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處所言中華文化的主體，是指在多民族組成的中華民族大家庭中，漢民族作為最大的民族，居於主體地位；漢民族形成後，中華文化便以漢文化為中心，以自己獨特的麵目出現在世界文化舞台上。在漢民族形成的漢代，儒家思想取得了獨尊的特殊地位。於是，隨著漢民族的形成和儒家思想的獨尊，便確立了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漢文化作為中華文化主體的格局。
漢族是原來居住在中原而以農業生產為主要經濟生活的一些民族、部落融合起來而成的人們共同體。夏、商、周時期，中原各部族經逐步發展，陸續邁入文明社會的門檻，當時它還沒有總的正式的名稱，一般稱之為華夏或諸夏。西周、春秋時，除周王室作為名譽上的中央政權之外，諸夏以諸侯封國的形式，形成許多獨立的民族國家。這些民族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麵都領先於周邊的其他各族。在發展過程中，它們通過各種形式的交往，慢慢走向融合，同時也將周邊一些民族吸收到華夏民族隊伍中來。
“戰國時，民族融合以更深的程度、更廣的範圍、更快的速度繼續發展。東北方的燕國使遼河、海河流域各族逐步融合進了華夏民族。自稱‘蠻夷’的楚族，縱橫於漢水、長江流域，成為華夏民族在南方的主要分支。西方秦國經商鞅變法，進一步吸收、繼承和發展了華夏文化，後來居上，一躍而成了華夏民族重要的分支。於是原來分散的華夏民族相對集中，分別形成了東以齊，西以秦，南以楚，北以趙、燕為代表的四個分支，朝著民族統一的方向邁進了一大步。”[11]戰國以來，結束長期戰亂狀況，走向全國統一，成為人們的普遍願望。而通過政治的統一，完成民族融合，實現華夏民族的統一，也正是順理成章之事。這個曆史使命，由秦漢大一統政權承擔起來，並圓滿完成。
“秦漢皇朝各種有利於統一的措施，以及秦漢時期所宣揚的大一統思想，都為華夏族向漢族轉化提供了物質的和政治的條件，而促進其完成。《禮記·中庸》：‘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這說的當是漢代的情況。這是在國家統一、民族統一的條件下，在經濟生活、文化生活、社會生活等方麵所反映的統一性。由分散到統一，正是由華夏族向漢族轉化的重要步驟。”[12]
華夏族發展、轉化為漢民族的標誌是漢族名稱的確定。初步使華夏統一的秦朝，雖有“秦人”的族稱，但因享國短暫，沒有產生很大的曆史影響。漢皇朝從西漢到東漢，延續400餘年，國勢強盛，聲威遠播。在與周邊少數民族及中亞、西亞、東亞諸國的各種形式交往中，“漢”在作為國名的同時，逐漸也被他族他國認作族名。而認作族稱的情況，曆三國兩晉南北朝隋唐一直延續至今。著名史學家呂思勉先生說：“漢族之名，起於劉邦稱帝之後。昔時民族國家，混而為一，人因以一朝之號，為我全族之名。自茲以還，雖朝屢改，而族名無改。”[13]這一論斷是有科學性的。
大體說來，從秦完成華夏族的統一，到漢代漢族名稱的確定，漢族的形成與中國封建統一國家的形成是同步的。由於漢族占有中原最富庶廣袤的地域，擁有最眾多的人口，尤其在生產力發展程度、政治經濟製度以及文化總體水平等方麵長期領先於其他少數民族，所以它自形成之時起，就成了中華民族的主體。
在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中，漢族與各少數民族在共同發展，但具體演進形式則表現出複雜、多樣性的特點。從民族關係角度來看，漢族與少數民族之間、少數民族與少數民族之間，有交好也有戰爭，但主流是通過交往促進相互關係的發展，也促進各自的發展，從而共同走向繁榮。從民族的分化組合來看，個別少數民族的群眾，以至整個民族融入漢族中來，是常見的情況；漢族群眾加入到少數民族行列的事例，也經常發生。從政權組織來看，漢族統治階級建立政權，實施對全國的統治與管理，占的時間比較長；少數民族統治者占據半壁河山，甚至入主中原，統領全國的局麵也不斷出現。從曆史進程來看，雖然存在著由於戰亂或反動統治者倒行逆施，包括個別生產方式落後於中原的少數民族統治者奪取全國統治權，所導致的發展過程中斷，甚至暫時倒退的情況，但峰回路轉，曆史潮流仍滾滾向前。從文化意義上考察這些紛繁的曆史現象，有兩點認識是根本性的：其一，中國曆史上，各民族發展水平很不平衡。從秦漢到近代，不斷有新的民族崛起，有不同的民族告別蒙昧，從野蠻走向文明，經過封建化過程，趕上中華民族共同發展的腳步。其中，以漢文化為代表的先進文化起了示範表率作用，起了核心凝聚作用。其二，中華民族文化是絢麗多彩的，各少數民族獨特的文化豐富了中華文明的內涵，推進了中華文明的發展。它們以自己的特殊文化營養，滋育著中華文明這棵參天大樹。
儒家思想是在華夏民族文化積累和華夏社會心理基礎上形成的。經過自身的發展和社會的選擇，它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的統治思想，成為中國封建文化的核心，對漢民族乃至整個中華民族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儒家文化引導中華民族文化走向的開端，是漢武帝時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政策的實行。而這一政策的形成，有著深刻的社會曆史背景，是長期探索選擇的結果。
