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食住行是人們的基本生活需要。一個民族、一個時代人們的衣食住行狀況如何，是其文明發展程度的一個顯著標誌。秦漢時期，隨著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中國人民的衣食住行情況較以前有了新的變化。
一、式樣繁多的服飾
秦漢時期，隨著社會生產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與過去相比，服飾也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這主要表現在：服飾的質地愈加精良，式樣和品種愈加繁多，花案和佩飾愈加華貴。就是一般人所穿的服飾也較以前更豐富多彩。茲將其分為常服、冠服、特種服飾、雜服飾及梳妝幾類，作一簡要敘述。
（一）常服
所謂“常服”，顧名思義，就是一般人日常所穿的服裝。秦漢時期，常服可分為長袍與短衣兩大類。
袍服起源於先秦的深衣。所謂深衣，就是把著於上身的“衣”和服於下身的“裳”（即裙）縫合到一起的衣服。先秦時，袍服的形製一般均肥大臃腫，且費工費料。秦漢時的袍服基本沿襲了這一式樣，並有一定改進。袍又分為禪衣、襜褕、複袍三種。
襜褕是禪衣的一種變種，且更為寬博。它是直裾的，不用“續衽鉤邊”的“衽”，使腰部顯得寬鬆自如。襜褕原是男女通用的服飾，兩漢之際，漸轉為女子的常服。襜褕的質地一般為厚絲綢或毛料，所以多用於作外衣，以禦春寒秋涼。
外短衣的代表是襦和襲。襦是一種及於膝上的綿夾衣。《急就篇》顏師古注雲：“襦自膝以上。”可見襦之下擺剛及於膝蓋。襦作短外衣用。在漢代，由於漢高祖劉邦為楚人，楚人好短服，一時襦成為貴族子弟中流行的便服。不過，他們所穿的襦以白色細綾做成，稱為綺襦。由於襦短僅及於膝，所以下麵必著袴，即褲子。顯貴以紈做袴，故稱紈袴。漢代男子之袴有襠，女子之袴則無襠。
襲是一種沒有著棉絮的短上衣。它和襦的主要區別就在於無著，襲又作褶，是受當時北方遊牧民族騎射短服影響而製成的一種邊塞常服。
（二）冠服
冠服是國家規定的禮服。它集中反映了社會的等級關係。秦始皇統一六國後，在戰國靡麗之服的基礎上，創立了統一的封建帝國的一整套冠服製服。西漢基本沿用秦製，少有改變。東漢時，將秦製與所謂三代古製相糅合，冠服製度更趨完備。
秦始皇統一六國後，采用鄒衍的五德終始說，以為周為火德，秦得水德，因此確定“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1]。秦始皇本人服通天冠。《晉書·輿服誌》雲：“通天冠，本秦製。高九寸，正豎，頂少斜卻，乃直下，鐵為卷梁，前有展筩，冠前加金博山述，乘輿所常服也。”此冠服至唐代“其狀遺失”[2]。秦始皇又廢除了周代的六冕之製，郊祀之服，“難為玄衣絳裳，一具而已”[3]。“絳”為深紅色；“玄”為黑色帶紅。可見秦代服色尚黑，並非一切皆黑。天子所用冠服的衣料，多出自關東，其中以齊地東阿縣的繒帛最著名。秦始皇佩長劍，稱“太阿之劍”，劍長7尺（約今四尺半），以顯示君主的威嚴。當時少府的屬官禦府令丞下有尚衣、尚冠二職，專門負責禦服的製作。
關於秦代後妃的服飾，不見於秦漢史籍的記載。從唐馬縞《中華古今注》一書可知，當時後妃的服飾約略有冠子、鳳釵、花子、短裙、絲鞋等。其中，絲鞋在湖北雲夢出土的秦簡中已得到印證。
秦代百官的冠服多取法於東方六國。今可考者，有高山冠、法冠和武冠三種。高山冠，一名側注。據《晉書·輿服誌》記載，其形製“高九寸，鐵為卷梁，製似通天，頂直豎，不斜卻，無山述展筩。”相傳此冠出自齊王之冠。服用此冠服者一般為中外官、謁者、謁者仆射。法冠別稱獬豸冠。此冠高五寸，以縱為展筩，鐵為柱卷，取其不曲撓。相傳獬豸為獨角怪獸，出自北荒，性別曲直。“見人鬥，則觸不直者；聞人論，則咋不正者。”[4]楚王捕獲此獸，取其形以製衣冠。秦滅楚，以楚君冠服賜執法近臣禦史服之。武冠亦稱鶡冠，以其多加雙鶡尾故名。據《晉書·輿服誌》所載：“鶡，鳥名也。形類鷂而微黑，性果勇，其鬥到死乃至。上黨貢之，趙武靈王以表顯壯士。至秦漢猶施之武人。”可見此服始於趙，為武官所常服。
