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政府為了抑製物價的上漲，在一九三八年七月，雖然由偽政府公布了所謂“七·二五物價停止令”，實行了特價統製，但是實際上，由於偽幣毛荒，物價在暗中仍然是時時地上漲。因而從這時起，在偽滿各地普遍地發生了暗行交易的現象。這樣，在有錢階級方麵固然受不到物價上漲和暗行市的脅迫，但窮苦的勞動人民則陷入了饑寒交迫無法生活的境地。
在一九四二年，由於偽政府開始實施所謂“第二個產業開發五年計劃”，就愈發竭力搜括人民，從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三年，實施了三次所謂“戰時大增稅”。第一次“戰時大增稅”是在一九四一年開始的，在“內國稅”裏，新添了營業所得稅、通行稅、特別賣錢稅等稅目，提高了鹽稅、煙酒稅等稅率，其中特別是由於鹽稅的增加，使鹽的賣價提高，從每百斤四元上漲到偽幣八元，加重了人民的負擔，直接影響了人民的生活。第二次“戰時大增稅”是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實施的，主要是新添了遊興稅等稅目和提高交易稅等稅率，並增加了各種附加捐，越發加重了人民的負擔。第三次“戰時大增稅”是在一九四三年十月實施的，這次增稅是全麵地提高各種稅的稅率，並將所得稅改為累進稅，新添了許多苛捐雜稅，更進一步加重了人民的負擔。
這種所謂“戰時大增稅”，主要是為了支援日本帝國主義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所發動的太平洋侵略戰爭，這就是日本帝國主義對東北殖民地人民進一步敲骨吸髓的榨取政策。
日本帝國主義不僅實施了這種增稅的掠奪政策，還實行了所謂“儲蓄”的榨取政策。在一九四〇年，由偽經濟部製定所謂“國民儲蓄法”，由我裁可公布後，根據這個法令，在偽中央銀行總行和分行以及其他各地方私人經營的銀行裏，都設立了儲蓄部，辦理儲蓄的業務。這種儲蓄首先是在各大城市裏實施的，儲蓄的名目很多，有定期、臨時、零存整取、整存零取、養老、教育以及有獎儲蓄等騙人的名目。由於偽幣的不斷毛荒，人民感到儲蓄不但無利，反而損失了原本，因此儲蓄的人很少。到一九四二年，偽政府鑒於這種隨意儲蓄辦法，達不到預期的目的，所以，又實行了攤派的儲蓄方法，也就是強製儲蓄。
這種攤派儲蓄的方法，是由偽中央銀行所發行的偽幣總數中，扣除它的分行庫存和偽興業銀行以及各地方銀行的庫存，並扣除其他商工金融合作社，各稅捐局等金融機關實存的偽幣，餘下的數目，就被看作是在流通過程中，停滯在市麵和農村裏的數目，以此作為儲蓄的定額向各城市和農村實行分攤。在一九四二年，偽中央銀行規定的儲蓄總數，為偽幣十億元，其中攤派給各城市的儲蓄數為偽幣八億元，農村為偽幣二億元。一九四三年的儲蓄總數為偽幣十六億元，其中攤派給各城市為偽幣十二億元，農村為偽幣四億元。
在各城市裏的儲蓄辦法是按戶分攤。例如，在長春市是由偽市公署將應攤的儲蓄總數，分派到各市區，由市區分派給各鄰組（即街道），由鄰組分派給各住戶。各住戶應攤的儲蓄數是按照收入的多寡來分派的，在最初認儲蓄數的時候是越多越好，可是經過規定以後，每月交納的儲蓄是隻許多不許少。因為從市區分攤給各鄰組的儲蓄數目是有一定的，如果一戶少儲蓄，就得由其他各戶來分擔，所以在鄰組是對此絕對不許可的。在當時一般居民把這種儲蓄的辦法叫作“綁票式的儲蓄”，都認為比課稅還厲害。在居民中交不上儲蓄的戶，市區就停止其物資配給，於是就得挨餓。
這種按戶攤派的儲蓄，是用偽幣購買債券和儲蓄票的形式來強製購買的。債券是從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四年，由偽興業銀行每年發行的所謂“興業銀行有獎債券”。儲蓄票是從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四年由偽中央銀行發行的所謂“愛國儲蓄票”。都不能當作流通手段使用。特別是儲蓄票，除每月分攤的以外，還在購買物品時，夠偽幣一元以上的東西，就攤一角錢的儲蓄票，這就等於物價普遍上漲十分之一。同時，這個儲蓄票，價值很小，一般人都把它當作廢紙一樣隨手扔掉，因而使廣大人民在無形中遭受到不可估計的損失。
在各會社和各商號所攤派的儲蓄，與一般住戶不同，它們不是按月定數，而是隨時隨意存儲。由於他們都和銀行有交往，也可以像活期存款一樣，隨時儲蓄，隨時取出，僅是在賬麵上改換一下名目就算了事。因此，從整個的城市儲蓄來看，雖然每年都達到了偽中央銀行所要求的額數，這不過是數字上的達到，實際上，並沒有緩和通貨膨脹。
在農村裏的儲蓄辦法，那就更殘酷了。對於農村的儲蓄，是從一九四二年開始，同年由偽中央銀行規定農村的儲蓄數為偽幣二億元，一九四三年為偽幣四億元，以後，年年增加。這種儲蓄，都是按照種地畝數攤派，也有由偽“興農合作社”在糧穀交易市場上，從農民所謂糧穀“出荷”的糧價裏扣除，這種扣除的錢，多被“興農合作社”從中利用，不交給偽中央銀行，也沒有解決通貨膨脹，而廣大人民則受到了無限的損害。
日本帝國主義在太平洋的戰爭，到了一九四四年的時候，因為敗相日益濃厚，需要更多的戰略物資，偽滿政府就廣泛地搜括資金供應各大會社，來擴大軍事生產，不僅增加捐稅，強製儲蓄，而且還發行了大批公債，向東北人民榨取更多的財富。同時，並加緊對於各地方私人經營的銀行的統製。
早在偽政府成立的同時，由偽財政部製定了所謂“銀行法”，由我裁可公布後，在長春市成立了偽中央銀行總行。這個銀行，是把舊東北政權時期，在各省的官銀號集中在一起，作為偽政府的一個最高統製金融的機關。它的職權範圍很廣，掌握著全偽滿的現金儲備，管轄著各金融機關，並代理偽國庫發行偽國幣。偽中央銀行還在各偽省和各大城市設有分行，經理偽政府地方各機關的出納事項和經營一般人民的存放款、匯兌、借貸等銀行的業務。
在偽中央銀行以外，根據“銀行法”，還成立了一個偽“興業銀行”。這個銀行，是由日偽雙方出資，主要是辦理向各大會社投資的業務和經營各會社的資金存放，並作為各會社的借貸中心、結算中心。它和日本帝國主義國內的“日本興業銀行”密切地聯係著。日本帝國主義壟斷資本，在偽滿各會社的投資，都是通過這個銀行辦理投資手續。
