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在我國語言文字學發展史上，有特殊的地位。學術界一般認為漢代是小學創立的時期。這一時期不但漢字由小篆演變為隸書，確定了漢字的基本形態，而且小學釋形音義的三個分支門類：文字、音韻、訓詁三方麵都有最早的專著問世。特別值得提出的是《方言》和《說文解字》的誕生，標誌著中國語言文字學在早期發展中已取得相當高的成就。
一、從小篆到隸書
統一文字是秦統一後的重大文化措施之一。
中國古代的文字，經過長期發展，到秦統一六國之前已具有較成熟的形態。但諸侯分立，使各國的文字存在著或大或小的差異，在長期傳習的過程中，文字在民間又出現了許多不規範的變體，即所謂的“俗書”。秦皇朝為適應統一後的政治與文化需要，進行了文字改革工作。
許慎在《說文解字敘》中說：“……其後諸侯力政，不統於王，惡禮樂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為七國，田疇異畝，車途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製，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可見這次文字改革就是以秦文字為基準，去掉與其不相合者，再對原有文字進行減其繁重，改其怪奇的加工工作，然後通過《倉頡篇》等字書公布出來，作為標準文字，其餘不合於此體的文字一律作廢。這種標準文字就是小篆，又稱秦篆，而此前的文字一般統稱為籀文或大篆。
秦篆十二字碼
小篆是在對已通行的漢字進行規範化後形成的。它在中國文字發展史上有特殊的地位。以前的甲骨文和金文都是從圖畫直接發展來的，基本是隨著物體的曲線描畫的，沒有規律性可尋。小篆用圓轉勻稱的線條代替古文的曲線，使文字抽象化，書寫有了規律，確立了漢字的符號性。古文多異體字，有的一個字的異體字多達三四十個，並且字的組合也很隨意、義符也不固定。小篆在統一和定型的過程中，一方麵淘汰了異體字，精簡了字數，同時也相對固定了義符，實現了筆畫和結構的簡化。
小篆主要通行於秦代，特別是秦始皇時代。隸書興起後，小篆隻用於公私印章等個別場合，另以書法篆刻等藝術形式保留下來。
小篆雖較古籀有很大進步，但仍不便書寫，於是隸書代之而起。晉人衛恒介紹：“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46]
熹平石經
隸書有古隸、今隸兩種。古隸多有篆書成分，是從小篆到今隸的過渡形態。這種書體通行於秦末到西漢末年。它本身也經過了一個篆體逐步減少，隸體逐步增多的變化過程。在湖北省雲夢縣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秦簡和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漢簡、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的漢簡使用的文字便是古隸。它們形雖隸體，但筆畫不十分方折。今隸由古隸直接演變而來，從東漢初沿用到晉初。它在形體上較古隸更加方正，在筆畫上增添了波折和挑法，已完全隸化，徹底擺脫了篆體的束縛。《熹平石經》上的隸書可看作東漢今隸的代表作。
隸書把小篆的長方形變為扁方形，把小篆勻稱彎曲的線條變為方折平直的筆畫，徹底消滅漢字中的象形麵貌，基本確定了此後漢字的方塊形狀、筆畫特點和字體結構，是漢字發展史上的一次革命。
中國在西周宣王時已出現了字書《史籀篇》。秦始皇統一文字時，李斯作《倉頡篇》七章，趙高作《爰曆篇》六章，胡毋敬作《博學篇》七章。它們的作用都是規範文字，提供標準文字的範本，同時供學童識字使用。
