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九一八”事變時，由於張景惠和日寇的相互勾結利用，日寇關東軍參謀板垣征四郎曾給了張景惠三千支槍和一些彈藥，讓他編成一支警察隊，替日寇對東北的侵略和對人民的鎮壓做幫凶。後來在日寇多門二郎師團侵占齊齊哈爾之後，這支叛國助敵的偽警察隊便替日寇守備齊齊哈爾，使日寇騰出兵力來擴大侵略，進一步鎮壓人民。因此日寇關東軍就以黑龍江的省主席的釣餌，使他做出更有利於日寇的罪惡活動，當馬占山投降了日寇後，又把他任命為偽東省特別區行政長官，而把黑龍江主席的地位給了馬，這就是張景惠在偽滿政權成立之前和日寇關東軍互相勾搭的概略情況，也就是張之後出席所謂“四巨頭”賣國會議的一個基點。
另一個賣國賊就是曾有長期親日曆史，專靠親日起家的於衝漢，他是想靠親日老牌子，利用當時的混亂局勢，企圖獨樹一幟，對於我既是表現著不即不離的態度，對於地方實力者以及土豪劣紳兼而有之的“文治派”，也是想以老交情作為暗送秋波的一點靈犀，來維持一個他們所謂的老朋友的勢力圈子。同時，對於日寇的親信走狗如趙欣伯等，他也同樣表示了虛懷包容的器量，好借此拉攏他們。
在“九一八”事變後，這個大漢奸於衝漢首先便自告奮勇地成立了偽奉天省“地方自治指導部”和省內各縣開始了正式聯係，派專人到各縣做所謂宣撫工作，拚命替日寇的侵略行為做辯護，甚至說成是仗義援助，旨在鏟除張家父子的軍閥統治勢力。並揚言日寇毫無領土野心，讓人民安心生產，不要亂動，借此安撫當時惶惑不知所措的一般人民的心。還催促各縣也都成立所謂地方自治機構，在縣長沒有走開的地區，就使縣長擔任該會的委員長；對於縣長已離去的地方，則扶助當地的土豪劣紳，來擔當維持局麵（“治安”）的責任。因此對於缺乏鎮壓人民武器的地方，還負責向日寇交涉，撥給相當的槍支彈藥；對於缺乏經費的地方，則負責交涉使官銀號通融以需要的金錢。於是很快就對省內紛紛起來要抗日的人民群眾，給以嚴重的打擊，因而更大大地幫助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
本來在“九一八”當時，日寇拿出來實行侵略我東北的武裝力量，隻有不滿兩個師團的兵力，所以日寇所焦慮的就是各地方——特別是“奉天省”內的治安。如果是治安不能維持的話，那麽，不但吉林、黑龍江的局麵會因此而受到大影響，並且日寇的侵略兵力有限，也無法對各個地方進行全麵的鎮壓。尤其是眼看國際聯盟又將有所謂調查團到東北來，如果是各地治安無法維持，那麽，日寇的這次甘冒大不韙製成的全盤侵略計劃便有徹底破產之虞，所以日寇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奉天”弄成個小康局麵，然後對於國際輿論，便能有施展的餘地。而這個自治指導部在如此情況下，就是這樣地替日寇侵略幫了大忙，替日寇的逐步侵略我們整個東北鋪平了道路，因此，說這個指導部就是後來偽滿政權的一個母體也並未過言。
又如臧式毅等，既消極又熱衷的那群漢奸，則是既在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刺刀威力下喪失了魂魄，成了甘憑擺布的行屍走肉，同時對於網開一麵的日寇，又抱有一種“識時務”的態度，結果是隻要能保住性命、鞏固漢奸政治地位，叫我幹什麽我就幹什麽。主子對其他的漢奸則采取了不肯得罪人的八麵光的態度，所以不管是帝製也好，臨時政務委員會製也好，執政製度也好，五色旗也好，甚至黃龍旗也好，是一概不把它們放在心上的。
至於為了向上爬奔走了半輩子最後當上漢奸大官的張燕卿、謝介石，以及在當時以“大和民族寵兒”自居的趙欣伯，還有在“九一八”日寇侵占東北，以偽交通委員會委員長的名義替日寇大賣力氣，得到日寇寵信的丁鑒修，想要借助日寇勢力去從事蒙古“獨立”活動的淩升或是想要借著和日寇有所謂老交情又有前清封建餘孽、貴胄本錢而來個渾水摸魚，嚐嚐“中興皇帝”滋味的溥偉等，可以說是沒有一個不抓住了他們各自的日本朋友的大腿不放，想要在這個群狗爭食的場麵上，大顯一下自己的身手，而向著各不相同的方向，力竭聲嘶地叫吠著奔走著。
