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要實行偽帝製？
這也可以從兩方麵說起，也就是須從我和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兩方麵說起。
過遠的不用說，因為本來是自從我初懂人事起，就深深中上了積重難返的所謂皇帝迷。後來固然是好容易才借著日寇的侵略勢力，爬上了“準皇帝”的偽“執政”椅子，但總仍然覺得不大過癮，總還想要重溫一下真正黃袍加身的頑迷舊夢。
固然在當時，也有熙洽、鄭孝胥、羅振玉等一幫老反動家夥，為了要把我的這把偽執政交椅，變成為一個偽皇帝的寶座，曾費盡了他們不少股肱之力，可是在這幫漢奸的所謂全能主宰——日本帝國主義的絕對壓力下，任憑這群忠貞有餘然而力量毫無的反動封建餘孽怎樣盼望、怎樣呼號和怎樣奔走，結果仍然是胳膊擰不過大腿，仍然是不會生出怎樣反響的。當然就更不用談什麽效力的了。例如熙洽就曾在偽政權成立後的第二年，覺得我始終沒有當上偽皇帝而心癢難熬起來，於是便嗾使他的心腹嘍囉林碑等糾集了所謂奉、吉、黑三省的前國會議員四五百人，冒冒失失地在長春市某小學內，開了一個假冒民意的請願實施帝製的大會。這在殖民地內，不得宗主國當局的事先許可，而憑空聚眾開會，當然是不會得到好結果的。所以就在這群冒牌人民代表慷慨激昂地發言盈庭之際，就遭到了日寇憲兵的到場阻止，因而這出自欺欺人的醜劇，也就毫無結果而各作鳥獸散。
而這個望帝製如大旱之望雲霓的我，當然不會死去這條拚命往金龍寶座上去爬的所謂雄心的。固然明知大非易事，但仍是在明知不易辦、情急且試看的封建統治階級的階級本能下，就使那個曾為日本浪人，在當時身任偽執政府“侍衛處長”的工藤鐵三郎——因為我在當時，竟認為這樣的人是忠於我，於是就與他改名為“忠”的工藤忠，赴日本去見那對我曾有過靈驗的南次郎，並諄囑工藤不要把我的名字抬出來，而是要用見機而做的投石問路方法，暗中刺探一下日本帝國主義分子中的錚錚佼佼人物，對於偽滿的實行帝製，是否認為還有可能。同時我還恬不知恥地告訴他：還可以抓緊機會暗中對那幫“東京上國”的“漢奸司命之神”，做一些當做的側麵或幕後的運動。
後來，日寇關東軍的參謀長小磯國昭，不但曾向熙洽表示過帝製未嚐不可為，但時機尚未成熟的“明諭”；到了一九三三年三月，日本關東軍司令官菱刈隆又正式通知當時的偽國務總理鄭孝胥說，日本政府可以承認我為偽“滿洲國皇帝”。
既然為了侵略，一貫無孔不入的日本帝國主義分子，在承認我任偽“執政”時，曾撈到了很多的代價，那麽，對於這次承認我去當偽“皇帝”當然也是同樣不肯絲毫放鬆相當代價的。代價是什麽？那就是日寇想更借此進一步來鞏固它的殖民地血腥統治。例如和偽帝製接踵而來的所謂第一次訪日，和由此而出現了的“一德一心”的公然表麵化，以及在政治經濟各方麵加強日寇統治勢力等，便都是那次所以承認我當偽“皇帝”的代價。
我在得到了日寇正式承認的“寵命”以後，便於該年的三月一日，在菱刈隆等的“蒞臨”之下，在當時所謂的“新京”，向著臨時用黃土築成土壇的——所謂“擬裝代用”的天壇，舉行了“先告天而後即位”的、自以為頗屬隆重的封建古禮。我在當時，更不惜費盡力氣，把一些由東拚西湊而來的清代皇帝禮服等，好好歹歹地裝扮起來，演出了一次——僅僅是穿戴了一次的宿願克遂的所謂平生第二次“登極”禮。
我所以由偽“執政”變成了偽“皇帝”，也隻是日寇所玩弄的一場鬼把戲而已，其目的不過是在玩弄漢奸。因為自我以次的反動封建殘餘分子，不都是一個個日日夜夜地在夢想著“重登大寶以君臨萬民”的嗎？那麽，它就可以在形式上，使這幫人嚐一嚐君侯將相的“黃粱夢”滋味。不過是，這個“寶座”在實質上卻是和過去封建王朝時代的“天子寶座”大不相同，日本帝國主義之所以要讓你爬到“寶座”上麵去，為的是讓你爬得越高，就越發可以使你“孤高在上”而自然成為替它擺樣子、裝門麵的裝飾品。至於實際權力，則根本操在日帝的手中，並且還是一步緊似一步地收緊了繩套。幹脆一句話，反正是我東北人民越發遭殃罷了！我固然也曾在當時和在事後，當咀嚼到某種滋味時，也有時覺得被人擺弄得“啼笑皆非”，但同時也不是沒有幾分“事竟成也”的快感成分在內。要不然，我怎能會在所謂“架秧子”或“耍大頭”式的第一次訪日中，會那樣地出盡了淋漓盡致的漢奸洋相呢？總而言之，渴望多年的“皇帝”，是終於當上了，可是在當時我對於它的真正心情呢？則是“棄之可惜，食之無味”八個字足以盡之，這就是當漢奸的一種普遍心理罷？姑且不管是“可惜”也好，“無味”也罷，每月卻總是定而不可移地能夠拿到五位數字——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元偽幣的民脂民膏，供我日常享受之用，比起天津時代來，當然是不可同日而語的。至於自我以次的高級漢奸們，也都是在某種程度上，各自有著恰如其分的富貴生活，不過是，絕對不能忽視的問題則是：
日本帝國主義分子，對於這幫人中敗類所給予的物質上的“恩惠”，絕對不是什麽平白的施舍，它是在一本超非法盤剝的閻王賬上，拿魚肉東北人民來作為它的利上加利唯一對象，至於漢奸們所得到的“恩惠”，則隻是由於日本鬼子吃完了祖國同胞的血肉之後，經過消化而排泄出來的一些尿滴、糞渣而已。
例如，為什麽還要使偽“皇帝”去當那偽“陸海軍大元帥”？
當然，在當時的人心惶惶、朝不保夕的混亂情況下，有一個偽“皇帝”來統率著偽軍，這不能說對於偽軍不起什麽作用。並且這對於刺激偽軍“以中國人打中國人”的所謂“士氣”，也會在某種程度上能起有“打氣”作用的。在偽“軍人敕諭”中，就有“朕為爾之大元帥”以及什麽“當盡股肱之節”的一類條文，這就是為要麻痹那些被迫當炮灰的可憐青年，以偽“皇帝”為中心，為“頭首”，去替偽“皇帝”，也就是替日本帝國主義去賣命而去鎮壓他們自己的愛國同胞，去摧殘抗日救國的人民武裝正義鬥爭力量，所以才肯把這一“兵馬大權”的頭銜，掛在偽“皇帝”的脖子上。
