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死後，“民主無害”的思想在樂觀主義者中間再度興起。曾被袁世凱深惡痛絕的國會得到重建，但結果證明，不管袁世凱在其他事情上犯有多大的過錯，但他對議會民主製作出的判斷並沒有錯到哪裏去。
中國第一屆國會召開時，可以明顯看出其與中國政治發展的現狀不匹配。1912年，人們斷言稱，中國人迫切希望通過國民議會來展現其自治能力。然而，民國二年，也就是1913年，一位視角敏銳的法國神父用寥寥幾句對中國的政治狀況進行了準確的概括：“北京國會陷入一片混亂……處處充斥著暗殺和陰謀。”
事實上，議會民主製在接下來的兩年兩度陷入巨大的危機，其中一次是袁世凱恢複帝製但沒有得逞的陰謀。我們現在所見證的是另一次危機，即1917年，張勳再次想讓清王朝重新複蘇。兩次嚐試都歸於失敗，議會製在中國的實踐持續到1924年底（也就是民國13年）便宣告結束，至少在未來的許多年裏，這都被認為是一段不光彩的曆史。我在前麵提到過，國會直到1934年都未得到重啟。無論是清政府還是民國政府，都與共和政體沒有太大的關係。
前麵提到的那位法國神父，並不是袁世凱的追隨者，相反，他對袁世凱恢複帝製的野心進行了譴責。不過，他認為，當時中國雖然有能力建立議會製度，但袁世凱繼續實行專製獨裁似乎對國家更為有利。他說道：“袁世凱曾讓國家免遭國會的束縛，由此可見他能夠讓中國免遭毀滅。”
袁世凱統治時期過後，雖然私下中國人經常會討論共和政體是失敗的，但很少有人敢公開這樣說。許多人意識到，導致共和政體失敗的最大障礙之一是百分之九十的中國人沒有接受過教育，要想讓他們和知識分子一樣對政治感興趣，無疑是天方夜譚。據格雷厄姆·沃拉斯估計，在英國的任何一個郡，真正熱衷於政治的人在選民中所占的比例不超過百分之十。英國尚且如此，我們還能對中國抱有什麽指望呢？我們可以假設，能讀會寫的這部分中國人中間，有百分之十受到誘導，對政治產生興趣，但這種說法可能有些誇大其詞，受此影響的人可能遠遠達不到這個比例。實際估算，關心政治的中國人不會超過總人口的百分之一。如此說來，議會政體所掌握的政治權力幾乎不可避免地落到職業政治家手裏，而在他們中間，隻有極少數無私的愛國主義者可能會真心為國家和人民謀求福利。
導致失敗的另一大障礙是，中國深受家族製的影響，個人不得不將家族利益淩駕於國家利益之上，很難從這種製度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在封建專製製度下，或者個人在某種程度上還能這麽做，因為“忠君”是儒家倫理思想的基石。就連陳獨秀（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這樣的作家都堅稱，儒家思想與共和政治格格不入，隻要儒家思想繼續受到尊崇，就總會有人試圖恢複帝製。
盡管大多數中國人在這個問題上不敢公開表達自己的看法，但也有一些人謹慎地提出了自己的觀點，才華橫溢的作家程錫庚便在其列。他曾在英國深造過，1919年出版過一本頗具價值的政治學著作《近代中國》。他在書裏表示：“我並不喜歡滿人，也不是君主主義者。但我常常覺得，如果中國不能平穩地實現過渡，建立民主政府，那麽保留清朝皇帝，使其成為名義上的國家元首，建立君主立憲製而非共和製，對中國而言是否會更安全和容易一點？”
