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建立的大一統政權，本身就是曆史上的驚人創舉。“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連後人麵對這樣的滄桑巨變，都忍不住發出如此感慨。處於奇跡般崛起的泱泱大國之中，君臣百姓滋生出雄視千古的自豪感，再化為大氣磅礴的文化成果，是很自然的。
秦漢文化的豪邁氣勢集中表現為銳意進取、疏獷開闊的時代精神。
建功立業，大有作為，實際上已成為當時人普遍的心聲。張騫開通西域，李廣父子幾代奮擊匈奴，班超投筆從戎揚威邊陲，宮女王嬙隻身遠赴朔漠擔負和親重任，都是這種時代精神的典型體現。當千軍萬馬慷慨高歌奔赴沙場之時，幾乎每個戰士胸中都激**著以身許國、封妻蔭子的豪情。隻有在這樣的氛圍下，才能有“匈奴未滅，何以家為”這樣的豪言，才能有以戰死沙場、馬革裹屍為榮的壯舉。
漢高祖像
當時的帝王個性各異，但大多具有容人的雅量。漢高祖朝政簡易，不擺帝王架子，甚至可以騎在周昌身上問他：我何如主也？當聽到周昌稱他是桀紂之主時，竟開懷大笑。文帝入細柳營，屈帝王之尊以伸周亞夫軍威。成帝時朝臣經常上疏，直陳其施政過失，甚至指他為亡國之君，還能得到他的讚揚。出現這樣的事例，一方麵說明當時君尊臣卑遠不如後世那樣嚴格，另一方麵也生動反映了當時粗獷豁達的時代風氣。
秦漢文化超邁往古的氣勢，在文學藝術領域有最充分的體現。
漢代大賦波瀾壯闊，堪稱中國文學史上的奇觀。它體製宏大，篇幅一般都在千言以上。班固的《兩都賦》近5000字，張衡作《兩京賦》，曆十年乃成，長達7700字。在鴻篇巨製之中，作者充分發揮想象力，用鋪陳誇張的手法，狀寫大一統帝國的宏功偉業、大千世界的豐富品類、祖國山川的秀麗壯美，給人們以雄渾壯闊的美的享受。
其他文學作品，也時時讓人感受到不凡的氣度。武帝的詔書：“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4]形象具體地傳達出了武帝開闊的胸襟和深邃的目光。就連流氓氣十足的漢高祖劉邦在酒酣耳熱之際，也能唱出“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5]這樣慷慨豪壯的歌詞。
藝術作品具有質樸、雄渾、壯麗、偉岸的特點：粗獷壯觀的秦宮壁畫、古樸厚重的摩崖刻石、“覆壓三百餘裏，隔離天日”的阿房宮、陣勢威武一往無前的兵馬俑，都是秦風漢韻的生動體現。秦長城西起臨洮，東至遼東，綿延萬裏，如巨龍逶迤穿行於崇山峻嶺，成為人類建築史上最偉大的奇跡。
秦漢思想學術的累累碩果，得之於偉大時代之賜，是新生地主階級充滿自信心的體現。
賈誼在雄姿英發的青年時代，便將天下興亡大勢裝在胸中，寫出《治安策》這樣奪人心魄的宏偉篇章。揚雄“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雲。”[6]要以個人力量，作盡天下最好文章。劉向、劉歆父子以《別錄》、《七略》總古今之藝文；鄭玄遍注群經，匯通今古文經學；班固不溫不火，從容不迫，將西漢一代盛衰大勢娓娓道出；董仲舒建構恢弘的宇宙體係；司馬遷寫出牢籠天地的曆史著作；王充問孔刺孟求真求實的理論探索……都是中國曆史上稀見的文化成果，是隻有在秦漢的廣袤天宇中才能出現的群星燦爛的景觀。
最能代表時人博大學術情懷的，莫過於探問宇宙秘密的理論勇氣。當時的人們對於生活於其中的世界充滿了疑問，力圖弄清人類社會在宇宙中的位置，對於現實問題，也習慣於放在天命人事這樣廣闊的背景下來思考。司馬遷在《史記》中提出“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其實這是有識之士最關注的時代中心課題。公孫弘在對策中也提出同樣問題，並作出“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7]的結論，劉向認為：“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眾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8]他們都能從大處著眼，作出帶根本性的回答來，可見理論氣魄之一斑。而且把天命與人事統一起來，既講天命的決定作用，也講人能以行感天，強調了本階級的力量。董仲舒論證“《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9]，把大一統封建秩序與永恒的宇宙規律視為一體，表露出新生地主階級對所從事事業的信心。司馬遷在神秘主義充斥思想界之時，衝破天人合一思想體係，用具體史實論述天、人可以分開，天有時對人事無能為力，人的行為可以改變曆史進程；曆史是在變化中發展的，其發展有規律可循。在當時這是石破天驚之論，在中國思想史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東漢末年，人們的理論興趣轉向對綱常名教的論證，雖然更貼近社會現實，但眼界縮小了，理論氣魄也銷蝕了。“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漢代社會已走到盡頭，隨之而來的是長達數百年的動**歲月。三國兩晉南北朝人隻能從書本上追尋曆史上的輝煌，感歎生不逢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