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時期的統治思想經曆了由法家、黃老到儒家的變化，文化政策也相應進行了從強製性統製到寬弛放任，再到由祿利之路誘導而趨同的調整。

秦孝公時商鞅用法家思想指導變法，秦走上富國強兵之路。此後，秦曆代統治者基本尊奉商鞅確定的統治原則，國家大治。秦始皇在統一六國的過程中，重用李斯等法家代表人物，吸收新的法家思想成果，處理內外政務，促進了統一事業的完成。統一六國後，秦始皇繼續執行法家路線，實行全麵專製統治，把嚴刑重法視為建立大一統秩序的關鍵。

秦始皇看到了思想文化與社會政治的密切關係，為適應建立、鞏固大一統政權的需要，在實施一係列政治經濟方麵統一舉措的同時，也采取了思想文化上的統製措施，實行文化專製主義。強行統一文字、度量衡和貨幣，甚至對人們的倫理行為也作出強製性規定，要求做到“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7]，使人們的文化和思想行為在法家路線下統一起來。

發生於公元前213年的“焚書”事件，標誌著秦皇朝的文化專製政策推行到了極致。當博士淳於越以古非今，對時政提出批評時，李斯起來反駁，提出禁錮文化，以徹底掃清新政障礙的建議：“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這個建議得到秦始皇的批準，並在全國實行。韓非子為使弱國強盛起來而提出的“以法為教，以吏為師”設想，在這裏變成了現實。次年，秦始皇又製造了與“焚書”異曲同工的“坑儒”事件，讓人們領教了文化專製主義是何等可怕。秦始皇禦用的方士盧生、侯生等人，因不滿意秦始皇的專製主義政策而逃亡。秦始皇大發**威，他以為“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鹹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讀書人實在不可信任。“於是使禦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鹹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8]

“焚書坑儒”造成的後果是嚴重的。不但消滅了大量具有異己傾向的士人，直接毀壞了大量傳世典籍，而且首開思想禁錮之例，用強製力量消弭反抗意識，將思想學術限製在政府圈定的範圍之內，扼製了中華民族的創造精神。倒行逆施者總會飽嚐自己釀造的苦果，高壓超過了人們所能承受的限度，便會形成更大的反彈。不久，陳勝登高一呼，天下豪傑蜂起，二世亡秦的悲劇給暴戾恣睢者上了生動的一課：“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不從改善政治入手以安定民心，想以愚弄、鎮壓百姓的辦法來維護統治，結果隻能是事與願違。

西漢開國之初，麵對的是秦朝暴政和長期戰亂造成的社會殘破、民生凋敝的嚴酷現實。要想鞏固統治，建立正常的社會秩序，必須安定民心，休養民力。秦因橫征暴斂、嚴刑峻法導致滅亡的曆史也給了新的統治者以深刻教訓，促使他們尋求穩妥的統治方略。漢統治集團繼承了大一統的政權體製，建立的是以帝王為中心的中央集權製度，在統治方針上卻采取了以黃老思想為指導的休養生息，無為而治政策。

黃老之學屬於道家，但與先秦時期老子創立的道家有所不同。它托始於黃帝，在老子學說基礎上兼采儒墨名法等學說中的有益成分，形成以政治學說為中心內容的哲學思想。它在政治上主張寬弛放鬆，無為而治，反映了民眾久罹戰亂之苦，要求政治寬緩、生活安定的強烈要求，因而在戰國末期萌生後，到漢初流行一時。司馬談《論六家要指》中之言：“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9]是對黃老之學要點的概括。

從漢高祖到文帝、景帝，都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休養民力方麵，在文化領域，實行的是與黃老之學相適應的寬弛政策，其中惠帝之時除挾書之律，準許民間藏書，是重大的撥亂反正之舉。

從漢開國到武帝即位之初，休養生息，無為而治政策實行幾十年，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人民生活得到極大改善，社會經濟逐漸步出“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的窘況，出現了“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的繁榮景象。經濟狀況的好轉及新文化政策的實行，又引起了“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恥辱焉”[10]，“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等社會秩序安定、道德情操向善，以及刑法由密而疏這一係列良性連鎖反應。遵用黃老之術導致的文景之治得到了“周雲成康，漢言文景，美矣”[11]的高度曆史評價。此時的文化建設，也出現了複興的勢頭，學術事業重新受到重視，傳習學術漸成風氣。到景帝之時，以儒生為主體的知識分子群體已形成很強的勢力，有很大的社會影響。

武帝即位後，政府有了足夠的經濟實力去興造功業，民眾經多年休養生息，也具備了承擔國家責任的能力。此時，因循守成的黃老之學已不再適合社會需要，開創曆史新局麵的時代要求，呼喚著新的統治思想。黃老之學中的積極成分主要來自儒家學說，當社會需要更張振作之時，儒家思想便代之而起，把中國曆史引向了一個輝煌的新時期。

