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的黃昏已漸入夜色，本書不再講述之後至暗時刻的故事，也無法阻止新的曙光在其他地方升起。我所能做的，就是嚐試在本章簡要總結漫漫長夜中的事件。
從1924年11月29日至1925年2月23日，皇帝作為貴賓在日本使館住了幾個多月。臨終前的孫中山來到北平的時候，皇帝依然住在那裏。
在那幾個月，皇帝除了回訪一些外國的外交官，從未離開過使館，他經常去我在英國使館的住處。由於使館區的南部邊界不受中國管轄，我們偶爾會在那裏的一小段城牆上散步。站在城牆上，他第一次看到樹木茂盛的公園所環繞的天壇。我們看不到巨大的白色大理石祭壇。在那裏，他會以天子和萬民之主的身份，祭祀祖先和神靈。皇帝站在相同的城牆上，遙望著閃閃發著黃色光芒的的紫禁城屋頂。雖然在某一方麵，紫禁城曾是他的監獄，但也是他幼年的家。有一次我們晚上散步時，看到一個黑色的身影孤獨地朝我們走來。我悄聲對皇帝說，當他從我們身邊經過的時候，我們仔細觀察，認出了他是蘇聯公使加拉罕。
從1925年2月到1931年11月，在天津商港乏味的日本租借地，皇帝度過了漫長沉悶的七年時光。一個自稱“反清同盟”或“反滿同盟”的組織，在一些中文報刊上撒謊指控日本人試圖引誘皇帝去日本，並承諾給他一座供其居住的皇宮。在日本帝國主義關於中國的計劃中，他們把皇帝作為政治工具。如果日本政府曾經在1925年到1931年時期向皇帝傳達哪怕一丁點到日本會被盛情款待的暗示，他都會高興地接受，畢竟日本廣闊自由的生活比天津枯燥單調的生活更有吸引力。他會住在風景秀麗的京都附近的鄉村住宅，或是住在無與倫比的的富士山鄉村庭院。可惜，他沒有收到日本的暗示。相反，他心知肚明，人們通過我告訴皇帝，不管他住在日本，還是住在日本在東北的租借地，日本政府都會處於一個極其尷尬的境地。
1925年秋天，馮玉祥和張作霖名義上的盟友關係破裂。以前彼此開戰的吳佩孚和張作霖，現在結為倒馮的新盟友。他們邀請資深政治家唐紹儀擔任同盟的政府首腦。盡管唐紹儀近來很少參與政治，但他誠實、幹練，幾乎受到政界各派人士的高度讚賞。對於邀請，唐紹儀給了一個不置可否的答複，說他不會承諾支持新的聯盟，除非吳佩孚（他一直在療傷，並在長江流域集合新的兵力）向自己承諾，他無意恢複曹錕的總統一職，或無意重新召開賄選曹錕擔任總統的國會。
流傳甚廣的傳聞說，新的同盟打算宣布撤銷過去對皇上的非法行為，以恢複“優待條件”中的特權。唐紹儀卻利用這個機會，勇敢、坦率地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不滿意僅僅批準這項提議（由於種種原因，該提議從未付諸實施），並就此發表了一份聲明。當時，他的聲明沒有受到相應關注，但幾年後當我們讀到這份聲明時，就會覺得它極富趣味性且十分重要。
關於恢複滿族特權之事，唐紹儀提到征服了滿族的人，把滿洲像禮物般帶到了滿漢聯邦。漢族人推翻清朝，不過滿洲還是滿族人的合法世襲財產，應該恢複遜帝宣統對那片領地的統治權。
唐紹儀發表這份聲明幾個月後，我到上海和他進行了一次長談，徹底明白了他的意思。他認為之前的傳聞並沒有曲解他的觀點。
唐紹儀當時及此後沒有重新進入政壇，盡管他經常被要求出山。不過，新的同盟成功地達到了一些目的，尤其是打倒了馮玉祥。之後，馮玉祥在莫斯科找到了精神家園。1926年，正是在那裏，他度過了一段被迫退出政治生活的時光。