不過是，話雖這樣說，那狡詐陰險成性的日本鬼子並不傻，它並沒有一時一刻鬆懈過它身為殖民地統治者所應有的警惕性。它不但是平日對於偽軍，早在中、下級偽軍官中插進去日本人，使他們都成為操縱整個偽軍的絕對力量；同時，還在這種所謂“骨幹作用”之外，另外更成立了一個在這直接指揮係統之外的、又一層無所不包的強力直接控製機構，那就是在當時的“軍事顧問”製度。偽滿軍隊中的軍事顧問網，是直接隸屬於日寇關東軍的。那是以所謂“最高顧問”為首的，包括偽軍各兵科、各軍事機構的一個“全般指揮係統網”。不但是偽軍各個部隊統統全被籠罩在這一巨網之中，就連各個偽軍事學校和與“軍”字沾邊的一些單位，也無一不在這一巨網之下。直到團級部隊以及科以上的各單位為止，沒有一處不設置專門顧問的。特別人事、財政、賞罰等權力，更都完全操在顧問之手，所有一切的命脈，都成為它所操縱的主要對象。此外，在偽軍成立初期，另外，還有所謂“應聘官”——“軍事教官”的製度。那就是以厚幣聘請日本的退役軍官，以“客卿”身份，在軍事顧問和日本人偽軍官之間，起著承上啟下的橋梁作用。這還不算，還有一個絕對的所謂“保險絕招”，那就是不但在平時，或在所謂“討伐”之際，偽軍都必須受日本侵略軍的直接節製和調遣；特別是在所謂“必要”的時候，偽“皇帝”還得把這個“陸海軍統率大權”，按照偽“國有鐵路”把管理等一切權力，“委托”給日本滿鐵的辦法，雙手交與關東軍司令官，由他來任意支配一切。這是有明文規定的事實，當然日寇是可以放心的。
這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者，敢於讓偽“皇帝”的我，掌有“陸海軍大元帥”的最高頭銜，而不怕被它所豢養的走狗來咬它手的緣故。
總之，它既要使偽軍有個“中心”的存在，能夠做得出“以中國人打中國人”的實際行動來；還要使偽軍始終脫離不了日寇的魔掌，這便是日本帝國主義最為奸狡的地方，也是它在偽滿十四年中，一貫所打的如意算盤。
在我的前半生中，都是把自己的“榮華富貴”建立在祖國人民的鮮血和痛淚之上的。特別是在九一八以後的我，更是每當我向上爬了一步的時候，便有無數血肉狼藉的祖國人民，在我的雙腳下，給我墊起了人肉的台階，而日寇則是一次比一次更多地吮吸著我國人民的赤紅鮮血。
這就是漢奸和日寇“相依為命”的結果！
也就是日寇的滔天罪行，處處和漢奸的彌天大罪無法劃清界限的唯一主要原因！
一、冷酷的家庭生活
不錯，我也是一從生下來，就有父母，並且還是受祖母疼愛的一個普通孩子。在我三歲入宮以後，固然是和我的祖母及父親、母親，由於冷酷無情的封建製度所給砌起的峻嚴大牆，遮斷了我們之間的人的關係，但在同時，卻又有四位“並肩在上”的所謂名義上的母親在照顧著我的日常一切。同時也還有弟弟妹妹等骨肉至親，時常和我保持著經常的聯係。就是在我結婚之後，不但有了妻子，並且還有一個在當時所謂的“妾”，也曾給我的家庭生活中，添上了不少所謂溫暖氣氛。可是我在前半生中，所身受的真正家庭的愛情滋味，又都是些什麽呢？
父母和祖母同我之間，是隔有一堵絕對不許逾越的、封建君臣上下的萬仞高牆。弟弟妹妹更不用說，尊卑上下的所謂“大義名分”是會衝淡了骨肉之情的。至於我那四位過繼母親和我之間的關係，不管怎樣說，人為的骨肉愛再加上宮中的環境、製度等，也是會把“近而不等於親”的一層薄膜橫隔在我和她們之間的。但這些都用不著再去多說它，我在這裏所要重要說的事情，就是在我那“一妻一妾”生活中的一些問題。
我想先從天津時代說起，然後再轉入本文——就是到了長春以後，我當時的平日家庭生活。
在北京時代的結婚和“一妻一妾”所由來等，因為已在前文中敘過，在這裏不再贅述，僅從我由“一妻一妾”成為“一夫一妻”的事情說起。
在北京的時候，婉容對於文繡的關係，以常情來說，當然是不會和衷共濟來過那相安無事的生活的了。因為這本是人情之常，絲毫不足為怪的。於是就在她們之間的貌合神離和鉤心鬥角的情況下，也逐漸影響到我對於文繡的感情。所以我就和文繡日見疏遠起來。差不多我總是和婉容在一起而經常不到文繡所住的地方去。後來到了天津，這種有薄有厚的情形，也就更加嚴重起來，因此，當時文繡的處境確是很痛苦。有一天，恰恰因為某一件小事，婉容便誤會文繡是詬罵她，於是就要求我各派遣自己手下的用人，鄭重其事地到文繡處當麵進行“奉命斥責”。文繡受此不白之冤，便要到我住的房間來，向我當麵訴苦。而我卻狠心地給她來了一個拒而不見。同在一個家庭之中，同住一幢樓房之內，竟會形成咫尺千裏般的人為隔絕，真是在現代人的頭腦中，所不易理解的怪事。這就是萬惡的封建專製製度，把人與人，甚至把夫妻間的感情，也都會連根毀掉的一個實際例子。不是從那個舊社會的不合理、不近人情的製度中度過來的人，當然要有不容易理解的地方了。因此，致文繡在忍無可忍的情勢下，便下定決心脫出了這座“家庭監獄”，到當地法院，提出了同我離婚的請求，結果是我給了她若幹贍養費，便算是和她正式離了婚。現在想起來幸虧她早日和我離了婚，到後來才沒有成為婉容第二，我認為這不但是她的一個勝利，也是她平生幸福的一個起點。
淑妃文繡
此後，婉容固然是在當時，總算是得到了所謂“勝利”，而拔去了她所認為的“眼中釘”，但是我對婉容的感情，反而一天壞似一天，到了偽滿的時期，婉容終於和我的家中用人，亂搞起戀愛來。當我發覺了這一事件之後，本打算和她離婚，但是日寇的關東軍司令官菱刈隆竟蠻橫地幹涉到我的個人家庭事務上來，他居然表示了對於我的離婚不能同意。而我這個慣於對家庭中人橫眉立目、唯我獨尊的專製者，卻對於日本帝國主義分子的一顰一笑，總是奉命唯謹，無敢或違。結果是既然不能——也就是不敢離婚，便隻好和她也去過那——和文繡所嚐過的那種咫尺千裏的冷酷家庭生活罷。我不但從此以後，更不去搭理她，並且還嚴命她周圍的用人，須擔當對她進行不斷監視的任務，事無巨細，都得隨時向我報告；就連她的生身父親（榮源）、哥哥（潤良）、弟弟（潤麒），也都在我的專製**威之下，不許和他們的骨肉親人見一麵，因此，致使她在這種家庭地獄的悲慘環境中，過了十幾年的痛苦生活。直到偽滿垮台為止，她隻能拿吸食鴉片當作唯一**的良伴。“八一五”以後，她雖然也和東北人民一樣，前後得到真正的身心解放，無如病勢已深，終於病死在哈爾濱而了結了她那極其不幸的一生。
是的，在當時我的家庭生活，確是一貫冷如冰的，確是很使我感到了寂寞與空虛。但是拔本塞源來分析，這都是誰的責任和罪過？
專怪她嗎？不能夠。專怪我嗎？固然這些不幸的發生，都是由於我的事事光顧自己，絲毫不肯替旁人著想而起，以致終於使她飽受精神上的折磨而死，但同時，我也是萬萬不能忘掉過去的萬惡封建坑人製度。使文繡和我離異的是它。使婉容終身抑鬱以死的也是它。使我在前半生中，不但飽嚐了“家庭地獄”的冷酷無情滋味，並且還把我變得既自私自利又冷酷無情的也是它！
