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於1924年11月22日進入北京，沒有帶領軍隊。張作霖隨後於23日進京，隻帶了一個隨身保鏢。24日，段祺瑞開始擔任“執政”一職。由於議會已不複存在，沒有舉行總統選舉的憲法方案，所以他就取了這個頭銜，而繼續使用“總統”這一職務。執政意味著臨時、暫時的執掌政權，所以段祺瑞擔任的是政府臨時首腦的職位。
第二天，中外報紙刊登了以下公告：“昨日，段祺瑞元帥就任臨時執政之職。上任後，他首先取消了對清朝皇帝引起公憤的限製，並通知帝師莊士敦先生可以去見皇帝了。”
隨後他又發表了另一項聲明，大意是：“奉段祺瑞元帥命令，馮玉祥的手下昨天從醇親王王府撤走了，換上了市警察司令部派來的護衛隊。”
與此同時，還有另一件讓民眾更為感到奇怪的事。張作霖抵達北京後，拒絕會見任何滿族皇室成員。但他說“他對皇帝外國老師的作品很感興趣”，很可能會見他。
所有這些公開發表的聲明都是真實的。我接到執政辦公室的正式通知，說我可以去見皇帝了。幾乎與此同時，皇上派人給我送來喜訊，說馮玉祥的士兵果然從北府消失了，要我立刻去見他。
我開車去了北府，立刻得到了召見。皇帝正在院子裏等我。他抓住我的手，激動得半天沒有說出話來。然後，他把我帶到一個密室，進行了一次長談，細節如何在此不必贅述。我們談話的時候，張作霖元帥派人給我送來一封私人信件，請我天一黑就去見他。我回口信說必定前往。天黑前我一直和皇帝在一起，在我離開前，他給了我一張自己的簽名照片和一枚鑲鑽黃玉戒指，讓我把它們交給張作霖。
到了六點鍾，天要黑了，我便驅車前往城西的元帥司令部。我唯一的同伴是醇親王的管家張文治。他是元帥的老朋友，雖與元帥同姓，但不是親戚關係。到達後，我們穿過由全副武裝的保鏢把守的層層庭院，才見到元帥。張作霖友好且不拘禮節地接待了我們（他穿著中式褲褂），在場的還有他的副官們，簡單噓寒問暖了一陣後，他請我們到了一間很小的私人書房。在隨後的一小時談話中，門一直關著，甚至連平常侍奉茶水的下人也沒有進來過。
我把皇帝的禮物交給了元帥。他拿起照片，若有所思地端詳了很久，然後又看了一眼戒指，便還給了我。然後，他詳細地解釋說，馮玉祥及其同僚對皇帝采取的行動太過無恥。他希望能幫助皇帝，以消除已經犯下的罪惡。但他表示不可采取任何會在共和圈裏引起懷疑的行動，叫人覺得他誌在恢複帝製，而這一點很重要。接著，他描述了一項計劃，借此皇帝可以被認為是憑借滿族人的支持而恢複特權，而不帶任何其他色彩。這項計劃恕我不能詳述。大可以指出，他希望蒙古人、滿族人以及那些出於忠誠或出於民族榮譽感而認為不應單方麵取消或修改優待條款的中國人打響第一槍。為了使他的計劃奏效，某些資料最好能轉達給外交機構。原來，他和我討論這件事，主要目的是要我把資料送給友好的國家公使們。
我同意照他所說的去做，於是他讓我過幾天再去拜訪他一次，並把我在使館區的活動結果告知他。
會麵結束後，張文治回去向皇帝和醇親王匯報。我則回家準備了一份采訪備忘錄，以供外國外交官參考。我準備了三份，當天晚上便親自交給了三個曾在11月5日為了皇帝而迅速行動的人，他們分別是英國、日本和荷蘭的公使。荷蘭公使是外交機構的元老，地位很高。如果他認為合適的話，可以把我的備忘錄交給其他外交同僚傳閱。至於他有沒有這樣做，我就不得而知了。而在我的備忘錄交出去之後發生了什麽，我覺得不宜隨便討論。
