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西漢政府召開鹽鐵會議，“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議罷鹽鐵榷酤”[15]，就國家大政方針展開討論。這次會議對於昭宣時期乃至此後的政局產生了直接的影響。
武帝大興功業，雖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曆史成就，但也造成了國力民力虛耗的嚴重後果。漢武帝不得已任用桑弘羊等興利之臣，采取一些國家經濟統製政策，收到了暫時緩解經濟壓力的效果，可隨之又出現一些新的社會問題，武帝晚年下詔，“深陳既往之悔”，宣布“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複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封丞相車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16]。這些措施實行不久，武帝便與世長辭。昭帝幼年即位，霍光輔政，麵對國庫空虛、百姓貧窮的殘破景象，如何調整政策，把國家引上富強之路，成為當時需要解決的迫切問題。鹽鐵會議就是在這樣的形勢下召開的。
會上由服膺儒家思想，主張終止鹽鐵官營政策的唐生、萬生等賢良文學為一方，以信奉法治，堅持武帝時期財經改革的桑弘羊等官員為另一方，展開了激烈的辯論。雙方“意指殊路，各有所出，或上仁義，或務權利”[17]，由尚義還是尚利這一根本不同的思想基礎，引發出對國家一係列施政方針原則的討論。漢宣帝時，桓寬整理會議討論結果，纂成《鹽鐵論》一書。
雙方的思想交鋒基本集中於下列問題上：
第一，怎樣才能使國強民富？賢良文學們堅持重農輕商的儒家立場，認為：“衣食者民之本，稼穡者民之務也。二者修，則國富而民安也。”[18]而鹽鐵官營專賣，是與民爭利，不但導致“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眾”[19]，衣食匱乏，而且因“務於權利，怠於禮義”[20]，造成“散敦樸之原，成貪鄙之化”，敗壞社會風氣的嚴重後果。因而要“罷鹽鐵，退權利，分土地，趣本業，養桑麻，盡地力”，通過這些進本退末的舉措，達到寡功節用而百姓富足的目的。桑弘羊則認為本業與末業可以並存，論述：“古之立國者，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21]，“昔商君相秦也，內立法度……外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強，器械完飾，蓄積有餘。是以征敵伐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而師以贍”[22]，漢實行國家經濟統製政策，也收到了足國用助邊費，賑饑備荒的效果。因而“富國何必用本農，足民何必井田也”[23]？
第二，治國理民是靠德行教化，還是靠嚴刑峻法？桑弘羊等人認為“令之所以教民也，法者所以督奸也。令嚴而民慎，法設而奸禁”[24]，處於當時的社會，“欲以敦樸之時，治抏弊之民，是猶遷延而拯溺，揖讓而救火也”[25]，因此不但不能放鬆法治，而且應進一步加強。賢良文學則用“方今律令百有餘篇，文章繁，罪名重，郡國用之疑惑，或淺或深，自吏明習者不知所處，而況愚民乎！……此斷獄所以滋眾，而民犯滋多也”[26]的事實，說明“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27]，“法令者治惡之具也，而非至治之風也”，所以“古者明王茂其德教，而緩其刑罰也”[28]。
第三，對周邊少數民族應以德撫綏還是厲武備而任兵革？賢良文學們把武帝時期大規模的開疆拓土的戰爭，與鹽鐵、酒榷、均輸等政策的實行及武帝晚期民眾的貧困和社會的動亂聯係起來，指出“用軍於外”，必“政敗於內”[29]。所以對匈奴等周邊少數民族應采取去武行文，廢力尚德的辦法，使“兩主好合，內外交通，天下安寧，世世無患”[30]。桑弘羊等人也承認戰爭給民眾帶來了苦難，但認為天子是天下之父母，有使天下安定的責任，對於不修臣職而侵盜不已的匈奴等，“不征伐則暴害不息，不備則是以黎民委敵也”[31]。
綜觀整個論戰：賢良文學們貴德而賤利，重義而輕財，堅持的是儒家的原則立場，是在“舒六藝之諷，論太平之原”，“言王道，矯當世，複諸正，務在乎反本”，強調的是統治階級的長遠利益和根本利益，很有政治遠見。他們對武帝以來施政的失誤作了嚴厲的批判，“奮由路之意，推史魚之節，發憤懣，刺公卿，介然直而不撓，可謂不畏強禦”，表現出士人的高貴品質。桑弘羊等改革派官員，從加強大一統政權的現實出發，堅持武帝奉行的雜霸王之道的儒法並用方針，“據當世，合時變，推道術，尚權利”[32]。他們雖然缺乏通覽封建政治全局的眼光，但其主張對於處理現實問題，還是相當有效的，不失為治標的良方。
“‘鹽鐵之議’所反映的王道與霸道之爭，是漢中期以來統治階級關於政治指導思想爭論的延續，是理論與現實的矛盾在思想領域的體現。政治指導思想的確立需要通過實踐的環節予以檢驗，論爭雙方的交鋒就是理論與實踐的互檢過程。君主專製主義的基本政治原則正是通過這樣的過程而得以不斷調整和補充，以臻完善。”[33]
由於有執政的霍光支持，會議以賢良文學們基本獲勝而告結束，“霍光部分地修改了賢良文學的建議，奏請年方十四的昭帝同意，‘罷郡國榷酤，關內鐵官’，並對匈奴實行和親政策。這一重大變化，表明西漢封建政治將要進入一個新的時期，儒家經學也將要以新的麵目出現於政治舞台。”[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