在偽滿政府公布“銀行法”的當時，對於各地方私營銀行和私人經營的錢莊等金融企業，許可它們照舊營業，到一九三九年，修改“銀行法”，將所有各地的錢莊，一律取消。在一九四〇年五月，在各城市設立了所謂“商工金融合作社”。這個金融合作社，是把各地方被取消的錢莊一部分和較大的商號網羅在一起，作為該合作社的社員，這個合作社，經營各城市商工業方麵的存放款和抵押借款等業務。其目的是為了統製各城市商工業的資本。
對於散在各地方的私人銀行，根據“銀行法”，雖然準許做存放款、匯兌、借貸等一般的銀行業務，但是，由於一九三七年偽財政部製定公布了所謂“匯兌管理法”，根據這個法令的規定，向偽滿“境”外匯款時，偽幣一千元以上，須經偽政府許可，至於貸款在偽幣五萬元以上，則必須取得偽中央銀行的同意。所謂“匯兌管理法”實施的目的，是為了控製現金外溢，主要也就是，限製勞動人民向關裏家鄉匯款。
到了一九四四年，偽滿政府為了加強金融統製，對於各地方的私營銀行，實行了強製合並和限製營業的政策。就是對於每一個私營銀行的資本，最小限度，必須在偽幣五百萬元以上，其不足五百萬元資本的銀行，須實行合並湊足五百萬元的資本。偽滿政府對於這些合並之後的銀行，限製資本的百分之八十，用來向各會社投資，不許另作別用。至於做一般的銀行營業，隻允許在資本的百分之二十以內，而在這百分之二十以內的資金，還是大部分須承購日本帝國主義國內和偽滿政府所發行的一定數目的公債，並且還必須承擔偽政府的一定數目的所謂“國民儲蓄”，對於這種公債和儲蓄，隻準領取四厘利息，並不許向外出賣。
在一九四四年春，偽政府為了進一步加強對各農村的金融統製，由偽經濟部和偽興農部製定公布了所謂“興農金庫設立法”，根據這個法，在同年一月成立了偽興農金庫。這個偽興農金庫的資金，是由偽中央銀行撥給的，主要是供給“農產公社”作為收購農產品的價款，它並辦理農村貸款和儲蓄的業務，來榨取農民，使農民因此遭到破產和失業的災難。
除此以外，在我和日寇所簽訂的“日滿議定書”裏，還承認日寇在東北所經營的“南滿鐵道株式會社”，也有權對於東北地方經濟的統製。同時，日本帝國主義的金融資本，如朝鮮銀行、正金銀行、日本興業銀行等，也都有權參與對於東北金融財政的統製。
這樣，東北整個的經濟命脈都掌握在日本帝國主義手中，也就是說，東北人民的生命財產都落在日本帝國主義的魔爪中了！
2.北邊振興計劃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偽滿政府根據“日滿議定書”所定的“共同防衛”，由日寇關東軍、滿鐵會社和偽滿政府，舉行了第一次所謂“國境建設”會議。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十四日，又舉行了第二次會議。這兩次會議決定由偽滿政府、特殊會社和滿鐵會社，共同出資十億元，其中偽滿政府為兩億元，特殊會社為兩億元，滿鐵會社為六億元，用作所謂“國境建設”的經費。就在同年，偽滿政府以開發北邊產業的名義，製定了所謂“北邊國境建設三年計劃”，主要是，在偽滿間島、三江、牡丹江、東安、龍江、黑河、北安、興安北省等八個省境內，充實和加強了所謂“國防”設施，其目的是為了給日本帝國主義執行開拓移民的侵略政策，和給日本帝國主義準備侵蘇創造條件。
在同年九月十五日以後，把所謂“北邊國境建設計劃”改稱為“北邊振興計劃”。
這個“北邊振興計劃”的內容，著重在偽滿北部所謂“國境地帶”，建設交通、通信和航空等軍事設施，替日本帝國主義鞏固軍事基地和為它整備開拓移民用地。在這個計劃實施期間，即從一九三七—一九四一年期間，首先修建了鐵路和道路。由滿鐵會社、鐵路總局修築了圖們到佳木斯之間的鐵路，從佳木斯到綏化之間的鐵路和從牡丹江經過林口到虎林縣境內虎頭之間的鐵路；同時，由偽滿政府交通部修築了所謂“國防”道路和交通道路，以及改修原有的鐵路，總延長一萬二千餘公裏，並由偽郵政總局，在這一計劃區域內分設了三百餘個偽郵政局處。
其次，是由偽電信電話會社新建了通信設施，總延長達四萬餘公裏，並新設了電台（即廣播站）二千餘處；由偽航空會社修築了一百四十餘處軍用飛機場，僅在勃利和依蘭兩縣境內，就修建了飛機場三十餘處。
同時，以這些鐵路、道路為骨幹，由偽電業會社新修了火力發電所三十餘個，由偽水力建設局修建了鏡泊湖水力發電所一處，用以供應這一地區的用電；並由偽土地開發會社實施了所謂“農地造成”（即開墾荒地）約二十三萬公頃，作為開拓移民用地。
此外，在烏蘇裏江和黑龍江沿岸一帶，饒河、蘿北等地區的森林裏濫伐了大量的林木，用作建設的材料，掠奪雙鴨山等地的煤礦，用作動力的燃料。並在所謂振興地方產業的偽裝下，新設了農產品加工工業、水泥工業、機械修理工業等企業。這些企業在實際上並不是為了振興地方產業，而是這個計劃中的一種輔助組成部分，也就是為了給日寇開拓移民、建設部落準備條件。
與此同時，偽滿政府也為了適應這一地區的“產業開發”，在一九三九年六月一日，實行了地方行政機關的改革。在吉林、龍江、濱江、三江、北安各偽省公署內廢止了偽實業廳，改設了偽開拓廳，將牡丹江、東安各偽省公署的偽實業廳和民政廳，也代之以偽開拓廳，並在偽通化省公署裏新設了偽開拓、土木兩廳，目的都是為日寇開拓移民的到來做準備，並完成“北邊振興計劃”。
與此同時，偽滿政府在中央也把偽國務院所屬的偽內務局改為偽地方處，歸偽總務廳管轄，目的是為了擴大偽總務廳的權限，便於由偽總務長官直接主持“北邊振興計劃”的執行和各地方開拓移民的行政。
更重要的是關於“北邊振興計劃”所實施的各種建設工程，都需要大批的勞動力。這個勞動力的來源，和偽滿政府對於生產方麵的勞動力，仰仗華北方麵供給的情形不同，絕大部分是由偽滿政府采用所謂國內勞動力自給自足的惡毒政策，驅使東北廣大勞動人民來承擔，其中僅一小部分的勞動力是由華北方麵募集來的。
在這裏，我要把偽滿政府對於“產業開發”和“北邊振興”所需要的勞動力統製的概況說明一下：
在偽滿政府成立後，就開始實行對於勞動力的統製，首先對於生產方麵的勞動力，特別是對於各會社經營的工礦企業方麵的勞動力，是指定由“大東公司”到華北招募。在一九三七年“大東公司”從華北招募來的人不到十萬，可是自行流入的很多，根據同年的統計總數為三十二萬人。在一九三八年招募的人數和自行流入的人數達到四十九萬。因此，於同年十二月，偽滿政府為了加強對勞動力的統製，製定了“勞動統製法”，由我裁可公布後，成立了偽勞工協會，用以限製華北“勞工”入境。但是，在一九三九年入境勞動工人的人數，仍然是有增無減。到一九四〇年，增加到一百三十萬人以上。偽滿政府鑒於這種情況，為了進一步實行勞動力的統製，一方麵為了防止現金外溢，改正了“匯兌管理法”，用以限製境外的勞動人民向家鄉匯款；另一方麵，在一九四一年一月，由偽民生部製定公布了所謂“勞務興國法”，解散了“勞工協會”，成立了“勞務興國會”。這個“勞務興國會”向華北方麵招募了一部分有技術的工人，絕大部分則使用偽滿境內的勞力，也就是，采取勞動力自給自足的辦法，來實行奴役東北人民的惡毒政策。