在很短的一段時間內，一切進展順利。我每天都去拜訪皇帝，他在過去的三個星期裏忍受著危險和焦慮，表現得勇敢而高貴。他自然厭惡那幫人對待他的態度和侮辱，卻始終極為樂觀，因為他相信馮玉祥、王正延及其同盟者在宣稱他們自己是中國人民的代表和發言人的時候，並沒有說真話。而且當他從我這裏了解到外國媒體一致對他們的行徑表示強烈譴責時，他表示很欣慰和滿足。
但接下來的兩三天，天空又開始烏雲密布。奇怪的謠言四起，都說很快可能發生另一場政變。馮玉祥從天津回來後一直很窩火，他之前說過要辭官，退隱到西山的一座寺院，在那裏他隻會見最親密的夥伴，但沒人相信這是他的肺腑之言。全世界都知道他顏麵盡失。他的武裝警衛被迫撤離北府，就是證據之一。眾所周知，張作霖雖然把內戰的勝利完全歸功於這位“基督將軍”對吳佩孚的背叛，但他卻恨他，看不起他。事實上，他們二人間的“聯盟”是不可能長久的。這兩個“盟友”早晚會開戰。
沒有人比馮玉祥更清楚現狀，他一直宣稱自己是個和平愛好者。因此，他必須不惜一切代價避免戰爭。怎麽辦呢？可行的方法隻有一種，而且異常簡單。馮的軍隊仍控製著北京地區，而張作霖隻帶了一個保鏢。馮隻需包圍並解除這位保鏢的武裝，再邀請張元帥去他的司令部參加茶話會，讓張元帥在內庭散步之際遇上點小意外，那張元帥不就永遠從中國政壇上消失了嗎？
傳言說“基督將軍”正在謀劃大事件，這也許是真的，也許不是。當然，皇帝的一些朋友信以為真了。憑經驗而論，我知道這些人接觸到的信息源比外國公使館獲得的要可靠得多。當我在使館區提到一些聽到的謠言時，我總被認為是個散布謠言的人。當我告訴我的英國朋友，張大帥隨時可能從人們的視野中消失，要麽是發生了神秘的“意外”，要麽就是乘火車或汽車匆忙逃往天津。他言之鑿鑿地說，北京政壇很平靜，元帥已經接受了英國公使館的邀請，會在十天內赴宴，這證明了張暫時無意離開北京。
張作霖有許多非凡的品質，有好的也有壞的，而其中一個便是他對自己有無限的信心。也正因為這一點，他才能從一個土匪成為地區的最高統治者，而這一地區的麵積有法國和德國加起來那麽大。他的另一個性格是麵對危險總是嗤之以鼻，輕視對手。他對吳佩孚的傲慢蔑視，差點使他的輝煌事業陷入災難性的境地。好幾天來，他拒絕認真關注有關馮玉祥的種種陰謀詭計和可能帶來的致命風險。這並不是表明他相信馮會遵守約定，相反，正如他親口告訴我的，他認為馮敢於背叛任何人。但即便真憑實據擺在眼前，他也無法相信馮會揭竿反對他，畢竟他是東北的戰神軍閥。
皇帝的朋友們不認同元帥的樂觀態度，我發現他們越來越擔心眼前的光景。我們討論了好幾次，既然皇帝已不再是囚徒，他是否應該抓住這個隨時可能失去的機會，離開他父親的住所，到使館區避難。然而，每一次討論都以各位王公、帝師和內務府大臣的一致反對而告終。他們認為，就段祺瑞和張作霖為皇帝所做的一切，他去使館區避難的舉動會引起他們的強烈不滿。因為他這一去，便暗示他覺得他們的政權並不穩定，也不相信他們心懷善意。
11月28日，鄭孝胥和陳寶琛來找我商量事宜。獲知他們非常信任的知情人傳來的消息後，他們變得十分驚慌。他們告訴我，他們已經把擔心告訴了皇帝，皇帝吩咐他們最好在靠近使館區的地方給他找個新住處。這時，有關北京將發生新一輪政變的謠言已傳到外國報紙上，雖然中國報紙並非不知道這些謠言，卻隻字未提。我指出，外國公使館似乎還很樂觀，認為不會有任何迫在眉睫的麻煩，但這也沒能安撫住他們。我們最後一致認為，必須冒險得罪段執政和張大帥。而且，第二天早上我們見麵時，也許有必要把皇帝遷到一個比他父親的住處更安全的地方。我們選中的是蘇州胡同裏一所很大的空房子，在哈德門[1]附近，靠近使館區東邊的入口。內務府出麵談判，將這所房子租下，作為他們的辦公室用。
