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轎輦裏麵學問多 官員的出行（二）
然而人之惰性習於安逸，當官做老爺者尤甚，從《清朝文獻通考》的有關記載看，滿族官員不許乘轎的禁令在康熙時就已被突破，朝廷的應對之道是認可事實，再追加隻許在皇城外乘四人暖轎一條限製。到乾隆時，風氣益濫，特別是在天子目力不及的外省，連滿人武職乘轎亦成普遍現象，皇帝為此連發詔諭訓斥。但是隻要不動真格，僅靠三令五申是沒有用的。福康安是乾隆的親信，長年統兵，“其出師督陣亦坐轎，須用轎夫三十六名，輪替值役，轎行如飛”。《紅樓夢》所反映的正是乾隆時代在京旗人中的仕宦家族生活，有關乘轎的描寫極多，秦可卿出殯時，秦邦業的官職不過是營繕司郎中，距“大臣”還遠得很，居然也坐著轎子來送葬，可見八旗子弟的腐敗趨勢。
總體上看，曆代政府關於官員乘行工具的製度總是在前緊後鬆的周期性輪回中被不斷突破；與此相應，在規格裝飾及儀從等方麵的“逾製”、“僭越”，也呈現出一種每況愈下的趨向。比如明代製度，三品以上官員許乘雲頭（雲狀的裝飾物）青幔的轎子，老疾庶民的轎子平頂皂縵，禁用雲頭，而且禁止用紅漆。但到了晚明連縣丞主簿、幕屬小官亦“無一騎馬者”時，官民的轎製界限自然被衝毀，尤其是在奢侈風氣上漲的江南，丹漆彩縵、雲頭飾頂的華轎時常可見，還特意稱為“官轎”，孰知京師裏的官轎也沒有這等氣派，而坐在轎廂裏的多是大亨闊老及其眷屬，並非現職官員。
晚清的“逾製”比晚明尤甚。清製，三品以上官員許坐綠呢大轎，儀從有杏黃傘一把，飾以圓金的青扇兩把，旗槍六根，金黃棍兩根等；四品以下官員許坐藍呢大轎，道、府級別可用杏黃傘一把、青扇一把及回避牌、肅靜牌各兩麵等；州縣正官和府佐貳官則隻許用藍傘、青扇各一；到州縣佐貳這一級，隻有藍傘一把、銅棍兩根，教諭、訓導等學官則連銅棍亦沒有。但是到了清代後期，這些製度無一不被踐踏在地。腦滿腸肥的“大款”先花錢捐一個道、府級別的四品官銜，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坐藍呢官轎了。如果還想過一下官癮，再花錢運動一個指省候補，又可捐二品頂戴，跟著再換成綠呢大轎，竟可同督撫的乘具媲美了。
說到儀從製度上的“僭越”，人們隻需從《點石齋畫報》一類的寫實性報道中便可直觀：一個七品知縣出行，前有夫役鳴鑼開道，加一把在京城裏隻有王公敢用的紅傘，官轎前後各有頂馬、跟馬，左右兩邊持棍的、打扇的、掮官銜牌和回避肅靜牌的、把轎杠的衙役，足有數十個，對比前述製度，這些儀仗用品的項目和數量都已遠遠突破規定。騎頂馬、騎跟馬的差官戴的帽子，亦多違製。道光十四年（1834），湖北黃陂知縣章雷因乘轎失儀被同縣學官向巡撫檢舉，順便把差官“僭用”素金頂戴的問題也抖露出來。結果是章雷按違製律杖一百後革職，其他涉案人員分別處理。此是鴉片戰爭以前的事，深層次的起因還是學官與縣官窩裏鬥。迄戰爭以後，吏治愈壞，似這種現象在基層官場上就是習以為常了。《官場現形記》裏有一段蘄州吏目（典史）隨鳳占上任的描寫。吏目是九品雜職，按製度隻給兩片竹板開道，連打一把藍傘的資格亦無。可隨老爺還嫌僅有把藍傘不夠好看，便以別人向他借錢時用作抵押的一張五品翎頂獎劄當“本錢”，又做了“蘄州右堂”、“賞戴藍翎”等四副官銜牌，預選吉日接鈐上任，“到了這天，地保辦差，招了無數若幹的化子，替太爺打著傘，扛著牌；又弄了兩個鼓手，一個打鼓，一個吹嗩呐，一路吡哩叭喇冬，一直吹進了衙門”。在知道底細者的眼裏，不啻是“猢猻出把戲”。
