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醫學的曆史源遠流長。早在戰國時期，就出現了以《黃帝內經》為代表的醫學理論著作，並湧現了以扁鵲為代表的一大批卓有成就的醫學大師，初步建立了中國的醫學體係。到秦漢時期，中國的醫學有了長足的發展，在藥物學、內科與外科諸領域，都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從而基本形成了中國古代中醫體係。當然，這一時期的醫學發展本身也經曆了一個由恢複到創新的過程。大約成書於西漢時期的《難經》，可以說是對先秦時期遺留下來的豐富而又零散的醫療經驗的概括、總結與發展。《難經》舊稱秦越人（扁鵲）撰，但顯係偽托。這是一本釋難之作，書中以問答的形式，討論了81個醫學中的疑難問題，對於脈學、經絡、髒腑、針法、病證等均有涉及。書中發展了《黃帝內經》的寸口脈法，提出了對中醫經絡髒腑理論具有重要意義的“奇經八脈”和“右腎命門”學說，並探討了人體的結構，提出了“七衝門”和“三焦無形”說，可以說是西漢時期中醫理論方麵的代表作。同時，西漢初期還出現了一位傑出的、有影響的名醫，即淳於意。據《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載，淳於意是臨菑（今山東臨淄）人，因曾做過齊國太倉長，所以被稱為“太倉公”。他曾受過漢文帝的召見，並對文帝提出的醫學問題作了詳細的回答，其答辭載於《史記》一書。這也是中國現存的最早的病案資料。由於其“診籍”詳細地記載了患者的姓名、性別、職業、裏居、病因、病機、症狀、治療和預後等內容，並且涉及內、外、婦產、口齒等科，因而成為我們了解和研究西漢初年醫學發展水平的十分珍貴的第一手資料。不過，一般認為，西漢時期的醫學主要還是對於先秦醫學的繼承，屬於醫學發展的恢複和積蓄階段；到了東漢時期，才有了實質性的發展。其主要表現是：在中醫著作方麵，出現了中醫藥專著《神農本草經》，它與戰國時期《黃帝內經》並稱為中醫兩大醫典。此後，曆代醫學雖都有自己獨特的創造，但都未能擺脫這時奠定的中醫基本理論與方法。

一、《神農本草經》

中醫理論體係的發展與成熟，離不開藥物學的進步；事實上，後者本身就是古代中醫體係的有機組成部分。中國的先民們在長期的醫療和生活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藥物學知識，成為中醫發展不可或缺的條件。如成書於戰國時期的《山海經》，就記載了126種藥物的名稱，並對一些藥物的產地和效用作了記述。據《史記·扁鵲倉公列傳》記載，淳於意以藥物治病，他從公乘陽慶那裏繼承了諸種醫學書籍，其中就有《藥論》一書，說明在西漢初年已經有了藥物學專著。《漢書·遊俠傳》記載樓護能“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說明這時的“本草”（即藥物學著作）已經頗具規模。而從1973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一些醫學書籍看，西漢時期人們的藥物學知識已經相當豐富。漢代藥物學的發展，除了漢族人民自己的不斷積累之外，還得益於與周邊少數民族地區與國家的經濟、文化交流。

中國現存的最早的藥物學專著是《神農本草經》。因為大部分中藥是植物藥，所以古代徑稱藥物為“本草”，這部藥物學專著也被冠以“本草經”之名。之所以托名“神農”，大概是因為古代有神農嚐百草而發現藥物的傳說。關於此書的作者及成書年代，曆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一般認為它與《黃帝內經》一樣，也不是出自一時一人之手，而是經過秦漢時期很多醫學家的總結、搜集、整理，最後在東漢早期編輯成書的。《神農本草經》對戰國以來的藥學知識和用藥經驗進行了係統而全麵的總結，反映了漢代藥物學的發展水平。

《神農本草經》全書三卷（或作四卷），共收錄藥物365種，其中植物藥252種，動物藥67種，礦物藥46種。書中根據藥物的不同性能和使用目的，將藥物分成上、中、下三品，這是中國藥物學早期的一種分類法。上品大都是補養藥物，一般說是沒有毒或毒性較小的，共120種。中品多是兼有攻治某些疾病和滋補作用的藥物，有些是有毒的，也有120種。下品多是有毒而專門用以攻治疾病的藥物，共125種。對於每一種藥物，書中都作了比較詳細的說明，包括藥物的性能功效、主治病症、出產地域、采集時節、入藥部位、炮製和貯藏方法以及異名等內容。其中提到的主治病症名稱達170多種，涉及內科、外科、婦科、五官科等方麵的疾病。