第二天早上，也就是11月29日，我到達北府時鄭孝胥還沒到，陳寶琛正焦急地等著我。他告訴我，根據得到的最新消息，馮玉祥正在城內加強兵力，還突然把一些高級軍官召集起來到他所在的西山寺院開會。他隨時可能把被段祺瑞和張作霖趕走的武裝警衛再派到北府來，要是這樣，皇帝逃跑的最後希望就破滅了。即便現在離開，可能也為時已晚，因為馮玉祥在城裏的每個角落都安插了軍隊。我同意他的意見，不能再拖延了，必須立即行動。他建議先把我們的計劃告訴醇親王。我堅決反對，擔心王爺會認為皇帝一旦逃跑，他自己也會受影響，從而拖累計劃。陳寶琛承認我的分析，做出了讓步。
然後，我們來到皇帝的房間，告訴他時局很危險，已經決定讓他馬上去公使館，接受某個外國公使的保護。他立即回答說，他把命運交到了我們手中，願意做我們認為對他最有利的事情。我強調了一件極其重要的事，那就是不要把我們的計劃告訴北府的任何人，甚至不要告訴皇後和他的父親。皇後稍後也會跟過去，但如果她現在和我們一起走，肯定會引起注意，使計劃受阻。皇帝讚同我們的建議。
為避免外人對我們的意圖產生懷疑，皇帝沒有做任何準備，也沒有帶任何東西，隻是遞給我一包珠寶，我把它們塞進了我皮大衣的內層。我們做好準備，走到前院時，才命令給皇帝備車。所幸，他的車並沒有特殊之處。就在皇帝上車的時候，醇親王的管家張文治突然從房裏出來，問我們到哪裏去。陳寶琛回答說，我們要去兜風。張文治似乎很驚訝，也很懷疑，問是否可以跟我們一起去。沒人反對他的提議。皇帝坐好了，請我坐在旁邊，給司機指路。幸運的是，這司機是皇帝最忠實的仆人。另一個仆人是個年輕的滿族男孩，他聽吩咐上了車，坐在前排司機的旁邊。陳寶琛把自己的馬車打發回家，告訴車夫我們要到蘇州胡同去。然後他坐進了我的車裏，張文治也上了我的車。
大門打開，兩輛車穿過大門開上了公路。大門口站著一隊警察，他們是否會幹涉我們，還有待觀察。顯然，他們沒有得到這樣的指示，但兩個全副武裝的警察跳上了皇帝車的踏板，陪著我們上路了。
我現在要做的是繞開所有主街，以免碰到馮玉祥的士兵，更明智的做法是避開連接後門、景山和紫禁城的主幹道。出北府院子前，我就已經告訴司機，我們打算去蘇州胡同視察內務府打算租賃的那幢房子，所以車子要從東城區開過去。我們出發的時候鄭孝胥還沒到，於是陳寶琛給他送去一封密信，說我們要把皇上帶到公館去，把他暫時安置在那邊的德國醫院裏。
我們走的路線曲曲折折。為了避開馮玉祥部隊的兩個小分隊，我讓司機改了兩次方向。本來應該隻有三英裏多的車程，卻繞了將近五英裏。但我們還算幸運，行程也很順利。天氣對我們有利，風很大，空氣中滿是灰塵。哈德門大街東臨蘇州胡同，西接使館區。當我們到達的時候，我突然告訴司機不要即刻就去蘇州胡同，先右轉，一直開到一家由一個叫哈通的德國人開的照相館去，皇帝陛下想看看我曾給他提過的幾張照片。
“我知道那家店，就在使館區。”司機說。我回答道：“可能吧，直走，到了跟前再停車。”兩名全副武裝的警察沒說什麽，我不禁大為欣慰。
又過了兩分鍾，我們從東入口駛進使館區，停在了照相館前。我們下車走了進去，在店裏轉了轉，買了幾張照片。這期間我犯了一個小錯誤，所幸沒有引起嚴重後果。出於習慣，我稱呼皇帝為皇上。把店裏的中國人嚇了一跳，其中一個還跑到了街上。當我們離開時，一群中國人在等我們，但他們隻是好奇地看著，一言不發，也沒有做出任何傷害我們的動作。這是他們第一次看到前皇帝。