當上大官政府配車，要撐體麵自己備車。一般官員有無公車可乘，要看不同單位的機關效益。
古代官員的乘行工具由誰提供？從史料中的零星記載看，兩漢的辦法是二千石或千石以上的中高級官員，都在受印後即由國家配給專車。《漢書》記朱買臣拜為會稽太守的當天，“長安廄吏乘駟馬車來迎”，說明自有一套機構按程序在操作。基層政府的情況，似是各衙署都備有官車，劉邦當亭長時交的朋友夏侯嬰就是沛縣的官車駕駛員。但數量有限的官車隻能保證機關主官和佐貳乘用，其他屬員若要擺乘車派頭就隻能自備了。《漢書·蔡義傳》記蔡義在大將軍幕府供職，同僚都有自備車，唯其“家貧，常步行”，後來“好事者相合為［蔡］義買犢車，令乘之”。又謝承《後漢書》記，“許處家貧，為督郵，乘牛車，鄉［人］曰‘軺車督郵’”。又兩漢魏晉的官吏因老病離任時，原在衙署有“送故”慣例，所贈禮品中有時也包括車馬。此外，史書上常有君主特賜致仕老臣安車駟馬的記載。凡此，都證明官車是國家所有製性質，高級官員的專車也無例外。
南北朝的製度基本上沿襲兩漢，《通典》卷六五記，“後魏庶姓王侯及尚書令、仆射以下，列卿以上，並給軺車駕一馬”；南朝梁“二千石四品以上及列侯皆給軺車，駕牛”（《南朝梁會要》），都是高級官員統一配備專車的明文規定。隋朝配車的範圍擴大到“自王公已下至五品已上並給乘之”，此是社會經濟發展的成果。唐宋製度百官乘馬，《夢溪筆談》記宋真宗時的宰相王旦作風粗疏，曾有一位替他控勒馬韁的役卒，因役期已滿向他辭別，他搞不清楚此人是誰。等役卒轉身離去，他恍然而悟，忙叫其回來，送給他不少錢物。原來此人每天為宰相勒韁控馬，王旦隻看到其背部，沒看清過其麵孔，這會兒因其轉身離去，又看見為自己熟悉的背影，才弄明白到底是誰。由這個故事分析，王旦騎的馬是公家提供的，連控卒也由公家配給。《春渚紀聞》裏記有一則劉貢父的軼事，說他剛進館閣任校勘時，因“俸入儉薄，不給桂薪之用”，買一匹騾子代步。這樣看，唐宋的情況與兩漢差不多，機關裏的公馬隻能確保主官佐貳騎乘，校勘官是屬員，就未必攤得上每人一匹了。反之，中書、門下、尚書三省的高級吏員，倒是有官馬供其執行公務時騎乘的，《宋會要輯稿》稱：“三省胥吏，歲累優秩，日給肉食，月享厚祿，寒暑有服，出入乘官馬，使令得營卒。”兩宋的高級吏員，政治和經濟待遇上本身就可視同一定品級的官員，何況又供職最高級的中央衙署。照此分析，除高級官員有專門配備外，一般官員乃至書吏能否有乘行工具使用，及其優劣多少的差別，還因供職部門的不同而異。像劉貢父上班的館閣屬於清寒的文教單位，“機關效益”不會好，假使在收入豐厚的三司或保證供給的三省上班，就不至於自己買匹騾子代步了。
天高皇帝遠，池淺王八多：“縣長”的轎車比“部長”還威風，“司機”的嘴臉比老爺更厲害。