西漢政府關心文化事業，對文字的識讀與規範十分重視，《漢書·藝文誌》記載：“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禦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這樣的法律要求與社會的客觀需要，使漢人形成重視文字的風氣。於是“閭裏書師合《倉頡》、《爰曆》、《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為一章，凡五十五章，並為《倉頡篇》”。此書收字3300，當包括了小篆的主要常用字。此後字書不斷出現。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它的特點是去掉了重複收錄的文字。元帝時，黃門令史遊對《凡將篇》加以擴充，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篇》，皆《倉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倉頡》，又易《倉頡》中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臣複續揚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無複字，六藝群書所載略備矣。”[47]東漢和帝時，郎中賈魴又續揚雄《訓纂篇》，而作《滂喜篇》。
以上字書除《急就篇》留存至今外，其餘都已亡佚。這些字書為便於記誦，都采用或三言，或四言，或七言的韻語形式，以類相從，用文理編排起來。《急就篇》間用三言、四言、七言，舊分32章，共收2016字，都是當時的日常用字。開篇五句說明編書宗旨：“急就奇觚與眾異，羅列諸物名姓字，分別部居不雜廁，用日約少誠快意，勉力務之必有喜。”以下三字為句，列舉常用的一百餘字姓名，如宋延年、鄭子方、衛益壽、史步昌、周千秋、趙孺卿等。接下來以七言為句，依次敘述飲食、服飾、器物、動物、植物等各類事物。以下再以七言形式講述詩書禮儀職官等政治生活內容。最後用四字句“漢地廣大，無不容盛。萬方來朝，臣妾使令。……災蝗不起，五穀孰成。賢聖並進，博士先生”，及七字句“長樂無極老複丁”，歌頌漢家功德作為收尾。
漢代除這些字書外，還出現了文字研究性質的著作。由於《倉頡篇》所收都是古字，在流傳中逐漸出現“俗師失其讀”的問題。漢宣帝乃“征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為作訓故”[48]。揚雄在元始年間，朝廷集中通小學者整理文字的基礎上，也對《倉頡篇》作了訓釋工作。揚雄和杜林的著作在《漢書·藝文誌》中都有著錄。東漢時期文字學進一步發展，誕生了文字學巨著《說文解字》。
二、《爾雅》、《方言》、《釋名》
“漢代為小學創立的時代。那創立的重大標誌，便是西漢初年成書的《爾雅》，西漢末年揚雄的《方言》，東漢前期許慎的《說文》和東漢末年劉熙的《釋名》。《爾雅》著重釋古今之異言，《方言》主要是通方俗之殊語，《說文》更由本字推求本義，《釋名》由語音探求語源，它們依次出現，正展示漢人研究小學的曆史進程。”[49]
《爾雅》是一部通釋詞義的專著，大約在西漢初年由諸儒生綴輯周秦舊文整理成書。它是漢代小學名著中最早出現的一部，也是地位非常特殊的一部，被列為十三種儒家基本經典（十三經）之一。唐朝陸德明在《經典釋文序錄》中言：“眾家皆以《爾雅》居經典之後，在諸子之前。”
《爾雅》十九卷，原分為上、中、下三篇。上篇有《釋詁》《釋言》《釋訓》《釋親》；中篇有《釋宮》《釋器》《釋樂》《釋天》《釋地》《釋丘》《釋山》《釋水》；下篇有《釋草》《釋木》《釋蟲》《釋魚》《釋鳥》《釋獸》《釋畜》。這些訓釋對象，按內容性質可分為兩大類。一是普通語詞部分，包括《釋詁》《釋言》《釋訓》三卷。二是百科名詞部分，共十六卷。
普通語詞，多采取同義為訓的方法加以訓釋，用一個當代的常用詞，去解釋一個或一串同義詞。如《釋詁》第一條“林、蒸、天、帝、皇、王、後、辟、公、侯，君也”。而釋普通語詞的三卷又有不同分工：“大體說來，《釋言》是‘約取常行之字，而以異義釋之’，如雲：‘矢，誓也。’《釋訓》則‘道物之貌以告人’，著重在釋字義，如雲：‘明明，斤斤，察也’；或者釋文意，如雲：‘子子孫孫，引無極也。’而《釋詁》主要是‘舉古言，釋以今語’，所舉的‘古言’，大抵是一串同義詞，實為近義詞。”[50]