一般來說，秦官的袍服均采用深衣製，秦始皇規定三品以上服綠袍深衣，以絹為之，而庶民則準穿白袍。
西漢皇朝建立後，基本沿用了秦代的冠服製度。劉邦定都長安後，僅把鈞玄、長冠定為祭祀大典的通用冠服，其餘一仍舊製。百官的服製，雖有四時服色，但凡朝會必穿黑衣。其冠服異於秦代的，主要是進賢冠、繡衣和皇後貴人等服製的正式規定。進賢冠是文官的通用服，仿古代緇布冠。據《續漢書·輿服誌》所載，其形製“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兩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私學弟子，皆一梁”。所以它不僅是文官之服，也是儒生之服。所謂繡衣，是漢武帝特派的直指使者所服，繡衣使者還持斧，以示有生殺之權。繡衣使者主要由禦史擔任，故又稱繡衣禦史。
西漢時，還對內宮服飾作了詳細的規定。入廟服，即祭服，太皇太後、皇太後、皇後均為“紺上皂下”，也即上衣為天青色，下裳為黑色。蠶服，本為養蠶時所穿之服，此時則定為內宮的朝服。服色“青上縹下”，即上衣為藏青色，下裳為月白色。貴人則“純縹上下”。上述服飾，均為深衣製。其附飾則區別較大。太皇太後及皇太後皆有簪珥；皇後則有假結步搖，簪珥；貴人則黑玳瑁，加簪珥；長公主加步搖，餘同貴人；其他公主僅有簪珥。
在漢代，印綬是服飾中的重要內容。凡官吏外出，必佩有與其身份相稱的印綬。一般官印佩在腰間（多裝鞶嚢裏），印綬則垂在外麵。綬帶的顏色，也因官職的尊卑而不同，如公、侯、將軍佩紫綬，比二千石以上佩青綬，秩比六百石以上佩黑綬，比二百石以上佩黃綬。
總之，秦漢時期的冠服有一套相當嚴格的規定，它是封建等級關係的一種外在標誌。
（三）特種服飾
這裏所說的特種服飾，主要是指軍服、囚服、喪服，以及各少數民族服飾。
秦代的軍服，缺乏文獻記載。從秦兵馬俑群形象看，當時的兵種分為步兵、車兵和騎兵三類，其中步兵中還分為一般士卒和部分弩兵。車兵則有禦手和車士。從職務看，既有將軍，也有中級武官，還有下級武士。根據他們的不同身份，其服飾有一定區別。
從其所戴冠看，將軍頭戴長冠，雙卷尾飾。冠有組纓，係紮於頦下，垂於胸前。一般武官也戴長冠，單卷尾。禦手在白色圓形軟帽上戴長冠，單卷尾。車士有的戴白色圓形軟帽，有的則戴單卷尾長冠。而一般兵士則不戴冠，以布束發，束發之布稱為幘。
在秦代，從將軍到士兵，一律穿緊腰貼身的窄袍。所不同的是，將軍著兩層戰袍，其餘皆為單層。其服色，武士戰袍多為紅色，禦手為褐色。鎧甲武士分為兩類：一類穿綠色短褐，衣領和袖口有赭色花邊，下穿深色袴；一類著紅色短褐，衣領、袖口為淺藍花邊，下穿藍色或綠色袴。
此外，秦代兵士多帶鎧甲。鎧甲形製多樣，所護部位幾乎遍及全身。從秦俑看，當時的士兵與武官、將軍小腿上都裹有護腿。
漢代的軍服製度，多沿襲秦製。西漢時，軍隊中以玄甲為尊，以玄甲軍陣送葬為軍人的最高榮譽。霍去病死後，就享受了這一待遇。東漢時，軍服的基本色為紅色，與火德相應。《漢官儀》雲：“司空騎吏以下皂袴，因秦水行。今漢家火行，宜赤袴。”又《釋名》雲：“交龍為旗，畫作兩龍相依倚也，通以赤色為之，無文彩。”可知當時旗以紅色為尊，一改秦和西漢的時尚。