這個政策，對於勞動力的供需加以統製，采用協商分配勞動力的辦法；並為了防止勞動力的自由移動，實行勞動登記，成立了“指紋管理局”，專對勞動人民實行指紋登記。這個政策，對於生產方麵工人的工資也加以統製。在當時，各會社對於中國工人給予的工資很少，平均低於日本工人的四分之一。這個情形曾有日本帝國主義壟斷資本家，得意忘形無恥地說：“在中國使用人工比使用牲畜更有利。”這就把中國人看成比牛馬不如，也足以證實在當時對於中國工人的工資低廉到如何可憐的程度了。
關於統製勞動力的機構是時時改變，步步加緊。當偽滿政府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實行所謂機構大改革的同時，就於偽國務院總務廳裏，成立了一個所謂“勞務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是以偽總務長官為委員長，就是由他來主持策劃，運用全東北人力的資源，同時，在偽民生部內設置勞務司，在各偽省公署內也增設了勞務科，專執行對“勞工”的分配和管理。
到一九四〇年，由於日本帝國主義、偽汪政權和偽滿之間的協定，成立了一個所謂“自給自足的經濟圈”，於是在偽滿政府就以偽民生部為中心，又製定公布了“勞動行政方策要綱”，加強對於勞動力的統製。根據這個要綱的規定，境外的工人必須攜帶家屬移住在工礦地區，並嚴厲管製無籍勞動力的入境。另一方麵，在一九四一年九月，由偽滿政府製定公布了一個血腥的“勞務新體製確立要綱”。這個要綱就是奴役全東北人民無所不包的統製網。根據這個要綱擴大了所謂“勤勞奉公”的範圍，樹立了“國民皆勞”和“國民總勤勞奉公”的惡毒製度。
這樣一來，對於北邊振興所需要的勞動力，除了一小部分由華北供給，絕大部分就是援用所謂“國民總勤勞奉公”的製度，由各偽省、市、縣強化攤派、征發和用抓“浮浪者”的辦法來驅使全東北人民，為帝國主義建設軍用基地服勞役。特別是，把偽國兵檢查不合格的大多數青壯年稱為偽“國兵漏”，迫使他們去服勞役，受盡那刺刀、警棍、皮鞭的侮辱和摧殘，以及饑寒交迫、傷病叢生，不亞於地獄之苦。
所有這些勞動工人和所謂“勤勞奉公隊”，到各工程地以後，對於勞動工人，歸把頭來控製；勤勞奉公隊由各該省、市、縣派人去監督。不管勞動工人或勤勞奉公隊，所住的都是破席棚，不僅不能遮風擋雨，而且是極端陰暗潮濕；所吃的都是腐壞摻橡子麵的窩頭，終日不得一飽；所穿的都是一些破麻袋片，沒有鞋，冬夏都赤著腳去工作。由於這樣，吃不飽、穿不暖、睡不好，每日還得從事過度的勞動，每個人的身體健康都遭受了嚴重的損害。而且各工程地都沒有醫療設施，患了病無處去治。並兼時常發生傳染病，因而，勞動工人死亡率不斷增高。
從這裏可以看到這個“北邊振興計劃”的實施，給我東北人民帶來的災害是極其悲慘的。由於這樣的種種悲慘事實，到今日為止，尚能遺留在受害的廣大人民群眾深刻的記憶之中。所以我在這裏，隻把我所聞知的一件使我最痛心最慚愧的事例暴露出來，以概其餘。
有一次，偽宮內府警衛處長佟濟勳悄悄地告訴我說：“他親戚金賢認識的一個人，曾被日寇捉去押赴北部‘國境’，替日寇修築軍事要塞。在完工以後，日寇為了保持這個工事的秘密，對於勞動工人實行了集體大屠殺。在這個大屠殺中殘存的一個人，就是金賢認識的這一個人。”
從這裏可以看到，由於北邊振興所實行的對於勞動工人慘無人道的待遇，說明了帝國主義對殖民地人民的殘暴奴役和屠殺。
不僅如此，更可以看到，由於北邊振興所霸占的鐵路用地，道路用地、飛機用地等，搶奪了農民的土地，破壞了不少的村屯，趕走了許多的農戶，使廣大農民破產、失業，流離失所，無家可歸，或者被捉去充當“勞工”，而陷入饑餓死亡的絕境，這更是極為悲慘的。
3.開拓政策
日本帝國主義蠶食鯨吞殖民侵略政策是有計劃有步驟進行的。首先是由於日本帝國主義壟斷資本主義，向它的國內農村進攻，把大多數的農民造成赤貧，無法生活下去，使他們墮落成為無業遊民，然後再將這些無業遊民，按期分批移殖到我東北的領土上來。日本帝國主義壟斷資本的用意是，一方麵使這些被迫出國的遊民，在日寇侵略軍的勢力範圍下，也逞一逞所謂大和民族的威風，來欺負中國人，用以助長他們的民族優越感，準備供應侵略軍的使用；另一方麵是為了緩和日本國內農村人民對於大地主和壟斷農業的大資本家的不平不滿。
在最初，日本帝國主義的移民是采用所謂自由移民政策。這個政策是在俄日戰爭後，由日本帝國主義壟斷組織——滿鐵會社社長小村壽太郎所主持策劃進行的。他在當時竟公然把我東北地方，看作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他的計劃是預定在二十年內，日本向所謂滿洲移民百萬人。但是，由於大多數日本的善良人民都不願向國外做侵略活動，所以這個計劃直到偽滿政權成立為止，其間經過了三十多年，僅僅不到二十萬日本人在我東北領土上盤踞，主要還是住在所謂滿鐵附屬地裏。這群日本人中許多是日本的無正業的無賴，時時由附屬地分散到各地方去，依靠日本帝國主義領事館的保護，不是開日本樓（妓館）就是賣嗎啡，而且經常移動，到處亂竄，所以未能達到日本帝國主義預期的移民侵略政策。
到一九三三年，即偽滿政權成立的第二年，由日寇關東軍、朝鮮總督府、關東廳和滿鐵會社，共同合議，成立了一個“日本移民部”，作為日本帝國主義向我東北移民的一個中心組織。
在一九三四年，由日寇關東軍司令官兼駐滿全權大使武藤信義和偽滿政府外交大臣謝介石，簽訂了一個日本人“土地商租權”的協定。根據這個協定，日本帝國主義才第一次正式開始向佳木斯地區七虎力移民。
原來，在舊東北時代，除了南滿鐵道沿線各車站的附屬地裏，日本人得以自由居住，在其他地方，日本人在中國是沒有商租權的。雖然有些日本人私自租用土地，私下結有契約，或者是在“東洋拓植會社”以土地做抵押借款時，土地執照落在該會社手裏，土地歸它經營，但是不能取得中國政府的登記。
自從偽滿政府成立，由我公布了“日滿議定書”，承認了日本人的公私契約有效；更由於這次的協定，日本帝國主義才通過所謂外交手續取得了商租權。