我當然永遠不敢忘掉我前半生的一切錯誤和罪惡，但我同時，仍要重複地說：我同樣也忘不了導致我種種不幸和一切罪惡的“萬惡之源”——封建專製製度！
二、第一次訪日的醜劇
在一九三五年四月二日，我為了自從偽滿賣國漢奸政權成立以來，對於日本帝國主義所給予的所謂“不斷援助”表示“奴顏婢膝”的感謝和對於裕仁派他的弟弟雍仁來祝賀偽“皇帝”的“即位”，表示“誠惶誠恐”的答謝；以及為了對於“日滿親善”的“以躬示範”起見，就在日本帝國主義分子的自欺欺人導演下去訪問日本，表演了一出能使觀眾作嘔的“第一次訪日”的醜劇。
裕仁以下為了要使這出騙人醜劇，演得更為出色一些和更為逼真一些，於是便大吹大擂地把這件事作為大肆宣傳的唯一好材料。特意組織了一個以當時日本“樞密顧問官”林權助男爵為首的“十四名接待委員會”；並派出它的軍艦“比睿號”到大連來迎接我；另派出“白雲”“叢雲”“薄雲”等各艦艇作對我“隨航護衛”之用；還在我由大連拔錨啟航時，特意更把“球摩”“第十二”“第十五”驅逐艦隊的“威力”擺出來，先給我上了下馬威的第一課；等快到橫濱港的時候，更使海軍航空隊的百機編隊飛到我的頭上來，做了一陣以編隊攻擊軍艦的“歡迎”演習……就是這樣地把日本帝國主義的所謂“實力”，不怕費事地給我做了一連串的“實際灌輸教育”。可是當時的我，卻在美酒佳肴的招待下、“恭敬而殷勤”的煙幕下失迷了方向，忘記了自己是誰，竟興高采烈地在第一日的航海中，作了一首“驕諂交織”的四言詩：
海平如鏡，萬裏遠航。兩邦攜手，永固東方。
溥儀訪日
這還不算，當我在航海第四日，看到他們不嫌麻煩地特意把一支以七十個艦艇編成的所謂“聯合艦隊”，向我顯露了一次“海上威風”之後，盡管我在那船暈的狼狽情形下，還沒有忘掉“嘔心嘔肝”地作出了一首七言絕句詩，向我的“主人”——日寇當局，去表示一下我的“鞠躬盡瘁”和“矢誌靡他”呢！詩如下：
萬裏雄航破飛濤，碧蒼一色天地交，
此行豈僅覽山水？兩國申盟日月昭。
我現在真覺得，在這短短二十八個字中，活活地把一個漢奸頭子的齷齪心理和卑鄙麵目，竟給描繪無遺！
我到了東京之後，便向裕仁表示了：
感謝日寇的援助偽滿建國和實行偽帝製；
感謝他派雍仁到長春來慶祝我的即位；
感謝雍仁來時曾代表裕仁贈我以“大勳位”“**頸飾”和“**大綬章”，以及贈我妻子以“寶冠章”的恩寵；
最後，更以表示在今後，更當致力於“日滿的永久親善”，來作為這篇“字字糞土”的感謝詞的全篇總結。
裕仁也曾向我表示了一下，他也願意致力於“日滿永久親善”，並以對我這次的“登門叩謝”表示感激來做結語。
這便是偽滿大漢奸和日寇頭號大戰犯裕仁初次會見的第一幕醜劇的大致劇情。
我在東京的一共九天之內，和他們所做的往還是：
第一天，是裕仁到東京車站來接我；我到他的住處去訪問；跟著他又到我的住處“赤阪離宮”來回拜，又贈了我一個大勳位、**章頸飾；晚間他又請我吃了一頓飯。
第二天，是我到裕仁的家廟——“明治神宮”做了參拜；又到裕仁母親那裏表示了敬意；然後又到日本帝國主義祭祀曆來侵略戰爭炮灰的“靖國神社”，向那些，也包括曾經因為侵略我祖國、屠殺我人民而遭到正義反擊，因而喪命的狗強盜凶手，表示了“敬悼”之忱；然後又和那些曾經在我國神聖領土上幹下了無數滔天罪行之後而又回到日本的軍政兩界中惡名昭彰的所謂“要人”以及其他各方麵的著名劊子手和特務——如森連、土肥原賢二、岡村寧次、片倉衷、駒井德三等，在我的寓所會了一次麵。
第三天，則是接見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所謂“元老、重臣”等……
第四天，和裕仁一同到東京“代代木練兵場”檢閱了正在侵略我國的法西斯軍隊……
第六天，給裕仁的父親（大正）上墳。
第七天，休息。
第八天，赴日本陸軍第一病院，對於因為侵略我國以致負傷的一百一十五名日寇法西斯兵士和軍官，做了喪盡民族氣節的“殷勤慰問”。然後又赴裕仁母親那裏，同她在庭中散步，每當她走上坡路和下坡路時，我的那隻漢奸手便伸了出來去攙扶她。因此就使那幫“善捧臭腳”的人，當作了一段“佳話”別有用心地大肆宣傳。還不惜編造事實說：這和我在長春偽宮內府中，當我父親上台階時，我親手去攙的心情是一般無二。其實，我對我父親，遺憾得很，還沒有攙過他一次呢。就連到了現在，我每當回想到這段“不堪回首憶當年”的回憶時，便深感到這隻漢奸手的齷齪不堪。真是隻有封建統治階級才能恬然去做這種平常人所做不出來的“不平常”的事情。
第九天，赴裕仁處辭行，然後他又到我住處來送別。當夜間我臨離開東京時，雍仁又代表他的哥哥裕仁到東京車站來送我，他對我說：
“皇帝陛下這次到日本來，對於日滿的親善是有重大貢獻的。我們天皇陛下對此感到非常滿意。務請皇帝陛下抱定日滿親善一定能夠做到的確實信念而回國。這就是我的希望！”
我對於這種滿含教訓氣味的“歡送”詞，便也立即回答道：
“我對於這次日本天皇室的無比優越和日本國民的熱誠歡迎，實是感激已極。我現在已下定決心，一定要盡我全力為日滿的永久親善而努力。並且我對於這件事，是抱有確實信心的。”
然後，我就離開了東京，赴京都、奈良、大阪等處遊覽了一趟，直到四月二十七日才回到長春。
當我從日本臨登船出發時，又和擔任接待我的林權助談了一篇臨別的感想，大意是：
“這次的訪問，增進了兩國皇室的親善，我真覺得就像是一家人一樣，我認為這也就是東洋精神完全一致的地方……我這次回國後，當為日滿徹底親善和確實保障東洋和平以及增進人類幸福而拚命去幹。因此，我認為，如果日本人圖謀不利於滿洲國，便是不忠於日本天皇陛下；同樣，如果有圖謀不利於日本的滿洲國人，也就是不忠於滿洲國的皇帝。……這就是由於我這次的訪問所得到的新認識。因為是由於這次訪日，已經獲得了皇室互相親睦的成果，至於今後，則是非努力兩國政府之間的親睦和兩國人民之間的親善不可的了……”
然後，我就以“請林權助向裕仁以次的皇族人等，把我的感謝之意代為傳達過去”，並“請他把我對於裕仁母親的感謝和懷慕之忱轉達過去”作為結束。
最無恥的是，當我向林提到裕仁母親的時候，我的兩隻眼內，竟自滿含了淚水。嗐，我在當時的喪心病狂、卑鄙無恥竟自到了這種程度！
