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一、百鬼晝行的所謂“新京”
自從這個長春被汙染了“新京”的臭名銜以來，果然它真不愧是個鬼子和漢奸的薈萃之處，立即現出了新殖民地首府的千奇百怪景象來。在街頭巷尾到處都可以看到趾高氣揚、橫衝直撞的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的兵士；耀武揚威的腰挎日本軍刀，足穿長筒皮靴的關東軍軍官；高插著有關東軍特權標誌的小旗，坐在汽車內不可一世的日寇法西斯將領；狐假虎威地抱著雞犬皆仙的優越感而挺胸疊肚的日本人，滿身東洋氣息，嘴留仁丹胡滿口日本式名詞的鬼子特務和日本翻譯；誌得意滿，官僚架子十足的傀儡政權中的賣國“新貴”；鴨步鵝行，滿口詩雲子曰，好像是驚蟄出土的昆蟲似的封建殘餘古董；解開腰間皮帶打人，隨便開口罵人，扛著輕機槍逛窯子的偽軍兵士；見了日本人點頭哈腰，滿臉堆笑，見了自己同胞便橫眉立目，盛氣淩人的偽警察；斜挎皮盒子六輪手槍，臂纏特務符號，昂頭闊步，虎視眈眈的日寇憲兵，等等。在當時的長春，從整個表麵上看，簡直可以說是已經到了“有人皆魑魅，無處不肮髒”的幻滅地步。我舉當時的幾個實例來介紹一下在淪陷當時的悲慘齷齪的情況。
（1）女扮男裝的川島芳子
從來就以和日本帝國主義分子特別是和日本法西斯軍官有緊密聯係而臭名昭彰的前清肅親王女兒金璧輝——川島芳子，這時便也以日寇女特務的姿態在東北大肆活動起來。她在一起初，是以身穿馬褂長袍，頭戴鑲有珍珠寶石瓜皮小帽的男裝，以奇形怪狀來大出風頭，後來索性改成肩列偽將級軍官的滿金肩章，身穿偽滿軍服的男裝女將了。並且還自稱為司令。所到之處，總是照例要帶著一群青年鬼子和漢奸以及流氓特務之類，作為她的保駕打手，而神氣十足地出入於飯店、舞場之類的公眾場所，真是達到了路人側目的地步。而當時的日偽報紙、雜誌以及電影、廣播等，更都把她捧得上了天，不是稱她為男裝的美人，便是把她描繪成為一個“巾幗英雄”的形象，致使在當時一些不知道她究竟底細的人，也盲目地認為她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甚至還有人竟自給她加上了“謎的女傑”的綽號。因此，她也就更加得意忘形起來。因為她完全是憑借著日寇的勢力，對於日寇軍部方麵，尤其是因為她和當時的日本憲兵特務，經常保持緊密的聯係，所以當時一般人即使受到她的欺侮和敲詐，也是敢怒而不敢言。所以她也就越發肆行無忌起來。至於一般漢奸，則更是不敢對她稍有一些違逆的了。
在當時的這種百鬼晝行的時代中，特別是這個女怪物鬧得更是厲害，因而頗有一些“耳食之流”的人物，認為她確是一個神出鬼沒、不可捉摸的神秘存在，其實，說破本是不值半文錢的。隻是因為她不但經常亂搞男女關係，並且還善於吹牛說謊。例如，她說曾用跳傘落到海拉爾去誘說抗日的蘇炳文將軍，致遭其部下槍擊而彈頭尚留在體內，以及教給日本某師團長騎馬等的無稽之談，來作為嘩眾取寵的材料，所以她的行動就越發神秘了起來。其實她隻不過是一個被日寇軍閥盡情玩弄的、墮落到了不可救藥程度的賣國女賊而已。
據說，她的結果是在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國主義無條件投降以後，便被國民黨軍隊從北京捉到南京去，在懲治賣國女間諜的罪名下，結束了她的齷齪醜惡的一生。
（2）“翊衛軍”的兵士
