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曆史時期人們的精神風貌，總是與該時期人們的社會生活密切地聯係在一起的；不妨說，它是當時社會生活的一麵鏡子。秦漢時期處於中國封建社會的初步發展階段。這時國家統一，社會相對穩定，政治、經濟和文化各方麵都有較大的發展，因而人們的精神麵貌總的來說是趨於積極向上、生氣勃勃的。表現在社會時尚方麵，任俠、節義與名士風雅也成為這一時代的特色。
一、任俠
近年來，隨著曆史研究的逐漸深入，俠客文化作為曆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也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重視。但是，對於“俠”的含義、特點及其產生年代等問題，尚缺乏統一的認識。在我國古籍中，對“俠客”有多種稱謂，如“俠”“遊俠”“任俠”“劍士”“劍客”“刺客”等。最早提出“俠”這個概念的是戰國時的韓非子。他在《五蠹》篇中將“俠”列為“五蠹”之一，說“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明確指出“俠”的特征是以其武力觸犯法律。西漢時，司馬遷作《史記》，專為“俠”立傳，稱之為《遊俠列傳》。他說：“今遊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軛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司馬遷這裏所說的遊俠，就其“不軌於正義”這一點而言，正與韓非子所謂的“以武犯禁”相同。同時，他還指出了“遊俠”的三大特征，即講信用、願舍己而救人、施恩義於人而不自矜不圖報。另外，《史記·季布傳》中說：“季布者，楚人也。為氣任俠。”對於“任俠”，《辭源》解釋為：“抱不平，負氣仗義。”這裏也基本點明了“俠”的特征。
俠客究竟產生於何時？司馬遷在《史記·遊俠列傳》中說：“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又說：“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所以他在《遊俠列傳》中，隻記了漢興以來幾位遊俠。但是，司馬遷所界定的“匹夫之俠”或“布衣之俠”，其實隻是眾多俠客中的一類。而稱為“劍客”“私俠”“俠”“刺客”“死士”“巨子”的俠客，在先秦絕不是沒有。如《史記·刺客列傳》中所提到的曹沫、專諸、豫讓、聶政、荊軻五人的事跡，除曹沫本是魯國大將外，其他幾位均為布衣之徒。從本質上講，他們甘心冒死去行刺，在“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軛困”這方麵，正表現了他們的“俠”的精神。在刺客荊軻的周圍，我們同樣也看到了不少豪俠之士的身影。為了激勵荊軻，田光自刎而死；為使荊軻達到目的，樊於期捧出了自己的頭顱；易水邊，為荊軻送行，一群身著素衣的士人，個個目瞋發豎；這些不是“俠”士又是什麽？《淮南子·泰族訓》中說：“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刀，死不還踵。”這是墨子之徒多俠客的證明。而《漢書》的作者班固除將孟嚐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視為遊俠之首外，還將“行俠為官、亦官亦俠”的陳遵、原涉等人寫入《遊俠傳》，從而大大突破了司馬遷所說的“布衣之俠”的範圍。由此可見，任俠之風大致起於春秋而盛行於戰國。