長期臨床實踐和科學研究證明，書裏所記載的藥物絕大部分是正確的。如《神農本草經》記載黃連“治腸澼，腹痛下利”，曆代醫家皆遵其說，把黃連當作治痢要藥，並取得明顯療效。現代化學研究表明，黃連中所含的小檗堿對傷寒杆菌、大腸杆菌、鏈球菌，特別是各種痢疾杆菌，都有較強的抑製作用，現在臨**仍把黃連或小檗堿廣泛用於菌痢、腸炎、腸傷寒等感染性疾病。又如書中記載麻黃“治中風傷寒、頭痛，發表出汗，止咳逆上氣，除寒熱”，這些功效都被古今醫學家的醫療實踐和現代科學實驗所證實。書中指出，水銀可以“治疥瘙痂癢白禿，殺皮膚中蟲虱”，臨床證實，用水銀治療皮膚疾患確有良好療效。這是世界醫藥史上用汞劑治療皮膚病的較早記載。此外，書中還有許多被實踐或實驗所證實了的科學記載，如常山截瘧、大黃瀉下、人參補虛、甘草解毒、海藻療癭、雷丸殺蟲，等等，不勝枚舉。在1977年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中，其中就收入了《神農本草經》所記載的藥物158種。這也從一個側麵反映了《神農本草經》在古代乃至今天不失為一部具有重要參考價值的醫藥學工具書。

《神農本草經》還對一些藥物學理論作了有益的探討，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見。在《神農本草經》的序文中，就簡要地記述了當時關於藥物配伍的原則，並首次提出了醫方裏主藥和輔助藥之間“君臣佐使”的方劑理論，指出“合和宜用一君、二臣、三佐，又可一君、三臣、九佐”。這種“君臣佐使”的概念，一直為後世方劑學所沿用。書中還把藥物的配伍情況歸納為“單行”“相須”“相使”“相畏”“相惡”“相反”“相殺”七種，稱為“七情”，並指出，使用複方時，“當用相須相使者良，勿用相惡相反者。若有毒宜製，可用相畏相殺者，不爾勿用也”。這就是說，並不是所有藥物都可以隨便拿來配合使用，而應當根據藥物的不同性能采用不同的劑型。書中還指出藥物的劑型會影響療效，有的宜製成丸劑，有的宜製成散劑，有的宜水煮，有的宜酒漬，有的宜膏煎。總之，應當根據病情的不同而采用不同的治療方法，以取得最佳的治療效果。所有這些，都足以說明《神農本草經》的藥物學知識確已達到比較高的水平。

由於曆史條件的限製，《神農本草經》也存在某些缺點和不足。如漢代流行的天人合一思想、神仙不死的觀念在書中也有所反映；書中記載的某些藥物性能有誤或不夠全麵，藥物的種類比起後來的藥學著作也顯得有限等。盡管《神農本草經》在許多方麵存在不足之處，它仍不失為我國東漢以前藥學知識的集大成之作，包含了許多具有科學價值的內容，因而被曆代醫家尊為藥物學的經典著作。《神農本草經》原書在唐代已失傳，但其內容由梁代《本草經集注》、唐代《新修本草》、宋代《證類本草》、明代《本草綱目》等書保存了下來。其輯佚本有明代盧複輯本、清代孫星衍、顧觀光輯本及日人森立之的輯本。

二、張仲景與《傷寒雜病論》

中國古代一般把疾病分為外感病和內傷雜病兩類。所謂外感病，是指外界邪氣侵入體內導致的急性病症，多表現為發熱症狀，其病因以“傷寒”為主，故又稱“傷寒”；所謂雜病，則指外感病之外的其他內傷病症，包括內科、外科、婦科等多種疾病。對於這兩類疾病，中國古代許多醫家都作過不同程度的探討，並提出過許多精辟的見解。但是，直到東漢以前，一直沒有人對此進行係統的理論概括，提出能適合於各科疾病治療的指導性原則。這項工作，是由東漢末年中國著名的醫學大師張仲景所完成的。他所著的《傷寒雜病論》，正是這樣一部能指導各中醫學科發展的集大成的理論著作。