在偽滿十四年中，一直擔任保護偽宮的這支武裝部隊，在一起初是被叫作“翊衛軍”的（後來改編為偽“禁衛隊”和偽“禁衛步兵團”）。名義上雖然是個軍，其實在當時，也隻不過是擁有約一個營內外步兵的兵力，並且還是由熙洽從吉林各偽部隊內拚湊而成。據說，在乍一開到長春時，因為其中的偽軍官和偽士兵都是東拉西湊而來，名符其實的烏合之眾，所以軍官既不認得兵，兵也認不得他們的所謂官長。因此到了長春在正式整編時，有些士兵的階級，則完全由於自己的委派而成為當時的正規編製的。例如有些比較狡黠的偽軍士，便在自己的肩頭上，安上一對上士的肩章，那麽他就成為一個正式的上士，而那些比較鬼頭些的偽兵，也同樣是用這種自我任命的方式，得到了二級跳或是連升三級的拔擢。在站崗時，因為各排各班都同樣處在雜亂無章的狀態中，既沒有名冊，也沒有工作製度和規定，所以就專靠個人的高興和個人間的互相通融，去執行對我保衛的任務。有些狡黠的兵，為要安然做一夜的好夢，便鑽到木板床下去睡大覺，或是藏在不易被人發現的好隱蔽場所，於是到了換崗的時候，便得由他們的上級硬逼那些比較老實的人去替他們打補子。有的還以一頓餃子或是一碗麵作為代替站崗的公平交易。於是，一些既無錢又窩囊些的人，有時就得在風雪交加的深夜裏，或是在炎日當空的盛暑下，連站兩三個小時的崗，也沒有人前往替換，有時便不得不拋棄了所擔任的崗位，回到兵房來大吵大罵。至於酗酒、賭博和打架、溜號等事，更是司空見慣的家常便飯，甚至還有一些兵士手持步槍或是扛著輕機槍時常到妓館去尋歡取樂。有一次就有一個兵士因為受到了妓女的慢待，便開槍打死、打傷了五個人，然後就脫下軍服塞在水溝內，而把武器背起一跑完事。
諸如此類的情形，在一九三二年偽組織乍一成立的當時，是很多的。等到日本人當了偽軍官之後，逐漸掌握了偽軍實權，就變成準奴隸兵營了。
（3）劉準尉的企圖
在擔任守衛偽宮的上記部隊中，有個姓劉的準尉，因為他平日吸食鴉片，錢不夠花，日本憲兵隊內的特務腿子，就想利用他這一弱點，發現一些什麽問題來邀功。於是便特意尋找機會和劉接近，不料他倆結識之後，明偵暗訪了多少日子，也沒有發現出一些什麽征候來，但這個為了自己向鬼子邀功不擇手段的特務，便在尋找把柄不到的情急之下，想出了一個栽贓陷害的毒計來。
有一天，他故意做出同情劉的樣子說：“老弟，現在你既有這樣的一口累——指吸鴉片而言——每月隊裏的那點薪餉是不會夠的吧？不想個法子可不行啊……”
劉聽了歎了一口氣說：“這可又有什麽法子可想？”那個特務見劉已上了鉤，便更進一步做出想替他設法的樣子說：“發財並不難，這就看你的膽量如何了！”
劉認為他在開玩笑，便也笑著說：“你別搗亂了，難道叫我持槍做強盜嗎？”
那特務卻一本正經地說：“我還能調理你，叫你去幹那冒險的蠢事？我對你說實話，我有一個朋友，想要尋找一張宮內府的房舍位置圖樣，如果你能把它弄到手，我敢保你能發一筆大財。”
劉聽了吐了吐舌頭說：“這樣的事，可不是鬧著玩的。並且那樣的詳圖，可叫我從哪裏入手啊？”
特務見他心已似乎有些動搖，於是又說：“這樣的事，是神不知鬼不曉，又有什麽危險可言，我敢保不讓你暴露出來就是了。接著又說：你不是成天際在那裏服勤務嗎？隻要你能畫出一張可靠的草圖就行，我保你能夠得到一大筆外財就是了！”
於是這個求財心盛的劉準尉，便煞費苦心地畫了一張偽宮概略位置的草圖。那特務更同他約好，叫他在某月某日某時，把這張圖秘密送到某處，交到一個屆時在那裏等候接圖的人。並保證錢圖兩交，萬無一失。於是這個劉準尉便如約前往，結果是在人贓俱全的事實下，被捉送到偽法院，被判了一個無期徒刑。當然這個特務，因為破案有功，受到了相當的褒賞。
二、賣國密約——偽執政的代價
日本帝國主義對待漢奸，是一貫使用放高利貸的方法來劫持他們的。首先是有效地采取了欲取先予的偷雞撒米方針，上趕著先把錢給你送到麵前，等到你要伸手去拿時，他便又會另換一副麵孔，不但是毫不留情地先從其中扣去幾成的所謂“利息”，還用驚人的盤剝方法去進行無止境的剝削。而這個借錢的人更是無法擺脫這種利上加利，利中滾利的反複剝削的了。於是隻得幹脆落到他的債務圈子內，永遠也不得翻身。日寇就是用這種陰狠毒辣辦法來對待我的。