陳先生在對英國的君主立憲製進行一番考察後，發現這種製度並不是暴政的代名詞。遺憾的是，很多熱衷革命的中國人並沒有發現這一點，特別是那些從未走出過國門的人，或者對西方國家的認知局限於美國的人，則更是如此。這或許是因為他們缺乏學以致用的能力，也沒有機會將所學的政治理論應用到政治實踐中去。他們不知道，“共和製”和“君主製”的政體結構有許多種實現形式，他們誤以為政體革命充滿風險，這種教條主義思想使他們的政治判斷能力喪失殆盡。
1915年9月，北京一家日報社刊登了一篇文章，感歎稱民國自成立之初，已走過近四個年頭，而革命派向人民所承諾的“自由”並未予以兌現。不過，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孫中山認為，人們在君主製的統治下，享有過多的自由，應當予以削減。
這篇文章的作者寫道：“如果我們中國人，不喜歡美國人或者法國人所享有的特權，我們至少應該希望我們的生活環境能夠和英國、德國或日本相類似。”有個例子引人發笑，就是人們天真地認為，美國和法國是“共和製”，而其他國家則被稱作“君主製”，生活在“共和製”下的人民難免要比生活在“君主製”下的人民享有更多的自由。
遺憾的是，這位作者沒有看到另一位美國作者同年同月發表的文章，文中寫道：“在美國，政府由人民治理就意味著自由和公正，但事實上並非如此。民主意味著有成千上萬個主人，人人都比歐洲唯一的君主更尊貴。英國在名義上實行君主製，但美國人在倫敦會發現，那裏的地方自治和法律正義要更甚於紐約或芝加哥。”
至於中國，人民不僅享有更多的自由（這在孫中山看來未必是一件好事），而且在封建王朝製度的統治下，甚至在日漸衰敗的那段時期，政府的管理也要比日後將其替代的“共和製”政府的管理更有序。因為事實證明，在“成千上萬個主人”中，大多數人比最貪婪的君主更浪費中國人民的生命和財產。
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黎元洪不情願地被推舉為革命黨領導人。袁世凱統治時期，他不得不出任副總統一職。事實上，黎元洪的處境並不比一名政治犯好到哪裏去，因為對袁世凱來說，如果不對黎元洪嚴加看管，他很可能會加入倒袁的陣營中去。隻要袁世凱死了，黎元洪就能自動取代他的位置，成為總統。然而，黎元洪才幹平平，完全無法擔起治國理政的大任。和許多普通的中國人一樣，他對西方的議會民主製缺乏基本的理論知識和熱情，也不具備幹大事的動力。
對於各種密謀反對他以及相互爭鬥的政治和軍事集團，黎元洪缺乏撥亂反正的能力，無法去應對這種混亂的局麵。
其間，人們的目光從相對平靜的北京轉移到徐州，張勳將軍統率其軍隊占領這個戰略要地，並控製著那裏的津浦鐵路線，在北方的文武官員中擁有很高的威望。袁世凱死後，張勳終於不用效忠他，隻需繼續效忠清廷。朝廷的力量也因此變得更為強大。張勳毫不保留地向外界表達了對於穩定動**局勢的一些見解。他始終拒絕剪掉辮子，也因為這個原因被人們稱作“辮帥”。他不僅保留了這個特征，以此來證明對清政府的忠誠，而且還要求自己的士兵也保留辮子。張勳的軍隊也因此被稱作“辮子軍”，不過大家似乎並不在意這個稱呼。
1916年底至1917年初，張勳召開了一係列秘密會議，出席會議的除了張勳的友人和支持者，還有一些來自華北和華中地區的半獨立的領導人，有些人則派代表來參加會議。會議內容外人無從得知，中國報界也隻能靠猜測。然而，毫無疑問，這些參會者達成共識，並對張勳做出承諾，隻要他發起複辟清王朝的運動，就將得到他們的支持與配合。