從那之後，馮玉祥這位“中國的大陰謀家”又先後多次出現在中國政治舞台上，不過，他邪惡的身影無論走到哪裏，似乎注定都難以獲得別人的信任。而如今他在國內的朋友屈指可數，但無論在過去還是現在，有人仍然認為他是一位無私的英雄和愛國者，但更多的人抨擊他是一個肆無忌憚的叛徒。無論對朋友還是對敵人，他都極其虛偽且無恥。他一直被簇擁在桂冠和玫瑰花叢中，也一直深陷於汙穢的泥潭。
有人認為馮是一位真正的民主人士，勞動人民的忠實代表，窮人和被壓迫者的忠誠朋友。在其他的一些人看來，他又是一位虛偽的流氓。他戴著虔誠、謙遜和簡樸的麵具，假扮人們的朋友和救星，僅僅是為了更輕而易舉地完成黑暗的計劃和滿足自私的野心。幾乎和中國人一樣，外國人對他的品行也是褒貶不一。新教教士過去對這位最傑出的皈依者，帶著掩飾不住的驕傲，稱他是真誠和正直的“基督戰士”。
現在提到馮玉祥的名字，他們熱情消失了。因為馮玉祥皈依了基督教，像虔誠的基督徒約翰·朱爾典爵士，自然而然地偏向他，對他極其友好。打開天窗說亮話，後來馮玉祥的一些言行，令他大為震驚。他曾經向不知情的同胞道歉說：“他是信奉《舊約》的信徒。”我應該解釋一下，“我向這位基督將軍致敬，他就是中國的克倫威爾。”狂熱的傳教士喬納森·布倫特神父說，“我同意朱爾典爵士的觀點，他就是一位信奉《舊約》的信徒。是個高度可信的家夥，我熱切地祈禱……他可能證明，他會是中國的救世主。”
然而，在1929年我們發現一個倒馮組織，稱馮玉祥為“叛徒”，是邪惡的北方軍閥，是“一頭隱蔽在暗處、狡猾的狼”。該組織列出了馮玉祥的十大罪狀，其中有：把外蒙古讓給俄國；背叛國民政府；破壞交通線，以阻礙已故領袖（孫逸仙）葬禮的進行；殺害數十萬年輕人；加入共產主義；強迫西北的農民種鴉片；掠奪人們的財富等。該組織的宣言稱：“這十大罪狀，表明他是一位多麽邪惡的人。他罪無可恕，死有餘辜。”
早在1920年，馮玉祥的基督教朋友們告訴世人，有一次天下大旱，莊稼都枯萎了，馮玉祥請附近的和尚和道士祈雨。“祈雨時，他們驚慌失措，處在絕望的混亂之中”。接下來馮玉祥去祈雨，而“沒多久，下了一場大雨”。然而，正好十年後，陝西人稱馮玉祥為“旱魔”，認為他所到之處必會遭到旱災。
中國陝西的一位英文報記者碰巧是一位傳教士，他聲稱，“說來也怪，馮玉祥在陝西的統治結束時間，和旱災結束的時間相一致……1927年，馮玉祥來到陝西，預示著漫長的三年大旱。在他通電正式宣布辭職的時候，竟然下了一場我們多年未見的傾盆大雨。而僅僅在他的最後一支部隊離開後，旱情便完全解除了。因為，從未下過如此大的雨！”
馮玉祥的朋友或許能從下麵的事實中找到些許慰藉。在前往莫斯科之前，他被稱為“旱魔”，而在莫斯科，他被體麵地稱為“播雨人”。
我自己不打算嚐試對這位奇特人物的品性進行終評。這樣做的時機尚未到來。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馮玉祥正在中國最著名的聖山泰山山坡上的帳篷裏，更準確地說，在一座寺廟裏生悶氣。我曾在泰山的寺廟度過一段美好時光。我深信，這是一座能夠讓人淨化和再生的山脈。泰山在很大程度上擁有這種力量。幾千年來，它一直是座聖山。對詩人、聖人、先賢、皇帝、將士、和尚、隱士、藝術家，以及勤心修行的人來說，都是靈感的源泉。馮玉祥是名將軍，或者可能是位潛心修行的人。他家裏懸掛著列寧的肖像，他有資格是一位藝術家。也許，當他在厭倦了生悶氣之後，開始嚴肅地靜心沉思，一些偉大的事情或許會發生。
