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5日深夜，我回到家時，發現我的傭人們都很緊張。紫禁城裏發生的慘事，他們或多或少聽到了一些謠傳，而我又很多天沒有回家，他們便更加驚慌失措了。他們告訴我，警察和偵探全天嚴密監視著我的宅子，還把所有來拜訪的中國人擋在了門外。後來我才知道，其中有位客人是我的朋友，名叫傅涇波，是來安慰我的。他一度非常擔心我的人身安全，並一再提醒我隨時可能墜入的險境。
如果這種危險不是憑空想象出來的，那很可能會在政變前的幾個星期顯現。現在皇帝被逐出紫禁城已是既成事實，曾被認為會阻礙政變的外籍帝師，已經不再構成威脅，因此取消其資格的主要原因已不複存在。但很快就有證據表明，我為皇帝尋求外交幹預，卻招致了人們的憎恨。6日早晨，我的車被攔在了醇親王府的大門口，我得知自己被嚴禁入內。接下來的三個星期，我都沒有見到皇帝。
起初，除我之外的所有人也被禁止出入北府。6日和7日兩天，除了王爺的幾位家庭成員，其他人一概不許出入北府。之後，我的中國同事可以進出，鄭孝胥和紹英也獲準了，但針對我的禁令卻始終沒有放開。我的抗議隻導致了一個結果：禁令限製的人員範圍擴大到了所有外國人。
政變的主謀認為，他們本想說服全世界相信他們在紫禁城采取的行動不涉及武力或恐嚇，但我讓他們的這一希望破滅了，我犯了不可饒恕的罪行。他們希望世人相信皇帝沒有受到任何身體或精神上的脅迫，是自願離開紫禁城的，並為自己獲得的自由而感到高興，他們不擇手段地買通中外媒體，試圖通過他們向世人傳達這種假象。他們不僅希望說服中外民眾接受這種解釋，還要對皇室及其追隨者進行恐嚇，讓他們三緘其口。
結果，三位歐洲公使向“外交總長”王正延發出抗議和警告，致使這一精妙的計劃遭到挫敗。要說服中國政府相信馮玉祥的行動是出於對“紫禁城囚徒”的善意關注，或者是“囚徒”自己歡迎馮玉祥的士兵解放自己，這是不可能的。唯一相信這個版本的人是馮的一些傳教士朋友，他們視馮為英雄，為維護其名聲，極其不願相信馮會違背基督教的原則。
古約翰先生便是其中之一，他是“原教旨主義”觀點的福音傳道者和複興主義者。據說，古約翰先生聽到有人說“基督將軍”變紅了，他立刻回答說：“是的，他被耶穌的血染紅了。”但不久之後，由於在戰爭中慘敗，這位“基督將軍”去了莫斯科朝聖。據胡適博士說，他在那裏的多數時間都在用毛筆畫列寧。從那時起，傳教士界對這位“基督將軍”的熱情便消失了。
新當局者小心翼翼地為自己對皇帝采取的行動尋找正當理由，聲稱正是馮玉祥和他的同僚及時采取行動，才把國家從保皇派的複辟行動中拯救了出來。鑒於不可能指責張作霖是這場政變的主謀，黑鍋就隻好由他的手下敗將吳佩孚來背了。
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馮玉祥和他的同僚希望在皇帝平日的文件中找到對皇帝不利的證據，但他們沒有發現任何可信的證據以證明皇帝也參與了複辟陰謀，因此感到萬分失望。王正延後來承認，確實沒有發現此類證據，但起初王所在的“內閣”堅持這一說法，還在媒體上大肆宣傳。B.L.辛博森[1]在北京辦了英文報紙《東方時報》，自己也做編輯，人們更熟悉他的筆名普特南·威爾。他卑劣地在報紙上刊登了這一謊言。毋庸置疑，外國知名日報報道的虛假指控，不僅為馮玉祥一黨提供了極好的借口，將他們殘酷對待皇帝和取消原定退位協議的行為合理化，也因將皇帝視為政治犯而麵臨非常嚴峻的危險。皇帝的許多朋友認為，馮玉祥之所以沒有審判年輕的皇帝或直接將其處決，隻是害怕外國人一旦介入，會讓問題複雜化。他知道外國人是可靠的，他們準備支持中國對皇帝罪行的指控。沒有什麽比這更能讓他義無反顧地走向極端了。