從這些卑鄙醜惡得使人不忍卒睹的種種怪現象中，一方麵固然清楚地反映了這幫毫無民族氣節的民族敗類的罪惡本質來，同時更可以充分說明日本帝國主義陰謀毒辣的醜惡麵目和手段。這些叛國投敵分子之所以能夠形成了這種百鬼晝行的黑暗局麵，歸根結底，是日寇以華製華、一貫侵略政策的具體表現。
還是先拿我來說，為什麽日寇歡迎我到日本公使館去住，為什麽又把我弄到天津日本租界去做寓公，為什麽用盡了陰謀詭計又把我從天津運到東北來？這不都是日本帝國主義者早在多少年前，就安下了侵略我國的禍根和給我埋下罪惡伏線嗎？
對於張景惠也是如此，為什麽在“九一八”事變後要交給他三千支槍，使他組織偽警察隊，為什麽要把他架弄到“四巨頭”的首位上，為什麽要拿金錢職位來釣取他，這些罪惡活動，也都不是偶然的事。
對於於衝漢也是如此，不也是遠從張作霖軍閥地方政權時代起就和他互相勾結狼狽為奸地盜取了我國鞍山的地下資源，到了“九一八”以後更以巨額金錢和高官作為換取他出賣民族的餌食？真是在數十年的一貫方針下，在喂養著他和拉攏著他，早就拿他當作了侵略野心布局上的一個有用基石。
對於熙洽也是既用武裝的威力先奪去他的膽子，又利用我來勾引他的心，最後則是用手槍的直接威嚇和利用過去在日本士官學校的所謂“師生之誼”來做整套的“馴獸”工具，終於把他製得服服帖帖，使他在偽滿十四年中起了極其重要的罪惡作用。
又如對於袁金鎧和臧式毅等也都是盡量地利用了他們的過去地位和名聲玩弄他們於股掌之上，有的則是用利祿來羈縻、引誘，有的則是用釜底抽薪的辦法，先把他抬出來，然後再使他的最親信的分子去分化他的勢力，或是使用下馬威的恫嚇老辦法先挫一下他的舊日威風，然後更利用“饑則附人”的養鷹原理給他開個雞肋式的方便之門，叫他既不失原來地位，又不能抓住實際的權力……諸如此類，就是日寇一貫利用操縱漢奸的所謂有效的駕馭方法。
因此，偽滿傀儡政權的大大小小漢奸們並不能成為一個有團結力的漢奸團體，隻能是各自在日本主子的策禦馳驅下，各人抱著各自的野心幻想各人奔向各自的前程。所以這幫人雖然在當時都被日本帝國主義給罩在偽滿洲國的大輪廓內，但是在這個大圈圈之中，仍然是各自保有一個小圈子，並且還都是不約而同地各自有著一條引線，完全操縱在日本帝國主義分子的手裏。因此，他們隻能是在日寇的操縱之下，做著“各如其分”的漢奸傀儡動作，一直這樣當了十四年的日寇忠實走狗，直到一九四五年為止。並且這幫漢奸從其各自的過去曆史來說已經早是些個“冰炭水火”般的存在，至於到了偽政權成立以後，更是在日本帝國主義分子的無孔不入支配下，整個形成了殖民地統治。在我們這幫漢奸說來，更是非靠著各自的向日寇邀寵獻媚，是不可能去分取賣國求榮的一杯羹的。所以這幫人都在拚命地爭妍競媚，猶恐來不及，即使其中的某些人由於個人的欲望還有時不能滿足，而對於日寇的所作所為有些個人的不平不滿，也不敢公然見於辭色。因為在每一個的身後，除了負責監視的眼睛，還有不少想要取而代之的候缺人在等著。因此直到日寇垮台為止，這幫高級漢奸差不多都是在甘心情願的表情下，扮演著義仆殉主的無恥奴才角色。
日寇的罪惡是滔天的，是擢發難數的。
這些喪盡民族氣節的漢奸更是罪無可逭的。
如果站在人民立場來看待這一問題，就從這幫認賊作父、自絕於祖國人民的民族叛徒的一點來說，我們這些人的可恨可殺實在比原來就是強盜的日寇還更可恨可誅。
群狗爭食的醜劇，這還隻是個開端，直到“八一五”為止，這樣的醜劇不但是一直沒有停過一次鑼，並且還是演得愈來愈火熾呢！
六、日寇的猙獰麵目
當日本帝國主義分子，在開始想要拉誰上圈套的時候，總是一貫地先要滿臉堆下笑來和他做親熱的招呼，等到這個被拉攏的對象也居然報以一笑的時候，他便會愈裝出一副既慷慨又義氣的麵孔來，真仿佛是恨不得把他身上穿著的衣服也脫下來給這個人披在身上，恨不得把他正在吃著的東西，也塞到這個人的嘴裏來。
等到這個對象，真正拿他當了好朋友以後，他便又會裝出一副又親熱又不見外的麵孔來，時而向著這個人套近乎，時而又大拍老腔。
等到這個人完全上了套，整個當上了他的俘虜的時候，他就會變成一副要支配一切的主子的架子來，毫不客氣地下命令，毫不留情地做嗬斥，甚至推翻過去的一切諾言，以至什麽手段都做得出來。正如日寇戰犯前關東軍鐵道守備隊參謀長河本大作（河本大作是殺害張作霖的凶手之一）自己暴露的話：日本帝國主義看你有用，便利用你，如果不能利用，便消滅你。這正是日本帝國主義對漢奸慣用的手段。
