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大婚的精心準備，還是婚禮本身，都無法使皇帝繼續安於皇宮的現狀，也無法滿足他在皇宮的生活。雖然內務大臣及皇家同盟均表示強烈反對，但皇帝依然堅持任命一個特別委員會來調查紫禁城乃至整個帝國的財產管理情況，並加以改革。迄今為止，內務府一直非常重視其傳統“權利”。如今提議給外人權限去窺探內務府的秘密，便極有可能揭露其數不清的罪惡，內務府怎能容忍。更讓內務府覺得荒謬的是，調查委員會的成員竟然包括漢人。此前，內務府一直被認為是滿族人把控最嚴的地方。實際上，人員空缺一直是由一種任命製度來填補的。內務府很快便意識到，皇帝要任命一個由全部非滿族人或部分非滿族人組成的全權調查委員會，邁出摧毀滿族人壟斷內務府成員資格的第一步。
內務府在醇親王（內務府總是向他尋求支持，反對所有改革，他也站在內務府那邊）的支持下，暫時挫敗了我的一個計劃——任命一位漢人為內務府大臣，而且此後內務府永遠有漢人的一席之地。但我的另一項建議，也就是調查委員會應包括漢族成員卻成功了。就我個人而言，我倒寧願委員會隻有漢人，或者至少不應該包括任何一位內務府現任人員。隻是，這個理想是不可能實現的，但我還是成功地保舉任命了兩名漢人，一位是第十八章中我所提及的那封信的收信人，另一位是信中提到的劉健之（劉體乾），他是個土生土長的中原人。
然而十分遺憾，那位收信人長期重病纏身，無法擔任這一職務。他也變得極度悲觀，認為隻要內務府存在一天，隻要內務府有前攝政王和其他有影響力的王公支持，宮廷製度就不可能有任何真正意義上的改革。他預言說，任何委員會都別想取得成功。劉健之倒是接受了職位，但他的同僚不僅都是滿族人，而且還是內務府的官員，他的上任也不太可能產生任何深遠的影響。不過，能夠打破長期以來皇室事務完全掌握在滿族人手中的規則，也算是聊勝於無。
我在這件事上的所作所為瞞不過內務大臣。因此，我和內務府的關係緊張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1923年年初發生的一件小事，足以說明當時的情況。
我曾多次請皇帝注意一件事：通過出售或抵押宮廷珍寶來獲取金錢的方法，是存在許多問題的。我其實無權抱怨（盡管我時常抱怨）這種買賣。假設廢除內務府不可能實現，而民國也未能履行其對皇室的財政義務，那麽很明顯，皇室必須設法籌集資金，以支付生活費用。我的抱怨在於處理這些珍寶的方式，簡直堪稱破壞性的腐敗和浪費。他們隻把這些珍寶賣給少數幾個與內務府有密切關係的獨家買主，所以買賣雙方的談判很順利，因為彼此知根知底，談判的價格雙方也都滿意。表麵上，買主支付的價格遠遠超過了皇室賬目上的入賬金額，但又遠遠低於市場的出售價格。實價和虛價間的差額變成了一個小秘密，利益雙方心照不宣，卻也瞞不過年輕的皇帝，他好奇心重，遇事喜歡大驚小怪。他對金錢的價值一無所知，因為沒有人教過他。他也絲毫不知道，定期從宮廷寶庫中取出的物品能賣多少錢。從內務府的角度來看，這個製度一直運行得很好，直到一個愛管閑事的外國人試圖讓皇上看到那些極其諂媚、巧言令色的手下的醜惡行為。