以下是一個英國人在危機期間故意散布的臭名昭著的謊言。這篇文章發表在11月6日的《東方時報》上，也就是暴行發生的第二天。
一起複辟帝製的陰謀昨天下午在北京被挫敗了，這起事件與兩百年前歐洲發生的“快樂王子查理”事件一般無二。幾個滿族人及其追隨者試圖利用這個國家不穩定的局勢，密謀讓年輕的宣統回歸，坐上名副其實的皇帝寶座。最後的細節還未曝光，比如登基儀式上要穿的服飾、優先權、授予朝臣的頭銜和其他瑣事…現在可以披露的是這場令人驚訝的謀劃及其可能的內在原因。毫無疑問，吳佩孚如果在戰爭中取得了勝利，將自己視為皇帝的保護者，就會走上複辟的道路。某些細節非常奇怪，至今仍秘而不宣，足可以證明他有這方麵的打算。
四天後，同一家報紙又刊登了以下信息。
內戰前，是否有位高級特者被派往洛陽就複辟一事試探吳佩孚，滿族人已經不再爭辯了。人們認為吳佩孚的回複是十分鼓舞人心的，他向前皇帝宣統報告說，他肯定讚成這個想法，一切都要看事態的發展……這個城市是滿洲人的天下，所以發生政變的可能性始終存在，這是謹慎的人不能忽視的。基於這些考慮，自11月1日起，他們小心行事，逐步包圍了紫禁城，還用沙袋封堵了大門。這之後，清宮和傳國玉璽的交接方才進行。
所有這些論斷中，隻有一個真相，任何一個有見地的中國人都不會忽視。中國社會各個階層中有很多人士，欣然接受這種自稱為民國的瘋狂的政治結構的崩潰，他們歡迎重建一個中國人民可以真正理解的唯一的政府製度。雖然人們會注意到，麵對張作霖，《東方時報》謹慎地保持低調。而此前，他對帝製的同情一直是公眾議論的話題，遠比議論他的對手要多得多。不過，吳佩孚和張作霖在本質上都算不上共和主義者，這也是不爭的事實。但要說皇帝個人參與了任何帝製複辟的陰謀，那都是一派胡言。擁護帝製的人向來小心謹慎，避免讓他卷入陰謀。至於內務府，它小心翼翼地避免參與任何可能損害其自身利益的政治活動。
11月11日，《華北正報》發表社論，表達了外國人和中國人的共同觀點。《東方時報》曾報道過帝製複辟陰謀的報道，“眾所周知，這純粹是一場騙局”。同樣，11月17日的《京津泰晤士報》也寫道：
所謂的帝製複辟陰謀根本就是子虛烏有，更不用說皇帝還牽涉其中。所謂的複辟陰謀完全是捏造出來的，其目的是為其肆無忌憚的暴行進行辯護。王正延先生使出渾身解數，也找不到任何合理的借口來撕毀退位條約。現在很明顯，對皇帝進行事實監禁，是為了防止他公開否認那些暫時掌握首都大權的無恥之徒強加給他的協議。
這段話裏提到了“退位協議”，並不是由於作者粗心大意誤解了“優待條件”的性質。下麵關於這個問題的評論摘自同一篇文章：