固然，日本帝國主義者在對待不同的對象時，是各有一套不同的辦法，並不是千篇一律的死套子，不過是，總體來看，最基本的手段，是絕對離不開帝國主義凶狠毒辣的本質的。
同時，也可以看看日本帝國主義者在牢籠裏培養漢奸，掌握和使用漢奸的慣用老辦法。我現在想就日寇在我國當時的東北，把他們的浸滿東北人民鮮血的雙腳暫時站穩了以後，對這些漢奸在開始進行驅使時，所表現出來的神色——即猙獰麵孔的幾個例子進行說明。
對於我的實際例子，已經在我到了東北，特別是到了旅順以後的介紹中，做了記述，現在我想在這裏再擇出幾項比較突出的實例來證明一下日寇在當時的猙獰麵目，是怎樣顯露出來的。
多門二郎和熙洽。“九一八”事變一爆發，在第二天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軍的第二師團便在長春襲擊了南嶺的“南大營”和寬城子的兵營，並乘勢即將進一步侵犯吉林。熙洽這時就以該省的所謂最高負責人的資格，召集了地方法團和軍政首腦等人在吉林開了一個應付時局的緊急會議。熙洽在會上說明了張作相不在省，張學良又奉蔣介石命令不許進行抵抗，那麽在這種情勢下，吉林省城的軍隊，就得全部撤出才行。地方法團代表們聽到這個消息大為驚慌，結果是決定派人去迎接多門，把地方上一切權力完全交到他手，認為這樣，地方治安便可以不致受影響。於是就在這軍人怕死、紳商愛財的賣國決議下，由熙洽派遣安玉珍和張燕卿赴長春向多門去送降表。這時，多門的軍用列車，已經由長春開向吉林。安玉珍等走到半路就和日寇第二師團的兵車相遇，於是他們便上車見了多門，傳達了熙洽投降的決意。多門聽了以後，便嚴厲地命安和他坐在一起，並威嚇說：“如果沿途之上有了一聲抵抗的槍聲，便立時槍斃你！”於是這兩位替熙洽投敵的代表，便初次嚐到了當漢奸的真正滋味！
這一滿載侵略軍隊的列車，果然沒有碰到一粒子彈的接待，便安安穩穩地到了吉林。熙洽聞訊，便拉了日本僑民的商務會長三橋當作人身的保險證到車站去歡迎多門的大駕光臨，但是因為日寇的武裝戒備極嚴，沒有能達到“降將軍”所期的目的。
後來，熙洽又一度帶著翻譯劉燏芬到市內名古屋旅館去見多門。多門端坐在樓上一室內，參謀軍官列坐兩旁，就仿佛是要舉行什麽受降典禮似的把熙洽領了進來。這時候，日寇的士兵便持槍把住了屋門，多門裝模作樣地擺出十足的征服者的大架子，厲聲地問吉林的部隊一共有多少，現在都住在什麽地方；同時，還命他把所有的槍械都繳納出來，最後還命熙洽負責組織偽臨時政府。因為熙洽在當時曾表示了把交代的事務辦好以後，便離開吉林它去的意思，多門立刻變了臉，站了起來，氣勢洶洶地給熙洽以二十分鍾為限的考慮時間。說罷，多門就帶領著那幫狐假虎威的參謀等憤憤而去。這時，隻把熙洽和那個劉翻譯剩在這間空屋子內，同時更有一名日寇侵略軍的下級軍官，仿佛是怕這兩位“客人”悶坐，以至感到寂寞似的，便一腳跨進屋門，手持手槍對準了熙洽做了瞄準，還另有一名手持步槍的士兵，也像是前來“湊趣”似的對準了熙洽做著“立射預備——放”的姿勢。
據說熙洽在這時候，隻剩下木坐不動、狂吸雪茄的自由了。不料那位劉翻譯卻比熙洽還沉不住氣，他害怕自己也要遭受池魚之殃，便向熙洽行了一個羊羔跪乳禮，同時還涕泗滂沱地對熙洽痛陳利害，勸他不如姑且答應下多門的要求，然後徐為後圖也並不晚。於是，這一雙膝落地，這一頓鼻涕眼淚，這一番嘔心嘔肝的掬誠苦勸，特別是他所說的那句堪作遮羞下台之用的徐為後圖四個字，便是一字一字地鑽入在熙洽的心靈深處。
正在這時，和熙洽在平日時有來往的日本駐吉林某領事，便和多門狼狽為奸地扮演了一個裝好人的尷尬角色，於是就滿麵堆歡地走了進來，拿出了對熙洽既同情又熱誠的語調，並用他的手拍著木坐不動的熙洽的肩頭，做了一番花言巧語的遊說。就在這所謂有台階可下的絕處逢生的情況下，熙洽也就鬆了口氣，表示應允了那些賣國投敵的罪惡要求。那位以介紹人自居的日本領事，見他們的奸計得手，便用手拍著胸脯對熙洽說：“事情好辦，隻要能夠把地方治安維持住就行。這些事我可以向多門師團長去說。”於是這個狡詐多端的多門二郎便立時換了另一副麵孔，嘻嘻哈哈地走了進來，熱情地向熙洽握了手，並且把熙洽過去曾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留學時的師生關係也搬了出來，同時還擺上了點心和洋酒之類，表示了老師歡迎學生的誠意。這時，這個在軟硬雙管齊下的戰術中棄甲投降了的熙洽便和他麵前的敵人——多門等載笑載言地磋商起賣國的具體方案和步驟來了。在這裏，我們也不要忘記那位曾經在幾分鍾前，尚在跪地痛哭的劉翻譯，現在早已破涕為笑地翻弄其如簧之舌，在喪權辱國的會談中，也相應地發揮了他的橋梁作用。