當我在一九三二年三月到了長春，當上了所謂偽執政後，當時的日寇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便立即擺出債主的架子來，經過鄭孝胥之手，把一張徹頭徹尾的賣國密約拿到我的眼前，不但是把東北所有的礦山、港灣、航運、陸運（鐵路交通）等一切的權利，罄其所有地斷送到日寇之手，更從廣義的方麵來看，真可以說是上自天空，下至地底，完完全全都由我全盤托出，雙手奉獻了。同時，在其中也包括了日本帝國主義移民政策，以及日偽之間的所謂經濟同盟。此外，如用日本人來充當偽滿的最高顧問，等等。像是這種包羅萬象的賣國密約，如果拿它來和袁世凱的“二十一條”賣國條約相比，那麽，那個曾經引起全國人民的無比憤怒和遭到世界各國人民輿論斥責的“二十一條”，和我無條件承認的這個賣國密約有著天地之別呢！
本莊繁所提出的這個要求，也就是因為日本帝國主義以正式承認我當偽滿洲國執政，來提出這一帶有要賬式的交換條件的。而我呢，也就在患得患失、賣國求榮心理下，喪心病狂地整個答應下這一罪惡要求，以致在以後連續而來的一步緊似一步的種種賣國殃民協定，全都是從這裏脫胎而出，隻不過是把其中的內容從密約變成正式公約，從籠統的章句，變成為更具體的條項，從非正式的東西，變成合法化的證契而已。
像是後來在同年（一九三二年）日寇關東軍司令官兼駐偽滿特命全權大使武藤信義和偽國務總理鄭孝胥之間所簽訂的所謂“日滿議定書”，則是把上記賣國密約做了合法化的正式手續，並把它添枝加葉地具體實現了。再加上所謂的“日滿共同防衛”，那更是由我首先點頭承認了日寇在東北的永遠駐兵權利。因此，這不僅出賣了東北人民的一切利益，而且更由於我的甘心情願，才把這塊祖國的神聖領土，雙手拱獻於日本法西斯強盜，任其把它當作從事瘋狂侵略的軍事基地，不獨我東北人民在過去十四年長期呻吟在日寇的皮鞭和刺刀之下，並且還使日寇充分利用了這塊軍事基地，而更進一步地侵略我們整個祖國的大片國土，大量屠殺了我國的父老兄弟姐妹，終於使自己的祖國受到了一千萬以上的寶貴人命犧牲和五百億美元的嚴重物質損害。還不止於此，就連日寇的侵略越南、緬甸、菲律賓、爪哇以及威脅蘇聯的罪惡活動，也都是因為它充分利用了這塊軍事基地上的人力、物力、財力所造成的。足見這個出賣祖國全東北人民利益的罪惡協定，真可以說是偽滿十四年來一切罪惡的總出發點，而這個總出發點上的罪惡者本人就是我！
三、到長春以來的生活一斑
明明采用的是偽執政的製度，可是偏偏又有了什麽偽大同的所謂年號；明明絕對不是“複辟”，可是偏偏在當時的敵偽之間，卻有很多人把我稱為“皇上”。諸如此類，真是一種荒誕離奇的現象。因此，就連我在當時長春偽執政府內的生活，也當然不能出乎上述的矛盾情況之外，總是有著兩重或是三重的性格。
固然，日本帝國主義分子在當時是承認我是個偽執政的了，可是除了公式，在那些日本帝國主義分子當中的某些人，也還是公然地對我以“皇上”相稱。至於在那幫封建殘餘者之間以及在我家庭之內的小圈子裏，那更是一切都要率由舊章的了。請想一想：就連當我狼狽遁入北京日本公使館的時候，以及在天津做“租界寓公”的時候，尚且沒有一天丟下過“皇帝”的臭架子，何況是到了長春，當上了偽執政，盡管當時的我是一個純粹的大傀儡，但總算是又登上了政治舞台，在某種程度上，又可以公然地擺出統治者的臭架子來，並且在那時拿我當作求差混飯對象的寄生蟲豸，也比過去繁殖了不知有多少，當然在拍捧齊下的生活中，也就使我身上的“皇帝”氣息越發濃厚起來。像是那些向我稱臣跪拜、歌功頌德、獻功邀寵以及賣身投靠等應運而生的人物，真如麻蠅聚糞一樣，都紛紛圍繞著我亂亂哄哄地鬧著。不用說，在我那稱孤道寡的生活中，是會越發增添了不少活氣的。同時，也使我那以帝王自任的雄心同吹肥皂泡一般越發脹大了起來。不過是，我在當時的所謂“君主”威風仍然是被局限於在我那家庭的小範圍內，隻能是袍笏登場地飽嚐那身為傀儡的滋味，而未能達到真正專製魔王的獨裁野心。不論當傀儡漢奸，或是當專製魔王，總之，這都是背叛祖國人民和危害祖國人民的罪惡行為。