王先生對於把“退位協議”視為條約的想法嗤之以鼻。但段祺瑞元帥發過聲明，如果皇帝接受他的條件，人民軍隊就“承諾”將這些條件交由海牙法庭進行登記。雖然段祺瑞給皇帝上的請願書是促成皇帝退位的決定性因素。那麽我們就要問一句，將不屬於條約性質的協定在海牙法庭登記是否符合慣例？除了表明共和政府方麵有意把“退位協議”上升到條約地位之外，有沒有可能以其他方式來解釋這一承諾？退位條件本身就表明，雙方的意圖是要達成一項有約束力的協議，隻有在雙方同意的情況下才能對其進行修改，而不是像眼前這樣，由在北京暫時掌權的少數布爾什維克暴發戶單方麵修改。
我曾嚐試證明兩點：第一，起草“優待條件”的人根本不是以皇帝的福祉為宗；第二，袁世凱簽署這些條款，不僅欺騙了皇室，也戲弄了共和派，但毫無疑問，我們是否認為這些條款的效力等同於一項條約，但在沒有另一方的自願同意的情況下，共和黨和皇室都無權取消或修改這些條款。我已經說得很清楚了，如果方法得當，皇帝會欣然同意他們的修正案。但他們使用野蠻的暴力行徑，憑借一個已經失去自由的總統帶領的非法內閣炮製授權，單方麵取消這一條件，根本就是無可辯駁的事實。
據我所知，構成11月5日法案唯一權威的實際授權，從未以英文或中文公開過。作為一件曆史珍品，它是值得保存的，而內務府總管交給我了一份副本。
這份授權表示命令是由曹錕總統下達的。他當時被軟禁在自己的住所，抓捕他的人威脅他發布了他們認為合適的所有命令。命令指出，鹿鍾麟和張璧“被派去談判‘優待條件’的修訂方案”，但沒有說明修改的具體內容。根本就沒有任何形式的“談判”。這份體現“修訂”條款的文件是由“內閣”準備並送進紫禁城的。內務府隻是被告知，這份文件要替代1912年簽署的“優待條件”。
這項指令聲稱得到以下“內閣”成員的支持：
總 理 黃 郛
陸軍總長 李書城
司法總長 張耀曾
財務總長 王正延
外交總長 王正延
內務總長 （空缺）
海軍總長 （空缺）
教育總長 黃 郛
農商總長 （空缺）
交通總長 黃 郛
這份文件很有意思，其中兩位部長身兼多個職務，而其餘的三個職務居然無人擔任。
清王朝及其朋友否認這一文書的合法性，並認為迄今為止，“優待條件”從未在法律和憲法層麵上被廢除，這難道很奇怪嗎？正是出於這個原因，哪怕皇帝之前還有意願放棄他的空頭銜，卻也一直沒有付諸實踐。
1924年11月5日大總統令及其內閣名單
皇帝的朋友們相信，馮玉祥對皇帝本人懷有陰險的圖謀，而他又故意在北京煽動對皇帝的敵視，他們便更加堅定這種看法。我們已經看到，敵視皇帝的態度在小部分民眾中確已存在，特別是一些學生敵意更深。但北京民眾無論在過去還是現在，都沒有對皇族懷有敵意。馮試圖挑起這樣的敵意，但並沒有奏效。他很快發現，自己非但沒有被尊為民族英雄，反而成了中國最不受信任、最遭人憎恨的人。報刊強烈譴責他對吳佩孚的背叛，這種譴責還被印在了小冊子和傳單上。本來，他徹底消滅了那個自稱國會的卑劣機構（人民嘲笑議員是豬崽），人民無疑已經準備好為其歡呼鼓掌，但他對沒有防禦能力的皇帝采取的怯懦態度，使這掌聲停了下來。
一位肯定不會被指責為同情帝製的西方作家，用下麵這些話描述了當時人民大眾的態度：“政府隨意取消退位協議的行為引起了廣泛的恐慌。這件事的影響比吳佩孚大元帥遭到背叛還要強烈……隻有少數幾個人持讚成意見，即與蘇聯大使館保持密切聯係的中國政客和孫中山先生。”
華北一家主流外國報紙宣稱，馮玉祥在北京的第二次政變，就像他發動的第一次那樣，“植根於恥辱”。它構成了“整個所謂中華民國曲折曆史中最令人厭惡的章節之一”。