多門更做出老師處處照顧學生的樣子，關懷地囑咐說：“你組織臨時政府的時候務須把過去廳長以上的職員全部排除在外，隻要是認為可靠的人，你就可以隨意委派，來充實這一機構。”並告訴熙洽應當把國民黨組織一律剔除罄盡。最後則是用金錢關係來作為攻心的最後一著說道：在動用吉林省官銀號的公款時，隻要有熙洽的蓋章和多門的認可蓋印就行。
於是，熙洽便在這威逼利誘的兩麵夾攻下，向日寇低了頭，開始以化險為夷的慶幸心情去組織偽政權了。他在重新坐在吉林省“最高首腦”的椅子上召集了又一次所謂地方法團軍政首腦的會議之後，便做出了偽臨時政府的組織大綱，在三十日就成立了這個偽政權組織，並通電宣告了吉林的所謂獨立，即日正式和當時的國民黨南京政府脫離關係，同時更以偽吉林省長官的名義發出了投敵的布告。
這時熙洽便又在“孔家店”的封建思想毒素發作之下，在那潛在於心的“狹隘民族思想”的支配之下，竟異想天開地主張起擁護我的意見來。於是他就把這種意見告知了他過去的老師——多門。不久，日本帝國主義分子白川義則大將曾到吉林來“視察”，因為熙洽是在“九一八”事變後，第一個免胄投敵的民族敗類，所以就叫他組織“東北聯軍政府”，目的是要利用熙洽的地位和實力，來實行“以中國人打中國人”的陰毒政策。熙洽表示自己的資望不夠，非把我請出來不可。在之前第二篇內所介紹的羅振玉帶熙洽的信到天津的那件事就是熙洽在這以後幹出來的勾當。
羅振玉更把他的親信謝介石介紹給熙洽，熙就重用了謝，立即派他充當偽交涉署長。這就是熙和羅開始正式合流的初步。
從此這個熙洽便完全成了日寇的走狗和利用的工具，一直到日偽垮台時為止。
（1）偽治安維持會的小風波
在“九一八”日本侵略者侵占了我東北沈陽以後，便將當時的遼寧省主席臧式毅拘押在日本憲兵隊內。日本帝國主義的奉天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便當上了淪陷後的偽奉天市長。在當時，人心惶惶，銀行都關上了門，商店也停了業，省和各縣的聯係完全陷於被割斷的狀態。人們大有朝不保夕不可終日的情勢。
但是，這時在當地商務會內的一些所謂“有頭有臉”的資產階級分子，便和當地的舊軍閥殘餘以及在野官僚們勾結到一起，更在日本帝國主義分子的操持下，組織了偽“地方治安維持會”，推選高毓衡、闞朝璽、李友蘭、張成箕等為“委員”，更推舉“文治派”的大頭子袁金鎧當“委員長”，更改名為“奉天治安維持會”，幫助日本侵略者，企圖麻痹祖國東北人民的抗日意識，努力於淪陷下的所謂治安的恢複。
首先就把實業廳恢複起來，跟著又複活了官銀號，這就使形如死街的當時“奉天市”，在經濟上生出了一縷活氣。接著又遣散了“奉天兵工廠”一萬餘名工人，因為日寇怕他們進行反抗。同時逐漸地和省內管轄下的各縣恢複了聯係，這就給日本帝國主義分子省了大量兵力，使日寇越發鞏固他們的侵略統治勢力。並且把公安局也複活起來，還從日寇手中領來了一批槍械，成立了幫助日寇鎮壓自己同胞的反動武裝力量。他們就是這樣地幫助日寇統治者幹了三個多月的賣國助敵的工作。
這幫漢奸無條件地甘心給民族敵人去忠實服務的另一個原因，就是他們都是有自己的目的的。他們是想渾水摸魚，在這群龍無首的局勢之中創造出自己一派的勢力來。他們是想假借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的勢力，假借著這個所謂治安維持會的名義，更假借著他們在過去軍閥時代中的聲望地位來達到他們的政治野心。所以於衝漢也另集結了一部分人，成立了“地方自治指導部”，並且還別有用心地勸袁金鎧，不如把這個臨時性的東西擴大為全省範圍的“省公署”，以便把舊的省組織包括在新的偽省組織內。正在袁沉吟不決之際，臧式毅又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刺刀之下做了屈服而被釋放出來，當上了偽奉天省長。