《爾雅》被認為是世界上第一部百科辭典。對百科名詞的訓釋，書中又分為釋社會生活專名和釋自然萬物專名兩部分。社會生活專名中包括反映人的社會關係的《釋親》一卷，和反映人的日常生活的《釋宮》、《釋器》、《釋樂》三卷。自然萬物專名又包括天文、地理、植物、動物四大類。釋天文的有《釋天》一卷，釋地理的有《釋地》《釋丘》《釋山》《釋水》四卷，釋植物的有《釋草》《釋木》兩卷，釋動物的有《釋蟲》《釋魚》《釋鳥》《釋獸》《釋畜》五卷。這樣的分類，反映出秦漢時代人們對生活於其中的世界的認識程度。
“詞義訓釋不外乎普通語詞及百科名詞兩個方麵，而《爾雅》兼而有之，因而就由《爾雅》為首，曆史地形成了源遠流長的‘雅學’，作為我國訓詁研究的主體。”[51]
《方言》的基本體例是列出被釋之語，然後加以解說。如卷一第一條“黨、曉、哲，知也。楚謂之黨，或曰曉，齊宋之間謂之哲”。在解說中，他很注意用全國或某地域的通用語，去串解各地方言。如卷一第十四條“嫁、逝、徂、適，往也。自家而出謂之嫁，由女而出為嫁也。逝，秦晉語也。徂，齊語也。適，宋魯語也。往，凡語也。”凡語，即通用語。
《方言》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它揭示了漢語發展變化的兩個規律性現象。其一，許多漢代的同義詞來自古代不同的方言詞。卷一第十二條在解說戎、京、壯、將等同義詞後，說：“皆古今語也。初別國不相往來之言也，今或同。”對部分同義詞的成因，作了精辟說明。其二，許多古今語、方言詞的差異，是由“轉語”所致。這種轉語就是以同聲或疊韻為由，發生地域上或古今間的不同語義變化。轉語現象後來成為人們以音求義、探求語源的主要方法。
它揭示出漢代漢語方言分布的情況，成為方言地理學的先驅。揚雄不僅比較全麵地記錄了當時漢語方言的詞匯，而且較為準確地標出了它們的空間分布。在書中，有些地名經常並提，如秦晉、趙魏、齊魯、陳楚等，這表明雖然他不可能具有明確的現代方言區劃意識，但已有了隱約的方言分區思想。他的工作為我們運用方言地理學方法，比較準確地劃出漢代漢語方言分區提供了可信材料。在二千年前，能在方言研究上有這樣的見識，取得這樣大的成就，是十分了不起的。
《釋名》八卷二十七篇，成書於東漢末年，是我國第一部由音訓求語源的專門著作。它的作者劉熙字成國，是經學大師鄭玄的弟子。《釋名》的特點有二：一是探求事物得名的由來。書中主要采取以音同音近的同根語互訓的方法，解釋事物命名的原因，因而在音韻學上有重要地位。它還論到了依據形體、特征、功用、產地、變化等為事物命名的原則。這樣全麵探求事物得名的原則，在中國小學史上是第一次。二是與《爾雅》《說文解字》等書不同，不是把重點放在經典的訓釋上，而是放在漢代名物的解釋上。它及時反映了漢代社會中生活中出現的新事物，為研究漢代社會文化，提供了珍貴的材料。
三、《說文解字》的成就
《說文解字》是許慎研究、整理當時經學、文字學成果編成的一部文字學著作，是我國語言文字學史上第一部分析字形、解說字義、辨識聲讀的字典，也是我國古代研究漢字的最主要經典著作。在漢代的語言文字學諸專著中，《說文解字》的學術地位最高，學術影響也最大。
許慎（約58—約147年）字叔重，從學於名儒賈逵，是東漢著名的古文經學大師，在當時有“五經無雙許叔重”之譽。他認為文字是“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具有“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52]的作用。他纂著《說文解字》一方麵是為了搞清古文字的源流，從而準確訓解儒家經典——在這個意義上，它證明了古文經學治學方法上的原原本本而有依據，抬高了古文經學的地位；另一方麵是為了從根本上糾正當時人們隨意說解文字的混亂現象，正確解釋文字的由來與發展。
《說文解字》原書分為十四篇，另有《敘目》一篇，共十五篇，今本每篇分為上下兩卷，共三十卷。全書分540部，收正篆9353字，重文1163字，連同說解文字共133441字。對於此書的體例，許慎在《說文解字敘》中作了明白闡述：“今敘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於小大，信而有證。……分別部居，不相雜廁。萬物鹹睹，靡不兼載，厥誼不昭，爰明以諭。”其子許衝在《上書表》中又說明：“其建首也，立‘一’為專，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同牽條屬，共理相貫，雜而不越，據形係聯，引而申之，以究萬原，畢終於‘亥’，知化窮冥。”