人們形容他睿智、偉大或優秀，這位“基督將軍”過去的政治、戰爭或道德實踐活動是否有資格為他贏得上述稱謂，對此我表示懷疑。不過，或許他從泰山上下來，會脫胎換骨。威廉·拉爾夫·英奇博士說：“攀登過聖山的人往往能看得見遠方的土地。”我們願馮玉祥至少已看了一眼遠方的土地。如果他從山上下到平原時不如他上山時睿智、偉大或優秀，那就表明，他不配享有和聖山之靈交流的特權。假如那樣的話，他也就感受不到這個國家充滿的痛苦和不幸。
皇帝到了使館區，在剛開始的近三個月，以及早期在天津逗留的幾年間，有人用最惡俗下流、粗鄙無恥、沒有風度的語言辱罵他。不僅有人公開抨擊他犯有一些莫須有的政治罪，以及炮製所謂的企圖推翻共和製的陰謀，而且有人公開嘲笑、汙蔑、抨擊他的人品。有人還宣稱皇帝是個邪惡、墮落的人。他們這樣宣傳皇帝既影響了中國人，也涉及到了外國人，且都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正是皇帝在天津的早期，某些外國記者對他的稱謂逐漸發生了改變，有了“亨利·溥（或溥儀）先生”等強烈的蔑視口吻。他們不僅公然漠視皇帝和朋友們從來沒有用過的這些稱呼，還漠視多年因襲下來的禮節。“優待條件”規定，大清皇帝完整保留“皇帝”的稱號（不加前綴“先”）。而那些條款從未被任何一部法律和憲法所廢除。因此，人們也應該稱他為“遜帝”或“皇上”，而不應是“先生”。
反清同盟的意圖是持續不斷地煽動反對皇室的活動，他們主張把“優待條件”中最後殘餘的條款全部廢除，包括1924年11月任意強加給皇室的協議。他們主張嚴懲所有的保皇派（包括皇帝本人），甚至處以死刑。
1925年下半年，滿族皇室的敵人在紫禁城皇帝寢室的一個箱子裏發現了一些信件，他們公開了信件內容，宣稱這些信件揭露了一個旨在複辟帝製的陰謀。數名中國知名的政要人物牽扯其中。實際上，這些信件並未證實存在任何陰謀，然而這些信件表明：皇帝在中國各地仍然擁有熱情的朋友和支持者。毫無疑問，讚成共和製的讀者對此強烈不滿，他們稱其中的一份相關信件最為重要，這是著名的改良派康有為先生（他現在被“激進派”視為保守派）寫給我的一封長信，因此，他們認為我參與了複辟帝製的陰謀。實際上這封信含有他對皇帝忠誠的信息，描述了近來在華中旅途的見聞，以及他通過觀察認識到在華中這片有影響力的區域，一些人對皇帝仍持友好和同情的態度。我原本把這封信拿給皇帝過目，而他卻把信件和文稿放到了一起。當然，這封信根本就不含有滿族朝廷的皇帝或者我參與了政治陰謀的證明。然而，主張徹底鎮壓保皇派的反清同盟欣喜若狂，認為抓到了“溥儀”的英文老師參與複辟陰謀的鐵證。他們複印了這封信和其他信件，散發到全國各地。
皇帝的政敵怎肯善罷甘休，他們公開宣稱，我仍然在窮凶極惡地謀劃複辟，正在外交領域施加邪惡的影響。下麵便是典型的例子。1925年8月11日，英國媒體翻譯了《民報》針對我本人的指控：
自從遜位的皇帝到達天津以來，他的老師莊士敦先生，以他的學生名義，一直在向歐洲所有君主製國家的部長和公使暗送秋波。他提供各種讓步，竭力贏得他們對複辟活動的支持。由於他詭計多端，英國的代理公使已經受到他的影響。自上海“五卅慘案”發生以來，莊士敦先生連同英國代理公使，在帝製陰謀中一直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
這個卑劣的謊言公之於世的幾周後，反清同盟隨即在北京發表了一封寫給英國公使的信，要求把我驅逐出中國。他們聲稱代表中國四萬萬同胞提出這一請求，並宣稱處死所有中國的保皇派。而由於我的罪行不可寬恕，懲罰自然應當更嚴厲。