我自己的車一直跟在後麵。看到我德高望重的同事陳寶琛帶著平靜而滿足的表情，他的同伴卻是一臉困惑，我覺得有些好笑。“我們來這裏做什麽？”他興奮地問道，“為什麽不直接去蘇州胡同？”
我沒有理會張文治，而是把頭轉向皇帝。“棣柏醫生的診療室離這不遠，咱們去看看他吧。”在此解釋一下，棣柏醫生是德國人，很有名氣，在頭一兩年他經常被召到紫禁城診病。他的診療室在公使館裏的德國醫院，離我們現在所處的地方隻有一分鍾的車程。
我們回到車上，開車去德國醫院。到達後我把名片遞了進去，要求盡快麵診。棣柏醫生走出房間，認出了皇帝。我請他馬上把我們帶到一間單間去，因為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說。他帶我們上樓，去了一間空病房。
我簡要地介紹了發生的事以及我們的計劃：“我現在還要去采訪外交總長，就把皇帝交給你了，請務必保護他的安全。”
我把皇帝交給我的那包珠寶取出，交給了皇帝，然後便離開了，留下了他和陳寶琛。張文治沒有陪我們上樓，他嚇得說不出話來，或是氣得說不出話來，或是二者兼有。他一個人匆匆離開了，跑回去把今天早上發生的事情悉數報告給了同樣驚惶失措的醇親王。
我最先去了日本公使館。我這樣做，是因為我覺得在所有的外國公使中日本是最有能力的，他們不僅願意接待皇帝，還願意給予他有效的保護。
這時大約一點了。日本公使不在，去外麵吃午飯了。於是，我又去了荷蘭公使館，但荷蘭公使也不在。最後，我隻得去英國公使館。羅納德·麻克類爵士沒有出門。我簡要地描述了事情的原委。我知道，英國公使館強烈反對英國公民參與任何可能被視為幹涉中國內政的行為，於是我盡可能輕描淡寫地提到自己在皇帝逃跑事件中的作用，隻說是奉命和他一起乘車去了使館區。
接著，我承認已經去了日本公使館，因為我認為如果芳澤先生同意保護皇帝，那他就會得到最好的保護。公使認同我的觀點，而且考慮得很周到，他補充說，如果事情按照計劃進行，他希望我以客人的身份住在英國公使館，以便離皇帝近一些。英國公使館差不多就在日本公使館對麵。
我再次回到日本公使館，但公使還沒有回來，我見到他的時候已經快三點鍾了。他聽了我的來意，當我請求日本公使館接待皇帝時，他沒有立即答應。他在房裏走來走去，仔細考慮了一番，才把他的決定告訴了我。他願意接待皇帝，但需要時間為他安排合適的住處，因此讓我回德國醫院等消息。後來我才知道，芳澤先生及其妻子為皇帝準備的“合適的住所”，是他們自己的私人公寓，這可是公使館內最好的房間。
我高興地回到德國醫院，發現一個叫佟濟熙的內務府成員剛到。他是內務府中少數幾個對皇帝忠心耿耿的人之一，也是第一個跟隨皇帝到使館區的人。他問我皇上在哪裏，我就帶他上樓，半路遇到了一位德國男護士，問我們要去哪裏。我說：“去找皇帝。”他回答說：“什麽皇帝，皇帝不在這裏？”我說：“胡說，我親自帶他來這裏的。”
他看著我，似乎有點放心了。“皇帝是來過這兒，”他說，“但他已經走了。”
佟濟熙和我茫然地望著他，我問道：“那他去了哪裏？”
他即刻回答：“這我就不知道了。”
“但我已經安排好讓他去日本使館了。”我困惑不解。
“沒錯，他確實去那裏了！”誠實的男護士還是說出來了。
聽到這話我安心不少，卻還是有些糊塗。“棣柏醫生在哪裏？”