黎元洪顯然猜到了張勳的政治傾向，估計到了這位“辮帥”的軍隊如果控製了北京城，接下來會采取什麽樣的行動。盡管如此，徐州會議結束後，黎元洪還是邀請張勳出訪北京，以此來調解各派政治勢力間的關係。
這些政治勢力就包括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他在廣東建立了反對政府。黎元洪不得不麵臨的最大問題是，中國是否加入協約國，並對德宣戰。孫中山和其領導的國民黨強烈反對中國參戰，盡管隨後他們對戰勝國將獲得的好處表現出強烈的渴望之情。但在當時中國的政治分歧不僅僅局限於南北之間的對立，北方勢力和中部地區的政治勢力似乎也難以共存。被袁世凱解散的國會在黎元洪的主持下得以重新組建，但由於缺乏經驗，北京國會常常處於失控的狀態，黎元洪不得不請求推行專製的張勳將軍來控製局麵。
張勳最大的失誤就是，他對自己的軍隊實力過分自信，也過於相信那些在徐州公開或秘密給予他支持的各路首領。張勳將自己的精銳兵力留在徐州駐守，隻帶了戰鬥力較弱的軍隊前往北京，所以完全無法掌控整個局麵。
1917年6月，張勳以“調解人”的身份進入北京，並要求解散毫無用處的國會。黎元洪手無實權，且優柔寡斷，他不得不聽從張勳的建議，發布了解散國會的命令。包括康有為在內的保皇派人士接到這位“辮帥”的密令後，紛紛前往北京集合。僅僅一兩周的時間，這些人壓抑已久的情緒就徹底爆發了。他們發布了恢複帝製的宣言，在前清廷外交大臣梁敦彥的協助下，由康有為起草了這份宣言。就這樣，宣統皇帝於當年7月初重掌朝廷政權。
事實上，宣統重新上位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複辟，因為他此前並沒有喪失皇位。按照“優待條件”的條款規定，在所有保皇派看來，宣統皇帝隻是出讓了政權，也就是統治權，並沒有失去地位和尊嚴。張勳及其忠於皇帝的同僚都認為，皇帝1912年所頒布的退位詔書必須予以廢除。宣統之所以頒布這份詔書宣布退位，並允許建立共和政體，也是為了順從民意，讓國家免受戰亂之禍。廢除詔書也就意味著廢除共和政體，恢複帝製。曾經有名無實的小皇帝，如今要再度成為名副其實的皇帝。
張勳及其同僚以電報的形式向全國發布了一份冗長的聲明，隨後這份聲明被壓縮並翻譯成英文刊登在《京報》上。《京報》是英文報刊，經常發表與政府不同意見的文章，其編輯是一位出生在英屬特立尼達的華人後裔，已不會聽說讀寫中文了。此人不是別人，正是陳友仁，可能外國人對尤金·陳這個名字更為熟悉。後來，他成為國民政府的高級官員。1927年，陳友仁曾代表中方與英國政府就漢口租界問題進行談判。1933年底，他被新成立的福建人民政府任命為“外交部長”。1934年1月，該政府垮台，陳友仁退居香港。以下引用了聲明的其中一段：
自辛亥武昌兵變，創改共和，綱紀隳頹，老成絕跡，暴民橫恣，宵小把持。獎盜魁為偉人，祀死囚為烈士。議會倚亂民為後盾，閣員恃私黨為護符。以濫借外債為理財，以剝削民脂為裕課，以壓抑善良為自治，以摧折耆宿為開通。或廣布謠言而號為輿論，或密行輸款而讬為外交。無非恃賣國為謀國之工，借立法為舞法之具。馴致昌言廢孔……名為國民，而不知有民，稱為民國，而不知有國。至今日民窮財盡，而國本亦不免動搖。莫非國體不良，遂至此極……推原禍始實以共和為之厲階……以視君主世及，猶得享數年或數十年之幸福者，相距何啻天淵……默察時勢人情，與其襲共和之虛名，取滅亡之實禍，何如摒除黨見，改建一鞏固帝國……皇上衝齡典學，遵時養晦，國內迭經大難，而深宮匕鬯無驚，近且聖學日昭，德音四被，可知天佑清祚，特界我皇上以非常睿智，庶應運而施其撥亂反正之功……勳等枕戈勵誌六載於茲……謹於本日合詞奏請皇上複辟，以植國本，而固人心。