到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國主義把“日本移民部”的組織擴大起來，由偽滿政府和“東亞勸業會社”“東洋拓植會社”共同出資一千五百萬元，成立了一個所謂“移民會社”，來辦理日寇移民的事務。在這時，日本帝國主義向我東北的移民計劃，改為以在二十年內移民一百萬戶五百萬人為目標。
就這樣，還未能滿足日本帝國主義的移民侵略野心，在一九三六年，又由日寇關東軍司令官兼駐滿特命全權大使植田謙吉和偽滿政府國務總理大臣張景惠，又簽訂了一個“拓殖議定書”。根據這個議定書，於同年成立了滿洲拓殖會社，由日偽雙方出資五千萬元，其中各半數，在偽滿政府方麵，是以土地作為現物出資。在這時改變了自由移民的方法，實行了所謂“集合開拓”和“集體開拓”的辦法。所謂集合開拓，是由日本國內成批地移來，到偽滿指定的開拓地區，分散居住。所謂集體開拓，是由日本國內集體地移到偽滿指定的開拓地區，集體地居住。
在一九三七年，根據日寇政府拓務省的要求，在偽滿政府實行所謂機構大改革的同時，在偽產業部增設了“開拓總局”。
偽開拓總局專為給日寇開拓移民，收買土地。在偽龍江、三江、牡丹江等六七個省裏，強製收買人民的土地，從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九年約三年期間，共強收人民土地三千餘萬坰，其中有農民辛勤開墾的熟地，有一百餘萬坰。收地的方法，是由偽開拓總局派人到現地，召集村屯長，把預定收地的地方，照該縣地圖，用紅筆畫上。凡是在紅筆畫的區域內的土地，告訴村屯長，從某村到某村，從某屯到某屯，都是開拓用地，限期三月以內繳照，每畝地給一分錢。如過期不繳照，即沒收土地，一分錢也不給。農民卻不願繳照，因為繳照後就得離開，故土難離，農民都觀望，因此，土地被沒收，還是得搬家。同時，偽警對於不繳照的農民，即加以“反滿抗日”的罪名，輕者監視，重者逮捕。
在這三千餘萬坰開拓用地上，有二十餘萬戶，一百餘萬人，由於土地被搶走，遭到了流離失所，走死逃亡的悲慘災害。
到一九三九年，在日本東京由日寇拓務省大臣小磯國昭和偽滿產業部大臣呂榮寰以及偽開拓總局長結城清太郎，舉行了一個“日滿開拓懇談會”。由這個委員會發表了掛羊頭賣狗肉的開拓三大要素，就是硬說什麽“基於國防要情”“日滿一體共同增產糧食”“平衡日本過剩人口”等三要素。日本帝國主義和偽滿政府，根據這三要素，又規定出開拓的基本方針，就是所謂“鞏固日滿不可分的關係，達成民族協和，增強國防力量，振興產業”等千篇一律自欺欺人的老一套鬼話，其實是要在東北地方實行喧賓奪主的侵略政策。
在日本東京舉行的所謂“日滿開拓懇談會”結束以後，就在長春成立了一個所謂日滿開拓委員會，作為推行日寇開拓移民的總樞紐。這個委員會，是仿效“日滿經濟共同委員會”的組織形式，由委員八名和幹事若幹名組成的。委員中在日寇方麵是指定由日寇關東軍參謀長、關東局總長、日本駐滿大使館參事官和滿鐵會社總裁擔任；在偽滿方麵是指定由偽總務長官、偽興農部大臣、偽外交部大臣和偽新京特別市長（臨時委員）擔任；幹事是由日寇關東軍第四課長、拓殖會社總裁和偽興農部次長、偽開拓總局長等組成的。委員會在每年末，由日寇關東軍參謀長以宴會的名義召開報告會一次。開會時，由日寇關東軍參謀長做主席，由幹事報告一年中的移民情況和次一年的移民人數，以及移民地點等，不到三十分鍾即行了事。這個委員會的職能是監督各有關移民的特殊會社，因為特殊會社是不受偽滿政府的“會社法”約束的。
與此同時，在日本帝國主義國內，在拓務省、外務省以及對滿事務局等侵略機關的大力支持下，於群馬縣境內的內原地方設立了一個所謂移民訓練所。日寇政府用欺騙宣傳的手段，把農村裏的多數青壯年，糾集到這個訓練所裏，進行法西斯軍隊式的訓練，並灌輸所謂“八統一字”的思想。經過相當時期以後，把他們都武裝起來，背上屠殺中國人民的刀槍，用所謂集體開拓的辦法，成批地送到我東北北部來，作為霸占土地的強盜。在當時所謂武裝移民團，就是這幫東西。
對於日本帝國主義開拓移民用地，除了由偽滿開拓總局在北部強製收買了荒地和熟地，在南部的各省、市、縣裏，“開拓公社”（開拓會社的改名）也大宗地用極廉的價格強製收買了農民的耕地。特別是在沈陽、鞍山、撫順等市郊區，以及鐵路沿線，各大城市附郛，如鐵嶺、遼陽等地被收買去的耕地很多。
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日本帝國主義政府和偽滿政府共同發表了一個所謂“日滿開拓政策基本要綱”，這個要綱規定把開拓移民地區劃分為三個地帶，就是所謂國境地帶、山嶽地帶和以大工業區為中心的地帶。
其中所謂國境地帶，是指偽興安北省的臚濱（即滿洲裏），偽黑河省的璦琿，偽三江省的佳木斯、蘿北，偽東安省的密山、虎林一帶地區而言。所謂山嶽地帶，是指偽龍江省的嫩江、慶城、綏化，偽黑河省的龍門、孫吳，偽牡丹江省的東寧，偽東安省的密山、虎林，和偽間島省的琿春一帶地區而言。所謂工業區地帶，是指沈陽、鞍山、撫順、西安，以及臨江的大栗子溝、湯原的鶴崗、密山的雞西、牡丹江的穆棱等各工業城市和煤礦所在地而言。
日本帝國主義的開拓移民計劃，為什麽要實行這樣的區域分劃呢？主要是為了達成鞏固它的殖民地政權和向外侵略的目的。它所謂的國境地帶移民，就是為了要對蘇聯進行侵略做準備，它所謂的山嶽地帶移民，就是為了封鎖抗日聯軍的活動；它所謂的工業地帶移民，就是為了“保衛”工礦企業的軍事生產。所以說，日本帝國主義這種移民，就是在平素裏，作為鎮壓我東北人民並供應日寇軍隊糧食、蔬菜之用，一旦有戰事發生，就作為侵略軍的後備力量。
日本帝國主義的開拓移民，並不是日本人民的自願，而是由於日本帝國主義政府的強製，也就是不得不離開自己的國家，到東北來。所以，這些開拓移民到開拓地以後，都懷著享受的心理，不願勞動。因此，他們就雇用中國農民給他們耕種。這些中國農民，正是因日寇開拓移民而喪失了自己土地的農民。現在由自耕農一變而為日寇移民的佃戶，給日寇移民團當牛馬，受盡了日寇開拓移民的虐待，所得的報酬非常之少，還不敢不幹。因為，日寇時常以反滿抗日思想不良的罪名，加在農民的身上，而使農民遭到不白之冤。農民是敢怒而不敢言，隻有忍氣吞聲地做著奴隸勞動，生活在吃不飽穿不暖的窮困境地中。