囚服。在中國古代，人一旦陷罪，皆需易服。秦漢時，犯人服醬紫色的赭衣。據《漢書·刑法誌》記載，秦二世時，“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司馬遷《報任安書》中也提到，“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當時，犯罪之人不僅服赭服，而且還常常書其罪於背。據《漢書·賈山傳》載：“憐其衣赭，書其背。”《後漢書·李杜列傳》中也說：“河南尹李燮遇甄邵於途，使卒投諸溝中，笞捶亂下，大署帛於其背，曰諂貴賣友，貪官埋母。”徙往邊塞服刑的囚徒，其服式與內地有所不同。據陳直先生考證，有一居延漢簡曰：“大奴馮宣，年廿七八歲，中壯，發五六寸，青黑色，毋頭衣，皂袍，白布袴，履白革舄，持劍亡。”可見當地囚徒穿的是黑袍、白布褲、白皮製鞋，還可以佩劍。當時囚服的用料是七稯布或八稯布。
秦漢時期的喪服為白色。據《漢書·高祖本紀》記載：“寡人親發喪，兵皆縞素。”同書《蘇武傳》也說：“雲中生口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言上崩。”不過，並非一切白服皆為喪服。在漢代，一般官吏削職為民也服白色，著白巾。如《漢書·朱博傳》載：“斥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而一般官府趨走賤役，也著白巾。同書《龔勝傳》說：“聞之白衣，戒君勿言也。”此“白衣”指諸司亭長之屬。所以一般平民亦稱作“白衣”。漢代平民除服白色外，也服用青綠色衣裳。但喪服一律為白色。
（四）雜服飾及梳妝
秦漢時人所穿的襪子，有的用布帛所作，也有的用皮革製作。襪高一般一尺餘，上端有帶，穿時用帶束緊上口。其色多白，但祭祀時則用紅色。在馬王堆漢墓出土的襪子中，有的用素絹做成。此類襪子為富貴人家所有。
錦襪（東漢）四川廣漢縣出土
秦漢時，人們有進門脫履的習俗。在屋中，多穿襪於席上。不僅平日燕居如此，上殿朝會也是如此。能劍履上殿，則為殊榮。
南方地區因為天氣濕熱，一般平民多無穿鞋和襪的習慣，無論在家還是外出，多赤足。
當時，人們為了禦寒，冬天也戴手套。在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文物中，就有朱羅手套和素羅手套，麵裏皆用羅，內絮以絲綿，形製與今棉手套相似。
秦漢時的雜佩，主要有帶、鞶囊、筆削、剛卯等。凡袍服必施帶。帶有革帶和絲帶之分，男性主要用革帶，而女子一律服絲帶。在腰側的帶上，人們還常佩有鞶囊。鞶囊是一種皮製囊袋，多用以盛印綬，以顯示自己的身份。也有的用鞶囊來盛奏章文卷，如尚書郎以此作為專門佩飾。一般的案牘吏，也有其獨特的佩飾，這就是筆削。剛卯也稱雙卯，上常刻有銘文，據說佩戴在身上可以避疾厲，因而當時人多愛佩之。此外，婦女的雜飾還有頭巾和香囊。
彩繪雲紋香囊（東漢）1934年新疆羅布泊樓蘭遺址出土
從漢墓中發現的壁畫、畫像石和帛畫看，當時婦女的發式多種多樣。其中中老年婦女多梳成銀錠式，或稱馬鞍翹式，發髻後傾；一般年輕婦女或侍婢，腦後多垂發辮，分股按段紮束；女孩則梳雙辮，或與男孩一樣從丫角形，俗謂之“總角”。總的來看，婦女發式前後一般總有一部分需剪平，然後根據情況梳成不同發型。貴族婦人常施粉黛。男子成年後，一般不剪發，椎成發髻，冠以冠巾。發髻的形狀多種多樣，有單台圓丘髻、雙環單台髻、雙環髻、三環髻、四環髻等。梳妝的用品，有銅鏡、梳篦、小刀、毛刷、脂粉等。
二、飲食結構的多元化
飲食是人們生活中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一個民族、一個時代的飲食狀況，是由當時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經濟類型、科技發達程度和人們的文化素質決定的。早在先秦時期，我國就已基本形成了以五穀為主，輔之以蔬菜、魚肉的飲食習慣。秦漢時期，隨著社會生產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除仍保留以五穀雜糧為主食的飲食傳統外，肉食的比重有了較大的增加，烹飪技術也有了進步，食品種類有了新的發展。
（一）主食