（1）我鑽進新鳥籠子
在我爬上了頭號漢奸——偽執政的交椅後，有一天，我忽然逸興遄飛地想要到當時長春的唯一公園（西公園）——即現在的勝利公園去散步，於是便同我的妻子和兩個妹妹坐上汽車逛公園去了。不料，我這種不告而出的舉動，卻驚動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憲兵和警察等，他們便立刻大驚小怪地慌作一團，就在刹那之間，把這個公園完全包在嚴密的警戒網中。成群結隊的汽車，一批一批的敵偽當地官吏，都一齊由四麵八方向這個公園“殺”來。我看到形勢不對，便急忙坐汽車回偽執政府。從此以後，便在日本帝國主義分子“善意”的壓力下，我重又收入到長春的“新鳥籠”內，除了所謂必要的正式出門，一直到八·一五為止，我從未自由地出過這隻“鳥籠”一步。
（2）不揣其本地製造黨羽野心
我為了蓄養我的實力，曾想出了不少“不揣其本，而齊其末”的方法，想要替自己培植出一批專為我個人效死的武裝心膂股肱來，於是就幹出了不少件既卑鄙可恨又愚蠢的事情來。我想先從比較遠些的事例說起。
例如，在九一八事變後，我便想起了曾經在一九一七年到北京親身參加過張勳叛變的所謂複辟事件的張海鵬來。這時張正帶兵駐紮在東北洮遼一帶。恰巧這時，我的本家侄子憲原、憲基剛從日本士官學院畢業回國到天津來見我，並說他們將要往東北去投奔張海鵬。我聽了認為良機莫失，便用黃絹寫了一封所謂的信，信中大意是勉勵他要好好地靜俟時機的到來，俾能幫助我進行複辟的罪惡活動。並找出一些行賄的所謂禮品一齊交到憲原等之手，使其麵交張海鵬。後來憲氏兄弟見到了張海鵬之後，便都被留在他的部隊裏，當上了軍官。
在一九三一年，日寇甲級戰犯土肥原和我做了勾搭後，又有在天津日本駐屯軍通譯官吉田忠太郎向我建議，說現在有幾個從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的軍官留學生都在東北，我可以給他們寫一封信鼓勵鼓勵他們，在將來能給“新國家”效勞，並說現有一個叫森赳的日本軍官將赴東北，可以托他給他們帶去。
我聽了這種實獲我心的“高見”，當然是高興異常，便又拿出黃絹來，本著下詔書的心情，給憲原、連組、郭文林（連為善耆之孫，郭為蒙族）等寫了信，叫他們伺機幫助我，並“封給他們以上校的空頭軍銜，還送了他們和當時蒙古貴族淩升以一些禮物，都交森赳給帶去了”。
除了我在當時曾極力拉攏想拚湊一些能給自己賣命的打手，以後在偽滿更想進一步培育一批自己的嫡係炮手，於是，便利用了偽執政的地位，從自己的親屬和親信之中選出了十名自認為可靠的“可造之才”來，而把他們送入了日本士官學校裏去留學。
我現在先介紹一下這些位所謂可造之才與我的關係。
我的弟弟溥傑，我的內弟兼妹夫郭布羅·潤麒，我的叔伯兄弟溥佳（即金智元，偽執政府侍衛官），我的堂侄毓峻（偽執政府侍衛官），我的使用人祁繼忠，熙洽的外甥馬驥良（偽執政府侍衛官），張彪的兒子張梃（偽執政府侍衛官），我的族侄裕哲（偽執政府侍衛官），趙國圻（偽執政府侍衛官），還有所謂非“嫡係”的“雜牌”留學生龐永澄、孫經綸和孫文思（孫其昌的兒子）共十二個人。
不過是，這些位在當時所謂的陸軍將校候補生，因為不是所謂皇親國戚，就是官僚子弟的緣故，都是紈絝積習熏染甚深的人物，所以到了畢業的時候，隻能剩下九員“大將”了。後來這幫人在畢業回來後，都被當時的偽軍政部給吸收了過去，都被正式編入在偽軍之中，然後並把他們分散開來調到偽軍的各部隊去，結果是並未能達到以我為中心從事工作的預期目的。