日本帝國主義在祖國東北的土地上，實行了一係列的奴役和掠奪政策，作為它進行擴大侵略戰爭的基地，它就必然是從經濟上政治上進行殘酷的統治。因此，使東北人民日益貧困破產，由於貧困破產，這就給它造成了更多的賤價勞動力，達到它的奴役計劃，進行殘酷的奴隸主對奴隸式的奴役。以適應它掠奪戰略物資的政策。所以，偽滿所謂的“三大國策”，就是在這個基礎上實行的。又由於三大國策的實行，給東北人民戴帶上了無形的枷鎖，在不自由的生活中殘喘著，悲慘極矣。
（三）所謂鐵路的委托經營和郵電事業的控製
自從一九〇四年俄日戰爭後，由於我的祖先清朝和日本帝國主義簽訂了一個喪權辱國的租讓條約，日本帝國主義就在我國東北地方強占了旅順口和大連港，以及由大連到長春的鐵路，即所謂南滿鐵路。一九〇七年由日寇皇室政府和財閥投資，以占據的南滿鐵路為基礎，成立了一個很大的壟斷組織，就是所謂“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以下簡稱“滿鐵會社”）。這個壟斷組織，自從在我東北取得了經營鐵路交通事業的權利以來，就把南滿鐵路沿線作為它的特殊勢力範圍。在這一帶的地區裏，駐有日寇軍隊（即關東軍），設有行政機構，即所謂滿鐵的“地方事務所”，並置有關東廳管轄的警察署等，成為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東北的一個政治和經濟的中心地域。
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前，滿鐵會社僅以一條南滿鐵路就控製了全東北地區的交通運輸事業。到事變後，由偽滿政府把掠奪舊東北時代所修築的鐵路和以後掠奪的中東鐵路全部委托滿鐵會社經營以後，它的勢力範圍，就更加擴大起來了。
九一八事變後，日寇關東軍占領的舊東北時代所修築的鐵路，就移交給滿鐵會社接管經營。到一九三二年九月，由我公布了所謂“日滿議定書”。根據這個議定書的細則規定，於一九三三年二月九日，由偽滿政府交通部總長丁鑒修和滿鐵總裁林博太郎簽訂了一個“鐵路委托經營”協定，這才算完成了日本帝國主義強搶東北鐵路的掩耳盜鈴手續，將東北的各鐵路全都正式交給滿鐵會社經營管理，並由這個協定規定，以後在偽滿境內新建鐵路的築路權，經營管理權，也交給該會社辦理。於是，滿鐵會社就在沈陽成立了一個“鐵路總局”，專管理這種委托經營和進行新建鐵路的事情。在一九三四年又掠奪了中東鐵路，也移交給滿鐵會社的鐵路總局接管，作為委托經營的鐵路了。
從此以後，滿鐵會社就在每年終向偽滿政府國務院提出一個“經營管理情況和結算新築路工程的墊款”等的書麵報告。根據一九四一年的報告，由一九三三年到一九四〇年八年期間，除了扣除委托經營的各鐵路每年的營業收入，偽滿政府共欠滿鐵會社新修築的鐵路墊款達到二十億元以上。這種墊款是在每年度結算後，即以所修的鐵路作為擔保，改成為偽滿政府向滿鐵會社的借款。這種借款是年年累計增加的。並規定每年由偽滿政府付給滿鐵會社一定數目的借款利息，這個利息，是由偽滿政府每年的歲出預算中的借款項下開支的。結果這個負擔，是落在全東北的人民身上。這個委托經營，實際就是由滿鐵會社霸占了東北的所有鐵路，還得由偽滿政府出資給該會社延長鐵路線，也就是，由偽滿政府搜括東北人民的資財作為出資，給日本帝國主義修築鐵路。
滿鐵會社把既有的鐵路如“京奉”“大通”“四洮”“洮昂”“沈海”吉海”“吉長”“吉敦”等和新修的鐵路如“圖佳”“京白”“綏佳”等和南滿鐵路銜接起來，就大大地延長了鐵路線。以沈陽為一個交通中心點，把“奉山”（由沈陽到山海關）線、“安奉”線、“沈吉”線作為三個支線，結合在南滿鐵路的幹線上。於是，由這個中心點起，南可以通往大連，北到長春；經過“奉山線”可以通往北京和熱河；經過“安奉線”可以通往朝鮮，由“沈吉線”可以到達吉林。
又以四平為一個交通中心點，分有“四梅”線，“四洮”線兩個支線，也把這兩個支線接連在南滿鐵道幹線上。由這個中心，向南可以到沈陽；往北可以到長春；通過“四梅”線可以通往通化到達臨江；經過“四洮”線可以通往齊齊哈爾。
又以長春為一個交通中心點，南接四平，北達哈爾濱，分“吉長”線、“京白”線兩個支線。由“吉長”線可以經過“吉敦”線到圖們；由“京白”線可以通往白城子。
又以哈爾濱為一個交通中心點，由此分出“哈長”線、“哈滿”線、“哈綏”線、“哈拉”線四個支線。經過這些支線，可以通往長春、滿洲裏、綏芬河、拉法等地。
此外，還有以牡丹江為中心的“圖佳”線，可以通往佳木斯、圖們以及虎頭等地。
滿鐵會社把以上這五個交通中心，互相連接在一起，構成了一個很大的鐵路交通網，這就完全掌握了全東北的交通運輸命脈和經濟命脈。
這樣一來，不僅控製了城市居民和鄉村農民的糧食運輸，而且也限製了東北人民群眾的行動自由。因為在各鐵路的大小車站上和在每個列車裏，都配布有日偽警憲的特務，監視旅客的行動。凡是這群特務認為形跡可疑的人，就被扣留起來，嚴加盤查，受到百般的刁難、侮辱和勒索以後，才能夠得到放行。倘言語有些支離或者應對不當，就被誣為“反滿抗日”嫌疑犯而受到長期拘留。所以，在當時一般人民除了有不得已的情況，誰都不願意乘坐這種擔驚受怕的火車。不僅如此，在每次的列車上，對於日本人乘客，都另設有專車。這個專車，一概不準中國人乘客入坐，硬說是中國人乘客的氣味難聞。像這種同樣花錢，受到兩樣待遇的事情，雖然是到處都有的現象，但在坐火車時，是特別明顯的。從這裏，也就暴露出日本帝國主義一向對於我中華民族是怎樣歧視的。
日本帝國主義不僅把東北的鐵路交通事業整個地壟斷了去，就是關於郵電通訊方麵的電報、電話事業，也用所謂組織特殊會社的惡毒手段完全掠奪了去。在一九三二年偽滿政府成立當時，日寇關東軍將它占領下的東北各大都市的電報、電話事業，移交給偽滿政府交通部掌管。就是由偽交通部將所有舊東北時代在各地方設立的電報局、電話局以及電政機關，如東三省電政監督署等，作為它的所屬機關來統轄。
就這樣，日本帝國主義還未能滿足，因為這種事業是和軍事有密切關係的。所以在一九三三年春，又由滿鐵會社、日寇國內財閥與偽滿政府以共同出資的名義，組成了一個所謂“滿洲電信電話株式會社”（以下簡稱電電會社），把偽交通部所管轄的電報局、電話局等全部財產作為偽滿政府方麵的現物出資，劃歸該會社去統轄。由於這個電電會社，是屬於所謂特殊會社之一，不受偽滿政府的“會社法”的約束，所以這種電報、電話事業，實際上就是由日本帝國主義直接來控製了。