“他已經回家了。”護士說，“他還告訴我，如果有陌生人來找皇帝，我就說皇帝不在這裏。”
我向這位男護士致謝後便下了樓，和佟濟熙匆匆趕回日本公使館。我們見到了皇帝，但不是在公使的辦公室，而是在日本公使衛隊司令官竹本大佐的住處。鄭孝胥和陳寶琛也陪在皇帝身邊，卻不見公使的身影。
很快，謎團便解開了。看來，那天早晨鄭孝胥去北府的時候，碰見了陳寶琛的馬車正往回走。車夫告訴他，他的主人、皇帝和我一起坐著兩輛汽車去了蘇州胡同。鄭孝胥立刻坐著自己的馬車趕到那裏，卻沒有找到我們。他隨即去了德國醫院，見皇帝安然無恙，便鬆了一口氣。
然而，鄭孝胥仍然感到極其不安，因為皇帝本應盡快被安排到使館區避難。竹本大佐已經對皇帝不幸的遭遇表示了同情，且很想施以援手，而鄭孝胥本人和竹本的私交很好，他建議皇帝接受竹本的幫助，作為權宜之計，皇帝同意了。鄭孝胥初次造訪日本司令官住處的時候，我正在公使的私人圖書館。司令官同意收留皇帝。這給鄭孝胥留下了深刻印象，以為他會立即把此事報告給日本公使，但是他沒有那樣做。
當時，鄭孝胥返回了醫院，把皇帝帶上自己的四輪馬車，前往日本使館。不經意間，抑或不知道使館的確切位置，車夫驅車沿著長安街行駛。也就是說，在距離使館區幾十碼開外的路上行駛。幸運的是，當時是塵暴天，有風沙，這對我們有利，風沙掩蓋了馬車的行蹤，不會有公眾注意到車上的我們。幾分鍾後，馬車再次沿著一條小溪從南麵拐入了使館區。小溪將英國使館和意大利、日本使館分開。他們到達的時候，日本司令官正在使館門口等著。他們到達後不久，我也趕了過來。之後，司令官才和公使溝通。我抵達使館後，公使芳澤先生打開門，迎接了這位貴賓。接下來的幾個月，他一定會是這裏的常客。
一小時之內，皇帝就在公使分配給他的房間裏休息了。傍晚時分，在一間同樣舒適的會客室，皇帝接見了他的父親、一些貴族和內務府官員。他父親緊張且興奮，貴族們困惑，內務府官員則喋喋不休，責備、祝賀聲交織在一起。醇親王懇切地要求皇帝回北府，但皇帝禮貌地拒絕了。
皇帝逃亡的消息在北京引起了轟動，其影響僅次於他被趕出紫禁城。各家報紙眾說不一，不過，由於信息的來源並不準確，因此描述的內容也大都是失準的謠言。當然，盡管日本公使在12月2日接受了多家北京報紙的采訪，並直截了當地描述了如何接納皇帝的經過。不過，他還是飽受指責。報紙把我也當成了主要的攻擊對象，對我極盡辱罵之能事。最具侮辱性的報紙是《京報》和《晨報》。這兩份報紙有著鮮明的政治色彩，《京報》被視為共產主義的宣傳工具，《晨報》則被看作是學生運動的機構。
兩名警衛站在皇帝乘坐的馬車兩側腳踏板上，隨我們進入了使館區。由於他們未能在中國管轄範圍內阻止皇帝出走，怕擔負責任，因此不敢複職。他們請求獲許留在使館區。皇帝批準了他們的請求，讓他們臨時擔任自己的隨從。實際上，他們沒有收到阻止皇帝離開北府的命令。讓他們對發生的一切負責，這是人之常情。他們害怕馮玉祥重新控製北平，自己會遭到懲罰，這種恐懼是合理的。就在皇帝出走的第二天，當皇後試圖和皇帝匯合時，她乘坐的馬車被攔在了北府外門，有人委婉地告訴她，她必須待在原地。
皇帝收到了皇後寫的一張抱怨的小紙條。皇帝給我看了，內容是哀求皇帝想方設法救她。芳澤先生得知此事後，立即命令他的一位外交秘書把皇後從北府接來。不久，秘書從北府打電話告知一切安排順利，但是急於離開的皇後未獲批準。
芳澤先生一刻也沒有耽擱，立即命人備車，造訪行政長官段祺瑞。芳澤先生委婉但堅決要求要求段祺瑞下令，使皇後在北府的行動不受限製。在一個小時的時間裏，芳澤先生的秘書就帶著皇後得意洋洋地返回了使館。