漢武帝渴望建功立業，積極提倡奮發向上的儒家學說。即位之初就改變了“不任儒者”的政策，任命好儒術的竇嬰為丞相，田蚡為太尉，趙綰為禦史大夫，主持政府重要部門。又禮請著名儒生申培公入朝，認真谘詢儒家禮製等方麵的問題。建元六年（前135年）尊崇黃老的竇太後病逝，武帝完全掌握執政權，加快了崇儒的步伐。他“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將布衣大儒公孫弘擢為三公，封平津侯，給天下士人樹立了由儒術進身的榜樣，引得“天下學士靡然鄉風”[12]。儒學地位空前提高，改變了學術發展的方向。

為了解除人們的思想疑慮，牢固樹立起適應大一統政治的權威思想，武帝多次與賢良方正們就治國統治思想問題展開討論。大儒董仲舒在對策中論述德教是致治的關鍵：“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麵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他博引古今、有理有力的論證深深打動了躊躇滿誌，正欲大舉更張的漢武帝：“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王之道，而顓為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嚐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雲：‘宜民宜人，受祿於天。’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於天。夫仁義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群生也。”在漢武帝認可了他所條陳的“大道之極”和“治亂之端”之後，董仲舒提出了用儒家學說統一全國思想的建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製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13]他指出大一統是宇宙的普遍法則，可是沒有統一的思想與之適應，統治者就無法保持一統局麵；法令、政策、製度經常改變，難以遵循，也會導致社會不穩定。董仲舒對統一思想意義的論證是有力的，選擇儒家作為指導思想也是合適的。漢武帝采納了這個建議，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化政策。將儒學正式定為官方政治學說，實現了政治統治思想的轉換。中國兩千餘年封建社會的基本思想基礎由此奠定。

武帝“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為開創新的曆史局麵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遂疇谘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14]“興造功業，製度遺文，後世莫及”[15]，創造了中國曆史上空前的繁盛景象。其實漢武帝並不單純倚重儒術，他看中的主要是儒學積極向上的精神和教育民眾的特殊效果。

昭帝即位時年輕，由霍光秉政。霍光“知時務之要”，於武帝窮奢極弊之後，“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在尊儒的同時，部分吸收黃老之術，收到“匈奴和親，百姓充實”[16]，內外安堵的治效。其時，賢良文學與禦史大夫桑弘羊就官營鹽鐵酒榷展開的爭論，討論了政權統治思想問題，對當時及以後的政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宣帝“勵精為治，練群臣，核名實”[17]，在儒術中雜以刑名，取得了號稱中興的曆史成就。

儒學地位提高後，由於自身學術的發展，及祿利之路的刺激等原因，內部的派別鬥爭逐漸激烈起來，影響了作用的發揮，滿足不了社會對它提出的更高要求。因此，宣帝親自主持召開了石渠閣經學會議。會議緩解了儒學的內部矛盾，加強了儒學與封建政治的聯係。

從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開始，西漢政府在廣求天下圖書的基礎上，對國家藏書進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整理工作。劉向、劉歆父子相繼主持此項事業，使許多古代典籍得以保留，不但對以往學術作了係統清理工作，促進了當時學術發展，而且開創了曆史文獻學的基本規模，在中國文化史上建樹了不朽的功績。

西漢末期，在儒學宗教化氣氛下，讖緯形成一股社會思潮。它的興起，固然由於方士化儒生迎風希旨，要世取資，更重要的是沒落統治者大力提倡，用作思想武器。王莽篡漢時讖緯發揮了重要作用，光武帝建立東漢政權，也利用了讖緯這一工具。東漢初年，光武帝正式宣布圖讖於天下，將之奉為“內學”，尊為“秘經”，一時“儒者爭學圖讖，兼複附以妖言”[18]，把思想界和政壇搞得烏煙瘴氣。

經過王莽之亂到光武帝重建大一統政權這一從動**到整合的過程，人們對曆史與現實的看法較前更加豐富，統治者對政權建設也有了新認識，於是對官方統治思想——儒家學說理解與闡釋的分歧再次突出起來。說到底，經義歧義的根本是對封建政治理解的不同，因此，修補、充實董仲舒的新儒家學說，進一步確立與大一統製度相適應的意識形態，成為東漢初期統治者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漢章帝下詔讓政府文化官員及諸儒在白虎觀討論五經異同，形成一部新的儒家法典——《白虎通義》。它依據儒家經典展開論述，摻雜了大量讖緯神學內容，宗旨是論證現存封建社會的合理性，中心內容是對大一統國家製度的闡述。書中進一步強調君主的獨尊地位，把五行學說與封建倫理緊密結合起來，確立三綱六紀的等級秩序，產生了相當大的社會曆史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