我本不想理會這些針對我的幼稚指控，但我收到段祺瑞政府的私下暗示：如果我公開回應，他們會很高興，這能協助他們控製煽動反滿的活動。因此，8月12日，我在《京津泰晤士報》等外國媒體上發表了一份英文的回複。此外，在好幾家知名的中文雜誌上，也用中文發表了同樣的回複。摘錄回複的全文，徒費紙張，實在多此一舉。不過，由於最後一段提到卑鄙的抨擊是強加到皇帝頭上的，感興趣的讀者可以一讀：
即便退隱到了天津，19歲的皇帝也苦於政敵們對他沒有風度的抨擊之擾。最早的退位條約給予皇上的各種權益和優惠待遇，已被剝奪，但他的政敵們不滿足，千方百計剝奪去年11月政變時強迫皇帝接受的權益和優惠待遇。他們指控，近來持續不斷地出現有關皇帝複辟帝製的陰謀。據稱，今天的中文晨報報道，皇上在天津居所的周圍，都是活躍的保皇派份子，並且和天津各國的領事打得火熱。他近來委身於某西方列強的保護。他已經承諾，當重新複辟登上地位時，就會賦予該國各種有價值的特權。他自身與某軍方結盟，同樣旨在複辟帝製。毫不誇張地說，最微小的證據碎片都能產生這些做夢也想不到的斷言。
反清同盟竭力迫使段祺瑞政府逮捕全部有嫌疑的保皇派，並以叛國罪判處他們死刑。不過，段祺瑞拒絕采取任何行動，這引起他們極大的反感。1925年8月末，反清同盟中最著名的發言人之一杜嘯石（音譯）用中英文公開發表了一份備忘錄，概述了其觀點。
當時坊間傳聞，段祺瑞政府提議把沒收的一些財產還給皇室，這條傳聞極大地激起了反清同盟的強烈反對。“政府采取這種行動，意圖何在。”杜嘯石在備忘錄中說，“匪夷所思。即使這種行動不會引起其他的猜測，但也有足夠的證據讓人們相信，政府本身與帝製複辟運動有牽扯。”
1926年，我需要短暫“訪問”英國，處理“庚子賠款”關於英國的份額。我在中國居住了28年，這是我第二次回到英國。1927年初，我回到中國，受命擔任英國駐威海衛行政長官。我一直待在中國，直到4年後，英國政府踐行長期以來把這片領土歸還給中國的承諾，我才離開。不過，在那段時間，我和皇帝保持著聯係，還拜訪了他幾次。
在前往威海衛之前，我在天津陪了皇帝幾天。2月14日，值皇帝的生日之際，我最後一次遇到了康有為。他是一位年邁的改革家，堅定的保皇派成員。人們在指控複辟帝製陰謀時，經常把我和他的名字聯係到一起。生日的那天清晨，康有為和他忠實的跟隨者徐良拜訪了我。關於皇帝的遭遇和將來，我們聊了許久，然後一起去了皇帝位於日租界的住所張園。皇帝熱情地接待了我們。當這名年邁的老人跪安時，皇帝起身撫摸了他的肩膀，命令他坐在椅子上。從此以後，我再也沒見過康有為。他返回了上海。3月8日是他的七十大壽，眾多朋友和門生給他賀壽，以表達敬意和愛戴。對於康有為，那天最大的快樂是來自皇帝的親切慰問。皇帝特意派徐良從天津攜禮物趕去祝賀。幾天之後，他再次北上，住在青島一處新買的住所裏。我們原本計劃到了夏天，他來威海衛多住幾天。可當我再次收到從青島傳來的消息時，卻是他病逝了。1927年3月31日的淩晨，那天正是我抵達威海衛開始履職的日子。
溥儀在天津時居住的張園
梁啟超是康有為最著名的弟子，注定要追隨導師。他在康有為的喪禮上作了一場感人肺腑的演講。他盛讚康有為是偉大的改革先驅，較早、較清楚地認識到中國的選擇：在現代化道路上前進，抑或無望地走向衰退和毀滅。梁啟超說：“後有作新中國史者，終不得不以戊戌為第一章。”在本書中，我已經踐行了他的提示。不幸的是，他不久也隨著康有為離開了人世。
我在威海衛上任時，還發生了一件使皇帝和皇室陷入悲痛的災難。中國人崇拜祖先，對於先祖的墳墓懷有深深的崇敬之情。不知者很難估計悲痛的程度。在1928年7月3日至11日間，皇陵（東陵）遭到毀壞和侵犯。