此外，除了我由天津原來帶來的十幾名“保鏢”，我還在當時從蒙古、北京等處陸續共招來了三百來名青年，編成一支分三個隊的所謂護軍。不過這種編製是和過去在北京清宮裏的護軍不同，並不是皇宮警察的性質，而是一種變相的陸軍，不但擁有步槍、輕機槍之類的武器裝備，就是教育訓練等，也都是按照正規陸軍的方式去施行。當時任該偽統領的是偽上校郭文林和三個偽少校隊長，其中的兩個隊長都是拿我的親信來充當，並且還使我那心腹嘍囉頭目——偽執政警衛處處長佟濟煦親自管轄著這支偽部隊。當時，對這個隊的士兵所灌輸的思想教育，都是以我為中心的絕對奴化教育，同時還時常使佟濟煦到隊裏進行所謂精神講話，對他們進行盡忠於一人的封建反動教育。一方麵我還經常用賞賜的名義給他們以野豬、鰉魚、酒肉之類的東西，作為邀買人心的鉤餌。還把其中認為成績優秀的人，選送到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去進行所謂軍事上的深造。固然日本帝國主義者，很快就發現了這個“漏洞”而把它堵死，但是我也送去了兩批一共四五個人到了日寇的“軍閥育成所”——陸軍士官學校。
不過是日本法西斯強盜們是絕對不會讓它的傀儡——我，能夠製造自己勢力的。
恰巧有一個星期日，當這批變相的陸軍放假出營的時候，在長春的公園內，因為遊船的關係，起初是和一個拒不賣票的朝鮮人發生了爭端，後來園中的日本人群起幹涉並圍打這二十幾個人的“護軍”。後來日本鬼子越聚越多，於是發生了團體的鬥毆。日本鬼子放出的警犬，也被“護軍”踢死了。因為這些“護軍”都多多少少會一些我國的拳腳之類的武術，所以便以絕對劣勢的少數人把他們打得落花流水。這時，日本人當中還有兩個橫行無忌的日寇關東軍參謀也受了輕傷。因此，就給日寇關東軍提供了尋釁的借口。後來，日本憲兵隊用汽車從偽宮內府裏逮捕了很多的護軍，都給關押在憲兵隊內，進行了慘無人道的嚴刑酷訊，如灌涼水，用皮鞭抽打，並迫令他們**跳舞等等，而日寇則圍觀取笑。並且還打算把這件事擴大到“反滿抗日”的方麵去。所以當日寇一把這頂“大帽子”祭了起來，我這個“畏日如虎”的偽皇帝便沉不住氣了，隻好一再向吉岡安直（關東軍參謀、偽帝室禦用掛）哀求，乞其轉圜了。結果是由吉岡代表著日寇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向我提出了幾項要求：①撤換負責人；②驅逐肇事人出偽滿“國境”；③派人向關東軍兩個參謀道歉和慰問；④保證今後永遠不再發生類似的事件。
當時我隻有一一照辦，速求了事的了。
結果是，日寇對我尚算“開麵”，把關在日本憲兵隊的偽“護軍”放了出來，於是我就抱著斬馬謖的心情，以行政處分的形式處分了佟濟煦，撤換了一個偽隊長並把那些“肇事”的人全部驅逐出“境”，才算是把這件事勉強平息下去。
事件固然在表麵上，總算是以我這方麵的屈服而告終，但日本帝國主義分子並不以此為滿足，還是一步緊似一步把對於我這個唯一的基本武裝小團體做了再接再厲的進攻。結果是不但把隊裏的步槍之類的武器全部收繳了去，而換上了僅夠支撐門麵的為數有限的手槍，並把這個陸軍式的部隊編製也給改變為純偽宮中警察的組織，最後索性把偽宮內府警衛處長也給換上了日本人長尾吉五郎。不僅如此，連士兵也逐步替換了新人——他們認為可靠的人。
（3）我當時的日常生活