《說文解字》是最早按部首編排的一部字書。許慎根據小篆形體，把漢字分成540個部首。這540個部首，按“據形係聯”的原則，合並為14大類，再按從“一”部開始，以“亥”部結尾，即“始一”而“終亥”的順序排列起來。然後把所收全部漢字按部首歸類編排，這就是他所說的“分別部居”。收入各部的字，一般是按先實後虛，先美後惡等原則順次安排，如遇到本朝皇帝名諱，則必排於本部開頭。《說文解字》釋字總是從部首字開始，說明以這個部首為形旁的字，字義都和這個部首字有關。漢字是形、音、義三位一體的，許慎通過對漢字形體構造的分析來闡釋本義。對於每個字都是先說明造字時的意義，然後分析造字法以為證，有時還指出其音讀。對於漢字的音讀，或用“從某、某聲”，說明形聲字造字的音讀；或用“讀若”“讀同”，擬出漢代人的讀音。
對《說文解字》的價值，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麵來分析：
2．它研究並吸取了以往字書編纂的成果和經驗，創造了符合漢字特點的部首編纂法。許慎從漢字中抽取出部首，再用部首統攝同類漢字，做到“分別部居，不相雜廁”，使數以萬計的漢字，可各歸其位，確實是一項偉大的創舉。清代學者段玉裁評論：“故合所有之字，分別其部為五百四十。每部各建一首，而同首者則曰‘凡某之屬皆從某’，於是形立而音義易明。凡字必有所屬之首，五百四十字可以統攝天下古今之字。此前古未有之書，許君之所獨創，若網在綱，如裘挈領，討原以納流，執要以說詳，與《史籀篇》、《倉頡篇》、《凡將篇》亂雜無章之體例，不可以道裏計。”[55]這種方法一直沿用到現在。後代的漢語字典，雖然部首的建類有所變更，編次有所改易，但用偏旁立部，匯集漢字的方法，仍然是在遵循《說文解字》所創立的體例。
3．它掌握並抓住了漢字作為表意文字的根本特點，創造了結合字義和字音分析漢字字形的方法。漢字從本質上說是表意性的文字，它有固定的形態，具有一定的讀音，表示一定的意義，是形、音、義三結合的統一體。因此，漢字學研究必須照顧到形、音、義三個方麵。在《說文解字》問世之前，所有的文字學著作，都沒能兼顧這三者。許慎全麵把握了漢字的這個特點，揭示了三者之間的關係，建立起漢字研究的科學體係。所以，《說文解字》的出現，標誌著我國古代的語言文字研究，已經進入成熟的階段。
4．它保存了大量小篆及其以前的古文字資料，為後人辨識研究先秦古文字提供了重要依據。《說文解字》所有字頭的字體都是小篆。如果一個字還有古文、籀文、或體、今體及俗體等不同寫法，就將它們列在這個正字之後，加以說明，這些不同的文字，稱為“重文”，或是春秋戰國時期各國文字的保留，或是小篆之外的異體字。《說文解字》不但保存了秦漢時期的全部小篆，而且保存了部分其他古文字。它們成為我們今天辨識和研究先秦古文字的重要依據。
5．它保存了漢代及漢以前的音韻訓詁及曆史文化材料，為今天人們了解上古漢語的詞匯麵貌和古代語音係統，提供了方便，也為人們研究古代社會及曆史情況，提供了方便。許慎在對文字的說解部分，對每個字都通過形體的分析而抓住本義，為人們研究古文字提供了根本指導。書中提供的語音資料大致有假借字、轉注字、形聲字、讀若、通假、重文、聲訓、聯綿詞八類。其中形聲字有7000多，保存了東漢末年以前表意兼標音的全部漢字，它們是研究古漢語語音和詞匯的豐富資料。清代學者正是根據這些材料，再參照《詩經》、《楚辭》的用韻，考定先秦語音結構和整個語音係統，研究古音，成為音韻學的。書中所收9000字都是組成漢語的詞素，漢語由單音節詞發展為雙音節詞，在書中可以找到根源。根據《說文解字》，還可以探求古漢語詞匯的演變。書中提供的其他方麵知識相當豐富，正如許衝在《上書表》中所言：“六藝群書之詁，皆訓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鳥獸、昆蟲、雜物、奇怪、王製、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可以說它是古代曆史文化的寶庫。
