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都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又是相繼出現的大一統政權，在製度和文化上存在著傳承關係，有很多共同點。對此，我們將在下一章集中論述。這裏著重評述由於統治方針、指導思想、文化政策的不同，秦漢在文化事業上表現出的差異和產生的不同社會影響。
秦皇朝以法家路線治國，實行的是文化專製主義，其文化特征和社會影響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麵：
1．統治者以法家為統治思想，崇尚法律，迷信暴力。在建立和整頓社會秩序時，用嚴刑峻法保證社會機製的運行，確實有顯著的作用，法家的主張有合理性的一麵。柳詒徵之言“實則始皇時代之法製，實具偉大精神，以一政府而轄製方數千裏之中國，是固國家形式之進化，抑亦其時思想之進化也”[19]，很有道理。但從為政出發點上看，他們習慣於把民眾當作對立麵，傾向於實行暴政。司馬談對法家弱點的評述“……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20]，真是一針見血。從秦始皇的施政上，我們看到由嚴刑重法到暴政虐民僅有一步之遙，而這正是強秦二世而亡的最主要原因。
2．文化統治政策具有促進統一的正麵作用。從統一的大局來看，當秦麵對六國初平，天下擾攘的混亂局勢時，采用強製手段以建立統一的秩序，確實起到了撫平天下的效果。細致分析起來，“書同文”和“行同倫”的現實意義和曆史意義也都相當深遠。“秦代統一文字，使小篆和隸書成為全國通行的字體，對我國文化、政治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我國幅員遼闊，在秦以後的漫長曆史過程中，不斷出現過割據局麵，各地方言亦不一致，但文字卻始終是統一的，而文字的統一對經濟、政治的統一和發展則起著重要作用。”[21]秦統一前後一直很注意端正風俗，建立正常有序的倫理關係。刻石上對會稽**泆之風的整飭是典型反映：“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泆，男女絜誠。夫為寄豭，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為逃嫁，子不得母，鹹化廉清。”[22]風俗的整齊，是社會井然有序的有力保障，秦對家庭倫理的強製規定，實際上為漢代對民眾的教化掃清了道路。另外，共同的倫理習俗，對於共同民族心理的形成關係甚大，為統一多民族國家的鞏固和發展，奠定下牢固的基礎。
3．秦文化總體上表現出高壓文化的特征。兵馬俑氣吞山河的氣勢、銅車馬美奐美輪的精湛工藝，讓人們歎為觀止，可在民間文學藝術上，至今卻很少見到高水平的張揚個性的作品。以焚書坑儒為代表的專製主義文化政策，造成很多消極後果。它沉重打擊了思想學術文化，除法家學說和法律事業畸形發達外，其他學術文化事業嚴重萎縮。典籍的殘損給後人研究先秦曆史文化帶來嚴重影響。而且，“書籍被燒殘，其實還在其次，春秋末葉以來，蓬蓬勃勃的自由思索的那種精神，事實上因此而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擊”[23]。
4．秦皇朝維護統一的政策法令起到的效果是表麵的，並沒有解決人們的思想問題。當時實際上新與舊的鬥爭很激烈，在社會心理上表現為舊的拖住新的，死的拖住活的。丞相王綰等大部分朝臣讚成分封製、淳於越在朝堂公開頌揚商周分封之製而非議新政、隕石上有人刻寫“始皇帝死而地分”等事實都說明舊的習慣勢力很強大。秦始皇之所以要焚書坑儒，最根本原因是要抹掉人們的曆史記憶，從根本上消弭反抗意識。可惜事與願違，當反秦烈火席卷神州大地之時，六國舊貴族大多得到擁戴，乘時而起，成為反秦鬥爭的主力。甚至到劉邦建漢之時，還不得不向傳統勢力妥協，實行郡國並行製度，對六國後裔和軍事領袖用封王的手段進行籠絡。
漢代的文化政策，以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為正式確定的標誌。它對文化事業和社會曆史的影響比之秦代有諸多不同：
1．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秦始皇“焚書坑儒”，目的都是實現思想的統一，在本質上並無二致。但在手段上，二者卻有很大不同。漢武帝用政權的力量扶持一種學說，以祿利作誘餌使社會形成習儒風氣，讓其他思想學說自然衰息，比秦始皇對民間學術活動強令禁絕、嚴酷鎮壓的做法要高明得多。從實踐效果看，二者更不可同日而語：秦始皇的高壓，造成文化事業的蕭條，也激起了激烈的反抗鬥爭；武帝之舉，卻調動起人們的高度熱情，促使士人民眾同心同德地為大一統政權建功立業，形成文化全麵繁榮的局麵。
2．儒家學說強調由親親及尊尊，以放大血親聯係的方法，維護封建社會的等級金字塔結構，十分適合鞏固大一統政權建設的需要。漢武帝崇儒本身反映了當時鞏固大一統政治體製的客觀需要，適應了當時曆史發展的要求，也建立了中華民族長期統一的牢固思想基礎，具有深遠的曆史影響。