關於漢代遊俠興盛的原因，班固說得很清楚：“及漢興，禁網疏闊，未之匡改也。是故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濞、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遊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鶩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眾庶榮其名跡，凱而慕之，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由此看來，漢代遊俠之風所以盛行，一是因為“禁網疏闊”，二是部分權貴的參與，三是社會對俠士行為的推崇。不過，這並不是說漢代最高統治者對遊俠采取了寬容政策。相反，在文、景、武三代，統治者對遊俠的誅伐是十分嚴厲的。如郭解之父因任俠尚氣，在漢文帝時被誅。郭解本人也被公孫弘“以睚眥殺人”，而被處誅滅三族。萭章等一批豪俠被京兆尹王尊所殺。漢武帝更立所謂“沉命法”，規定凡敢藏匿罪人者，判以殺頭之罪。而令人回味的是，即使在統治者這樣嚴厲的裁抑下，任俠之風仍沒有銷聲匿跡。如在漢景帝親自下詔誅滅了一批遊俠之後，遊俠反而“紛紛複出”。郭解被殺，但“自是之後，為俠者極眾，敖而無足數者”。真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看來一味地彈壓是行不通的，還必須針對“製度不立，綱紀廢弛”的現象，另做文章。
《史記·遊俠列傳》中記載了朱家、劇孟、郭解等西漢前期一批有名的“布衣之俠”的事跡。魯人朱家與漢高祖劉邦是同時代人。魯人因孔子的緣故，大都以儒家思想設教，但朱家卻以行俠而聞名。當時的豪俠或殺人犯法者無處躲藏，大都到朱家這裏向他求助。朱家總是想盡辦法解救他們，把他們隱藏起來。經他隱藏解救的豪傑數以百計，一般的人更是不可勝數。但他從不以此炫耀自己，從來不求報償，甚至害怕碰見他們。救人急難，總是先照顧到那些貧賤的人。他自己家中也並無多少餘財。他衣著破舊，每頓飯也不吃兩個葷菜。出門乘坐的也是用小牛犢拉的車子，卻到處奔走救人急難，比幹自己的事還用心。當時楚人季布也是一位尚氣任俠的豪傑，在當地很有名。楚漢相爭時，項羽讓他帶兵，他曾多次窘困劉邦。後來項羽敗亡，劉邦當了皇帝，下令懸賞千金捉拿季布，如有敢隱藏季布的，誅滅三族。於是有人把季布送到了朱家那裏。朱家不僅不退避，反而對他悉心照顧，並去洛陽向汝陰侯滕公求助。在朱家、滕公的幫助下，季布得到了皇上的赦免，並被任命為宮廷侍衛。季布因此出了名。但等到季布官居權要、名顯位尊之後，朱家卻終生不再去見他。這就是朱家的為人。
劇孟是洛陽人。當時洛陽人大都以經商射利為能，而劇孟卻以行俠顯名於諸侯。漢景帝時，發生了吳楚七國之亂，震驚朝野。條侯周亞夫時任太尉，被派去平定叛亂。周亞夫乘坐驛舍所備的快車到洛陽，見到了劇孟，高興地說：“吳楚諸王發起這麽大的行動而不求劇孟參與，我知道他們成不了氣候的原因了。”以周亞夫身居太尉之尊，而如此看重一個布衣之俠，由此也可以看出劇孟當時的聲望與能量。劇孟的為人行事大體上像朱家，但喜歡下棋之類的博弈活動。劇孟的母親死時，四方遠近前來送葬的竟至車馬千乘，冠蓋盈門。但到劇孟死時，其家中所剩的財產卻不足十金。
郭解是軹縣（今河南濟源軹城鎮）人，字翁伯。郭解的父親曾因行俠而在漢文帝時被處死。郭解身材短小，精明強悍，卻不善飲酒。年輕時，他內心陰狠，稍有不快便動武殺人，常義氣用事，為朋友兩肋插刀，什麽犯法的事都幹過。年長後，他一改惡習，對自己嚴加約束，常以德報怨，施恩於人而不圖報，救人性命而不炫耀。但有時仍難以自控，對仇人怒目而視，那些仰慕他的少年常暗中替他報仇，而不讓他知道。一次，郭解的外甥依仗其舅父的聲勢，硬逼人喝酒，結果對方一怒之下抽刀刺死了他便逃跑了。郭解的姐姐很生氣，一怒之下，把她兒子的屍體拋在大路上不下葬，想以此來羞辱郭解。郭解暗中找到了凶手，非但沒有報複，反而說是自己的外甥無理，並釋放了他。同時收屍葬了其外甥。此事傳開後，更多的人敬慕他。郭解平時出入，不管走到哪裏，人們都躲避著他。但有一個人膽子大，碰見郭解總是用傲慢的眼光看著他。郭解手下的人以為此人大不敬，便想殺掉那人。郭解卻說：“居於鄉裏而不被鄉人尊敬，隻能怪我自己不修德行啊。他何罪之有？”後來，郭解還幫那人免除了差役。漢武帝時，為了打擊地方豪強勢力，曾下令把家庭財產在300萬以上的豪富遷徙到茂陵（今陝西興平東北）去，以便於控製。郭解當時的家產不足300萬，不應被遷。但因為他一向有豪俠的名聲，被官府列入遷徙之列。大將軍衛青得知後，為郭解辯解說：“郭解家裏並不富足，不夠遷徙資格。”漢武帝聽了這話，說：“一個普通老百姓，竟能使一個大將軍替他說話，這說明他家裏不窮。”郭解於是隻得遷徙了。遷徙之時，單是同郭解往來的人為他送行而出的錢就達1000多萬。後來，因為其家人及門客殺人，被判以“大逆無道”，全家被誅，但郭解“權行州域，力折公侯”的事跡卻至今仍存於史書之中。