上海一家主流報紙也同樣強調這一點。這家刊物先是對政變進行了一番譴責，而後提到了複辟陰謀論那“不堪一擊的謊言”。它還補充說，雖然沒有陰謀，但不可否認的是，對君主製的同情，“由於中國偽共和主義的表現實在欠佳，在中國人民中間越來越強烈”。它說，這種同情不會因為對清朝皇室采取的暴力行動而銷聲匿跡。“因為它的發展不是因為君主派的陰謀家的推動，而是對一種政治實驗的反抗。到目前為止，這種政治實驗隻是引發了軍事派係之間的競爭，並沒能形成共和黨的權威。許多中國人開始相信君主政體，正如他們相信，對於脫韁的野馬，韁繩是最好的工具。”
在中國負責任的政治領袖所發表的意見中，沒有哪個比唐紹儀的意見更重要。我們都知道，唐紹儀在皇帝退位和製定“優待條件”的談判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他在一次采訪中宣稱：“如果中國想要改變民國和清室的關係，我們必須采取一種公平、紳士的方式。”“我們同意這些條款，”他說，“因為清朝皇帝退位後，革命的時間就會縮短，這既可以挽救老百姓的性命，也給了我們一個安定下來重建家園的機會。汪精衛是一個熱心的革命家，也是最誠懇地請求對清室退讓的人……不管我們的個人意見如何，我們作為中國人民的代表，同清朝皇帝達成了一項莊嚴的協議，我們就必須遵守這項協議，直到有新的安排出來。但也許馮將軍已經不再認同中華民族的倫理基礎……這不是一個政治問題，這是一個道德問題。這不是中國政府該采取何種形式的問題，而是中國這片土地上是否還殘存一絲正義感的問題……你可以通過你的報紙告訴所有外國人，這些天發生的事並非是中國人對待政治和道德問題態度的例子。我們麵前的局麵已醜陋不堪，但中國人民的道德品質將一如既往地在更醜陋的局勢麵前再次彰顯出來。”
中國的青年知識分子領袖胡適博士，也持類似的觀點。他給王正延博士寫了一封公開信，信裏他堅持認為，退位協議隻有在雙方同意的情況下，通過和平的渠道才能修改或廢除。黃郛的“內閣”和馮玉祥所采用的手段，將作為“中華民國最令人厭惡的行為”而被載入史冊。
無可厚非，最強烈的抗議來自蒙古和清朝王公的代表，因為他們和滿族皇室一樣，根據與“優待條件”相似的協議，他們擁有相應的權利和特權。他們很快就認識到，如果共和國單方麵廢除協議，他們自己的權利也可能在任何時候被民國的一道命令剝奪。蒙古人和西藏人沒有參加革命，也沒有推翻清王朝的願望。因此，除非牽扯到他們自身的利益，他們都會強烈反對廢除“優待條件”。
前文提到，曹錕內閣中的顧維鈞博士逃到使館區去避難了。王正延是新一屆“政府”的重要成員，這一事實就足以解釋顧維鈞為何突然從北京政治圈消失。因為人們都知道，他們二人不睦已久，稱不上敵人，至少也算對手。其中一位晉升到內閣級別，另一位必然黯然失色。他們是兩顆無法在同一個蒼穹中閃耀的星星。我和顧維鈞博士的交情並不深，但在十一月中旬，我們皆受到了王正延和馮玉祥圈子的譴責，被說成是同夥，一道助紂為虐。