秦漢時期的飲食，以五穀為主食。所謂五穀，指黍、粟、麥、菽、稻。黍還包括糜、稷。黍是黏性的，其餘二種是非黏性的。粟，即小米，亦稱穀子。凡古人單言“米”或“飯”多是指粟而言。粟是我國古代最重要的糧食。麥，分大麥、小麥、春麥等不同品種，此外青稞也可歸入此屬。菽是豆類的總稱，有大豆、小豆、胡豆、豍豆等不同品種。豆在當時不僅作為主食，也作為副食和調味品。稻有秈稻、粳稻、糯稻之分。
由於各地自然條件和作物種植狀況的不同，不同地區的主食也各具特色。北方關東地區以麥為主食，其次為粟、黍、菽。關中地區在西漢武帝前以食粟和黍為主，以後改為以麥為主食。江南和巴蜀地區以食稻米為主食，邊郡人則以雜糧為主食。
秦漢時期，把原糧加工成食用口糧的技術有了較大的進步。人們不僅沿用杵臼和簸揚法脫去穀物之皮，以食其穀粒，並且用踏椎、風車和人力、畜力、水力推動的石磨等工具，把穀物搗成或磨成粉末。從洛陽全穀園漢墓出土的漢陶倉上“大麥屑”的題字，說明麥麩已從麥粉中分析出來，移作他用。
主食的品種有餅、飯、粥三種。由於從西漢開始，麥食成為整個黃河中下遊流域人們的主要食物，因而這裏主要介紹一下當時麥食的製作方法。先說麥餅。麥餅最遲在秦漢之際就已出現。據《三輔舊事》記載：“太上皇不樂關中，思慕鄉裏，高祖徙豐沛屠兒、酤酒、賣餅商人，立為新豐縣。”可見當時已有了以專門製作麥餅為生的商人。麥餅的做法，有蒸、烤、煮三種。將去掉麩子的麵粉，用水摻和，不經發酵，捏成餅狀，放入釜甑中蒸煮而成的，為蒸餅。把調好味的麵團壓平，“以胡麻著其上”，放在烤爐頸邊烘烤酥脆，稱作烤餅，又叫胡餅。把和好的麵揪成麵片，下到沸水中煮熟，即可食用，為湯餅。所謂麥飯，即用麥子（主要是大麥）做成的幹飯。麥飯的優點是：一則做法簡便，麥不需經磨製，隻要去秕，經蒸或煮即可食用；二則熟飯經暴幹，能保存較長時間，餓時可隨時食用。但因麥飯製作粗糙，多為一般平民所食，世人也以食麥飯為寒儉，或以示清高。麥粥是用大麥做的粥，以其易消化，多為老人和婦孺所食。秦漢人常以麥粥待客，猶如今天設茶待客一樣。其他的糧食，如粟、黍、稻等，其烹製方法也基本與麥相同。其中又以做幹飯最為常見。
（二）副食
秦漢人的副食分蔬菜和肉食品兩大類。這一時期，雖然人們從總體上說食用肉類食品的比重比先秦時有很大增加，但對於普通人而言，蔬菜仍是主要的副食。即使在剝削階級的飲食中，經常吃肉食的也是少數。
從當時的文獻及考古發掘材料看，秦漢時期蔬菜的品種主要有葵、芹菜、芋頭、韭、蔥等。此外，我們所知的蔬菜尚有蕪菁、空心菜、芥菜、筍、蘿卜、葫蘆、黃瓜、豆芽、藕、蒜等。漢武帝時，淮南王劉安發明了豆腐。從此，豆腐及各類豆製品也成為中國古代人們的重要副食品。
當時肉食的品種有很多，主要可分為家養和野生兩大類。六畜之中，馬、牛是役畜，很少食用，常被食用的是羊、豬、狗、雞，尤以豬和狗為最。秦漢時，人們普遍嗜好吃下水，如舌、心、肺、胃、腸、肝、頭、蹄等，幾乎無所不好。由於肉相對較貴，一般平民也常買一些下水來調劑一下生活。據荀悅《東觀漢記》記載：“閔仲叔客居安邑，老病貧寒，不能買肉，日買一片豬肝。”雞是各階層人都愛飼養和食用的家禽，雞肉和雞蛋在秦漢飲食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除雞之外，家禽還有鴨和鵝。
庖廚畫像磚（東漢）
秦漢人常食用的野生動物，獸類有鹿、兔、狼、鼠等。禽類有雉、雁、鵠、鶴、鳩、鴿、麻雀、鵪鶉等。水產類則有魴、鯉、鯽、鱖、白魚、索魚、鮑魚、鰍、鱉、青蛙、蟹、螺、蚌、貝、蛤等。
（三）雜食
秦漢時，人們除了主食、副食外，還食用各類雜食。
水果是當時人們常愛食用的一種雜食。秦漢時，水果的種類很多。從各類文獻記載和有關考古材料看，當時人們常食的水果有桃、李子、橘子、香橙、柿子、棗、梨、梅子、楊梅、橄欖、西瓜等。