儒家學說偏重倫理道德。它以仁愛為本，提倡用反求諸己和道德約束的辦法使天下歸仁，建立理想的社會關係；為達到這一境界，必須健全禮製，而尊卑有序的禮製秩序是由親親及尊尊，用擴大血緣親情的方法建立起來的；天地間最貴重的是人，人承擔著改造自己也改造社會的重任；使全社會的人都意識到自己的崇高職責，明白怎樣去履行自己的職責，即進行教化，是政府的最主要職能。儒家學說從孔子創立後，其內容要點在社會實踐中不斷得到充實與調整。戰國末期的荀子，根據社會發展的現實，對儒家進行重大改造。在講仁義道德的同時，突出強調禮的作用，並引入法的概念，把孔、孟的以內省為主，改換成對外在行為的強製性要求，即由重“內聖”變為重“外王”。荀子的學說以“法後王，統禮義，一製度，以淺持博，以今持古，以一持萬”[14]為基本宗旨，與中國封建專製製度有天然的契合關係。
初建大一統政權的秦皇朝，選擇法家為指導思想，因過於蔑視人的自然性情導致失敗。漢初的黃老之學，雖然吸收了儒家的德政說，但自身的因循性，形成了與王道政治的間隔。它無力證明大一統國家製度的合理，也無力調動民眾的積極性，與之共創曆史的輝煌。儒家學說與封建製度結合起來，為封建社會的存在，樹起了牢固的理論支點；為它的鞏固與發展，確立了合適的指導思想。同時，儒家思想也找到了生存與發展的廣闊空間，由思想學說擴展為整體的文化形態。
漢代統治者尊崇的儒術，是由董仲舒改造又經封建統治者不斷修改補充的新學說。董仲舒根據大一統政權的現實需要，自覺承擔起建立與封建政治體製相結合的封建思想體係的任務，將陰陽五行之說援入儒學，創立了以天人合一宇宙觀為核心的新儒學。西漢宣帝與東漢光武帝、章帝等帝王幾次組織力量，充實完善了這一新儒學體係。
它的中心內容有二：
一是大一統理論和與之密切相關的君權神授政治學說。董仲舒以世間的封建皇朝對應上帝的永恒天國，為封建等級製度的萬世一係找到了合法的根據，所以他把大一統視為宇宙的根本法則。大一統說在封建政治中居特殊位置。在長期的中國曆史上，統一的封建皇朝把大一統視為政治成就的最高標誌，分裂的皇朝則把實現統一作為最重要的政治目標。中國自秦統一以來雖曆盡滄桑，但統一多民族國家形式一直保持至今，與此有直接關係。董仲舒論述宇宙以上帝為最高主宰，皇帝是上帝派到人間的代理人。上帝對人間的政治狀況滿意，就會降下符瑞表示他的歡欣；如果不滿意，就會降下災異，表示他的憤怒。如果麵對上天的警告，皇帝仍不悔改，上帝便取消他的統治資格，另選新的代理人以取而代之。上帝對人間曆史的演化規定為三統循環的模式，即政權的統治體係按黑、白、赤三個統係的順序輪回。一個政權被上帝取締，代之而起的另一個政權，必須是依次得統係之正者，否則因為其統治沒有合法依據，便一定不會長久。這個所謂的正統之辨，成為封建政治的核心問題，有著久遠而深刻的曆史影響。另外，封建皇朝為維護專製政體而設置的朝章國製，也基本是以儒家學說為依據建立起來的。正因為儒家政治理論緊緊把握了封建政權存在的關鍵，所以無論是玄學奪儒家講席也好，儒、道、釋三家並重也好，曆代統治者從來沒有在政權統治思想上舍棄儒學而另起爐灶。
二是三綱五常的倫理道德學說。新儒家的倫理觀繼承孔、孟傳統，以血緣關係為根本出發點，又拉來宇宙法則作為依據，具有不可動搖的權威性。董仲舒把“仁、義、禮、智、信”等“五常”作為人們修養的自覺要求，也提到了規定君臣父子夫妻之間尊卑關係的“三綱”。《白虎通義》進一步從眾多倫理原則中明確抽繹出“三綱六紀”作為人世的普遍法則。“三綱者何謂也？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者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故《含文嘉》曰：‘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又曰：‘敬諸父兄，六紀道行，諸舅有義，族人有序，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15]“三綱六紀”建立起個人無所逃於其間的網絡。從上往下看，中央政府的觸角一直深入到每個家庭；從下往上看，每個人都需自覺承負由家到國對個人行為的道德規定。這樣的倫理規定，具有兩重性效果。從統治者或社會角度看，它有維護社會秩序，保持社會穩定的作用。從被統治者或個人角度看，它有以禮讓調整人際關係，建立尊老愛幼和諧秩序的作用，也有束縛個性，禁錮思想的弊端。應該說在封建社會上升時期，它的積極作用是主要的，在封建社會沒落時期，它更多地表現出消極反動的一麵。
儒家學說演進為文化形態，經過了一個曆史過程，推進這一曆史過程的，既有儒家抓住機遇，順時應變，為充實內涵、擴展外延而作的不懈努力；也有封建政府在認識到儒學特殊作用後，所作的大力倡導。
