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經學成就卓著，在中國思想學術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董仲舒、劉向、劉歆、鄭眾、賈逵、馬融、何休、許慎、鄭玄等經學大師都卓有建樹，其中董仲舒、何休對《公羊傳》意蘊的闡發，劉歆對古文學的倡導，許慎的文字學研究，鄭玄對今古文的調和，可視為代表性成果。為避免重複，這裏隻對何休、鄭玄的經學成就略作評述。
一、何休的《公羊》三世說
董仲舒和何休是當之無愧的《公羊》學大師，董仲舒撰有《春秋繁露》，何休撰有《春秋公羊解詁》，對於《春秋公羊傳》都有傑出建樹。正是通過他們的努力，“春秋公羊學”成為一門係統的學問，產生了特殊的社會影響。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在闡發經義時，作了創造性發揮。在他們的學說中，有對《春秋公羊傳》深入堂奧的獨到理解，也有以時學解經的牽強附會和傳達內心款曲的借題發揮。大體說來董仲舒重在闡發奧義，援陰陽五行之說解經，時時觀照著大一統的封建政局；何休重在解析條例，詳辨其“非常異義可怪之論”[31]，在董仲舒學說基礎上建立起一套便於比附的曆史哲學。
何休（129—182年）字邵公，“為人質樸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除代表作《春秋公羊解詁》外，還“注訓《孝經》《論語》”，並“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32]。
何休認為《公羊傳》的義例有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七缺等。他對此的解釋是：“五始者，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是也；七等者，州、國、氏、人、名、字、子是也；六輔者，公輔天子、卿輔公、大夫輔卿、士輔大夫、京師輔君、諸夏輔京師是也；二類者，人事與災異也。”[33]這些過於繁瑣的解析，確實可稱得上是“非常異義可怪之論”。但所謂三科九旨，卻是非常重要的創見。徐彥在《春秋公羊傳疏》中引何休之言介紹：“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雲：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二科六旨也。又，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三科九旨也可稱作“通三統、張三世、異內外”，把握的都是《公羊》學的重大原則問題，何休把它們抽繹出來，又作了獨到的解說。其中影響最大的是由此引發的三世遞進的曆史演化說和與此緊密結合的大一統思想。
《公羊傳》幾次指出《春秋》在記述上的“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34]，尤其是在《春秋》開篇的隱公元年和結尾的哀公十四年都做了這樣的強調，引起了《公羊》學者們的注意。他們認為公羊子這樣的提示，不隻是道出記述原則的不同，而是另有深意在內。董仲舒從中看到了曆史分期的意義和“異辭”是由係於時代遠近的情之親疏所決定的。他說：“《春秋》分十二世，以為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宣、文，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所見六十一年，所聞八十五年，所傳聞九十六年。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與情俱也。”[35]董仲舒抓到了“情”這一儒家思想的要害，且對三世作出明確劃分，三世成了變化的具體曆史過程，但沒有成為具有哲學意義的曆史演進程式。
何休使“三世說”得到升華。他把所見、所聞、所傳聞的三世，與由衰亂、升平到太平的曆史演化結合起來，作了哲學的抽象。他說：“於所傳聞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尚粗糙；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詳內而後治外，錄大略小，內惡書，外小惡不書，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內離會書，外離會不書是也。於所聞世，見治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書外離會，小國有大夫……至所見之世，著治大平，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大小若一，用心尤深而詳。”[36]在他這裏：（1）《春秋》筆法與社會發展階段性特點是緊密結合的，這樣以《春秋》為新王法，便有了更普遍的指導意義。（2）三世說與“異內外”原則相一致，三世的遞進與內外、夷夏的合一步伐統一起來，為大一統說找到了一個牢固的理論支點。（3）三世是由衰亂到升平，再進至太平的遞進過程，這是強調變化發展的進步的曆史觀。理論意義是合於社會發展規律，有唯物主義因素；實踐意義是指明了社會發展的前景，為後來的改革家、革命者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4）三世遞進說，是曆史與哲學的分離。何休從字裏行間揣摩孔子的微言大義，在對亂世的記錄中，看到了“魯愈微而《春秋》之化益廣”，“世愈亂而《春秋》之義益治”[37]的理想表述。從史學上看，這近乎臆語；從哲學上看，卻可說是精辟的高論。
與何休同時的仲長統，也發表了曆史演化說，在曆史動力上作出唯物主義的解釋，以具有人文主義特色而引起人們關注，在曆史趨勢上，卻認為是“變而彌猜，下而加酷，推此以往，可及於盡矣”[38]，表現為曆史倒退論。何休的三世說，沒有涉及曆史動力問題，但在曆史趨勢的看法上，是進步的，是樂觀向上的。在東漢末年的衰亂之世，何休能跳出現實的限製，以哲學的眼光道出曆史的光明前途，實在難能可貴。
何休的《公羊》三世說產生了很大曆史影響。晚清《公羊》學大興，康有為賦予三世說以進化意義，改造成為披著傳統外衣的資產階級學說，推進了中國社會的近代化進程。