在各類飲料中，酒是各階層人均愛飲用的一種。當時社會飲酒風氣盛行，不僅男子飲酒，女子也頗有健飲者。同時，飲酒的習俗也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種場合，無論是宮中宴會、祭天祭祖、饗會養老，還是娶妻生子、待友會客等，皆有飲酒之習，真所謂“有禮是會，無酒不行”[8]。除酒以外，當時主要的飲料還有漿。漿是用米粉或麵粉調水熬製而成的。
（四）飲食習俗
秦漢時，人們一般每日二餐，或三餐，因飲食者身份地位的不同而各異。從《睡虎地秦墓竹簡》中的《傳食律》和《倉律》看，無論是一般官吏、平民，還是囚徒，都是早晚各一餐。到了漢代，一般官吏和平民仍保持一日二餐的習俗，但是一日三餐的現象開始增加。據《漢書·淮南厲王傳》載：“請處蜀嚴道邛郵，遣其子、子母從居，縣為築蓋家室，皆日三食，給薪菜鹽飲食器席蓐。”至於天子的飲食，則為一日四餐，即平旦、晝、晡、莫各一次。《白虎通》曰：“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晡，食少陰之始也。莫，食太陰之始也。”
漢代提倡孝道，也表現在飲食中。當時，長者肉食，晚輩素食，被認為是尊老的美德。
飲食生活中，還有不少禁忌。其中多屬迷信，如日月薄食不飲、雷不作醬等。但也有合理成分，如不食鼠涉的飯，符合衛生要求。
除日常居家飲食外，秦漢時有宴飲之風。從目前所知的各類宴飲圖看，當時統治階層舉行宴會，宴席相當豐盛，食肉的數量和品種也相當驚人。並且，進食時還有相當嚴格的規定。據《禮記·曲禮》記載：“凡進食之禮，左者，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醢醬處內……”不過，一般平民之家飲食就沒有這麽複雜的規定了。
總體說來，秦漢時期人們的飲食品種是豐富的，烹飪的技術在當時世界上也堪稱上乘，但是，由於其飲食結構的主體是五穀和蔬菜，食肉畢竟不占主要地位，因而其營養標準較為低下。這一傳統的飲食結構，在中國以後兩千餘年的封建社會中一直處於主導地位。
三、居室狀況的改進
秦漢時期，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與科技水平的提高，建築技術也有了明顯的進步。這一時期建築技術的成就，除了舉世聞名的萬裏長城外，還可以眾多的富麗堂皇的宮殿建築為代表。在住宅建築方麵，當時普遍采用了三合院或四合院。東漢時，木結構的多層磚瓦建築取代了高台建築，居處麵貌為之一變，成為以後我國曆代居室建設的基本特點。
（一）宮殿建築
在居室建築方麵，宮殿建築可以說代表了秦漢建築的最高水平。秦始皇統一中國後，為了顯示勝利者的無上威勢，並滿足自己的窮奢極欲，令人把六國的宮殿圖樣描摹下來，在鹹陽照樣興建。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每破諸侯，則寫其宮室，作之鹹陽北阪”，“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室複道，周閣連屬，所得諸侯美人鍾鼓以充入之”。這還不夠，他還令人在上林苑興建了規模宏大的阿房宮。阿房宮是由多種建築形式組合的龐大建築群，殿堂廊廡，園林池囿相隔其間。據記載，阿房宮東西500步，南北50丈，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宮前還有12銅人像。有秦一代，關中宮殿計有300座，關外400餘座，可惜，這些精美的建築，包括阿房宮在內，許多都毀於戰火。
西漢皇朝建立後，遷都長安。丞相蕭何親自主持了興建宮殿事宜。他先命人將原秦朝的興樂宮改建為長樂宮，後又在其西麵興建了未央宮，作為朝會施政之所。後來的皇帝也住在這裏。漢武帝時，隨著國力的增強，又開始大興土木，興建了明光宮、桂宮和北宮，作為後妃等人的住所。西漢宮中之殿數量多得驚人，僅《三輔黃圖》所列的未央宮中的殿名，就有30座。東漢班固《兩都賦》中寫道：“肇自高而終平，也增飾以崇麗，曆十二之延祚，故窮泰而極侈。”西漢宮殿之精巧富麗，比之秦代毫不遜色。