同時，居然把老奸巨猾的林權助也給逗哭了。回想起來，真是連一點點起碼的中國人味也沒有。但是，這還不算是這出醜劇的尾聲哩。當我回到了長春之後，在第二天的二十八日，還把當時的關東軍司令官南次郎邀到偽宮內，也向他發表了這次訪日的感想。二十九日又赴南的住宅，參加了慶祝裕仁生日的祝賀會。三十日更把當時在長春的所謂“簡任職”以上的偽官吏召入偽宮，親自把訪日的感想向他們做了發表。五月一日又請日本方麵各機關代表吃了一頓飯。最後，則是在五月二日畫龍點睛地頒布了所謂“回鑾訓民詔書”來毒化和奴化我全東北人民。
到這裏，這出臭名遠揚的可恥醜劇，才算是在日本帝國主義的總導演下完全閉了幕。
偽“回鑾訓民詔書”的內容如下：
“朕自登極以來，亟思躬訪日本皇室，修睦聯歡以伸積慕。今次東渡，宿願克遂。日本皇室懇切相待，備極優隆，其臣民熱誠迎送，亦無不殫竭禮敬。衷懷銘刻殊不能忘。深維我國建立以逮今茲，皆賴友邦之仗義盡力，以奠丕基。茲幸親致誠悃，複加意觀察，知其政本所立在於仁愛，教本所重在於忠孝，民心之尊君親上如天如地，莫不忠勇奉公，誠意為國，故能安內攘外，講信恤鄰，以維持萬世一係之皇統。朕宿躬接其上下，鹹以至誠相結，氣同道合，依賴不渝。朕和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體，爾眾庶等更當仰體此意。與友邦一德一心，以奠定兩國永久之基礎，發揚東方道德之真義，則大局和平，人類福祉必可致也。凡我臣民，務遵朕旨，以垂萬祀，欽此！”
關於這篇充滿奴化毒素的偽“詔書”的出現，也是曾有種種非個中人不易得知的內幕情形的。
那就是我這次到日本遊曆了京都、大阪之後，到了須摩的“武庫離宮”，準備上船回東北時，當時偽滿國務院總務廳長——後又改為偽國務院總務長官的遠藤柳作就告訴我說，在“回國”之後，應當發表一篇“詔書”來表示對於日本的感謝，並須把這種精神昭告於“全國人民”。當我回到了長春之後，果然鄭孝胥便擬出了這一“詔書”的草稿拿給我看。同時，專門操縱我的吉岡安直，便也來替我出主意道：“在這‘詔書’裏麵，應該添上‘依存不渝’和‘與日本天皇精神如一體’以及‘一德一心’等字樣。”並說：由我這樣地親筆增改這篇“詔書”的價值更增大了。我於是就在“從命如流”的一貫老態度下，親筆把上訓三項寫出，交與鄭孝胥看。當然鄭孝胥也不會表示什麽異議，隻表示了“依存”二字不太像中國話，因而把它改為“依賴”二字。於是這篇由日寇示意，由鄭起草，由我增改的偽“回鑾訓民詔書”便於一九三五年的五月二日，在日本帝國主義的事先安排、適時導演下，和在我同鄭孝胥的同心默契下，以毒害我東北人民的妖符魔咒形態出現了。
日本帝國主義為什麽要我去訪日？為什麽要那樣地招待我？為什麽會在我決定訪日之後，因為我聽了某“遺老”傳過來的占卜不吉消息，想要中止赴日本時，關東軍方麵和鄭孝胥等，會著急得不得了，而非要說服我到日本去一趟不可？為什麽在我還沒有離開日本的時候，日寇當局就使遠藤柳作立即對我提出了在“歸國”之後，非頒布一個表示感謝日本的偽“詔書”不可？為什麽在我剛一回到長春，就讓鄭孝胥連忙地把那篇偽“詔書”的底稿擬了出來？為什麽在五月二日就那樣迫不及待地把那篇偽“詔書”發表出來？為什麽吉岡安直非要由我之手在那篇偽“詔書”中添上“依賴不渝”和“與日本天皇精神如一體”並“一德一心”的字樣不可？
不問可知，還不是日本帝國主義積極地要利用我這漢奸頭子當時的地位，好使我這個傀儡更能發揮出偶像的作用來，借以移轉一下東北人民對於日寇的疑慮和憎恨的眼光，同時還可以更進一步地把這個既傀儡又被偶像化了的我，用來麻痹當時的人心而讓他們暫時可以在“日滿一家”和“一心同德”的騙人煙幕下，迷失了民族應走的方向，這樣便可以逐步把敵偽的罪惡統治基礎鞏固下來。等到相當鞏固以後，日寇便可以放心大膽地摘下來“偽善”的假麵具，露出了侵略者本來的凶狠麵貌，來做那鯨吞虎噬的如意打算。也就是說，它可以肆無忌憚地把它對付台灣和朝鮮的老辦法公然拿出來，套用它一貫行之有素的“插條嫁接”的最後絕招，由“精神上的一體”，再逐漸過渡到後來朝鮮總督南次郎所大聲叫囂的“日鮮一如”和“滿鮮一體”之類，來達到它那“八統一字”的白日夢囈和癡心妄想。又如後來它索性拉下臉皮，硬把裕仁的神話祖先——“天照大神”弄到偽滿來，強迫所有的人們都要拜它、祭它與恭敬它。還謅出一個“偽滿建國元神”的鬼名堂，打算拿這種宗教上的侵略來達成民族同化的卑劣野心。所有這一切可恥罪行，還不都是由於這次的伏線所給引出來的嗎？從這裏，不但可以清楚看出日本帝國主義處心積慮地想要用放長線釣大魚的一貫陰謀老套數，同時還可以看到漢奸飛蛾投火、愚蠢的實際行動以及甘心認賊作父的卑鄙可恥麵目，此外，還可以把它聯係到其他種種方麵，如所謂“日滿親善”的本質和帝國主義與封建統治階級的反動本質，等等。
另外，還可以從這篇偽“詔書”的臭文章中，明白看出這些漢奸，不但是心甘情願地徹底執行了日寇的殖民統治罪惡政策，而且還俯首帖耳地帶頭做了“日滿親善”的示範典型人物。同時還可以看出，不但漢奸本身甘自墮落，還要迫使我東北在當時正在遭受著淪陷之苦的廣大人民，既須老老實實地順受日寇的殘暴統治，還須強行忍受日寇的燒殺**掠和奴役。不論遭到怎樣的**摧殘，也必須向我來看齊，必須和那血海深仇的民族敵人去“一德一心”。總而言之，就是因為我這個——由賣國換來的“丕基”，是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仗義盡力”；我的“躬訪日本皇室”，又受到了意想以外的“備極優隆”的懇切相待，所以才在我“積慕已伸”“宿願克遂”的奴才心理下，說出了衷懷銘刻的感涕之詞。同時還把我親眼所看到和衷心所豔羨的“萬世一係”的“皇統”做了一番特別恭維。一方麵是想諛揚一下日本的“政體”與“國體”；一方麵還想借此機會“訓示”一頓自己勢力下的“眾庶”，好使他們也去模仿一下日本的“臣民”，也必須把我這個偽“皇帝”看作是“天”和“地”一個樣，也對我發出“尊君親上”的“東方道德之真義”來，然後更把偽“皇帝”和裕仁的關係向他們大大顯示一番，好進一步要求他們必須把“忠勇奉公”的精神和行動，再應用到兩國永久的“一德一心”方麵。這樣，這個媚敵禍民的偽政權，便可苟延到“萬祀”之久了。這便是這篇臭不可聞的偽“詔書”的概略經過和立意骨子的真正所在。
三、“樞軸國家”的一根小尾巴