在中國內亂頻發、動**不安的時代，我們把稱這幫盜墓者稱為士兵還是土匪，已經無關緊要了。這並非個案，暴行的主要動機是掠奪財物，因為帝陵往往會埋有大量的珠寶和其他貴重物品。這已是中國的習俗。由於陵墓極其牢固，因此需要用炸藥炸開。盜墓者砸開棺槨，把屍體扔到地上，曾經的九五之尊、中國最偉大的皇帝之一乾隆皇帝和“老佛爺”慈禧太後的屍骨被砍成碎片，散落在地上。後來，皇帝的使者探望了陵墓，恐怖的場景難以名狀。在皇室的記錄中，為皇帝和皇室備查的資料詳盡地記錄了整個情形。我給皇帝寫了一封同情的信件，收到了檔案的複印本和皇帝的答複函。
後來，國民政府成立了一個特別法院，審問了一些無關緊要的犯人，算是有人背鍋了，但也隻是受到了輕微懲罰，並沒有嚴懲罪魁禍首，包括軍銜高的軍官。他們逃過了所有的懲罰。政府甚至允許他們私吞盜挖的“戰利品”。後來，許多珍寶散布到世界各地。國民政府曾鄭重承諾，要對皇陵提供足夠的保護。皇帝期盼著政府的一句道歉或懺悔的言辭，但結果也是空等一場。擁有無上權力的國民黨或南京政府沒有任何悲哀或內疚的跡象。
皇帝是一個寬容的人，他可以原諒很多事情，包括威脅、羞辱、違背信義等，但他不能原諒對祖先的不敬行為。皇帝對那些動亂中領導者的態度改變了，他再也不能隱忍了。他從未想過參與東北的獨立，也沒有想過回到祖先沉睡的地方。他對這個中國還抱有希望，期盼情況有所改觀。但他失望了，我再次見到皇帝時便發現了他的改變。他似乎聽到了那些蒙羞的先祖的哭訴，他們勸導他離開這裏，回到滿族最初建國的地方，那裏曾是他們的領土。
另外，華北地區還發生了一件大事。當時，北伐軍捷報連連。之後，整個華北地區的主控權被張作霖把持。然而，張作霖徒有其表，他領導的軍隊並非團結一致。可以說，張作霖的部隊是中國最精銳的部隊，但他仍然憂心自身安危，懷疑有人會趁他與南方部隊對抗時偷襲他。對此，他的感覺是正確的。張作霖看到企圖占領中國的計劃完全落敗，無奈之下便帶領軍隊回到東北。在撤回沈陽的途中，張作霖遇害，在自己的勢力範圍內被炸死了。從此，這位經曆人生幾番波折的將領徹底長眠。不過，我們無法探知其中的內幕。
有人預料張作霖的死會讓東北出現動亂。不過，張作霖的兒子張學良在接替了父親的職位後，才將死訊公布出來。當時的東北，除了名義之外，張作霖行使著比大多數君主們大得多的權力，他們並非真正聽從於民國政府。所以，張學良繼位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仗還沒打民國政府就占領了北京，許多官員逃走了，其中包括外交部長顧維鈞。南京政府的一份逮捕令上有包括顧維鈞在內的十幾個安福係人員，他們已經失去了權勢。7月21日，從天津乘船離開的顧維鈞來到了威海衛。他之前也曾為躲避政治對手的追捕到過威海衛避難。此次，他停留的時間略長，有5個月之久。12月，他從威海衛出發前往歐洲，之後的幾個月一直遭到南京政府的逮捕。不久，他又取道加拿大直接到了東北，並受到了張學良將軍的特別禮遇，在東北住了很久。張學良也調整了政策，開始承認國民黨以及南京政府的地位。南京政府采取一些行動作為答謝，撤銷了對顧維鈞博士的逮捕令，並將之前沒收的資產歸還給了他。之後，顧維鈞再次在政府任職。1932年，他以中國代表的身份前往東北。
就在舉行威海衛交接儀式之前的兩周，我到天津和皇帝辭別，因為我即將離開中國，而是否能再見麵，還是未知數。我們討論了未來的可能性，他給了我一些理由，讓我相信皇帝將很快終結在天津長期的流亡生活。