在一個特殊的場合，內務府收集了大量貴重物品，請求皇帝允許把它們處理掉，其中包括一座大約四英尺高的金鑄寶塔。結果，皇帝指責他們徇私舞弊，並借我的名義說，如果在北京或其他地方公開拍賣這些宮廷珍寶，獲得的金錢將遠超私下的幾個買主。聽到皇帝這麽說，他們都驚得目瞪口呆。
當天晚上，就有太監走出紫禁城，來到我的住處。他們把我前麵提到的寶物悉數帶來，包括那座金塔。內務大臣還帶來了皇帝的口諭，大意是說，陛下希望把所有的藏品都交給我，讓我以自認為合適的方式處理掉。我問他們要皇帝的聖旨，他們拿不出來。我便命令他們把這些貴重物品拿回宮裏，並指出如果陛下想給我任何指示，都可以在第二天我去見他時當麵下達。太監回答說，他們已接到明確指令，定要把物品留在我家裏，並要拿到收據。對此，我反駁說，我拒絕給他們收據，也拒絕收下這些物品，如果他們強行留下任何東西，會被我扔到門外的大街上去。然後，他們帶著東西悲傷地離開了，並請求我免除他們沒有完成任務的罪責。
第二天，我向皇上回稟告了這件事。皇上也同意我的說法，認為內務府是故意陷我於尷尬境地，拉我下水。他憤怒地要求內務府給出解釋，唯一的回答是他的原意被曲解了，事情就這樣不了了之。
下麵這件事，比金塔那段更驚心動魄。
1923年2月24日（皇帝大婚還不到三個月），是個星期六，民國總統黎元洪舉行了一場招待會，我也受邀參加。在會上我遇到一位駐北京外交公使的夫人。她告訴我，她的丈夫因患重感冒不能參加招待會，他急著要盡早見我，處理一件緊急事務。我立刻去了他的公使館。他告訴我，皇帝的弟弟溥傑連續三天都來拜訪他，告訴他皇帝已下定決心要秘密離開紫禁城，並囑咐他請求大使援助實施計劃——先把皇帝接到公使館，再幫他去天津。
外交公使問溥傑，這一行動計劃有沒有征求過我的意見。溥傑表示沒有，因為他們覺得我不會讚同。他補充說，這個計劃還涉及一位王爺，他在天津英租界有住所，等皇帝到達天津，將住在那裏，已經從皇宮運去了大量的貴重物品。大使表示會仔細考慮這個建議，向溥傑要了電話號碼，也要了那位王爺的號碼。溥傑當時給了電話，但他回家後不久，便親自給公使打電話，急切地請求他無論如何不要給王爺打電話，王爺不希望被打擾。
外交公使告訴我，他已經仔細考慮過這件事，出於對被迫留在宮中的年輕皇帝的憐憫，他實際上已下定決心，打算把皇帝接到公使館，再親自陪同去天津。當然，他不會采取任何行動去皇宮把皇帝帶出來，而隻是作為公使館的東道主接待他。
聽公使把話說完，我便把去年6月皇帝請求我帶他去英國公使館，以及我為什麽拒絕他的來龍去脈告訴了公使。我還和他說，在我看來，皇帝不可能在太監和侍衛不知情的情況下離開紫禁城，除非他們被收買，佯裝沒看見。
2月25日，我給外交大使寫了封信，內容如下：
我越是仔細思量您昨晚告訴我的話，就越發強烈地感到，您這位客人的計劃過於草率，如果有人試圖執行，其結果可能對我們兩個都關心的那個人會非常不幸。既然如此，我就不可能參與這項計劃，尤其是我確信，我的公使館和英國政府會強烈反對我加入。如果主要涉事人就此事谘詢我，我將勸他不要采取此次行動。但我也不會積極阻止計劃的實施，我不願辜負您的信任。
應該解釋一下，這些事件發生在假期，從除夕夜（1923年2月16日）到皇帝生辰後的幾天（第一個月的13日），即2月28日。在此期間，帝師通常不進宮，除非受到傳召。因此，如果我認為有必要與皇帝討論這個問題，我將不得不請求特殊召見。