張仲景，名機，南陽郡（今河南南陽）人，生活年代約在2世紀中葉至3世紀初。據《名醫錄》記載，他曾做過長沙太守，故被人稱為“張長沙。”在《傷寒雜病論·自序》中，張仲景曾對他所處的時代和其著述的緣由作過一定的敘述。在他所處的東漢末年，由於封建中央政府的腐敗無能，天災人禍連年不斷，社會動亂，戰火頻仍，經濟凋敝，疫病流行，人民傷亡不計其數。僅以張仲景一家為例，其家族原有二百餘人，自建安元年（196年）之後，不到十年時間就死去了三分之二，其中百分之七十死於傷寒。在這樣的時代，人們除了需要政治上的安定與經濟的恢複之外，也迫切需要提高對疾病的防治水平。然而，當時的士大夫大多是利祿之徒，忙於攀附權貴，追名逐利，而不肯用心醫學；一幫庸醫們則安於“各承家技，終始順舊”，不肯認真鑽研醫術，馬虎從事，貽害民眾。百姓的疾苦，家族的災難，以及當時的醫界現狀，這些都促使張仲景精研醫術，“勤求古訓，博采眾方”，努力學習和繼承前人的醫藥學成果，並力求創新。在刻苦鑽研古代醫典的基礎上，結合自己的親身實踐，廣泛吸取民間有益的醫學經驗，張仲景完成了他的劃時代的醫學巨著——《傷寒雜病論》。

《傷寒雜病論》原書為十六卷，但成書後很快散失於戰亂之中。西晉名醫王叔和重新搜集、整理編次，才使此書內容得以保存下來。不過，此書在宋代之前流傳並不廣泛。北宋林億等人對其作了校訂，並將其整理成《傷寒論》和《金匱要略》兩書，前者專論傷寒，後者專論雜病。兩書雖不是張仲景的原著，但其中多數仍是張氏的遺文。從兩書的內容看，張仲景確實對傳統的中醫理論有許多重大的突破，代表了漢代醫學的最高水平。

在《傷寒論》一書中，張仲景明確提出了“六經辨證”的原則。所謂“六經”，即太陽、陽明、少陽、太陰、少陰、厥陰六經。關於六經辨證的方法，始見於《黃帝內經》。《內經》指出傷寒一曰太陽受病，二曰陽明受病，三曰少陽受病，四曰太陰受病，五曰少陰受病，六曰厥陰受病；並根據熱病出現與經絡循行部位的臨床症狀，來確定病在何經。《傷寒論》繼承了《內經》的理論，但在具體的六經辨證方法上有了很大的發展，其三陽三陰不再單指六條經絡，而且還包含了與經絡連屬的髒腑。首先，張仲景根據急性熱病共有的和特殊的、初期的和晚期的、治療有效的和誤治惡化的等各種不同情況所反映出來的不同症狀和體征，將各種病情歸納成為六大症候群，即太陽病、陽明病、少陽病、太陰病、少陰病、厥陰病。前三種稱為三陽病，後三種稱為三陰病。每一症候群又用一組突出的臨床症狀、體征和脈象作為辨證的主要依據，還探究了具體的病症轉變過程，來正確地辨認病理變化。在這方麵，張仲景突破了《內經》中的有關論述，不再機械地強調日傳一經，提出了傳經不拘時日，傳受既可以順經傳，也可以越經傳、逆經傳，還可以兩經合病、並病，或者直中陰經而成陰證，判斷證屬何經，必須以臨床表現為依據。這一論斷，為準確地掌握病候實質，分清疾病的主次、輕重、緩急和作出比較切合實際的診斷提出了客觀的依據。所以直到現在，《傷寒論》的六經辨證原則仍被廣泛應用於臨床醫學。

在提出六經辨證原則的基礎上，張仲景還根據臨**出現的各種錯綜複雜的征候，概括成為陰、陽、表、裏、寒、熱、虛、實八類，並以此來判別病症的屬性、病位的深淺、人體的抗病能力及病情的不同表現，使病情的診治有一個綱領性的認識。這就是人們所說的“八綱。”他把脈分為陰陽兩類，浮、數、洪、大、滑、靈等屬於陽，沉、退、細、微、澀、弱等屬於陰。“證”也分為陰陽兩類，如“發熱惡寒”為陽，“無熱惡寒”為陰等。“治”法也分為陰陽兩類以確定處方，如病在三陽多現陽脈，病機向上向表，屬熱屬實，表者以麻黃湯發汗，上者以瓜蒂散催吐，熱者以白虎湯清理，實者以承氣湯發瀉。反之，病在三陰，多為陰證，病機向下向裏，屬寒屬虛，應用區別於三陽病的不同處方治理。“八綱”的提出，為人們準確地確定疾病的部位，決定疾病的性質，並進而達到有效的治療效果提供了科學的保障。