東漢王朝建立後，以洛陽為首都，西京長安的宮殿遭到廢棄。東漢自明帝時起，大量營建宮殿，其中最重要的是德陽殿，其規模不亞於阿房、未央。該殿可容萬人，陛高兩丈，殿前的朱雀闕高聳入雲，據說從40裏外都可望見。東漢時期的建築與秦、西漢有較大不同。由於洛陽地處平原，修建宮殿無山可傍，於是便大量采用由西漢時興起的木結構技術，用成組鬥拱的抬梁式木構架結構，並越來越多地采用磚石，成為流行的建築形式。
東漢末年，董卓挾獻帝西遷，“悉燒宮廟府舍居家，二百餘裏，無複孑遺”[9]。極盛一時的洛陽城頓成一片廢墟。
（二）住宅建築
秦漢時期，民宅的基本形式是一堂二室。《睡虎地秦墓竹簡·封診式·封守》記載了一個查封財產的士伍的房屋，其文曰：“一宇二內，各有戶，內室皆瓦蓋，大木具。”所謂“一宇”，即有堂屋一間；“二內”，即房屋有臥室二間。房屋上麵覆有瓦，木構齊備。又《漢書·晁錯傳》載：“營邑立城，製裏割邑……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可見一堂二室也是漢代民居的基本形式。
庭院畫像磚（東漢）1954年四川成都市揚子山出土
至於當時民居的具體結構，除少數采用承重牆結構外，大多數采用木架構結構。牆壁用夯土築造，屋頂多係懸心式頂或囤頂。每個房間都有窗，形狀有方形、橫長方形、圓形等。窗欞以斜方格居多，也有作垂直密列形的。有的房間還特設許多小窗，以增加亮度。民屋周圍常有圍牆，自成院落。富貴人家常設有小院、大院等數個院落。
在當時，貴族的宅第與一般平民之家的居室有很大的不同。貴族豪強常聚族而居，家庭成員連同奴仆，往往達數十百人，建築內容眾多，規模很大。如四川德陽出土的漢代畫磚所示，其大門中有一座高大的正門，可以通車馬，看來是主人或貴賓來時才開啟。其一側有小門，供一般人平時出入。建築物後麵透出樹影，看來裏麵為庭院。與正門相對的，一般為前堂，有的在大門和前堂之間還設有中門。前堂是整個宅第的主要建築。堂上一般有兩楹，即兩根粗大的堂柱，南麵開敞，另三麵有牆，堂間高大寬敞，是家人團聚和社交的主要場所。堂兩側有夾室，後有房，皆有門戶相通，為家庭成員的居室。有的前堂之後還有後堂，作為飲食歌樂的處所。此外，院中還分別建有車房、馬廄、廚房、庫房以及奴婢僮仆的居室。有的顯貴富豪也仿效王室，建造了自己的私家園林。東漢時期豪族地主的莊園，常融住宅、園林、田地於一體。
陶院落（東漢）1959年河南鄭州出土
秦漢時，居於中國境內的各少數民族的住所，因其經濟生活方式的不同而各異。北方的匈奴、烏桓、鮮卑等族，多以穹廬為舍。穹廬是用毛製品旃為材料而製作成的。居住在山穀中的西羌，雖喜放牧，但已開始開山種田，故建有草舍。西南夷及南越諸族，一般以耕田為業，居室穩定，建有木、竹和石屋。
（三）室內用具
秦漢時期，上自帝王，下及平民，坐臥起居皆用席。因此，席為居家必備之物。席一般以蒲草或藺草編成。據《漢書·文帝紀》載，文帝“以莞蒲為席”，以示其儉。又《東觀漢記》曰：“郭丹師事公孫昌，敬重，常持蒲編席。”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莞席有四件，其中完好的有兩件。一件長2.19米，寬0.81米；另一件長2.22米，寬0.82米。席邊均用黃絹包縫，邊寬0.20米左右。這大概是當時席的基本形狀。
漢代注重禮節，坐席也不例外。一般尊者有專席，如家庭中的長輩、講堂上的老師、宮廷中的帝王與皇後等，均設專席。從座次看，秦漢時以東向為尊，其餘座次為南向、北向、西向。凡同席者，身份應當相同，否則被視為不恭。其坐姿為屈足向後，以膝抵席，臀部依在腳後跟上，如同今日之跪。
睡眠一般用床。床多木製，較矮。戰國時的大床多圍以欄杆，而秦漢時的床一般沒有欄杆。**一般都鋪席，唯貧者和清貧之吏才坐光板床。**的用具有枕、被、褥等。床有時也作坐席用。