這封信未能動搖公使的決心。同日中午（2月25日），他回複我，內容如下：
我的訪客溥傑告訴我，他決心執行另一個計劃，而且已經過深思熟慮，打算今天晚上就行動……我跟溥傑說同您見過麵了，他一點不覺得意外。但是，如果您堅持己見，就請您中午去見咱們的朋友吧，如果可以的話，請告知我交談的結果。
我即刻回信給他：
非常感謝您的來信。我決定今天下午不去拜訪我們的朋友了。根據我對他性格的了解，我確信我現在無法改變他的計劃。因為他很清楚，我對他總體讚同，而且一直強烈支持他徹底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隻是他最終決定采用的這個具體計劃，我無法讚同。我現在唯一的願望，是祝這一計劃成功，但願我的不祥預感不要成真。他很幸運，能得到像您這樣有影響力和有同情心的朋友的幫助。”
這些信件在使館區和我家之間來來往往，不覺已是傍晚時分。我一直在家裏等消息。那天晚上，直到最後一班去天津的火車開走後，我的電話鈴聲才再次響起，是公使打來的。他的話很簡短：“計劃失敗了，我們的朋友沒有出現。”
第二天早晨，我去使館區向外交公使詢問昨晚的具體情況，但他知道的也很少。過了皇帝應該出現在公使館的時間（根據計劃，溥傑要用自己的馬車把皇帝送到那裏去），皇帝親自打電話給公使，告訴他出現了意外，請他派一輛車到宮門口去接他。大使拒絕了。他堅持最初的決定，如果皇帝出現在公使館，便接應他，並陪他去天津，其他事宜，一概不參與。大使接著告訴我，他已經為去天津的夜行做了一切必要的準備，弄到了車票，還預定了包廂。至於皇帝為何沒有露麵的原因，他一無所知。
直到第二天（2月27日），我自己也沒有了解到任何相關信息。正好那天是皇帝生日的前一天，我一大早便被叫了過去。溥傑是唯一在場的第三方。皇帝說，他已經得知我知道他逃跑的計劃，之所以事前沒有征求我的意見，是因為參與這個計劃的王爺告訴他，無論如何不能與任何跟宮廷有關的人討論這件事。這件事除了外交大臣外，隻有皇帝、王爺和溥傑三人知道，外交大臣的唯一任務是安排陛下安全前往天津。
造成這項計劃失敗的原因是多方麵的。溥傑曾多次往返於紫禁城和使館區，且每次離開皇宮時，都會帶出幾隻密封的公文箱，總共是十四件。來往頻率過高，還夾帶這麽多箱子，引起了宮裏的懷疑。也有理由相信，溥傑的仆人曾向他的父親醇親王告過密。與此同時，皇帝為離開做的準備也引起了太監的注意。結果，臨行前就有緊急電話把朝廷大臣召到了宮裏，所有的城門守衛也被換了。如果皇帝試圖從任何一個城門離開紫禁城，他便會發現沒有人會放行。他把最後的希望寄托在一直依賴的外交大使身上，希望他能想出辦法把自己帶到使館區。因此，他親自打電話請求大使派汽車過來。可即便車子派來了，他上車的可能性也幾乎為零。
皇帝和溥傑都告訴我，負責這一計劃的王爺決定留在幕後，並否認他跟這件事有任何牽連。在他的鼓動下，或者更確切地說，在他的懇切請求下，皇帝采取了三緘其口的政策。當他被醇親王和大臣們追問是否有過想偷偷離開紫禁城的念頭時，他裝出一副驚奇的樣子，說自己從來沒有動過這份心思。就這一點而言，我認為他失策了，而且我直言不諱地說了出來。但在當時我並不知道，如果他采取了更大膽的策略，堅持認為隻要他願意，他就有權離開皇宮，那麽王公和他的家人沒準會請求共和政府幫助阻止他離開。
