決反對。他說：“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是易製。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秦始皇支持這個意見，說：“天下共苦戰鬥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複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於是堅持在全國實行郡縣製。這是決定封建政權體製的關鍵問題，也是前進還是倒退的重大問題。麵對強大的傳統勢力，法家顯示出新生地主階級開創進取的勇氣，否定諸侯分立的鬆散政治格局，堅持了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封建製度。

公元前213年發生的第二次爭論，導致“焚書”政策的出台，把法家思想的貫徹推向極致。某日，秦始皇置酒鹹陽宮，博士七十餘人為他祝壽慶賀。博士齊人淳於越對仆射周青臣的頌詞不以為然，對時政進行非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淳於越直接反映的是恢複分封製的要求，實際上是對始皇新政策的非議，代表了維護舊秩序的思想，往深裏看，也有對秦暴政不滿的一麵。他使用的最有力思想武器是不師古便不能長久，是典型的儒家觀點。到底應以古代典籍所載為施政依據，還是堅持實行新政，始皇讓群臣展開討論。李斯站在法家立場上，駁斥了師古思想，提出禁錮文化，以徹底掃清新政障礙的建議：“五帝不相複，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非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4]李斯對曆史的透徹見解，為淳於越所不及。但是對師今與學古關係的絕對看法和法家敵視文化的一貫態度，導致他走入極端。焚書建議在法家看來，是消弭民眾反抗意識的最佳方案。這個建議得到秦始皇的批準，並在全國實行。韓非子為使弱國強盛起來而提出的“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的設想，在這裏變成了現實，實際上成為強秦暴亡的催化劑。

秦亡後，法家學說失去了獨領**的光彩。但它並沒有銷聲匿跡。曆代精明的統治者實際上都是德刑交互為用的高手，漢宣帝自言：“漢家自有製度本以霸王道雜之。”[5]道出了其中的奧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