在這個特殊會社成立以後，由日本帝國主義國內派遣海軍退役中將山內靜夫到偽滿，在長春成立了一個“滿洲電信電話設立委員會”。這個委員會是以山內靜夫為委員長和偽滿漢奸官吏為委員組成的。由這個委員會發行了大量的股票，強迫各城市裏的工商業和地方私營銀行分攤股份。於是，這個會社就以這筆股款，在長春市修建了樓房作為該會社的社址，利用原來各地的電報局、電話局作為資本開始了營業。可以說，這個電電會社，並沒有從日寇國內拿來多少現金，而是以出賣股票和掠奪東北原有的事業建立起來的，也就是這個會社是用通過股票的形式從東北廣大人民的身上剝削下來的血汗建立起來的。
尤其是，這個會社不僅經營全偽滿境內的電報、電話事業，而且還經營管理著全偽滿境內的廣播電台和廣播宣傳事業。其目的是為了控製整個東北的郵電通信事業，使東北人民和祖國大陸人民，隔絕一切消息的傳達和聯絡，並使東北各地方的人民在相互間也失去聯絡不能互通消息。除了能夠聽到日寇關東軍和偽滿政府的欺騙宣傳，完全像是聾子一樣，聽不到國際上和祖國大陸上的正確聲音。例如，日本帝國主義在太平洋進行侵略戰爭的時期，每天發表的所謂戰果，都是虛報勝利，謊話連篇，就是在它戰敗無法掩飾的時候，也說成是什麽戰略上的“轉進”等，來欺騙和混淆人民的視聽。
這個會社統治了全東北的郵電事業，也更控製了人民相互間以電話交談的自由。因為在各個電話局裏，都有日偽警憲的特務，竊聽人民談話的內容。時常有人因打電話而招到“反滿抗日”的嫌疑，而致“犯罪”坐監。
還有該會社對於廣播收聽器，也加以限製，隻允許聽取偽滿境內的廣播電台所廣播的節目，不準許聽其他地方的消息，如果私自安裝能聽境外的廣播，一被發現，除了沒收收聽器，還要加以嚴重的處罰。
日本帝國主義就是這樣地使東北人民都像聾啞一般失去和祖國人民的聯係，也聽不到國際間的一切正義的聲音，而受其殘酷統治達十四年之久。
（四）毒害人民的鴉片政策
在偽滿政府剛一成立，為了籌款做經費，就由偽總務廳計劃施行鴉片的專賣製度，在日寇關東軍的決定，偽國務院的通過，和我的裁可下，便急急忙忙地頒布了一個所謂“鴉片法”。而後，又頒布了所謂“鴉片法實行令”。緊跟著，又由偽財政部製定公布了偽專賣條例和關於專賣製度的組織，在長春成立了偽專賣總署，在各省成立了偽專賣署，把鴉片作為專賣品歸專賣署專賣。從此以後，在偽政權的勢力下，各地方都大種鴉片，並由偽政府正式發給種鴉片的特許執照。
因此，在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七年期間，偽滿境內各省，都出現了大片鴉片田。後來，由於國際間的正式責難，日本帝國主義遂改變了方法。在一九三七年，由偽政府製定公布了所謂“鴉片斷禁方策要綱”，把鴉片的專賣，由偽專賣署劃分出來，成立了偽禁煙總局，作為偽民生部的外局。並宣傳以十年為目標“斷絕”鴉片，其實是借“斷禁”二字為掩護，並不是真個要斷絕鴉片。於是，偽滿政府就口是心非地聲稱，隻限於偽熱河省境內和偽興安西省的一部，作為鴉片種植地，其他地方都不準栽種。其實在偽滿北部佳木斯、饒河、撫遠等地都在秘密種植，反而比以前更擴大了栽培的麵積。並且還公然地強化了所謂種煙省的機構，在偽熱河省公署裏成立了偽煙政廳，在各縣旗裏成立了偽煙政科，專門辦理培植毒物的勾當。同時，並在各縣旗境內，成立了鴉片組合，專門辦理收購鴉片的工作，及委托專門辦理零售鴉片業務的商號——“大中號”和“大滿號”，承擔出售鴉片給各地零賣所（即大煙館）的煙膏。而且在偽禁煙總局和各偽禁煙分局裏，還組成了“緝私隊”進行檢查，隨意搜翻，借勢欺侮和毒打附近地區的農民，甚而有因此致死的，這就給種鴉片地區廣大人民帶來了嚴重的災難。
同時，對於吸煙者，由偽禁煙總局發給“鴉片吸食證”，在各偽省由地方警察機關代發。據不完全的統計，從事零賣工作的人約為一千三百名，吸鴉片的人僅差一名即達一百萬人。
在一九三八年，偽禁煙總局把各地的“零賣所”改稱為“管煙所”。從此以後，各市、縣都直接改辦所謂官辦大煙館，還在種煙的偽省份內，如熱河、承德設立了嗎啡製造廠。
日本帝國主義為了榨取殖民地人民的財富，以作為它侵略的資金，不僅在偽滿境內公開地種植鴉片，還由國外輸入鴉片原料，如從朝鮮、土耳其等地輸入，在偽滿製辦煙膏或嗎啡，大量的向我國上海、北京等方麵出售。這就是從偽滿更進一步地毒害了全中國人民。
總之，從偽政府成立起到垮台為止，據不完全的統計，鴉片中毒的人數達二百七十萬人以上，因中毒而死的人數達十七萬人以上。
到了一九四一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太平洋侵略戰爭，為了加緊搜刮從事侵略戰爭的資金，便在所謂種煙省份之外，又把偽奉天、四平、吉林三省也列入在種煙省份之內；說是為了製造十萬兩醫療上的麻醉劑，又在沈陽設立了嗎啡製造廠，每年需要鴉片五十萬兩作為原料。
從以上的概略情況，就可以充分看出這個鴉片政策之所以惡毒無比，就是因為在這種惡毒政策中，深深蘊藏著旨在把東北人民，特別是有為的青少年，陷入於懵懂麻醉生活之中的毒辣陰謀。所以在偽滿當時所施行的所謂禁煙政策，其實，就是以擴張鴉片種植來害人毒世的一個代名詞。偽禁煙總局的組織，其實就是想在禁煙的偽裝後邊，來推行日本帝國主義所企圖的殺人滅種的殖民地政策。
（五）關於軍政方麵
日寇侵略中國主要是一貫使用武裝暴力，尤其是在帝國主義強盜們操縱中國軍閥連年內戰的階段中，日寇更采用了“以華製華”的政策，收羅叛國的不逞分子，用來充作幫助他們禍害中國的幫凶。
當九一八事變後，在東北三省內，人民紛起抗日。東北軍大部分自發抗戰，一部分徘徊觀望，一部分退到關裏，另一部分則叛國投敵成為民族敗類，還有和日本浪人勾結的土匪，局勢極其混亂。
到偽滿建國之後，於四月十五日發布了“滿洲國陸海軍條令”，在這一基礎上建立了偽滿傀儡軍隊。更依據偽組織法，我是偽陸海軍大元帥，偽滿陸海軍應由我來統率，在我的身旁還設有“侍從武官處”，而在偽國務院的組織內也設有偽軍政部，來執掌軍令、軍政、教育、訓練等事務。更在“奉天”、吉林、黑龍江、“洮遼”和“興安東南西北四分省”，設立了偽警備司令部，並於哈爾濱設立了偽江防艦隊司令部，任命各偽司令官，分轄其直屬部隊，幫助日寇竭力鎮壓東北反滿抗日的人民，並企圖越快越好地完成所謂偽滿洲國領土的統一。
在這裏，我應該特別暴露出我的賣國秘約的重大罪行。當我企圖得到和鞏固這個偽漢奸頭子的地位時，就在秘約中，讓日本侵略軍常駐偽滿，更把偽滿軍的指揮權委托給日寇關東軍。所以，當偽滿軍政籌設之初，就由關東軍一手包辦。同時，在偽軍政部和各偽司令部裏，都設立了軍事顧問部。一切軍令、軍政大權，都移交與日寇執掌。到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五日在鄭孝胥同武藤信義簽訂的“日滿議定書”第二項裏，又把這個秘約合法化起來，成為具體的賣國條款。