在這種情況下，溥傑無法否認自己也參加了這個計劃，但他拒絕回答問題，並告訴我他將繼續這樣做。作為最有影響力的王爺（前攝政王）的兒子和繼承人，他不太可能因為固執而受到嚴厲的對待。不幸的是，在這場宮廷密謀中扮演其他角色的地位較低的人，並沒有獲得同樣的豁免權。
對於此次計劃的失敗，皇帝似乎沒有我預想的那麽失望。相反，他十分淡定。如果當時他非常渴望擺脫宮廷的束縛，他是不可能做到這一點的。起初我還感到困惑，可我們的談話還沒有結束，我就明白了，這個計劃不是他想出來的，而是另有其人，他不過是被說服參與進來罷了。我確信，真正的始作俑者是我沒有透露姓名的那位王爺，或者是某個藏得更深的人，一直在利用這位王爺當他的代理人。
皇帝和他弟弟固執地保持沉默，大臣和王公們都感到困惑和沮喪，雖然對於某位王爺來說，其困惑和沮喪當然隻是一種假象。懷疑主謀是我的消息很快在宮廷裏傳開了。第二天是皇帝的生日，按照慣例，我去皇宮參加慶賀儀式。在以前所有類似的場合中，我一直都受到滿族王公和同僚們的特別關照和優待。但這次他們完全不理會我，隻把我一個人留在會客廳，用普通的茶點招待我。從我進宮到出宮，隻有蘇拉和太監跟我說過話。
第二天我的同僚陳寶琛登門拜訪，對我提出了一些問題。很明顯，他已經收到宮廷的委托，要從我這裏得到所有可能的信息，特別是要搞清楚我在這場臭名昭著的“密謀”中扮演了什麽角色。我當然不能把自己知道的事情告訴他，甚至連我所懷疑的事情也不能說。我可以誠實地說自己與這場“密謀”毫無瓜葛，但很明顯，他的懷疑並沒有打消。
接著，我又迎來了民國總統的一位秘書，也是因為這件事。他告訴我一個驚人的消息：皇上企圖逃到某一外國公使館，民國政府、國會各議員都知道了，曹錕將軍（不久後當上了總統）、吳佩孚元帥和前總統徐世昌也聽說了。此外，我的名字也在政府圈裏被提到，說可能我就是罪魁禍首。麵對他的詢問，我給出的回答和對陳寶琛說的一樣。後來，他又找了我兩次，說的還是這件事。第二次見麵的時候，他告訴我，民國政府已決意查明真相。王懷慶將軍被委以重任，要徹查在這場密謀中收受賄賂、扮演卑微角色的宮廷仆役和侍衛。這意味著那些不幸的人可能會被施以酷刑。
令人高興的是，事情沒有達到采取這些極端措施的地步，真相很快就浮出水麵，但查明真相的激動之情卻轉瞬即逝。4月18日，我給一位英國官員寫了封信，以下是該信的摘錄：
皇帝本人並沒有受到任何薄待和新的限製。盡管他告訴過我，宮殿門口的衛兵已經得到警告，如果他們讓他通行，就會被槍斃。甚至他的私人電話也沒有被拆除，現在一切都很順利。很顯然，官員們都很慶幸自己沒有受到這場密謀的牽連，否則就會被貶為平民。我認為這件事必須壓下去的真正原因是，某個王爺被卷入其中，他的影響力太大了，碰不得。前些時候，皇帝正是通過他在天津英租界買了一處房子，緊挨著這位王爺自己在天津的宅子。幾天前，王爺來拜訪我，親口告訴了我這件事，同時要求我不要對其他任何皇室成員提及這件事。如果皇帝成功逃脫了，就會住到這座房子裏。看來，他們計劃讓我也去那裏和皇上會合，等待合適的機會出國……在我看來，王爺的目的是最終把皇帝交給張作霖保護，因為張作霖和這位王爺交情很深。
最後一句話包含了整個密謀的線索。