同時，日本帝國主義匪首本莊繁的大紅人趙欣伯也繼土肥原賢二之後被任為偽奉天市長，於是，在這群漢奸之中，又起了一場你搶我奪的可恥風波。當這個趙欣伯在當上了偽市長以後，便倚仗著他背後的“硬靠山”去行使他的職權，想要把這個臨時性漢奸機構——偽奉天治安維持會所占用的房舍收回，但是又怕聲望在己之上的袁金鎧等拒不交出，便帶了一群武裝的接收隊伍去做硬性的逼交工作。那個圓滑得已經到了老奸巨猾地步的袁金鎧，當然是善於觀看風色，一看到風頭不順，他便丟下了一貫的熱衷和野望，另戴上了一副所謂清高曠達與人無爭的老漢學家的假麵具來做欲取姑與的暫時退卻。可是曾以清鄉名義濫殺人民出名的“闞大刀”——闞朝璽，卻不會見風使舵的妙訣，仍是擱不下舊軍閥的架子，向著氣勢洶洶前來收房的趙“新市長”毫不留情地破口大罵。趙當然是並沒有把這個“闞大刀”看到他的眼裏，於是便也憤憤而去，去找他的撐腰者本莊繁來給他做主，並且還把這種狗咬狗的漢奸之間的爭權奪利醜事擴大成為闞的“敵意抗拒日本軍部命令”。於是，本莊繁便拿出殖民地統治者的威風來，立即使這個曾經威震東北當時的闞將軍嚐了兩個月在日本憲兵隊裏“做客”的妙味。於是，就在這種“醫治”漢奸百醫百效的方法下，最終使這位闞將軍放棄了多少年來的八麵威風。他在得到恩釋之後，便在無可發泄之中，把自己的名字朝璽二字，改為潮洗。據推測，這區區兩個字的後麵，也仿佛是含有無限意義似的。一來可以拿潮洗二字向殖民地主人——日寇來表示一下洗心革麵的“悔悟之忱”；另一方麵則是可以借這潮洗二字，來發泄一下向上爬反跌跤的漢奸傷心情緒，也就是想以這種含蓄極深的兩個字，表示一番當漢奸的滿腹抑鬱牢騷而已。這不是等於說“付諸東流吧”是一個樣的麽！於是，這個偽治安維持會便算是壽終正寢，而袁金鎧則是當上了偽省公署的高等顧問。
從這個當時小鏡頭裏不但可以看到這些漢奸的彼此鉤心鬥角、爭權奪利的醜態，還可以看出漢奸在當時，確是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做了不少的幫凶工作；同時還可以看到日本帝國主義者對漢奸的駕馭手法。話歸本題，這也就是日寇在當時橫行無忌、猙獰麵目的小小一斑。
（2）“吃人嘴短，拿人手短”
在偽滿政權初成立以後，所謂第一次偽閣議，當然還是得按照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所傳達的關東軍司令官的計劃行事。在當時日本人的偽總務廳長駒井德三的主持下，在偽閣僚——“總長”的麵前桌上，預先放好一份一份的牛皮紙口袋，袋內裝有早由關東軍給立好了的，更由日本帝國主義分子給起草並印就的所謂議案。在當天的這些議案中，最主要的是：偽政權各部、各省的機構中的日本人官吏的配備比例數表。熙洽看了這樣的議案，便“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地發了脾氣，怒聲怒氣地向駒井德三質問說：“這個比例表是從哪裏來的？新政府剛成立，這樣的東西，是由誰給做出來的？”並且還繼續追問道：“日本軍部也沒有對我說過這樣的話，這到底是怎麽一回事？”
於是，這個偽總務廳長便拿出了殖民統治者的態度，對他的名義上所謂上級的總長把臉一翻，拍著桌子厲聲製止熙洽的發言，並且還念起專門製伏漢奸的緊箍咒大聲說：“這是日本關東軍的命令。”“滿洲國”政府對於這樣的事情，是沒有發言餘地的！然後對準了漢奸的致命穴道紮了一針說道：“在成立新政府的時候，哪一個人沒有伸手去接關東軍給的‘機密費’（鄭孝胥得了一百萬元，各偽部總長也都各得了二三十萬元不等）？等到把錢拿到手裏之後，現在又想出來搗亂，你們要知道，這個‘滿洲國’是日本人拿鮮血換來的！”
熙洽在這當場出彩的大栽跟頭下，大憋其氣，不過是諺語說得好，“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短”，既是拿了人家的錢，還充得了什麽好漢，隻好是忍下這口窩囊氣。可是駒井德三卻是因為製壓漢奸有功，立時把偽總務廳長的職位，升格為偽國務院總務廳長。從此他更可以高高坐在各偽部總長之上，頤指氣使地來支配一切。而這位熙先生呢，則隻能是在悻悻回家之後，把那筆形同賣身費的三十萬元罪惡錢，交到他的那兩名心腹嘍囉張燕卿和謝介石之手，而硬充好漢地嚴聲吩咐道：“我們滿洲國建國，用不著日本關東軍的‘機密費’，把它給退回到關東軍去。”這兩個頭目便唯唯連聲地把錢接到手裏走出去了。據說這兩位“識時務的俊傑”，並沒有讓他們的長官去吃失歡於日本主子的大虧，而是在為熙洽著想的情意下，把這筆奉命退回的贓款，平分為兩份，每人往自己的腰包裏揣入了十五萬元，然後向熙報告說是完成了退回的使命便算了事。