北京的民眾對恢複舊製度持支持的態度。北方地區對民國的態度從來就沒有流露出半點熱情，這些地區幾個世紀以來都處在清政府的統治之下，所以民眾都對朝廷保持著忠誠。發生在1917年7月的那場激動人心的複辟事件我沒有親眼見證。我的好友愛理鶚爵士有幸目睹了這個過程，他當時任香港大學副校長，並將赴任英國駐東京公使。複辟當天，愛理鶚爵士正巧在北京暫居。他在給我的書信中描述了那天早晨的場景，當他醒來時，吃驚地發現整個北京城掛滿了龍旗。
順從的北京市民和來自其他地方的中國人常常會保留各種各樣的旗幟，以便隨時應付當地軍方或警署，不管這些不受歡迎的闖入者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他們都會按要求拿出旗幟掛上，以免被找麻煩。不過，這次從他們的表現來看，這些市民確實普遍支持恢複舊製。愛理鶚爵士根據自己的所見所聞得出這樣的結論，盡管他並不情願這樣說。
然而，複辟能否成功，北京市民完全做不了主。共和派有一個力挽狂瀾的人物，此人就是段祺瑞，他的大本營在天津，在總司令部擁有一支人數最多、裝備最齊的軍隊，在這一地區無人能及。1917年7月3日，張勳發布的電報被以英文的形式在報刊上發表時，在位於北京和天津之間的馬廠地區發生了一場戰鬥，這場戰鬥直接決定了複辟的成敗。
此前，中國人在戰場上從未使用過轟炸機，而這位“再造共和元勳”所統率的軍隊就配有這樣的裝備。當轟炸機——馬廠戰役爆發幾天後——出乎意料地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並向紫禁城的建築物投下一兩顆炸彈時，張勳便知道，他的計劃注定會失敗。剛上任不久的總督兼議政大臣張勳在這場戰鬥中戰敗，不得不逃往荷蘭使館尋求庇護。他與同樣逃到那裏的梁敦彥會和，而康有為則在美國使館得到庇護。宣統皇帝登基不到兩個星期，便再度退位，隱居起來。那些飄**在大街小巷的龍旗被“小心翼翼地收了起來，以便‘天子’再度歸來時，它們再重見天日”。
張勳膽識過人，而且忠於朝廷，但他也有自己的野心。作為將領，張勳高估了自己的軍事實力，而作為政客，他又高估了自己的政治才能。張勳荒謬地認為，他能夠憑借一己之力成就一番大事業，他想獨占複辟果實，他的所作所為表現得太過明顯，那些同僚不難看出，他們不可能從張勳那裏得到什麽好處，不管是巡撫或高級將領之類的職位還是其他高官頭銜。
張勳在關鍵時刻總是自作主張，這令包括段祺瑞在內的其他人感到憤怒不已。正如濮蘭德先生所言：“毫無疑問，在徐州召開的幾次會議上，包括段祺瑞在內的督軍們談論過恢複帝製並實行君主立憲製的問題，並達成了共識。然而，1917年7月，張勳采取複辟行動時，卻沒有得到同僚的支持，這些人並不是支持共和製，而是對野心勃勃、有勇無謀且缺乏政治才能的張勳抱有懷疑的態度。他想竊取大家的革命果實。”
這裏需要提到的是，張作霖也支持這次的複辟行動。朝廷封張作霖為東三省總督，他對此還提交了感謝皇恩的感謝信。
盡管這次的複辟行動常常被稱作“仲夏的鬧劇”，但人們有理由相信，這次行動幾乎就要取得成功，不完全算是一場毫無理智的行動。複辟之所以失敗，不是因為缺乏支持者，而是因為一些參與複辟的人自私自利，野心勃勃，而且彼此間相互猜忌，而張勳作為領導者又缺乏相應的領導才能。