11月30日晚，我決定再次拜訪張作霖。部分目的是履行我的承諾，應他的要求向他匯報我之前在使館區采取的行動結果。部分目的則是向他傳達皇帝的消息，盡可能婉轉地解釋皇帝在外國使館避難的原因。
與幾天前的張作霖相比，這次他的態度判若兩人。我發現自己麵對的不是一位文質彬彬、招人喜歡的中國將領，而是一位傲慢無禮、言辭激烈的東北土匪。有多少態度是裝出來的，這很難說。值得注意的是，他不是在私密房間會見的我，而是在一個三道大門敞開的大客廳裏。三個門口都站著感興趣的聽眾。顯然，張作霖不想對他所說的話保密。
沒有任何常見的開場白，他立馬就大加斥責我把皇帝帶到使館區。從他的話裏推斷，我估計北府已經把鍋甩到了我的頭上。我試圖解釋幾句，但麵對心神不定的張作霖，既要避開他個人位置這個極其微妙的話題，又要證明我自己的所作正當，這顯然勉為其難了。當著別人的麵，我簡直無法做到。這位軍閥打斷了我的辯解，他質問我，隻要他張作霖在北京，留在北府的皇帝會有什麽傷害。對我來說，這幾乎是不可能回答的問題，我隻好謹慎地說，正是因為相信他不會長期待在北平，我們才考慮在他離開北平之前，迫切需要把皇帝從危險中解救出來。
對於我們上次談話的主題，張作霖隻字未提，也不願意聽我的辯解。他突然中斷了會話，沒留下慣常的告別語，就匆匆離開了房間。
張作霖是否已經意識到，此次會談時他自己的處境也岌岌可危，他獲許會步皇帝的後塵？這很難說。如果他當時還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那麽幾天之後他或許就會意識到了。12月某個寒冷的大清晨，仆人進入我在英國使館的房間告訴了我最新消息，張作霖已於當天拂曉乘專列離開了北平。毫無疑問，首都又一次落入了馮玉祥的軍事管製下。
既然這樣，“基督將軍”曾經針對張作霖策劃的陰謀就無從實施，這並不奇怪。熟悉內情的人，可能不超過六人。考慮到這位東北的元帥逃離北平後，馮玉祥、張作霖之間不久就爆發了一場戰爭，結果馮玉祥吃了敗仗。分享馮玉祥秘密的人迫不及待地坦白一場已經流產的陰謀，這是不可能的。然而，零星信息不時地見於中國的報紙。此外，至少有位中國作家寫了一本並不出名的小冊子，用英文分析了當時的情形。我查閱了林誌宏（音譯）的《中國的政黨》，書中奇怪地把馮玉祥描述為“中國的大陰謀家”。據該書敘述，它證實了我從其他的消息源搜集到的信息是可靠的。“在西山的一次秘密會議上”，馮玉祥經過深思熟慮後決定發動針對張作霖、皇帝和其他人的政變。可以注意到，當時馮玉祥假裝隱退的居所寺院，就是西山天台寺。
第一步計劃是處死張作霖、段祺瑞、曹錕和此時被稱為亨利·溥儀先生的宣統。當時，憎恨奉係軍閥的李景林將軍與盧永祥在直隸交戰，參與了這個計劃。
1924年12月初，在一個陽光燦爛的下午，李景林突然離開北平，前往天津……經過一番極其詳細的調查，據了解，一旦年邁的張大帥在北京被處死，李的任務是切斷東北軍的後路。張作霖和張學良察覺到西山陰謀，他們驚慌失措，連夜拋下段祺瑞和其他不明事態發展的同夥，逃向天津。
鑒於張作霖父子成功逃脫，中國的大陰謀家認為，如果執行剩下的計劃，頗不明智，於是就此收手。當時的段祺瑞、曹錕和亨利·溥儀既是傀儡，也是囚犯，但最終他們擺脫了被劊子手砍頭的命運。
此外，錯誤地把“亨利·溥儀”描述成“擺脫被劊子手砍頭的命運”顯然並非事實，因為就在陰謀被實施的時候，他就已安全抵達日本使館。
