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時期的思想文化，總體上表現為由多元而統一的走向。所謂由多元而統一，首先指隨著大一統政權的建立，秦、晉、齊、魯、楚等區域文化逐漸融為一體，同時匈奴、羌、夷、百越等少數民族文化與華夏各民族文化也互相滲透、結合，在此基礎上形成以漢文化為主體的統一的多民族文化。其次指此時承百家爭鳴之餘緒，在法家、黃老各領**之後，儒家文化取得獨尊地位。這種文化格局一直保持到近代。
秦掃平六國，建立多民族國家，通過一係列鞏固統一的措施，使“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戰國時諸夏獨立的地區文化交匯融合，一些少數民族文化也被挾裹進來，形成統一的文化巨流。漢武帝“獨尊儒術”，為文化的統一奠定下牢固的思想基礎。在這些措施的推動下，秦漢文化表現出總體性的統一特色：秦尚武精神擴散到全國各地，楚俗好鬼神的習俗與齊人陰陽五行學說合流，演為兩漢神秘主義彌漫的精神世界，魯人習禮義的風氣，更成為中華民族最值得誇耀的優良傳統。
當然，思想文化的定於一並不意味著形成了鐵板一塊，而是在統一中仍活躍著多元文化的因子。這個“一”中的“多”，構成秦漢文化瑰麗多彩的斑斕世界。對此，可以從幾個層麵來認識：
第一，在統一多民族文化中，各民族和各區域文化，仍以自己的特色，在為秦漢文化增光添彩。可以設想：如果沒有西域的音樂歌舞，沒有匈奴鮮卑的青銅雕刻，沒有西南少數民族的棉麻織品，秦漢文化會減色多少？
第二，在儒家思想指導下各文化領域全麵繁榮。儒家以積極有為為特色，主張興禮樂、行教化，通過全麵的社會建設，以躋於王道之境。漢武帝獨尊儒家學說，適應了社會的需要，形成以儒家為主體的文化格局，促進了文化事業的發達：經學作為主流學術正式立為官學，由國家扶植其發展，形成中國學術的特殊係統。哲學方麵有董仲舒適應大一統封建製度的需要，建立天人合一的思想體係；有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理論探索；有王充、王符、仲長統以唯物主義為特色的理性思考。史學方麵有司馬遷以“成一家之言”的魄力，撰成《史記》這一代表傳統史學最高成就的不朽巨著；有班固以縝密體係構建封建史學範本，完成封建史學與封建政治結合的曆史使命；有在政府組織下，集數代學者心血而成的《東觀漢記》；有荀悅撰寫的《漢紀》，進行振興編年史體的努力。文學方麵有《史記》、《漢書》取得中國史傳文學的最高成就；有司馬相如、班固、張衡以鋪陳踔揚的大賦抒寫一代騷人的豪邁情懷；有《孔雀東南飛》這樣的樂府詩歌傾訴民眾的兒女情長；有《古詩十九首》這樣獨步千古的五言絕唱。藝術方麵有雄渾質樸的霍去病石雕群；有神采飄逸的馬踏飛燕；有薄如蟬翼的素紗禪衣；有端莊凝重的《熹平石經》；有內容豐富的和林格爾漢墓壁畫。科學技術領域有對宇宙結構的研究探索；有《太初曆》、《三統曆》、《乾象曆》的先後問世；有演示天體運行的渾天儀的發明創造；有世界上最早的地震儀的出現；有《傷寒雜病論》被奉為中醫學經典；有華佗在全身麻醉狀態下成功進行的外科手術。儒家文化的創造力量得到充分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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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獨尊儒術”的大背景下，道、法、陰陽諸多學派仍在頑強發展，保存著自己的生存空間，道教的創立和佛教的傳入，對中國思想走向產生了深刻影響。尊儒後，法家思想仍在統治者心目中居重要地位，“以霸王道雜之”，是漢代的根本國策。陰陽家學說被儒家吸收，在社會政治領域，陰陽五行說常顯示出獨特的作用。道家知足常樂的思想，仍被相當一部分士人奉為處世準則，士人常徘徊於出世與入世之間，難於作出“兼濟天下”，還是“獨善一身”的選擇。道家的許多思想還為道教的創立提供了豐富的養料，道教這一中國土生土長的最大宗教，正誕生在儒術獨尊之時。佛教的傳入，給中國的善男信女帶來了新精神寄托。從東漢初年傳入，東漢末初步發展，佛教在教義教規中國化方麵作了最大努力，穩穩地在中國大地上站住了腳跟。
第四，在儒家內部，存在著不同流派、不同思想主張的分歧與鬥爭。內部的矛盾鬥爭是事物發展的內在動力，漢代儒學的發展與不同流派之間鬥爭的促進有關。從大的方麵看，經學存在著今文、古文之間的鬥爭；從小的方麵看，不同經典之間存在著地位之爭，同樣的經典又存在著師法不同和家法不同之爭。由於儒學的特殊地位，這些矛盾和鬥爭往往與社會政治緊密相關，對社會文化也有相當大的影響。兩漢政府為調解內部分歧，曾召開鹽鐵會議、石渠閣經學會議、白虎觀經學會議，取得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成果。鹽鐵會議對昭帝、宣帝施政方針有決定性的影響；白虎觀會議的總結《白虎通義》，成為封建社會的法典性文獻。許慎、鄭玄等經師在總結經今古文之爭方麵，作了很多工作。鄭玄以自己的努力，將今古文混合起來，成為集大成的學者，將經學導入一個新的境地。
在秦漢文化史上，統一規定著文化的基本方向和內容形式，對於各文化因子發揮的主要是積極作用；而構成統一的多種元素，又豐富了統一的內涵，決定了統一的規模與成就，並促進統一向更高水平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