與司馬遷不同，班固的《漢書·遊俠傳》除照錄《史記·遊俠列傳》中的幾位和萭章之外，還記載了行俠為官或亦官亦俠之人，如陳遵、原涉等。其實陳遵的為官行俠，主要是好結交，好飲酒，行為不加約束，有點類似於魏晉時代的一些名士。用司馬遷對俠的理解，“為官亦俠、亦官亦俠”較有代表性的是原涉。原涉字巨先，他父親在漢哀帝時為南陽郡太守。當時大郡官守俸祿為二千石，死在任上，賦斂送葬所得在千萬以上。當時又很少有人在父母死後服三年喪的。原涉父親死時，他卻一概不收當地人們送的財物，並且在他父親的墳上結廬守喪三年。他因此得以揚名京師。後來大司馬史丹舉薦他為穀口縣令，他才二十幾歲。穀口這個地方本來盜賊較多，原涉來做縣令後，為非作歹的人卻偃旗息鼓了。在此之前，原涉的叔父被茂陵一個姓秦的人所殺，原涉到穀口上任半年，為了報仇，竟辭去了官職。穀口一位豪傑因為殺秦氏，躲藏了一年多，遇到大赦才出來。當時郡國豪傑以及長安、五陵的俠義之人都很敬慕此人，原涉也同他傾心相待，並以與這些俠士交結而感到快樂。原涉為人也專以賑濟貧窮、赴人之急為務。有一次，朋友請原涉飲酒。有人告訴他說有位客人的母親病了，避在裏宅不能來赴宴，原涉就前去問候，卻聽到裏麵有哭聲。原涉進門施行憑吊，問喪事辦得如何，才知此人家中一無所有。原涉回到朋友家，要求撤去酒席，在賓客們的幫助下，替人置辦了一切下葬所需的物件送去，並替人家辦理了喪事。原涉後來又幾度任官，幾次被免。原涉生性有點像郭解，外表溫和而內陰好殺。他要恨誰，一瞪眼這人就活不成。最後他終因殺人而被捕，處斬。
自東漢以後，正史中不再為俠客立傳，所以也就無事跡可述。但不少人物的傳記中都提到他們是好俠尚氣的，可見任俠之風並未消失。如《後漢書·段熲傳》載其“少便習弓馬，尚遊俠，輕財賄”。董卓“以健俠知名”（《後漢書·董卓傳》）。袁紹“好遊俠”（《後漢書》及《三國誌》注引《英雄記》）。袁術“以俠氣聞”（《後漢書·何進傳》）。張邈“以俠聞”（《後漢書·呂布傳》）。甘寧“少有氣力，好遊俠。招合輕薄少年為之渠帥。群聚相隨，挾持弓弩，負毦帶鈴。民聞鈴聲，即知是寧”。淩統“輕俠有膽氣”（《後漢書·淩統傳》）。魯肅也曾為俠客所擁戴，“攜老弱將輕俠少年百餘人到居就瑜”（《後漢書·魯肅傳》）。許褚也曾招聚俠客“從（許）褚俠客，皆以為虎士”（《三國誌·魏書·許褚傳》）。這是東漢末年俠客眾多的明證。這裏還不包括那些名不見經傳的布衣之俠。
大體而言，漢人所說的遊俠，都不是以武功劍術而聞名天下的。在《史記》和《漢書》所記載的俠士中，隻有劇孟是喜好劍術的。這些人之所以被稱為俠，主要是其任俠的精神。他們無視官府、無視法禁，而敢於自掌正義、自執禮法，並往往為之不惜身家性命。盡管他們的本意並不是一定要與官府作對，更不是要推翻封建政府，但是，由於他們以俠義為重，所以當封建的法律有礙於其行俠時，他們往往會毫不猶豫地衝決它。另一方麵，他們又可以與權貴們結交，甚至親自為官。所以說，遊俠最突出的人格特色便是優遊行事，不拘滯，不俯仰，不屈辱。他們就是以這種人格的力量博得了人們的好感和仰慕。當然，在遊俠之中，也有一些人以行俠為名而發泄私憤，“以睚眥殺人”，侵淩孤弱，越人財貨。流品至此，與其說是遊俠，不如說是強梁或盜賊了。魚龍混雜，善惡並存。因此，對於遊俠，人們有不同的看法。如司馬遷雖認為遊俠“時扞當時之文網”，觸法犯禁，但“其私義廉絜退讓，有足稱者”，基本是稱頌的態度。而班固卻不然，他認為：“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罪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資，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在他看來，這些遊俠雖有值得肯定之處，但到底是罪不容誅。這兩種意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後人對於遊俠，也可自評說，但有一點是不容否認的，即俠客文化的持久魅力甚至到今天仍有人津津樂道。