當然，在以一種思想為主導時，排斥其他思想學說，有很大的弊端。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政策，符合當時統一意識形態的要求，起到了促進大一統政權建設的積極作用。但是儒家思想的獨尊，限製了人們思想的自由發展，影響了民族思維與民族創造力的正常發揮，也造成了民族封閉性心態，妨礙了對外來優秀思想文化的吸收，造成了嚴重後果。當腐朽沒落的封建統治者把它作為苟延殘喘的救命法寶時，更顯出它消極有害的一麵。顧頡剛先生之言：“……換句話說，學術的道路從此限定隻有經學一條了。這比之始皇的以高壓手段統一思想還要厲害。兩千餘年來沒有生氣的學術思想就在這時行了奠基禮，”[24]道出了要害所在。
3．“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形成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漢文化。這種基本格局，作為中華民族文化的最大特色，保存兩千餘年。我們將在第二章集中對此進行論述。
4．漢武帝提倡儒家學說，重視教化的功用，卻沒有忘記以刑立威。在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的同時，對外大用甲兵，對內放縱酷吏，實行的是恩威並施的兩手政策。這一施政要訣為後來帝王繼承，漢宣帝之言：“漢家自有製度，本以霸王道雜之。”[25]是最好的表白。一張一弛的為治之道在武帝、昭帝、宣帝的執政上表現明顯，且效果顯著。他們同樣雜霸王道而用之，但側重點有所不同。武帝在文景時期多年實行寬弛政策之後，任用酷吏，以猛為治，大刀闊斧地解決了好多長期積存下來的社會問題。昭帝時霍光秉政，去武帝奢靡極弊，及時調整政策，在尊儒的同時，兼采黃老之學，務在安靜養民，緩解了日趨激化的社會矛盾。宣帝前期繼續休養民力，後期則漸於儒術中雜以刑名，勵精圖治，取得了新的曆史成就。
5．漢興以來適當的政治與文化政策，產生了積極的社會效果，時人逐步培植出對大漢政權的深厚思想感情，與秦朝時人們“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式的怨恨情緒形成強烈對比。不但班固這樣的正宗史學家有宣漢的自覺使命感，就連司馬遷、王充等以異端著稱的思想家也把宣傳漢家的功德，看作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讀罷《史記》、《漢書》、《後漢書》，人們很容易從劉向、朱雲、陳蕃、範滂及太學生群體的事跡中體味到士大夫階層對漢政權的真誠的愛戴。“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黃爵巢其顛，故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26]這樣的民間謠諺，又生動反映了普通民眾對漢室的深深眷戀。正是漢人的銳意進取精神，與對大漢多民族國家的自豪感、責任心，形成勢不可當的偉大力量，創造了漢文化的輝煌。
注釋
[1] 以上引文均見《史記·秦始皇本紀》。
[2] 《漢書·王子侯表序》。
[3] 《漢書·百官公卿表》注引《漢官典職儀》。
[4] 《漢書·食貨誌》。
[5] 《後漢書·朱景王杜馬劉傅堅馬列傳》。
[6] 《後漢書·馮岑賈列傳》。
[7] 《史記·秦始皇本紀》。
[8] 《史記·秦始皇本紀》。
[9] 《史記·太史公自序》。
[10] 《史記·平準書》。
[11] 《漢書·景帝紀》。
[12] 以上引文均見《史記·儒林列傳》。
[13] 《漢書·董仲舒傳》。
[14] 《漢書·武帝紀》。
[15] 《漢書·公孫弘卜式兒寬傳》。
[16] 《漢書·昭帝紀》。
[17] 《漢書·魏相丙吉傳》。
[18] 《後漢書·張衡列傳》。
[19] 柳詒徵：《中國文化史》，289～290頁，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88。
[20] 《史記·太史公自序》。
[21] 林劍鳴：《秦漢史》上冊，149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22] 《史記·秦始皇本紀》。
[23] 《郭沫若全集》（曆史編）第2卷，44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24] 顧頡剛：《秦漢的方士與儒生》，64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5] 《漢書·元帝紀》。
[26] 《漢書·五行誌》，此謠諺流行於成帝末年，桂樹喻漢室，黃爵喻王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