百花燈（東漢）1972年河南洛陽出土
東漢末年，西域的“胡床”傳入中原。因為這類床可以折疊，且較輕便，深得京師貴族人家青睞。
富貴人家為顯示自己的身份高貴，往往不坐席，而坐榻。榻是一種較床輕便的坐具。榻以一人坐的獨榻為多。
室內主要的實用性裝飾是帷帳，冬以禦風寒，夏則擋蚊蠅。有的人家還有屏風，屏風上多繪有各種圖案。
幾案在當時使用較為普遍。官吏、儒生之室備有書案，以承文書或書卷。此外，案上常放有筆、墨、紙、硯。有的用來放置碗、盤等，相當於飯桌。幾案腿短，適應了秦漢人坐席的姿勢。
住房中不能沒有燈燭。燭在很早就已開始使用，而燈則始用於戰國。秦漢時，燈的使用更為普遍，製作更為精巧，形製也越來越多。現在所知的燈具，有象形的人俑燈、羊尊燈、牛燈、朱雀燈、鳳鳥燈、雁足燈、花樹連枝燈等。還有仿器皿的豆形燈、槃燈、卮燈、三足爐形燈等。燈用銅、陶、鐵等材料製成。不少燈不僅有實用價值，而且還有較高的藝術欣賞價值。
此外，當時居室用具還有香爐、簏、篋、笥等。
四、便利的交通
秦漢時期，隨著國家的統一、交通道路的開辟以及車船製造技術的改進，人們的交通狀況與以往相比有了明顯的改善。同時，它又反過來對國家的統一與經濟文化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一）陸上交通
為了加強封建中央集權的統治，鞏固國家的統一，並推動各地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的發展，秦漢兩朝都十分重視陸上道路的建設，從而在全國範圍內形成了一個以關中為中心的、四通八達的陸上交通網。
馳道是秦漢道路網的主幹。它始建於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年）。馳道本為天子道，最早出現於龐大的宮殿群中。後秦始皇巡行各地，所經之處，皆修馳道，馳道遂由關中伸向各地，“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10]。在秦代，馳道與各郡縣的道路相連接，在長江以北的黃淮流域形成了比較完整的道路網。
馳道全由黃土夯築而成，路麵平整而無雜草。據文獻記載，當時的馳道規模頗為壯觀，“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鬆”[11]。馳道中間的三丈之路，屬皇帝專用，任何人不得妄入；而“厚築其外”的旁道，才是一般平民可以自由來往的通路。
因為馳道係土路，所以需經常維修。西漢初期，基本上保留了秦代的馳道，同時歲月的流逝也不免使馳道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壞。漢武帝巡幸天下，封禪於泰山，於是“天下郡國皆予治道橋，繕故宮”[12]。這是漢代規模最大的一次修路行動。以後曆朝都有規模大小不等的修路之舉。終東漢之世，馳道以關中地區為中心，東出函穀關，分別伸向我國的東部、東北和東南地區，成為當時最重要的陸上大道。
除馳道外，秦漢時期在各地還修建了不少交通道路。如秦始皇時，為了抵抗北方勁敵匈奴的入侵，鞏固北部邊疆，修建了一條自鹹陽西北的雲陽出發，一直到今包頭市附近的秦九原郡長達1800裏的直道。漢武帝時，在西北邊境修建了著名的回中道。東漢初年，光武帝劉秀為了抵抗匈奴、烏桓的騷擾，命人在今山西大同附近經今河北蔚縣一線一直向北延伸，修築了飛狐道。在交通條件十分困難的巴蜀及西南夷地區，秦漢時代也分別修建了子午道、故道和五尺道。在嶺南地區，陸路交通也有所開辟。如東漢初年衛颯為桂陽太守，“鑿山通道五百餘裏”[13]。西漢時期，隨著張騫通西域的成功，還開辟了溝通歐亞大陸的、古代舉世矚目的國際商道——絲綢之路。以後又開辟了經西域、越蔥嶺、折西南而入印度的求佛法之途。