皇帝本人並不知曉密謀的下一步走向，但他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卻十分重要。他知道的全部內容，隻是他離開紫禁城、繼而出國的夙願終於要實現了。他被告知，先去天津的英國租界，到了那裏便可住在自己的房子裏，自由自在地做想做的事，然後有足夠的時間考慮未來的行動。
據我逐步了解到的消息，整個計劃的核心是把他帶到東北，擁護帝製的張勳將軍會在天津迎接他，成為他的守衛和保護者。在他到達後不久，就會有人向他解釋，他有責任去奉天的祖先陵寢舉行儀式，以宣布他的大婚是偉大的太宗所允準的。太宗皇太極於1627年到1643年統治東北，是大清帝國的開創者。皇帝一旦在張勳的護送下抵達東北，他就會被移交給事實上的統治者被直接保護起來。
到這裏我才明白，主謀不是別人，正是強大的東北軍閥張作霖。與他關係密切的張勳，對舊王朝的忠誠從未動搖過。那位不知名的王爺在這一密謀中扮演的角色就沒那麽重要了。他的作用，僅僅是幫助皇帝離開紫禁城，為他安全到達天津做準備。從張作霖的觀點來看，最重要的是無論計劃成敗，都不要把他牽扯進來，懷疑他與計劃有關。這就是為什麽醞釀已久的計劃要在皇帝大婚後的幾周內實施，因為他們需要一個皇帝去東北的合理借口，而這個借口便是皇帝大婚後必須去祭奠祖陵。
盡管他們費盡心力保密，宮廷裏還是流傳著一些謠言，說可能會發生嚴重的後果。2月23日，也就是皇帝企圖逃跑的前兩日，年輕皇後的父親拜訪了一位美國朋友，說他非常擔心當前的政治形勢，因為他收到一個消息靈通的外國人（一個法國人，和那個不知名的王爺關係很好）的來信，信上說“五六天內會發生一些事情，將引起相當大的**”。那麽，有可能在皇帝企圖逃跑的當天晚上，宮裏的人和皇室可能已有所戒備，他受到的監視遠比他自己想象的要嚴密。
現在我們明白了，為什麽皇帝試圖離開紫禁城的消息會在中國引起如此大的恐慌。當時，華北的當政者基本沒有人反對皇帝去他想去的地方，他畢竟不是國家囚犯。但哪怕有一絲理由懷疑他的最終目的地是東北，懷疑張作霖參與了此次密謀，那局勢的走向就有可能導致最糟糕的結果，其中之一就是在東北恢複帝製。這種可能性應該不會給中國北方的政治圈造成太大困擾，因為那裏很少有人為民國效忠。但是張作霖以武力為後盾使皇上在東北登基，將永遠威脅以北京和洛陽為基礎的政治軍事結構的穩定。
如果密謀者的最終目標是讓皇帝重新登基，那人們可能會問，為什麽這個計劃必須對宮廷大臣和所有的滿族王爺保密，而有一個人卻是例外。這是因為人民知道，相比皇上的命運，這些王公和大臣更加關心自己的命運。他們反對皇帝撤去東北，是因為一旦離開，將不可避免地導致紫禁城被民國當局占領，內務府和許多王公賴以生存和發展的體製也會隨之崩潰。因此，他們完全同意北京民國當局的意見，一定要阻止皇帝回到東北。
至此，一些讀者可能會認為，準備接皇帝去公使館、並為皇帝前往天津提供便利的外交大臣，一定是日本使館的了。但不管從哪個角度看，日本外交大臣都與此事沒有任何直接或間接的關係。
需要補充一點，這位外交大臣——沒經他的同意我不能透露其姓名，對密謀的核心一無所知。他以為皇帝被困在紫禁城裏——這個想法其實也沒有背離事實——他渴望自由。他提議，如果皇帝親自駕臨，他就為他打開公使館的大門；如果皇帝要求，他就陪皇帝到天津。事實上，他準備做的事情，和許多處於相同境況的人所能做的事情一樣，也僅限於這兩點。他所提議做的事，不是以他的外交身份去做的，而是以一個有禮貌的紳士身份來做的。