“大一統”本為《公羊傳》開宗明義揭示的要旨，在諸侯紛爭之世表達了天下統一的思想，董仲舒在漢武帝時期，把大一統說置於天人合一體係之中，強調：“《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39]為鞏固中央集權封建製度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而何休將大一統思想的闡發與張三世、異內外結合起來，構築成一套具有內在邏輯聯係的思想體係，使大一統說有了更堅實的理論基礎和更豐富的思想內涵。
二、鄭玄對今古文的調和
東漢末年，已有不少經師意識到今古文各自的局限而兼通今古文經，這為兩個學派的交匯創造了條件。在這種形勢下，大經學家鄭玄以他淵博的學識，進行了對今古文的調和工作，成為漢代經學的集大成者。
鄭玄（127—200年）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東高密西南）人。少年時不願為吏，入太學。初從第五元先受業，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九章算術》等。又從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後來以為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經盧植介紹，師事經學大師馬融。當其學成東歸時，馬融對其他學生慨歎：“鄭生今去，吾道東矣。”[40]
鄭玄兼通今古文諸經，勤於著述。他的著作，據本傳載有：“門人相與撰玄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誌》八篇。凡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曆》。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袷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
鄭玄治學不專主一家，講求旁征博引，取長補短，見當時今古文互相攻擊無有休止，欲參合其學，成一家之言，於是遍注群經。在注經時首先是突破師法家法的局限，綜觀眾說，轉相發明；其次是今古文兼采，並作出自己的判斷，做到既有不同又有定見。如“注《詩》宗毛為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識別”[41]；注《尚書》雖用古文，而又和馬融不同，或從今文說；注《儀禮》，於今文之外，並參考當時發現的古文《逸禮》，經從今文則注內疊出古文，經從古文則注內疊出今文，對於今古文字的取舍殊不一致。這樣的做法，衝破了壁壘森嚴的經學傳統，為此後經學的傳承和發展開辟了新的道路。
漢代經學傳承主要采用口耳相傳的方式，雖然已出現不少解經著作，也有《爾雅》《方言》《說文》等輔助工具書問世，但在體例方法上一般還沒有整體性、實質性的突破。鄭玄治經綜合采用“就其原文字之聲類，考訓詁，捃秘逸”[42]的方法，不但解決了許多經典中的疑難問題，而且樹起了治經的新範例，在經學史上具有開創性意義。當代學者張舜徽著有《鄭氏校讎學發微》、《鄭氏經注釋例》，對此做了詳盡的分析闡述。
鄭玄在五經中，於諸《禮》尤多所用心。晚清今文學家皮錫瑞在《三禮通論》中評述：“漢《禮經》通行，有師授而無注釋。馬融但注《喪服》經傳，鄭君始全注十七篇。鄭於禮學最精，而有功於《禮經》最大。向微鄭君之注，則高堂傳《禮》十七篇，將若存若亡，而索解不得矣。《周官》晚出，有杜子春之《注》，鄭興、鄭眾、賈逵之《解詁》，馬融之《傳》。鄭注《周禮》，多引杜子春、鄭大夫、鄭司農，前有所承，尚易為力。而十七篇前無所承，比注《周禮》六篇為更難矣。大小《戴記》亦無注釋，鄭注小戴《禮記》四十九篇，前無所承，亦獨為其難者。向微鄭君之注，則小戴傳《記》四十九篇，亦若存若亡，而索解不得矣。”正是由於鄭玄的工作，三《禮》作為古代禮學基本經典的格局才正式確立。所以清代學者戴震言：“鄭康成之學，盡在《三禮注》，當與《春秋三傳》並重。”[43]這對古代禮製研究具有重要意義，與此後數千年封建典章製度的興革有直接聯係。
鄭玄的學術博大而精深，被稱為鄭學。他的諸種經注在當世便風靡學界，獨領**。鄭玄是混同古今的通學家，他雖以古學為宗，但兼采今學以附益其義，經過他的注解，今古文的區別混合起來，那時的學者正苦於家法的繁雜，又見他閎大淹博，無所不包，便翕然歸之，不複舍此趨彼，於是鄭注行而齊、魯、韓三家《詩》，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都廢掉了，鄭學成為當時天下所宗的儒學。範曄評價：“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玄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44]是十分中肯的。
鄭玄在中國經學史上有重大的影響。漢代解經之作留存至今的共有六部，除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詁》、趙岐的《孟子章句》外，其餘的四部：《周禮注》《儀禮注》《禮記注》《毛詩箋》，都是鄭玄所作。它們作為研究儒家經典的基本參考著作，給曆代經學家提供了有益的幫助指導；作為漢代經學的代表作，後世學者舍此則難窺漢學門徑。清代樸學大興，學者更奉鄭玄為經學鼻祖，有人甚至認為漢學就是鄭學。張舜徽嚐論：“清代二百六十餘年的學術界，特別是乾、嘉學者，都圍繞了‘許鄭之學’努力用功。凡是探討文字的，便以許慎的《說文解字》為依據；研究經學的，便奉鄭玄的群經注說為宗主。……道、鹹以下，治學的道路雖已變化，但是宗尚‘許鄭’的學術氣氛，從來沒有輕淡過。所以我們說，有清一代的學術界，完全為‘許鄭之學’所籠罩了，也不失之誇大！”[45]
鄭玄的工作對於經學也有一些消極影響：一是多引緯書以注經；二是混淆了今古文的區別，現在的許多經書，如《詩》、《三禮》、《論語》注本，往往是今文、古文、鄭注三種說法混在一起的，很難弄清各自的本來麵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