日本帝國主義強盜自從九一八事變以來，在世界國家中，形成了像它所自畫自讚的那樣——“光榮地孤立”之後，便本著反動階級本質——一步一步地和久蓄惡意的法西斯老前輩墨索裏尼意大利以及貪婪凶狠青出於藍的納粹希特勒德國互相勾勾搭搭地逐漸接近起來，想要在重新瓜分世界的帝國主義國家群狗爭食的戰場上，搶先占一個歐亞互為犄角，東西互相呼應的有利局勢。例如，在當時它們之間所叫囂的“樞軸關係”等，便是表現這種野心迷夢的確實罪證。
偽滿既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一塊殖民地，偽漢奸政權又是在日寇操縱之下的一群泥胎木偶，所以也就在擬態的“國家”偽裝下，成為一個幫助日帝擴大侵略和反共反人民的無恥幫凶家夥。
在一九三九年，日本外務省就命令日本駐偽滿大使館轉告偽國務院外務局，在日本帝國主義政府的介紹之下，也使偽滿傀儡政權參加了一九三一年在東京簽訂的“日德意防共協定”。這就是我執行了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反共、反人民的罪惡政策，把偽滿也加入了日、德、意三個法西斯國家的“防共協定”中去。後來更在我的又一次執行日寇的侵略政策罪惡行為下，還和納粹德國、法西斯意大利簽訂了同惡相濟的“物資援助協定”。
因此，它們兩國曾先後派來了所謂“經濟使節團”到東北來做了“增進親善”的調查和訪問；偽滿政權也同樣派出過一個所謂“使節團”到了德、意兩國，做了裝模作樣的回訪。
現在回想起來，我不但是曾經幫助日寇嚴重地禍害了我東北廣大人民，而且更曾幫助了日寇，進一步把侵略戰爭災難擴大到自己祖國的全土。這還不算數，現在則是由於我的實心實意做幫凶，結果竟自把這一惡劣影響，居然更擴大到全世界範圍內。我不但成了祖國人民的罪人，而且成了整個法西斯侵略集團的走狗——全世界人民的公敵。就是由於我的緣故，才使這幫殺人不眨眼的血腥劊子手，能夠在偽滿的輸血下，增加了瘋狂掙紮的凶殺力量，助長了他們公開反共反人民的邪氣。所以我現在已經深刻認識到：像我這樣的人，現在已不僅僅是背叛了自己祖國，出賣了自己人民的一個罪大惡極的大漢奸，同時也確實是一個一貫反共反人民，幫助人類公敵進行法西斯侵略戰爭的世界戰爭犯罪人！
固然是按照偽滿當時所處的地位比重來說，偽滿誠然隻不過是“樞軸國家”後邊的一條小小尾巴，也隻能是在它主人的腳前腳後，做著東搖搖西擺擺的邀寵乞憐醜態。但如果從這一罪行的深刻、巨大影響去看，這當然是一件不可饒恕的嚴重滔天大罪了。
正如我國古諺所說的“蜂蠆有毒，孰敢輕其小”一個樣。
要知道，短少一個小零件，哪怕是一個小螺絲釘，那架法西斯殺人機器就會運轉不靈的。因此，我決不敢以“小尾巴”的緣故，而輕視自己過去所幹出來的罪惡嚴重後果！
四、對於日寇的逢迎諂媚
要說我對於日寇的逢迎諂媚實例，真可以說是十四年如一日地一貫不斷做著。因此，反倒有“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何處說起”之感。隻能擇尤地把其中的一些特別突出的事例，舉一例百地來暴露一下我在當時的可恥嘴臉而已。
過去，每當我見到日本人時，經常在口中機械般地表示過，例如什麽“滿洲國建國以來，賴貴軍的同心協力式奠丕基”；和什麽“深賴貴國之同心協力，多方援助，朕及臣民，皆甚感念”；以及什麽“日滿兩國邦交親密，乃如輔車唇齒關係，永遠無間”；或是什麽“一德一心”“日滿親善”“日滿有不可分割關係”等，都是我在過去說慣了嘴、喊啞了嗓子的可恥口頭禪。不過是這些個還都是在當時所謂等於日常茶飯的稀鬆平常的事情，至於比這些還使我深感慚怍無地的種種可恥回憶還多得很，請看下麵，便知分曉。
例如，我在第一次訪日時，對於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逢迎諂媚——對於裕仁、特別是對於裕仁母親的大獻肉麻殷勤，以及後來更無條件地按照日寇關東軍的吩咐，甘心執行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思想奴化侵略政策，親自第二次訪問日本，把所謂裕仁的老祖先——“天照大神”，恭恭敬敬接到長春來，把它當作偽“滿洲國”的“建國元神”來祭祀，同時還強迫一般人都必須對它“每過必行禮”和“定期來祭祀”，還為了更好地執行日本帝國主義的擴大侵略政策，支援它的太平洋侵略戰爭，而發布了“從賊到底”的偽“時局詔書”，把東北的一切人力、物力、財力，獻給日寇，並帶頭“獻納金屬”，停止偽新“皇宮”的修建，還派什麽“謝恩大使”和“慰問大使”，赴潰敗前夕的日本，去表示感激涕零與忠誠不貳。又如我還曾對當時的日寇關東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和後來曾在偽滿當過日寇“防衛司令官”的山下奉文等，都說過：“現在日本既然正在實行‘南進政策’，自必須先和北方的蘇聯‘和好’以鞏固北方，這樣才能無有後顧之憂。”還說過：“日本應該多多製造飛機，必須把製空權完全操在手中，才能萬無一失！”更在一九四二年前後，當東條英機當上日本首相，到偽滿來做所謂的“閃電訪問”時，他曾向我表示：他曾怎樣挺著疾病初愈的身體在東京國會中，連續做了好幾個鍾頭的演說，等等。這也就是他向我在誇耀他的“為國宣勞”以及“鞠躬盡瘁”的意思。而我呢，也竟自對於這個大量屠殺著祖國人民的血腥民族敵人，對於這個正在瘋狂**著祖國人民和祖國神聖領土的萬惡法西斯強盜頭子，居然“義形於色”地對他說：“請放心！當盡‘滿洲國’的全部力量去支援‘親邦’日本的‘聖戰’！”還曾和曆次來見我的關東軍司令官不止一次地表示過，日本和“滿洲國”乃是一體不可分的關係，我一定竭盡一切力量，為‘日滿親善’、為“大東亞聖戰”的最後勝利、為以日本為首的“大東亞共榮圈”各國的“共存共榮”而奮鬥到底。
還有，當日寇侵略軍淪陷了我國的武漢以後，吉岡安直便對我建議，讓我給當下從事侵略武漢的司令官岡村寧次寫幾個字，鼓勵鼓勵他屠殺我國人民、侵略我國神聖領土的“功績”，我居然也恬不知恥地照辦了。這還不算，我還在吉岡向我報告日寇侵占了我國武漢消息的瞬間，我竟完全忘記了自己也是一個中國人，而站立起來麵對武漢方向，恭恭敬敬地敬了一個禮，並且還對於因為屠殺我國人民致遭到正義誅滅的法西斯兵將，做了相當時間的默哀。唉！寫到這裏，我不由得想起了我在當時的那種既肮髒又醜惡的賣國奴嘴臉來。當然，我國的全體人民，會對於這個“不知人間尚有羞恥事”的我，要表示深惡痛絕，就是現在的我自己，也同樣是對於當時的我，深深覺得既憎恨又厭惡，並且就連我自己，也覺得對於自己的所作所為，陣陣作嘔呢！