至於那個不願暴露的王爺，還有他那既不高明也非俠義的行動計劃，也許談得越少越好。我有理由相信，張作霖從未完全原諒他的失敗，說起他來總是不耐煩，言語裏滿是輕蔑之詞。對張勳來說，這個計劃沒能成功，他大失所望，可能也加速了他的死亡。他於同年9月去世。
據我所知，皇帝試圖離開紫禁城的謠傳沒有一條傳到媒體那裏，但在密謀失敗後不久，中國和外國的報紙都隱晦地提到皇帝可能會去東北祭祖，還說這背後可能有更嚴肅的政治動機。例如，在密謀被發現並阻止後的一個月，北京的英文報紙在3月23日刊登了下麵這段話：
據中國相關人士表示，前皇帝不久將前往東北祭祖。
有人指出，皇帝在大婚之時帶著皇後去祭祖，是一個古老的習俗。但這個謠言在政治圈引起了很大的**，因為關於他和張作霖將軍的關係，眾說紛紜。該報告的真實性尚未得到證實。
《京津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5月24日的一份通訊更加耐人尋味：
本刊記者並非危言聳聽，隻是隱約覺得這個有12年曆史的民國即將迎來第五次革命……至於何時發生，誰又是幕後黑手，這些問題仍備受爭議。這次革命將由張作霖在奉天發起。那些所謂的老派政治家全都在財政和其他各方麵給他提供支持。無論革命的最終目的是否是恢複帝製，但需要指出，退位的皇帝和支持帝製的人卻是因為這個原因，才將他們的財富集中起來，希望可以恢複大清的統治。現在，我們的記者隻想多說一句，另一場帝製革命即將來臨，張作霖和張勳都參與其中。本文所依據的資料獲取不易，但確是來自中國官方，確鑿無疑。
這位記者的消息來源是可靠的。不過，他並不知道，就在他寫下這段文字的三個月前，這個密謀已經失敗了。
這個插曲已經成為過去，甚至人們在私下也很少談論了。皇帝開始投入到委員會的工作中，調查皇室財政和管理情況，熱情時有時無。沒有他的親自鼓勵和堅持，委員會在與頑固且消極抵製的內務府對抗中，不大可能取得任何進展。這也沒什麽奇怪的，畢竟整個委員會除了一人之外，全都是內務府的人。
皇帝在這時頒布了最令人不安的公告，除非內務府把現時每年約600萬元的開支削減至50萬元，否則他不會滿意。下一個打擊內務府的舉措是，皇帝要求對宮廷珍寶進行清查，並經常隨機挑幾樣物品，讓人拿來供他檢查。他經常派人找我一起檢查寶藏。實際上他和我一樣，對每件寶物都很陌生。多數珍寶被存儲在容器裏，外麵貼的封條依然完好，足以說明這些容器已封存幾代了。許多珍寶自從被那些早已遺忘的進貢者和地方總督送進皇宮後，就再也沒有見過天日。密封箱裏的物品很少或從未被動過，但其他物品的情況不容樂觀。皇帝不久就發現，這份清單並沒有如實羅列寶庫的情況，他還表示，想看的很多東西都無跡可尋了。因此，皇帝勃然大怒，皇宮人心惶惶。
有一天，皇帝當著我的麵宣布，他打算親自看一看那些收藏寶物的空房間和宮殿。皇帝指定最先檢查位於紫禁城西北的建福宮。
6月27日拂曉，我被仆人叫醒，說皇帝要求我立即進宮。盡管天色尚早，街上已擠滿了人，我的汽車在路上被堵了一段時間。等我到達神武門時便看見紫禁城某處烈焰升天。建福宮已被大火燒為平地，不複存在，緊鄰的一些建築也已著火。如果不是意大利公使館及時派來一輛消防車，皇帝自己的宮殿和皇後的宮殿也有可能化為灰燼，這兩座宮殿都離得不遠。