秦漢時期，陸上交通的主要工具是車和馬。車有大車、小車和手推車之分。所謂大車，就是牛車，亦稱方箱車。小車，源自古代的兵車，以單轅為主，多為曲狀轅，服用的是馬。手推車，也叫鹿車，其形製與獨輪車相仿。此外，還有驢車、羊車等。人們因身份的不同而使用不同的車。先秦時，貴者用馬車，庶民用牛車，因此漢初“將相或乘牛車”，被看成是一種反常現象。但到後來，尤其到東漢後期，從天子到士大夫都常乘牛車。
皇帝的坐乘叫“安車”，立乘叫“立車”。安車、立車都十分堅固，且十分華麗。車上豎有高九仞、垂十二旒，畫著日月升龍的大旗，駕六馬，體現了皇帝的尊嚴。在舉行籍田儀式時，皇帝乘耕車，出征則乘戎車，校獵用獵車。
皇太子、皇子乘安車，朱斑輪，較（車廂）畫虎，軾上畫鹿，旗垂九旒，畫降龍，駕三馬。公侯也乘安車，中二千石至六百石官吏皆乘黑絲蓋車，其中又依各人的身份不同而有明確的規定。三百石乘黑布車，二百石以下乘白布車，而三老、商人則多乘小型、輕便、快速的軺車。
一般平民或步行，或用手推車，所用畜力因地而異。
除車外，馬是當時重要的交通工具。秦漢時期的驛傳多用馬，賓客過往也常用馬。馬還是重要的戰爭裝備。
（二）水路交通
秦漢時期的水路交通，分為海上交通和內河航運兩種。
中國古代的海上交通，至遲在春秋時期就已開始，當時的齊、吳、越諸國均為從事海上航行的強國。秦統一天下後，海上交通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出現了較大規模的近海航運和遠海航行之舉。著名的秦代方士徐福，為替秦始皇“入海求仙藥”，據說到了日本，至今在日本大阪附近和歌山縣新宿市還有徐福墓。
兩漢時期，近海航運較為發達，其中心在齊地和合稽郡。海運往往與內河航運相聯係，省時又省費用，大大彌補了陸上交通運輸的不足。兩漢重要的海上、內河連通線，南起交趾，中經東冶，至臨淮入淮水，又轉由鴻溝入黃河，再追溯而上，沿洛水至洛陽。還可再溯河而上，直抵長安東郊。當時主要的海港是會稽郡的東冶與南海郡的番禺。從有關文獻記載看，遠海航行主要是向東至日本、琉球諸國，向南至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直至印度。
秦漢時期的內河航運，或利用天然河道，或開鑿人工運河。利用自然河流通航，我國有著十分悠久的曆史，秦漢時則更為發達，著名的黃河、長江及其相關水係，均可通航。嶺南地區的主要水道，亦可行船。至於運河的開鑿，春秋戰國時期就已有開鑿邗溝、鴻溝等記載。秦代修建了靈渠，溝通了長江和珠江水係。漢代又興修了不少大型的開挖運河工程。
大量的水上航運，必然要求有較高的造船技術。秦漢時期，中國的造船技術已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造船地點遍及全國。在廣州曾發現一處規模很大的造船工場遺址，木船及木船模型、陶船模型屢有出土。船體具備了槳、櫓、帆、舵、錨等設備。
秦漢多樓船。漢武帝平定嶺南所遣將領中就有樓船將軍。東漢時，馬援伐交趾，所將大小樓船竟達2000餘艘，可見當時樓船之多。在廣東德慶漢墓出土的東漢陶船模型，該船分前、中、後三艙，前為頭艙，中為樓艙，後為舵樓。樓艙為船的主體，可能為梁柱結構。《史記·平準書》載漢武帝大修昆明池，中有樓船，竟高達10餘丈，可見漢代造船工藝之高。
商船大者在5丈以上，漕運糧食入關的船隊，在萬艘以上。而一般民用船，則規模較小，也有三艙，但沒有施樓。如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木船模型就沒有樓，但有16條槳，尾有一舵，當是一艘貨船。
除船以外，水上交通工具還有竹筏等。如《後漢書·岑彭傳》載：“公孫述遣其將任滿、田戎、程汎將數十萬乘枋箄下江關。”又同書《哀牢傳》載：“其王賢栗遣兵乘箄船南下江、漢。”這裏所說的“枋箄”、“箄船”，就是竹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