豈但如此而已，就當到了敵偽一齊垮台的前夕，甚至在已經垮了台，將要抱頭鼠竄的瞬間，也還曾做出不少“極盡諂諛之能事”的可恥醜態呢！因為那些將在後麵各項專題內去作敘述，現在姑且談到這裏罷。
總起來說，“哀莫大於心死”的這句話，是一點也不錯的。本來麽，既是從根本上喪盡了民族的起碼應有氣節，而當上了不知民族良心為何物的漢奸，那麽，一舉一動，便自然會成為種種樣樣可恥可恨的“喪心病狂”行為。我真不願意再回顧那些齷齪不堪的過去臭事，但同時，又不能不好好地回顧那些過去的埋汰東西。因為現在我已完全懂得：鐵一般的事實，是永遠也消滅不掉的。更不是能夠依個人的意誌而把它輕輕忘掉的。同時，我現在也已初步懂得：唯其是自己不要怕疼，更談不到什麽怕難為情或是自己覺得受不了，而是必須老老實實去回憶它、深刻而仔細地去分析它，大膽地公開暴露它，這樣，才會由於創劇痛深的緣故，逐漸能夠認清自己過去的真正病源所在以及病勢進展的一些過程，然後才有可能，對那些由此而生長、壯大起來的，根深蒂固的舊社會反動思想殘餘，以及對那些深深滲透骨髓之內的反動階級本質，去做艱苦的長期鬥爭。
姑息自己的過去，輕視自己的過去或是害怕碰著自己的過去的創疤，都會對於激烈而持久的思想鬥爭、對於長期而艱巨的學習改造，發生極其不利的重大影響。至於所謂的“人類自尊心”之類的庸俗說法，在我更是根本談不到話下的問題。主要是站在什麽立場來看待過去的自己。因為我既是當過在人類之中最為卑鄙可恨、最為齷齪不堪的漢奸，還談得到什麽“自尊”？隻有痛恨過去、痛悔過去、和自己醜惡的過去來做毫不留情的自我鬥爭，才會有“革舊裝新”的希望。我現已初步懂得，真正的自尊，是應該拋去了自己個人立場，而站在人民立場上來看待自己過去的嚴重罪惡，尤其是應該要往遠大的將來去看。隻有把這身肮髒的漢奸皮幹淨脫下之後，才能談得到什麽將來的自己，否則，漢奸還配談什麽“自尊”的問題！
五、日寇的種種陰謀
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十四年的日子裏，可以說從“九一八”到“八一五”，沒有一天，沒有一件事不含有陰謀性質。要想列舉它的種種陰謀，真是說不完寫不盡的。現在隻就我記憶中和對我來說，比較有突出性的一些事例，來做擇尤的介紹。
甲、偽協和會
在偽滿的那段黑暗時期中，始終成為推行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奴化政策的有力工具之一，一貫和偽傀儡政權狼狽為奸，對我東北廣大人民，進行了十四年欺騙、奴役、壓榨和掠奪等陰謀工作的偽協和會，當然它也是“來源有自”和有其成套的醞釀、組織、生長和壯大的過程。無怪乎當時的東北人民曾經把當時的偽“新京”——長春——諢叫作“心驚”一個樣，也把這個受盡唾罵、痛恨的偽協和會叫作了“蠍虎會”。言其是毒如“蠍”、狠如“虎”，既毒又狠猶如“蠍虎”一般的意思。從這裏還可以充分看出，這個“蠍虎”般的偽協和會，對於東北人民，曾是怎樣毒狠得“邪乎”的了。我還認為，單就把它喚作“蠍虎會”這一個名詞來說，並不僅僅局限於當時東北人民對於它的一種冷嘲熱諷，同時也是十足地表現了東北人民對於它的無比憎恨與憤怒。因為這是當時東北人民的一句心裏話，也就是東北人民對於敵偽血腥統治心懷怨憤的一個具體表現，也就是廣大東北人民的一種正義呼聲！
它的前身是什麽？
在當時執行日本帝國主義對我祖國從經濟、政治兩方麵，進行雙管齊下侵略政策的重要橋頭堡——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簡稱“滿鐵”）內，形成兩條毒蟲觸須的“青年聯盟”和“雄風會”，就是偽協和會的前身鬼胎，在當時滿鐵的所謂青年聯盟，就是被當時日本帝國主義所組織起來的滿鐵之內的全部日人青少年職工，為的是要使他們在法西斯的組織之下，替日本帝國主義做一支在侵略陣頭第一線的陰謀部隊，好去做那種種不可告人的工作。而雄風會也就是在滿鐵內的又一個法西斯組織。其目的雖然和青年聯盟並無絲毫本質上的差別，但是在雄風會的組織內，卻不僅僅局限於該社內的青年階層，而是一個更廣泛包羅了一切階層在內的、另一個野心團體而已。
日本帝國主義的陸軍和海軍，既是從它們乍一設立的那一天起，一直到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日寇正式無條件投降為止，一天也沒有停止過為了爭權奪利而不斷進行的猛烈的同室操戈，甚至在海軍方麵，竟會發出過“寧敗於美國，也不要敗於陸軍”的“豪語”，那麽，青年聯盟和雄風會的同床異夢和相互爭風吃醋，可又有什麽奇怪之處？因為這也就是資本主義製度最高階段中的一個普遍現象——也可以說是一般通病。如果不去損人利己，在那樣的國度中，便會在優勝劣敗的物競天擇下，成為注定要被淘汰下去的失敗者。所以盡管它們都是滿鐵的兩個被包客體，可是在他們兩者之間，經常總是有著水火般的不可調和的尖銳矛盾。
等到日本法西斯匪幫侵略軍，侵占了我國的東北之後，當然就得從滿鐵這個培植殖民地統治勢力的溫床中，挑選大批從事侵略的爪牙。於是這些走馬上任的大批殖民統治爪牙，便都搖身一變，成為偽滿政權組織中的各級統治者。
在平日——也就是在溫床培育時期，它們二者之間，尚且為了“爭功妒能”而互不相下，何況現在在這塊新殖民地的“肥肉”之前，又怎樣能夠不更為變本加厲地紅起眼睛去做越發激烈的狗爭食醜態呢？
所以，在偽滿的這個腐臭組織中，它們自然仍是分成兩派：一派就是前滿鐵青年聯盟的化身；另一派便是雄風會的借屍還魂。
又因為在當時偽滿的這塊新殖民地，既是日寇“大和魂”的“武士”們用刺刀搶來的，那麽，不管他是做了偽官的青年聯盟派，或是雄風派也好，也不管他是官運不亨尚未能擠進偽組織大門的滿鐵內的“斜陽族沒落派”也好，如果不首先緊緊抓住“威靈赫耀”的關東軍內一個實力分子，那麽即使是已經分踞要津的得意派，也將會富貴不長而致失腳，當然那些被關在大門之外的失意分子，就隻能永遠踏在門坎上，而做徒然的饞涎下垂了。
於是，那些幹饞難到嘴的一派，便想依靠冰山，組織一個協和會或者協和黨，來作為要分一杯羹的政治賭本。同時，那些已經鑽入了偽組織中的新官吏，也就狐假虎威地成立了一個偽“谘政局”，企圖永執偽政界的牛耳，來保持他們的利權不致外溢。這一場逐臭爭糞吃的競爭，終於在雙方靠山的強弱情勢轉變下，分出最後勝負來了。