注釋
[1] 《後漢書·鄧張徐張胡列傳》。
[2] 《史記·秦始皇本紀》。
[3] 《史記·儒林列傳》。
[4] 同上。
[5] 以上引文均見《史記·儒林列傳》。
[6] 《漢書·儒林傳》。
[7] 顧頡剛：《秦漢的方士與儒生》，64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8] 蔣伯潛、蔣祖怡：《經與經學》，157頁，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
[9] 以上引文均見《後漢書·儒林列傳》。
[10] 周予同：《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增訂本），224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11] 《漢書·藝文誌·六藝·易》著錄有《楊氏》二篇、《蔡公》二篇。
[12] 《漢書·儒林傳》。
[13] 以上引文均見《後漢書·儒林列傳》。
[14] 以上引文均見《漢書·儒林傳》。
[15] 以上引文均見《漢書·儒林傳》。
[16] 《後漢書·儒林列傳》。
[17] 以上引文均見《後漢書·桓榮丁鴻列傳》。
[18] 《後漢書·鄭範陳賈張列傳》。
[19] 《後漢書·宣張二王杜郭吳承鄭趙列傳》。
[20] 《漢書·儒林傳》。
[21] 《漢書·儒林傳》。
[22] 以上引文均見《後漢書·儒林列傳》。
[23] 《後漢書·儒林列傳》。
[24] 《後漢書·張曹鄭列傳》。
[25] 《後漢書·儒林列傳》。
[26] 《史記·孔子世家》。
[27] 以上引文均見《漢書·儒林傳》。
[28] 以上引文均見《後漢書·儒林列傳》。
[29] 《漢書·儒林傳》。
[30] 以上引文均見《後漢書·儒林列傳》。
[31] 何休：《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序》。
[32] 《後漢書·儒林列傳下》。
[33] 徐彥：《春秋公羊傳疏》引何休《文諡例》。
[34] 分見：《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桓公二年、哀公十四年。
[35] 董仲舒：《春秋繁露·楚莊王》。
[36] 何休：《春秋公羊傳解詁》隱公元年。
[37] 劉逢祿：《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張三世例》。
[38] 《後漢書·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
[39] 《漢書·董仲舒傳》。
[40] 《後漢書·張曹鄭列傳》。
[41] 鄭玄：《六藝論·毛詩正義》。
[42] 鄭玄：《周禮注序》。
[43] 《戴東原集》附段玉裁《戴氏年譜》。
[44] 《後漢書·張曹鄭列傳》。
[45] 張舜徽：《鄭學叢著·前言》，濟南，齊魯書社，1984。
[46] 衛恒：《四體書勢》。
[47] 以上引文均見《漢書·藝文誌》。
[48] 《漢書·藝文誌》。
[49] 胡奇光：《中國小學史》，56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本目參據此書有關內容。
[50] 胡奇光：《中國小學史》，60頁。原書注雲：“釋言從郝懿行說，釋訓、釋詁亦從郝說。”
[51] 胡奇光：《中國小學史》，67頁。原書注雲：“釋言從郝懿行說，釋訓、釋詁亦從郝說。”
[52] 許慎：《說文解字敘》。
[53] 許慎：《說文解字敘》。
[54] 孫鈞錫：《中國漢字學史》，66頁，北京，學苑出版社，1991，本目參據此書有關內容。
[55] 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敘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