兩漢政府確立以儒學為主導思想後，在鞏固儒學地位，擴大儒學影響方麵作了持久的努力。中央政府將儒學立為官學，每經設博士官專掌，招收博士弟子傳授其學。地方政府從郡國到鄉裏，也分別設置儒學教授係統。全國的教育都以儒學為核心內容。在各級政府的職能中，以儒家學說對百姓進行教化居於相當重要的地位。中央政府在與少數民族地方政權交往過程中，十分強調以夏變夷，用先進的儒家文化推動其文明的腳步。一些邊遠地區的行政長官則努力把倫常禮義推行到未開發地區。任延東漢初為九真太守，時“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好，無適對匹，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鹹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16]這是通過教化改變落後習俗的典型事例。當時周邊新興各族也都對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漢文化十分仰慕。華夏文明顯示出獨有的向心力與凝聚力。中國以禮儀之邦的美名享譽世界，正是儒家文化長期教育、規範的結果。
儒家文化在演化過程中不斷吸收其他各家學說包括道教、佛教的思想營養，充實和發展自己。它潛移默化地影響了中國文化獨特麵目和中華民族特有心理的形成。
儒家學說的“政治倫理內容與實踐理性精神，深深地影響著中國文化的類型與走向。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相比，不但類型不同，而且特點與走向也不相同。西方文化重視抽象和思辨，善於發揮感情，向外求索，追求個體滿足；中國文化長於實踐理性和內省含蓄，提倡群體和諧，注重人際關係和道德修養，而倫理學說往往染有濃厚的政治色彩。西方文化導致了人的個性自由與民主政治；東方文化導致了宗法家庭關係的相對穩定與社會的專製政體。西方文化刺激了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發展以及強烈的物質追求；東方文化則培養了許多溫情脈脈的人倫美德和與政治社會息息相關的精神文明。”[17]
張岱年先生認為儒家所倡導的“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構成了中華民族共同心理的核心內容。他說：
自強不息涵蘊著主體性的自覺。厚德載物顯示著以和為貴的兼容精神。自強不息，從個人生活來說，就是努力前進、永不休止。……從民族關係來說，自強不息即是堅持民族獨立、保衛民族文化，決不屈服於外來侵略。……孔子亦反對向外侵略，認為對外應該是“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孔子的這些思想是開創愛國主義的優良傳統。後來各族曆史上都湧現了不少為了保衛民族主權而英勇鬥爭的民族英雄。
厚德載物就是以寬厚的態度兼容不同的事物，也即以和為貴的兼容精神。中國自古以來，強調“和”的價值。……“和”的觀念是中華民族團結融合的精神基礎。
在中國的悠久曆史上，有兩個與其他國家或地區不同的特點，第一，不同的宗教彼此相容、並存共處，從來沒有發生過宗教之間的武力衝突。第二，中國向來不主動向外擴張，長城便是對外采取防禦措施的象征。
……多教之間，各不相犯。這與歐洲和印度的情況大不相同。這是厚德載物的兼容精神的顯著表現。因此，各族之間，雖然宗教信仰不同，但依然能夠相互團結。
張岱年先生的另一段論述可以作為本章的結束語：
二三千年來，中原文化在中國大地上一直居於統治地位，而且傳播到東亞各地區，構成所謂“東亞文化圈”。這是外國人都承認的事實。在長期曆史上占統治地位的儒學，不但影響到國內各民族，而且也影響到東亞各鄰國，這也是不爭的事實。[18]
注釋
[1] 《史記·秦始皇本紀》。
[2] 《漢書·敘傳下》。
[3] 《漢書·公孫弘卜式兒寬傳》。
[4] 《漢書·武帝紀》。
[5] 《史記·高祖本紀》。
[6] 《漢書·揚雄傳讚》。
[7] 《漢書·公孫弘卜式兒寬傳》。
[8] 《漢書·楚元王傳》。
[9] 《漢書·董仲舒傳》。
[10] 《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
[11] 白壽彝總主編：《中國通史》第4卷，128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12] 同上書，129頁。
[13] 呂思勉：《先秦史》，22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4] 《荀子·儒效》。
[15] 《白虎通義·三綱六紀》。
[16] 《後漢書·循吏列傳》。
[17] 趙積惠、郭厚安、趙馥潔、潘策主編：《中國儒學史》，78～79頁，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18] 張岱年：《文化論》，68～69頁，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