二、節義
在談到秦漢時期人們的精神風貌時，有一點是不能被忽略的，這就是當時人們講氣節、重信義的精神。所謂氣節，是指堅持自己的信仰，不屈服，不動搖；所謂信義，是指講信用、有道德，堅持正義。這種講氣節、重信義的精神，表現在人格理想上，便是孔子所說的“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誌”的“誌”，便是孟子所說的“富貴不能**，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氣概；表現在社會責任上，便是我們常說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講究節義，是我國人民的優秀文化傳統。
在秦漢以前，在中國曆史上不乏講究節義之人，如商代的箕子、比幹，西周時的微子，春秋時的史官南史與董狐，戰國時代詩人屈原等。但是，在中國曆史上首次以群體人格的形式，自覺地踐行節義、追求儒家所稱道的大丈夫的理想人格的，則是秦漢時期，尤其是東漢時代的士人。宋代理學家程頤說：“後漢知名節，成於風俗，未必自得也，然一變可以至道。”[27]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顧炎武也說：“依仁蹈義，舍命不渝”，“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尚於東京者”[28]。這些，都是對東漢士人氣節的讚譽。而《後漢書》的作者範曄是這樣論述東漢士人的人格理想的：“夫稱仁人者，其道弘矣！立言踐行，豈徒殉名安己而已哉，將以定去就之節，正天下之風，使生以理全，死與義合也。夫專為義則傷生，專為生則騫義，專為物則害智，專為己則損仁。若義重於生，舍生可也；生重於義，全生可也。上以殘暗失君道，下為篤固盡臣節，臣節盡而死之，則為殺身以成仁，去之不為求生以害仁也！”[29]這是歌頌與社會邪惡勢力作殊死鬥爭的東漢士人的人格氣概的話，實際也是對秦漢時代人們重視節義這一精神的有力說明。
在古代的史籍中，留下了大量的秦漢時代人們講氣節、重信義的事跡。在《史記·田儋列傳》中，司馬遷就講述了一個講求節義的感人的故事。在楚漢戰爭中稱齊王的田橫，當楚漢戰爭結束後，麵對漢高祖劉邦派去招撫的使者，不肯臣服而自盡。其留守海島的五百壯士，不受漢使招撫，也全部壯烈自盡。對於他們這種行為的是與非，人們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他們的這種精神，卻不能不令人敬佩！
兩漢時期，重名節成風，而重名節之人也比比皆是。其中富有民族氣節的典型如蘇武，天漢元年（前100年）出使匈奴，不畏匈奴逼降，在寒冷荒涼的北海（今貝加爾湖）“持漢節牧羊”，連匈奴統治者也“壯其節，朝夕遣人候伺”[30]。19年後才歸漢。又如張騫出使西域，在外十餘載，多次為匈奴所扣留，但絕不投降，終於設法逃回，不辱使命。不戀官位、注重名節的典型，如嚴光（字子陵）曾與劉秀同學，劉秀稱帝後，“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今浙江桐廬南），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焉”[31]。又如不貪錢財、注重名節的典型，如楊震任東萊太守時道經屬縣昌邑，縣令王邑“夜懷王金以遣震”，說：“暮夜無知者。”楊震駁斥說：“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又，楊震子常蔬食步行，其故舊長者或乏為其產業，震不肯，說：“使後世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32]至於為保持名節、視死如歸的，更是大有人在。