據說，熙洽直到偽滿臨垮台時為止，方知道這三十萬元的究竟去向。不過是，熙洽在偽滿的十四年之間，總算是始終尚未失去日寇的歡心，因而也就使他成了從賊到底的漢奸。這也正是因為他既是出賣吉林首先叛國投敵的叛徒，又成為日寇所最信得過的漢奸。
（3）古版今刻的“王孫泣路隅”圖
在一九三一年十月的時候，那曾以前清貴胄的政治資本，想要借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我國東北的刺刀勢力，來嚐一嚐中興君王滋味的恭親王溥偉，便仗著他“宗社黨”的老牌子而在日本浪人、中華民族叛徒等的架弄下，戴上了從櫃頂上找出來的寶石頂和三眼花翎的清朝禮帽，穿上了從箱底下翻出來的過去所謂清代禮服——行裝，在腰間更把塵封鏽澀的綠鯊魚皮鞘腰刀掛了起來，還在腳上穿好了除了在舞台上，平日不能輕易看到的烏緞官靴。在裝扮停當以後，他便以一個所謂嫡係皇孫的資格，帶了一群專門捧臭腳和架秧子的所謂臨時仆從，大吹大擂地前往新賓（即清代的“興京”）清朝遠祖墳墓和沈陽的東陵、北陵大祭其祖。
不過這並不是說，他對多年以來從沒有祭掃過的祖墳，忽然間又生出了一種孔家店借以迷惑人的什麽慎終追遠或是什麽孺慕不改的舊禮教的觀念來，實際上則是想要拿這種消滅多年的漢家官儀來卜察一下當時一般人心對於帝製的——也可以說是對於他的向背如何而已。就拿他自己對於這次大出政治風頭後的感想來看，就自供出這次之所以要來一個所謂人心測驗的動機是在哪一邊的了。
他在這次堂而皇之地祭完了祖墓以後，曾對人發表了這樣的感想：“真沒有想到在我這次祭祖的影響下竟聚集了這樣多的人……”他並不知道，所謂那麽多的人，隻是對他的奇形怪狀，湊聚起來看一看熱鬧而已，並不是什麽人心所向的表現。而他卻在野心迷夢的昏頭昏腦下，竟自發出對自己影響力的盲目估價來，足見他對於這次所謂意料之外的收獲是曾感到怎樣望外之喜的了。因為他從這次的招搖行動中得到了“信心”，所以就更加“東套頭、西拉攏”起來，烏煙瘴氣地鬧得不亦樂乎。
盡管這位飽嚐寓公風味已久而“起蟄思蠢”的“王爺”，在他的名望地位上，自以為是得到了錦上添花的好成績，盡管在他身旁，有一些日本浪人在四處替他興風作浪，盡管有一批封建殘餘的官僚迷和野心家都想借著這位“王爺”的“威光”享受一下攀龍附鳳的重過官癮滋味，但是“強中更有強中手”，那些雜牌的地頭蛇之類，終究是敵不過我這名牌老貨——清末皇帝。
有一天，駐朝鮮日本侵略軍高級參謀金子定一中佐，在沈陽的滿鐵醫院內借了一個房間，使用肅親王善耆的兒子憲立，把那位風雲中的王孫——溥偉請了來，於是就在憲立的翻譯之下，對這位正在興高采烈往上爬著的龍子龍孫下了一個軍令如山的逐客令。據說內容大致是：
“你的這種政治活動，和關東軍的現行政策大有抵觸，希望你趕快斷了這種念頭，立即老老實實地回大連做寓公去！”
溥偉聽到了這種晴天霹靂般的口頭最後通牒後，真不亞於冷水澆頭一般，立時便把他那滿腹的望外之喜變成為意外之驚。因此，就在這瞬間由沸點變成零點以下的急劇心情變化下，終於逼得他暫時放下了自己的王爺架子，而顯露出他的“弱者”本能來，聲淚俱下地對這位作為命運支配者的日寇做了招人憐憫的哭訴。
他這番痛哭陳情的大致內容是：
“現在已經把事情發展到了這樣地步，投資幫忙的人也有了，願為羽翼的人也有了，名聲也鬧出去了，而忽然叫我偃旗息鼓抱被褥回家，在這種勢同騎虎的情勢下，可叫我怎麽辦？這些人怎能容我抽身便走？並且這次的出山打擂本是買空賣空式的一種沒有實際本錢的買賣行為，我不但對這群眾星拱月的謀臣策士無法遣散，就是住店多日的房飯錢我也無力支付，現在叫我立時撒手回大連去，我就是想走，他們也是不會放我走的。”