日寇從“九一八”以武裝力量侵略了我國東北，建立了殖民政權的偽滿洲國以來，在這一罪行的初步看來，是由日寇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的一手包辦而成。但到了武藤信義繼任關東軍司令官兼駐“滿洲國全權大使”和“關東州廳長官”的所謂“三位一體”之後，就更能看到日寇為了推行在我東北的殖民統治所犯下的奴役、掠奪和武力鎮壓的罪惡行為。所以，在一九三二年冬到一九三三年春，相繼擊退了在黑、吉兩省的舊東北軍的抗日力量，並侵占了熱河省全境，完成了所謂“滿洲國領土的統一”。這說明了我的滔天罪行。在這一罪行裏，叛國軍閥張景惠、張海鵬、於芷山、吉興、熙洽、張文濤、於深徵等都曾在偽滿軍中起了很大的幫凶作用。
在“軍事顧問部”掌握下的偽軍政部，還有一個作惡的作用，就是，把曾在東北軍閥割據下私人的、分散的軍隊，用我的“統帥大權”和“大元帥”名義，都集中起來，成為一個助紂為虐的武裝叛國集團。一九三三年，先用編製全國軍事預算和“國軍”統一編製等辦法，把餉、械、糧秣、服裝和人事等，都由偽軍政部一手抓過來統一執行。更依據新製定的“軍隊編製令”，把偽滿軍的劃一編成和統一編號的工作統統給打下了初步的基礎。計為偽混成旅26、偽騎兵旅7、偽教導隊6、獨立騎兵團8和偽江防艦隊等。軍事教育和補充機構一律歸部直轄。更建立了偽“中央直轄部隊”，如偽靖安軍、偽近衛步兵團、偽憲兵隊等。這些罪惡任務，到一九三四年，當我當上了“滿洲國皇帝”，才算是初步完成。
我在爬上了偽皇帝的“寶座”後，首先就對於偽滿軍人下了敕諭，在裏邊曾強調說：“朕為爾等的大元帥，統率大權攬在朕躬。”這就是讓他們都必須服從我的命令。後邊又說：“因時製宜，特定規範。”這又說明根據我的秘約更把用兵指揮大權，一齊委托在關東軍司令官手。就是這樣，你們也必須遵從。更製定了“軍人誓文”，要求他們向我宣誓，服這個亂命。所以，在偽滿漢奸政權十四年中，偽軍真正形成了“皇軍之一翼”，隨著關東軍侵略罪行的不斷發展，偽軍也不斷地加深了叛國、反人民的種種罪行。
再就是由於我做了偽皇帝，偽滿軍也漸次被染上所謂帝製色彩，而進行了機構改革。我既當上了偽皇帝，偽軍政部總長張景惠就改稱為偽軍政部大臣。我既下了偽“敕諭”，並頒布了偽軍旗，全偽軍就要“奉讀偽敕諭”和“拜受偽軍旗”。我要觀兵、觀艦、和看大演習，他們也就得依照計劃來實施。既是以我的名義下令“討伐”，那麽偽軍就得去幹那鎮壓自己愛國同胞的罪惡勾當。同年七八月間，又改各偽警備司令部為五個偽軍管區司令部，並增設偽地區司令部，更舉行“特派或任命”，任命他們依次為偽司令官。更於翌年實行“特命檢閱”和派遣偽“侍從武官”去慰問日滿的病傷兵，用以表示我甘心從賊和鼓勵炮灰之意。
在我即偽帝位後，到了一九三七年，偽滿軍的主要任務，仍然是所謂國內“討伐”和“治安確立”。而隨著偽滿軍的“精軍訓練”，兵種增加，兵器補充等，更逐步增強偽軍的幫凶力量。我在當時，也曾致力於“精兵主義”，用以鞏固我的地位。但到一九三七年七月，偽滿機構大改革又把偽軍政部改為偽治安部，把偽警務司也編入了該部，形成了偽軍警的所謂“一元化”。不久，就發生了“七七事變”。這時，偽滿洲國不但發表了聲明，支持日寇的這個侵略行動，更於八月間編成“熱河支隊”和調派偽第三教導隊，從熱河方麵出兵華北，參加了這一血腥侵略罪行。這就是偽滿軍正式幫著日寇侵略祖國的又一罪證。從此，直到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偽滿垮台止，曾繼續向華北方麵派出了偽軍，如甘珠部隊、鐵石部隊等。可見，偽滿軍的罪惡作用，並不僅限於對東北人民的殘酷鎮壓，更進而出兵關內，完全成為幫助日寇屠殺祖國同胞的一支武裝侵略力量了。
這一支武裝侵略力量，到一九三九年七月三日，更幫助日寇掀起了所謂“諾門坎戰爭”。這一戰爭，在日寇死傷一萬八千人以上的情況下，到九月十五日才和蘇聯成立了停戰協定。而偽滿軍也死傷逃亡達數千名之多。這又說明偽滿軍幫助日寇，也起著侵略蘇聯和蒙古共和國的作用。日本軍國主義者自從受到這次教訓後，才把所謂“北進政策”掖藏起來，對蘇聯改用了比較消極的策略。因此，為偽滿建立“北部國防”，更奴役了大批人力，並增加了國防建設費二億多元，虐殺被征工人不計其數。更於同年十月，決定由次年度起實行罪惡的征兵。
偽滿初期兵員的來源，是一貫依靠封建軍閥遺留下來的募兵製。但日寇認為這種兵不可靠，遂在加重奴役東北人民的反動政策下，更定出了征兵製。經過長期籌備，到了一九四〇年四月十五日，就公布了所謂“國兵法”。從該年度起，由各偽司令官和偽省長負責，逐年強征東北青年去充日寇侵略的炮灰，到一九四五年止，共征集了十四萬人以上。
從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一年間，由於日寇侵略中國和“南進政策”的需要，偽滿軍政也進行了改革。一九三九年一月首先製定了偽“將軍府”和偽“軍事谘議院”的組織條例，把所謂偽滿的將軍和軍事谘議官們聚集起來，作為我的軍事谘詢機關。更撤銷了各地區的偽司令部，增設了偽6、7、8、9、10、11各偽軍管區。到一九四〇年為止，是偽滿逐步縮編兵額的時期，由最高額數的十四萬餘名，減少到八萬名左右。更在實行偽征兵製之後，逐年縮減步騎炮兵的戰鬥兵額，增添防空、運輸和偽工兵部隊，用以保護日寇後方的侵略基地，替日寇運輸由東北掠奪去的大量物資。這時所謂“國內治安”情況，除熱河外，抗日武裝受到很大損傷，已經減到最少程度。所以鬼子偽軍遍地跑，到處橫行。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帝國主義者發動了太平洋戰爭，企圖侵略全亞洲，建立臭名昭著的所謂“大東亞新秩序”。偽滿洲國又聲明支持日本的“大東亞聖戰”，我也立即頒布了偽“時局詔書”，要求全東北人民，必須“舉國人而盡奉公之誠，舉國力而援盟邦之戰”，更加殘酷地加重對於人力、物力、財力的奴役、掠奪。在這段時期裏，偽滿軍政又有了一番的“改革”。同年十一月隨著偽中央機構的改革，改偽治安部為偽軍事部。把偽警務司令分出成立了偽警務總局。把鐵路警護隊編入偽軍事部直轄。