東漢後期，君主昏庸，宦官專政，官場十分混濁。但是，正是在這樣一個政治十分黑暗腐敗的背景下，在這樣一個“風雨如晦”的時代，卻湧現出了一大批敢於以自身的德操來對抗社會邪惡勢力，以自鑒自勵、不降誌辱身為原則的東漢士人。據《後漢書·黨錮列傳》記載：“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廚’，猶古之‘八元’、‘八凱’也。竇武、劉淑、陳蕃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翌、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宋慈、巴肅、夏馥、範滂、尹勳、蔡衍、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劍、岑至、劉表、陳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為‘八廚’。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文中提到的這些人物，都是當時的名士。麵對黑暗的社會現實，他們能夠堅持士節，與腐朽勢力相抗衡，以匡正社會上存在著的不良風俗，代表了社會上正直善良、追求光明的人們的願望。而從社會政治的角度看，他們的反宦官行動，則是東漢統治階級中一部分人較為清醒的改良自救運動。範文瀾先生說：“這一類名士，是統治階級中耿直派，也是抱有正義感，對人民有同情心的人。他們人數不多，在士人中卻起著倡導作用。”[33]《後漢書·陳蕃傳》記陳蕃對薛勤所說的話：“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範滂“慨然有澄清天下之誌”[34]，李膺“欲以天下名教是非為己任”[35]。這些士人們的言行，足以代表當時社會崇尚節義之風。
範滂是東漢士人中頗具代表性的人物。他不曾任高官，卻有澄清天下之誌。他任清詔使，剛入州境，髒汙的守令便望風而去。他任三府掾屬，劾奏刺史、二千石權豪之黨20餘人。他任郡功曹，舉薦的是身有異節、隱於幽隨之人；為鄉黨所不齒者，雖是親屬，且有權貴推薦，也不召用。在統治者的榜掠、死刑麵前，他挺身而出，絕不累及他人。能在邪惡麵前不低頭、堅持士節的人，在當時大有人在。如杜密、魏朗在獄中自盡，持“死與義合”的信條而不向宦官屈服；眾多的士人，在掩護張儉的過程中，“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36]，等等。這裏有必要指出，東漢士人的這種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氣節，其精神內涵，就是主體對社會的前途和命運抱有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而這種責任感和使命感，又是由主體的需要及其與現存世界的聯係而產生的。使命感與責任感不能僅僅理解為生理上或心理上的感情，更主要的是，它們是有力地推動人們幹預社會現實生活的驅動力，是崇高的理想在主體意識中的基石。在一定的社會環境下，這種使命感與責任感就會爆發出來，成為一股巨大的社會力量。因此，對於秦漢時期人們講氣節、重信義的風尚，尤其是對於東漢士人們的氣節，不僅應看到其感人的言行，更應該理解其內在的精神實質。
三、名士風雅
與西漢時期相比，東漢時的評品之風有了很大擴展。在當時，有許多士人加入了人物評品的行列，他們或以其獨特的見解裁量人物，或主動邀名士評論。往往名士的一席談話，能夠改變一個人的前程，或使人聲名鵲起，或使人名聲掃地。甚至有人感歎說：“寧為刑罰所加，亦不為名士所短。”但也有一些名士的評論能使人改過從善，起到獎勵、提拔作用。在東漢廣為流行的評品之風中，郭太和許劭是兩位極有代表性的人物。