在我乍一嚐到當傀儡頭子的滋味以後，固然還認為不如當專製皇帝過癮，但由於饑者易為食的心理上的關係，也還覺得“慰情聊勝於無”而有些勃勃的興致。同時在偽滿初期，還有許多溜須捧盛的漢奸偽官吏能夠隨時地來見我。因此，我尚能每天從早晨九時起，便由我所住的緝熙樓到勤民樓去勤勉一次。可是後來，情況變了，我受日寇、特別是吉岡安直的限製，所以後來除了每周定期的偽總理和偽參議府議長向我做報告，那些溜須捧盛的偽官吏便不能隨便來見我了。所以除了在每次所謂正式接見和“特任式”，並關於一切所謂典禮上的重要事情，我對於勤民樓的興趣，也就一天不如一天了。因而也就以歪就歪地大倦其勤，同時也逐漸對於睡早覺就相對地感到了興趣。後來索性不每天到勤民樓去“盡勤”了，反正是到那裏去，根本也就是一種形式，什麽辦公不辦公，隻要能按照日本關東軍所決定的事項，由它所派來的高級腿子——吉岡安直，把他寫在紙條上的話照方抓藥似的念一遍，就算盡到了頭號漢奸的職責。此外，對於“火曜會”（詳見後篇）所給內定的，更由偽國務院和偽參議府所通過的偽政策法令等，隻要是它們認為應該叫我簽名的，我給簽上，應該需要我“裁可”的我就給寫上一個“可”字，就算是我百分之百地完成了自己的義務！
我因為既然無須乎到勤民樓去走形式，那麽，在我的寢室內，甚至有時我坐在恭桶上，又何嚐不能盡自己的“職責”？本來要我簽可的東西，隻要在上麵塗一個“可”字就行，差不多連內容都可以不必去看，並且也無須去看，因為看也等於白費工夫和徒勞自己的眼睛。所以我有時候，就坐在便桶上，從用人的手中，把一遝一遝的“裁可”文件接過來，便用他給蘸好了的墨筆，寫個“可”字，就算是完事大吉，負責處理完畢。
不但是我積極地賣國投敵曾給我祖國人民招來了不可估計的災害；就是我在消極屍位的時候，也不知由於我的大筆一揮，曾給我們祖國東北人民造成無限災禍。不論積極也罷，消極也罷，我的罪惡是百死不能贖的。因為災難是事實，是鐵一般的無情事實！
自從我開始“倦勤”以後，我的遲眠晏起習慣便逐漸有了發展。最後則竟自到了非至深夜一兩點，甚至三點不睡，早晨則是除了有事情，非到十時或是十一時前後不起，每天兩頓飯的時刻也沒有一定，“早飯”大約是十二時至下午一二時都不一定。並且到了四五點鍾的時候，還得睡一個“中覺”，不到晚上七八點鍾是不肯離床的。因此，我當時的所謂“晚飯”差不多早者九時或十時，晚者非至十一十二時，一般人在好夢正濃的時候，我才能吃。
所以，在當時甚至還有人誤會我吸食鴉片。我認為這種誤會，並不是無因的，因為這種俾晝作夜的生活，就是在舊社會中也確是除了鴉片癮者，是太少見的。
此外，我在當時，還沉湎於佛學之中。因此，我就經常吃起齋來了。而後由於我對於佛學的造詣逐漸加深，我的吃素次數也就相對地有了增加，到了最後，簡直是到了見肉便皺眉的程度。那時我所愛誦的有關“輪回思想”的詩，如：
“人吃死豬肉，豬吃死人腸，豬不嫌人臭，人反道豬香，彼此莫相啖，蓮肉生沸湯”等之類。
總之，一句話，在當時，我幾乎認為吃肉，簡直就是一種罪孽，甚至迷信地認為自己所吃的豬肉，就可能是自己死去的親人今世托生為豬的肉。所以在當時，在我的食桌上，差不多嗅不到葷腥的氣味。
我那時對於廚房的工作員也是極端苛刻的。經常是像防賊一般防範他們賺我的錢，除了使用比較親信的仆從，對於上市買菜的人，做特務式的秘密跟蹤，有時還用間接補助的方法，向我的弟弟妹妹們打聽：你們買一隻雞是多少錢哪？或是你們買一斤雞蛋得多少錢哪？等等，並且給予這些廚房工作人員的工錢，也是限定在很低很低的框子內，特別是在偽滿末期物價飛漲的時期，我所付出的工資簡直還在一般普通工資之下。不但如此，除了在給我做飯做菜時，經常派人去監視他們的清潔狀態如何和嚴稽其有無軌外行動，每當我認為所做的菜不很可口，或是有什麽不潔之物混在菜裏時，便一聲令下：罰某人某人幾塊錢。當然在這種罰款的數目來說，既沒有明文的規定，也沒有什麽法的根據，隻不過是隨心所欲地衝口說出幾個數目字而已。由於這種憑我喜怒的罰款，是時常有的，雖然也有時因為某某做的菜很不錯，而得到獎金若幹的時候，不過是，遺憾得很，總是獎的時候少，罰的時候多，結果仍是固定在罰不敷獎的狀態之中。但是過去的那些位大師傅，也差不多摸著了我的脾氣，他們並不以受罰為意，也不以每月掙錢少為憂，因為他們是自有彌補這一漏卮的比較有效方法的，那就是，他們可以時常利用“請願”的方法，通過在我身旁的使用人的嘴，編出一些理由來，向我請求補助，在當時把這種“請願”叫作“求恩”，我對於這一點，倒是差不多有求必應的。這也就是工錢既少，罰款又多，規矩又嚴，監視又緊，而他們尚能勉強和我相安無事的原因之一。