我看見皇帝和皇後站在一堆燒焦的木頭旁，悲傷地望著眼前的景象。幾位王爺已經到了，內務府的官員們正手忙腳亂地向訓練有素的意大利消防隊員比劃，大火遲遲沒有被撲滅。
我到達時，火焰還在熊熊燃燒。我剛走到皇帝跟前，就驚訝地看到三個歐洲人微笑著從煙霧中走出來，其中還有一位女士，他們身上的晚禮服在一小時前還是幹淨華麗的。他們這一露麵，我的第一反應是，禮服怕再也不適合穿了。第二反應是，這三個人我都認識。他們是英國使館工作人員加斯科因先生和卡森夫婦。我向皇帝和皇後一一介紹了他們，帝後立刻感謝他們在救火時表現出的熱情和勇氣。他們說是從北京大酒店的屋頂花園看到了大火，便立刻驅車來到了紫禁城。開始他們試圖通過警衛，但遭到了攔截，於是便和意大利消防隊員混在一起，才成功進來了。
且不論被毀建築的曆史和價值，其他的損失也是巨大的。據後來上報皇帝的陳述中記載，被大火燒毀的器物總計6643件，搶救出來387件。丟失或無法修複的寶藏包括2685尊黃金佛像、1157幅佛教題材為主的畫作、1675個佛教祭壇，以及435件黃金飾品、瓷器、玉器和青銅器，其中很多都是周、唐、宋、元時期的器物，另外還有成千上萬的書籍和31隻裝有黑貂皮和皇袍的箱子。
紫禁城的大火自然引起了北京的**。中國報界普遍認為，大火是太監放的，他們害怕自己的不法行為被發現。當地報紙發表了許多條聲明，與內務府的陳述並不矛盾，下麵是其中一個例子：
北京，6月29日。現在看來，於周三被大火燒毀的紫禁城建築內的財產確實已經在清點了。年輕的皇帝曾下令仔細清點寶藏，當火災發生時，已有兩個房間被仔細查看過了。這隻會讓人更加堅信，那些曾經侵吞皇宮財產的罪犯們發現，他們很快就會被抓住，於是采取了這種鋌而走險的手段，以掩蓋他們的罪行。
中國人舉了一個類似的例子，這種卑鄙的罪行在幾年前也發生過一次。蒙古人的聖地北海萬佛寺遭到了搶劫。為了不被發現，它突然就被燒毀了。現如今，它隻剩下一個空空的庭院，就在北海北麵著名的九龍壁後麵。
火災的起因交由內務府調查，但並沒有最終結果。這場災難的真正原因從未被查明，即使被發現了也從未被披露出來。有人試圖讓皇帝相信，火災是由一根電線熔斷引起的，但他拒絕相信。幾名被派往燒毀建築執行任務的太監，以及負責紫禁城照明的人都被逮捕了。有幾個被解雇，但沒過多久，其中幾人又複職了。至於為什麽等到那些建築和珍貴的物品被熊熊大火包圍、再也無力撲滅的時候警報才拉響，皇帝也沒有得到滿意的解釋。內務府的態度似乎是這樣的：反正損失已經造成了，也無法補救，這件事越少被提及、越早被遺忘，可能對各方麵就越好。
但皇帝不願就這麽翻篇，一直追問讓內務府不便回答的問題。幾個星期以來，紫禁城表麵上風平浪靜，但事實證明，這隻是暴風雨來臨前的假象而已。
大火過後的第18天，暴風雨終於來了。7月15日發生的一件事，比火災更令北京人感到緊張。一項在中國朝廷存在了幾千年的製度——從周朝延續下來的製度——在這一天突然被廢除，那就是所有的太監將被驅逐出紫禁城。