同月15日，一家名為《世界晚報》的中國報紙發布的一則公告稱，近日引起首都騷亂的無數謠言，可以追溯到兩個惡棍頭上：顧維鈞博士和我，還有“某家英國報紙”和“某家英國新聞機構”。報上還說，最近發生的事件把顧維鈞博士在“外交部”的飯碗給砸了，還讓“溥儀”的英語老師莊士敦大為不滿。因此，這二人聯合起來，企圖擾亂新建的政權，每日都要在使館區的六國飯店召開秘密會議，與《京津泰晤士報》和不知名的英文通訊社的代表合起夥來策劃陰謀。據說，吳佩孚的盟友、江蘇督軍齊燮元曾向這家報紙和通訊社行過重賄。不用說，這些所謂的“秘密會議”就像我被指控帶進紫禁城的女兒一樣，都是虛構的。
我有理由相信，馮玉祥闖入皇宮、驅逐皇帝的真相，最早就是通過英國人傳給在東北的張作霖的。一位英國目擊者說，雖然他常常看見張作霖發脾氣，但從來沒有見過有哪件事能讓這位軍閥如此怒火衝天。當然，他並不反對馮奪取北京，也對馮背叛吳佩孚的事不加指責，因為他自己也從中有所收益，他無疑也算得上是個同謀。但是馮和他的同僚竟然沒有和他商量就擅自行動，占領了紫禁城，撕毀了退位協議，這是不可饒恕的罪行。即使他本來在原則上讚成他們的行動，但如今他不同意了。不論他對馮及時背叛吳佩孚的感激之情有多深厚，此刻卻對他破壞紫禁城神聖秩序的行為憤慨不已。後來，我也聽到中國某些憤世嫉俗者宣稱，張如此憤怒，部分原因在於神聖帝國的褻瀆者也可能是帝國寶庫的掠奪者。張作霖或許真的覺得，如果紫禁城的珍寶必須從帝國的監管下轉移出去，他自己也和其他人一樣，是最合適的保管者。然而，後來的事件表明，他仍然在意皇帝的安全和福祉，因而對馮玉祥殘酷對待皇帝的義憤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實的。
顧維鈞
直到將近六年以後，我才得到了一個驚人的消息。據我所知，外國外交官從未聽到過這一消息。向我傳遞消息的是一位中國官員，在1924年底掌控北京的一小群政客和軍國主義者中，他也隻是個小角色。
如果這位官員向我提供的信息正確，政變的發起者們並不滿足於罷黜民國總統、廢除議會製政府、將皇帝逐出紫禁城、廢除退位協議等目的。他們還認真地考慮並討論了進一步的建議，希望強行占領使館區，圓滿完成計劃。自1900年義和團圍攻公使館以來，北京的這塊地方，不論是軍事還是行政，都一直處於外國代表的控製下。這種控製的權利通過條約予以承認，很難想象，相關大國哪個會溫順地默許單方麵廢除這種權利。此外，馮玉祥對這一地區的任何軍事占領企圖，肯定會遭到各公使館衛隊的反抗。外國軍隊和中國軍隊一旦發生武裝衝突，必然會對中國產生深遠的影響和災難性的後果。想必，更為冷靜的黃郛內閣成員沒有忽視這種可能性吧。無論如何，這個計劃被放棄或推遲了，對中國來說都是幸運的。
紫禁城中的皇室備受折磨，尤其是從中國傳統社會規範的角度來看，最大的侵擾當屬清宮一事發生在端康太妃的葬禮期間。對於那些陰謀製造者來說，她確實死得很不是時候。因為兩位幸存的太妃斷然拒絕隨帝後離開紫禁城，主要原因是她們要為已故的太妃守靈，盡一盡本分。兩位太妃身邊的太監被嚇壞了，給她們帶去消息說，如果她們不自願離開，就會被武力驅逐，她們的人身就會受到侵犯。但兩位太妃並沒有因威脅而敗下陣來，而是宣稱她們寧願自我了斷。