郭太，字林宗，太原郡界休縣人。家裏世代貧困。早年喪父，母親想讓他在本縣官府當差，他說：“大丈夫怎能甘居如此低微的差役職位呢？”於是拒絕了。後來，他跟隨成皋人屈伯彥學習，用3年時間完成了學業，通曉古代典籍，並善於高談闊論，愛好音律。他來到都城洛陽，得到當時河南尹李膺的賞識。李膺是當世名士，郭太受到李膺的器重，從此聲名鵲起。後來他回歸故鄉時，士大夫和眾儒生為他送行到黃河岸邊，送行的車輛多達數千。而郭太單獨與李膺同船共渡，送行人遠遠望去，還以為是神仙下凡。他曾多次得到官府的征召與舉薦，但都婉言謝絕。他說：“我夜晚觀測天象，白天考察社會，料到當今朝廷已被上天所廢棄，無法再支持下去了。”
郭太一生未在官府擔任什麽職務，他主要的活動，便是周遊郡國，結交人物，並從事教學活動。他生性能識別人才，樂於褒獎教誨士人，因而十分受人仰慕。一次他遊經陳、梁之間，途中遇雨，他就將頭巾折起一角遮雨，從那以後人們就故意將頭巾折起一角使用，並稱之為“林宗巾”。可見當時人對他的敬慕達到了何種地步。有人曾問範滂說：“郭林宗是怎樣的人？”範滂說：“他退隱但不離開自己的親人，保持貞潔但不與世俗隔絕，天子不得以他做臣下，諸侯也無法與他交朋友，除此之外我不知道他還有什麽其他品格。”後來他母親逝世，他以至孝被人稱頌。郭太雖然善於辨別、評述人的流品，但是從不危言聳聽，所以雖然宦官專權也不能對他有所傷害。到黨錮之禍興起，許多名士為宦官所害，而郭太卻能幸免於難。
郭太作為當時的一代名士，受到世人的極力推崇。而經他評論的人物，也多有與其評論吻合的，說明其確有過人的見識。如經郭太評論的左原，是陳留郡人。在郡學校做學生時，左原便因觸犯法律而受到斥逐。郭太曾在路上與他相遇，擺設酒菜對他加以勸慰，說道：“從前顏涿聚是梁甫山的大強盜，段幹木是晉國的大商人，最終一個成為齊國的忠臣，一個成為魏國的著名賢者。蘧瑗、顏回尚且不能沒有過錯，況且是其他人呢？千萬不要懷恨在心，自思己過就是了。”左原接受了他的勸告就離去了。有人因此指責郭太不與惡人絕交。郭太答道：“不仁義的人，如果對他們過於厭惡，他們就會起而作亂。”左原後來忽然憤恨再起，勾結外人到郡學想要報複眾儒生。那日正巧郭太也在郡學，左原一見郭太，自愧有負於先前的諾言，於是作罷離去。後來此事內情暴露，眾人對郭太又感激又信服。
經郭太獎拔而成才的還有茅容。茅容字季偉，陳留郡人。40餘歲時，在田中耕作，有時與大夥在樹下避雨，別人都相對蹲坐一圈，唯獨他端坐一旁，恭敬倍至。郭太路經此處，見到茅容這般不尋常的神態很是驚奇，於是與他攀談，並因此應邀借宿茅容家中。次日天明時分，茅容殺雞備飯，郭太還以為這是為他準備的，不一會兒茅容把雞送到他母親那裏，自己用野菜與客人一起用餐。郭太見狀起身而拜，道：“閣下真是賢才啊！”於是勸茅容立誌於學會，最終使他成為一名有賢德的人。
另有一人叫黃允，字子艾，濟陰郡人，因為才智出眾而四方知名。郭太見此人而對他說：“閣下有超人的才華，足以成為偉大人物。然而隻怕堅守道義不夠忠誠，將會有所失誤。”後來司徒袁隗想為侄女求親，見到黃允而感歎道：“能得個像黃允這樣的女婿我就心滿意足了。”黃允聽到這話就休棄了妻子夏侯氏。夏侯氏因此對婆婆說：“現在我被休棄，就要與黃家訣別了，我隻要求與親屬們有一次聚會的機會，以便表達辭別之情。”於是黃家隆重召集賓客三百多人，夏侯氏端坐中央，挽起衣袖憤憤地曆數黃允見不得人的肮髒惡事十五件，說罷登車，毅然離去，黃允因此而被當時人唾棄。
莊子曾說過，人的情欲比山河還要險惡，因為它既動靜可以觀察，又深沉難於預測。所以，深厚的人性與個人的感情、麵貌並不一致；知人善用的鑒別之事，是帝王所難以做好的。而郭太身為士人，終身不就朝廷征聘，作為一介儒生除能用當時的社會道德標準，結合自己對人物品評的經驗積累，鑒別各類人物外，作為評價的主體，他不帶任何官吏的成見，作為被評價的客體，也不必有什麽掩飾造作。正因為他這種特殊的身份，能不帶成見，在被評價者不加掩飾的情況下接受品評，加之他本人的過人學識，所以他才能屢評屢中，獎掖後進，使人改過自新，奮發有為，從而充分展示自己一代名士的風範，受到世人的敬慕。