勇敢、忠誠的保皇派已經通過文學或繪畫作品紀念“皇帝的出逃”。正如我的讀者所了解的，鄭孝胥是中國最知名的學者之一，目前還在世。
鄭孝胥創作了一首律詩，這種詩體在8世紀的唐朝得到完善。我的英文版本遠遠沒有充分傳達出原作意念的力與美。
標題是“十一月初三日奉乘輿幸日本使館”。標題下方是注釋：“陳寶琛、莊士敦從幸德國醫院，孝胥踵至，遂入日本使館。”接下來是這首詩的內容：
乘日風兮載雲旗，縱橫無人神鬼馳。
手持帝子出虎穴，青史茫茫無此奇。
是日何來蒙古風，天傾地坼見共工。
休嗟猛士不可得，猶有人間一禿翁。
最後兩行的意思是：盡管沒有全副武裝的戰士保護處在危險之中的皇帝，但至少還有一位禿頂的老人保護他。“禿翁”即鄭孝胥自己。像中國大多數古典詩一樣，這首詩包含著諸多典故，很容易避開外行的注意。“大風”和“猛士”的引用表明詩人想到了一首著名的小詩——《大風歌》。這首詩的作者是漢朝的高祖皇帝劉邦（公元前205—前195年在位）。這位被稱為共工的是一位中國古代神話人物，傳說他試圖用風暴和洪水毀掉世界。“禿翁”或許是出自司馬遷的《史記》。
鄭孝胥的這首詩後來成為他某篇日記的一部分，並得以刊印發表，以下是日記的部分內容：
壬子初三日。弢庵（陳寶琛）、叔言（羅振玉）來。昨報載：李煜灜見段祺瑞，爭皇室事，李忿言：“法國路易十四，英國殺君主，事由數見，外交幹涉必無可慮。”張繼出告人曰：“非斬草除根，不了此事。”平民自治歌有曰：“留宣統，真怪異，唯一汙點尚未去。”餘語弢庵曰：“事急矣！”乃定德國醫院之策。
午後，詣王府，至鼓樓，逢弢庵之馬車，曰：“已往蘇州胡同矣！”馳至蘇州胡同，無所見，餘命往德國醫院。登樓，唯見上及弢庵，雲莊士敦已往荷蘭、英吉利使館。餘定議奉上幸日本使館，上命餘先告日人。即訪竹本，告以皇帝已來。竹本白其公使芳澤，乃語餘：“請皇帝速來。”於是大風暴作，黃沙蔽天，數步外不相見。
餘至醫院，慮汽車或不聽命，議以上乘馬車；又慮院前門人甚眾，乃引馬車至後門。一德醫持鑰從，一看護引上下樓，開後門，登馬車，餘及一僮驂乘。
德醫院至日使館有二道，約裏許：一自東交民巷轉北，一自長安街轉南。
餘叱禦者曰：“再赴日使館。”禦者利北道稍近，驅車過長安街。上驚叫曰：“街有華警，何為出此！”然車已迅馳，餘曰：“咫尺即至！馬車中安有皇帝？請上勿恐。”既南轉至河岸，複奏上曰：“此為使館界矣！”
遂入日使館。竹本、中平迎上入兵營。弢庵亦至。方車行長安街，風沙悍怒，幾不能前，昏晦中入室小憩。上曰：“北府人知我至醫院耳，莊士敦、張文治必複往尋，宜告之。”餘複至醫院，攝政王、濤貝勒皆至。因與同來日館，廷臣奔視者數人。上命餘往告段祺瑞，命張文治往告張作霖……
可以看出，注釋大致屬實。但有一點除外，那就是鄭孝胥錯誤地認為，竹本大佐在同意用自己的住處接納皇帝之前，已經和日本公使商量過了。日本使館內文武官員的關係，並不像英國和其他使館相應機構之間的關係那麽親密和友好。甚至竹本是否認為自己應當聽命於日本公使，都頗值得懷疑。因此，他並不認為他有義務把他和鄭孝胥之間的談話向芳澤先生匯報，而且他也沒有這樣做。實際上，他已準備好，並且迫不及待地想成為皇帝的東道主，他不想芳澤先生奪走他的貴賓。因此，直到皇帝到了竹本的住所，芳澤先生才知道，皇帝已經到了他的使館管轄範圍了。