人民本就對馮玉祥對待皇室的行徑不滿，如果兩位太妃真的自殺了，無疑將加劇北京和其他地方對馮玉祥的憎恨。幾乎可以肯定的是，這將對他本人和黃郛“內閣”的成員十分不利。他們很快就意識到了這一點。馮玉祥的副官鹿鍾麟奉命去見皇帝，說服皇帝利用自己對兩位太妃的影響，勸她們自願離開皇宮，不要惹出不必要的麻煩。當然，皇帝不覺得自己有什麽特別的義務去幫助“基督將軍”走出困境。但他知道，如果他不采取行動，那兩個老太太就會以自殺相威脅，他的敵人無疑會試圖把她們的死亡推到他身上來。因此，在保證允許他們留在那裏直到端康的葬禮結束後，他終於同意說服她們離開紫禁城。
11月19日，皇宮的葬禮結束。當天下午，一支規模不大的隊伍護送著端康的靈柩出了神武門，來到鼓樓附近的一座寺廟，在那裏找了一個臨時停放地，等待著最後被抬進皇陵。
兩天後，這兩位幸存的遺孀最後一次從紫禁城的神武門出來。一群忠誠不貳的太監陪著她們來到京城東部的新家。自從這兩位老太太在紫禁城宮殿裏寧靜的隱居生活被打破後，她們所承受的精神痛苦，或許隻有這些太監才能充分描述清楚。除了對皇室成員，她們隻字不提這段經曆。現在，她們的嘴巴永久地閉上了。
雖然吳佩孚遭遇背叛，他的軍隊四分五裂，張作霖很容易就能進入北京，但張作霖並不急於去見那個使他轉敗為勝的人。他去了天津，在那裏住了兩個多星期。在此期間，馮很不情願地去拜訪了一次。這兩個軍閥互相厭惡，又都不想藏著掖著。根據傳到北京的故事版本，他們在第一次會麵時發生了激烈的爭吵，主要原因是紫禁城發生的那個插曲。不管事實怎樣，這位“基督將軍”在天津受到了非常不公的接待。他不僅與張作霖關係緊張，也受到了段祺瑞的冷遇。段祺瑞是張作霖提名的總統候選人。段已經公開表達了他對任意取消“優待條件”的強烈不滿。對於馮發起的反對皇帝的政變，段的意見在共和圈裏分量十足。因為1917年張勳發動短暫的帝製複辟時，他曾是“共和黨的救世主”，因此贏得了一項特權，即對退位協議進行任何修改之前必須征求他的意見。當時，段祺瑞本有權廢除這一協議，並剝奪皇帝的特權。但出於某些考慮，他並沒有這麽做。國民黨黨外人士普遍認為，這麽做完全正確、公正。馮就一件他本無權幹預的事情卻厚顏無恥地采取了激烈的行動，因而惹怒了段，也就沒有什麽說不通的。
馮玉祥怒氣衝衝地回到北京，宣布要辭去軍職退休。中國的軍事（和民事）領導人動不動就把辭職掛在嘴邊，但其實本心無意這麽做。人們關心的問題不是馮為什麽要辭職，而是他下一個打擊的目標是誰或是什麽。
與此同時，北京方麵得知，張作霖和段祺瑞即將抵達首都，段祺瑞將成為新政府實際或名義上的首腦。很多人猜測，這是否意味著黃郛“內閣”的解散。我們知道，這個內閣是被囚禁的總統下達偽令成立的。很快，這一猜測便得到了證實。兩位元帥從天津一到北京，黃郛內閣就不複存在了。
我們並不關心新政府的成立，但一個很重要的事實值得關注。段祺瑞長期以來一直是鄭孝胥的好朋友和仰慕者，他極力勸說這位對皇帝忠心的仆人加入新政府。進入內閣，鄭孝胥就可以保護皇帝的利益了。因此，人們自然希望他接受這項任命，但他毫不猶豫地拒絕了。後來，段在憲報上任命鄭孝胥為內閣大臣，想要以此逼他表態，但也隻是徒勞。鄭孝胥從來沒有在民國政府就職，也永遠不會。他始終堅持，一仆不侍二主。
注釋
[1]辛博森，英國記者，生於寧波，中國海關稅務司辛盛次子。1922至1925年任張作霖顧問，在此期間於北京創辦了《東方時報》。——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