為了達到這一目的，皇帝下定決心，精力滿滿地開始行動了。我了解他的意圖，而且對他所提議的做法基本表示讚同，隻是他對那場大火起因的種種猜測，在未經證實前我不敢苟同。我經常和他討論太監製度，他也明白這種製度在西方世界被視為野蠻時代的遺毒。直到1923年中期，他都麵對著皇族、其父親前攝政王、內務府，甚至他的中國老師的聯合反對和頑固阻撓，他一直對不能廢除太監製度感到失望。當1923年7月他決定廢除太監製度時，對這些人還一直保守著秘密。
皇帝通知他的父親，說想去看他。一到北府，他便支開旁人同王爺密談，並告訴王爺他已下定決心立刻廢除太監製度。父親請求他重新考慮這件事。皇帝不讓步，王爺又建議說，如果太監非走不可，他們應該得到合理的解釋，並逐批出宮。皇帝斷然拒絕了。皇帝指出，除非父親願意看到整個紫禁城的命運和建福宮一樣，否則就必須把所有太監立馬趕出宮，一個都不能留，別說一天，甚至一小時都不能耽誤。他們可以逐一回來，在嚴密的監視下收拾個人物品。依照王爺的建議，通知他們務必在限期內離開紫禁城，將是一個致命的錯誤，這會給他們串通一氣洗劫宮廷的機會，甚者在離開前他們會放火燒了紫禁城。
火災後的建福宮
後來我詳細地了解到，這次會談鬧得不太愉快，最後皇帝發表了一份聲明，稱他不僅堅決要求太監離開，而且在他們離開前將拒絕返回紫禁城。
幾近氣瘋的醇親王隻好讓步。過了一會兒，父子二人又進行了一次會談，皇帝在會談中概述了他認為能達到目的的最好方法。民國軍官王懷慶將軍是皇家的好友，他負責指揮駐紮在北京和頤和園間的軍隊。皇帝要求馬上派人請他來，要求他派一支訓練有素且信得過的軍隊進駐紫禁城。同時，命令內務府總管紹英把所有太監集中到一個庭院內，簡單地告訴他們皇帝的命令，他們必須馬上離開皇宮。如果他們表現出任何異動或可能製造混亂的跡象，他們將被王將軍的軍隊包圍，並被送出紫禁城。
皇帝的計劃得以實施，並且取得了成功。在王將軍士兵的眼皮底下，太監聚集起來，等待自己的命運。當他們聽到被遣散的消息時，都默不作聲。不到一個小時，他們就全部被逐出了神武門，從此再也不是紫禁城的永久居民了。
接下來的三四天，北京老百姓欣賞了一場不同尋常的宮廷景觀。太監們愁眉苦臉地坐在紫禁城北牆和景山之間的閱兵場上，等待著返回皇宮領取他們的個人財產，並根據年齡和年資領取了補助金。
就這件事，皇帝考慮到就自己麵臨的一大難題不得不做出妥協。他現在已經長大，也足夠強壯，甚至在與膽小無能的父親的較量中也能占據上風。但是，他發現對付三個淚流滿麵的女人卻並非易事。這三個女人就是太妃，當她們得知自己不可或缺的忠實太監無法侍候自己時，她們感到無比悲傷和沮喪。在這場鬥爭中，皇帝撤銷了驅逐令，留了大約50名太監侍候這三位太妃。
中國新聞界一致讚揚皇帝廢除太監製度的做法。他們對他在個性和智慧方麵所獲得的進步表示讚賞，並欣賞他能接受現代思想。一家中國新聞機構這樣描述此事：
前宣統皇帝的這一行動，受到了本國媒體和廣大人民的歡迎。宣統被認為是當今少數進步的清朝皇帝之一，如果他早出生三四十年，可能就沒有中華民國了。
有些新聞評論提到了我本人和我對皇帝的影響，但這些評論的語氣並不怎麽友好。在太監被驅逐後的幾個月裏，我收到許多匿名信。他們用盡各種奉承和威脅的手段，想誘導我去說服皇帝改變他的決定。其中一些信件警告說，如果我不設法恢複太監製度，他們就會讓我付出生命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