我前文說過，除了文學作品，鄭孝胥還用繪畫作品紀念了皇帝逃亡事件。在複製的的微型繪畫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紫禁城的一小部分城牆和樓閣，在陰鬱的沙塵暴中依稀可辨。暴風雨也是用繃緊的樹枝展現出來，左前方古老的鬆樹格外引人注意。在當代中國畫家中，鄭孝胥以畫鬆而享有極高的聲譽，這是他藝術才能的良好展現。在北平的大街上，什麽也看不見，完全籠罩在混亂的沙塵中，在右上角，一條龍張牙舞爪，模糊地暗示龍在飛翔。讀者應該記得，龍在中國是君主的象征。
這幅畫以中國人常見的方式，裝在一卷長長的絲綢上。陳寶琛和我應邀在這幅畫上題了詞。按照中國通常的慣例，畫作要留白，好在上麵簽名、蓋印章，以及供批評家、同行們鑒賞。我用英文寫的注釋，隻是對已經描述過的事進行簡單敘述，無須再創作。陳寶琛根據這幅畫用精致婉約的書法進行了再創作。他題了漢字“風異”，然後是簡短的說明，以及賦詩一首：
蘇堪作圖，以記甲子十一月初三日之事，寶琛係之以詩曰：
風沙叫嘯日西垂，投止何門正此時。
真龍啟飛（鄭孝胥所作的詩畫）
寫作昌黎詩意讀，天昏地黑扈龍移。
解釋一下，“昌黎”是唐朝著名詩人韓愈（公元768-824年）的別號，他是鄭孝胥最崇拜的人物之一。其文友曾說，鄭孝胥的詩深受韓愈和同時期的詩人柳宗元（公元773-819年）的影響。陳的這首詩意在恭維鄭孝胥，暗示不僅僅是他的詩，包括他的畫作，都深受韓愈影響。
這就是關於皇帝出逃至日本使館區的真實故事。對於這一事件，歪曲的版本眾多，沒必要再提。然而，我要特別反駁美國作家近期的一篇舉世矚目的描述。他如是寫道：
1924年10月，溥儀和他的妻子正在吃早餐。一位侍女跑了進來，哭喊著說，成群結隊的粗暴中國士兵在門口高喊著“處死被廢黜的皇帝和皇後”。皇帝和皇後從後門逃到了英國使館，但哨兵拒絕放他們進去。他們跑遍了所有使館，在關於去美國使館的問題上，兩人爭論起來，斷定美國使館也會拒絕他們，兩人猶豫不定地又來到了日本使館。哨兵接納了他們，關上使館的大門，把追趕者擋在了門外。日本使館的人溫柔且善良。逃難的皇帝和皇後的衣服又髒又破，公使夫人從她丈夫和自己的衣櫃裏拿出衣服，堅決要求給皇帝和皇後換上。
盡管這些陳述是錯誤的，像作者斷言英國使館哨兵拒絕讓逃難的皇帝和皇後進入，雖然這嚴重辱沒了英國的榮譽和好客，但我們也不必過於在意。文中也描述到“關於去美國使館的問題上，兩人爭論起來，斷定美國使館也會拒絕他們”，這些都是作者的主觀猜測，我都懶得去反駁。事實上，對於沒有什麽政治同情心、逃亡中的中國人，英國和美國使館都曾不止一次力所能及地給予他們庇護和盛情款待。對於兩個逃亡的皇室貴族，美國使館不可能關門了事，把他們的生命交給“中國成群結隊的粗暴士兵”來處置。
挑剔的英國或美國讀者不可能會被這種說法誤導。鑒於日後日本和中國東北的關係愈發緊張，中國報界和社會各界人士持續不斷地控告：日本使館接納皇帝之舉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陰謀。日本帝國主義早預料到，皇帝是高層政治遊戲中的一枚有用的棋子。從前文可知，日本公使在我親自告訴他之前，對於皇帝抵達使館一無所知，隻是在我的誠摯懇求下，公使才同意給予皇帝保護，讓皇帝到日本使館。而“日本帝國主義”和“皇帝出走”無關。
注釋
[1]即今天北京崇文門。——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