成立偽鐵路警護總隊司令部於沈陽，改編其直屬部隊為六個旅，計為錦州、奉天、吉林、哈爾濱、齊齊哈爾，牡丹江等鐵路警護旅。更在偽軍事部內增設偽鐵路警護司，任命日本人的偽將官，充任偽司令官、旅長和司長。更由於偽“國兵法”的實施，把所謂“國兵漏”的適齡壯丁百分八九十的東北青年，均課以一年期限的義務勞動。更以慰勞“皇軍”“國軍”為名，在“全國”各市縣組織了“國防婦女會”。在駐軍地方建立了“軍人會館”。因此就進一步地奴役了東北男女青年，並強奪了大量人民財富。同時因響應日寇侵略中國和太平洋戰爭的需要，逐步把偽滿戰鬥兵力，集結到長城沿線上，並派遣江上兵，在黃海、東海上掩護日寇的海上運輸。最後由一九四四年末到一九四五年初，更應日寇的要求先後用偽滿軍編成了所謂“鐵石”“鐵心”“鐵血”三部隊，臨時任命日本偽將官任部隊長，率領步騎、炮、自動車兵和“鐵路警護旅”與“憲兵團”，進駐山海關內，幫助日寇鎮壓冀東抗日組織，並保護鐵路運輸，直到日寇投降為止。
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當蘇聯紅軍出兵解放東北之際，我還是依賴日寇關東軍，表示願盡偽滿全力做孤注的一擲。所以我就通過偽軍事部大臣邢士廉和最高軍事顧問秋山義隆命令將偽滿全軍配屬在關東軍指揮之下，向南撤退，企圖做最後的掙紮。在八月十二日，我也向大栗子溝逃竄。當道經梅河口時，還聽到日寇關東軍司令官山田乙三謊報日寇“勝利”的消息。當我在沿途看到強迫人民構築防禦工事等時，我還以為我的“皇位”尚可一時苟延。乃過了三天，日寇裕仁就宣布了無條件投降。我也在張景惠、武部六藏的擺布下，宣讀了所謂“退位詔書”，至此才結束了我在偽滿十四年間異乎尋常的罪惡生活。今日回想我的這一罪行，不僅曾給祖國東北三千七百萬人民，造成異常慘痛的災難，就是在日寇侵略東南亞各國的罪行中，我都應負重大罪責，真是萬死不足以蔽其辜。
（六）日寇的警犬——偽警察
日本帝國主義對於殖民地區，要徹底實現它的奴役和掠奪，它就必然要通過它的殖民統治政權，強迫實現它的各種殘酷政策和萬惡法令。因此，這個殖民地政權，就必然是一個殘暴的鎮壓屠殺殖民地人民的“警察政權”，所以偽滿政權就毫無例外地培養了十多萬所謂“皇帝陛下的警察官”，用這些“警察官”的暴力，執行著偽滿的各種罪惡的政策法令，並構成警察特務的羅網，竭力鎮壓人民的反滿抗日的正義活動。
特別是到了一九四三年以後，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節節失敗時，對於偽滿這塊軍事戰略基地，更加緊了奴役和掠奪。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它就越發要加強偽“警察政權”的力量，所以，日本帝國主義在同年就把偽警察最高統治機關，改為偽警務總局（在偽政府成立時，偽警察歸偽民政部管轄，一九三七年改歸偽治安部管轄），歸偽總務長官直接指揮。從此，偽警察的統轄，就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地取得了緊密的聯係。偽總務長官一個命令，全偽滿的警察就都可以立時行動起來，以供它的驅使。日本帝國主義就是這樣地推行和執行了它的殖民政策。也就是說，由我裁可公布的各種為日本帝國主義謀利益的同時也成為東北人民嚴重災難的偽政策、法令，都是通過偽警察的手，無情地加在我東北人民的身上。使成千上萬的人民在陰氣森森的城市中呻吟著，在朝不保夕的貧苦農村裏過著忍饑受凍的生活，在糧穀“出荷”的強盜政策下被搶去最後一粒糧食；在開拓移民的強盜組織下被搶去大片土地；用經濟統製扼住了人民的喉嚨，用集家並村燒光了人民的住處；在都市中則有偽都市計劃，迫使人家漂泊街頭無家可歸；再加上抓浮浪，征勞工，抓思想“犯”等，奪去了人民的無數寶貴生命；此外，如苛捐雜稅、物動計劃等無一不是殘害人民的強盜手段。在偽滿的十四年間，東北人民都把偽警察呼為“警匪”，就是因為日本帝國主義利用了偽警察政權來實現它的奴役和掠奪，所以，對於偽警察的權限就一步步地擴大起來，可以說，在當時東北人民的生活中無一時不在受著偽警察的威脅、監視。日寇固是可恨，漢奸尤其可恨，特別漢奸中的偽警察則更是可恨。
例如，偽警察多次施行的都市大檢舉，當時還美其名為“都市治安確保”，其實就是替日寇來鎮壓東北的廣大人民，在這種所謂大檢舉中，曾有多少被認為是“形跡可疑”的人遭到逮捕，被認為是“浮浪者”的失業工人也同樣不斷遭到逮捕，被認為是“經濟犯”的貧苦人民更是要遭到逮捕。特別是在敵偽末期所謂“經濟犯”的人數為最多。因為日本帝國主義對東北食糧的掠奪，首先就實行了糧穀配給製度，人民因為吃不飽，要活下去，就得想法私自買賣。尤其是大多數的窮苦勞動人民，為了一家的生活，怎能不設法弄些糧食呢？但是這些萬惡的偽警察，就以抓“經濟犯”為名，有的沒收了糧麵，有的連人帶糧一齊帶走，甚至嚴刑拷打、投獄和判罪。
這都是所謂“皇帝陛下的警察官”的罪惡，也就是身為大漢奸頭子——偽皇帝的我的罪惡。
（七）關於司法方麵
日本帝國主義為了掩蓋它的侵略行為，它就必須把偽滿在外表上偽裝得像一個所謂“獨立國家”，並且在組織上形式上偽裝像一個法治國家的模樣，來實施它掛羊頭賣狗肉的殘酷鎮壓、屠殺和奴役我東北人民的所謂司法製度。在偽政權成立同時，設立偽司法部和法院檢察廳等暴力機關。這個司法製度，關於司法行政方麵，由偽司法部來執行，關於審判方麵，則歸我直屬的偽最高法院和最高檢察廳及它以下各級法院檢察廳來執行。在偽法院中有偽最高法院、偽高等法院、偽地方法院和區法院。在偽檢察廳中，有偽最高檢察廳、高等檢察廳、偽地方檢察廳、和區檢察廳，以此構成為所謂三審的審判製度。
現在說一說偽司法部和各級法院、各級檢察廳的關係。對於預算和人事任免等歸偽司法部統一辦理，對於各級法院的審判案件和各級偽檢察廳偵訊案件時，名為不受其他的幹預，但是在重要案件審判終結後，偽法院必須報請偽司法部備案，有不合法律條款時，可以使其更審；偽檢察廳檢舉重大案件時，必須征求偽司法部同意後，方可施行。對於處極刑者必須經過偽司法部大臣的批準。這就是說，敵偽操縱著殺人壓迫人的機器為所欲為，也就是說，偽司法部大臣對於各級法院、檢察廳有監督權，尤其是有關所有司法的各種罪惡的政策法令，都由偽司法部大臣提案，經過我的裁可以後才公布實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