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老之學是道家的一個特殊派別，它托始於黃帝，在老子學說基礎上吸收了儒墨名法等多家學說中的積極成分，形成以政治學說為中心內容的哲學思想。它的特點有二：一是在兼蓄諸家學說基礎上，突出強調循道和明法，所以也被稱為“黃老刑名”之學，這反映了由道德入刑名的道家與法家的天然聯係。二是主張清靜無為，不對社會民生做過多的幹預，讓百姓休養生息。因為它的主張反映了民眾久罹戰亂之苦，要求政治寬緩、生活安定的強烈願望，所以在戰國末期萌生後，到漢初流行一時。

漢初統治集團中的才智之士大多受到黃老之學的影響，他們較早意識到調整政策，休養民力的必要。在張良、陸賈等人影響下，高祖與蕭何基本上以儒家的德政思想為指歸，確定統治方略，但也受到黃老影響。在全國推行新的政令，建立新的統治秩序時，注意恢複百姓的正常生產和生活，“掃除煩苛，與民休息”[6]。

當時君臣都尊崇黃老，黃老之學成為社會上的主流思想。史家記載：在惠帝和呂後之朝，“海內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無為，故惠帝拱己，高後女主製政，不出房闥而天下晏然，刑罰罕用，民務稼穡，衣食滋殖”[8]。黃老之術收到初步效果。

漢文帝尊崇黃老之學，“本修黃老言，不甚好儒術，其治尚清靜無為”。他在“漢家基業初定”，“承軍旅之後，百姓新免於幹戈之難”的情況下，繼承惠帝和呂後時期的統治方針，“輕刑事少，與之休息，以儉約節欲自持，初開籍田，躬勸農耕桑，務民之本”[9]，使漢代社會走上繁榮之路。

景帝和母親竇太後都是黃老之術的服膺者。竇太後對景帝和武帝初期的朝政施加過一定影響，她“好黃帝老子言，帝（景帝）及太子、諸竇，不得不讀黃帝老子，尊其術”[10]。景帝曾把善為黃老之言的處士王生召至宮中，又重用信奉黃老的直不疑、汲黯等大臣。他“務在農桑”[11]，“務在養民”[12]，繼續執行文帝的統治路線。

從漢開國到武帝即位之初，休養生息、無為而治的政策實行幾十年，取得了巨大的成果。遵用黃老之術導致的文景之治，得到了“周雲成康，漢言文景，美矣”[13]的高度曆史評價。

任何政權的成功施政都應該張弛適度，寬猛相濟。黃老主張順應自然，清靜無為，特別適應社會休養生息的需要。但它也有自身不可克服的弱點，這就是缺乏進取精神，缺乏將全社會調動起來，全麵建功立業的恢弘氣勢。文景之時的寬弛政策，不能滿足社會大步發展的要求，在個別之處事實上也產生了一定消極後果。主要是：（1）禮文之事多闕，在製度建設上缺乏必要措施，沒能把新生大一統政權建設得更為完備，實際上沒有完成時代賦予大漢政權的曆史使命。（2）在社會的上層，諸侯王勢力膨脹，產生離心傾向，構成對中央政權的威脅；在下層，豪強並兼之徒武斷於鄉曲，造成對民眾的危害，形成對社會正常秩序的幹擾。（3）對少數民族或地方政權的侵擾，缺乏有力的對抗措施，既不能保證邊境地區民眾的正常生活和政府機構正常履行職能，更不能把大一統政權的規模擴大到更廣闊的地區。

儒學以積極進取，奮發有為為特色，在治國方麵強調以教化為主，德刑並用；在理民方麵，注意把人的自然性情與社會規範融合起來。其思想主張與中央集權的家國同構的中國社會要求十分吻合。因此，當黃老之學難以滿足社會要求時，以儒家作為封建社會的主導思想，便成了曆史與社會的選擇。由於自身不可替代的長處，在黃老之學興盛之際，儒家思想也呈現出繁榮興旺的發展勢頭。景帝之時，儒生已形成很強的勢力，有很大的社會影響。

儒術取代黃老經曆了激烈的鬥爭。

儒學博士轅固生與黃老派的黃生，曾在景帝麵前就“湯武革命”進行辯論。黃生認為“湯武非受命，乃弑也”。轅固生反詰：“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為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黃生以上下之位既定，便不可改變為據，堅持自己的觀點。轅固生繼續追問：“必若所雲，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把爭論引到敏感的現實問題上來。因為這直接關係到漢政權的合法性，景帝隻好出麵加以製止，說：“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辯論雖不了了之，儒生卻在與黃老的抗衡中顯示了自己的力量。也許是這次爭論引起了竇太後的反感，竇太後特意召見轅固生，問他對《老子》有何看法。轅固生直言無忌地回答：“此是家人言耳。”惹得太後大怒，命他入圈與野豬較量，想置他於死地。景帝知轅固生直言無罪，給了他一把利刃。他才保住了性命。此時由於竇太後支持，黃老的勢力還強於儒家。

漢武帝是個有雄才大略的君主，喜歡積極向上的儒家學說。即位之初就批準了衛綰“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的奏章，改變了“不任儒者”的政策，任命好儒術的竇嬰為丞相，田蚡為太尉，趙綰為禦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主持政府重要部門。又安車駟馬迎接著名儒生申培公入朝，作為朝製興革的顧問。他還準備建明堂、封泰山、改正朔、易服色。這些舉措引起黃老派的不滿，當趙綰意在架空竇太後，建議不向東宮奏事時，引得竇太後勃然大怒，將趙綰、王臧逮捕，使其自裁，罷免了竇嬰、田蚡。武帝在強大的壓力下，隻好讓步，暫時停止諸般興禮作樂舉措。黃老與儒學的這一輪鬥爭，以儒家的失敗而告終。

武帝雖然遭受挫折，仍不放棄尊儒的努力，他在選取賢良方正時，留意收攬儒生，授以官職。同時，鼓勵學者研讀儒家典籍，使五經傳習更有係統，進行著紮實的理論建設。

建元六年（前135年）竇太後病逝，武帝完全掌握執政權，加快了崇儒的步伐。他重新起用田蚡為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將布衣大儒公孫弘擢為三公，封平津侯，使得“天下學士靡然鄉風”[14]。儒生堂堂正正地走到前台，習儒成為最令人向往的職業。

為了廓清思想疑慮，確立適應大一統政治的權威思想，武帝多次下詔策問，要求賢良方正們就治國指導思想問題進行理論論證。大儒董仲舒在對策中論述德教是致治的關鍵，並建議用儒家學說統一全國思想。漢武帝采納他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儒學正式取代黃老，定為官方政治學說，實現了政治指導思想的轉變，奠定了中國兩千餘年封建社會的基本思想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