在對具體疾病的治療上，張仲景也突破了前人的學說，大膽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如《黃帝內經》認為：“其未滿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滿三日者，可泄而已。”即是說，初病三日，病在三陽，用汗法治療；三日之後，病入三陰，轉用下法。這在臨床實踐中是很受局限的。對此，張仲景首先確立了自己的施治原則，即對三陽病以“驅邪”即消除病邪為主，對三陰病以“扶正”即恢複機體的抗病能力為主。而在具體的實踐中，又有相當大的靈活性，強調應根據病情的不同及其變化，采用“隨症施治”的方法。後人將其多種治療方法歸納為“八法”，即：邪在肌表用汗法，邪壅於上用吐法，邪實於裏用下法，邪在半表半裏用和法，寒症用溫法，熱症用清法，虛症用補法，屬於積滯、腫塊一類的病症用消法。根據病情的不同，可以單用一法，也可以幾法互相配合使用，這就大大地豐富和發展了中醫的辨證論治思想。此外，張仲景還總結了針刺、灸、烙、溫熨、藥摩、洗浴、潤導、浸足、灌耳、吹耳、舌下含藥等具體療法，根據不同的病症分別選用，從而使中醫的治療手段趨於完備。

《金匱要略》本是《傷寒雜病論》的雜病部分，論述了內科、外科、婦科等雜病的辨證論治，其中又以內科病症為主。該書以中醫整體觀念為指導，以髒腑經絡學說為理論依據，認為疾病的產生都是整體功能失調、髒腑經絡病理變化的反映，從而提出了髒腑經絡病機和陰陽表裏虛實寒熱“八綱”相結合，病與證相結合的辨證方法。對於疾病的產生原因，他分析說：“千般災難，不越三條：一者，經絡受邪入髒腑，為內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竅，血脈相傳，壅塞不通，為外皮膚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蟲獸所傷。以此詳之，病由都盡。”這是總的原則。但對於某一具體的病症，則又需根據不同情況區別對待。如中風病，病因是內因為主，但在臨床表現上，又有在經、在絡、入腑、入髒等不同症型。由於他采取了比較進步的辨證方法，因而其治療用藥每每取得良好的療效。在《金匱要略》一書中，記載了245個處方；這些與《傷寒論》所載的113個處方相加，去掉重複部分，共323個，基本上包括了臨床各科的常用方劑，被後世稱為“經方”，多所引用。

在《傷寒雜病論》一書中，我們可以隨處見到張仲景辨證施治的成功範例。如在內科疾病方麵，他對黃疸、腸癰、腫癰、痢疾等的治療，直到今天仍有很高的實用價值和療效。如對黃疸病，他根據病因和症候特點，將其分為酒疸、穀疸、女勞疸、黑疸等，認為其病機多與痹胃濕熱有關，主張以清熱利濕為治療原則，其偏於熱者，以清熱為主，用茵陳蒿湯，梔子柏皮湯；偏於濕者，以利尿為主，用五苓散；濕熱並重者，則清熱利濕，用茵陳五苓散之類。現在中醫治黃疸仍沿用上述法則。又如對腸癰（大致相當於現代醫學的闌尾炎），他選用的兩個代表性方劑是“大黃牡丹皮湯”和“薏苡附子敗醬散”，療效也很明顯，至今仍是治療闌尾炎的基本方法之一。在外科疾病治療上，張仲景創造了豬膽汁灌湯法，抬高患肢以治療“大腿腫痛，堅硬如石，痛苦異常”等方法。在婦科疾病治療上，他對癔病、閉經、漏下、妊娠惡阻、產後病以及瘤腫在內的腹腫塊等，都作了詳盡的辨證並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治療方法。另外，在急症救護上，他對搶救自縊初死者的方法也作了詳細、生動的記載。

總之，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一書，不僅提出了以“六經”、“八綱”、“八法”為主體的包括外感熱病和內傷雜病在內的完整的辨證論治理論，而且提供了許多臨床醫學實踐的有效方法與成功範例，從而確立了中醫學的辨證論治法則，為中國醫學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他不愧為一代“醫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