漢末的人物品題是當時曆史上一種很有特色的社會現象。東漢末年以善於品評人物著稱的，除郭太外，還有許劭等人。許劭字子將，汝南郡平輿縣人。年輕時已有高尚的名譽與節操，喜歡品評人物，有很多人得到他的賞識。當他充任郡功曹時，太守對他十分敬重。郡府中官吏聽說許劭入府為吏，沒有不趕快改變節操、粉飾言行的。同郡人袁紹，身為公子，強橫任俠，辭去濮陽縣令官職回歸故鄉時，隨同的車騎與仆從非常多，將要進入汝南郡界的時候，袁紹就遣散賓客，說：“我的車乘衣冠章服怎可以讓許子將看見。”於是隻單獨乘一輛車回家鄉去了。許劭曾經到過潁川郡，去拜見過許多名人，唯獨不去問候陳寔。又如陳蕃為給妻子送葬而回鄉時，鄉親們都去看望他，而隻有許劭不去。有人問起其中原因，許劭說：“太丘縣長陳寔道術太廣泛，廣泛了就難以周全；陳蕃性情嚴峻，嚴峻了就難以通達。因此不去造訪他們。”從這些記載可以看出，許劭不僅年輕時就已成為名士，具有評判人的資格，而且確有與眾不同的見解，對人有獨特的審視眼光。
不過，與郭太品題人物不同，許劭的評品人物不是隨機性的，遇到誰就品評誰，而是有一定計劃性的。事實上，許劭也是以善於議論人物、論定高下而聞名於士林的。許劭曾與他的堂兄許靖一起，每個月總要更換他們對人物高下的評語，因此汝南俗語有所謂“月旦評”一說。他們所品題的主要內容，包括人物的品德、性情、才能、識度等方麵。據說，曹操地位低下時，常常說些恭敬謙虛的話，送上豐厚的禮品，來請求許劭為他的人品作鑒定。許劭鄙視此人而不肯答應他，曹操就窺測可乘之機對他加以威脅，許劭不得已，評定他的人品說：“君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曹操得此結論十分高興而離去。
東漢士人之所以如此重視名士的品評，不僅與當時的選舉製度有關，也與當時社會上注重名節的風氣不無關係。那些被社會上公認為具有名節的士人，往往享有很高的社會威望，他們的議論，能成為一股強大的社會輿論。他們的褒貶不僅影響到某個人的政治前途，還會影響到朝廷。從某種意義上說，魏晉時期的社會清談風氣，實是漢末人物品題的繼續。
注釋
[1] 《史記·秦始皇本紀》。
[2] 《通典·職官八》。
[3] 《太平禦覽》卷六十九引摯虞《決疑·要注》。
[4] 《續漢書·輿服誌》注引《異物誌》。
[5] 《漢書·地理誌》。
[6] 《後漢書·東夷列傳》。
[7] 《急就篇》顏師古注。
[8] 《漢書·食貨誌》。
[9] 《後漢書·董卓傳》。
[10] 《史記·秦始皇本紀》。
[11] 《漢書·賈山傳》。
[12] 《史記·平準書》。
[13] 《後漢書·循吏傳》。
[14] 《漢書·惠帝紀》。
[15] 《漢書·王吉傳》。
[16] 《大戴禮記·本命》。
[17] 《漢書·文帝紀》。
[18] 《後漢書·順帝本紀》。
[19] 《漢書·霍光傳》顏師古注引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向內，故曰題湊。”
[20] 《史記·秦始皇本紀》。
[21] 《漢書·貢禹傳》。
[22] 《晉書·索靖傳》。
[23] 《周禮·春官·塚人》鄭注引《漢律》。
[24] 《後漢書·章八王傳》。
[25] 《後漢書·禮儀誌》。
[26] 《荊楚歲時記》。
[27] 《二程遺書》卷一。
[28] 《日知錄》卷十三《兩漢風俗》。
[29] 《後漢書·李杜列傳》。
[30] 《漢書·李廣蘇建傳》。
[31] 《後漢書·逸民列傳》。
[32] 《後漢書·楊震傳》。
[33] 範文瀾：《中國通史》第2編，18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4] 《後漢書·黨錮列傳》。
[35] 《世說新語·德行》。
[36] 《後漢書·黨錮列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