除了我當時的飲食起居確是處處與常人殊，還有一樣與眾不同的地方，就是我的嗜藥成癖了。這種所謂嗜癖，並不專專限於服用一方麵，而是更兼有聚集收藏之癖的。在長春雖然已經沒有像北京清宮那樣的禦藥房以及太醫院之類，但也有我自用的漢藥櫃和西藥庫以及儒而兼醫的老侍醫和一呼即到的所謂西醫給我做著日常的伴侶。在我的那個漢藥櫃內，不但是把差不多的藥材都準備得齊全，幾乎每次抓藥時，都可以用不著出門到漢藥鋪去買，就可以供我隨時的受用，甚至在偽滿末期，普通藥鋪的缺貨如犀角等等，我都是綽有餘裕，無須擔心。至於西藥，不論是內服、外用，或是注射等等，也是應有盡有，豐富異常。特別是德國“拜耳”的藥和日本的藥。我就是這樣以兼收並蓄死藏為樂的。
在我服漢藥時，不但是自己經常擅於改竄大夫所開的藥方，甚至還有自開自飲和給別人硬開藥方的時候。對於西藥則主要是專靠德國拜耳藥廠所出的小冊子，來作為掌握西藥的最主要根據，對於醫生的意見，反倒把它列在聊資參考的地位。並且我還打破了一般人所常愛說的恨病吃藥的範圍，而是進入了無病吃藥的特殊範例之中，光是注射荷爾蒙就是一天一針地注射了不計其數。至於幫助消化，健體衛身的藥，更是幾乎無日或離的了。
總之，在當時藥類對於我，就幾乎同我每天不能不吃飯、不喝水差不多，它已成為在日常生活中經常不能離開的必需品之一。
此外，我還想把我在當時的生活之中，最為愚蠢得可恨同時又奇怪得可憐的一個突出的實際例子作為本項的最後介紹吧！
有一個時期，我因為迷信於坐禪的方法，便時常關起房門靜坐，因此，便最怕在附近發生一些什麽雜音。不過是在那時，我在庭院附近養有一隻仙鶴，一般服侍我的人，當然是在“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的當時環境下，人人都屏聲息氣地連咳嗽一聲都怕驚了我的“入定”。可是仙鶴卻不然了，它不但不懂得保持極端的肅靜，反倒時常地以“鶴鳴於九皋，聲聞於天”的高鳴，毫不客氣地來驚動我。我於是就派幾個專人，輪流地去監視仙鶴的“軌外行動”。我並且還給他們定出嚴厲的罰則來：如果鶴鳴一聲便罰他們五角錢。因此，這幾位“控鶴專員”都吃了苦了。想要用布條纏上仙鶴的長嘴，又怕受到“謀殺仙鶴”的罪，不纏上吧，仙鶴是有隨時引吭長鳴的“天賦自由權利”的。不過是，他們卻有“窮思通”的好竅門的，他們終於在幾次受罰之後，掌握住鶴鳴的生理慣態，於是就在長期的積累經驗之下，得到了一伸頸就用小棒敲的科學方法。從此這隻仙鶴則是飽受了縮頸啞子之苦，而我則是得到了萬籟無聲的參禪妙諦。
四、國際聯盟調查團
在一九三二年三月，偽滿傀儡政權剛一成立之後不久，便由當時的國際聯盟派來了以李頓為首的調查團到東北來做調查。
固然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操縱下的這個調查團到東北來是別有用心的，並且盡管在西方國家和日本帝國主義之間，是存在有某種程度討價還價的隱蔽意圖在內，但不論怎樣說，在當時到東北來做實際調查的這個國聯調查團，則是以調查日寇侵略罪行為任務而來到東北從事實地調查的一個國際團體。可是當時的我卻完全和日本鬼子走上了一條道路，簡直是不顧一切地給日寇當上了傳聲筒和宣傳工具，竟自甘心在日寇的轡勒之下，厚顏無恥地向調查團說出了彌天大謊：硬把手執武器侵入自己祖國東北神聖領土的狗強盜說成不是侵略，而是仗義執言，並死也不肯放口地說日本軍隊純粹是為了替東北三千萬人民來掃除張氏父子的秕政而興的“義師”。所以東北人民才如“撥雲霧而見青天”地建立了滿洲國這塊“獨立自主”的新“王道樂土”。同時那幫漢奸大官也都和我一樣，也都是各如其分地在“一德一心”的鬼名詞尚未出現在偽國字典以前，就把“一德一心”的實際行動，活靈活現地表示出來了！