1930年9月15日清晨，皇帝來到我所住的旅館為我送行，一直等到我要去登船，他方才離開。我們一起坐車去了碼頭。他坐在我的船艙裏，直到最後一刻才下船。在輪船順流而下之前，掉頭差不多用了半個小時。這段時間，皇帝就座在碼頭上的汽車中，直到輪船消失在視線中。
皇帝送給我一把扇子。這是他送給我的最後一件禮物。扇子上有他抄錄的兩首離別古詩，我粗略地將其翻譯成了英文，原文如下：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
相去萬餘裏，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長，會麵安可期？
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
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
浮雲蔽白日，遊子不複返。
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
棄捐勿複道，努力加餐飯。
步出城東門，遙望江南路。
前日風雪中，故人從此去。
我欲渡河水，河水深無梁。
願為雙黃鵠，高飛還故鄉。
1930年10月1日，我代表英國政府參加了威海衛的歸還儀式。自1898年以來，這片人口接近20萬、麵積差不多有兩個懷特島麵積的領土，一直由一名向英國殖民大臣負責的行政長官統治。這片領土現在歸還中國，而這片領土的人們第一次被移交給中華民國管轄，因為當它被租借給英國時，中國還是一個君主製國家。
交接儀式一結束，我就回到了英國。我在中國度過了三十多年的歲月，即便能再度返回，也不知是何時。讓人意外的是，差不多整整一年後，我再次踏上了中國的土地。此行一方麵是與“庚子賠款”有關的公事；另一方麵，是作為英國代表參加“太平洋會議”。當時，兩年一次的會議在中國召開。
著名的“九·一八”事變爆發的前幾天，我正在國外旅行，乘坐的輪船剛抵達日本。我接下來趕往中國，幾乎一到上海就坐火車趕往了天津。10月7日，我到達了天津，皇帝的一名侍從來車站接我。皇帝一直期盼著我的到來。當時的天津，皇帝即將前往東北的謠言四起。當然，我知道那是不實之詞。我和皇帝一起度過了兩天時光，得到了一些信息，這使我能夠預測在不久的將來可能發生的事情。鄭孝胥證實了皇帝本人給我提供的信息。那天晚上，我倆都應邀赴宴，鄭垂、陳寶琛和徐良也在場。這很容易理解，餐桌上隻有唯一一個話題。
溥儀送給莊士敦的扇子
8日，我去了北平。在那裏，我遇到了張學良將軍。他身為軍閥被日本驅逐出了東北。我這才得知，他已經聽說我在天津拜訪過皇帝，顯而易見，他很是焦慮，想從我這裏打探皇帝可能采取的行動。不過，我守口如瓶。在北平逗留期間，不同的保皇派拜訪我，我無法說服他們，我此次突然回到中國同驚人的“九·一八事變”並不相幹。他們全都按捺不住興奮與期待之情。
10月15日，我返回天津，和皇帝進行了一次深入的交談。10月21日，我抵達上海，在接下來的日子裏參加了“太平洋會議”。當時，中國的媒體上謠言滿天飛，說皇帝即將到東北登基。幾篇文章提到，皇帝受到了“所謂”我的個人影響。一些中國人前來找我，希望我可以利用影響阻止皇帝離開天津。補充一點，皇帝已經到了東北，我還收到過一些類似的請求。我給其中的一人回複了一封長信，後來這封信被刊登在《國家評論》上。