這種實際情況，再配合有關規定，最稱實惠的就是地方官員了。以明清為例，製度上對京官乘轎車多有限製，中央各部司的官轎及轎夫配備，就隻能優先供給高品階的部門主官了。即使到了漢官不拘品階都可乘轎的清代，以及滿官亦多違製乘轎的乾隆以後，由於京朝部司主官起碼得三品，所以四品以下的官員若要擺四抬大轎或二人小轎的排場，必須自己掏錢。如康熙時的著名文學家查慎行，官翰林編修，又入值南書房，算是皇帝機要秘書班底中人。可是他品階很低，所以在其《南齋日記》裏，便有“付轎夫七日工食，文銀四兩”的記錄。《蕉庵隨筆》稱清朝開國後，雖然準許漢大臣乘轎，唯都城區域廣大，官員住宅距供職單位都很遠，若要乘轎上下班，得準備兩班轎夫中途替換，一班轎夫抬轎時，另一班乘大板車隨後。計算下來，養一乘轎子的年度開銷總得要數千兩銀子。像查慎行這等正在皇帝身邊走紅的人，會有“恩賞”可以調劑。一般的京官，縱有地方官以“冰敬”“炭敬”“車馬費”等種種名義補貼，但欲長年維持這個體麵，確是不輕的負擔。所以據《清稗類鈔》介紹，雍、乾以後，很多京官都改乘騾車了，比乘轎省得多，“至同治甲子，則京堂三品以下無乘轎者……光、宣間，貴人皆乘馬車矣”。還有一些要撐體麵的官員，綠呢大轎保留著，放在宅第的轎廳裏，需要顯示一下派頭時，可以花錢去轎行雇轎夫來臨時抬轎，這就像現在有些要擺闊的人，車庫裏總有一二輛高級轎車放著。至於支撐三品以上繼續乘轎的保障，說到底還是各機關的公費支出。
放到地方上就完全是另一種局麵了。四五品官在京師是司處級屬員，外放就是司道級長官；六七品官在京師是起碼貨，外放就是州縣的正堂。各自的衙署裏，都有完全公費的官轎轎班和成套儀衛提供。《太湖備考》卷四記，僅一個五品同知的名下，就有每人公費開支工食銀六兩的轎、傘、扇夫七名，此為經費預算內的編製定額，編製外的“白役”還不算。再講開去，同知還是佐貳官，若是六七品的州縣正堂，百裏之內，唯我獨尊，比佐貳還要威風，其詳情前麵已說過，不再贅述。
無論乘車乘轎，其實生活中給世人印象最惡劣的角色，大多是禦手、轎夫這些長官的“駕駛員”。《晏子春秋》中晏嬰的禦者駕車時比乘在車上的相國還神氣，《後漢書·酷吏列傳》中湖陽公主的驂乘敢與首都市長（洛陽令）叫板，皆為史書中出名的形象。至於明清時官轎輿夫在民眾麵前氣焰熏天的故事，案例匯編、筆記稗官及《圖畫日報》等時事報道裏經常可見。借用鄧雲鄉先生的原話：“他們抬了官街上跑，所過之處的各家商販都要按月給他們斂錢，逢年過節還要特別多。要抬著官下鄉，那地方上就更加要孝敬他們了。街上哪家商號、攤販得罪了他們，他抬著轎子，故意撞到你攤子上，不但踢壞你的東西，還要問你一個‘冒犯衝撞’的罪。至於抬的是大官，什麽欽差等類的官，那轎夫到了地方上就更驕橫的不得了。”（《紅樓識小錄》）此即狐假虎威之謂。不過神氣慣了，難免有走眼的時候。清人筆記載工部尚書王廣蔭乘轎上朝，行至正陽門，前麵有一輛騾車，禦手按韁徐行，正好擋著道。王尚書這一邊的“狐爺”不問青紅皂白，揮鞭就打，孰知騾車廂裏鑽出一位戴珊瑚頂的爵爺。嚇得王大人忙降輿謝罪，最終以“敬呈藥資”二十兩白金給對方“療傷”了結。