我們不能把這次複辟稱作“近乎鬧劇般的惡作劇”，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1923年9月18日，在《華北正報》刊登的一篇社論中，作者所發表的涉及複辟的觀點更為嚴謹準確。摘錄如下：
張勳發起複辟運動之初，許多傑出的領導者曾經給出過確切的承諾，會支持他的行動計劃。但是，到了關鍵時刻，他幾乎是在孤軍奮戰，雖然竭盡所能，依然無法挽回局勢。當我們回顧過去這12年的曆史，就會發現一個亙古不變的事實。隻要一個人希望且有能力成就一番大事業，那麽他那些所謂的朋友就會不光彩地拋棄他。顯然，沒人願意毫不保留地把自己搭進去，沒人敢去承擔這個風險。隻要發生這種背叛的事，那麽中國就毫無希望。即便再強大的人物，也不可能僅憑一己之力去完成每一件事情，他必須得到其他人的支持和幫助。如果缺乏他人的支持與合作，那麽他就不可能獲得成功。
盡管我們不能把發生在1917年7月的這場複辟稱作“仲夏的鬧劇”或者“近乎鬧劇般的惡作劇”，但有位中國劇作家卻從這次事件中獲得靈感，創作了一部名叫《複辟潮》的半嚴肅半詼諧的戲劇，作者和出版社名字皆不詳，劇本也沒有標注出版日期。這部劇本可能僅供內部傳閱，北京的書店從未出售過，也沒有人將這部戲演出來。1921年，宣統皇帝曾經送給我一部劇本，他覺得這部劇本很有趣，也不覺得書裏有什麽不妥的地方。宣統是劇裏的主人公之一，劇作者巧妙地對他表達了敬意，宣統本人對此也沒什麽意見。至於張勳這個角色，劇作者也持寬宏大量的態度，而且他似乎很同情忠於朝廷的那些人。至於那些假意追隨張勳和皇帝的支持者，他們隻是為了獲得豐厚的利益，而這種如意算盤落空後，他們便將張勳拋棄，劇作者對此表達了強烈的譴責和鄙視。從整個劇本來看，作者顯然很熟悉宮廷禮儀規則。戲劇的結尾頗為悲情，描述了張勳在逃往荷蘭公館前，最後一次與年輕的皇帝會麵的場景。
段祺瑞之所以會反對複辟，不是因為他支持共和製，而是因為心存嫉妒，不信任張勳，他並沒有利用複辟的機會去貶低朝廷或廢除“優待條件”。在當時，占統治地位的政治家和北洋軍閥都迫切希望能建立持久存在的民國，也希望皇帝能徹底退出中國的政治舞台。毫無疑問，民國政府完全可以利用這次複辟的機會廢除或大幅度修改“優待條件”。無論是“共和救星”段祺瑞還是接替黎元洪成為新總統的馮國璋，都沒有采取這樣的做法。總統宣布：“深居宮禁，莫可如何。”並無責怪朝廷之意。民國政府和朝廷再度恢複此前建立的相互尊重的關係，皇帝繼續留在徐徐垂暮的紫禁城的皇位上。
然而，南方激進派對張勳企圖顛覆共和政體的做法就表現得不那麽淡定了。從1917年起，他們不斷要求民國政府處罰那些“叛國者”，廢除“優待條件”，剝奪皇帝的身份，將他貶為庶民。不過，盡管他們公開反對北方政府，但北京政府對這些懲罰要求並沒有當回事，這也不足為奇。
1917年7月，國民黨和其他中國激進派多次指責宣統皇帝，還以所謂的“叛國罪”為由要求對他處以極刑，這顯然是完全錯誤的。當時，宣統皇帝尚未成年，僅11歲零5個月，說他領導或參與了複辟陰謀可謂是無稽之談。盡管如此，那些左翼革命派從未停止以此來指責皇帝。毫無疑問，他們這麽做的目的主要是為1924年采取單邊行動的幾個不負責任的將領和政客做辯護。
年少的宣統皇帝對複辟事件持什麽樣的態度，從下麵這個故事中可以略知一二。故事的真實性尚且不說，但至少被收錄在奇聞軼事書刊中，常常成為北京人茶餘飯後津津樂道的談資。