“谘政局”被取消，而“協和會”宣告成立。
在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偽協和會正式成立。在當時身任偽“執政”的我，便被推為偽名譽總裁，偽國務總理鄭孝胥也被推為偽名譽會長。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則是當上了偽名譽顧問。偽產業部長張燕卿則是被推為偽理事長。偽協和會中央事務局長則是偽外交部長謝介石。
當時的倡始者為本莊繁、板垣征四郎、片倉衷和漢奸方麵的於靜遠、阮振鐸以及閻傳紱。
在一起初，日寇方麵曾有把這個偽組織，定名“協和黨”好呢，抑是“協和會”好呢的兩種意見。後來由於後者的意見占了上風，其理由是：
如果把它叫作“黨”，它的範圍就會僅僅限於黨員，把它叫作“會”，那麽它便可以達到無限擴大到把全東北人民都包括進去的目的。於是終於決定把它叫作“協和會”。
那麽，對於這個“蠍虎會”所賦予的罪惡任務，都是些什麽呢？
在一起初，因為尚在創辦初期，須要摸索門路、試探進行，所以它在當時的基本任務，隻是專門從事迷惑人民視聽的反動欺騙宣傳以及協助日本侵略者進行偽善的所謂“宣撫”——“綏靖人民”的欺騙工作，例如散傳單、印小冊子、施療以及施舍藥品的小恩小惠，等等。
當其乍一創設當時，在偽中央設有偽“協和會中央事務局”，它所負的主要任務，就是對於全東北人民的堅強統治。在日本帝國主義方麵，認為單獨倚靠偽滿政府來做唯一的統治機關，還有些不放心。為要達到它未來的吞並目的，便又在偽政權組織之外，更成立了推行殖民統治政策、奴化人民的組織，使它和偽政權成為表裏一體。其最後目的，是企圖把全東北人民，都能應乎“必要”，包羅在這一有機體的裏麵。這樣，日寇便能隨心所欲地達成它的侵略目的。
還有，在該偽會乍一成立之初，曾采取了吸收會員入會的形式。規定了入會的人，每月須交出一元會費來，便可以買取一個寫有“協和會會員之證”的門標釘在自己家門口。
這時，在地方隻有偽“協和會中央辦事處”。在某些偽省會中，也有的設立了偽“協和會地方事務局”。任務是專門跟在日寇的腚後，從事所謂“宣撫”——即欺騙宣傳和所謂民“匪”分離的特務工作，以及與偽警察、憲兵等通風報信之類的裏應外合陰謀工作。在所謂“東邊道大討伐”中，這個狼披羊皮的偽協和會，就曾幹過吃裏扒外、拿老百姓送禮請功的勾當。
到了一九三六年，由於日寇法西斯殖民統治勢力的日益增大，它對於東北人民的野蠻控製也就隨之日益加緊，於是，當時的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便發表了人人唾罵的所謂“植田聲明”。這一殖民地最高統治者的聲明，就等於過去封建時代的“九重聖旨”一個樣。因此，這個偽協和會，便由一個等閑的存在，一躍而成為能夠在當時的政治上，起絕對作用的有力工具了。在那篇聲明中的主要用意何在，就是把這個協和會大力強化起來，把它規定成為一個不附屬於偽政府勢力下的機關，而把它抬高為一個“舉國一致的唯一國民組織體”。並強調它和偽政府之間的聯係是“既非從屬，也非對立，而是一個政府精神上的母體”。然後那幫帝國主義強盜以及它的那群走狗，為了歪曲理由，更不惜絞盡腦汁製造出一連串很難自圓其說的“臉上貼金論”來。就在這種欲蓋彌彰的自欺欺人的煙幕下，編造著不成其為理由的歪理說：
“政府既是人民的父親，那麽協和會便是人民的母親。在這父嚴母慈的原則下，協和會便是一個愛護人民而給人民謀福利的唯一組織。”
像是這種夢囈一般的胡說八道，在今日看來，固然隻會覺得它愚蠢得可嗤和渾得可恨，但在當時，這種不值得一聽的瘋言癲語，因為是出自頭腦糊塗但槍杆子在手的日寇高級軍閥之口，所以盡管它的“道理”是完全狗屁不通，可是它的罪惡影響與嚴重後果，卻是大得不可估計。當然，它所排列出來的什麽“母親”“慈愛”以及什麽“謀福利”之類一連串好看的字眼，都是些恰恰相反的陰謀結晶體，其目的隻不過是想借這些油漆彩畫來遮蓋一下偽協和會對於日寇則是為虎作倀，對於漢奸偽政權則是互相狼狽的反人民罪惡本質而已。
請看一下在當時所發表的偽“協和會綱領”便可以明白：
（1）顯揚建國精神。
（2）實現民族協和。
（3）徹底宣德達情。
（4）使國民生活向上。
（5）達成國民動員。
在種種陪襯的左遮右蓋下，終於在最後的第五項內，才算是圖窮而匕首見地做出了吐露真情的結語——就是奴役全東北人民。
還有，在上記的五項之外，另外還有一個包括一切的總目的。在表麵上的字句來看，固然是“建設道義世界”幾個字，可是其內部所含有的真正意義，則是想要建立一個可以任憑日帝宰割的強盜世界。
我們現在可以不必管它那濃脂厚粉下的醜婆娘化裝怎樣，且看它的罪惡實質是些什麽：
（1）提倡徹底出賣祖國東北人民全部利益的賣國精神。
（2）實現日本人做主人，其他民族甘心做奴隸的所謂“民族協和”。
（3）徹底進行狼狽為奸的欺騙工作。
（4）把東北人民的生活壓縮到零點水平線以下，而把一切財源人力物力都雙手捧獻給日本帝國主義殖民者。
（5）要達成奴役全東北人民的殖民統治理想。
而其最後的總結論則是：把日本帝國主義殖民統治任意吃人肉、喝人血的黑暗世界建立起來！
在這裏，再把當時所發表的偽“協和會成立的目的”照抄一下來看：
首先便是根據上記五項綱領來辦事。然後更無恥地自加注釋道：“須展開協和運動來實現這五項綱領。”
從上記兩句簡而明的明文規定中，不是已經把偽“協和會”設置的目的，完全暴露無遺了嗎？
我們再從下列的各項事實來看：
偽“協和會”的概略組織
在偽中央設有偽“協和會本部”，其中有：偽總務部、實踐部、輔導部三個部，各部有科。另外還設有一個偽“企劃局”，其下為班。
在各偽省內有偽“協和會省本部”。由偽省長兼任偽“協和會省本部長”。偽省次長（日本人）兼偽“協和會省本部次長”。在其下有偽“事務長”。再其下為科。
在各偽縣（市、旗同）內，有偽“協和會縣本部”，該本部長為偽縣長兼任。偽副縣長（偽副市長、偽旗參事官——俱為日本人偽官吏——同）則兼任偽縣本部次長。其下也有偽“事務長”。再下為偽科或班。
至於在城市中的各偽區長和鄉村中的各偽村長，也都兼任各地的偽“協和會分會”的偽“分會長”。在其下有班。