在當以英國李頓為首的國際聯盟調查團來見我以及到偽滿各處調查時，都有日寇關東軍將校跟在一起，寸步不離。這說明日寇是一麵利用漢奸，一麵是賊人膽虛，防範極嚴，恐怕走漏了日偽的罪惡秘密。而我更是一意仰日本主子的鼻息，而欺騙了國際聯盟調查團。
這隻能說以我為首的這幫漢奸，難道不是為了要去舔一舔日本鬼子殺害自己同胞的鮮血殘渣，才這樣喪心病狂地拚命給民族敵人打掩護？這不是完全成了日寇的忠實走狗，甘心和全國人民以及全世界愛好和平的、正義的人民為敵嗎？
當然，凡是帝國主義國家，都是一丘之貉的壞東西。日寇想要獨占我國的東北，把它變成為它的殖民地；而西方帝國主義國家也是滿心裏不願意日寇獨吞這塊肥肉，但又在扶日反蘇的一貫陰謀方針下，更不甘心替那腐朽無能的當時南京政府去過分得罪那另有妙用的日本帝國主義；並想能和日本帝國主義之間醞釀出一種兩下讓步的緩和空氣來，好形成它們犧牲中國利益，給日本一些便宜，因而另外製造出一個在它們操縱之下的“國際共管”新局麵來。而達到既可抑製日本愈鬧愈甚的瘋狂野心，又可把東北這塊所謂的肥肉用分贓的辦法，借以維持一下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均衡狀態。
話雖如此，但是我這種幫助日寇來共同欺騙國際聯盟調查團的態度，則確確實實是一種利敵賣國的嚴重罪惡行為！
不但如此，而後我還更進一步地忠實執行了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罪惡侵略政策，更卑鄙無恥地用我的名義派丁士源到日內瓦去替日寇的侵略行為做顛倒黑白的辯護，硬把日寇將東北攫為己有、變成為純粹殖民地這種鐵一般的事實，說成是“日本並沒有幹涉滿洲國的內政”，還把傀儡的漢奸政權說成為“獨立自主的新國家”。並且要求他們承認偽滿。像是這種喪盡民族氣節、背叛祖國人民到底，蓄意欺騙世界人民的滔天罪惡行為，除了拿甘心賣國求榮，不擇手段來做解釋，是絕對不能再有其他的話可說的。
特別是日寇為什麽要在國際聯盟調查團到來以前，就手忙腳亂地要把偽傀儡政權快快地組織起來？因為不如此，等到這個國際聯盟調查團來到之後，日寇的這次侵略行為便會完全站不住腳，日寇便沒有在世界輿論麵前做狡展的餘地。這樣，即使西方帝國主義國家並不是對於中國有什麽“仗義”的好心腸，那麽最小限度，也不會讓日寇從那時起就從心所欲地把這塊殖民統治地盤**達十四年之久，至不濟也能使我東北的父老兄弟姐妹少受多少地獄般的痛苦。同時也不至於使日寇安安穩穩地把全東北利用為它的有力軍事侵略基地，那麽，對於我國的全盤侵略行動，也不會竟自到了那樣嚴重的地步。回想起來，漢奸的幫凶罪惡，特別是我的助桀為虐的罪惡，真是百死莫贖的滔天大罪！
我常想隻要把我前半生中的無數罪惡，挑出其中一件來，就充分夠得上被處極刑，可是現在的我，卻在祖國人民政府的父母般的人道主義待遇下，過著學習改造的認罪自新生活，真使我不能不痛定思痛地來恨我自己的過去，痛悔我過去的前半生。也使我不能不想到這裏，有時就忍不住地要流下那慚感悔恨交並的淚！
祖國人民，我真是萬萬分對不起你們！
我真是萬萬分沒有向你們抬起頭來的勇氣！
真是欲報之德，除非是“春蠶到死絲方盡”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