像是這樣的事，對於這位路隅的王孫，固然成為無法擺脫無從解決的致命難關，可是在那赫耀一時的日寇關東軍說來，這樣的事簡直是一些提不到話下的雞毛蒜皮小事。本來麽，連人家的國土都能隨便侵占，鄰國的人民都能隨便屠殺的法西斯強盜，對於替“王爺”償付一些店裏的房錢、飯費之類的小事情和驅散一群逐臭的蠅子那又算得了什麽。於是，金子定一便把適才的威風煞氣收了回去，立時換出了頗含笑意的另一副麵孔，同時也把打雷般的聲音縮小到慈父訓兒那樣的程度說道：
“沒有關係，一切都好辦，都不成問題，這些都可以由我們軍部負責給你解決，隻要你能撒手撂下一走即行。”
於是金子便命憲立給這位“铩羽歸去”的恭親王買了回到大連去的車票，並且還體貼入微地給了他路上所需的一些路費，而迫使他登上了意冷心灰的回家之途。
至於對他所欠下的店錢之類的償還以及那幫夢想攀龍附鳳的人，當然都會由日寇的金子參謀給負責處理。不過是，從這王孫泣路隅的畫麵中，是能夠更看出以下的種種實際問題的。
一向專門駐在朝鮮擔任鎮壓朝鮮人民的日寇軍，一大部分為什麽會在九一八事變爆發同時，就能夠立時竄過鴨綠江開到我國東北來和當時的日寇關東軍並肩從事於罪惡的侵略戰？如果不是在日寇侵略軍的參謀本部早就有了統一的罪惡的計劃，是絕對不會做出這樣迅速的擴大侵略行動來。這不是對於日寇法西斯強盜的處心積慮罪惡企圖又一個明顯的實際證明嗎？
同時，還可以由此看出日本帝國主義對於組織偽滿政權的陰謀毒策，也是早有既定的方針，從以下的事實經過中，可以明顯地說明：盡管那些日本浪人乘機四處縱火，盡管那些漢奸都各有各的仗恃與神通，但是操縱整個局勢支配一切的仍然是日寇侵略軍。這就是溥偉之所以被攆下了擂台而我之所以被抱上了偽執政椅子的一些內幕。
還可以從這一段事例中，看出日寇對於漢奸是如何分批培植，如何因時適地地利用了他們，就如同晉代陶侃把竹頭木屑都不肯丟棄，而把它們分類儲存起來，等到後來急需造船時，便物盡其材地做了有效的利用一個樣。例如，為什麽偏偏要用朝鮮軍的參謀和溥偉做交涉，而不用板垣、石垣之類的人？還不是因為這個金子定一曾在日本士官學校的中華民國留學生隊中當過中隊長，因而和善耆的兒子憲原、憲基、憲開、憲方等都有過師生之誼，所以才使金子對溥偉去下逐客令，同時利用憲原等的弟弟憲立來做翻譯，並使他去擔當強迫登程的解差，這也是有著周至的用意在內的。
請想一想，日寇對於漢奸的使用，是不是早就胸有成竹而早就從多年以前就預先替自己的侵略行為籌措得完完備備？而這些也就正說明日寇為了實行它的侵略野心政策，而預先埋伏好的種種線索之一端。
王孫泣路隅的事例，暫且介紹到這裏為止。
七、我是這樣當上了偽執政的
自從我對板垣征四郎無條件地答應了願去當偽執政之後不久，日本帝國主義者便操縱著偽最高政務委員會，嗾使那些所謂代表各地方實力派的“巨頭”，冒充了代表當時三千萬東北人民的代表，第一次到旅順來見我。他們就好像是一排傳聲筒和擴音器似的，異口同聲地說著雖不願意說，但又不能不那樣說的口是心非的“好話”。例如說什麽“衷心”邀請我，“衷心”擁護我出來擔任“執政”等。而我這個準備停當，待聘下山的人物呢，更是和做戲一樣，不但是在事前就已經知道將有這批人要到這裏來演一顧茅廬的連台戲，並且也就早由鄭、羅兩位左輔右弼的謀士，和操縱我當時整個命運的全能主宰——日本帝國主義分子預先給準備好，並已經排練純熟了怎樣對於這“第一顧”去做照例推辭的“台詞”。於是，這兩方麵的漢奸角色，便在日本帝國主義分子的綜合導演下，既使那幫不遠千裏而來的代表把勸進的台詞背得又爛又熟，同時也使我這個高臥房中的待聘者按照總導演的預定排演計劃，裝腔作勢地做了第一次的“固辭”。於是這出“第一顧”的“打炮戲”，就算是扮演完了。
這出“第一顧”中的演員們在回去之後不久，於同年二月左右，又來到旅順做了第二次的所謂請願。在這次冒充代表民意的所謂代表，在人數上又比上次多了不少，如張燕卿、謝介石、馮涵清、林鶴皋、淩升和趙仲仁等之類的種種角色，當然，這次是要再接再厲地來請求我答應擔任偽執政的了。於是，我就在預定的計劃下，便點了頭表示了應允。
跟著就在一九三二年二月底赴長春就任，當火車經過湯崗子時，又在對翠閣做了一次舊地重遊，並在那裏住了一夜。我到了這個地方之後，那張景惠和趙欣伯又代表著贗造的所謂民意來歡迎我到長春去當偽執政。
次日，就在這戲劇性的過場逐幕排演的同時，我也就更進一步地沉陷到更深更深的罪惡泥沼中去。