足見偽“協和會”的罪惡網，曾是包羅了當時的偽組織各機關單位的全部。在當時，還把偽行政官吏兼任的“協和會”負責地位的這件事，美其名為“二位一體製”哩！稱偽“協和會”為“蠍虎會”真是再恰當不過的一種看法。所以要把這一推行侵略政策的天羅地網，籠罩當時各個階層，其主要目的就是要把偽漢奸大小官吏和日本人的偽官吏以及各地方由最基本階層的漢奸分子——土豪、劣紳、地痞、惡霸等全都緊密地結合到一起，好拿這種敵偽合流、上下一體的整個反動勢力來統治當時東北廣大人民，而進行欺騙、鎮壓、劫掠、奴役、壓榨的血腥殖民地政策，打算借以維持它們的暗無天日的法西斯統治於永久！
自從我爬上了偽“皇帝”的“寶座”之後，我當然不能再兼這個“君王”所不應幹的偽“協和會名譽總裁”了。於是當時的偽“國務總理”張景惠便當上了偽“會長”，同時，偽“協和會會員”也不采取入會的製度，而把它變成為進一步的“綁架方式”，規定了凡是在偽滿統治勢力下的二十歲以上的全部男子，都得吸收為偽會員的所謂新製度。
至於所有的偽官吏（除偽軍人）更是都得以所謂“協和會精神最高體得者”的資格交會費入會。
在這裏，我想再談一談偽協和會所承擔的各項罪惡工作。
（1）在所謂“顯揚建國精神”方麵，那就是專門從事於欺騙宣傳和企圖以小恩小惠來麻痹當時東北廣大人民愛國抗日意識的種種罪惡活動。例如，在平日的宣傳“日滿一德一心”和“日滿不可分”關係，以及在所謂“討伐”中的散放藥品、進行“民匪分離”的宣傳，並所謂“施舍救濟物品”等。又如在敵偽掠奪糧食前後的騙人宣傳，“物資獎勵”和在征糧中的協助偽官吏、警察進行督促搜翻，逼人致死等的罪惡實例。還有，在日寇移民、奪田、歸村並屯、鴉片毒害和征兵抓丁等的罪惡工作中，那些“蠍虎會”的會員，也都經常大賣力氣的。
（2）在所謂“實現民族協和”方麵，它也是從事種種欺騙宣傳和變本加厲地去搞助桀為虐的工作。如對農民進行“青年訓練所輪訓”時，它便著重去宣傳奴化教育以及所謂“協和會常識”等。又如在日寇施行移民掠奪政策時，它就大力宣傳隻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式的片麵“民族親善”。同時，還公開幫助日本殖民者強收人民耕地，並強迫我國農民給日本的“開拓團”去做義務勞動——如替他們修築道路，建造水渠，等等。
（3）在所謂“宣達”方麵，例如，每年在長春舉行一次的偽“聯合協議會”就是為了一方麵拿“上意下宣”與“下情上達”的騙人幌子，來宣傳所謂“宣德達情”的偽善擬態，打算借此來掩蓋一下殖民統治的法西斯真正麵目。例如，說什麽偽“滿洲國”雖然沒有議會製度，但並非一個專製政體；另一方麵，則是借著這個偽裝民意的特務機關，來實現和偽政權“同惡相濟”的不可告人的罪惡企圖。
其具體的陰謀方法、手段是：先由各反動基層——偽分會內“選”出可供利用的土豪劣紳等，使之充當替敵偽罪惡政策做專門應聲蟲的偽“協議員”，然後由偽“縣聯合協議會”開始，而偽“省聯合協議會”，而最後到偽“全國聯合協議會”，去一層一層地發言。他們發言的底稿，當然用不著他們費腦筋去想、去做，而是照例由偽市、縣事務長（日人）預先把發言稿子做好，隻要他們能夠到會上照稿子宣讀一遍，他們便可以算是完滿達成“民意上達”的任務了。
在開偽市、縣聯合協議會時，也是照例先由偽市、縣公署提出所謂的議案來，也就是說先把需要偽政府做決定和施行的罪惡政策寫到議案上，然後再讓這些應聲蟲——偽協議員按照事先的授意做一次傳聲筒式的講話。例如當偽政府要施行進一步奴化教育的所謂“新學製”（一九三七年）時，便在偽“全國聯合協議會”上，由偽文教部負責人裝腔作勢地先把打算推行“新學製”的意圖，以官樣文章傳達一遍，於是在各偽地方的議案上，便把各地方希望自費辦校的假民意，加以大吹大擂。又如，在一九三八年當偽政府發表了“鴉片十年禁絕”的欺騙政策時，各偽地方便又一齊製造出來“要求禁絕鴉片”的掛羊頭賣狗肉呼聲。於是偽政府便可以根據這種“民聲”，理直氣壯地來辦什麽誌在撈錢的“癮者登記”和設立誌在擴張鴉片的“禁煙總局”偽法案了。此外，如強征偽“國兵”和掠奪民糧以及移民侵略政策，等等，沒有一樣不是由這種贗造的“民意”給開辟道路的。
總之，偽協議員把偽政府的罪惡政策，向地方去做“應聲蟲”式的宣傳，這便是所謂“宣德”；再把根據敵偽罪惡企圖，照章宣讀出來的“民聲”，作為偽政權作惡憑借的理由，便是所謂“達情”。
（4）在所謂使“國民生活向上”方麵，例如，揭示出來的招牌，雖然說是為東北人民著想，但實際則是事事替敵偽的罪惡統治專門服務。譬如它所實施的“識字運動”，也就是為了宣傳奴化欺騙工作上的方便；說是誌在“獎勵農村大力生產”，實際也就是利用當時的罪惡統製——利用殖民獨占統治下的民需物資奇缺，以微不足道的棉布、水襪子之類為餌食，蓄意到當時的廣大農民中來釣魚，同時還可以獎勵土豪、地主的大力盤剝，以便和他們站在一條共同反人民的線上，一同去吮吸大多數早已筋疲力盡的農民最後一滴血；硬說目的是為要“調解都市、農村之中的紛爭”，其實就是打算裏應外合地大力推行敵偽對東北人民的各種殘酷掠奪政策。如好話說盡、壞事作盡地強征人民耕地、口蜜腹劍地以官價去硬搶農村中的各種牲畜，以及為虎作倀的所謂“增產出荷”等等，這都是所謂的要“使人民生活向上”的內容和實質。
（5）在所謂“達成國民動員”方麵，這更明顯，它是為誰來動員？為什麽要進行動員？不用問，也就是要把東北的全部人力、物力、財力完全歸攏在敵偽雙方同心合力、竭澤而漁的大掠奪網中。特別是對於當時東北人民的肉體與精神的摧殘，更是殘酷凶狠到了極點，同時，也周密嚴刻得到了極點。例如，曾把二十歲以上的東北男子，都完全收入到偽協和會會員的奴役羅網中，同時更把二十歲以下（十五—二十歲）的男青年，也都給圈入到偽“協和會青年團”的奴化組織內；還把由十歲到十四歲的小學生也都趕到偽“協和會少年團”的毀人爐裏，讓他們去受軍事訓練，去聽訓奴教育講話，以便在一朝有事之際，去給日帝侵略者充當廉價的炮灰。即在所謂平日，也可使之去充當牛馬一般的忠實奴隸。此外，對於差不多達東北男子半數的婦女，也並沒有輕輕放過。例如所謂“國防婦女會”也就是偽協和會的一個外廓團體，也就是對於全東北婦女的一個害人大樊籠和對於廣大婦女階層的一座大奴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