複辟前夕，張勳曾前往宮中秘密覲見宣統帝。張勳叩見完皇帝後，說明了自己的複辟計劃。宣統帝搖搖頭，表示不同意。張勳問道：“聖上可否告知奴才緣由？”皇帝說：“吾師陳寶琛每日叫朕習讀四書五經，忙於功課，怎會有時間去思慮其他事情呢？”張勳繼續道：“聖上，您若是重登大寶，便要處理重要國事，無須再讀書了。”宣統帝聽完此言，立刻喜形於色，問：“此言可是真的？朕若重登大寶，便可不用習讀任何功課了？”張勳答道：“馬背上的天子多有耳聞，但讀書的天子倒從未曾聽說。”“既然如此，”宣統帝歡呼道，“朕依你便是，一切聽你的安排好了。”
故事的作者言辭尖酸刻薄地表達了對張勳的不滿：“張勳毫無忠誠可言，他為了獲得自己的榮耀和利益，竟然去欺騙一個孩子。”
段祺瑞和其他北方領導者既沒有借此機會廢除“優待條件”，也沒有對張勳及其同盟者采取任何懲罰措施。盡管在政治鬥爭或戰爭中要懲罰失敗方的話，通常第一步就是要沒收財產，但張勳的財產也沒有被沒收。正如我們看到的，不久以後張勳便被釋放，並從政界退隱，頤養天年。許多身居高位的朋友都力勸他回歸政界，但終歸沒有成功。
這裏有一個說法，段祺瑞的一些擁護共和政體的朋友問他為什麽對張勳如此寬容，他回道：“張勳是我的老朋友了，我怎麽能加害於他？”這或許就是中國人所崇尚的中庸之道吧。中國的政界名人都講究謹言慎行。正如培根所說：“在對待朋友時，要考慮到有朝一日他可能成為一個敵人；在對待敵人時，應該想到有朝一日他可能變成一個朋友。”
不過，這裏需要補充說明一下，民國之所以從寬處理保皇派，還有一種普遍被接受的說法，也就是張勳手裏掌握著一份重要文件，內含密謀參與複辟計劃的許多將領和政要的相關信息，他揚言如果敢對他和同僚以及皇帝及其清廷采取什麽嚴厲措施，他就將這份文件公諸於眾。1924年5月6日，《北京導報》對這種說法進行了報道：
“今日，中國報界發表文章稱，這份關於張勳1917年複辟行動的重要文件已被送往巴黎。據說，這份資料涉及徐州會議的決議案和來自有影響力的人物支持複辟的電報，至少牽扯到82個重要人物。”
“這篇文章記述了張勳轉交這些文件後的保護過程。他逃往荷蘭公館避難時，將這些文件交給了一位王姓人士，那人當時藏身一家法國醫院之中。此後，這些文件在法國公館又被許多不同的人先後保管，最終被送往巴黎。但是，至今似乎沒人能驗證這個說法的真實性。”
至於張勳本人，有許多文章對這位傑出人物的發展曆史和個人性格進行了歪曲的描述。許多人認為並表示稱，張勳早年是馬夫出身。義和團運動以後，老佛爺逃往西安避難期間，由於張勳舉止儒雅，體格出眾，深受老佛爺的欣賞，從此地位扶搖直上，飛黃騰達，很快便晉升為高級將領。
1917年複辟事件發生後，又過了幾年，我與張勳及其關係最密切的幾位朋友漸漸熟悉起來，從他們那裏獲得一些關於其複雜經曆的關鍵事實。此後，在張勳人生的最後幾年裏，也就是在1919年至1923年期間，他利用業餘時間將自己的一生寫成簡短的回憶錄，在他去世後不久，他的家人送給我一本書稿。據我所知，這本書至今未出版，也沒有英譯版，鑒於有些曆史學家或民眾可能會對其內容感興趣，我進行了翻譯，並在下一章呈現給讀者，除對其後人的介紹有所刪減，保留了大部分內容。
在有些作家或藝術家朋友那裏，張勳自稱“鬆壽老人”，意為“如鬆樹般長壽的老者”。鬆樹四季常青，具有堅強剛毅的品質，在中國常被用來比喻精神矍鑠、老當益壯的老人。張勳在自傳的開頭便引用了“鬆壽老人”這個詞，因為其具有美好的寓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