11月10日，當時在南京的我收到一個通知，說宋子文先生要緊急見我。他此時擔任中國財政部長，還是代理外交部長。在會晤中，他給我看了一份來自北方的電報。電報的內容是讓宋子文先生通知我，皇帝處於危險之中，需要我的幫助。顯然，民國政府希望我能返回天津，努力阻止皇帝開始的東北冒險活動。我告訴宋子文先生，皇帝清楚我的所作所為，如果他真的有危險，需要我的幫助，隻要他親自對我說，我就回去找他，但是，話必須出自他本人之口。
11月13日，我回到上海，收到一個私人電報，得知皇帝已經離開天津前往東北了。
中國人力圖說明，皇帝被日本人綁架，並在違背他意願的情況下帶走了他。這一聲明在歐洲流傳頗廣，許多歐洲人信以為真。不過，這完全不是事實。近來出版了一份特別聲明，大意是說，皇帝和皇後給南京的蔣介石以及北京的張學良發了電報：皇帝和皇後明確肯定他們忠心耿耿，向他們尋求庇護。這些同樣是偽造的。還有人宣稱，皇帝發誓寧願與皇後自殺，也不答應在東北稱帝。勿需我多言，假設皇帝果真需要庇護，他絕不會求助於蔣介石和張學良。假如皇帝被綁架，並被帶走，他隻需步行登上開往上海的英國輪船，便可擺脫危險。鄭孝胥是對皇帝忠心耿耿的仆人，絕對不可能是看守皇帝的獄卒。皇帝離開天津前往東北，這是他自己自由意誌的體現。而忠實的伴隨者有鄭孝胥（此時是皇帝的總理大臣）以及他的兒子鄭垂。
我不打算描述之後發生的事情。皇帝在遼東半島以及湯崗子溫泉度過了幾周，之後收到一封正式的邀請函，內容是請他擔任偽滿洲國的臨時執政。其實，執政是個模糊的術語，意思是行政長官，和段祺瑞在1924年擔任的職務相同。學習漢語的學生們不難理解，這是一個臨時職務，絕無別的用處。不過，領導人們的這次行動，一開始的最終目的就是建立君主製的國家。
皇帝所乘的專列在不同的地方停車，好讓地方及其他官員參拜他們的君主。他們一邊喊著皇帝，一邊跪在他的麵前。列車經過靠近沈陽的清朝早期先祖陵寢時，一件感人的事情發生了，車停了下來，結果皇帝沒下車，或許祭拜了祖先的神靈之後，車才繼續北上。
皇帝回到了自己的故鄉。
其中一座陵寢是太宗皇帝的。太宗皇帝駕崩於1643年，就在清軍進入北京、明朝滅亡之前。17世紀30年代，太宗皇帝完成了直係祖先開始的任務：建立完全獨立的“滿洲國”。他不再效忠於中國的朝廷，拒絕了所有的封號，采用帝王的稱號和身份，成為“滿洲帝國”的皇帝。太宗皇帝登基三百多年後，他的直係後代回到了這片祖先的土地。他的家族始終把這片土地視為故土。皇帝在這裏重新采用“滿洲帝國”皇帝的稱號和身份。1925年，中國資深政治家唐紹儀已斷言，中國人已經抵製和驅逐了皇帝，然而皇帝有資格恢複這份“合法財產”的所有權。這是祖先們帶來的帝資。
很久以前，中國的一位聖賢教導國人：“大難不死，必有後福。”皇帝從人生中一次次重大危難中脫險，會有後福，會擁有錦繡的前程。
無可否認，皇帝已經成功地曆盡各種艱險：中國革命的危險，袁世凱的狼子野心，張勳輕率的複辟，相互仇視的軍閥在宮殿門口的衝突，馮玉祥的冷酷殘忍，反滿狂熱分子的刺殺計劃，忠實支持者衝動的熱情，1931年11月某個漆黑的夜晚，各種各樣的陰謀詭計危及到他的生命。此時，他逃離了摯愛的出生地。他在那裏被斥為外國人，遭到冷落、侮辱和劫掠。
他回到了位於東北的祖宅。在這裏，精神上的危害同樣嚴重。這些危害潛藏在皇宮黑暗的角落中——紫禁城烏煙瘴氣，朝廷腐敗，有害的思想暗暗滋生。盡管存在這些外部威脅，他仍然安然無恙地全身而退。即便他所遭遇的內部威脅更為險惡，也未對他造成永久的傷害。如果這位聖賢所言不虛，那麽他的未來的確應一帆風順、幸福安康。不過，那些了解他性格的人確信，除非國泰民安，人民富足，否則他永遠不會滿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