我到了長春車站之後，就看到有許多日本鬼子和漢奸等都整列在那裏迎接我。此外，還有被敵偽憲兵警察給逼出來的所謂代表民意的代表以及一群從吉林被架弄來的封建殘餘分子之類，也都手裏拿著黃龍旗來湊熱鬧。
可是當時的我，卻在這種戲中戲的人為空氣中，被感動得落下了感極而泣的無恥眼淚。
我在當時，並不是不知道日寇在壟斷著當時的所有一切，更不是已經滿足於執政（沒能當上皇帝）的當時處境，同時也清清楚楚地知道這幫鬼子和漢奸都是各懷鬼胎。可是為什麽我卻對於這種製造出來的歡迎，竟會感動得流出了淚？如果我在當時不是被“領袖欲”“皇帝迷”衝昏了我的頭腦，又怎能夠表現出這種“悲喜交集”的醜態來呢？特別是當我一眼看到那幫封建餘孽——滿洲旗人，手裏拿著前清的黃龍旗向我歡呼的時候，更是生出了“不圖重見漢宮儀”的感情，覺得自己仿佛是又重新回到老家一樣。足見這種封建統治階級的反動階級本質，真是除了看得見自己當前的一些鼠目寸光的私利，連最起碼的一般理智和最小限度的民族良心都沒有了。這也就是和“魚隻見餌而不見鉤”的原理一樣。
我到了長春的次日，便在日寇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參謀長三宅光治、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以及石原莞爾參謀等的參列之下，舉行了人人唾罵的偽執政就職典禮。
當鄭孝胥代我宣讀了偽“執政就任宣言”後，我就在日寇漢奸的層層圍繞下，當上了萬惡不赦的偽滿傀儡頭子，更在院中升起了遺臭萬年的偽國旗。
而後更在院中舉行了一個敵偽正式合流的慶祝酒會，並且這幫毒蛇怪獸又合攝了一張紀念像，把這一滔天罪行的鐵一般的曆史醜態完完全全地留了下來。
鄭孝胥對我講，他已接到了本莊司令官的正式授意，說要他來坐這把偽國務總理的椅子。自然我也就立即點頭答應了。於是他就把早就擬定好了的各部編製和偽總長的名單拿來交我過目之後，便以我的名義予以發表。同時還決定令謝介石以偽外交總長的名義對各國發出了要求承認偽滿洲國的所謂通告。
從此，這個專門幫助日本法西斯強盜殘害自己同胞的偽滿漢奸政權，便在日寇的卵翼下，正式建立起來了。這就是說，以我為首的這批毫無民族氣節，賣國求榮的漢奸集團，從這天起，便開始了從實際行動中去助紂為虐，而對我東北人民進行統治、鎮壓、奴役、掠奪等的罪惡活動，並且還以此為基礎，更進一步去助長日寇的凶焰，致使它的侵略勢力更擴展到我們的大半個中國。不但是我祖國人民所受到一切災禍，我應當負完全罪惡責任，就是亞洲各國人民所受到的日寇侵略禍害，也都是由於日寇在東北占有了這一重要軍事基地，所以我對此也必須負罪惡完全責任。
總之，拔本塞源，這都是由於我的封建統治階級的反動思想——絕對利己主義的思想，完全支配了我的頭腦，所以才不論碰到什麽事情，總是首先把自己的個人利害，放在第一位上。不但是對於自己的盲目向上爬，是一向不擇手段，就是對於為要保存自己的既得地位或是為了苟全自己的性命，也是不擇手段的。例如，為了想要複辟清朝的一姓統治勢力，便不惜勾結外敵來踐踏自己祖國的神聖領土和屠殺自己的祖國人民，為了害怕日寇的翻臉無情，便事事屈從，不敢稍有違抗，哪怕屈辱到不能忍受的地步，仍然還要忍了又忍，去做那“唾麵自幹”式的諂媚逢迎。我在祖國東北淪陷期中，就是這樣十四年如一日地當著日本法西斯強盜飼養下的最馴順的忠實走狗。不但喪心病狂地忠實執行了日本帝國主義對我東北人民所進行的屠殺、鎮壓、奴役、掠奪、欺騙、侮辱等殖民地統治政策，並且還“變本加厲”地支持了它的法西斯血腥侵略戰爭。把整個東北變成為它的主要軍事基地，大大增強了它的侵略自己祖國，並侵略亞洲各國的狂暴勢力，給自己的祖國人民以及亞洲各國人民帶來了史無前例的大災難。
更具體地說，例如在我這罪惡行為的十四年間，由於我一手所簽訂的賣國密約和種種賣國協定，以及由我簽名蓋章頒布的偽詔書和經過我的所謂裁可、簽名蓋章而實施的各種偽敕令、偽法令，並隨之而來的各種殘害人民的政策等等，哪一樣沒有給我東北以及全國人民帶來了不可估計的災禍？所有這一切嚴重罪惡的後果，完全是我一手所給造成。所以，我過去所犯下的罪惡真是擢發難數，萬死也不足以蔽其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